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懈奋斗

唯有埋头，才能出头，急于出人头地，除了自寻苦恼之外，不会真正得到什么。

——莎士比亚

写出佳作获赏

在1595年的一天，宫内大臣剧团奉命到格林威治为一对新人的婚礼进行演出。伊丽莎白女王与一些官员们也都参加了这个婚礼。

一切只是因为这对新人都是名门贵族的后人。新郎是赫赫有名的已故的斯特兰奇勋爵的儿子德比伯爵，而新娘是伯利勋爵的外孙女维尔小姐。

伯利勋爵是莎士比亚的庇护人扫桑普顿伯爵的监护人，他在心目中已经为扫桑普顿伯爵物色了一位门当户对的佳偶——他的外孙女维尔小姐。

扫桑普顿伯爵的母亲也主张伯爵娶维尔小姐为妻，劝他说应该早点结婚生子，现在瘟疫正流行，已经有很多年轻英俊的伯爵都染病死了。

伯爵的外祖父也加入他母亲的大合唱中，逼他早日成亲。因为承袭问题也是贵族们每天不得不想的令他们牵肠挂肚的问题。

伯爵不愿结婚，他认为自己年幼，结婚还是有点早，可能也因为他不想照看产业和养儿育女，希望享受独身自由。

伯爵有些厌恶女人，这种厌恶也许是暂时的，也许是他那圈子里的人故作姿态。在当时，亲吻搂抱与自己年龄相仿的男性朋友被认为是一种别具情致的柏拉图主义。

在瘟疫流行期间，去逛妓院或把城里的女人叫来欢娱一夜，就等于是自杀。与宫廷女侍睡觉也是危险的，因为伊丽莎白女王对那些破坏了宫廷女侍贞操的人会毫不留情地加以惩罚。

当然对于年轻的伯爵来说，洁净的睡伴也不是没有，上至贵族门庭的荡妇、下至市民的妻子。但伯爵就是希望享受独身自由。

伯利勋爵看到扫桑普顿伯爵不愿娶维尔小姐，实在没有了办法，只好作罢，并同意将外孙女嫁给愿意娶她的人做终身伴侣。

受伯利勋爵保护的扫桑普顿竟敢不听自己的话，叫他气昏了头，盛怒之下要对他罚款5000英镑，目的是要弥补扫桑普顿伯爵对维尔小姐的感情造成的伤害。

在婚礼举办的当天，宫内大臣剧团演出的是一出新戏，叫《仲夏夜之梦》，它被称为莎士比亚最迷人的一部喜剧。

作为年轻伯爵的专职婚姻顾问，莎士比亚感觉自己的处境也很尴尬，于是他专门为这场婚礼写了这部喜剧。

由于上谕命令要求演出新戏的时间紧迫，因而写戏排戏的时间都不长，戏中也出现了很多互不关联的场景。比如，恋人的几场戏、小仙人的几场戏和工匠的几场戏，它们都可以分别排练。

《仲夏夜之梦》写的是一个发生在仲夏夜的纯粹的浪漫爱情故事，它是由4条各自独立而又彼此相关的线索组成的：忒修斯和希波吕特的婚礼、仙王与仙后之间的小矛盾、两对情人的爱情纠葛以及织工波顿等手艺人表演的戏中戏。

以上所说的4条线索表现了雅典社会和森林仙国两个不同的世界。《仲夏夜之梦》的表演获得了极大成功，它为这对新人的美满婚姻锦上添花。

伯利勋爵看见外孙女欣喜无比，一高兴就免除了对扫桑普顿伯爵的那5000英镑的惩罚。

扫桑普顿伯爵也很高兴，因为被他庇护的莎士比亚竟能写出这么好的剧本，连女王看了也露出了笑容，扫桑普顿伯爵自觉脸上增光不少。

同时对于扫桑普顿伯爵来说，最重要的是维尔小姐总算嫁人了，这样以后再也没有人逼他与维尔小姐成亲了。

当喜剧演出结束回到府邸，伯爵就让管家把莎士比亚找到面前，见到他就说：“亲爱的莎士比亚，我的朋友，我要好好奖赏你，你说吧，你有哪些要求？”

莎士比亚感到很诧异，不知道年轻的庇护人要做什么，一时语塞，站在那里木木的，没有说出话来。

“哈哈，我说的是认真的！”扫桑普顿伯爵笑着又大声说道，“你为那场婚礼写的戏我也看了，我理解你对我的良苦用心。”

扫桑普顿伯爵看莎士比亚提不出什么要求来，想来想去，就奖赏了莎士比亚1000英镑。这让莎士比亚受宠若惊，差一点没晕倒过去。

1000英镑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当时宫内大臣剧团正以合股经营的方式重新组建剧团，莎士比亚正愁100英镑的入股资金。后来他在家乡斯特拉福买下的豪宅花了60英镑，买的120英亩的土地也没花到320英镑。

在得到扫桑普顿伯爵的巨款奖赏之后，莎士比亚为表达对伯爵的感恩之情，就写了一首挚诚的诗献给了伯爵大人：

当我受尽命运和人们的白眼，

暗暗地哀悼自己的身世飘零，

徒用呼吁去干扰聋聩的昊天，

顾盼着身影，诅咒自己的生辰。

愿我和另一个一样富有希望，

面貌相似，又和他一样广游，

希求这人的渊博，那人的内行。

最赏心的乐事觉得最不对头，

可是，当我正要这样看轻自己，

忽然想起你，于是我的精神，

便像云雀破晓从阴霾的大地，

振翅上升，高唱着圣歌在天门：

一想起你的爱使我那么富有，

和帝王换位我也不屑于屈就。

在这首诗里，莎士比亚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同时也对年轻的扫桑普顿伯爵的奖赏感激涕零。

发表传世精品

为女王等私人团体表演固然重要，但各个戏剧团的主要营生是每天下午的固定演出。所演的剧目有观众一直叫好的老戏，也有演员们花了不少时间、精力和金钱试演的新戏。

新戏上场并不能保障每次都能成功，因为戏剧表演是个不稳定的行业。对于那些备经历练的剧界人士，也都无法在剧本上演以前确定它的价值。

16世纪90年代中期，就在宫内大臣剧团初成立不久，莎士比亚写了一出极为成功的剧本，那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

像往常一样，莎士比亚脑子中构思的是个古老的故事，这也是他与当时大部分剧作家唯一的不同之处，从不利用当代的生活作为剧情。

在《罗密欧与朱丽叶》里，莎士比亚不仅用的是老故事，而且还是家喻户晓的故事。

在莎士比亚全部创作的生涯里，他都选择较旧式的故事作为自己剧作的蓝本，而全然不管他的同行们是否正在从事他们所谓的似是而非的创新。

身为作家，莎士比亚让人觉着最稀奇的一点，是他在选择题材时，从不写认为自己高高在上而瞧不起别人的作品。

早些年时，《罗密欧与朱丽叶》曾是伦敦舞台上一出叫座的戏。当时有个名叫亚瑟·布鲁克的青年，在看过之后感触甚深，就写下了一首诗篇。

莎士比亚仔细而留心地阅读布鲁克的诗，想根据它来写一部严肃的悲剧。布鲁克的风格愚稚浅俗，道行比他差的人看了都会跳脚，但莎士比亚偏能不温不火。

到16世纪90年代中期，这种意大利式的情欲澎湃激荡的小说显得有些过时了，可是莎士比亚并不在乎是否走在文学运动的前锋，他并不属于革新派的一员。

莎士比亚身为演员，所以他能以稳重、宽忍的谦虚，在许多蹩脚的戏里演出，而丝毫不减少他对戏剧的热诚。他对布鲁克也以如此的稳重、宽忍来全心接纳。

剧团一年大概要推出15出新戏，莎士比亚既然是固定团员，必然也要参与到表演之中。这些戏不全是好戏，从现存的少数几出来看，有些差劲透了。

举例来说，《李尔王》在宫廷首次上演时，宫内大臣剧团也另有一出戏同时在宫廷里演出，那是巴纳比·巴尼斯写的《恶魔的契约》。

《恶魔的契约》剧中的角色出乎寻常地多，莎士比亚就是想躲都躲不掉。一个演员倘若自觉剧本配不上他，那还谈什么排练呢！

因此莎士比亚一定是以一位优秀演员的谦逊和专注积极地协助，以使演出能够成功。

巴尼斯小心地把自己的剧本印了出来，然而那幼稚的通俗剧和《李尔王》比起来，真是天壤之别。

但莎士比亚却还要在其中演出，假如是较敏感的人，早就气坏了，唯独他在别人剧本的幼稚与粗俗当中，丝毫不受影响。

除了风格拙劣之外，亚瑟·布鲁克非要指给读者一个教训，这也是伊丽莎白的子民最爱搞的一套。

布鲁克操的心更多：“叙述给您看，一对不幸的恋人，不顾父母、朋友的训示和劝告，却与饶舌的醉鬼和迷信的教士共商大事。滥用合法的婚姻之名，试图掩盖秘密的婚约之处，终因秽乱的生活，而遽赴最悲惨的死亡。”

莎士比亚的眼睛略过了所有这些教训和对罪恶的惩罚，只看到布鲁克的“遽赴”两个字。他没有就罪恶和惩罚来做文章，却写了因仓促而造成的悲剧。

剧中人物的悲剧缺陷是因为他们都太匆忙，莎士比亚将原来的故事略加改动来强调这点。他把故事的行动由数月减为一周之内，在这“火热日子”的一星期里，一切急速地绽放，然后又急速地凋谢了。

布鲁克的朱丽叶是16岁，而他写的朱丽叶却只有14岁，而且她对罗密欧的爱情“迅烈如闪电”。

布鲁克几乎并没有对角色做出任何刻画，对于保姆，则让她就照顾朱丽叶一事做了连他自己都觉得“可厌的长篇叙述”。莎士比亚也对这个逗笑的角色做了一番陈述，首演之日观众爆出的欢笑一直回响到今天。

对于《罗密欧与朱丽叶》首先要做的事情是取得执照。剧本未经证明其中没有鼓动叛乱的情节前，不得在伦敦舞台上献演，以免带坏了易受影响的群众。

女王并不在乎戏剧里不雅或亵渎神明的情节，这些要到下一任女王继统时才禁止在舞台上使用。皇室只是要确定最受欢迎的传播媒介之一的戏院，不会做贬抑政府或女王尊严的宣传就可放行。

负责发给执照的人是狄尼。本来飨宴官只检查在女王御前演出的剧本，可是他却渐渐扩展了控制权力，甚至伦敦地区的所有戏剧。

狄尼的那个职位可是个肥缺，像《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稿本送到他在可乐肯威的办公所在，还得附上7先令的费用。

剧本一旦领了执照，便不得再行增润，但是演员为了适应通常两小时的演出需要，就自由删节。

一般而言，莎士比亚的剧本都很长，他不是个很简约的作家，对于自己的气势力量并不节俭使用，也不会为多出的几个字而斤斤计较。

莎士比亚显然是凭着一股炽热而写，一旦纸笔在前，就再也中断不了，不会时时回顾，小心着剧本的长短。他完成的许多剧作都需3个多小时方能演毕。

因此，到了冬天，便不能在下午短短的白天里演出结束。正因为如此，莎士比亚的剧本在上演之前也必定要先行删节，而这个很可能在排练时由全体演员同意而完成。

莎士比亚剧团里的人都有多年的实际舞台经验，可以放心地和他们一起删减剧情而不出差错。同时这些删节也不至于影响原作，因为莎士比亚剧本的原作，可以在他的剧团授权给印刷厂时全部印出来。

在莎士比亚的原稿上，稿页边缘写有裁减的建议，稿末附有狄尼的签名。这些散页用线连接起来，再包上一层封皮，什么样的封皮都行，从草稿纸到过期的法律文件都成，只要经久耐磨就好。

等新戏登场之后，这本“书”便被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因为它是这个剧团有关这出戏的唯一正本，也是它正式领有执照的唯一证明。

执照之后下一步的花费可能就要付给为扮演不同角色的演员抄写戏词的人了。现在唯一存留的这种台词抄本是给艾德华·阿林用的，上头还有阿林改正的笔迹，不过与戏词的笔迹倒有几分相似。

一张平常的纸张纵分成6寸宽，然后贴在一起成为一长条，演员可以把它卷起或摊开。上面有前面一段话的尾巴，左面的页缘上则有演出的指示。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角色分配大概不需费事。团里的演员们对彼此的工作十分熟悉，他们没有个人的野心，纯粹从整体的优异表现而着眼，自己便能相互商讨来决定角色的分派。

由于印刷商的错误，有一页《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演员表给保留下来了，上面写着威廉·凯普饰演彼得。在该剧中最好的滑稽角色自然是保姆一角，而她的仆人彼得只有几句台词而已。

凯普是当时最著名的滑稽角儿，可是大臣剧团里却没有明星制度，只让凯普饰演他们认为最适合他的角色。

伊丽莎白时代的人并不认为演员角色是定型的。托马斯·波普是有名的丑角，可是一生当中他唯一固定演出的角色却是尊严的阿巴克塔斯，在同剧里演逗笑角色的反而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人。

因此，我们不必以为作为演员的莎士比亚演的都是高贵角色，而且，当年他也没有今日的声名，他像团里所有人一样，扮演对整体演出最合适的角色。

灵巧而多变的演出是优秀的“固定戏剧团”的根本，而宫内大臣剧团正是这种剧团。

主要的角色分配妥当之后，次要的角色像市民、宾客什么的，可以由一人分饰两角色来解决。如果仍然不够，还可雇用临时演员，酬劳是一天一先令。

近代作家常为莎士比亚剧中没有合适的演员饰演女角而感到遗憾，更为朱丽叶要由一个童子来扮演而叫屈。这样的想法是对当时的情形不了解，因为伊丽莎白时的童子教养方式和现在不同。

当时一般男人并不觉得写写诗、弹弹琵琶、穿丝着绸、佩挂珠宝、涂抹香水是娘娘腔。

一直到清教徒兴起之后，人们才认为男人和女人的生活方式应该截然不同，而男孩的许多天性也就被压抑着，因为它们“不像男人”。可是在莎士比亚时代，团里的童男却十分明了什么会惹年轻女子笑，什么又会让她们哭。

此外，这些男童子日日接受戏剧大师的调教，与像理查·伯比奇这么出类拔萃的演员一同生活、一同工作，到该要他演女主角时，他已经耳熏目染，对演戏知之甚详了。

伯比奇受过训练，能唱能跳，并随时保持优美的体态。最重要的是他受过训，知道如何使用声音，以塑造并维持女子的形象。

莎士比亚写《罗密欧与朱丽叶》，心中便记着这点，他用剧词来制造气氛，不让那两个演员做太多的肌肤接触。著名的“阳台”那一幕，两个年轻人互相扯着嗓子示爱，彼此相互爱抚。

对近代剧作家而言，这是个不太高明的表达方式；现代剧作家宁愿让两个演员肌肤相亲来传达一见钟情的感受。

在布鲁克的诗里，两个小情人在舞会中静静地握着手，默默地坐着。而莎士比亚则让他们读了一首十四行诗。

全剧自始至终在爱情的场面里，他都必须依从言辞而非动作。为了这些优美动人的文词，实应深深感激童子演员们。

在舞会里，卡浦雷一声令下：“来，乐师们，奏乐吧！”一群乐师们便奏起乐来，因为在剧团里派个会演奏乐器的演员去担任并非难事。

莎士比亚的同辈像凯普等人，他们在丹麦“爱席诺”的宫廷中演出时，部分任务即是“带乐器出场”。

在这一时期，音乐是普通伦敦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即使像布莱德威尔那般的慈善学校也教授音乐，至于售卖格子纸让人抄写歌曲，则更是有价值又能赚钱的专利了。

莎士比亚在剧本里展示的音乐知识在当时十分平常，也因此可以看出他的观众们必然具备相同的音乐知识和热诚。

宫内大臣剧团若同海军大臣剧团一般，便应该拥有许多道具。《罗密欧与朱丽叶》倒是不需要什么道具，只要一些容易取用的就行，像保姆带上场的索梯、劳伦斯教士的篮子以及罗密欧用以转扭的铁棍等。

另外还要一张床给朱丽叶以及卡浦雷家的墓穴。宫内大臣剧团在《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一剧里已经用过墓穴，不过观众们可不会喜欢两次都看到相同的墓穴，因此必须改装一番。

《罗密欧与朱丽叶》演出时，宫内大臣剧团恐怕也没打算使用逼真的布景。因为各景变换频繁，真配上景物，反倒减缓了行动的进展。

再说，对于训练有素的观众也无需这样。罗密欧和朋友们与持火炬的人一起进场时，观众便晓得这是街上，他正要去参加卡浦雷家的舞会。等这群演员离开，另一批演员手臂托着餐巾上场，观众们立刻便知晓场景改变了：卡浦雷家正在准备开舞会。

莎士比亚从来都不曾低估过观众具有创意的想象力，他明白观众的想象能够更快、更有效地建起卡浦雷的屋宇。

当莎士比亚想让站在下午阳光中的观众觉得，光光的戏台上的一对恋人，其实是在晚上的果园里时，他便转而借助诗歌的魔法和力量，而他那受过最精良训练的听众，一边听着罗密欧的声音，一边也看到了果树顶端月儿的银辉。

宫内大臣剧团都没有什么不平常的大花费，可是上演新戏时，置戏装却是免不了的。演员们穿的是当时舞台上的时装，自然不会是游街的衣服。

因为那样不能产生传奇的气氛，华丽的戏服会给人遥远、辉煌的感觉，因而戏服在任何剧团里都是一笔大开销。

宫内大臣剧团当然不会每演一场就置全套的新戏装，他们手边一定有大批行头，稍稍用点心思，便可使旧戏服焕然一新，尤其是舞会里扮活动布景的龙套，更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打发。

旧戏服一用再用，直到再也不可用为止。但是在主角身上就不能这样节省了，更何况罗密欧和朱丽叶都是贵族人家，穿戴岂能不符合身份呢！

至于缝制戏服的师傅。似乎认定了让演员觉得越麻烦、越不舒服、花费越大越好。

伊丽莎白时期剪裁的基本概念是平顺不断的裁剪，用鲸须或是粗棉布衬垫使衣服拱起，好像与穿的人无关似的，不论男女都拼着老命束成极窄的纤腰，垫出个大大的屁股和宽阔的肩膀。

许多男人甚至穿上紧身袖，以达到理想的效果。有的甚至于袖子也用鲸须来撑挺。紧身衣则坚挺到穿者几乎弯不了身。

裁缝师傅大量使用棉花、马尾、谷壳或是破布来为顾客们缝制成当时流行的凸胀款式。

至于如何把这样僵硬的衣服与决斗场面中的激烈动作配合在一起，那就是演员自己的问题了。

所有的衣服都是经过烦琐的缚系束接才能穿上身，因而要想迅速换装，并非易事。像长统袜连在紧身衣上，斗篷要用暗索在腋下绑着才能披在肩上等。

女人的戏服由于需要大量的大头针，更是繁复至极，她们衣服的各部分可以分开，以便运用不同的色彩组合，就连大头针也还有“大裙针”、“中裙针”等的分别。

围着颈际的襞褶也是一大问题。稍有一点社会地位的人，个个都在脖子上穿上那么一圈。在莎士比亚的剧本里，甚至连娼妇也照穿不误。这样的襞褶制作起来很麻烦，要把它浆得硬挺，再用热的凝结棒打上深褶，大些的褶子还需要在颈际绑上纸板和金属丝以为支撑。

伊丽莎白时期的衣服除了穿着很不方便以外，还经不得天气的变化，遇着大雨突降就是“世界末日”了，襞褶里的硬浆溶去，就只余下一圈废物绕在演员的颈脖上。再加上印染的技术还不到家，鲜艳夺目的色彩并不稳定，大雨一淋，真是惨不忍睹。

不过，不论戏服的制作如何麻烦，一到演出的时候，罗密欧、台伯特、梅丘帝欧的服装自然就会制作妥当，穿起来既帅又尽可以在决斗中拼个你死我活。

就从戏服的眼光来看，《罗密欧与朱丽叶》还有个优点，那就是不需要盔甲的战争场面，因为盔甲既贵，穿脱也极费事。

为了确定道具皆已准备完毕，而演员们也熟记着进场的暗示，在后台显眼处挂有一个大纸板，上面便写明了有关的各个事项，至于机关装置的安排使用时间也必须仔细算定配合。

有些剧团以罚款的方式来严格控制排练的情形。演员排演如果迟到罚12便士；倘是缺席，则罚2先令。正式上演时，在特定的时间内未能穿戴停当，罚3先令；若是灌得烂醉，则罚10先令；假使非因“生病的正当原因”而完全缺席，则罚20先令。

剧团里的人们通力合作，一切逐渐完成，各演员脑海中的角色也逐渐成形。《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演员们不仅演出的经验丰富，晓得怎样才能做有效的集体表演，更有幸与角色的原创者共事，能够得到对角色内涵的指点。就这样，这出戏渐渐有了生命，每个人的付出也越来越大。

最后的花费便是做广告了。广告印在单页纸上，叫做“戏单”，在城里各处可能都会张贴，以招揽观众。这种广告花费也很可观，却是一点也省不得。

通常一出戏需要印制多少戏单，现在已无从知晓，只知一名剑客举办私下的比斗，订制了百份以上的传单作为宣传。

那个时期的戏单目前仅存有一张，恐怕也难以作为代表，因为后来并未演出。不过，假使这张《英国之欢》的戏单显示的是正常的程序，当时的习惯便是将每个重要的剧情都以华丽的言辞详加叙述。

一出新戏总会吸引大批观众，因此不必选在节假日的黄金档来上演。像《罗密欧与朱丽叶》可能会在礼拜三或礼拜四推出。

剧团花30先令左右制个丝旗，悬在角楼上，表示戏剧已开演。剧场里卖饮料、水果的都做了大量准备，收费人员也都各就各位，号手则等着说开场白的人暗示下来，全戏就正式上场了。

伊丽莎白时期的戏剧演出并不兴让观众出其不意，它让观众知所期待。假使进入戏院时尚不知道《罗密欧与朱丽叶》究竟是何故事，说开场白的人自会让你满意。

说开场白的人单刀直入地明说，这一出戏是关于两个不幸的恋人，最后以死殉情，因为双方家庭有世仇。接着扮演卡浦雷家里的两个小角色持剑带盾上场，全戏于是就开始了。

演出倘博喝彩，便纳入剧团固定戏目之中，也许在下周某个时间里再上演。如果失败，从此便被遗忘，别的新戏立刻又开始排演。

《罗密欧与朱丽叶》很快大获成功，人人都喜欢它，年轻人更是喜欢极了，因为它化他们的幻梦于诗，然后再还给他们。

16世纪90年代末期有个讽刺家，讥嘲伦敦各式各样的年轻《罗密欧与朱丽叶》剧狂，说他们所谈的“无有他物，只有朱丽叶和罗密欧”。这些青年们在自己的佳言集录里记下了剧中的许多诗句。

罗伯特·阿洛特1600年出版了诗文选《英国诗文集》，其中收录《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诗句之多，远超过引录自莎士比亚其他剧本里的诗。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痴狂观众实在太多了，因此，1594年印制《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剧本与歌谣的约翰·丹特，在1597年又发行了《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剧本和歌谣。

同时，在书名页上丹特特别指出，该剧迷住了许多人，获得“大大的赞赏”。看过的伦敦人还想再看，未看过的人更是急于一睹该剧，而丹特的版本也畅销一时。

但是，丹特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实在不理想，它的讹误甚多，由于《罗密欧与朱丽叶》正本并未印行，丹特便只好东拼西凑一番，这种情形在当时是很普遍的。

丹特版制作人员既无莎士比亚的功力，又无听剧词的好耳朵，有些地方真是贻笑大方。譬如，卡浦雷要些干燥的木头，却说：“喊彼得来，他会带你去。”

由于饰演彼得的是威廉·凯普，丹特的“海盗版”凭着对威尔依稀的记忆，竟写下一句让所有演员都会疯掉的话：“威尔会告诉你到哪里去拿。”

此外，它对于舞台效果的破坏也很有一手。“阳台”那一幕中，当朱丽叶轻声呼唤罗密欧回来时，保姆一直在喊“小姐”。

海盗版居然让罗密欧也回答“小姐”，使人觉得他是在向保姆学舌。全剧不但错误百出，而且印刷质量很差，同一本书中竟出现了两种不同字体。

莎士比亚不是遭受这种虐待的唯一作家。乔治·柴普曼的一部十分流行的戏《亚历山大盲丐》，就被海盗版砍得体无完肤。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成功是由于精巧的舞台技术和优美明晰的台词，然而全剧最大的功力却在角色的描摹刻画之上。

在英国舞台上，还不曾出现过像莎士比亚这样才气纵横的人，能够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他在早期的剧本中已偶尔显示出这种迹象，但到加入宫内大臣剧团后，才开始在舞台上塑造出一系列逼真的人物。

创作《威尼斯商人》

莎士比亚的剧本并非总是同无害的群众与娱乐相联系的，它们偶尔也会同轰动一时的政治事件有关联，比如《威尼斯商人》。

这里先要谈一下剧本《威尼斯商人》出现的先导，即伊丽莎白时代的宫廷斗争和阴谋。

伊丽莎白统治初期，她有一个股肱之臣伯里勋爵。为了不让过多的权力落入他的手中，伊丽莎白对经常出入她宫廷的魁梧英武的男子示好，时而把这个拉为心腹，时而把那位视为亲信。

赖斯特伯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她的宠臣，他在1588年去世后，埃塞克斯伯爵成了女王的宠儿，那时他22岁，而女王已经是45岁了。

尽管相差23岁，但是日见衰老的女王却知道用什么办法去笼络这位被许多贵妇淑女和小家碧玉钟情的年轻伯爵。

女王赏赐给埃塞克斯伯爵许多商业专利，他在征税官员的帮助下，从这些专利中得到了巨额收入。但埃塞克斯伯爵并不因此就俯首听命于女王，他很任性，常常和女王争吵。

女王不能容忍情敌，然而，埃塞克斯却在1590年结婚成家。女王同他吵闹一阵，稍后终于平息了怒气，宽恕了他。

女王需要埃塞克斯去对抗权力无边的大臣伯里。此外，把他拴在身边，并知道他的一举一动，总比较安全可靠。

宫廷斗争不断。以伯里为中心的宫廷老臣结成朋党；年轻人，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庇护人宫内大臣扫桑普顿，还有未来的哲学家培根则团结在埃塞克斯的周围。

两个宗派制造阴谋，互相攻击。有一天，埃塞克斯又抓住一个机会，打击政敌，同时向女王献忠。

西班牙国王腓力普二世一直在制造反对英国女王的阴谋。一方面，是由于宗教的原因，英国是新教国家，而西班牙是天主教国家；另一方面，是西班牙和英国一直在争夺海上霸权。

腓力普二世向英国派遣秘密特务吉诺科，指派他和伊丽莎白的御医建立联系。伊丽莎白的私人医生是享有盛名的葡萄牙犹太医生罗德里戈·洛佩斯。

吉诺科的任务是拉拢洛佩斯入伙，取得洛佩斯答应充当情报员的书面证据，让洛佩斯报告有关英国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情报，以及关于海陆军的情报。

腓力普二世万万不会料到，他的特务来到英国，亲自找到大臣伯里勋爵，把这一切如实告诉了他。伯里觉得这件事既然还没有实施，所以没有必要采取什么措施。

但是，事情传到埃塞克斯那里，他早已对犹太医生深怀敌意，这又是打击政敌伯里的大好机会，怎能轻易放过。

埃塞克斯命令他的管家带人到洛佩斯家里搜查，虽然没有找到任何不利于这位可怜的犹太医生的证据，但他还是被逮捕了。

女王听到这一消息，将埃塞克斯召进宫，将他训斥了一顿。同时女王把他称做心浮气躁、胸怀偏见、好管闲事的人，并说她肯定她的医生是无辜的，她不赞同埃塞克斯的做法。

埃塞克斯遭到训斥，怒气冲冲地“砰”的一声摔门而去。他两天没有走出自己的卧室，出门以后，亲自提审了洛佩斯。1594年2月5日，埃塞克斯把洛佩斯投入伦敦塔。

埃塞克斯还逮捕了几个与洛佩斯有关的人，其中有一个人叫菲拉拉。他们为了保命，作证说他们知道洛佩斯早已是西班牙国王的间谍。证据已然在手，埃塞克斯命令在2月28日，对洛佩斯进行审判。

法官们是最重要的达官显贵，包括埃塞克斯本人。精心构思的起诉书指控洛佩斯犯有间谍罪和毒害女王罪。

洛佩斯向天发誓，他的主要证人说的都是谎言，他们是奸细和撒谎者。人们都已看到洛佩斯全身伤痕，显然遭过严刑逼供，法官们也视若无睹。最后判决，洛佩斯因叛国而处死。

为了堵住人们的怀疑，两个星期以后，又对那个可怜的特务吉诺科和那个出卖朋友的菲拉拉进行审判，他们重申对洛佩斯的指控。

洛佩斯没有出庭，他没有机会再一次驳斥他们的供词。这两个伪证人如此卖力当然是为获得减刑保住一命。但他们的算盘打错了，他们也被判处死刑，因为他们知道得太多了。

4月18日那天，伦敦人聚集在伦敦塔，观看洛佩斯的死刑。有同情的，也有幸灾乐祸的，但大多数人只是喜欢刺激，看看热闹，毕竟这同他们无关。

警察局出动了大批警察维持秩序，为了防止意外，还准备了一切必要的警戒措施。正当那一精彩时刻要出现的瞬间，女王赦令突然来到，执行死刑命令推迟。

那些喜欢强烈刺激的人大失所望，为准备此次行刑而付出了那么多劳动的警察也是如此。

有的人认为洛佩斯可以逃过一劫了，但对于这三个葡萄牙人——洛佩斯、吉诺科和菲拉拉的判决在1594年7月7日还是公开执行了。

洛佩斯站在绞架旁再一次发誓忠于女王，说他崇拜女王，就像崇拜耶稣基督一样。周围的群众对他只是一阵嘲笑。

洛佩斯的遭遇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在血腥的警察制度下并非绝无仅有。阴谋和死刑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正如无辜的人常被判罪一样。

有人说审判洛佩斯是为了挑起肆无忌惮的排犹运动，那是荒谬的。因为当时的英国并没有犹太人，他们在300年前就被驱逐出英国了。

然而，伦敦的无知人群，不管是显贵还是平民，都更倾向于相信洛佩斯有罪，因为他是犹太人。可见中世纪的许多宗教偏见还深深地保留着。

当对洛佩斯的起诉和判决掀起的狂热达到白热的时候，海军大臣供奉剧团上演《马耳他岛的犹太人》，因为剧团的庇护人是判处洛佩斯死刑的法庭人员。

宫内大臣供奉剧团的庇护人是埃塞克斯的亲信，当然也应对这件事有所反应。这时莎士比亚写出《威尼斯商人》，并于1596年秋搬上了舞台。

剧本对同时代人的排犹偏见做了让步，莎士比亚把犹太商人夏洛克塑造成小丑，衣着臃肿和巨大的鼻子，被他刻画的高利贷主十分可恨贪婪。

伊丽莎白登基之初虽曾敕令放高利贷是罪行，但也规定了一分的利息为合法。莎士比亚的观众中有半数的人就在以高利放款或贷款，他们很明白《威尼斯商人》只是民俗剧，与当前经济状况无关。

也许夏洛克之罪不在于他的种族出身，而在于他的宗教信仰。当夏洛克的女儿说道“我将因我丈夫而获救，他已经把我变成了基督徒”时，在观众的眼中，她是可以被接受的。

莎士比亚在伦敦可能遇见的“犹太人”，皆是希伯莱族已受洗为基督徒者，然而其中应该没有夏洛克式的人。莎士比亚的“取样”应源于中世纪基督徒的传统思想。

由于传统思想的根深蒂固，就连大作家也不能免俗，如马洛的《马耳他岛的犹太人》，巴拉巴斯企图毒毙整城的基督徒，结果被丢进热锅中，大快了观众的心。

但是夏洛克的形象也并非只用单一的黑色涂抹而成，莎士比亚赋予夏洛克某些可爱的特质，这易引起人对他的伤怀感。

同时莎士比亚赋予夏洛克锐利的口才，替犹太人辩护，使得后人们仍在辩论夏洛克有罪还是人们使他有罪。这只有戏剧大师莎士比亚才可以做到。

写出连篇好戏

莎士比亚在16世纪90年代后期的作品，都洋溢着蓬勃的生机，大多都很圆满。但当时那个时代是沉重的，人民的贫困让人可怕，统治的专横令人难以忍受。

莎士比亚为什么在这几年的剧作中总是保有乐观而愉快的特征呢？

因为莎士比亚不想死在狱中，或者警探手里，他希望活着，希望活得有价值，就是创作。

莎士比亚明白，环境对戏剧家的活动有种种限制。出路只有一条：如果想为剧院写作，就得接受现存条件，尽量做他最能做的事情。

莎士比亚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一部历史剧《查理二世》。

在1595年，宫内大臣剧团演出《查理二世》。它讲的是一个国王的悲剧命运：他沉溺于享乐，忘了作为一个国王的职责，把国事委托给宠臣。

当国王偶尔亲自处理国事时，又多次不秉公审判。比如，他无端判决把年轻的波林勃洛克驱逐出境。

当对国王的不满达到极点时，波林勃洛克返回英国，招募了许多党羽，发动了反对国王的战争，推翻其统治，自己当了国王，尊号亨利四世。

莎士比亚也创作了其他的历史剧本，这些历史剧本都肯定了国家统一和强大王权的必要性。但他肯定的是建立在法制基础上的王权，让握有全权的国王治理国家，然而，国王应当为民众福利，而不是为自己的个人目的去使用这一权力。

国王绝非权力神授的人物，他和其他人一样，同样是人，国王的不义激怒了勋爵们，他们就应起身推翻查理二世。

在《查理二世》中很容易看出莎士比亚的手法，凡是要求于一个顺民的，他都照办不误。他说英国是一个“统于一尊的岛屿”、“地上的天堂，第二个伊甸国”。

但是，莎士比亚也说道：

这一个像救世主的圣墓一样驰名，孕育着许多伟大的灵魂的国土，这一个声誉传遍全世界，亲爱又亲爱的国土，现在却像一幢房屋、一块田地一般出租了。

我要在垂死之际，宣布这样的事实：英格兰，它的周围是为汹涌的怒涛所包围着的，它的岩石的崖岸击退海神的进攻。

现在却笼罩在耻辱、墨黑的污点和卑劣的契约之中，那一向征服别人的英格兰，现在已经可耻地征服了它自己。

这一切可以说是剧本情节发展的需要，然而，站在舞台边沉思的现众可能会这样想：7年前，他们就打败了海上的西班牙侵袭，为什么现在他们却同查理二世的臣民一样悲惨？

在国王廷臣们听到这样的台词时，他们会想些什么呢？

“我的心快要胀破了，可是我宁愿让它在沉默中爆裂，也不让一条没遮拦的舌头泄露它的秘密。

“国王已经不是他自己，他完全被一群谄媚的小人们愚弄。要是他们对我们中间无论哪一个人有一些嫌怨，只要说几句坏话，国王就会对我们、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子女和继承者严加究办。

“平民们因为国王苛征暴敛，已经全然对他失去好感。

“每天都有新的苛税设计出来，什么捐献金、德政税，我也说不清这许多，可是凭着上帝的名义，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呢？”

以上的对白都是指责查理二世的，但是以居民自愿捐献的形式出现的特别税收，在查理二世时代并不存在，这是伊丽莎白统治时期想出来的。

在当时的政治制度下，莎士比亚的剧本都采用了许多伪装的手法。上面的台词被分别穿插在剧本的不同地方，剧本的情节又是发生在14世纪末，这要早于莎士比亚两个世纪。

但是《查理二世》也不会如此轻易过关的，伊丽莎白认为查理二世的历史同本朝有几分相近。她同样因为过分追求奢华和享乐，因为把国事委诸宠臣而受到谴责。

伊丽莎白女王也担心自己遭到被废的结局，因此《查理二世》不仅上演时间很短，而且出版的剧本被删的地方也很多。

《查理二世》的结局是亨利四世当了英国国王，亨利四世后是亨利五世，莎士比亚继续用戏剧反映15世纪英国的命运，他接着创作了《亨利四世》这一历史剧。

剧本《亨利四世》描绘的是亨利王子放荡不羁的青年时代，以及他后来的转变：他当了国王，并在阿金库尔城下取得伟大胜利，从而使英国完全统治了法国。

莎士比亚描写了亨利五世，在亨利四世秉掌国政时期度过的青年时代。剧作在1597年公演，获得巨大成功。

剧作的成功，不仅是因为莎士比亚将亨利四世和叛变的封建主之间的内讧描绘得很鲜明，许多场景十分动人，而是因为莎士比亚加强了剧本的喜剧性。

莎士比亚将王子放荡无赖与政治事件一分为二，每一个重大事件都和以王子为中心衍生出来的放荡行径的某些插曲错落相间。

在其中有一个特别令人瞩目的人物，他是一个老耄而肥胖的骑士，他叫约翰·福斯塔夫爵士，是莎士比亚不朽人物画廊中最能表现他喜剧天才的人物。

约翰·福斯塔夫爵士原来被命名为约翰·欧尔卡苏爵士，他在历史上确有其人，是亨利五世时代的人。

约翰·欧尔卡苏最初享有勇敢战士的英名，以后作为异端的罗拉派运动的领袖之一而闻名于世。亨利五世以最残酷的手段迫害罗拉教徒，约翰·欧尔卡苏成为牺牲品。

为了破坏人们对约翰·欧尔卡苏的良好印象，文人们虚构了一个故事，说他是胆小鬼、酒鬼和渎神者。因而，莎士比亚在塑造这个老赖汉和老骑士的形象时，把约翰·欧尔卡苏爵士的名字给了他。

也许是因为莎士比亚不很熟悉贵族家庭的家谱，出了纰漏，他忘了欧尔卡苏还有后裔，就是身居高位的宫内大臣柯勃汉勋爵。也许他是故意，因为柯勃汉直接管理剧院事务，却讨厌戏剧。

总之，柯勃汉勋爵认为这是一桩奇耻大辱，他那殉难惨死的先人在大庭广众下被诽谤为胆小鬼和酒鬼。于是柯勃汉勋爵带着全副武装的随从来到剧院，气势汹汹地威胁着让把欧尔卡苏的姓氏改掉。

莎士比亚一口应承，把这位肥胖的骑士改换了姓名，但剧本里仍然留下了这一姓氏的痕迹。

剧本开头，当这个老色鬼同亲王取笑打诨时，他问：“咱们那位酒店里的老板娘不是一个最甜蜜的女人吗？”

对此亲王一语双关地回答说：“正像上等的蜂蜜一样，我的城堡里的老家伙。”欧尔卡苏这一名字，英文意思是“老城堡”。

莎士比亚为人物寻找新的名字，他懂得，必须谨慎一点免得再招惹麻烦，可也得保持最起码的历史真实性，应该在15世纪的贵族中去寻找名字。

后来，他找到了约翰·福斯托夫。这个人确实从战场逃跑了，但莎士比亚也在担心福斯托夫的亲属可能出面干涉，毕竟他们经营伦敦最好的酒店呢！因此，他把约翰·福斯托夫改为约翰·福斯塔夫。

欧尔卡苏变为福斯塔夫成了伦敦戏迷最喜爱的人物之一。

吵吵嚷嚷的观众，成群结伙地站在舞台旁边，在演出时简直不肯安静下来，但是，“福斯塔夫使人群长久不‘咯吱咯吱’地咬胡桃吃。”

女王听说宫内大臣剧团正在演非常逗乐的剧，她居然赏脸观看了约翰·福斯塔夫爵士的滑稽冒险故事。女王看后的反应有些出人意外，她表示愿意“看福斯塔夫成为情人”。

伊丽莎白行将就木，可还是满脑子风流韵事，她对埃塞克斯的庇护就可以证明，她觉得这一主意挺好玩。

但是，当莎士比亚得知这一圣命时未必能笑逐颜开，众所周知，他的福斯塔夫早已过了谈情说爱的年龄。

普希金写道：“我们分析一下福斯塔夫的性格，那就可以看出，他的主要特征是好色。粗鲁庸俗地追求女性大概从小就成了他的首要嗜好，但现在他已经是50岁开外的人了，他发胖了、衰老了，贪食和美酒显然胜过了维纳斯。”

伊丽莎白弄不明白莎士比亚的构思，她是用一个日益衰老然而又卖弄风情的女人的眼光来看待喜剧的，她企图用对爱情的兴趣来掩饰自己的年龄。这个老妇人掌握的权力使她的任何一个任性的要求都变成了法律。

莎士比亚最终还是完成了女王的指令，而且是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完成的，据说他只用两三个星期就写成了《温莎的风流娘儿们》。

莎士比亚仓促赶写，可以设想，他对女王的指令是相当漫不经心。他并没有花费力气把它写成诗体喜剧，虽然他的大多数剧作都是诗体，这一剧本却几乎全是散文。

女王对这出喜剧感到满意，虽然莎士比亚没有毫厘不爽地完成女王的任务。福斯塔夫没有堕入情网，只是同时追逐两位市民太太而已，而那两位太太则巧设相思局请他入瓮。

到最后，福斯塔夫终于明白了事实真相，并承认说：“这个例子说明，一个人不管怎样聪明，只要满脑子充满着愚蠢的想法，也能变成傻瓜的。”

福斯塔夫在《亨利四世》上下篇中是人们非常喜欢的角色，但到了第三部，莎士比亚再没有让福斯塔夫登场。

第三部剧中描绘亨利当了国王并取得对法国的胜利，尔后为了和原来的敌人请和而娶了法国公主。写这部剧本时，福斯塔夫的插科打诨只能打扰他的工作，也可能有损亨利五世的英勇形象，只得割爱。

福斯塔夫栖身的那家客栈的老板娘告诉观众，他没能参加英国人向法国的进军，因为他已去世。他的酒肉朋友、抢劫同伴、恶作剧的同道都很悲痛。

“福斯塔夫已经死啦，叫人好不悲伤。”

“但愿我常跟他在一起——不管他在哪儿，天堂还是地狱！”

这时老板娘就谈起福斯塔夫死时的情景：

不，他当然不在地狱里！如果也有人进得了天堂，他准是在天堂上亚伯拉罕老祖宗的怀抱里。他是好好儿地死的，临死的当儿，就像是个没满月的小娃娃。不早不晚，就在12时到13时模样，恰恰在那落潮涨潮的当儿，他两腿一伸，“动身”了。

他倒还在摸弄着被褥，玩弄着花儿呢，等会儿又对着自个儿的手指尖儿微笑起来了；我一眼看到这个光景呀，我就明白了：早晚就是这一条路了，因为他的鼻尖就像笔那样尖，脸绿得像铺在账桌上的台布。

“怎么啦，约翰爵士？”我对他说，“嗨，大爷，你支撑些呀！”

于是他就嚷道：“上帝呀，上帝呀，上帝呀！”这么连嚷了三四遍。

为了安慰安慰他，我就跟他说：“别想什么上帝吧，我但愿他那会儿还不要费心思来烦恼自己。”

这么说了以后，他就让我在他脚上多盖些棉被，我就把手伸进被窝里去试探了一下；一摸，那双脚就像两块石头一样没点儿暖气！接着我又摸他的膝盖，再又往上摸，往上摸，哎呀，全都冷得像石头似的！

整个世界文学里，再没有比这样更震撼人心的了。这是悼念舞台上古往今来最伟大的乐天派的一阙安魂曲。

在一张老版画上，我们看见前台站着肥胖的巨人福斯塔夫和身材矮小、瘦骨伶仃的老板娘。

两人站立的姿势很有特点：福斯塔夫威风凛凛地把喝干了的大高脚杯递给她，老板娘则驯服恭敬地伸出双手去把它接过来，自然是为了把它斟满。

剧本审查受阻

在各种历史剧目纷纷上演的时候，有人在搜寻有趣的历史事件时，想出来要策划一部有关托马斯·莫尔的剧本。

托马斯·莫尔是英国伟大的人文主义者，曾一度任郡长，以后是伦敦市长，再后是亨利八世的大臣。

托马斯·莫尔的结局很悲惨，被国王判处了死刑，因为他反对同罗马天主教徒绝裂，反对亨利八世同妻子离异。

但在伊丽莎白时代，托马斯·莫尔被认为是特别可耻的人，因为他反对亨利八世和第一个妻子离异，这也就阻碍了国王同伊丽莎白的母亲结成夫妇。

一天，莎士比亚和其他4位戏剧界的精英被请在一起，被聘请写关于托马斯·莫尔的作品。这部作品很快就完成了，这是5位戏剧家合作的佳作。

然后剧本提交给戏剧检查官检查，这种手续已经存在200多年了，检查机关形式上是由女王的宫内大臣主持，实际上，阅读剧本和批准剧本演出的是宫廷喜庆办事处的典礼官。

当时，宫廷喜庆办事处典礼官是爱德蒙·第尔尼。当他审查这个剧本时，他注意到开头描写了在当铺干活的伦敦手工业者对伦巴第来的工人的竞争不满而发生骚动，伦敦人准备对伦巴第人采取暴力行动。

在伊丽莎白时期，手工业者经常发生骚乱。检查官要求对剧本的这些场面进行改写，莎士比亚承担了改写工作。

改写的剧本交上去后，莎士比亚仍然忧心忡忡。剧本的发起人来找莎士比亚，焦急地询问：“莎士比亚先生，您看这次能通过吗？”

“我已经尽可能把手工业者骚动的这一尖锐政治场面改得缓和些了，还加了托马斯·莫尔一片忠心为君主的台词。”

接着又说：“同时，为了能在检查官面前表现出剧本‘无害’，我已经竭尽所能，剩下的只有等待。”

莎士比亚正说着，门外有政府公文递过来，第尔尼要求莎士比亚到宫廷去问话。莎士比亚也只能听从这位官老爷的吩咐。

莎士比亚来到宫廷喜庆办事处典礼官办公室，见到第尔尼。第尔尼见莎士比亚来了，仍像没瞧见一样，低头写着什么，东西写完了，他才抬起头，冷冷地注视着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先生，您应该知道剧本公演是宫廷演出的准备阶段，我的职责就是审查剧本有没有价值为女王演出。我一向尊敬您和其他几位先生，并对你们的剧本寄予重望，期望好的剧本精彩的演出可以让尊敬的女王陛下满意。”

第尔尼接着说：“可我看到的是什么本子呢？改过了一次仍然不能让人满意，这样的戏剧能给女王陛下看吗？”

“第尔尼先生，我知道您恪尽职守，这点，我深感钦佩。我同您一样尊重女王陛下，也殷切期望能使女王陛下满意，这个剧本我们确实己经竭尽所能。如果第尔尼先生有何建议，请您提出，我们不胜感激。”

“不是我说，莎士比亚，我自信在这些问题上我比所有的剧作家加在一起还要高明。你们现在完全删除起义及其根源，开头就写托马斯·莫尔怎样成为市长，以后演他在郡长任内的功绩，当时他帮助平息了反伦巴第人的风潮这件事只能做极简略的叙述，绝不能搞成另外的样子。否则小心你们的脑袋！”

莎士比亚看着这个仗势欺人的小人，心中腾起满腔怒火，他不学无术，根本不懂戏剧就对戏剧作品可以指手画脚，在这种人的审查之下，又怎能有高质量的戏剧。有的只能是哗众取宠，溜须拍马的垃圾作品！

莎士比亚抑制住怒火，没有同这个小人争执，转身离去。第尔尼在后面叫道：“喂，把手稿拿回去，还得继续修改呢！”

莎士比亚气愤地和其他剧作家讲起事情的经过，剧作家们义愤填膺。

“第尔尼算是什么东西，竟无耻地说比所有剧作家加在一起还要高明，我相信他的无耻，倒是比所有的剧作家加在一起还要高明得多。”

“我们同他理论去，还要我们小心我们的脑袋，他这算什么，这不是在威胁恐吓我们吗，我们去告他。”

“朋友们，静一静。”莎士比亚沉稳的声音插了进来，“我们都懂得同检察官发生争执是没有好处的，但我们也不能放弃我们的原则去满足他的不合理要求，所以就让这件事算了吧，这是最明智的选择。”

“也许我们可以托人联络一下，看看有没有转回的余地。”一位剧作家提出建议。

“第尔尼非常固执，而且托马斯·莫尔这个人太敏感，他毕竟反对过女王的父王离婚。这样的题材无论怎么写，那个胆小鬼心里都会打鼓的，算了吧！”

剧作家们只得无奈地接受了这一事实，这毕竟不是一个可以自由表达思想的社会。大家一致同意不再为这一剧本操心。

“可是，我付出的辛苦还有费用怎么办呢？”剧本发起人问道。

莎士比亚笑着安慰他：“先生，这么多的剧作家，写成一个新剧本不是一件很简单很容易的事吗？伙伴们，我们可以再次合作，写出另一部作品来，不过这次，可要小心一些，换个安全的人物来写。”

众人无奈地笑着，突然有人问道：“那手稿怎么办？”

莎士比亚斩钉截铁地回答：“就放在那吧，难道我们还要再一次受到这个小人的侮辱吗？”

在文艺复兴时代的英国戏剧家没有创作的自由，他们受到政府的检查，剧院稍有不轨行动，立即就会被政府探悉出来。

女王的机密厅不止一次审理过与剧院演出有关的案件，这些案件或是有人得知自己被舞台丑化，向机密厅提出起诉；或者戏剧家被控侮辱政府，这样案件就具有了政治性，戏剧家因此而受到严惩。

许多剧作家都受过审判，莎士比亚却一次也没有，这是他小心谨慎的结果。

同时，莎士比亚与许多剧作家有所不同，他根本不写当代题材的剧本。他知道这是个冒险的工作，因而他宁愿采用历史情节，以及发生在国外的故事。

忍受丧子之痛

莎士比亚追求贵族纹章，目的是要恢复父亲的荣誉，并取得绅士的资格，同时也要为儿子准备一个比当初自己踏上社会时更高的社会地位。

令人遗憾的是莎士比亚没有了男性继承人。1596年8月11日，在圣三一教堂的教区登录册里，有这样一行文字：“殡。哈姆涅特，威廉·莎士比亚之子。”

1956年夏天的一个傍晚，莎士比亚正在写他的新剧本《约翰王》，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将他从工作的沉思中惊醒。

莎士比亚抬起头，看着来到他面前的人，原来是他在伦敦的老乡菲尔德。菲尔德满脸的焦虑与无奈，霎时，莎士比亚敏感地察觉到自己的家里肯定出了什么事情。

“威廉，你先别着急！你的儿子哈姆涅特病得很重，你妻子捎信过来让你回家看看，可能还能看上一面。”

莎士比亚顿时全身一阵颤栗，哈姆涅特是他的独生子，只有11岁，莎士比亚对儿子抱有很大的希望。

莎士比亚每天埋案写作，辛苦的生活，就是为了他的家人，而哈姆涅特是他最大的希望和牵挂所在。

莎士比亚还记得两年前回到家时，哈姆涅特起初不敢接近他，后来熟悉后，父子俩开始快乐的玩耍、亲切的嬉戏。

莎士比亚还记得，儿子在他思索时总会帮他在茶杯里倒上水；他还记得，在他每次离开家时，儿子一直挥动着小手向他告别，即使马车已经走了很远很远……

莎士比亚在心中呐喊着，祈求自己的儿子等他的父亲，让父亲再抱抱他，再亲亲他的小脸。

回家乡的路还是那条路，树林还是那片树林，河流还是那条河流，可对于莎士比亚来说，他的儿子可能再也不存在了。当他回到家的时候，他可能再也看不到自己的儿子了。

当莎士比亚赶到家的时候，哈姆涅特已经奄奄一息了，莎士比亚绝望地抱着儿子，痛哭失声。而站在一旁的妻子眼睛哭得红肿，自己的父母也衰老了很多。

痛苦已然存在，对于还在存活的人又能怎么样呢？莎士比亚只有昂首坚强的活着。家人需要他的支撑，而他必须为这些在世的人活着。

莎士比亚的父母都还健在，而且他的妹妹和3个弟弟都还和父母住在一起，他们都没有收入。

莎士比亚的妻子也已经40岁了，不能再生养。妻子在家里照顾着大女儿苏珊娜以及与哈姆涅特孪生的裘迪丝。

莎士比亚参加完儿子的葬礼后，肝肠寸断的他仍安慰自己的父母，说等他在伦敦奋斗几年，攒下一大笔钱后就回家买房置地，让家里人都过上好日子，他还说他再也不会离开斯特拉福，再也不会离开自己的儿子哈姆涅特。

莎士比亚在家里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又回到伦敦，接着写他的剧本《约翰王》。

在艺术家的体验中，他们的任何东西都绝不会无影无踪地散失掉。

当伦敦观众此后不久观看莎士比亚的剧本《约翰王》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在为少年王子亚瑟的形象所感动。

亚瑟是一个极可爱的孩子，同时又显得天真、聪慧和坚毅。他是合法的王位继承人，而对国王是一个障碍。后来，他被杀害，成为国王贪恋权力的牺牲品。

观众看着这些场面，思索着国王们骇人听闻的残忍，对这类国王来说，世上绝对没有什么神圣的事物。观众同情地倾听着王后康斯丹丝哀痛的呼号：

小亚瑟是我的儿子，他已经失去了！我没有疯；我巴不得祈祷上天，让我真的疯了！因为那时候我多半会忘了我自己；啊！要是我能够忘了我自己，我将要忘记多少悲哀！

激动万分的观众并不知道，他们所感受到的是诗人的悲痛。莎士比亚必须把自己的悲哀尽情倾吐。

莎士比亚没有写悼念儿子夭折的哀诗，十四行诗中也没有一首是用来表现这一家庭不幸的。

但是，作为父亲的莎士比亚，他的哀思反映在《约翰王》的诗行中，痛苦绝望四溢，连犯渎神罪都不在意了。

从下面的字句里，我们可以看出莎士比亚仍然怀着失去儿子的悲伤心情：

奇怪的是死亡也会歌唱。我是一只惨白无力的天鹅的雏鸟，目送着他为自己悲哀的挽歌而死去，从生命的脆弱的簧管里，奏出安魂的乐曲，使他的灵魂和肉体得到永久的安息。

我也要跟你同去，找寻这可怜的孩子的遗产，一座被迫葬身的坟墓便是他的小小王国。

我们再来听听康斯丹丝王后的台词吧，你们会听出被痛苦压倒的莎士比亚的声音：

主教神父，我曾经听见你说，我们将要在天堂里会见我们的亲友。假如那句话是真的，那么我将会重新看见我的儿子，因为自从第一个男孩子诞生起，直到在昨天夭亡的小儿为止，世上从来不曾生下过这样一个美好的人物。

可是现在悲哀的蛀虫将要侵蚀我的娇蕊，逐去他脸上天然的美丽，他将要形销骨立，像一个幽魂或是一个患疟疾的人，他将要这样死去；当他从坟墓中起来，我在天堂里会见他的时候，我再也不会认识他，所以我永远、永远不能再看见我的可爱的亚瑟了！

莎士比亚见到儿子濒死的挣扎不能不感到痛苦。诗人目睹并记下了这一切：死亡的苍白，枯瘦纤细的身体，把孩子带进坟墓的热病的致命发作。

莎士比亚的儿子名叫哈姆涅特，他以后多少回叫喊着这个名字啊。对他来说，这也许是世界上所有名字中最可宝贵的。

大概对儿子痛苦的忆念使他以后注意到了那个同名的主人公，哈姆涅特和哈姆莱特——两者是同一名字的不同写法。

儿子是所有人的家族得以延续不绝的一环，莎士比亚没有了儿子，但是，他却使自己儿子的名字永垂不朽。

晋身名门贵族

对于天才来说，创作是一种本能需要，而创作的目的可能是为了金钱。

罗曼·罗兰在谈到莫扎特时写道：“对于忧心忡忡、病魔缠身的天才，创作可能变成精神折磨——痛苦地寻找正在失去的理想。对于莫扎特这类健康的天才，创作却是一种真正的、十分自然的乐趣。对他们来说，它仿佛是一种肉体的享受。演奏和谱曲，如同吃喝、睡觉一样，是莫扎特健康必须的机能。这一必不可少的需求，令人怡然自得，因为它不断得到满足。”

如果我们希望懂得莫扎特信中谈及金钱的地方，我们就应该牢记这一点。

莫扎特说道：“请相信我，我的唯一目的是想方设法多多挣钱，因为在人世间，钱是身体健康以外最好的东西。”

莎士比亚是在父亲家道中落时离开故乡的，他的家人需要金钱的支持。

演员的工资收入很丰厚，有的剧作家因演员的收入比自己优厚而极为生气。莎士比亚的工资收入并不高，他写剧本赚的钱不多，刊印剧本，作者没有任何收入。

要是莎士比亚收入颇丰，那么，这并不是由于他写剧本，而是因为他在剧团里入了股。莎士比亚本身也是演员，演出时也分得了属于自己的一份薪金。

作为剧团的股东，莎士比亚的收入更多。每个股东在剧团收入中能分到很大一笔钱，在偿付了所有开支后的纯收入总额中约占1/6到1/8。

即使莎士比亚是戏剧大师，但他并不是住在天上，而是活在人间。他的创作是他心灵的自然追求，他创作时不考虑金钱问题，但是，为了安静地从事创作，他需要物质收入。

一天吃过晚饭后，老约翰开始和他的儿子威廉在一起喝茶。他知道儿子已经从丧子之痛中慢慢平静下来了，应该可以讨论一下家族的大事了。

莎士比亚发现父亲有事情和他商量，他一直很敬仰父亲，父亲曾从一个佃农的儿子做到市长，并不容易，然而世事难料，家道中落，但父亲毕竟在不断进取努力，也许他改变家庭的雄心和不断拼搏的斗志就来自父亲。

“父亲，您有什么要对我说吗？”

“威廉啊，我知道哈姆涅特的死对你打击很大，但你是这个家的支柱，不应总是沉浸于儿女之情，现在应该想一下我们这个家和你的社会地位，这是我们一家人始终悬着的一件事。”

莎士比亚知道父亲始终为家庭的社会地位努力着。当初，父亲娶母亲既是为了感情，很大的原因也是想通过联姻加入到贵族行列。然而这是于事无补的：妻子的名位头衔是不能转让给丈夫的。

父亲想成为贵族，无非是想使自家的社会地位更荣耀，并且摆脱佃农的身份。所以，早在父亲担任斯特拉福市政厅的要职时，他就想弄到贵族的头衔。

当然这并不是办不到的事情。威廉·哈里逊在《英国记》中写道：自耕农“是这样富足，许多人完全有能力购买破产贵族的土地，还常常送儿子进中学、大学和法学院，或者通过别的方式安排儿子的前途。留给他们足够的土地，使他们能够坐享生活，并从而给了他们跻身贵族的晋身台阶”。

“1568年，在我当初身为市长的时候，纹章事务官罗伯特·库克来访问斯特拉福，我以市长的身份接待了他。他在授予贵族纹章上一向很慷慨，当然这并不是毫无代价的，这要支付大量的金钱。他已经答应了我的要求，只是我手头还不足以支付这项开支。

“直到8年后，我有了足够的金钱，在罗伯特·库克的参与下连纹章的图案都已经设计出来了。我们很快就会有贵族身份了。可是你知道，我开始破产了。”

莎士比亚静静地听着，一直以来家里所发生的事情都历历在目。他知道父亲的伤心事。作为儿子，他应该帮着父亲完成心愿。

当然，获得贵族头衔也是莎士比亚的心里一直所想的。作为一个艺术天才，在这个不平等的阶级特权社会，他为什么不可以得到相应的社会地位？威廉·莎士比亚决心取得他的父亲没有得到的东西。

“父亲，我明白你的心愿，虽然20年过去了，但您还健在，我将让您获得贵族身份，重整家业。明天我就呈递申请。”

“谢谢你，儿子，我们家族因你而自豪。”

莎士比亚紧紧拥住了父亲，老约翰的脸上热泪纵横。

第二天，莎士比亚呈递了一纸呈文，申请授予他的家族氏族纹章。呈文是以父亲的名义呈递的，因为根据习惯，纹章只能授予家中的长辈。

在不平等和阶级特权统治的社会里，智力出众和艺术天才，并不是取得与其相应社会地位的必要条件。

首要的事情是必须找到纹章局方面的庇护人。扫桑普顿曾经办过这种事情，着实能助莎士比亚一臂之力。其次得付钱款答谢办事人员。然后纹章局中甘愿效劳的专家们才着手工作，他们熟悉有关法律，可以证明具呈人无可争论地有权获得贵族纹章。

这一切手续均已完备。我们能够见到约翰·莎士比亚及其子孙后代拥有贵族纹章的证书的以下根据：

第一，证书确认莎士比亚的先人“勇敢而忠诚地为国王效劳，他们为此而受到英明的国王亨利七世的褒奖”。

第二，约翰·莎士比亚通过妻子玛丽同阿登这一贵族家庭联了姻。

第三，在20年前，约翰·莎士比亚在斯特拉福市长和治安法官任内就已具呈申请，当时，罗伯特·库克这个在纹章局中占有相应职位的人，已把他家的纹章图案提交给纹章局。

第四，约翰·莎士比亚“拥有土地，房屋和价值500英镑的财产”。

在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家道殷实的人，要是他们没有直接从事如经商这一类卑贱的事业，如果他们能够在呈文中指明本族谱系久远，说明财产状况，就能通过纹章局官员用钱买得贵族纹章”。

关于财产，莎士比亚家能够交出确切的材料来证明。讲到谱系的久远，如果不凭借想象就难以过关了，好在家里就有这么一个富有想象力的人。

莎士比亚家的纹章美观而简单：一面金盾，上面有黑色条纹横过，对角斜放着一支长枪。在盾上方的花环上站着一只鹰，一只高举的鹰爪擎着长矛。

从此，约翰·莎士比亚及其后代都可以把这个纹徽刻在戒指、图章、大厦、器皿、衣服、墓碑以及纪念碑上作为炫耀了。

纹章的象征意义是和莎士比亚名字的含义——“用枪震撼”相吻合的。纹章图案上绘有的雄鹰，是与王族接近的一种象征。莎士比亚家纹章上的箴言是“非无权也”。

虽然感觉莎士比亚追求贵族纹章的做法可能显得很幼稚，甚至是可笑的虚荣。但是在伊丽莎白时代还保留着许多封建等级的观念，属于某个阶层，对社会地位来说绝不是无关紧要的。

莎士比亚开始独立生活时，从事的是几乎毫无权利的演员职业。成为宫内大臣和穿上带金银边饰的号衣绝不是一种荣誉。

莎士比亚既是演员，又是剧作家；他通过艰苦劳动，才赢得了财产和社会地位。莎士比亚并不是凭白无故交上好运的。因此，莎士比亚追求这种贵族名位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1597年5月，在莎士比亚家获得纹章不到一年的时候，威廉·莎士比亚就下决心买下了斯特拉福城第二大的一栋房子。

当莎士比亚忙完剧团的事情后，莎士比亚决定回家为家人购置新房产了。他的家人挤在破旧的老房子里，现在又拥有了贵族身份，更应该添置产业了。

莎士比亚早就看上了新宅。它位于市政厅教堂和他的母校对面，虽然只是一栋房子而已，但它却是斯特拉福崇高地位的象征。

新宅原先的房主休·柯普登爵士曾经是伦敦市长，他建这幢“我的大屋”是为退休养老用的，在教堂里他还拥有专门的坐席。

1543年柯普登归天之后，新宅尚被描述成是“一所漂亮的砌砖和木头房子”。在斯特拉福，砖块并非常用的建材，那时的薄砖似乎并不能耐久。

现在的房主是威廉·恩德希尔，他是一个贪婪狡诈的人。经人安排，莎士比亚和恩德希尔见了面。

“恩德希尔先生，我有意购买新宅，当然这是一座老房子，叫新宅已经不适合了，您打算开价多少？”

恩德希尔是个50多岁的小老头，他眯着眼摸着两撇山羊胡，心里默默盘算，打算捞到一笔。

“莎士比亚先生，这是一座好房子，还有两个谷仓，两座花园和两座果园，地点也好。我认为以您的身份，您可以支付这座房子的费用，不用同我讨价还价，这会降低您的身份，我认为70英镑您认为可以吗？”

果然是个贪婪狡诈的小人，想借机敲诈一笔啊！莎士比亚望着这个贪婪的小老头，不禁一阵厌恶。

“恩德希尔先生，我虽然是个做戏剧的，但并不表示我不食人间烟火，你这是狮子大开口啊！”

莎士比亚接着说，“我并不想为这事同你纠缠下去，我出到60英镑，这已经很高了。如果你认为这座老房子可以给你带来更高收入的话，你可以耐心等待。祝你好运！”

恩德希尔见莎士比亚起身要走，忙拦下他说道：“莎士比亚先生，您实在精明，我同意您的价格，这座好房子归您了，我们签合同吧！”

在莎士比亚的童年时期，新宅就已经是年久失修了，因此要对它进行整修。

莎士比亚亲自监督这一工作的进行，他还卖了一吨石块给市政厅修葺艾汶河上的石桥，这些石块就是其中一座摇摇欲坠的谷仓拆除后的剩余物。

新宅是莎士比亚买的第一所房屋，他以日常家务事为乐，这一点反映在他这个时期以及后来全部剧作的家常生活想象中，成为他的特色。

“我们的权力紧缠在和平的部门上”“同蜜蜂一样从每一朵花心采蜜”，因为莎士比亚正在整顿荒废多年的花园，那里当然有的是蜜蜂。

新宅对于莎士比亚家具有的意义，不仅是拥有了一座不动产，更意味着莎士比亚家在斯特拉福城社会地位的重振。

斯特拉福的市民很快知道了莎士比亚现在所拥有的财产。在1598年1月24日，市政厅的一位最可尊敬的成员写信给当时在伦敦的朋友，一个叫理查·奎尼的人，他告诉奎尼，莎士比亚先生投资地产，不妨向他建议购买斯特拉福的一块土地。

同年秋，正是这位理查·奎尼，他在伦敦为斯特拉福市政厅办事时遇到了麻烦。1598年10月25日，住在“钟声”旅馆的他，直截了当的向他的老乡莎士比亚写信求助：

“亲爱的老乡，我斗胆把您作为朋友，向您写信，请惠借30英镑，由布舍尔先生或者米顿先生为我担保。罗瑟尔先生还没来伦敦，我落入了十分狼狈的境地。请您提供友谊的帮助，为我清偿我在伦敦所欠的债务。”

下面紧跟着奎尼所给的有关的担保的详细细节和尽快答复的请求。

现在“尊敬的”和“亲爱的”老乡莎士比亚已经赢得了斯特拉福市民的尊敬。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努力之后，莎士比亚一家终于步入了贵族行列。

莎士比亚享受着宁静温馨的家居生活，有时下午他从花园里仰望，可以看见小学生在他屋角的十字路口向东西南北飞奔。

那时那地，莎士比亚很自然地会把敌军溃散描写为“像学校散学时每个学童急急忙忙回家或去球场”。与早晨他同样注意到的孩子们像蜗牛爬行一样去上学的样子全然不同。

莎士比亚心里一定很难受，本来他的儿子哈姆涅特也应该在他们的中间。

参加剧团的巡演

依赖顾客们无拘无束的花费而存在的伦敦各剧团，自然受到不景气的影响。在1596年7月，71岁的亨利·汉斯登爵士过世，更使剧团遭受重击。

政务大臣的遗缺由柯伯汉爵士继任，他是讨厌戏剧的人。因此，伦敦市长立即抓住机会对演员们施加压力。就这样，新剧本在伦敦就没有市场了。

不过，莎士比亚的剧团在这一年仍然在女王御前献演了6出戏。到了3月，政务大臣之职在4月回到了汉斯登家的乔治之手，剧团的前途又稍见曙光。

新政务大臣尽管同情演员，但伦敦市长仍不放弃拯救该市免于罪恶的沉沦。他与市府参事在1597年7月28日合写了一封长信给枢密院，列举演员所带来的各种大灾难。

信里说那些戏剧是“使青年堕落的一个特别的因素，内容有不洁之事、淫乱之情节与邪暴之演出”。从清教徒的眼光来看，《罗密欧与朱丽叶》倒是很符合这个描述。

就在这封信送出去的当天，枢密院便发布了一道政府命令，命伦敦城内所有戏剧停演，所有戏院夷平。

枢密院关心的倒不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会败坏青年人的心志或影响戏院的营业，而是担心戏院可能会散布叛国的思想。

有人密报，新成立的“潘布罗克”剧团在天鹅剧院上演的一出戏内有“非常叛逆与毁诗之情事”。

因而有3名演员被即刻下于马雪西的狱中。虽然这出名为《犬岛》的作者汤姆斯·纳什早已脚底抹油溜之大吉，但他的寓所却遭大肆搜检，期望能发现更多可疑的作品。

纳什一度出没在马洛和格林四周，是那群老派、易冲动而文采出众的大学人士中仅存的一个，他仍然像大学毕业生般调皮捣蛋，喜好挖苦嘲讽。

枢密院的重令雷声大雨点小，伦敦并无哪家戏院给夷平，倒是戏剧演出真的中止了一段时间。无奈各家剧院关闭，不久所有的剧团又纷纷上路。

巡回演出不像在伦敦的大戏院里那样舒服而收益多，演出的场所也仅限于当地官厅里或客栈的空地上。宫内大臣剧团先后到好些地方表演。

1597年8月，宫内大臣剧团来到了黑麦城。当地沿海峭崖上长着一种肥厚多肉的植物，叫桑怀尔。秋天来时，人们采了桑怀尔加以腌渍，然后在伦敦街上售卖，作为配肉的青菜。莎士比亚在《李尔王》中对采收的情形曾描述过。

黑麦城滨海，环城有墙，是个古城。曾经是个良好的港口，可惜受到背后沼泽的侵蚀，就渐渐失去了作为港口的作用。

宫内大臣剧团另外还去了一个因一桩谋杀案而闻名的地方——菲微桑。菲城正蓬勃发展，以产牡蛎著称，它的市场里也有一口钟，很像斯特拉福的情形。

如果一切进展的顺利，走过了英国东南部，宫内大臣剧团应该转头回伦敦去了。

但是在枢密院和市长的严密监视下，伦敦剧院依然紧闭，宫内大臣剧团只有继续西行，前往伯利斯多和巴斯两地，那儿有英国最好的戏剧观众，途中还经过了“不给演员执照”的马孛罗镇。

巴斯的情形却非常不同，各剧团在这里都受到欢迎。这个古城平均每年都要演15至20出戏。

1597年，在巴斯城演出的剧团除宫内大臣剧团外，还有其他4个剧团。

巴斯是个时髦城市，许多贵族大家在此都置有产业，不在那里住时便租给别人。

宫内大臣剧团的恩主乔治·汉斯登，“拥有当地最尊贵的屋宇”，并深信当地的水具有很奇特的疗效。

女王只相信审慎的饮食和充足的运动，曾写信给汉斯登说：“我忍不住要怀疑……你没被那大桶大桶往你身上倒的水淹死才怪。”

9月，宫内大臣剧团在伯利斯多表演，这是艾汶河畔的另一座城市，在巴斯西北的一座小山上，也是英国要城之一。

伯城在好些方面都像是小型的伦敦，该地居民的文化水准必然特高，因为全英国第一座免费公共图书馆便在此建立。

市政厅里常有巡游的剧团公演。1597年9月，宫内大臣剧团在市政厅演出，演员们还获得了30先令的酬劳。

宫内大臣剧团秋天抵达伯城时，该地景况并不顶佳，经济不景气和歉收影响甚大，市长并且下令所有市民必须“尽自己收入可能尽量收容穷人，以免发生暴乱”。

10月来临时，宫内大臣剧团的人大约已经返回115英里外的伦敦了。同月8日，本·琼生自马雪西被释，亨斯洛的“玫瑰”戏院也在11日重新开业。只有天鹅剧院仍然关闭，这个冬季大概又渐渐恢复正常了。

然而，所有的行业都感觉到，伦敦改变了，往昔的好日子已经不再。首先在心理方面发生了改变，而抱着世纪末幻想破灭心情的是作家们。

16世纪90年代末期这些绝望的时髦青年，开始背弃上一代，认为自己对于所存在的世界有崭新的发现。

对于文艺复兴时的一大特点——喜爱行动，青年们另有意见，坚信世界是罪恶的深渊，坐下来指出它的邪罪才是唯一值得做的事。

对于文艺复兴的另一大特色——喜爱美好，青年们则代之以对性爱的恐惧与探究畸形性爱的兴趣。至于文艺复兴时的活力，他们则以灵活的思想取代。

青年作家们开始一窝风地指述“沉沦于罪恶中的世界”里的各种罪恶，这种讥讽的风潮在1599年达到巅峰，使得惠特基福特主教不得不下令禁止出版，其中一些作品多遭到焚毁的命运。

在众多青年里，对这种新式的讥嘲写作特别感兴趣的是本·琼生，就是那个因写《犬岛》而入狱的演员。

在马洛光芒万丈的时节，本·琼生还只是10多岁的孩子，等他开始写作，那浪漫派的作风几乎成为过去，而且他也没有半点那方面的兴趣。

虽然1597年本·琼生曾受雇于亨斯洛，为他写些传统的旧式剧本，但是当他出版自己全部的剧作时，为亨斯洛所写的剧本却一部也没收进去。

第一部本·琼生愿意称为自己的著作的是《个性互异》，这是他在1598年以新方式所写的讽刺性喜剧。由于伦敦的文学气氛已经改变，所以此剧大获成功。

本·琼生这出戏是严谨的罗马喜剧，以古典的手法写成。他严守三一律，甚至谨遵旧日古典喜剧之精神——鞭惩邪恶，并无意展示真实的人们，只是简化了典型角色。

这正合本·琼生的天性，他喜欢抽象、喜欢精简，他只对人们的特异处有兴趣，却没有莎士比亚的才华，能够见到完全的人类。

由于宫内大臣剧团上演《个性互异》，使得本·琼生能与莎士比亚密切接触。莎士比亚和伯比奇、赫明、基斯共同演出了这部喜剧。

就这样开始了本·琼生与宫内大臣剧团之间虽时常中断却绵长不绝的关系，也开始了本·琼生和莎士比亚之间虽长久却激情起伏的情谊。

莎士比亚是少数未曾公开与本·琼生争吵的作家之一。不过私下里两人对于剧本写作定然有过分歧。

莎士比亚和本·琼生在写作的艺术方面有着完全不同的观点：莎士比亚以为天下人何必个个相同，而本·琼生则有自己的写作理论，决不容许异象存在。

本·琼生曾受过学院教育，确认正确之写诗方式是先以散文写下意念。莎士比亚笔下奔腾，从未听过有这档子的规则，本·琼生为此觉得抱撼之至。

本·琼生酸刻地批评莎士比亚“那般快速地流泻，有时真该堵他一下”，对于莎士比亚的演员同伙盛赞莎士比亚送来的剧本字里行间绝无涂抹修改，更是不愿置信。“他早涂过1000处了。”他说。

本·琼生对自己的剧作曾做过许多仔细地考据，因此对于莎士比亚这个不注意史实的同行，觉得不是滋味。

莎士比亚过世后三年，本·琼生还念念不忘莎士比亚在“方圆数百里之内无海”的波希米亚境内放上了一个海岸。

莎士比亚这个海岸是在格林的一篇通俗小说里找到的，他也没有想到要去探究一番，他只注意到故事本身。

本·琼生可不一样，他要先翻地图，请教专家，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才能再继续写下一行。同时，莎士比亚也不管什么三一律，悲喜剧一锅熟，教人觉得他真是毫不顾及文学法则。

不过，两人间尽管有着这些差异，本·琼生却敬爱莎士比亚，称他是“我敬爱的人”。他并不是轻易付出感情的人，却这样评说莎士比亚：“我爱此人，敬重他的声名，如任何人一般尊崇他。”

本·琼生对别人的最高称誉是赞他“诚正”，而“诚正”在文艺复兴时期也有高度赞赏的含义。

他如此评论莎士比亚：“他确是诚正忠实，而且天性通达无拘。”这样说莎士比亚的人有好些，却不似来自狂烈的本·琼生那般有力。

在伊丽莎白和詹姆士统治时期，本·琼生就一直不断地进出牢房。他与山姆尔·丹尼尔这样温驯的人都会结下冤仇；揍了约翰·马尔斯敦还要夺去人家的手枪；他恐吓杜雷顿，又侮辱殷尼哥·钟斯。

本·琼生喜欢和已婚妇人厮混，因为她们“较有经验”，并且当着自负的詹姆士王的面，说他没有诗歌的耳朵。他也爱酗酒，“其温也热烈，其怒也激烈”，叫人爱得深切也叫人恨得入骨。

莎士比亚则几乎与他完全相反。根据所有的证据显示，莎士比亚从未进过监狱，也不曾与人有过仇恨，从不记恨别人，对钱财小心翼翼，20年的时间里一直与同一群人一道生活。

可是，当本·琼生在他的剧本中苦心经营古典理想时，莎士比亚在他的写作中却风狂雨暴，屡趋极端，使得本·琼生说其中的一些“荒谬”而“难逃人们的窃笑”。

也许本·琼生会同意真实的生活，偶尔也非常荒谬，只是他不愿再在舞台上容忍这样的真实生活罢了。

渡过剧团的困难期

亨斯洛的海军大臣剧团在他的玫瑰剧场演出，为了吸引观众，在剧本上他没法同宫内大臣剧团竞争，但他却为他的剧团和观众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剧场。

亨斯洛为玫瑰剧场的绘画和其他修饰花了一大笔钱。但不久，剧场方面他也有了一个竞争对手。

弗兰西斯·伦格里就是亨斯洛的对手，在1595年，他在玫瑰剧场以西约300米的巴黎园修建了一座伦敦最漂亮最大的剧院“天鹅”剧院。而且他声称，这是为莎士比亚和他的宫内大臣剧团修建的。

莎士比亚也很喜欢天鹅剧院，剧场中间是舞台，有两根柱子支撑幕布。后台是演员区或称化妆室，两侧有门通向舞台。舞台周围有一层层楼座，是观众席。

舞台的最上面还有一个小屋，在那里制造出雷电及天上和地下的种种声响。幕布后面还有一处不露面的楼座，应该是乐师席。有的时候，时髦人物还可以租个凳子坐到舞台上来。

莎士比亚在斯特拉福时，宫内大臣剧团正在巡回演出，天鹅剧场也没有完全建好，剧团打算回到伦敦后再商量租剧场的事宜，然而，有些意外出现了。

莎士比亚打算在家里多待一阵。一天早上，他收到一封剧团的来信，信中让他尽快回到剧团，有事务需要解决。

莎士比亚只好告别了家人，回到伦敦。剧团现在面临一些麻烦，他们的庇护人宫内大臣逝世了，虽然他的儿子同意做他们的庇护人，但他并未成为新的宫内大臣。新的宫内大臣是柯勃汉勋爵。

柯勃汉勋爵对演员没有好感，市政当局便充分利用这个宝贵的机会。他们没有能力阻止修建天鹅剧场，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只不过是另一个“窃贼、偷马贼、骗子、捉兔子的、犯叛国罪的等”的聚会之所。

现在他们终于说服了柯勃汉勋爵和枢密院把伦敦内城的旅店、剧场关闭掉。这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因为在冬季，伦敦市民嫌宫内大臣剧团的剧场离城太远，道路又太泥泞。于是宫内大臣剧团接受伦格里的邀请，冬季包下了天鹅剧场。

莎士比亚同伦格里也开始了交往，伦格里是一位热心艺术、富有正义感的业主，两人成为知心好友。

一天伦格里匆匆来见莎士比亚，莎士比亚见他面色苍白，冷汗直流，关切地问道：“我的朋友，发生了什么事？”

“威廉，我刚刚摆脱了一次追杀。上帝啊，为什么总是助长恶人的气焰，不怜悯一下您忠诚的子民？”

“伦格里，是谁要这样做？”

“是威廉·加廷纳。他让他卑鄙的继子威胁我，他们用剑横向我的脖子，顶着我的胸膛，我怕死，只好向他们寻求保护。”

“朋友，你暂时屈服是明智之举。在这样一个混乱的社会，狂妄自大的时髦青年动不动就把剑拔出鞘来。而警官们又不轻易履行职责。不过，你曾公开说过威廉·加廷纳这个基层法官是虚伪的，是做伪证的无赖。你认为他可以这么轻易的放过你吗？”

“威廉，我当然明白，这只是给我一个下马威，他是基层法官，他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把天鹅剧场封闭，让我破产，他这么做简直太嚣张了。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无赖，我不是污蔑他，我有充分的理由。”

“伦格里，你先别激动，我想我认识几位司法界的朋友和宫内的几位贵族，我会尽力帮助你的。”

“谢谢你，威廉，你是我真正的朋友。”

莎士比亚开始出面帮助伦格里，加廷纳只得暂时收敛气焰，但他并不甘心，明的不行，就来暗的。

莎士比亚和伦格里受到法庭传训，因为加廷纳反过来控告莎士比亚、伦格里和另两位不知名的妇女危害治安。

莎士比亚、伦格里相视苦笑。由于这件案子牵涉到莎士比亚这个大名人和两个妇女，伦敦市民纷纷议论起来。这对莎士比亚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莎士比亚在他的剧本中以夏禄法官来讽刺加廷纳，莎士比亚对他还算客气，讽刺得并不厉害。夏禄大惊小怪，瞎忙一阵，这种讽刺实在便宜了那个无赖的基层法官。

不过，莎士比亚忍不住要捉弄一下那个不提倡戏剧的宫内大臣柯勃汉勋爵。他在下一部戏《亨利四世》里，用勋爵的祖先约翰·欧尔卡苏爵士来命名那个胆小而又肥胖的骑士。

柯勃汉提出抗议，莎士比亚把名字换成了另一个逃跑起来很快的历史人物福斯塔夫，使得他的众多仇敌非常高兴。这个名字给人印象深刻，从此柯勃汉被戏称为福斯塔夫，莎士比亚报了仇。

1597年春，宫内大臣柯勃汉勋爵去世，演员们没有流一滴泪。莎士比亚和他的同伴们喜出望外的是他们迎来了新的庇护人，又一次成为宫内大臣剧团。

等莎士比亚回到伦敦后，发现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发生了许多纷扰不安的事，剧团已经没有剧场可供表演。

莎士比亚曾帮助伦格里对付过基层法官加廷纳，加廷纳是一个无耻小人，一直都找机会打击伦格里的天鹅剧场和宫内大臣剧团。

机会终于来了，在7月里，伦格里同意一个剧团在天鹅剧场上演一出讽刺喜剧《笨人岛》，这是一出讽刺社会和现实的戏剧，自然引起政府当局的指责。

加廷纳作为基层法官，在枢密院调查此事时，添油加醋，污蔑伦格里一向对政府不满，在他的剧场经常演出诋毁政府的戏剧。他还说这对伦敦人影响很大，长此下去，一定会引起骚乱。

于是，枢密院以《笨人岛》包含非常煽动性、诽谤性内容为名，查封了整个天鹅剧场，囚禁了部分演员和作者，并开始全面查禁伦敦各大剧场和剧团。

伦格里总算逃过一劫，没有牢狱之灾。但10月份全面开禁时，伦格里就没法重新得到天鹅剧场的执照了，无奈之下，他只得将剧场改为杂技场。

宫内大臣剧团想重新回到原来的剧院演出，但剧场的业主不同意出租。

加廷纳为了报一箭之仇，也不准伦敦城内的旅店出租给剧团。这样，剧院、天鹅剧场和伦敦城内的旅店都不准宫内大臣剧团演出，而玫瑰剧场当然还是由海军大臣剧团演戏。

剩下的还有一个帷幕剧场，冬季交通不便。但目前宫内大臣剧团只能满足于这样一个旧式的二流剧场。

为了帮助渡过这一困难时期，剧团打算将莎士比亚的4个剧本出售给出版商。大家同莎士比亚商量，莎士比亚没有片刻犹豫，马上同意了，剧团是他们共同的事业。

大家讨论了一下，决定出售《查理二世》、《查理三世》、《亨利四世》和《爱的徒劳》。这是他们第一次出售剧本，莎士比亚本人也从没同出版商打过交道，他们同意对剧本刊印后的成品无权过问，其质量随排印工而异。

剧本成品出来后，出版商给莎士比亚送来清样，莎士比亚一翻，哭笑不得。《爱的徒劳》印得极差，错误比比皆是。《查理二世》还不错，虽然有69处错误，还不失为一个比较好的本子。不过第二版就不怎么样，改正了14处错，却新增了123处错误。

莎士比亚明白，剧本并不算正经的文学，当时最优秀的印工都不肯印剧本。卖剧本也只是换点钱，缓解一下眼前的困境，所以他并不在乎，他只关注正在写的东西，对已经写好的不愿过分用心思。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印工那样看不起剧本。1598年9月，一位叫弗兰西斯·米尔斯的教师出版了《智慧的宝藏》一书，其中有一节异想天开地想把古典作家与当代英国诗人作一类比。

《智慧的宝藏》一书作为批评并无价值，但作为有关莎士比亚的资料却是无价之宝。因为作者告诉我们，莎士比亚被认为是当时最优秀的剧作家，喜剧悲剧都行，他的十四行诗当时正在广为流传，并记下了莎士比亚已经写成的12种剧本。

米尔斯对莎士比亚诗歌语言的长处给出了高度的评价：“要是文艺女神缪斯们会讲英语，那她们会用莎士比亚那优美的文句讲述。”

米尔斯的著作证明了莎士比亚在读书人的圈子里已经获得了承认。米尔斯谈的，与其说是他个人的观点，倒不如说是诗歌、戏剧界有关人士一致肯定的看法。

莎士比亚的剧本刊印不久，他的名字也成了成功的可靠保证。出版商们甚至在那些并非出自他手笔的剧本上也署上了他的名字。他们懂得，莎士比亚的名字就是推销书籍的好招牌。

创建环球剧院

宫内大臣剧团的主要股东是老演员詹姆士·伯比奇。多年来，剧团东奔西跑，一直没有一个安身的场所。他们为此租赁了一块土地，租期为20年。

在1596年租赁期满的时候，土地所有者拒绝延长租约。因而，伯比奇决定修建另外一个剧场。他买下了黑僧修道院的空房，那里原是儿童剧团的演出场地。

伯比奇开始对其进行整修，就这样，他成为了英国第一位把有屋顶与室内照明设备的厅堂改建成公共戏院的人，也成为了戏院建筑方面的先锋。

可惜的是伯比奇的戏院处在较高的山坡上，那里是特别而排外的住宅区。周围的居民制造了重重障碍，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与剧院为邻，这个地方将会充满形形色色的不法之徒。

就在剧院整修快完工的时候，当地居民向枢密院提出了诉讼。于是枢密院下令伯比奇停止剧院的整修，就这样，伯比奇未能实现自己的设想。

由于剧院的问题，剧团的工作也不得不中断。没过两个月，伯比奇这位老演员就与世长辞了，他的大儿子卡贝特·伯比奇继承了他的产业。

由于不能建新剧场了，卡贝特就设法劝说原来剧院的土地所有者同意延长租期，结果也是劳而无功。土地所有者就是一心想把演员赶走，不仅如此，等合同时间一到期，他们就会把整个剧院建筑拆除。

卡贝特不肯轻易放弃。原先的租约中有一条表明，詹姆士·伯比奇有权“在20年期满前，任何时间，为了自己适合的用处而拥有、拆卸或运走”戏院。因此，该剧院的建筑仍然是属于卡贝特家的。

在1599年的夏天，卡贝特在泰晤士河南岸斗熊场和斗鸡场的旁边，买下了一块土地，准备在这里重建一座新剧院。

拆除旧建筑和修建新剧院需要大量资金，包括付给工人、工程承包人的工资和新租土地的租金。总之，由于开支太大，卡贝特单凭自己的财力已经无力负担。

莎士比亚和宫内大臣剧团的全体人员都非常关心这件事，因为剧团今后能否在伦敦立足直接取决于新剧院的命运。

于是卡贝特向剧团的5位演员请求经济支援，其中当然包括莎士比亚。这可是一个创举，因为向来还没有人请一群演员共同出资建造剧院。

经过商议的结果是：卡贝特组建了一个由他们6个人组成的合股公司，认购股份，共襄盛举。卡贝特掌握新剧院的一半利益，另5位演员则掌握另一半的利益，莎士比亚也就掌有全部1/10的股份。

因此，莎士比亚不仅是剧团的股东，而且也是剧团在其中演出的剧场的股东，还是新剧院土地的承租人。

莎士比亚等人要承担剧院主人的各项花费，从土地的承租、剧院的养护乃至每年要支付的剧院执照费，无所不包，交换条件则是免费在该剧院演出。在伦敦剧院史上，这也是一种崭新的安排。

拆下的木头等建材，运往泰晤士河南岸。当时英国木材稀少而且价格昂贵，由剧院拆下的都是厚重、有价值的木材，这样就给股份公司的成员们省下了不少钱。

不过新剧院的的建设仍需构建新地基和家具，付木匠和泥水师傅等的工资，总共约有400英镑，不过这比起新建一座剧院要便宜多了。

新建的剧院在设计上并没有多大改变，仍然在伸出的舞台四周安置着一排排成阶梯式的座位，上面是草做的屋顶，中央则是开向天空。

戏服存放的空间扩大了许多，而且也装置了后台机关。同时，剧院在设计上采用了所有最新的技巧，使得建成的戏院能带给观众最大的舒适度，也能带给演员最多的方便。

在新剧院修建期间，剧团必须继续营业。宫内大臣剧团就在原来的剧院附近租了一座叫“花坛”的剧院来演出。

由新剧院出发，花上1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能走到泰晤士河大桥，而桥那边就是伦敦。观众来这里看戏，比到过去的剧院看戏还要近一些。

新剧院建设完毕，必须给它取一个响亮的名字。剧团成员们不愿像亨斯洛或艾伦那样，把自己的剧院取名“玫瑰”；或者像伦格里似的，为自己的剧院取名为“天鹅”，这类陈腐不堪的名字打动不了宫内大臣剧团的心。

因而，剧团成员们决定在剧院招牌上画一个巨人的图案——肩扛地球的赫拉克勒斯的形象，正是“地球”成了剧院的象征，而不是赫拉克勒斯。

剧团成员们的用意是，他们在剧院里表演的，正是那世界上发生的一切趣事。

同时剧团成员们也不是平白无故地在赫拉克勒斯和他肩负的地球图案的旁边加上了一行拉丁铭文：“世界大剧场”。这大概是莎士比亚想出的主意。

新剧场建设得相当快，在1599年夏季来临之前，宫内大臣剧团就已经在自己筹建的新剧院里演出了。

已经修建好的新剧院是伦敦最出色的剧院、最大的剧院，以当时的眼光来看，完全是一座规模宏伟的剧院。

新剧场坐落在泰晤士河的右岸，离亨斯洛的“玫瑰”剧院不远。可以认为这是向海军大臣剧团的直接挑战，不过“环球”剧院显然占了上风。

海军大臣剧团恨不得立即扳回局势，在1599年底的时候，他们就又建起了一座名为“财富”的新剧院。

几乎财富剧院的全部工程细节都与环球剧院相同，甚至连舞台大小都和“环球”一样，只有支柱是方形的，上端雕着有半人半马的森林神像，同时他们也采取了一种新的尝试：把剧院建成了方形。

亨斯洛的财富剧院建在城市北郊，虽然也吸引了一些北边居民，但不容置疑，环球剧院才是这个城市最好的剧院。

不参与剧坛之争

在17世纪初期，伦敦的戏剧生活中出现了一些状况：演员和剧作家之间发生了争吵。这就是当时的剧坛上一段有趣的插曲，历史上被称作“剧坛之争”，也叫“诗人相扑”。

在这场纷争中，莎士比亚不是主角，他一向都很冷静，不喜欢笔墨争斗。而且，他也错过了这场笔墨官司的高潮，因为他的父亲病重了，他要回到斯特拉福去见父亲最后一面。

老约翰十分安详，静静地等待着上帝的召唤，他对儿子说：“威廉，我已经满足了。我这一生，原来只是耕种别人土地的佃农的儿子，可是我不满意自己的出身，谁规定我生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什么样的人呢！我要和命运搏一番。”

“你看，我赢过，也输过。我赢得时候，春风得意，娶了我父亲主人的女儿，我有金钱有名誉，我当过市长，这是咱这个城市最尊崇的职位。我输的时候，凄凄惨惨，我的儿子不能上学，我被债主追得不敢出房门。”老约翰眼含泪水地说着。

“我让你，我的儿子，不得不到伦敦当戏子赚钱。我一直都想对你说对不起，我没给你良好的教育，家人一直拖累着你，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没有战胜命运。”

“父亲，你是一个勇士，你战胜了命运，因为你一直在战斗，从没被它击垮。你是我最崇敬的人，有的人能够长久的荣光下去，但在背后，却那么肮脏卑鄙。而您一直是诚实的，即使您遭遇挫折，您也没想过去危害别人，您是伟大的、好样的！”

“威廉，我没有什么可求的了，现在我们在城里又重新恢复了名誉和地位。但我总觉得你在伦敦那么辛苦地写作，虽然并不低贱，但同有土地这样固定资产的绅士相比，好像还差了些。你的工作太不稳定了，总是冒风险。有机会购置一些土地吧，土地是财富的根本啊！”

“好的父亲，等您好一些了，我马上同地产商联系。”

“傻小子，我好不了了，我已经够老了，我并不痛苦，我没有受疾病的折磨，只是人生路走上了尽头。我的儿子，我不想跟你说再见，因为我不会远离你，你会感到我在天上看着你，我们说‘你好’吧，这样我们离别了，也会感到这是相逢的开始。”

“你好，父亲！”莎士比亚哽咽着伏在父亲胸膛上，说完了这句话，也将脸深深埋下，不让别人看见他奔涌而出的泪水。

几天后，老人去世了，他的面孔仍带满脸笑容。

莎士比亚记着父亲的嘱托，买了城北面的一块127英亩的农田。到1602年春天，莎士比亚已经成为一位在斯特拉福拥有最讲究的房屋和土地的乡绅了。

在莎士比亚购买田地的时候，那场“剧坛之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一天，莎士比亚的一个剧团的朋友来探望他，两个人开始闲谈伦敦新近发生的奇闻逸事。

“本·琼生他们斗得怎么样了？”莎士比亚微笑着问。

“斗得好热闹呢，你可惜错过好戏了。”

“他们可真有耐性啊！在1599年，马斯顿写的《挨打的演员》说的就是本·琼生，还说他滑稽。本·琼生也反过来讽刺马斯顿浮夸。马斯顿又立即报复，把一个戴绿毛巾的老爹写得像本·琼生。”

“那个老头实在是像啊，我看的时候眼泪都笑出来了。本·琼生那火爆脾气，当然饶不了马斯顿，可他也不该把戴克也拉进来呀，把人家贬一顿，这不是树敌过多吗？”

“本·琼生知道戴克是马斯顿的好朋友，早晚戴克也会帮马斯顿的，再说本·琼生一直瞧不起戴克，他一听说戴克要找他麻烦，不是马上就写了一部《蹩脚诗人》，说戴克是老剧本的织补工和文抄公，马斯顿是蹩脚诗人。”

“同时，这个本·琼生也没忘了自己，说自己是古罗马桂冠诗人贺拉斯。我想马斯顿和戴克绝饶不了本·琼生，可惜我没看到，他们是怎样回击的？”

“本·琼生写的戏说的不是扮戏人德密特里和自封诗人的克里斯宾吗？实际上，说的就是戴克和马斯顿。本·琼生在剧本里让这两个人传讯到凯撒面前，本·琼生自称是德高望重的贺拉斯，他给了克里斯宾一粒药丸，让他把夸张的诗句都吐出来。”

“我知道这部戏呀！”

“你别着急，后来戴克和马斯顿写了一部《鞭挞讽刺家》，还说的是德密特里、克里斯宾和贺拉斯，不过这回贺拉斯可惨了，他被拉去受审，法官是德密特里和克里斯宾。他们不愿使用药丸，怕引出蛮横无理的臭气，而是用蓖麻作为冠罩在他头上，叫他起誓放弃他的好出风头的奇思怪想。”

“好一个蓖麻冠啊，真亏他想的出来，桂冠诗人贺拉斯与蓖麻冠的本·琼生，文人之间的讽刺可真比刀剑厉害得多呀！”

“大家还在猜要是你在会怎么刮他们一顿。喂，你知道吗，学生们演戏时说你把本·琼生刮了一顿呢！”

“是吗，他们说什么？”

“在剑桥上学的学生排了一部《巴那斯山归来》，讽刺戏剧界。里面你的两个好朋友伯比奇和凯普也被编了进去。他们说你把本·琼生刮了一顿，弄得他信誉扫地。大家在传说你在《皆大欢喜》里抨击本·琼生，说他想借助讽刺性的嘲弄医好世界的罪恶。这是不是真的？”

“这群孩子可真聪明啊！”

“哈哈，你承认了，你是抨击过本·琼生。”

“你可别妄下评论，我可没承认，要是你冤枉我，把我引进这场糊涂的文字大战，我可饶不了你。”

莎士比亚说完，两个人哈哈大笑起来。

虽然莎士比亚没有参加这场笔战，可本·琼生也没忘记刺他一下，说莎士比亚的《裘力斯·凯撒》是拙劣的货色。

面对毁誉时，莎士比亚总是能泰然处之，因为他一直相信：世人自有公论，历史会做出正确的评价。

受到剑桥的嘲讽

剑桥大学里的教授和学生们，大都瞧不起莎士比亚和本·琼生这些民众剧院的作家。他们认为：知识是“流氓”难以祈求的，自己才是打开知识之门的合法人选。

从1598年开始，剑桥圣约翰学院的学生们就开始自编自演讽喻剧。在第二部《巴那斯山归来》里，学生们对作家开始评头论足，而且肆无忌惮。

本·琼生被称为“最勇敢的杂种，英国所有泥水匠中说话最俏皮的家伙”（暗示他一度帮助他那作泥水匠的继父干活）。马斯顿是“提起一条腿，糊弄全世界”。

对于莎士比亚，他们的语气较为温和。他们嘲笑的与其说是莎士比亚本人，不如说是读他那爱情作品《维纳斯与阿都尼》和《罗密欧与朱丽叶》入迷的年轻人。

《巴那斯山归来》中的一个情节，被花花公子古里奥拿来说明怎样表白爱情。

古里奥：对不起，美丽的夫人，被理智弄糊涂的古里奥找您来了，并且像一个勇敢的追求者开始追求您。

因杰尼奥卓（旁白）：我们马上会听到纯粹莎士比亚风格的东西，以及他从剧院偷来的诗歌片段。

古里奥：原谅我，亲爱的，因为我是一个绅士。月神和你光彩照人的美色相比，简直就是肮脏的婆娘，安东尼所热爱的克列奥帕特只不过是一个黝黑的挤奶妇人，而海伦也是个丑八怪。

因杰尼奥卓（旁白）：瞧！《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个多么美妙的剽窃啊！大概他还要把塞缪尔·丹尼埃尔的书整个拿来献宝呢！

古里奥：你比我美出几倍呢！

地上百卉以你为魁，

芬芳清逸绝无对。

仙子比你失颜色，

壮男比你空雄伟。

你洁白胜过白鸽子，

娇红胜过玫瑰。

造化生你，自斗智慧，

使你一身，俊秀荟萃。

你若一旦休，

便天地同尽，

万物共毁。

因杰尼奥卓（旁白）：我的甜美的莎士比亚先生啊！

再下来，剧本中还有这样的一段对白：

因杰尼奥卓：我的笔愿为你的命令效劳，你要写哪一类东西？

古里奥：我要的不是一类东西。您要用两三种迥然不同的风格写作，或者像乔叟，或者像斯宾塞，或者像莎士比亚！啊，我会很喜欢这样一首诗：

太阳刚刚东升，圆圆的脸又大又红，

泣露的清晓也刚刚别去，犹留遗踪。

啊，多么甜美的诗歌啊，多么甜美的莎士比亚先生！我把他的画像挂在卧房内墙上。

当因杰尼奥卓朗读莎士比亚风格的诗篇时，古里奥高声喊道：

好！我是一个根据脚爪认识公牛的人！赞美您，爵士，作品里包含着真正的火花！

让愚人世界去赞美乔叟和斯宾塞好了，我将向甜美的莎士比亚先生顶礼膜拜。

为了证明我在阅读他的作品，我将把他的《维纳斯与阿都尼》塞在枕头下，我这是向我过去读到过的那个人学来的。

虽然我已经记不起他的确切的名字，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一位国王，他曾把荷马的作品放到床下以后，就安详的进入了黑甜乡。

在大学里，爱说俏皮话的学子们嘲弄着剧作家，但他们没有想到，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们那些所有学究式的睿智将会荡然无存。但是，被这些学子们嘲笑的莎士比亚和本·琼生，将会随着他们的作品继续流传。

被卷进宫廷叛乱

埃塞克斯这颗宫廷明星在1596年达到了顶点，此后就开始逐渐陨落。

事情的起因是伊丽莎白对从喀迪兹弄到的战利品的数额不满。据统计，整个战利品的价值不超过13000英镑，然而国库为远征喀迪兹的支出却达50000英镑。

伊丽莎白不想用这种昂贵的代价去满足陆海军将领的功名心，因而她以日益冷淡的态度对待她手下穷兵黩武的将军提出的好战计划。

然而，埃塞克斯依然急于投身战场。他的下一个远征活动既没有带给他财富，也没有带给他声誉，这次远征还使英国遭到了严重的威胁。

腓力普二世乘埃塞克斯率领舰队的大部分舰船正在亚速尔群岛海域进行海盗掠夺之机，派遣一支新的“无敌舰队”袭击英国海岸。

“无敌舰队”被秋天的暴风雨打散，包围英国的计划才没有得逞，这次英国只是靠奇迹才得以安然无恙。

埃塞克斯返回英国时，伊丽莎白对他极为冷淡。可令埃塞克斯自慰的是他在民众中的威望日增，而这更是伊丽莎白害怕的。

埃塞克斯的对手们利用了女王的不满，埃塞克斯发现他们都被加官封爵，他却一无所获。他在他的庄园里闭门不出，过了一段时间，他终于等到了好消息，女王平息了怒气，宽恕了他，给了他大元帅的称号。

爱尔兰早已爆发了提龙领导的反英的起义，大批百姓逃避战乱，著名诗人斯宾塞的家遭到了叛乱分子的洗劫和焚毁。斯宾塞从爱尔兰逃难来到伦敦，一个月后，由于贫病交加去世。英国人民呼吁政府平定叛乱。

埃塞克斯正在寻找立功的机会，他说服女王派他去扑灭叛乱。在1599年3月，他率领大军出发。埃塞克斯宣誓要彻底消灭提龙。他挥戈直捣爱尔兰，他的朋友扫桑普顿伯爵作为骑兵司令陪同前往。

举国上下都坚信埃塞克斯会凯旋归来，正当埃塞克斯渡过爱尔兰海在绿岛发动军事行动之际，伦敦的剧院上演了莎士比亚的新剧本《亨利五世》，歌颂英国武力在海外，在法国的胜利。

在第五幕之前，有一个扮作“序曲”角色的演员上场讲话，描述英国人怎样迎接由法国胜利归国的亨利五世。

伦敦人毫不怀疑他们的宠儿埃塞克斯伯爵会凯旋的，莎士比亚通过演员的台词表达了这种信念。演员谈到了亨利五世怎样远征归来，让我们听听他的讲话：

看哪，这儿就是英格兰的海滩——跟海洋划分界限，沙滩上密密层层排列着男女老少，他们的欢呼和掌声压倒了海洋的吼声。

适时国王上岸，抬“他那打瘪了的头盔和打弯了的刀子”是一种荣誉，勋爵们争夺着这一荣誉。

“他不答应，他没有虚荣，没有那目空一切的骄傲，他放弃了那耀武扬威的凯旋，把光荣归给了上帝。”

接着，演员谈到怎样迎接国王：被僚属簇拥的市长走在游行队伍中，他们后面跟着大批的百姓。这时演员面向戏剧观众继续和他们交谈，提醒他们，他们的宠儿埃塞克斯目前正在爱尔兰战斗，他谈到祝捷庆典将会再次举行。

我们圣明的女王的将军去把爱尔兰征讨，看来不消多少周折，就能用剑挑着被制服的‘叛乱’回到京城，那时将会有多少人离开那安宁的城市来欢迎他！

即使是在十分热烈地预祝埃塞克斯的胜利，莎士比亚也懂得分寸。他没有忘记埃塞克斯说到底只是位将军，而不是国王。所以，在演员的台词中两次提到对他的欢迎并不是接驾的仪式。

莎士比亚没有头脑发热，他懂得赞美女王亲信所应有的准确分寸。因为女王是一位唯恐别人获得声誉和荣耀的人。

但是，伦敦人没有如愿，莎士比亚也成了一名不灵验的预言家，事件的结局果然不出埃塞克斯对手的预料，他们在派他去爱尔兰时就巴望他能在那里断送掉性命。

埃塞克斯的军队日益减少，叛乱者避免公开的战斗，宁愿采用游击战。于是，他试图通过外交途径安抚叛乱者，开始设法和他们的领袖秘密谈判。

然而，毫无结果。伊丽莎白送去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函，催促埃塞克斯果断行动，但是他却没有采取果断行动的实际力量，他自己也精疲力竭。

埃塞克斯想从残军中挑选一批身强力壮和可信赖的士兵一起返回英国，把女王从她那些“可恶的谋士”那里“解救”出来，扫桑普顿和其他将领劝阻了他。

但是，埃塞克斯已经决意回国，他保留了为数不多的卫队，要是女王真要逮捕他，那些卫兵可以帮助他避免被捕。

想回国就先要结束战事，在一次小规模的战斗之后，埃塞克斯和提龙见了面，订立了休战协定。

在1599年秋，埃塞克斯回到伦敦。得知女王正在城外王宫，他飞速赶往那里，冲进女王正在穿衣打扮的内室，看到了女王没有化妆的老态。女王并没有和他搭腔，她把埃塞克斯召到枢密院议会上汇报情况。

议会不肯饶恕埃塞克斯，他被提醒说，为出征付出的30万英镑都白白浪费了。但是要收拾埃塞克斯还不可能，因为他颇得民心，所以只能把他软禁起来。

征讨爱尔兰叛乱失败，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预示的胜利场景成为泡影，但一切还没有结束。

埃塞克斯在软禁中仍和党羽有联系，要他们用武力解救他。他甚至给苏格兰国王詹姆士送去一份建议书，如果詹姆士搭救他，他答应支持詹姆士对英国王位的要求。

埃塞克斯采取的所有活动都毫无结果，但是他没有气馁，他寄希望于许多青年贵族的支持上，也相信伦敦居民对他的爱戴。

靠着埃塞克斯的朋友扫桑普顿伯爵的帮助，他和大多数支持者接上了头。一场军事阴谋正在酝酿，阴谋分子得知埃塞克斯伯爵将受枢密院的传讯后，决定起事。他们人数不多，所以他们决定鼓动民众暴动，依靠市民支持实现政变。

在1601年2月7日早晨，有几个人来了环球剧院，请求演员演出《查理二世》，即4年前书报检察官删去废黜国王场面的那个剧本。

剧团不想惹麻烦，早已把这部剧本从演出剧目中去掉了。所以，当这些人恰恰选定这一剧本时，演员们就以它过于陈旧，已经久已不演为借口进行推托。

但是订戏的人很坚决，他们说会有足够的观众的，更主要的是他们愿预付40先令——这一笔钱，超过了剧场客满时所售票价的总额。演员们商量了一阵，同意演出这剧本。毫无疑问，剧院的任何人都不知道大方的订戏人为什么一定要订这个戏。

订戏的人是埃塞克斯的党羽，他们打算以这出描写反对国王的暴动和废黜国王的戏挑起伦敦市民叛乱的情绪，但是他们打错了算盘。

在2月8日，埃塞克斯家的院子里集中了300名武装贵族。他们在埃塞克斯的率领下，冲向伦敦旧城区，挥刀舞剑，号召民众追随他们行动。

宫廷已得悉叛乱开始，许多承宣官被派往全城各处宣读谕旨，宣布埃塞克斯是背叛女王的叛徒。

商人们开始关闭商店，市民们躲在家里。埃塞克斯没有从他们那里取得任何支持。党羽们悄悄地四散逃窜，埃塞克斯和寥寥几个党羽回到他家中，住宅很快被忠于女王的军队包围。埃塞克斯焚烧有损他名誉的信件后投降。

侦察进行得十分迅速，10天之后就开庭审判。埃塞克斯和扫桑普顿被判处死刑，以后，扫桑普顿被改判为无期徒刑。

伊丽莎白像她往日那样，对处死埃塞克斯犹豫不决，但是最后还是下了决心。

2月25日，在伦敦塔的院子里，埃塞克斯被斩首，成千上万的人来观看这位风云人物的最后结局。

宫内大臣剧团也被卷入了埃塞克斯的叛乱行动，因为演出《查理二世》也是阴谋的一部分，它提醒市民：君主也是可以废黜的。

侦察临近尾声，就在开庭审判倒霉的伯爵的前夕，侦察官传讯剧团代表，要求说明事实真相。

剧团的一名主要股东演员——奥格斯丁·腓力普被派去进行这一危险的谈话。因为是他和叛乱分子洽谈的，所以他理应去说明事实。

调查结果有惊无险，剧团被证明无罪，《查理二世》的这次演出没有给演员们带来恶果。但是，剧团同埃塞克斯的命运发生的纠葛，并没有就此结束。

伊丽莎白女王，这位在漫长统治期内政权常常岌岌可危的女王，没有放弃这点小小的祝捷活动。她将宫内大臣剧团召进王宫，在埃塞克斯死前夕看了他们的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