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1902年，鲁迅前往日本留学，一去就是数年。有一天，鲁迅和好友许寿裳走在街上，看到一位日本妇女，手里抱着一个小孩，身边还跟着两个小孩，他们就热心地帮这个日本妇女抱了一段孩子。好巧不巧，这一幕被熟人看到并辗转传回绍兴。消息传到鲁迅母亲耳朵里时，就变成了“鲁迅在日本娶了日本女人，还生下了孩子。”母亲一听就急了，谎称自己病重，要儿子速速回国。

当鲁迅心急火燎地赶到家时，迎接他的却是一场几年前就定下来的包办婚姻。对方是一个名叫朱安的女子，比鲁迅大三岁。绍兴的风俗，女大三，抱金砖，母亲的愿望很简单，儿子年岁不小，希望他早点成个家，再生几个孩子。

鲁迅没有拒绝母亲的安排，早已接受了进步思潮的他尽管心中一万个不愿意，也不会违逆母亲。他对母亲满怀尊敬与感恩之情，极为孝顺。鲁迅出生于官宦人家，家境殷实，在他13岁时，祖父被卷入一场科举弊案被判斩监候，不久父亲又病死，生活突然陷入困顿。母亲一个人拉扯着几兄弟辛苦度日，即便如此，她借钱也要供三兄弟上学，让他们受到最好的教育。除了母亲的原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当时的封建社会旧礼教之下，女子如果被夫家退回，自己和家人都会受到耻笑，或者忍辱偷生一辈子，或者愤而自杀无辜送命。

1906年7月6日，26岁的鲁迅听从母亲的安排，娶了29岁的朱安。他木偶一般完成了婚礼，新婚第二日天不亮，就搬到了书房，第三天返回日本，终其一生，都没有和朱安圆房。时代的变革给人的思想带来冲击，人们对精神上的要求越来越重视。此时的鲁迅已然弃医从文，希冀唤醒国人麻木的灵魂，朱安只是一位目不识丁的传统中国女人，两人之间的距离不言而喻。

鲁迅自被迫结婚起，就封闭了自己的感情，打算这辈子就这样牺牲给旧礼教。可是命运又怎会待他如此不公，17年后，鲁迅遇到了小他17岁的许广平，他灰色的绝望的生活突然照进了一道明亮的光。

许广平出生于广州的一个士大夫家庭，祖父许应骙是清政府官居一品的要员，家族里人才辈出。可气的是，她出生仅三天，就被不负责任的父亲在酒席上以“碰杯为婚”许给了一户横行乡里的劣绅。许广平懂事之后，坚决反对这门亲事，强硬地要求退婚，几经周折，甚至惊动了官府，才退掉了这门亲事。1917年，许广平北上天津投奔姑母，并考入天津女子师范学校，后于1922年考入国立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此时鲁迅恰好在这所学校兼职授课。

当时鲁迅已经是名声在外，“写《阿Q正传》的鲁迅先生要来给大家上课了！”人们对这位赫赫有名的先生怀着好奇之心，期待见面的那一刻。1923年10月13日，在二年级的教室里，上课的铃声刚刚响过，同学们还没坐定，一个黑影一闪，一位个子不高的先生就走上了讲台。坐在第一排的许广平，首先注意到的便是他那有两寸长的头发，粗而且硬，笔挺地竖立着，真当得“怒发冲冠”的一个“冲”字。她一向以为这成语有点夸大，看到这头发，也就恍然大悟了。“那褪色的暗绿夹袍，褪色的黑马褂，差不多打成一片。手弯上、衣身上许多补丁，人又鹘落，常从讲坛跳上跳下，因此两膝盖的大补丁也是遮盖不住……”

这位囚首垢面的先生，就是鲁迅，想不到竟然是这个邋遢样子，小姐们哗笑了：“怪物，有似出丧时那乞丐的头儿！”

一个人的衣着打扮，往往能反映他的内心世界。鲁迅此时身兼数职，收入颇丰，他如此不修边幅，放弃形象其实是内心状态的一种折射。他曾给自己选过一个号——俟堂，意思是待死堂。表现了他深藏在灵魂深处的孤寂，对感情生活不抱希望的悲哀。

当鲁迅开始讲课之后，人们的神情变化了。教室里鸦雀无声，听他把从不知道的知识娓娓道来，他常常在讲义外，讲一些例子，关键之处，他又喜欢幽默地画龙点睛似的一点，引发全教室中一片笑声。正听得入神，下课的钟声响了。同学们都感到这一堂课，时间特别地短。还来不及围着请教，人已不见了，像刚才的一闪而进那样，又一闪而去了。

“许久许久，同学们醒过来了，那是初春的和风，新从冰冷的世间吹拂着人们，阴森森中感到一丝丝暖气。不约而同的，大家吐一口气回转过来了。”这就是许广平对鲁迅先生的第一印象，直至多年后，她对此仍记忆犹新。

鲁迅对许广平的印象与别的女学生是不一样的，她个子很高，却总是坐第一排，同学们对鲁迅先生尊敬有加，却又畏惧。然而许广平在观察之后不但消除了畏惧感，还敢于和他亲近，对他“淘气”，乃至“放肆”。鲁迅觉得，这个女学生很聪明，有才气，常常用刚决的丈夫式的语气发言，与别的女学生十分不一样。

师生之间的情谊在教与学之间慢慢增长，他们相互之间的接触越来越多，了解也越来越深。难得的是，他们对很多事情的看法相当一致。

时任北师大校长的杨荫榆要求学生“只管读书，少过问政治”，把学生的爱国行为一律视为“学风不正”，横加阻挠。学校里从而发生了反对杨荫榆的风潮。作为北师大学生自治会成员之一的许广平对此忧心、苦闷，学生们不想任人宰割，又不知道出路在哪里，她希望能从学生们比较敬仰的教师中寻求指导，而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心里向着青年们的鲁迅先生。

她在同学林卓凤的鼓励下，写下了给鲁迅先生的第一封信：“现在执笔写信给你的，是一个受了你快要两年的教训，是每星期翘盼着听讲《小说史略》的，是当你授课时每每忘形地直率地凭其相同的刚决的言语，好发言的一个小学生。他有许多怀疑而愤懑不平的久蓄于中的话，这时许是按抑不住吧，所以向先生陈诉。”

写到这里，许广平有些许的踟蹰，先生会理睬她吗？他平时那么忙，很少在校，而且他是如何看待时下学潮事件的呢？可紧接着她就坚定了信心，她相信先生跟自己有着共同之处。她继续写道：“先生！他自信他自己是一个刚率的人，他也更相信先生（是）比他更刚率十二万分的人，因为有这点点小同，他对于先生是尽量地质言的，是希望先生收录他作个无时、地界限的指南诱导的！先生！你可允许他？”

许广平奋笔疾书，历数教育界某些人物的不耻行径，袒露自己的苦闷心情，恳求先生给以真切明白的引导。

鲁迅接到信后，拆开来看，他读了第一段，又看了落款，眼前浮现出那位个子高高，年龄在同学中有些大的女学生来。他在她的信里看到了青年急迫的呼救生，被她的真诚所打动。他提起笔来，开始回信：

“广平兄：

今天收到来信，有些问题恐怕我答不出，姑且写下去看……”回信很长，对许广平的提问逐一做了回答。

许广平接到信后，一口气读完，仿佛云开雾散，眼前展开了一条艰难而壮阔的人生大道来。她没猜错，先生和自己是如此的心意相通，丝毫没有矫饰、客套。

两个人通信多了，也渐渐熟悉了起来，有一天，许广平决定登门拜访，探一探鲁迅先生的“神秘窝”。1925年4月1日，许广平和同学林卓凤一起敲开了北京西三条胡同鲁迅的家门，两三棵枣树点缀着不宽大却整洁的小院，掀开北屋中间的帘幕，鲁迅独居的房间“老虎尾巴”里弥漫着一层雾似的烟，房间里十分简朴，最引人注目的是地上的一推烟头。先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写作的。从此许广平开始频繁地出入鲁迅的家，而他们通信的内容也悄悄发生着变化。许广平在信中称鲁迅为嫩弟弟，撒娇、耍赖、恋爱的感觉跃然纸上。

1925年5月7日，北师大校长杨萌榆开除了许广平等6名女生，鲁迅马上做出反应，公开发表了《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坚定地支持学生们。8月8日至8月14日，许广平因为学潮受到冲击，鲁迅把她藏到自己家中，直接保护了她。鲁迅的挺身而出迅速拉近了两人的感情。

鲁迅此时明白了自己对许广平的感情，但是在爱情方面，他一向是自卑的，他说：“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怕辱没了对方。”过了二十年有名无实的婚姻生活，面对不期而至的爱情，面对年轻的、充满活力的女学生，鲁迅是胆怯的、矛盾的，同时还有着种种顾虑。

与鲁迅的犹疑、被动相反，许广平勇敢而热情，敢于正视自己的感情，她向鲁迅表示：“我也遭遇过封建婚姻，但是我靠自己的力量挣脱了，我真正地爱过，也曾被人爱，而你呢，却从不知道爱情是什么。你为什么没有权利爱呢？”1925年10月20日晚上，在鲁迅西三条寓所的工作室“老虎尾巴”里，鲁迅坐在靠书桌的藤椅上，许广平坐在鲁迅的床头，果敢的许广平主动握住了鲁迅的手，鲁迅报以轻柔的紧握，他对许广平说：“你战胜了！”

许广平战胜了鲁迅，鲁迅战胜了自己，他在后来给许广平的信中写道：“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绝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样的人了，我可以爱。”他终于从封闭了二十年的感情囚笼里走了出来。

北京的政治形式越来越不好，鲁迅被北洋政府通缉，许广平也面临时毕业后的选择。人生的十字路口严峻地摆在这对恋人的面前。

鲁迅说：“北京如此黑暗，肯定还会不死不活地拖下去，换一个地方去教书也好。但教书的事，绝不可以作为终生事业来看待，因为社会不合理，政治太污糟，作短期的喘息一下的打算则可，永远长此下去，自己也忍受不住。最好一面教书，一面静静地工作，准备下一步的行动。”许广平的答复刚勇而明快：“对！大家好好给社会服务两年，—方面为事业，一方面也为自己生活积聚一点必需的钱，两年之后再见面。”他们订下了两年之约，如果两年之后还是没有变化，那么就在一起。

1926年鲁迅去了厦门，许广平去了广州，两人因为思念更是频繁地通信，感情也越来越深厚。鲁迅越来越耐不住这两年的时间，他想早一点和恋人团聚，此时，他下定了决定，“我就爱枭蛇鬼怪，我要给他践踏我的特权。我对于名誉，地位，什么都不要，我只要枭蛇鬼怪够了。”这里的“枭蛇鬼怪”是对许广平的昵称。1927年1月，鲁迅坐船从厦门转往广东中山大学当教务主任，结束了两人分离的状态。然而到了广州不久，广州政局突变，同年10月，两人辗转到了上海，正式开始了同居生活。

初到上海，鲁迅和许广平十分谨慎地处置自己的爱情，他们的同居没有采取任何形式，尽量地不声张。鲁迅对外宣称，许广平是自己的助手，帮助自己做一些校对的工作。当时的社会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大众的现代意识开始觉醒，一夫一妻制度逐渐深入人心。鲁迅经常与人论战，得罪了不少人，于是，各色人等开始大肆抨击他们，他们的私事已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料。

鲁迅关上起来过自己的日子，不管外面的世界怎样，直到1936年，在上海的十年，是鲁迅一生中最快乐最幸福的时间，他专心从事自己的写作，创作进入了高峰期，这十年间，他的创作远远超过前二十年。

他们就像两架机器，他在写作，她在抄写或校对。他多半值夜班，她值日班。仅有的机会才到外面散一下步。这两架机器就这样地工作着，生产出《而己集》《三闲集》《二心集》《奔流》《语丝》《朝花旬刊》……

1929年9月，他们有了一个孩子，鲁迅为他取名海婴，出生在上海的婴儿。从此他除了是一个温柔又调皮的丈夫，又成了一个心软又尽力的父亲。客人们到家里来，鲁迅总是把儿子抱出来给大家看，疼爱之情溢于言表。他的著名爱子宣言“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展现了与“横眉冷对”“怒向刀丛”等完全不同的鲁迅的另一面。海婴百日那天，他抱着儿子去上海最好的一家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取名为一岁和五十岁。

日子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过着，他们最喜欢晚上的时光，一灯在前，他伏案写作，她在一旁读书、做手工。倦了，大家放下工作，饮些茶，聊聊天，吃点零食，满足于这一天中的黄金时光。有时也会叫一辆汽车，溜到电影院去坐坐，买最贵的票，一是照顾许广平略微近视的眼睛，二是，看电影嘛，就是要高高兴兴的，如果坐到看不清楚的边远角落，倒不如不看。

1933年，鲁迅将自己与许广平在1925年3月至1929年6月间互通的135封信集结出版，取名《两地书》。鲁迅在序言中写道：“我们以这一本书为自己纪念，并以感谢好意的朋友，并且留赠我们的孩子，给将来知道我们所经历的真相，其实大致是如此的。”他们为自己那未必微不足道的爱，立了一方纪念碑。

1936年8月，鲁迅病了，心脏跳得很快，喘得厉害。日夜躺着，无力谈话，无力看书，连报纸也拿不动。他开始交待一些后事。知心门生许钦文来看他，他告诉他：“我写了整整三十年，约略算起来，创作的已有三百万字的样子，翻译的也有三百万字，一共六百万字的样子，出起全集来，有点像样子了。”他又挣扎着写了遗嘱，其中第四条是：“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这一条是写给许广平的。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大陆新村寓所，享年59岁。鲁迅的逝世，惊动了国内各界人士，治丧委员会的九人名单是：蔡元培、马相伯、宋庆龄、毛泽东、内山完造、史沫特莱、沈钧儒、茅盾、萧三。扶棺的人包括著名作家巴金、叶圣陶、张天翼、聂绀弩、胡风、萧军。上海各界人士自发前来为先生送行，队伍绵延十几公里。

鲁迅的灵柩轻轻地垂落进地穴中，—旁的海婴，茫无所知，独自在吃他的糖饼。后来，他突然问母亲：“妈妈，我是不是没有爸爸的儿子？”许广平不敢看儿子的眼睛，只好直说：“是的，你要好好地记得爸爸，一直到长大起来。”海婴说：“自然记得啰，将来我还要写一本书呢。”

此后，许广平一直独自带着海婴生活，同时照顾鲁迅母亲和夫人朱安的生活，并没有像先生说的那样，“管自己的生活”。鲁迅的一生，如果不是遇到了许广平，终将是一个孤独的伟人，一个冷峻严肃的思想先驱。幸好他遇到了许广平，生前，她叩开他的爱情之门，给了他温馨幸福的家，还是他事业上的得力助手。先生死后，她是鲁迅精神最忠诚的继承者和最热忱的弘扬者，整理、出版、保存了大量的鲁迅遗稿。

1968年3月3日，因鲁迅先生的遗稿被某些人夺去，许广平悲怒交加，心脏病突发去世，享年70岁。

鲁迅生前曾购得《芥子园画谱》三集，赠予许广平，并题诗一首，正是他们爱情生活的写照：

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

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鲁迅病逝十年后，许广平写了一篇《十周年祭》回首当年：

“呜呼先生，十载恩情，毕生知遇，提携体贴，抚盲督注。有如慈母，或肖严父，师长丈夫，融而为一。呜呼先生，谁谓荼苦，或甘如饴，唯我寸心，先生庶知。”吐尽辛酸血泪，相爱相知，生死情谊！亦是鲁、许当年情书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