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大传 - 第一章北国十八年

第一章北国十八年

一、当燕王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一群头裹红巾的农民从颍州呐喊而起，就像一股“红流”，荡涤冲击，势不可挡。顷刻之间，漫衍于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几乎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

时势造英雄，一个出家到凤阳皇觉寺中剃度为僧的农家青年朱元璋，在此刻还俗投奔红巾军，在这股“红流”之中，凭着超群的胆略和才能，数年之间，由一名普通兵士直做到了威名赫赫的红巾军元帅。

当时，元朝的统治已摇摇欲坠，中国陷入了群雄纷争的乱世之中，各路英雄逐鹿中原，你争我夺，纷纷据地称王，几个胆子大的竟然立国建元，自称起皇帝来。朱元璋却并不着急于称王称帝，他率众渡江，攻取集庆（今南京）改称应天府后，埋起头来发展自己的势力。徽州儒士朱升给他出主意：“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九字真诀为朱元璋所采纳。从此，他名义上奉着红巾军小明王的宋龙凤年号，官拜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右丞相，可是实际上，他占据集庆后，改称应天府，招纳贤能，攻城略地，在元末群雄之中声势一天天大了起来。

当时，朱元璋所据的应天府上游有江州陈友谅，兵强马壮；下游有平江张士诚，富可敌国。朱元璋还夹在他们当中，终日与他们厮杀，互有胜负，到底鹿死谁手，一时尚难见分晓。

至正二十年（1360），对朱元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

暮春三月，浙东最有影响的人物刘基、叶琛、章溢等人被请到了应天。隆重的礼遇之后，朱元璋迫不及待地向他们一一征询日后的攻取大计。

青田人刘基，字伯温，素以知兵自诩，喜好慷慨而谈。他分析当时形势道：“士诚自守虏，不足虑。陈友谅劫主胁下，名号不正，但其地据上流，无日不存亡我之心，宜先图之。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定可成就帝王之业。”这番话正中朱元璋的下怀，于是决定先与陈友谅一决雌雄。

陈友谅本是红巾军天完皇帝徐寿辉的部将，不过陈友谅倚仗自己在军中势力雄厚，将徐寿辉胁迫至江州，自称汉王，随时准备着顺流而下，吞灭朱元璋。两雄间的一场恶斗迫在眉睫。

入夏后。应天城内便显出军情急迫。人们关注着上游传来的消息，对这场即将到来的争斗，感到胜负难卜。

偏偏在这人心惶乱的时刻，旧历四月十七日那天，朱元璋的庶妻氏生下一个男孩，这便是朱元璋第四子朱棣。

说起朱元璋这位庶妻氏，也着实是一件令人感到奇怪的事情。要知道这时候正是朱元璋与陈友谅生死相拼，形势最称凶险的时刻，这个女人当时居然就生活在朱元璋身边，而且为他生下儿子，可见这个女人与朱元璋应该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但是我们在朱元璋的后妃中，甚至所有相关的官方文献中却都看不到关于她的任何记载，我们只能从明人的野史笔记中看到片言只字、模糊不清的记述，对于她的身世略有所知。

氏，也有人说是翁吉剌氏，或者因为“翁”“”音近，翁吉剌氏与氏实为一人，就是朱棣的生母。不管她究竟叫什么名字，她既然曾经为朱元璋所爱，而且为朱元璋生了儿子，怎么会没有留下踪迹呢？

原来氏是个蒙古女子，至于这个蒙古女子是如何来到朱元璋身边的，却无从知晓。于是有人猜测，说她曾经是元大都宫中的宫女，而且怀有元朝皇帝的血脉，后来辗转被朱元璋部下所得并献给了朱元璋，他生下的孩子就是朱元璋的第四子，这个女子因此被杀。朱元璋正妻马氏心疼刚出生的婴儿，收到身边抚养。这当然是无稽之谈，朱元璋占据应天的时候，元末群雄分据局面已成，朱元璋的势力只在应天及徽州、浙东一带，此时大都与江南隔绝，一个宫中的女子又如何能够从大都皇宫之中来到江南，来到朱元璋的身边？其实更有一种可能的情况是这位蒙古女子本是江南元朝官员的家人，因战乱流离，为朱元璋部下所得。朱元璋显然对这位蒙古女子十分宠爱，才会在战火纷飞的两年中，与她生下两个儿子。但是后来究竟发生什么变故，这个女人究竟下落如何，却无从得知。有传说她被赐自尽，甚至有传说她受到“铁裙之刑”，个中原因，亦无从得知。以今日对此事的分析，或因其为蒙古女子，当时朱元璋义军以推翻蒙元为目的，身边不可有元朝官员家中的女子，亦未可知。那是战火纷飞的年代，人们全身心要在群雄中取胜，要向着得天下的道路义无反顾前进，对于朱元璋家庭中女人的命运，不会太过放在心中，而朱元璋对她突然的疏远绝情，也便成为永远的不解之谜。

氏就这样神秘地出现在朱元璋的身边，在生下朱棣后的第二年，又生下一个儿子，就是后来封为周王的朱，从此，这个女人便更加神秘如同人间蒸发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母亲的命运在孩子的心灵中会刻下深深的印记。朱棣虽然在朱元璋正妻马氏抚养下一天天长大，但是他并非不知自己的身世，因此他自认为与同父异母的兄弟们不一样，他从未有过真正的母爱。他性格内向寡言，遇事要靠自己的思考。他无疑自幼在心中深埋着关于生母的秘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是何等痛苦的事情！而这也居然成为了他的自我激励，在几个年长些的兄弟们当中，这个不被重视的朱元璋第四子更显得成熟了些。

四十三年以后，当朱棣夺位登极成为皇帝时，他出生时的情景被描绘成“云气满室，光彩五色，照映宫闼，连日不散”。这当然是虚无的臆造。事实上，伴随着朱棣呱呱啼落的，只有战火硝烟。同他满月祝福声接踵而至的，则是陈友谅兵围太平的告急文书。闰五月初一，太平陷落，守将花云战死。接着，陈友谅兵进采石，刺杀徐寿辉，在风雨交加中登极称帝，挥师直逼应天而来。

应天城里一片惊慌。平民百姓和胆小的官吏且不必说，就连参与议事的将领们，也显得不知所措。有人提出弃城出奔，还有人竟主张开城投降，唯独新到应天不久的刘基在一旁张目不语。朱元璋看出他必有主张，请他到内室中，刘基果然激奋地说道：“主降及奔者，可将其斩首！”遂向朱元璋陈述了诱敌深入、设伏龙江的邀取之计。他最后还向朱元璋鼓气说道：“天道后举者胜。取威制敌，以成王业，在此举矣！”

后来的战事果不出其所料，陈友谅骄狂而来，却落得中计大败而归。这场龙江之役，成为朱元璋与陈友谅之间军事斗争的转折点。从此以后，陈友谅不再具有军事上的明显优势。次年“吊民伐罪，纳顺招降”的西征，以及两年后惊心动魄的鄱阳湖生死决战，也都以朱元璋大获全胜告终。一个最强有力的对手终于被朱元璋消灭掉了。

至正二十六年（1366），朱元璋派人杀害了小明王韩林儿。此时他已无须韬光养晦，从第二年起，他便不再使用宋龙凤年号，改用吴元年纪元。同年九月间，大将军徐达率师攻克平江，张士诚被俘自尽，朱元璋剪灭群雄、统一全国的大局已定。

至正二十七年（1367）旧历十二月二十五日，朱元璋为当时已经出生的七个儿子正式取名。他在祝告太庙文中写道：维子之生，父命以名。典礼所重，古今皆然。仰承先德，自举兵以来，渡江生子七人。今长子命名曰标，次曰樉、曰、曰棣、曰、曰桢、曰榑，从孙一人曰炜（后更名守谦），敢告知之。

这是一件很正式的事情，朱元璋因为出生于贫家，小时候是没有名字的，只有个小名叫重八，元璋这个大名，是他参军后取的。这时候可不同了，他马上便要登极称帝，儿子取名也便成为了大事。按照儒臣们的建议，首先是给诸子取名，名字皆从木字，依次选定。诸子的后代，则依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的说法，如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周而复始，依次轮回。诸子取名既已从木，孙辈名字中便要有火的字旁。而从朱元璋的孙辈起，便不再以单字为名，除去依五行外，还为诸子分别设定了二十个字，作为后世取名的排序。比如太子朱标的后世，要依照“允文遵祖训，钦武大君胜，顺道宜逢吉，师良善用晟”，依次排成二十代。而四子朱棣的后代则用“高瞻祁见祐，厚载翊常由，兹和怡伯仲，简靖迪前猷”，也是二十代。待到这二十个字用完后，再由宗人府颁布新拟定的二十个字，继续排序。和历朝开国后起决定作用一样，朱元璋希望自己建立的新朝传之永久，子孙不绝，永保朱氏的天下。

从这一天起，朱棣和他的几个兄弟才有了正式的名字。这一年他八岁。

五天之后是旧历除夕，应天城里气氛又不同于往年。在辞别旧岁、桃符更新的爆竹声中，一个新朝——明朝诞生了。

正月初四，皇宫中举行了极为隆重而繁琐的登极仪式，朱元璋正式登极称帝，建元洪武，并且册封正妻马氏为皇后，长子朱标为太子。登极和册封仪式完毕后，朱棣先同几个兄弟一起去拜贺母后马氏，然后再去拜贺长兄太子朱标。拜贺仪式统统是事先安排好的，一片礼乐声中，由二哥朱樉代表大家背诵一段贺词：小弟樉兹遇长兄皇太子荣膺宝册，不胜忻忭之至，谨率诸弟诣殿下称贺。看上去就像是演戏一般。但是素来相处无间的兄弟，从此开始有了明确的身份之别，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朱元璋如此迫不及待地选定太子，是因为他将元朝皇室衰微与纷争归咎于不立太子的缘故。他希望太子同其余诸子们能够敦睦相处，以巩固朱氏的天下。几天后，朱元璋借故向太子询问起“七国叛汉”的是非曲直。

“曲在七国”。十三岁的太子按照讲解经史的儒臣所教来回答。不想却遭到了朱元璋的训斥。

“这是讲官的偏执之说”。朱元璋正色道，“景帝为太子时，曾杀吴王世子，招致怨恨，登极后又听信晁错之言，轻易黜削诸侯土地，七国之变实由于此”。

其实这未必便是朱元璋的真实想法，但是他必须将这番话说给太子朱标听，因为其他诸子迟早要分封藩王，他首先要教育太子如何对待那些封藩的弟弟们，至于对于将要封藩各地的诸子们。朱元璋则又要大讲特讲藩王必须恪守上尊天子的训条了。不过此时还尚未分封诸王，朱棣和他的兄弟们受封藩王是在三年之后的事情。

朱元璋出身贫家，少年放牛、当和尚，吃了不少苦，后来从军征战，靠着一群不怕死能打仗的兄弟，这群兄弟也都是草莽出身，哪懂得什么社会上层的那些礼数？但是如今不同了，朱元璋已经登极称帝，成为大明的开国皇帝，一群弟兄也都身居显贵，哪里还能不讲究礼仪名分了？好在朱元璋身边的一群儒臣，都是知书识礼之人，给他出了不少主意。于是朱元璋决定把功臣们的封赏和几个儿子册封亲王的事情安排在了一起。

洪武三年（1370）四月初三，朱元璋先是前往太庙，以封藩的事情告于太庙的列祖，然后在奉天殿和文华殿大宴群臣，宴会中间找个时机说起了分封诸子为藩王的事情。

“昔者元失其驭，群雄并起，四方鼎沸，民遭涂炭”，朱元璋对群臣们说道，“朕躬率师徒以靖大难。皇天眷佑，海宇宁谧。然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朕非私亲，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久安长治之计。”

于是群臣稽首，按照事先安排好的程序，异口同声回答说：“陛下封建诸王，以卫宗社天下，万世之公议。”

虽然一切照章而行，朱元璋却觉得当时功臣尚未封赏，便先有分封诸子的安排，如此之大事，还是要多说几句为好：“先王封建，所以庇民。周行之而久远，秦废之而速亡。汉、晋以来，历朝皆然。其间治乱不齐，特顾施为何如尔，要之为长久之计，莫过于此。”

“陛下封建诸王，以卫宗社，天下万世之公议。”群臣自然仍无异议，封藩之事便这样决定下来。

朱元璋说的这番道理着实有些不妥。中国自秦改分封而立郡县，本是一种社会的进步，此后的汉、晋虽然有分封诸王之举，毕竟不能久长，也不比先秦的诸侯，再到朱元璋所行分封，既不能照搬汉、晋，更不能仿效西周，目的只在维持朱姓的家天下，让自己的儿子分镇各地，取代那些不可信任的功臣们。只是那些有功之臣们本来只是些粗鲁的武人，又有谁能知道朱元璋的这些心思？想到既要分封诸王，当然也要封赏开国的功臣，只顾得弹冠相庆，等着论功行赏的那一天了。那一天就定在了洪武三年（1370）四月初七日。

在朱元璋正式封藩之前，儒臣王祎按照朱元璋的心思拟定了一份诏书：

朕荷天地百神之灵，祖宗之福，起自布衣，艰难创业。惟时将帅用命，遂致十有六年，混一四海。功成治定，以应正统。考诸古昔帝王，既有天下，子居嫡长者，必正位储贰。若其众子，则皆分茅胙土，封以王爵，盖明长幼之分，固内外之势者。朕今有子十人，前岁已立长子为皇太子。爰以今岁四月初七日，封第二子为秦王、第三子为晋王、第四子为燕王、第五子为吴王、第六子为楚王、第七子为齐王、第八子为潭王、第九子为赵王、第十子为鲁王、侄孙为靖江王，皆授以册宝，设置相傅官属，凡诸礼典，已有定制。於戏！众建藩辅，所以广磐石之安；大封土疆，所以眷亲支之厚，古今通谊，朕何敢私！尚赖中外臣邻，相与维持，弼成政化。故兹诏示，咸使闻知。

这无非是将朱元璋宴会上的话又重新说了一遍。在这份诏书中，已经出生的十个儿子都封为了亲王。

四月初七，晨鼓响过三下，宫中显出不同于平素的庄重肃穆气氛。仪式执事人一清早便各就其位，隆重的封藩仪式开始了。

诸子身着冕服，在引礼官员带领下，依次走进奉天门，来到奉天殿前，跪下听宣制官宣读诏书，首先是朱樉先行进入到殿内，接受册宝，读册官宣读金册，朱樉被封为秦王，藩国在关中的西安。引礼官引秦王回到原位，将秦王的金册和金印放到册宝亭之后，才轮到朱、朱棣、朱、朱榑四人。朱棣跟兄弟们依次进入殿内，站在那里，听读册官宣读封藩的册文。读完三哥的册文，便轮到了朱棣了，读册官高声宣读道：

昔君天下者，禄及有德，贵子必王，此人事尔。然居位受福，国于一方，尤简在帝心。第四子棣，今命尔为燕王，分茅胙土，岂易事哉？朕起自农民，与群雄并驱，艰苦百端，志在奉天地、享神祇，张皇师旅，伐罪救民，时刻弗怠，以成大业。今尔有其国，当敬天地在心，不可逾礼，以祀其宗社山川，依时享之。谨兵卫，恤下民，必尽其道。於戏！勤民奉天，藩辅帝室，允执厥中，则永膺多福。体朕训言，尚其慎之。

奉天殿中严肃的气氛掩没了应有的喜庆，一切都是按照固定程式进行的。朱棣在一阵礼乐声中走到御座前——上面是父皇，父皇身旁是长兄太子。诸王册文，除去名讳、封王和封国不同，其余文字都是一样的。

所谓金册，实际上只是两片金页，上下有孔，用红绦联缀在一起，有些像书的样子。册文均用楷体，镌在金册上。外面用红罗销金夹袱包裹着。金宝就是一方金印，上有“燕王之宝”四个篆字。金宝放在饰金木箧之中，外面也覆着红罗销金夹袱。

左丞相李善长将金册、金宝一一捧到朱棣手中。

他庄重地接过来，交给身旁的内侍，然后向着御座伏俯下去。……

繁琐礼仪还在进行，四个年龄幼小的弟弟也各有封爵、册宝。这些安排事先早已有官员们对朱棣和他的兄弟们讲过多遍了。一切都是按照预先的安排进行，朱棣并不感到奇怪。但是在听到自己正式被封为燕王的时候，他的心里依然会闪过一个奇怪的念头：他知道他的封国北平是胜国的都城，在遥远的北国，但是那里会是什么样子呢？这个从来未曾离开过宫廷生活的少年，将来要到那个陌生的地方去，按照父皇的安排，终生镇守于斯，那里才是他的家。不过这时候去想北国的生活，似乎还早了些。尽管朱棣对那里的生活充满兴趣，他还要等到成年以后才能前往封地就藩。

朱棣在一片礼乐声中，随着引礼官走出奉天门。燕王的生活从此开始了。这时他还差十天就满十岁了。

二、从宫廷到塞下

封藩的第二天，朱元璋就亲自为诸王们选定了相、傅、录事、纪善等官属，都是些“老成明经慎行之士”。他把这些人召到一起，对他们讲道：“辅导之臣，就好像法度之器。木匠得到材料后，必加绳削，方能成器。太子和诸王也必须有贤辅开导赞助。我将此重任交于你们，你们首先要正己，然后方能为我辅导诸子，匡其德义，明其善恶，使知趋正而不至流于邪恶。”

朱元璋出身于贫苦家庭，打天下不易，对于坐天下格外用心，希望这份江山能够千秋万代延续下去，因此对于诸子的教育也就特别重视。朱元璋在儿子们身上寄托了大明皇统的希望。

几个年长的儿子虽然出生于战争的年代，其实并未经受过什么锻炼，也没有真正吃过苦，这总是让他感到不能放心。他便有意安排儿子们去吃些苦，早在当年给诸子命名时，他就命内侍制成“麻屦行膳幐”（麻鞋和行囊），就是让儿子们穿麻布鞋，出门时一定要自己带上行囊。如果出城外去稍远的地方，朱棣和几个年龄稍大些的兄弟就不能全程骑马了，而是规定要“马行其二，步趋其一”，以使之不至因环境优异而骄惰。朱棣虽小却也明白这是父皇让他们不要忘记得天下的艰难。

其实这时候年龄最长的朱标才不过十二三岁，还是个少年。当然，朱元璋本人十二三岁时即已父母双亡，为人家放牛看羊，挨冻受饿了。

朱元璋还命人将古代孝行和自己艰难征战的经历绘制成图画，颁赐给诸子，让他们早晚经常览观。“富贵易骄，艰难易忽，久远易忘”，这就是朱元璋教育诸子的信条。

朱元璋小时候没有机会读书，所以对于诸子读书的事情格外重视。战乱年代没有条件，开国后为教育诸子，当年冬天，朱元璋命建大本堂，取古今图籍存放其中，并聘请四方名儒到堂中教授诸子。他听说有个名叫李希颜的宿儒隐居乡里，很有点名望，便亲自写信，延请来做诸王的老师。这个李希颜学识虽高，脾气却甚古板，诸王有不听教诲的便要挨打。朱元璋看到后，心疼得很，有一次抚着儿子被打的额头几乎发作起来。这时马皇后出来劝解说，师傅以圣人之道教育诸子，是不可责怪的。朱元璋听到后平静下来，这正是他所希望和要求的。李希颜教习诸王时间最久，直到他们陆续就藩后，才又重归故里。

朱棣从未受到过先生责罚，他虽然不像二哥那样聪明外露，却也并不调皮。应该说朱棣在兄弟们当中似乎并无出色的表现，他不大爱说话，性格有些内向，但凡遇事有自己的主意。不过毕竟他还算是朱元璋儿子当中年龄稍长的一个，他与二哥朱樉、三哥朱年龄比肩，朱元璋正好将北边的三座重镇西安、太原和北平安排给了他们三人。既然如此，对于这些儿子们朱元璋就不能光让他们去读圣贤书，还必须让他们按照历史上皇族的传统去习武，将来能够领兵打仗。

幼年的朱棣和他的兄弟们被皇家正统教育包围了。正如朱元璋所自称的那样：“朕于诸子常切谕之。一举动戒其轻，一言笑斥其妄，一饮食教之节，一服用教之俭。恐其不知民之饥寒也，尝使之少忍饥寒；恐其不知民之勤劳也，尝使之少服劳事。”这实在是令人难忘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一食一用，都要受到教育训诫。

洪武元年（1368）冬季的一天，朱元璋退朝还宫，朱棣和众兄弟们陪侍在父亲身边。当他们来到宫中一片菜地附近时，那时的宫中竟然还种了蔬菜，朱元璋指点着对诸子说道：“此非不可以起亭馆台榭为游观之所，今但令内使种蔬，诚不忍伤民之财，劳民之力耳。昔商纣崇饰宫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死国亡。汉文帝欲作露台而惜百金之费，当时民安国富。夫奢俭不同，治乱悬判，尔等当记吾言，常存儆戒。”朱棣和兄弟们虔敬地听着，他们已经很习惯父亲的这种随时随处的教诲了。

洪武六年（1373），朱棣从他父亲朱元璋那里得到了两部书，一部是《昭鉴录》，一部是《祖训录》。他翻开《昭鉴录》，书中的内容全都是采录的汉唐以来藩王善恶事例。但这绝非仅仅让他读些历史故事，对于父亲的这番用意，朱棣是很明白的，他必须竭力去效仿那些载入史册的多为善行的藩王，至少必须让父皇感到他是这样做的。至于那部《祖训录》，尽管都是平日听惯了的训言，但朱棣仍然不得不仔细阅读记诵，而且遵照吩咐，抄写到王宫正殿内宫东壁墙上，因为朱元璋认为，这样做可以使诸王们随时观览自省，做到敬守祖法。

转过年来。朱棣十四岁。正月里，他随同太子和诸王们一起在阅武场祭祀了旗纛之神。仪式并不十分复杂，对朱棣来说是件饶有兴味的事。阅武场上早已建好了七座神坛，祭祀时太子骑马走在最前面，后边依次是秦王、晋王，然后是燕王朱棣，再后面是吴王（洪武十一年改封为周王）、楚王……仪仗鲜明。来到神坛前，仍是太子领头，依次行礼之后，诸王们便一起到太子的行幕中去吃胙肉（祭祀用的羊、猪肉）。朱棣已经参加过不少次祭祀活动了，他同父母兄弟一起祭过天，祭过功臣，拜谒过太庙。但这次简单的春祭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这是朱棣正式修备武事的开始，预示着他即将成年。

洪武八年（1375）冬天，朱元璋命太子朱标率诸王出游中都讲武。这是朱元璋对诸子的一次重要安排，可是燕王朱棣却未同行，这一年他十五岁，朱元璋准备为他册妃完婚，选定的燕王妃是徐达长女。这是一位贞静好学的姑娘，素有“女诸生”之称，朱元璋对此早有耳闻，于是找了徐达来，对他说道：“朕与卿，布衣交也。古君臣相契者，率为婚姻。卿有令女，其以朕子棣配焉。”徐达连忙起身拜谢，皇帝的话自然是不能违背的，更何况这本来也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

订亲的日子选在第二年正月二十七日。当天，由宣制官在宫中正式宣布“册徐氏为燕王妃”，然后遣使持节至魏国公府，行纳采、问名之礼，并定好迎亲日期。

册妃迎亲的礼仪早在洪武元年（1368）就已经正式确定了，当时虽然是为了太子朱标的婚事而定，不过规制中也明确了亲王婚礼仪式，于是一切按照规制而行。礼部事先移文司天监，选择吉日，先行纳采之礼，任命官员为赞礼正、副使，并且告示文武百官，就如同一次隆重的朝仪，所不同之处，礼部官员们在御座南陈设大雁和其他的礼物。承制官到御座前承制，再由中门出，到丹陛前宣布规制，再由正副赞礼官员跪读制书：

奉制曰：奉制纳徐氏女为燕王妃，命卿等行纳采礼。

宣读制书完毕，赞礼官员再去拿了大雁和礼物，依次而出，文武百官也随之于鼓乐声中鱼贯而出。

迎亲那天清晨，朱棣率王府官属来到魏国公府。府内早已得知消息，傧相站在府门东侧，按照仪式规定问道：“敢请事。”但他并不直接与新郎通话，而由一名引进去跪禀朱棣：“我来奉制迎亲。”朱棣也按照规矩回答，引进再将朱棣的话传告傧相。等到主婚人魏国公徐达迎出大门外，朱棣才在引进带领下进入府门。他身后跟着一名执雁的随从，这只雁要交给魏国公徐达，再拜过魏国夫人，这时王妃徐氏才由宫人傅姆导出，站在母亲魏国夫人左侧。这是女儿出嫁前父母的最后一句叮嘱，然而连这句话也已被规定下来：“戒之戒之，夙夜恪勤，毋或违命。”徐达必须这样说，夫人也只能说：“勉之勉之，尔父有训，往承惟钦。”此后便要迎王妃回宫行合卺礼。

这一年朱棣十六岁，所谓弱冠之年。徐氏小他两岁，只有十四岁。对于徐家的这位大小姐，朱棣并不陌生，算得上是青梅竹马。但是朱棣当时绝然没有想到，他迎娶的这位淑媛文静的将门之女，在二十五年后，竟成为他夺位战争中的得力助手。

在朱元璋诸子中，虽然也有娶功臣之女为王妃的，却都不及朱棣。二哥秦王朱樉正妃乃是元朝著名的河南王扩廓帖木儿（王保保）的妹妹，次妃是开国功臣卫国公邓愈之女；鲁王的王妃是开国功臣信国公汤和之女。这几位王妃无论家世还是本人才能，都无法与朱棣的徐王妃相比。

亲王的婚礼自然十分隆重，一时间也成为了朝中的一件大喜事。热闹一番后，朱棣与徐王妃只过了一个月的蜜月，便告别新婚的妻子，前往凤阳，与已经在那里的兄弟们一起，开始了军旅生活。十六岁的朱棣在父亲眼中，已经长大成人了。朱元璋的用意十分明确，在诸王即将就藩之前，让他们更多接触武备，为将来就藩镇守做好准备，至于选择凤阳，当然也是要他们看看这片祖宗肇基之地，要他们知道前辈创建帝王功业之由兴。当然，让儿子们离开宫廷，也使他们能够更多地接触到民间百姓的生活。这确是他们人生中必不可少的一课。

这是朱棣第一次来到自己的祖籍凤阳。中都凤阳是朱元璋出生和少年时代生长生活的地方，朱元璋就是在这里出家为僧，在这里投军从戎，迈出了打天下的第一步。这里也是朱元璋的父母，也就是朱棣的祖父母陵墓所在地，他们就埋葬在这片土地上的皇陵之中。如今那座气势恢弘的陵墓，在当初不过是一抔黄土，埋葬着两个衣着破烂、棺椁皆无、贫病交加中死去的老人。看着祖父母的陵墓，朱棣知道了自己的家世，知道了父皇取天下的艰难。而且更让他难忘的是洪武十一年（1378），江阴侯吴良来到凤阳开工扩修皇陵。在新修建的皇陵前，朱元璋亲自写成了《皇陵碑》。这是一篇让人读之而心酸的家史，朱元璋毫无隐晦地饱含泪水写下了自己幼年的经历，写下了自己投军和定天下的过程。他在碑文最后写道：“泪笔以述难，谕嗣以抚昌。”

在这片父亲曾经放过牛羊、当过小和尚的土地上，朱棣仿佛看到了那些图画中描绘的父亲艰难征战的场面。这是朱棣第一次离开宫禁的生活，给他留下了永远不能磨灭的记忆。从这时起，除去偶尔被召赴京师外，他基本上一直生活在凤阳，直到就藩北平。他在这里生活了四年时间，这四年的生活对于正在成长中的朱棣来说十分的关键。

四年时间转瞬即过，朱棣在凤阳渐渐长大，从一个初涉世事的青年成长为一个英武的藩王。

多年以后，朱棣回忆起这段生活时说道：“朕少时尝居凤阳，民间细事，无不究知。”这是心酸的回忆？是对于生活经历的慨叹？或者只是他深知那段生活对于自己一生的重要？朱棣没有再说下去，但是无论如何他都是很幸运的，因为在他成长的最关键的时刻，得到了这样的历练。

分封诸子，各立藩国，统辖军卫，利用他们去取代功臣掌管军权，这是朱元璋巩固家族统治的重要步骤。但是他同时也担心拥兵在外的藩王与皇储不能和睦相处，因此花了不少心机对他们反复教诲。当时正在修建的诸王宫殿城门，也统一定为“端礼”“广智”“体仁”“遵义”等名称，以使诸王睹名思义，诚心藩屏帝室，真可谓用心良苦。

谁知偏偏有不识时务的人，要来触一触朱元璋这根异常过敏的神经。这个人便是山西平遥训导叶伯巨。

叶伯巨，字居升，宁海人。通经术，国子生出身。洪武九年（1376）闰九月初九，钦天监奏称：“五星紊度，日月相刑。”按照当时人说法，这是“七政皆乱”，属于灾祸之兆，皇帝照例要诏求直言，叶伯巨的“万言书”便在此时呈了上来。一些朋友劝他不要上书，以免招致杀身之祸，他却说道：“如今天下有三事可虑，其中二事易见而患迟，一事难见而患速。即使没有求直言的诏书，我尚且要讲的，更何况皇帝已下明诏？”他讲的“易见而患迟”的二事，是指“用刑太繁”和“求治太速”，那所谓“难见而患速”的一事，则是指“封藩太侈”。他在“万言书”中写道：

国家裂土分封，使诸王各有分地，以树藩屏，以复古制，盖惩宋、元孤立，宗室不竞之弊也。然而秦、晋、燕、齐、梁（明初无此藩）、楚、吴、闽（明初无此藩，《明史》卷139《叶伯巨传》作蜀，亦误。蜀王封于洪武十一年，此时尚未封）诸国，各尽其地而封之，都城宫室之制，广狭大小，亚于天子之都，赐之以甲兵卫士之盛，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其地而夺之权，则起其怨，如汉之七国、晋之诸王。否则恃险争衡，否则拥众入朝，甚则缘间而起，防之无及也。

这番话后来几乎全部成为事实。但是当时诸王尚未就藩，各藩府护卫官属亦未齐备，其实叶伯巨实在太过文人气，硬是要以史为鉴，说一番不识时务的警示之言。可是他的一番话却让朱元璋感到不仅是危言耸听，而且他的这份万言书也确实戳到了朱元璋的痛处，自然惹得朱元璋怒不可遏，他让人将叶伯巨逮至京师下狱。叶伯巨被下狱后不久便瘐死于狱中，这可谓是杀一儆百，从此再没有人敢提及宗藩之事。

但是叶伯巨所说的那些历史教训后来皆成为事实，到洪武后期，宗藩之弊则日渐明朗。诸王就藩后，更多参与征战，逐渐形成强枝弱干之势。不仅如此，太子和诸王嫡长不分的情形十分严重，直到朱元璋晚年，太子、诸王尚未明长幼之序。户科给事中卓敬看在眼里，忍不住要委婉地劝说朱元璋：“京师，天下视效。陛下于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服饰与太子埒，嫡庶相乱，尊卑无序，何以令天下？”卓敬从长幼嫡庶有别来谈此事，更容易说服朱元璋，目的还是要改变已渐形成的强枝弱干的局面。

“尔言是，朕虑未及此。”这一回朱元璋总算听进去了。

不过在诸王当中，朱棣跟诸王们还有所不同，他没有一个在后宫拥有名份的生母，虽然有马皇后的抚养，但是那只是抚养，却不曾有过生母之爱，因此朱棣总会感觉到自己的处境与兄弟们不同。

这样的处境加之长期的宫廷教育和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养成了朱棣审慎行事的性格。面对太子和诸王间危疑复杂的关系，他知道自己在父亲面前应该如何表现。

诸王各就藩封国之前，朱元璋开始在各地为诸王兴建王府，燕王府就建在故元大都北平。北平的元皇宫尚在，于是在故宫旧址改建成为燕王府。朱棣对这件事情十分在意，因为在所有兄弟们中间只有他有这样的运气，将王府建在了胜国故都之上。虽说秦王府建在西安唐朝故都，但那唐朝旧宫已经荡然无存；周王府建在开封宋都，宋宫也基本不见痕迹。只有燕王府建在北平，元故宫仍存，无论如何这也是其他诸王不能相比的。

受命前往北平督建燕王府的勋臣，是朱棣的表哥曹国公李文忠，朱棣为此专门致书信给李文忠说道：

燕王今遣承奉吴祥赉手书致表兄曹国公：为营造事，所有宫殿相度，可存者存，若无用者拆去，须要停当。其营房务要好去布置，如法起盖。开河之事，若有人力可以兴工，若人力不敷且歇，今当仲夏，宜善保，不具。洪武九年四月。

这还是朱棣刚刚新婚之后来到凤阳未久。朱棣是个聪明人，要求表兄李文忠在施工中节省工费，向父皇表示了自己的节俭，同时也可以保持元朝皇宫旧貌，年仅十六岁的朱棣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成熟。这样的做法当然会令朱元璋感到很满意，因为当时他正在提倡撙节。

洪武十年（1377）初春，秦、晋、燕三王府护卫军士同时得到了大规模的补充。秦王府在原有西安护卫军士1451人的基础上，补充了羽林卫军士2264人。晋王府在原有太原护卫军士1630人的基础之上，补充了兴武等卫军士2251人。朱棣的燕王府也在原有燕山护卫军士1364人的基础上，补充了金吾左等卫军士2263人。这是对他们即将就藩的安排。

第二年春天，秦王朱樉和晋王朱便离开京师，分别就藩西安和太原。朱棣却未能与他们一同就藩。他同周王朱、楚王朱桢、齐王朱榑等重新回到中都凤阳，在那里又生活了整整两个年头。其实这一年朱棣已经十八岁了，按道理是可以同两个哥哥一样前往藩地，开始新的生活，而且一切安排都应该如此，却在最后一刻被改变了，谁也不知道朱元璋为什么要这样做。

朱棣当然不能去问父皇，他一向都是十分谨慎的，他知道自己应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在凤阳的这段时间，他对于这里的一切都已经非常熟悉了。跑到一些平民百姓的家中，看看他们的生活，从他们那里听到一些民间的轶闻，这对于朱棣来说也是满有趣味的事情。朱棣就这样，又在凤阳生活了两年，直到洪武十三年（1380）接到父皇让他就藩北平的旨令。

朱棣接到旨令赶回京师的时候，京城上下已经是一片人心惶惶。洪武十三年（1380），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份。这一年正月，正旦大朝之后的大年初二这一天，御史中丞涂节便告发丞相胡惟庸谋反，而且连带出御史中丞陈宁等人，而告发此事的涂节，其后也牵连案中。这个被定性为谋反的大案，株连官员和戚属多达一万五千余人，一大批开国的功臣名列谋反的“奸党”之列，戚属遭到诛杀，这个事件史称“胡惟庸案”。

虽然朱元璋此时还把握分寸，当群臣请诛韩国公李善长、吉安侯陆仲亨时，朱元璋说道：“朕初起兵时，李善长来谒军门曰：‘有天有日矣。’是时朕年二十七，善长年四十一。所言多合吾意，遂命掌书记，赞计画。功成，爵以上公，以女与其子。陆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恐为乱兵所掠，持一升麦藏于草间。朕见之，呼曰：‘来！’遂从朕。既长，以功封侯。此皆吾初起时股肱心膂，吾不忍罪之，其勿问。”话虽如此，却并非称其无罪，不过天子法外开恩，不予追究，而生杀之柄仍然握于朱元璋的手中。有心计的功臣们已经感到自危，魏国公徐达虽然还在北方主持军务，但其必将为藩王所取代的趋势，已经日渐明朗。

正当朱元璋大肆追治“奸党”的时候，他却突然让朱棣就藩北平，没有人能够看出他的用意，他究竟是急于让儿子们成长起来，取代功臣们，还是不愿意让年长的儿子们在身边看到他的这场残酷的政治清剿？

这场人人自危的政治运动当然与朱棣毫无关系，他率领王府的燕山左右二护卫的五千七百余将士，从京师出发，前往封藩之地北平。这应该是朱棣期待已久的事情，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今后的生活对他来说不仅新奇，而且充满了挑战，这也正是朱棣的期望。

这一年朱棣二十一岁。

暮春三月，朱棣告别父皇，率领着浩浩荡荡的人马离开了血雨腥风中的京师，离开了他所熟悉的的中都，前往一个完全陌生的北国重镇，而那个陌生之地才是他命中注定今后生活的地方。那里不再有父皇、兄弟，只有他一个人，和伴随他同去的徐王妃，他们将是那里的主人。

不过朱棣丝毫不会感到孤独，因为他从小就一直是孤独的，这一切当然都因为他从小失去的母爱。虽然马皇后对他如同自己的儿子一般，但是马皇后对所有的孩子都是一样的，那只是抚养，教育，有时甚至会很严格。所以朱棣是这个皇室中的另一类孤儿，他甚至更渴望独立的生活。这一切，从洪武十三年（1380）三月十一日壬寅这一天便开始了。

朱棣自信他是诸藩王中的出类拔萃者，也确如此。他诸多的兄弟们中，太子朱标虽有长兄之风，可惜书生气太重，处事柔弱。秦王朱樉身为诸藩之长，却寡德失行，朱元璋对他几乎是不抱什么希望。晋王朱倒是英武聪敏，颇多智数，深得朱元璋钟爱，但他生性骄狂，毫无顾忌，就藩途中曾因小事鞭笞膳夫，朱元璋得知后很不放心，专门派人告诫他说：“我帅群英平祸乱，对任何人都不曾姑息。惟独膳夫徐兴祖，侍奉我二十三年，从未折辱过。怨不在大，你要牢牢的记住。”朱元璋是恐怕膳夫结怨，谋害爱子。除去这三位兄长之外，其余诸王，都是燕王朱棣的兄弟之辈，就藩晚，势力一般亦较差，只得屈居于朱棣之下。

然而朱棣却并未满足于这种状况，他时刻都在觊觎着皇位的继承。当然，怀有这一野心的并不只朱棣一个人，秦王、晋王，甚至那些势力较弱的藩王，几乎都无时不在梦想着取代太子，由自己来继承父亲的皇位。皇家的父子、兄弟之间，利害之争代替了骨肉之情。但是从表面上看去，一个个又都是那么忠孝本分——他们都尽可能地利用一切机会来竭力表现自己是忠孝本分的。

北方的雄关重镇确实与江南迥然不同。北平这座胜国故都是通往辽东及塞外一带的咽喉重地。本不十分高大的城垣，经历了兵燹之后，更无昔日的神采，但在煦煦的春风中，却仍然能够显示出帝都的独特形势：它周围的山峰，从西向东北起伏蜿蜒，群山耸拔，若龙翔凤舞，自天而下。向东南望去，则是无垠的平原。朱棣不由得喜爱上了这个地方。

燕王府就建在元朝的皇宫基础之上，当朱棣走进去的时候，感到既新鲜又满意，这里基本上保留了皇宫旧貌，只是做了一些修缮。这也正是他当初嘱咐李文忠不要浪费，尽可能保留宫中旧建筑的结果。原来皇宫的旧宫门，都已经按照王府的规制改建为“端礼”“广智”“体仁”“遵义”，朱棣知道，这里面包含着父皇对自己的期望——做一个“仁、义、礼、智”的藩王。“仁义礼智信”，这是儒家对做人的要求。

朱棣就藩北平后的第三年，即洪武十五年（1382）八月中秋，突然得到了母后马氏于本月十日病逝的噩耗。马皇后并非朱棣的生母，但是自从氏生下他来，一直是由马氏安排抚养的，名义上便也成了马氏嫡出。小时候朱棣并不知道这段隐情，年长后尽管渐有所知觉，他当然不敢也绝不会自认生母，谁不知道嫡出与庶出之别？马皇后从未生育过子女，太子、秦王、晋王为李淑妃所生，其他诸王也各有其生母，而太子与几个年长的藩王，统由马氏抚育成人，也都以嫡出自命。这次当然都会尽快赶赴京师奔丧，以表孝心。

朱棣来不及多做准备，便带着侍从官校，匆匆启程上路。谁曾想到，他此次南行奔丧，竟得以结识了一位怪杰，与之同归藩府，从此赞助他夺位之谋，终于成就了二十年后登极称帝的大业。

八月二十六日。燕王朱棣和秦、晋、周、楚几个就藩在外的亲王先后赶到京师，城内已被一片悲哀笼罩。从文武百官到普通百姓，都被规定按制服丧，一切娱乐活动都被暂时禁止了。

对于马皇后之死，最感到悲痛的是朱元璋本人。未得天下之前，他们是患难夫妻。马氏父母早丧，被他父亲马公的好友郭子兴收为养女，朱元璋投奔郭子兴义军后，颇显才能，郭子兴做主将马氏嫁给他，婚后马氏一直随夫在军中，对于调和朱元璋与郭子兴及子兴旧部的关系起了很大作用。一次，朱元璋触怒郭子兴，被囚禁，饭食断绝，马氏怀藏炊饼偷偷送去，胸前的肉都被烫伤了。朱元璋与群雄争战之际，马氏或亲缉甲士衣鞋佐军，或发所藏金帛犒士，对朱元璋帮助很大。马氏待人宽和仁厚，多次劝说朱元璋保全功臣，对待宫中妃嫔宫人严而不苛，常有所照顾，因此德高望重。这次病危，自知不治，既不要群臣祷祀，又不肯求医服药，惟恐死后连累他人。

洪武十五年（1382），是朱元璋登极以来家庭生活最不幸的一年，五月间刚刚埋葬掉皇长孙雄英，事隔三月，皇后又遭病故。一年之内，孙夭妻丧，这位五十五岁的老皇帝几乎吃不消了。他一面安排礼部议定马后的葬事，一面支撑着处理日常政务。

九月二十四日，举行了隆重的发引入葬仪式，将马后葬入钟山的孝陵之中。

一切都渐渐平静了，只有宫人们时时唱起不知谁编写的哀歌：

我后圣慈，化行家邦。

抚我育我，怀德难忘。

怀德难忘，于斯万年。

毖彼下泉，悠悠苍天。

于是又唤起朱元璋一阵心酸，为了感念马皇后，他决心不再重立皇后。

朱棣和几个就藩在外的亲王，为了表示自己的孝敬之心，提出要求父亲选派高僧，各随归藩国，为已故的母后诵经荐福。这很合朱元璋的心意，于是找来僧录司左善世宗泐，要他去办理。这是僧录司左善世的分内之责。宗泐除去请人选荐之外，自己亲自推荐了三位高僧，其中有一位法名叫做道衍，被朱元璋安排给了燕王朱棣。

道衍，本姓姚，幼名天禧，祖籍汴梁。宋高宗南渡，合家随之迁居于平江（苏州）长洲。元顺帝至元元年（1335）道衍出生时，其家已南居三代。他家贫无寸土，祖父及父亲两代均靠行医为生。道衍自幼便显露天资，聪颖过人。家里本想让他继承祖业学医，但他对此不感兴趣，一心想干出一番惊人的事业来。

一天，他到苏州城里去，走在街上，行人忽然骚动起来。纷纷躲闪到街旁。道衍从人丛中望去，只见大街上走过来一行人马，前呼后拥，好不威风，原来是僧官出行。道衍打心眼里羡慕，决心出家为僧。

十四岁那年，他出家到附近的妙智庵中。四年之后，至正十二年（1352），正式剃度。而恰恰是这一年，凤阳皇觉寺和尚朱元璋，还俗投奔了濠州郭子兴义军。这两个明初重要的政治人物，都曾与佛教结下过不解之缘。

道衍虽然在元末乱世之中出家学佛，却并未拘泥于一家之学。距妙智庵不远的灵应宫有位道士叫席应真，是位博通的杂家。青年僧人道衍便拜之为师，向他请教阴阳术数之学，并且研习了兵法。

吴中富庶，也是人才荟萃之地。道衍与望斋门外比邻而居的徐贲、高启、王行、高逊志、唐肃、宋克、余尧臣、张羽、吕敏、陈则等所谓“北郭十友”相交甚密，并与杨基、王宾等人结为诗文好友。道衍博学而不迂阔，出家而不厌世。了解他的友人，都知道他“有当世才，虽自匿，欲有所用之”。一次，他出游来到嵩山寺，遇见一位名叫袁珙的相士，袁珙看到他说道：“是何异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杀，刘秉忠流也。”刘秉忠乃是当年辅佐元世祖忽必烈得天下的开国功臣，道衍正欲走元初怪僧刘秉忠的道路，去辅佐明君，成就帝王之业。他因此不仅不怒，反而大喜，从此与相士袁珙结交，成为了事业中的朋友。

在这次选赴京师之前，道衍曾有过两次应选的机会。一是洪武四年（1372），朱元璋诏取高僧，道衍本欲应诏，谁知届时却不幸病倒了，卧床不起数月，直到第二年初。正月初六这天，天气分外晴和，道衍久病初愈，在友人陪伴下起身试步，来到屋外檐下小憩。这时，一只五色雀飞鸣于庭院之中，煞是惹人喜爱。友人们兴奋地对道衍说：“此雀五色，是文明之象，你病起而遇之，将来文章必定大有进展啊！”然而道衍所凝想的，却不同于这些文墨之友。他当即吟诗道：野田饱粟纵高飞，他年伫看栖琼树。借着对这五色雀的赞誉，道衍抒发了自己满怀的宏图壮志。

另一次机会是在洪武八年（1375），那一年道衍以通儒被召留京师天界寺。这次他仍未能得授官，于次年春被“赐还吴门”。但是这次赴京，使他得以进一步交结官宦、高僧，从而更增添了他成就事业的雄心。归经北固山时，他不禁吟道：

谯橹年来战血干，烟花犹自半凋残。

五州山近朝云乱，万岁楼空夜月寒。

江水无潮通铁瓮，野田有路到金坛。

萧梁事业今何在？北固青青客倦看。

同行的宗泐窥知了诗中的心思，说他道：“此岂是释子语耶？”道衍并不回答，仅报之以一笑。

道衍回到苏州，在西山海云院“莲花室”中又禅居四年。洪武十三年（1380），他再次出游名山，扬帆江上。这一次的出行之中，他突然发现，虽然自己年仅四十七岁，但有时竟然要倚杖而行了，“死期将至”的念头，在他头脑中倏忽一闪，然而，理想中的事业尚未成就，他还要“痛自鞭策”地走下去。恰在此时，因宗泐推荐，他第三次被选赴京师，这次，才是他毕生事业的真正开端。

道衍来到宫中拜见朱棣的时候，朱棣当即被这个“形如病虎”的怪僧吸引住了。道衍望着眼前这位年轻英武的燕王，那种逾众的风度和气魄，也使他感到，这正是他多年来寻求而不遇的“明主”。两人遂一见如故。

没有人知道他们初次见面时究竟谈了些什么，后人只是从他们的投契及此后的活动去揣测，并且编造了这样一段故事：道衍入京，觇得燕王朱棣有天子气，乘间对他说道：“大王骨相非常，英武冠世。如今国家初定，东宫太子生性仁柔，希望大王您多自珍重。如若能让我随您赴燕，一定奉一顶白帽子给大王戴。”朱棣当然明白他的暗示——“王”字上面加上“白”字作帽子，则成为“皇帝”的“皇”字。这个故事的可信程度值得怀疑，因为道衍在与燕王朱棣初次见面时，作如此露骨的表示，是要冒杀身之祸的风险的，除非他们在谈话中互相有所了解，但这只是初次的见面，便言及夺嫡之谋，似不大可能。事实上，朱棣对人才的渴求及道衍的满怀抱负，才是他们一见如故的真正原因。在茫茫的大千世界之中，两位胸怀大志的历史人物就这样结合到一起了，这不能不令人赞叹历史的巧妙安排。他们将要共同改写那一段历史。

道衍是九月二十四日赴京的，见过燕王朱棣后，十月一日便匆匆登舟北上赴燕。

深夜，舟中卫士多已入睡，道衍却独坐难眠。随着有节奏的摇橹声，他不由思绪万千，五十年来坎坷的经历，即将开始的事业，过去的一切和未来的一切，在他心中萦绕。东方欲晓，道衍望着两岸退去的山林吟道：

石头城下水茫茫，独上楼舡去远方。

食宿自怜同卫士，衣钵谁笑杂军装。

夜深多橹声摇月，晓冷孤桅影带霜。

历尽风波难苦际，无愁应只为宾王。

这诗句听来难免带有孤凄之情，这对于道衍来说，也确是一次全新的人生经历，远离江南故土，毅然前往北国塞下，只是为了相助于燕王朱棣的事业，当然也是他自己的事业追求，因此才使得他能有如此坚定的信念。

朱棣动身要比道衍晚几天，他是十月十八日北上归藩的。两个月的奔丧结束了，朱棣的收益是如此之大，他得到一位相投默契的高僧，一位帮助他成就帝王之业的重要谋臣。

北平燕王府西边不远，有座大庆寿寺。道衍来到北平后，便做了这座寺庙中的住持。这是一座创建于金代的庙宇，因为原来地处京师，所以不仅殿宇宏丽，而且多有名僧住持。庙中有两座砖塔，一座九级，一座七级，九级的那座是元初名僧海云国师之塔，元朝开国勋臣怪僧刘秉忠，就是这位海云国师的弟子。寺中保存的海云画像上，还有刘秉忠所作赞文。这实在使道衍感到有些兴奋，刘秉忠是他所崇拜的人物，他也素以藏春子（刘秉忠别号）自命。他在这座寺庙中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

刘秉忠本是邢台人，墓也在邢台，道衍在北平期间曾两次去拜谒刘秉忠的墓地，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良骥色同群，至人迹混俗；知己苟不遇，终世不怨。……一朝风云会，君臣自心腹。大业计已成，勋名照简牍。”他所说的大业就是辅佐燕王朱棣，成就帝王之业，名垂青史；所谓“勋名照简牍”，实在不是一个出家人四大皆空的志向。

但是这是一个迄今为止我们都无法解释的问题，道衍凭什么条件来支持燕王朱棣的夺嫡？这时候皇帝朱元璋还健在，朱元璋亲自选定的继承人太子朱标还在，更何况还有秦王、晋王这两位兄长，朱棣这个并不具备任何夺嫡优势的藩王在此后夺嫡登极的道路上，几乎是杳无希望。

朱棣同道衍开始密谋此事的具体时间已无从得知。自从道衍来到北平后，他便经常出入燕王府，这本不是什么秘密的事情，但在后来的史书中却记载说，他们常常避人密谈，为夺嫡的大事谋划着，等待着。……

三、强藩之首

洪武十六年（1383），魏国公徐达再度奉命赴北平主持军务，由于过度劳累，第二年便病倒了。朱元璋得知徐达病情后，派徐达长子徐允恭（后因避皇太孙朱允炆之讳，改名徐辉祖）赶往北平探望，待其病情稍痊，又命将其接回京师养息。徐达的病情本来已有好转，谁知到了这一年的年底，突又恶化，延至次年二月病故。

徐达位居明朝开国功臣之首，封魏国公，又与朱元璋是所谓“布衣之交”。徐达病危之际，朱元璋曾四处召求名医为其诊治、祈祷，待其病故后，又追封为中山王，并命其长子徐辉祖袭爵魏国公，表示了对这位开国功臣的最大恩典。可是仍然有人传言，徐达之死与朱元璋猜嫉功臣有关。据说徐达身患背疽，忌食蒸鹅，朱元璋却偏偏赐蒸鹅给他。徐达自知不免，洒泪吃下，病发而卒。这个传说不足为据。但是徐达于此时病故，既消除功臣执掌军权之忧，又显得保全了功臣，这恐怕正是朱元璋求之不得的结果。不过若说朱元璋有意致徐达之死，则并不可信，在明朝开国功臣中，徐达最守君臣之分，小心谨慎，并无半点过分之举，他素与胡惟庸不合，在功臣勋贵中从不结党，更何况所谓背疽不能食鹅云云本来便是无稽之谈。

徐达的病故，朱棣的心情更为复杂。徐达与他有翁婿之情，王妃徐氏又是一位深明大义的女性，感情素洽，她有丧父之哀，朱棣自然难免陪着伤感一番。但是徐达生前是主持北方军务的主帅，他死后，很难再找到一个像他那样众望所归的人选。朱元璋封藩的目的也正是以诸子取代功臣，朱棣则可乘此机会发展势力。如此看来，徐达的病故为燕王朱棣掌控北方军务提供了有利条件，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最初代替徐达主持北边军务的，是大将军宋国公冯胜，但是冯胜洪武二十年（1387）率师出征纳哈初，虽获胜而归，却即因有人说他多匿良马，向纳哈初之妻索要珠宝等不法之状，获罪而遭免职，于是由左副将军蓝玉代替冯胜主持北边军务。

蓝玉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内弟，因为能征善战，积功至凉国公，颇有些骄横跋扈。常遇春女儿嫁给太子为妃，蓝玉也便自然成为了太子一党。然而诸王之中，太子与秦、晋二王同母所出，凡遇秦、晋二王遭朱元璋罪谴，太子便每每为之说情，但是太子与燕王则过往较少，显然不及与秦、晋二王的亲情。

蓝玉主持北边的军务，当然知道燕王的分量。他移师蓟州后，便专程到北平的燕王府来拜望燕王朱棣，并且献上此次出征俘获的名马。朱棣对蓝玉则有所提防，不仅因为蓝玉与太子的关系，即无此等关系，像蓝玉这种骄横的武夫，不仅难于驾驭，而且往往会败坏大事。他对蓝玉说道：“马未进朝廷而我受之，岂所以尊君父？”拒绝了蓝玉的礼物，蓝玉自然心中不怿，回去后少不了劝太子朱标对燕王有所防备。不过朱棣这件事情处理算得上极为明智，他既然知道蓝玉与太子的关系，当然不能取小利而授人以柄。

两年后，朝鲜恭让王遣同知密直司事安叔老赴燕府送礼，朱棣在答书中写道：

致意署高丽国事与国人、陪臣等：

迩以礼物来，安敢易纳！古人云，臣子无外交之理，却之必艰人意。故物留，使还。谨以状闻于父皇，以通三韩之意，必命乃报，国人陪臣等审焉。

这一回既收下了礼物，又做了好人。

朱棣既然有夺嫡之心，他必然不能与秦、晋二王及太子身边近臣们来往，也必然不能进入到他们的圈子之中，在朱元璋的诸子之中，他是一个孤独的藩王。面对着如此强大的太子一脉，他的力量显得是那样渺小，但是他却坚信自己能够成长起来。他必须抓住一切时机，让自己在诸王当中崭露头角，这个机会终于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的年初到来了。

正月初三，朱元璋正式下令晋王朱、燕王朱棣分路率师北征。随同晋王出征的有定远侯王弼等，随同燕王出征的有颍国公傅有德、南雄侯赵庸、怀远侯曹兴等。齐王朱榑也率领山东都司兖州护卫及徐、邳二卫精锐马步军士参加了燕王的出征。

二月间，朱棣接到信使送来的一份有关北方军情的敕谕：

询及来胡，言残胡甚少，骑者才五千人，共家属一万口，马称之。有急则人皆一骑，趁水草长行。大军负载且重，追袭甚劳。今降臣尝与彼同仕大官，已使在彼，而晃忽儿又能辞说，由是其众二心，欲南向者多，北向者少。且将粮饷运至上都及口温集于各程，然后再俟人来，知其所在，一举而中矣。

从这些安排来看，对这次出征安排感到紧张的不仅是晋王朱和燕王朱棣，而且还有朱元璋本人。他选择这样一次万无一失的机会命晋、燕二藩王将兵出征，是希望他们能获得成功，如此则二十年来他封藩的一个重要目的，便可得以实现了。

正月初三，朱元璋命晋王朱、燕王朱棣分别率师出征。在朱元璋的儿子们当中，他也不是一视同仁的，比如几个年长的儿子里面，他就最喜欢晋王朱。这可能是因为朱长得英俊，有美髯公之称，而且聪明外露，知道如何顺从父皇的心思，不似燕王朱棣那样少言寡语。这一次出征前，为了给晋王朱鼓舞士气，朱元璋给他送去一百万贯钞作为奖励，对于燕王朱棣却并无半点儿表示。不过朱棣对此并不大在意，倒是对于父皇让人送给他的那份敌情报告十分重视。

晋王朱和燕王朱棣得到的是同样的一份敌情通报，但是晋王朱未曾在意，他率领定远侯王弼等人出塞，在草原大漠上毫无目标去找寻敌踪，直到粮尽不得不回师，竟然劳师而归，一无所获。

朱棣于三月初二率颍国公傅有德等出师。大军出古北口以后，便只见一片片沙丘荒原了。初次率师出征的朱棣在兴奋之中开始意识到了这场出师的艰难，他没有盲目进军，把诸将们召集在一起，商量下一步的计划：“我与诸将军受命提兵沙漠，扫清胡虏。今虏无城郭居止，其地空旷千里，行师必有耳目，不得其所，难以成功。”朱棣为此做好充分准备。于是商定选派骑哨侦查，得到敌人踪迹后大军再行。不久骑哨来报，侦查得乃儿不花等驻于迤都（二连浩特东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与我国内蒙古自治区交界处附近），于是率军突进。

塞外的春天，天气瞬息万变。正当朱棣率师赶赴迤都时，漫天大雪将这未露春意的荒原又铺成一片银白，不惯于北方寒冷的明军将士们有些畏缩不前了。但朱棣不愿失此良机，行军途中，再遇大雪，将士们欲暂停歇息，朱棣说道：“天大雪，虏必不虞我至，宜乘雪速进。”于是督促大军进抵迤都，与敌营隔一沙碛埋伏下来。

朱棣的军事才能至此已经得到了极出色的表现，但是还不仅如此，他随后表现出的极强的政治才能，更令人惊叹。朱棣并未立即使用武力突袭，而是采用了武力与怀柔相结合的策略，他要对乃儿不花等人劝降。

这一次随征的指挥观童是乃儿不花的旧交，朱棣命他前往乃儿不花营中。乃儿不花无论如何想不到会在此时此地与故人相见，两人不禁相持而泣。正当他们欲诉别情时，朱棣突然率军压逼营门。乃儿不花闻讯大惊，乘乱上马欲逃，这时观童拦住了他，向他转陈了朱棣的劝降之意。乃儿不花见大势已去，不得不依从了。朱棣对他以礼相待，请他到行帐中，并设宴招待。当乃儿不花等人醉饱而归时，部属家人们放下心来，决定归附。这是朱棣第一次受命出征，便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这一天是三月三十日，距朱棣率师出征不到一个月时间，便获胜凯旋了。

一个月后的闰四月初一日，朱元璋得到了燕王的捷报，他大约事先未曾想到会是如此的结果，于是命人给燕王朱棣送去一百万贯钞作为奖励，朱棣将赐钞分给了从征的将士们。这其实是一个不公平的奖赏，因为在尚未出师之前，晋王朱便已经得到了一百万贯钞的奖赏，而燕王朱棣却是在出师获胜后，才得到了同样的奖励。

不过据说朱元璋得到燕王捷报时曾经对身边群臣说道：“清沙漠者，燕王也。朕无北顾之忧矣！”对于燕王朱棣来说这才是事情的关键，有父皇的这样一句话就足够了，他此时已经在诸兄弟中崭露头角，成为了朱元璋在北边的倚靠。这一年燕王朱棣已经三十一岁。

这次大获全胜的出征成为一个良好的开端，朱棣的信心倍增，此后数年间，率师征战，成为了燕王朱棣的主要任务。虽然此后未曾再见如这一次征讨乃儿不花的功业，但是燕王扫北的故事，也从此在民间传播开来。正值“而立”之年的朱棣凭着自身的勇气、毅力和才能，赢得了政治征途上的胜利。

朱棣这次出征成功的另一个结果，是令朱元璋感到诸王已经成长而可依靠，对于开国功臣的新一轮诛杀也由此开始。

就在朱棣北征凯旋的第二个月，监察御史在朱元璋授意下，弹劾了太师韩国公李善长，十年前已经处理过的“胡惟庸之狱”旧案重提。牵连到这场大屠杀中的功臣除李善长外，还有延安侯唐胜宗、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宜春侯黄彬、济宁侯顾敬、靖海侯吴忠等，连同他们的家属姻亲共两万多人。为了说明这次诛杀功臣有理，朱元璋还亲颁《昭示奸党录》于天下，但是当时人们似乎都明白这场屠杀的真正原因，只不过无人敢道破罢了。

但是第二年，终于还是有一位名叫王国用的工部郎中上疏为李善长辩冤，言辞之中对诛杀功臣微露指责之意。朱元璋自知理亏，没有怪罪，李善长的冤案却依然如故，不了了之。

诸王中受到这场屠杀影响的只有潭王朱梓。这位文弱多情的藩王，因王妃的父亲都督于显及其子俱入“奸党”被杀，潭王恐怕王妃于氏难逃罪责，夫妻抱头痛哭一场，相携投火自焚而死，为这场大屠杀又添上一抹悲剧色彩。后来有人将这件事附会到陈友谅之妃阇氏身上，说潭王朱梓是阇氏入朱元璋宫中后所生的遗腹子，年长就藩后，起兵为其生父陈友谅报仇，兵败阖家自尽而死。编造这段故事的人，显然是出于对朱元璋杀戮功臣的不满。

燕王朱棣却是无暇顾及此事，此时他正在北边追击阿失里和元辽王，他已经全身心于北方军务之中。

最早就藩的秦、晋、燕三王中，秦王朱樉最不争气，洪武二十三年（1390）的北征没有他参加。第二年，因为过失太多，朱元璋将他召至京师训斥了一番，并且派太子朱标出巡秦地。太子回京后帮秦王说了不少好话，朱元璋才又让他归藩西安。当时也有人告发晋王“心怀异谋”，太子又忙为他解释，朱元璋本来就偏爱晋王，教训一番也就算了。晋王朱这个人生性聪敏，从此以后一改过去骄狂的举止，变得折节知礼，恭慎仁和，如同换了个人一般。

其实朱棣的行迹也并非谨慎到一丝不露的程度，只是他能够做到不让朱元璋有所察觉。朱棣自从懂事以来，就有非常强的自抑能力，他注意自己的所作所为，从不逾矩。他主要利用参与北方军务的机会，着力于在北方军卫中交结英豪智勇之士，这也是他扩大势力的重要步骤。傅友德旄下的济南卫指挥佥事李彬，北征时多有擒获之功。朱棣得知后，连忙请他到王府，表现得格外亲近。朱棣所结交的大多是这类中上级军官，对于那些功臣主将，他分寸把握得极好，绝不表示一点逾分之交，他确实独具过人的胆识。

但是即使如此，也不能毫无破绽。旁观者清，朝鲜使臣赵浚来为朱元璋祝寿，路经北平，到燕王府拜见朱棣，只不过见到朱棣一面，便有所觉察，他出来后私下对同行的使臣说道：“燕王有大志，其意殆不在外藩乎！”

在秦、晋、燕三王中，秦王最长，封国西安，也是当时朱元璋最重视的地区。其次便是晋王的封国山西太原，自从徐达、常遇春北伐大都，元帝北走后，元朝重臣扩廓帖木儿（王保保）就拥兵西北，与明朝对抗，今日的陕西、山西首当其冲，北平虽然是胜国故都，但是军事地位反倒不及山陕重要。不过后来这种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

扩廓帖木儿（王保保）于洪武八年（1375）去世，北元以其弟脱因帖木儿为詹事府同知，而其军力大衰，虽为明朝边患，已非昔日可比。再到洪武二十年（1387）前后，北元丞相纳哈初数侵扰辽东，从北平到大宁一带遂成边防重地。其后到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元璋将第十七子朱权封为宁王，封藩之地即在喜峰口外大宁。两年后，宁王就藩，拥兵之众，诸王皆不能相比，号称“带甲八万、革车六千”，并有朵颜三卫蒙古骑兵。而与此同时，朱元璋却有意将国都北迁至相对稳定的关中地区。

关中是秦王的封藩所在之地。朱元璋的这个第二子，与太子朱标、晋王朱是一母同胞，性格与作为却截然不同，每每令朱元璋对他感到失望。

朱元璋出身贫寒，是一个讲求节俭的皇帝。朱棣是很了解父皇心思的，所以他给管理燕王府工程的表哥李文忠写信，让他尽可能保留元宫的旧建筑，最好能省钱少兴工程。可是他的这个二哥秦王却跟他正好相反，自从朱樉来到西安，王城里大兴土木，就未曾停止，建造了不少亭台水榭。这还不够，他还将当年元宫中一个名叫王婆的女人找到王府中，又带上王婆的儿子王二、王六，出入于秦王府，朱樉这样做无非是想学着过元宫里面那种荒淫无度的生活。不知道谁的主意，知道秦王朱樉喜欢苏、杭的女子，就请画师来，想象着美女的样子，画成多幅美人图，然后派人照着画出的美人，去苏、杭找美女入王府。找到的有奖赏，如若找不到，轻则剜膝致残，重则当场打死。

朱元璋为了调控国家经济，推行使用大明宝钞（纸币）。这种宝钞在流通过程中很容易损坏，损坏以后便无人愿意再要，只能低些价值兑换。秦王朱樉凡是买老百姓的牛羊，一律使用烂钞，并且强行用烂钞换人家的新钞。向民间征税，他不要钞，只要金子，百姓往往被迫变卖房产、田地甚至卖妻儿，换来金子上缴，逼死人命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秦王朱樉好色成性，他嫌西北女人不缠足，脚太大，就让人从苏、杭买来一个名叫王金奴的女子，把她留在宫中，虽然没有王妃的名份，却宠爱无比，凡事言听计从。除此之外，秦王朱樉还找男宠在王宫中乱搞，甚至找些尼姑到王宫中，放荡无羁。地方老人上本奏报，他得知后，将老人上枷不给饭吃，活活饿死。

朱元璋得知这些情况，自然又生气又失望，曾经把秦王召回京师，给予惩戒。太子朱标身为兄长，又出于骨肉之情，总是从中相劝，为这个不争气的弟弟说了不少好话。

朱元璋自知这个儿子已无指望，好在第三子晋王朱、第四子燕王朱棣分守太原、北平，在诸王当中不仅属年长之列，而且表现格外出色，使得这位老皇帝稍有所慰藉。

秦王不才，朱元璋最初设计的三藩鼎立之势，也就只能是两强并立。

洪武二十四年（1391）八月，朱元璋命太子朱标前往关中出巡，三个月后，太子还京，献上陕西地图。人们都知道朱元璋要陕西地图的目的仍为迁都，至此，一切皆按他的布署进行之中。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一个突发的事件，将朱元璋的计划彻底打乱。

太子朱标巡视西北回京后便病倒，此时的朱标不过三十六七岁的年龄，竟然一病不起，并于次年病逝。朱元璋作为成功的开国皇帝，一生中却经历了少年丧父、中年丧妻和老年丧子的不幸。

太子的病逝对于朱元璋打击极大，迁都的计划也只好搁置了。这一年岁末的腊月二十三日，朱元璋来到光禄寺，他要按规矩祭灶神了。这是一篇情绪低落的祭文，那位处事果断意气风发的开国皇帝的影子已经不见一丝的踪迹：

朕经营天下数十年，事事按古有绪，惟宫城前昂中洼，形势不称。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劳民，且废兴有数，只得听天。惟顾鉴朕此心，福其子孙。

朱元璋对于太子朱标的不满，归根到底就是太子的宽仁。朱元璋总是担心他不能应付那些手握军权的功臣。当“胡惟庸案”发生，太子老师宋濂因为孙子宋慎被牵连到案中获罪时，太子曾经以投河自尽以求父皇免去老师的死罪。因为他是接受了儒家那种忠孝仁义的教育成长起来的。朱元璋在皇位继承问题上的安排，本身就是一个无解的矛盾，新朝需要一位仁德的君主，但是新朝同时也需要一位铁腕的君主。在他的眼中，太子朱标是过于仁德了。而如今，即如这位仁德的皇位继承人，却也英年早逝，在这位年迈的老皇帝面前摆出了一个新的难题：谁能够继承他的皇位和他的事业呢？朱元璋为此思考了五个月的时间，直到这一年的九月。

在众多的儿子当中，并非无一人选，但是嫡长子继承的限制之下，他却无法迈过那个不争气的秦王去另选皇位继承人，所以他只有一个办法，继续在太子这一支大宗中选择皇储。他于是选定了太子朱标的第二子朱允炆，将这个未满十六岁的少年确定为皇太孙。

如果说太子朱标还是宽仁的话，那么这位皇太孙就只能称为仁柔了。许多传说故事都将他描写成一个过于善良而显得不成熟的青少年。朱元璋给儿孙们出对联，他的上联是“风吹马尾千条线”。朱允炆对道“雨打羊毛一片毡”，而燕王朱棣却对成“日照龙鳞万点金”。一个委靡，一个发扬，二人的成败已见端倪。这个故事虽然明显出于附会，却是人们对于皇太孙的普遍看法。这里面只有朱元璋似乎浑然不觉。

太子朱标死后第二年，洪武二十六年（1393），太子的势力便遭到全面的清剿。事发于当年的二月间，有锦衣卫指挥蒋告蓝玉谋反，于是下狱审讯。吏部尚书詹徽参与审讯，蓝玉不服，徽斥喝道：“速吐实，毋株连人！”蓝玉大呼：“徽即同党！”詹徽于是并坐于案中。

这显然是一次有预谋的政治迫害，事情并不在于真的有无谋反证据。蓝玉在出征纳哈初之时，已经感觉到燕王朱棣对太子处境的威胁，他是常遇春的内弟，常遇春女儿又嫁与太子为妃，因此回师后便告诉了太子朱标，让他有所防备。但是太子为人宽厚，并不在意，事情却为燕王所知，亟欲翦除，以防日后之患。

这次太子病逝，燕王入京，寻机会对朱元璋说起“诸公侯恣纵不法，将有尾大不掉忧”。燕王在此时讲出这番话来，是极容易打动朱元璋的。这本来就是朱元璋最担心的事情，更何况太子已故，太孙年幼仁柔，而蓝玉的骄恣是人所共见的事实，人人皆以为除掉如此桀骜不驯的跋扈武臣，是对于皇位继承的保护，却不曾知道燕王的用心所在，待到后来人们看清楚了燕王朱棣促成蓝玉一案的后果，才知道：“存玉以无燕，不存玉以有燕。”不过那已都是后话。

蓝玉一案虽与胡惟庸案并称“胡蓝之狱”，但是“胡惟庸案”追治“奸党”前后达十年之久，而蓝玉案株杀虽众，其实并无对“奸党”的长期追治。就在蓝玉案发七个月后的九月间，朱元璋即宣布对胡、蓝二狱不再追治，胡惟庸一案株连既久，其实已无所谓追治，这个旨意的作用主要便是对蓝玉案不予追治。也许在朱元璋看来，蓝玉无党，即若有党，那便是太子及外戚的开平王常遇春的一党，自然是无法追治的。对此，朱元璋已经有所教训，他的第八子潭王朱梓是个礼贤下士、文武全才的藩王，并无不法的劣迹，只是因为王妃于氏之父于显名列胡惟庸党被杀，潭王被命入朝，心存疑惧，与王妃一起自焚而死。对于这些元勋，朱元璋不再兴大狱，而是采取个案方式，一一除掉了。

洪武二十七年（1394）十一月，颍国公傅友德被杀。傅友德出身卒伍，自偏裨小将积功而成主帅，除去征取四川、云南外，曾与燕王备边出师，其子傅忠为寿春公主驸马，女儿为晋王世子妃，与元勋及藩王的关系极深，也是朱元璋必除而后安的人物。杀蓝玉、傅友德当然出于朱元璋的旨意，他们虽然与太子诸王关系密切，却不可信任。在朱元璋的心目当中，诸王毕竟是亲生儿子，可以信用，而元勋宿将们却是对于朱家天下的威胁。

就在傅友德被杀后不到三个月时间，洪武二十八年（1395）二月，宋国公冯胜被朱元璋赐死。冯胜是开国六公之一，与李善长、徐达、常遇春、李文忠、邓愈为朱元璋开国第一次封爵的国公。他本受命备边，在蓝玉案发后被召回，虽未入蓝党，明眼人已知其必不可免。不过冯胜之病，扑朔迷离，有传说他筑一麦场，将陶罐埋于下，马走在上面有声，以为乐。于是有人告发他在场下埋有兵器，因此获罪。也有人说朱元璋召他共饮，在酒中下毒，归而暴卒。至此，朱元璋将身边的元勋宿将以各种手段诛杀已尽，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按照自己的心思安排朱家天下了。

其实朱元璋在太子病故后，对北方诸王的动止也比以前更为注意了。传说已故开国功臣刘基次子刘璟是朱元璋的心腹之臣，曾出任门使，专职纠劾百官缺失。朱元璋派他以谷王府长史的身份，巡行提调肃、辽、庆、宁、燕、赵六王府事。

这天，刘璟来到燕王府。朱棣深知这位不速之客的来意，对他倍加小心。暇余之时，两人坐下对弈。刘璟颇有其父之风，不仅为人敏洽，而且弈术极高。朱棣不是对手，连败几局，不免有些焦躁起来。

“卿不可稍让些吗？”他略带不快之色。

“可让处则让，不可让处不敢相让。”刘璟话中有话，毫不客气。朱棣默然不语，他想起了刘璟的特殊身份。这个传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朱元璋对诸王的控制。

此时的诸王当中，因为秦王朱樉太令朱元璋失望，晋王朱、燕王朱棣便成为朱元璋在北方军事行动中的主要依靠。当初年龄尚幼的藩王们此时已渐成年，封藩北边的代、肃、辽、庆、宁五王已经分镇各地，而大同的代王也可以随晋王出征了。不过代、肃、辽、庆、宁五王，是朱元璋安排在北边的第二梯队的藩王，他们毕竟年龄较小，于是形成了一个以秦、晋、燕三王为首，五个年少藩王为辅的北边藩王集团，另有周、齐、鲁王坐镇中原，藩王们已经完全可以取代原有的开国功臣们。

倘若真的能够如同朱元璋的安排，一切皆如其意，事情也许会一帆风顺，他老人家也可以安度晚年，放心而去。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事情却往往会有出乎意料的结果。

就在朱元璋杀掉冯胜后不到一个月，秦王朱樉突然病故。朱元璋虽然对这个儿子不满，却总还希望他能够有所改变。这一年的正月，洮州发生叛乱，因为地处秦王封国，朱元璋命朱樉率军征讨。朱樉大军至洮州，叛众惧而降，这当然是令朱元璋高兴的事情。可是谁想就在此时，秦王朱樉却突然病故了，令这位身处晚年的老皇帝悲恨交集。不久传来秦王西征的报告，朱元璋看到后，决定不再为这个二儿子掩饰，他以记事方式实录秦王的行为，告知晋王等诸子，让他们有所警醒。

今将尔兄秦王府中报到凶信，尔看此是平日不听教训，放肆宫中淫乐，酷害死良家子女若干。于宫不立正妃，宫且无主，小人杂进。挨晚食葡萄煎，初更小人同寝，及至二更又小人进，先小人退去。噫，生尔若干，数召至观其所以，少有能立事，皆是泛泛愚下之人，略不高明远见，吾深忧为何！为其有功者，数数阴谋不已，诸子皆不知关防为。

直到这一次命他率师出征，还从军中搜寻一百五十余名女子入宫，折磨死良家女子二名，一名让人就地埋了，另一名不知下落。

一边是有功之臣们“数数阴谋不已”，而诸子们却如此的不争气，这个老年皇帝对于身后之事又岂能不担忧？朱元璋这个人倒是不为自己的儿子遮掩，在给秦王写的谥文中朱元璋写道：“朕自即位以来，列土分茅，封建诸子。尔以年长者，首封于秦，期在永保禄位，藩屏帝室。夫何不良于德，竟殒厥身。呜呼！哀痛者，父子之情；追谥者，天下之公议。义之所在，朕何敢私？兹特谥尔曰‘愍’。”一个愍字，将朱元璋对于儿子的那种爱与恨全都表达了出来。

两个年龄最长的儿子先后病逝，对于朱元璋的打击不能说不大，但是对于燕王朱棣来说，却未必不是好事。在诸王当中，他的地位日显，可以与晋王平分秋色了。

洪武二十八年（1395），注定是多事之秋，先是宋国公冯胜赐死，然后是秦王病殁。到这一年七月，被谪贬到龙州的常遇春之子郑国公常茂病卒，同月，致仕休养的信国公汤和死在了家乡凤阳。崇山侯李新知道朱元璋多疑嫉，首先建言公侯家人及仪从定常数，多占的归还地方有司，于是武定侯郭英、信国公汤和、曹国公李景隆纷纷给还庄田仪从，朱元璋感到满意。李新如此谨慎小心，可谁想这一年九月，还是坐事被杀。

朱元璋越是杀戮武臣，晋、燕诸王的作用也就越显重要，他在北边的防务也只能完全交给了晋王、燕王和宁王诸藩。

洪武二十九年（1396），宁王朱权手下骑兵巡塞时，见到蒙古部落遗弃的车马具，上报给朱元璋，朱元璋即命燕王朱棣率师巡视大宁。朱棣率军北进，数战皆胜，直抵乌梁海，再击败哈剌兀而后还师。

一切都按照朱元璋的安排进行，开国的功臣中硕果仅存的只有长兴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二人，朱姓的天下，已经不复有异姓功臣们的威胁。

这一年的九月，秋意已现，朱元璋的心情极好，他传旨将致仕的武臣们召入朝中，一共二千五百余人，大行宴赏，每人进秩一级。现在他需要收买这些武臣们了。

不过好景不长，待到洪武三十年（1397），晋王朱似乎已有微恙。这一年虽然朱元璋还有敕令命晋、燕、代、辽、宁、谷六王勒兵备边，但是另一道诏令却是让燕王朱棣筑大同城。大同距北平不远，但毕竟是山西境内，本应晋王承担的事情，命燕王代劳，显然晋王那边有了什么情况。

几个月后，晋王率师出征，回师太原后，便一病不起，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旧历三月十二日病逝。历史的安排有时绝妙到令人惊异的程度，这个与朱棣争夺皇位的最大竞争者被自然淘汰了。

已经七十一岁的朱元璋，再次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哀恸。晋王朱也是他最喜爱的儿子。这个儿子从小便聪明外露，长大后颇显文武的全才。他聪明英锐，又得名师的教诲，他受学于翰林学士宋濂，学书于录事杜环。在朱元璋的眼中，这个儿子“眉目修耸，美须髯，顾盼有威容，多智数”，是诸王中最出色的一个，当然也是他最喜欢的一个。但是现在，这个儿子也在刚刚四十岁的英年，却先朱元璋而去了。

从洪武二十五年（1392）太子朱标去世，几年之间，三个年龄最长的儿子竟然都先于朱元璋病逝，这令他饱尝了老年丧子的不幸，而在此中，晋王朱的病殁成为对晚年朱元璋最为沉重的一击，他终于一病不起。

三个月后，朱元璋的一生走到了最后时刻，在弥留之际，他隐然感到了一丝不安。晋王死后，他对于北方的诏令便只能写给燕王朱棣一人了，这第四个儿子已经成为诸子中最长的一个。朱元璋在诏令中要燕王“安不忘危”，并派都督杨文为总兵，往北平参赞燕王。

病卧在床的朱元璋看着站立在床侧愁眉不展的皇太孙朱允炆，不禁感到有些失落，他身后的事情还并未安排妥当，只是此时他已力不从心。驸马都尉梅殷是汝南侯梅思祖的侄子，当他来看望朱元璋时，朱元璋摒去了侍从，若有所思地对梅殷说了这样一句话：“燕王不可不虑。”这似乎是一种嘱托，却又未曾说明如何的不可不虑。这忧虑当然是因为朱元璋对于北边藩王互相牵制的安排，由于秦、晋二王的病逝而被打破。

年少仁柔的皇太孙，怎么能是他那个年长的叔父、又长年领兵征战的燕王的对手？但是朱元璋心里所想的这一切却是不能为人言的，此时他能够做的只是嘱托驸马梅殷辅佐年少的皇帝。

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初十日，朱元璋在皇宫内的西宫病逝。他在遗诏中只说：“丧葬仪物，一以俭素，不用金玉。孝陵山川，因其故，无所改。天下臣民，出临三日皆释服，无妨嫁娶。”

而与此同时，燕王朱棣已经成为强藩之首。

《明史》卷136《朱升传》。
《明史》卷128《刘基传》。
吴晗：《明成祖生母考》，《清华学报》1935年3期。
《奉天靖难记》卷1。
《明史》卷128《刘基传》。
《明太祖实录》卷28下，吴元年十二月丙寅。
《明太祖实录》卷28下，吴元年十二月乙丑。
《明太祖宝训》卷2《教太子诸王》，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校刊影印本。
《明太祖实录》卷51，洪武三年四月辛酉。
《明经世文编》卷4，王祎：《拟封建诸王诏》。
《明太祖实录》卷51，洪武三年四月乙丑。
洪武三年（1307）分封藩王时有“燕王之宝”，迨燕王朱棣夺位登极称帝，燕王金册、金宝遂废而不传。其制详《明史》卷68《舆服志四》。
《明史》卷127《李善长传》，卷54《礼志八》。
《明史》卷75《职官志四》。
《明太祖实录》卷51，洪武三年四月丙寅。
《明太祖实录》卷28下，吴元年十二月丙寅。
《明史》卷137《李希颜传》
《明太祖实录》卷80，洪武六年三月癸卯。
《明太祖实录》卷37，洪武元年十二月己巳。
按：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将两书混一，记为《昭鉴祖训录》，误。《昭鉴录》为宋濂作序，《祖训录》为朱元璋亲自作序，二书内容迥异。
《明史》卷113《后妃列传一·成祖仁孝皇后徐氏传》。
《明史》卷54《礼志八》，《明太祖实录》卷37，洪武元年十二月己巳。
朱元璋：《皇陵碑》，《洪武御制全书》卷16《碑》。
《明太宗实录》卷24，永乐元年十月乙未。
《明太祖实录》卷87，洪武七年正月乙亥。
《明史》卷139《叶伯巨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14《开国规模》。
《明史》卷进139《叶伯巨传》。
《明经世文编》卷8，叶伯巨：《叶居升奏疏》。
《明史》卷141《卓敬传》。
朱启钤：《岐阳世家文物考述》，中国营造学社，1932年。
《明太祖实录》卷111，洪武十年春正月辛卯。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13《胡蓝之狱》。
《明史》卷116《诸王列传一·晋王传》。
《大明一统志》卷1《京师山川》。
《明史》卷113《后妃列传一·太祖慈孝高皇后传》。
《明史》卷113《后妃列传一·太祖孝慈高皇后传》。
王鏊：《守溪笔记》。
《民国相城小志》卷2，姚继孝：《姚少师祠堂记》碑。
刘凤：《续吴先贤赞》卷1《姚广孝》。
《明史》卷145《姚广孝传》。
姚广孝：《逃虚子诗集》卷3《五色雀并序》
陈田：《明诗纪事》卷3乙笺《京口览古》。
《明史》卷145《姚广孝传》。
姚广孝：《逃虚类稿》卷5《莲花室铭序》、《紫竹杖铭并序》。
李贽：《续藏书》卷9《荣国姚恭靖公》。
姚广孝：《逃虚集·十月一日金陵发舡之北平》。
《日下旧闻考》卷43《城市·内城中城一》。
《明诗纪事》卷3乙笺《刘文贞公墓》。
《明史》卷125《徐达传》。
徐祯卿：《翦胜野闻》。
《明太宗实录》卷1。
《高丽史·恭让王世家》，恭让王己巳年十一月丙午，转引自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前编》卷下，第87页。
《明太祖实录》卷199，洪武二十三年正月丁卯。
《明太祖实录》卷200，洪武二十三年二月甲辰。
《明太祖实录》卷201，洪武二十三年闰四月癸亥。
《明史》卷127《李善长传》。
《明史》卷116《诸王列传一·潭王梓传》。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20《史乘考误》。
《明史》卷116《诸王列传一·秦王樉、晋王传》。
宋端仪：《立斋闲录》卷3。
《朝鲜李朝太宗恭定大王实录》，乙酉五年六月庚午，转引自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2，第1册，209页。
朱国祯：《涌幢小品》卷1《宫殿》。
郎瑛：《七修类稿》卷10《御对》。
夏夔：《明通鉴》卷10，《纪》10，太祖洪武二十六年二月乙酉。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8《蓝玉传》。
李贽：《续藏书》卷7《逊国名臣·刘公》，《明史》卷128《刘璟传》。
朱元璋：《纪非录·太祖皇帝钦录》。
《明太祖实录》卷237，洪武二十八年三月癸丑。
《明太祖实录》卷257，洪武三十一年五月戊午。
《明太祖实录》卷257，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乙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