电视模式中的新中国品牌和文化身份建构

曾温娜⁽¹⁾

【摘要】　作为自2000年以来迅速发展的电视类型，电视模式具有双重特征：全球特许经营和本地化市场的要求，决定了在本土市场进行文化身份的重塑是十分重要的。对于这一本土形象塑造的过程，有学者认为是西方国家的文化霸权和文化同质化在全球范围内肆意进行的证据，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本地市场的“国家”以及其文化在这一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研究运用内容分析法和深入访谈，对中国当红的儿童节目《爸爸去哪儿》进行抽样分析，同时采访制作团队成员，进而探讨中国电视节目如何对新时代下的父子关系进行重新塑造。本研究对中国当下的电视模式制作和文化身份、国家形象在电视节目中的体现有所贡献。

【关键词】　电视模式、国家形象、文化身份、身份构建、父子关系

国家形象和文化建构是紧密相连的，特别是当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国际形象”成为国家软实力的一个体现。在国际传播中，国家不仅仅建立政治、经济形象，还有文化形象，特别是通过媒体产品进行传播的个体、群体形象。在这一类的形象传播中，电视作为大众文化产品，是一个展现、观察该国国家形象和软实力的载体。在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中，本国文化的形象塑造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国家软实力。在这其中，电视模式的节目作为一种外来引进的产品成为重构国家形象和文化身份的一种电视类别，特别是描述该国典型形象、关系、身份的电视节目，比如，描述父子关系的真人秀节目。本文从微观的角度，分析一档父子真人秀的节目内容，用文化混杂性的概念理解文化身份在电视节目中的构建过程。

一、文化产品中的全球化

全球化的概念一直与“文化帝国主义”或“文化同质化”联系在一起。然而，混杂性的概念为理解全球化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逻辑，它不仅用于解释一种方式的同质化或文化多样性，更是运用于一个更复杂的现实世界。Homi Bhabha在后殖民主义理论中发展了文化混杂性（hybridization）的概念，他认为混杂是在不同文化相遇时创造出的第三空间，这一过程不是简单文化混合的过程。按照这种逻辑，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强调当地的抵抗不容忽视。在Homi Bhabha的观点中，他更多关注语言和文学的混杂，而不是权力关系，因此，其后来者更多地探讨这一概念在不同文化和国家之间权力差异的运用。早期的文化和媒体帝国主义研究认为，文化混杂是对文化的线性强加，这种文化遵循一种路径，也就是从强大的工业中心到弱势或边缘地区的流动。然而，混杂还涉及当地人对殖民主义的抵抗，这使得许多原始种群能够生存。被称为“混杂”的有两种主要形式：“第一，真正的新混合物，第二，多层文化之间的关系。”这种主张可以在拉丁美洲和亚洲等几个区域的不同文化合作产品中找到证据。无论是地区还是国家，第三空间的诞生或混杂都需要一些条件：“产生于辩证话语和反思互动的过程，通过这种过程，思想、价值观和意义发生冲突，并进行协商和再生”否则，两种简单文化的混合只能被视为文化混合物，而非文化混杂（cultural hybridization）。

作为全球文化混杂的案例，电视模式主要涉及外国电视在本国地区的改编。早期经常被提起的一个例子是墨西哥电视节目Telechobbies。当地制作人从英国的模式节目Teletubbies学习到了主要创意，并自己创建了本土版本Telechobbies，其中添加了墨西哥当地文化元素以适应当地市场。该节目不仅仅是一个混合物，而是创造了一个融合了本地和外国文化的新电视产品。另一种形式的混合发生在受众的文化消费中，这代表着“在国家内部，高文化和流行文化之间以及地方、国家和进口文化传统之间的斗争”。混杂作为一种模式和概念，可以帮助学者在全球化和现代性的过程中理解文化产品的地理意义。

在与媒体研究混杂相关的研究中，亚洲地区和拉丁美洲都将自己定位为混杂区，其中包括日本、中国香港地区和韩国。韩国流行文化的案例勾画出“混合是否创造了第三种文化，以及嵌入当地流行文化的混合是否可以减少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在文化领域上的不对称权力关系”⁽²⁾。在国际文化产品贸易期间，韩国音乐或电视节目作为一种逆流出口（contra flow）到国外。韩国电影和在线游戏将混杂性过程（hybridization）作为最重要的生产策略之一，以渗透全球和区域市场。韩国电视台从日本节目中汲取西方技术和高级文化的呈现，但混合了自己的传统，使韩国电视节目成为亚洲和西方的过渡型的电视节目。韩国浪潮从2000年开始成为一种现象，随着文化产品的不断增多，电视剧模式进口到亚洲内部的不同国家，特别是中国。当韩国文化产品在不同地区本土化时，文化相似性要求当地生产者通过内容重新设计来调整原始版本，换句话说：文化重构。其中包括对剧情、对人物身份认同等进行一个全过程的重塑，以达到符合本国受众所期待的形象。

二、电视模式本土改造的混杂过程

电视模式“具有不同元素的节目，是可以出口销售并许可经营给其原产国以外的制作公司或广播公司进行本地改编”⁽³⁾的一种电视类型。这其中，生产宝典被认为是全球特许经营的重要因素，并作为本地团队进行改编的操作指南，详细介绍了所有的生产信息。当一个本地电视机构购买外国节目并倾向于改变它以吸引当地市场时，模式改编的过程就会发生。一般情况下，一个模式节目的固定规则是不会根据当地市场而改变的；相反，核心价值和节目形式是会被贯彻到各个本地市场中。但是，节目中的各类微观关系，比如，真人秀中的人物特征、社会关系，会根据不同地区的政治或文化因素进行改编，以适应本地市场的需求。这一过程应“尽量减少文化障碍，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受众，管理不可预测的事件，以确保有时限的工业流程可以顺利进行”。

在中国，电视模式行业经历了克隆和获得许可经营的阶段，其中伴随的是国家颁布的不同阶段对电视节目进口和生产的相关规定。在中国电视人中，有一些人更喜欢西方的节目，如上海文广，而另一部分人，如湖南卫视，则开启了进口韩国模式节目的趋势。作为中国主要卫星频道之一，湖南卫视在2010年之后开始引进韩国电视节目，如《我是歌手》和《爸爸去哪儿》，后者在中国获得了同类型节目第一的收视率和重要的社会影响力，引起了社会对中国父亲和家庭的大量讨论。

《爸爸去哪儿》是最受欢迎的电视模式节目之一，也是中国电视史上第一部成功的真人秀节目，因此本文将此真人秀作为一个值得探讨的案例进行研究，探讨如何通过亚洲内部的文化混杂来改编现代中国的电视模式。第一，这是一档成功的真人秀；第二，其对父亲身份的建构在当代中国社会具有重要的讨论价值；第三，模式节目提供了一个理解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本地生产的载体。本研究主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韩国版的《爸爸去哪儿》是如何被改编的？第二，改编的过程如何体现文化混杂性？本文通过文本分析和访谈，对《爸爸去哪儿》的前两季进行抽样分析，其中韩国抽样50集，本地化版抽样12集。通过与中国主要生产商和专业人士的深入访谈，本文对数据进行了解释和补充。

这一节目中对父子（女）关系和父亲在家庭中的角色构建可以追溯中国对父权社会的建构。由于这一节目源自韩国，因此，对韩国文化的探讨也不可避免，一些学者更是认为韩国文学本身就是文化混杂的结果。本文在分析《爸爸去哪儿》中的父亲形象时，将韩国、西方文化纳入研究背景，认为节目中对中国爸爸的塑造是一个三重文化混杂的结果。

三、《爸爸去哪儿》和家庭重建

《爸爸去哪儿》是2013年1月在韩国MBC电视台播出的真人秀节目，参加人员包括5位名人父亲和他们的孩子，父亲的职业包括歌手、电影演员、电视节目主持人和足球运动员。这些父亲要独立照顾孩子，并带着孩子在农村集体住宿。在露营期间，父亲们必须照顾孩子，并与他们一起完成意想不到的挑战。该模式节目于2013年和2014年出口到中国、俄罗斯和越南。韩国的《爸爸去哪儿》拥有大量的收视率，因为它为观众提供了一个观察现代家庭中“父亲”角色的难得机会。这些名人父亲在原始节目中表现幽默，喜欢自嘲和捉弄自己的孩子。虽然在节目的第一集就说明这一节目是为了回答一个好父亲的定义，但韩国版的《爸爸去哪儿》的娱乐性强于其教育性。根据韩国导演在采访中的说法，韩国电视是根据8:2的原则来制作电视节目，也就是节目内容只有20%是教育性质的，而另外80%是娱乐。在韩国《爸爸去哪儿》方面，制作人也遵循了这个逻辑。

2013年10月11日，这个电视模式被湖南卫视购买，并在周五晚上10点播出。该节目占据了中国娱乐节目历史上最高的收视率，为5.3%。据《中国青年报》报道，74.1%的电视观众观看这一节目是因为他们想知道其他父亲是如何教育孩子的，而只有25.9%的人认为他们是被名人效应所吸引。这也说明，“父亲”这一形象的探讨在中国具有普遍性，其中包括不少女性观众。中国版《爸爸去哪儿》所塑造的从“大男人”到“暖男”的转变过程，与观众，特别是女性观众产生了共鸣。

与中国版《爸爸去哪儿》相比，韩国版里的爸爸有所不一样。韩国父亲常常向观众自嘲，甚至说出他们的隐私，这在中国是非常不可接受的。在节目开始时，Yoon Hoo的父亲说：“我在六月结婚，我的儿子在十二月出生……（观众的笑声）……我想现在很常见。”与韩国版《爸爸去哪儿》中父亲的娱乐形象相比，中文版在自我介绍中，则改编成显得更严肃的风格。石头的父亲、电影演员郭涛在节目一开始时说：“我不是一个好父亲”，而王诗琳的父亲、电影导演王岳伦则承认：“我不是一个专业的父亲。”他们的答案都给了我们一个严肃的画面，传递的信号是，他们非常了解一个好父亲应该怎么做，但他们没有资格称为好父亲。这种带着羞愧的、学习的态度常常贯彻在整个节目中。从故事的开头到结尾，中国父亲往往比韩国父亲更严肃，当然这其中也有他们是首次接触父子真人秀节目的原因。

中国版《爸爸去哪儿》并不是第一个描述父亲的电视作品，然而，其他产品中的父亲形象大多被描绘成严谨的、威严的，如历史剧中的《雍正王朝》，或电影中的懦弱和无助的父亲，如《生活》中的“富贵”。父权的两极分化源于封建社会中的儒家价值观，无论父亲是皇帝还是农夫，他是家里唯一的权威。然而，父权的形象不仅仅根植于儒家价值观，而且还受到社会变革的影响。

《爸爸去哪儿》中出现的父亲都是在20世纪70年代甚至80年代之后出生的，当时中国参与现代化进程，并经历了全球化对社会的改变。这些父亲在充满矛盾和冲突的时期中长大，生活中具有历史和传统内在赋予的力量；而西方的价值观和文化也遍布整个世界，穿插于其中。因此，这些父亲与老一代的形象不同。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变化是，中国女性越来越独立，在谋求与男性更加平等的地位，特别是在家庭中。事实上，这个时期的中国正处于一个由内部和外部原因共同促成的父亲和家庭关系、形象的重建时期。

四、《爸爸去哪儿》的中西文化混杂

韩国《爸爸去哪儿》的创作不仅代表韩国的价值观，也代表了西方文化在韩国留下的烙印，是韩国传统价值、日本产品技术和好莱坞混合的结果。结构混杂性的概念认为，生产方式的阐述可以被视为混杂的原则。作为典型的韩国电视节目，韩国版《爸爸去哪儿》提出了几种不同的混杂结果，例如，语言、音乐和文化的混合。当韩国版《爸爸去哪儿》在中国进行改编时，中国版主要进行内容的重新设计和父亲形象的重建。

中国版《爸爸去哪儿》创造的男人新形象被称为暖男，意为体贴、温暖的男子。在父亲角色里，“暖男”一词用来描述那些以温和的方式照顾他们的妻子和孩子的男人。这个词起源于韩国戏剧，描述那些爱上贫穷但漂亮女孩的男人，这种角色往往在戏剧中被赋予富有、英俊等美好的品质，也就是一种王子和白雪公主的传统故事。中国媒体使用这个词来描绘他们报道中男性的理想形象。在那些戏剧中，暖男是一种幻想，这不是真实的，而是给观众，特别是女性带来希望。当韩国版《爸爸去哪儿》在中国改编时，这个词由制片人重新定义，并由其中一位父亲，也是模特张亮在节目中呈现出来。

在节目开始时，张亮并没有得到如此多的关注，因为他并不像其他人那样出名。然而，从第二集开始，张亮的位置变得更加集中。当他的儿子厌倦了行走时，他用肩膀扛着儿子，真实展现了中国男人力量的一面。当其他孩子面临困难时，张亮总是试图帮助，这与另一位父亲更护着自己的孩子形成对比。当其他父亲在做家务时，张亮总是以专业的方式做饭，因为他以前是一名厨师。在播出期间，数百万观众关注张亮的社交媒体账号，他被认为是新的超级父亲，被中国媒体称为“暖男”。但是韩剧中的男人和中国爸爸的“暖男”定义是不同的。前一个是关于浪漫和幻想的爱，而后一个是更现实和关于家庭的爱。

事实上，中国版《爸爸去哪儿》的制作人是有意识地将父亲的新形象设计为暖男。与张亮相比，中国版《爸爸去哪儿》通过自我发现的过程将其他人作为其他中国家庭风格的参考。郭涛是一位严格的父亲，他在这个节目中，从开始的权威转变为和谐、松弛。这一形象塑造的过程是群体父亲的一个代表。其他的父亲也被塑造成这样的一个对比参照物，比如，不会照顾孩子的王岳伦和虽然有耐心但是仅关心自己孩子的林志颖。另一个更接近张亮的角色则是田亮。在这五组父子（女）关系中，本地制作人使用“其他人”作为参照物，来重建父亲的另一个形象——暖男。在节目的最后，大多数父亲更接近理想父亲的代表：张亮。张亮的受欢迎程度不仅达到了孩子们的期望，也受到那些正在寻找更温柔、更有担当的丈夫的中国女性的欢迎。在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中，越来越多的女性在家庭以外的事业或其他领域作出了贡献，因此她们要求丈夫对家庭承担更多责任。总而言之，在爸爸的改编过程中，文化混杂通过重建父亲来概念化。韩国文化并非过度西化，而是将东西方文化与“爱情”“娱乐”和“笑话”等关键词融为一体，而中文版《爸爸去哪儿》则创造了一个坚定的立场，即“开放的”父权。

五、结论

在全球化时代，有学者认为全球化导致文化同质化，而其他学者则相信其带来的文化多样性。混杂性的概念为理解全球化，特别是文化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和植入提供了一个分析和思考的逻辑。这种逻辑被定义为“形式与现有实践分离，并与新形式重新组合的方式”。简单地将混杂性模式作为一种结果来理解是不够的，毕竟现今的很多文化产品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然而，这其中的过程体现出的多种文化的混杂及出现的一种适合本地市场、本国文化的产品，以及其所代表的国家形象是值得探讨的。本文提供了一个体验和检验文化混杂性的案例，特别是当外来文化冲击的时候，本国文化产品生产者是如何塑造人物形象，以及呼应本国社会情况的过程，是值得探讨的。

在文章分析的案例中，韩国版《爸爸去哪儿》本身就是文化混杂的结果，韩国文化产品受到好莱坞语言、音乐和日本技术的影响，但仍然具有强烈的韩国价值观，特别是家庭价值观。这种混杂之下诞生的新产品，为全球化背景下理解东亚文化下的区域性提供了借鉴。中国版《爸爸去哪儿》的成功为我们提供了两种形式的混杂：题材和身份。作为中国第一个成功的真人秀节目，这一节目创造了一种新的真人秀节目方式，它是表演和自然拍摄的结合。在这一节目之后，中国电视人制作或播放了几个真人秀节目，均采用“演”和“本色”的两者结合，这与韩国版本有着极大的区别。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节目提供了一种新的中国父亲形象：暖男。这一形象的树立有其历史原因，比如，中国女性的需求、国家政策上对开放二胎的改变。简单来说，中国的父亲需要这样的一个新形象，特别是荧幕上这样一个形象。这个形象和韩国原版中的父亲形象有所不同，更加符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求。总而言之，《爸爸去哪儿》的改编是一个文化混杂性过程，创造了一个新的父权形象，制定了真人秀节目的新规则，培育了新的女性粉丝，进而建立了一个新的中国形象。然而，这个新形象是否有助于现实社会中的身份变化，也就是“父亲”这一角色是否如同真人秀那样在现实生活中有了转变，还是仅仅是媒体创造的幻想，还需要更多的受众研究来作进一步的验证。

参考文献

[1] Anandayuhee. (2013). New MBC Variety Program: Where Are You Going, Dad?. Retrieved February 9, 2013, from http://anandayuhee.wordpress.com/2013/02/09/new-mbc-variety-program-%EC%95%84%EB%B9%A0-%EC%96%B4%EB%94%94%EA%B0%80-dad-where-are-you-going-review-character/

[2] Bhabha, H. (1994). The Localization of Culture, New York: Rougledge.

[3] Canclini, N. G. (1995). Hybrid Cultures: Strategies for Entering and Leaving Modern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4] Jin, Y. (2013). Hybridisation of Korean Popular Culture: Films and Online Gaming. In the Korean Wave: Korean Media Go Global, edited by Kim, Y., 148-162. Routledge: New York.

[5] Kraidy, M., (2005). Hybridity, or a cultural logic of globalisation.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6] Lantzsch, K., Altmeppen, K., & Will, A., (2009). Trading in TV Entertainment: An Analysis. in TV Format Worldwide: Localizing Global Programs, edited by Moran, A., Bristol: Intellect: 80

[7] Moran, A., (2006). Understanding the Global TV Format, Bristol: Intellect.

[8] Moran, A., (2009). TV Format Worldwide: Localizing Global Programs. Bristol: Intellect.

[9] Nederveen, P., J. (1995). Globalisation as hybridisation.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9(2), 161-184.

[10] Rowe, W., & Schelling, V., (1991). Memory and Modernity: Popular Culture in Latin America. London, Verso: 231

[11] Ryoo, W. (2009). Globalisation or the Logic of Cultural Hybridisation: the Case of the Korean Wave.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2): 137-51

[12] Shim, D., (2006). Hybridity and the Rise of Korean Popular Culture in Asia. Media Culture Society, 28(1), 25-44

[13] Schmitt, D., (2005). Workshop lecture, International Television Format Trade. In Quantifying the Global Trade in Television Formats. June 9-12, Palma de Mallorca. Spain: Erich-Pommer-Institute.

[14] Straubhaar, J. (2007). World Television: From Global to Local. L. A.: Sage.

[15] Sun, Z. (2014). 75% of Audience Believe the Popularity of Where Are We Going, Dad? Reflects the Anxiety of Family Education in China. China Youth Daily: 07/02/2014. P7

[16] Wang, G & Yeh, E. (2005). Globalisation and hybridisation in Cultural products: the cases of Mulan and 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8(2): 175-93.

(1)　曾温娜：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助理教授。

(2)　Jin, Y. (2013). Hybridisation of Korean Popular Culture: Films and Online Gaming. In the Korean Wave: Korean Media Go Global, edited by Kim, Y., 148-162. Routledge: New York.

(3)　Schmitt, D., (2005). Workshop lecture, International Television Format Trade. In Quantifying the Global Trade in Television Formats. June 9-12, Palma de Mallorca. Spain: Erich-Pommer-Institu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