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初元循规 盛世余晖

正统初政 君臣守成

依照大明朝的惯例，“正旦”即正月初一不仅是寻常百姓对新年美好期盼的开启之日，也是帝国朝廷举行喜庆大典迎贺新年的特殊节日。可宣德十年（1435）正月初一的这一天，北京明皇宫内却有着另外一番景象：除了常规性地挂出一些象征迎新年的红灯笼外，一切大型庆贺活动皆被告知暂停，就连正旦百官朝贺皇帝之惯例也被取消，改由众臣前往宫中文华殿朝见8岁的娃娃皇太子朱祁镇。（《明宣宗实录》卷115）

“当今圣上到底怎么啦，连新年庆典也不能出来见见大臣？”

“据说皇上十分辛劳，内廷传言他病得不轻啊！”

“圣上得了什么病？莫非如人们所传的那样：皇帝的性生活过于频繁了？”

“色欲是要人命的啊！”

……

众大臣在听到内廷宦官传达宣德皇帝免朝的最新指示后窃窃私语着。

风流天子：自信皇帝与不自信的遗嘱

要说宣德皇帝的私生活——性生活过度之事在大明朝廷上下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或者说是公开的秘密。好久了，人们一直暗中议论着：宣德帝派内官郑和、王景弘等下西洋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搞些海外春药，也有人说朝廷不断地派遣内使出没于帝国各地，也是为了寻找民间房事秘方。房事、性生活……这些在许许多多普通人看来只不过为了传宗接代而不得不完成的“使命”外，平日里较少有人能从中得到快乐和享受，可在明宣宗那里却不是这样的。

从小就在无耻享乐和极度淫秽的皇爷爷朱棣一手调教下长大的朱瞻基阅女无数，加上自身体内的荷尔蒙特别发达，每当临幸美女时，那长得在汉族男人中罕见的络腮大胡子扎得“妹妹”嗷嗷叫所带来的男性自傲感促使他极度自信，进而沉溺于色欲孽海……终于有一天发现自己“储备不足”，身体严重透支。《明实录》记载：宣德九年（1434）十二月甲子日，“上（指宣德皇帝）不豫”。37岁的朱瞻基这次病倒的时间还比较长，3天后的丁卯日“文武群臣诣左顺门问安”；5天后的己巳日，“文武群臣诣左顺门问安”，一直到了第8天的壬申日，还没有起床，那天刚好立春，按例要举办新年贺礼的，结果因为皇帝病了没起床而“免贺礼，文武群臣诣左顺门问安”（《明宣宗实录》卷115）；第11天也就是宣德十年（1435）正月初一，“上不豫，免正旦贺礼，命百官朝皇太子于文华殿”（《明宣宗实录》卷115）；第12天即正月初二，宣德皇帝降敕给北京行在工部和南京守备襄城伯李隆、太监王景弘以及南京工部，对于相关事宜做了交待；第13天他降敕给辽东总兵官都督佥事巫凯及掌辽东都司都督佥事王真和镇守太监王彦、阮尧民等，嘱咐“用心抚恤军士，严加操练，备御边疆”；第14天即正月初三日，37岁的宣德皇帝归天，临终遗言：“朕疾今不复起，盖天命也。其命长子皇太子祁镇嗣位，诸王宗室悉遵祖训，谨守藩国。嗣君年幼，惟望圣母皇太后朝夕教训，尔文武大臣尽心辅导；家国重务必须上禀皇太后、皇后然后行。丧礼以日易月。”（《明宣宗实录》卷115）

从病倒到最后驾崩，朱瞻基的死可不像他的父皇明仁宗朱高炽那样，连遗嘱都来不及立，而是持续了半个月，从从容容地留下了敕谕、遗愿和遗嘱。而从遗嘱的核心内容来看，可能意识到自己马上就要升仙了，一辈子极度自信的朱瞻基此时对身后有可能出现的皇权弱化或“真空”而充满了焦虑或言牵挂。为此，他做出如下补救：

第一，“其命长子皇太子祁镇嗣位。”即说大明皇统由宣德帝钦定的皇太子朱祁镇继承，这样就排除了兄终弟及等其他皇位继承的可能。

第二，“诸王宗室悉遵祖训，谨守藩国。”这是告诫大明皇室悉遵祖训，规规矩矩，毋得觊觎明宫大位。想起当年大明帝室年轻的堂伯伯建文帝之大位被自家爷爷篡夺了，朱瞻基一身冷汗；又想起自家亲叔叔也曾东施效颦，却落得个家破人亡的结局，奄奄一息的明宣宗脸上露出了一丝宽慰的笑容。以自身的天资，以简明的笔调，再次提醒一下皇室成员要自重！

第三，对于8岁冲龄天子而言何以能乾纲独断，肩负起天下之大任？临终前的朱瞻基说：“嗣君年幼，惟望圣母皇太后朝夕教训，尔文武大臣尽心辅导；家国重务必须上禀皇太后、皇后然后行。”这里面讲了三个方面的关键人物：小皇帝太小了，由“圣母皇太后朝夕教训”；文武大臣应当尽心辅导冲龄天子，遇到国家大事上报给太皇太后、皇太后，由她们决断后再进行处置。（《明宣宗实录》卷115）

看到这里，细心的读者朋友可能会觉得，这怎么可能？不是说明朝自开国皇帝朱元璋起就实行君主极端专制主义，且规定后宫不得干涉政事？明宣宗在遗嘱中做出这样的规定岂不违背祖宗的规制？

其实在明宣宗和他的皇父明仁宗及皇祖明成祖执政的30多年时间内，明朝政制已由洪武朝高度的“三权合一”逐渐演变成了“三权分立”（特注：绝非西方的“三权分立”），我们在《大明帝国》系列⑨《洪熙、宣德帝卷上》中的第5章中已经做了详尽的分析，为了照顾本书的叙述方便与内容体系关系，在此不妨再做个简单的回顾：

“成祖即位，特简解缙、胡广、杨荣等直文渊阁，参预机务。阁臣之预务自此始。然其时，入内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明史·职官一》卷72）因此，许多人认为：永乐时代的内阁可视作皇帝顾问班子翰林院的一个延伸机构——“（翰林）学士，掌制诰、史册、文翰之事，以考议制度，详正文书，备天子顾问。”（《明史·职官二》卷73）

而这一切到了仁宣时代就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变化。明仁宗朱高炽自登基起便开始不断地提升阁臣的品秩、地位与权力。他先后命内阁阁臣杨荣升为工部尚书，杨士奇升为兵部尚书，金幼孜升为礼部尚书，黄淮升为户部尚书，杨溥升为太常寺卿……原本大明中央官僚机构中最有地位与权势的官衔即为六部尚书，也就是六部的长官，现在让内阁阁臣给兼任了。这不仅表明明仁宗对内阁阁臣越来越信任与重用，而且也意味着内阁的地位与权势已开始渐渐地超过了六部；更有一个很大的潜在影响，那就是内阁阁臣兼任六部长官，在不设内阁官属即在不破坏“祖制”的前提下，内阁取得了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权即参政议政的合法权力。换言之，内阁的参政权或言决策权日趋常规化与制度化。

对于皇祖、皇考的这番机构与权力设计，从小就在大明皇宫里长大的朱瞻基还是颇为心领神会的。继位登基之后，在承袭了父皇朱高炽时代内阁构建的基础上，明宣宗稍做部分调整。因此到了宣德中期，大明内阁阁臣有着很大的参与国家政务要事的决策权、议政权、人事权或言人事推荐权、任免权、考试权、诏令起草权、规谏权、封驳权和一定的司法权等，其最常见的为票拟权。

不过对于这样的票拟权，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黄宗羲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内阁票拟之责就在于帮助皇帝批答章疏——先拿个倾向性的处理意见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好比是皇帝的书记员或言秘书。因此说，内阁票拟是根据皇帝授意而行的，没有阁臣的绝对独立之意志（【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置相》）。即使事先没有皇帝之授意，内阁票拟好了，还要呈交给皇帝定夺，这就是明代政治制度中的批红权。

批红原本是指皇帝在臣下上呈的奏疏上用红墨批写如何执行的最高指示，具有绝对的权威与最高的法律效率，因此说批红是皇帝的“天职”。但明代第五帝、那位出身于温柔乡的大明皇家少爷公子哥儿朱瞻基却极度懂得“劳逸结合”，深娴领导干部的示范之道，对于本来应该全部由他亲自御批的章疏只是象征性地批几本，剩下的就交给身边的“文化太监”最高层领导司礼监掌印太监与秉笔随堂太监去代劳了。

这样一来，在进入“仁宣之治”时，大明朝廷政制演绎出了内阁票拟制与内监批红制，我们不妨将自此以后大明帝国中央朝廷的政务运行做个大致的情形描述：假如以诸司衙门和老百姓上呈奏疏、上书作为开始的话，这些章疏首先都要密封后才能递交给通政司，通政司将其送达内廷的协和门，在那里由太监接纳，再转呈给皇帝或交由内阁。这时内阁阁臣就可“密揭”，即向皇帝秘密进言论事，也就是前文所说的阁臣参政议政，或由皇帝召集重臣廷议，或由阁臣之间商议，形成初步的意向，由阁臣中的首辅或言皇帝最为信任的阁臣起草，即为票拟；再报呈给皇帝检阅批红，皇帝御批几本，其余就交由司礼监掌印太监或秉笔随堂太监代行朱批。完成后再由六科给事中核对，要是正确无误了，就下发给中央各部院衙门去直接执行，见下图：

宣德始大明帝国中央朝廷政务运行——“三权分合”示意图

从上面示意图中我们可以出，明初在宰相制废除的情况下，由皇帝拍板决策和各部院衙门执行所组成的权力板块，经过仁、宣两帝尤其是明宣宗的改造，逐渐演化为三大权力板块，即内阁拥有票拟权，皇帝握有批红权（后来通常由司礼监代行）以及各部院衙门执掌执行权，我们姑且称之为明代版的中央“三权分立”。

在这样的“三权分立”架构下，大明朝廷政务进入了有条不紊的运作状态。一旦有重大事情要上报或重要政务要奏请，首先归口到通政司去，通政司将其转入内阁，或由内阁阁臣讨论，或由皇帝召请大臣密议，或廷议，只要不触犯皇权和皇帝的尊严，大家可以各抒己见。这就是某些人津津乐道的中央朝廷集体领导或言中国特色的“民主制”。

至于各人的意见怎么统一和采纳，这就要看谁的权威势能高和他所主张的合不合情理章法了。通常情况下，在场的皇帝有某个倾向性意见，那么他的意见往往成为“民主”讨论的决定性结论，余下的就是内阁票拟了。在皇帝倦于政事或不在场或尚未完全拿定主意的情况下，内阁首辅的主张往往成为主导性的意见，但在票拟过程中别的内阁阁臣也可提出不同的建议，只要是合情合理又合法，有时这样的建议还能被采纳且付诸实施。宣德元年（1426）是否出兵赵王府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案例。由于最先受到昔日东宫老师陈山提出的建议之影响，明宣宗在与“首位”内阁阁臣杨荣的密议中已有了倾向性的意见——出兵彰德，将赵王一窝端了。但在起草檄文与敕令的过程中，阁臣杨士奇提出了更合情理和更有利于宣德朝“安定团结”的建议，并最终被明宣宗所采纳，从而避免了一项错误的决策和一场错误的战争。由此我们还不能不说，这样的中国特色“民主制”具有一定的合理价值。（参见《明宣宗实录》卷21；【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高煦之叛》卷27）

从心理学角度来讲，明宣宗时代逐渐形成的这种“民主”决策过程，既突破了皇帝一人决策拍板的局限性，又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小范围群体决策中的合群思维和盲从思维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因此我们也不能不正视宣德以后中央朝廷政务“三权分立”运行的合理性，但同样我们也不能太高估了这个决策过程的“民主”性。

可以这么说，仁宣时期大明政制的变化绝不是明宣宗君臣具有超时代民主意识萌芽的创新结果；恰恰相反，宣德朝开始的大明中央朝廷在“三权分立”的政制运行下皇帝抽身于繁重政务而又能最终统揽到了绝对专制大权。具体地说：

第一，阁臣或朝廷重臣到底由谁来参与议政最终取决于皇帝。譬如宣德二年（1427）在最初密议是否从交阯撤兵问题上，朱瞻基就不找主张反对撤兵的蹇义与夏原吉商议，而是先向杨士奇、杨荣作些暗示，在取得意见基本一致后再拿出来由大臣们讨论，实际上这是宣德皇帝的个人意志，哪是群臣讨论的结果呀！（《明宣宗实录》卷16）

第二，内阁票拟的意见与主张能否实施到位最终也取决于皇帝。朱瞻基在当皇太孙时，由皇爷爷做主，原配第一夫人为胡氏，“二奶”为孙氏等。等到他自己登基即位后，这位大明第一人越看越觉得“大奶”不如“二奶”，于是就动了改立后宫的念头，他最先召阁臣杨士奇等人密议，但没想到遭到了杨大臣等人的激烈反对，几经周折，宣德皇帝就是不改初衷，最后杨士奇等还是按照明宣宗的意志起草了改立“二奶”孙氏为皇后的诏令。（《明史·杨荣传》卷148；【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仁宣致治》卷28）

第三，内阁票拟取决于皇帝批红，批红由司礼监代行，内阁受制于皇帝的奴才太监。

明宣宗时期太监“领头羊”范弘、金英等都是比较谨慎、守法之人，司礼监的工作有条不紊，朝政运行得十分有效。但一旦司礼监头面太监是心术不正的大奸大恶的话，那么他（们）就会利用手中的批红权，否定内阁票拟的意见，根据自身利益和意见另行决策政务，甚至会置祖宗成法而不顾，紊乱朝纲。明中期的“大腕”宦官王振、汪直、刘瑾和后期的魏忠贤等，无一不口含天宪，利用皇帝幼小无知或倦于政事或昏庸无能，随心所欲地应用司礼监的这个特殊权力为非作歹、荼毒天下。曾有有识之士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代弊政，实宣庙（明宣宗）启之也。”（【清】查慎行：《人海记》下）就连当年的朝鲜《李朝实录》也说：“（宣德始，大明）朝廷政令不由朝官，皆出自司礼监。”（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5，《世宗庄宪大王实录》2，中华书局1980年版）

可惜的是明宣宗在世时却没有预见到日后宦官为害之隐患，他所津津乐道的是，大明中央朝廷政务的运行由形式上的“三权分立”最终又走上了实际意义的“三权合一”，即皇帝既解除繁杂政务的羁绊又能实行高度的君主专制集权，这也正是宣德年间明宣宗放心政治、嬉戏玩乐的奥秘所在。（详见笔者：《大明帝国》系列之⑨《洪熙、宣德帝卷上》第5章，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

现在朱瞻基要走了，要离开这个令他欲罢又不能的爱欲世界，能想到的和能做的都做了。这对于一个极度自信的皇帝来说，身后皇权的掌控已做了制度性的规范，似乎也就没有必要过多的担忧，唯独有个不放心的，就是皇权的操作与执行靠谁来替代或辅佐一个少不更事的儿童天子呢？朱瞻基想到了自己的母亲皇太后张氏、曾经与自己耳鬓厮磨又心心相印的艳后孙氏和内阁阁臣为首的文武大臣三大角色。

正统初元，明廷核心权力暂寄历经风雨的老祖宗张皇太后手中

明宣宗的这番思路与算计还是有着较为充分的合理依据的。

先说说明宣宗的“另一半”——艳后孙氏。孙氏是朱瞻基姥姥彭城伯夫人的家乡人，这个彭城伯夫人就是当年明仁宗朱高炽的丈母娘，诚孝皇后张氏的老妈。因为女儿当时为皇太子妃，老太太有事没事经常往女儿那里跑。尽管女婿不得他自家老爷子永乐皇帝的喜欢，但彭城伯夫人的女儿张氏却很让魔鬼皇帝朱棣刮目相看。因此老太太来到大明宫中时，很多时候朱棣还是知道的，甚至有时心情好他还会与亲家说上几句。老太太彭城伯夫人每次到宫中都要瞎扯一些张家长李家短的事情，见到大明宫中美女如云，她就说起自己老家山东永城县主簿孙忠家生了一个美如天仙的小女孩孙氏。起初人们以为老太太唠叨，也没当回事，但说多了，大家都有好奇心，就让老太太将那美如天仙的小女孩孙氏带来看看。等带来看了以后，没人不说这女孩长得不好的，且人还十分机灵，嘴巴也甜。永乐皇帝听说后决定将小女孩孙氏留在宫中，由彭城伯夫人的女儿皇太子妃张氏抚养，那时孙氏10多岁。10多岁的小女孩再过几年就懂得人世间的那些事了，从后来宣德皇帝同母亲张太后之间亲密的母子关系来看，青少年时代的朱瞻基与老妈皇太子妃张氏之间的走动与联系肯定也少不了；而张氏身边偏偏有个人见人爱的美人胚子孙氏，加上她伶俐又有心机，想必当时的少年朱瞻基早就被她勾魂摄魄或与她初试云雨了，这样的事情在明清宫中是不稀奇的。问题是在永乐十五年（1417）册立皇太孙妃嫔时，朱瞻基做不了主，只能由大家长皇爷爷拍板，可能当时朱棣考虑到“美女是祸水”的古训，也可能考虑到自己使用胡荣的大女儿蛮称心的，同时也顾及爱孙的个人喜爱，最终定局：将大臣胡荣的三女儿胡善祥定为皇太孙妃，即人们俗称的“大奶”，而将美艳孙氏定为皇太孙嫔，即“二奶”。（《明史·后妃一·宣宗孝恭孙皇后传》卷113）

转眼间几年过去了，皇爷爷朱棣作古，父皇朱高炽也匆匆走了，当年的皇太孙朱瞻基即位称帝，而皇太孙妃胡氏也由此升格为皇后，皇太孙嫔孙氏升格为贵妃。贵妃与皇后只相差一级，但对于自小天生丽质又一直受到皇太孙老公宠爱的孙氏来说，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是自己不如人家皇后胡氏漂亮还是侍候老公不如她周到？每想到这些，孙氏就愤懑不已，但又不敢也不宜公开地表露出来。人们常说漂亮女人多草包，其实不然，不是还有一种说法：美女蛇。不过将孙氏说成美女蛇似乎太过了头，但她确实十分精明，还工于心计。心想：要说男人么，你要是硬向他要什么，他还不一定会心甘情愿地给你，他所贪图的就是我们女人的美色，我们何不好好地利用这资源与契机来实现自己的宏愿！孙氏打定主意，就从自己的皇帝老公朱瞻基身上下工夫。每当老公需求什么，她就满足他什么，从不让他不高兴；即使要表达自己心里委屈时还得要哭成泪美人似的，让男人好不怜爱，这时发话，男人没有不缴械的。宣德元年（1426），在孙贵妃孙美女的授意下皇帝朱瞻基犹如不明事理的孩子，向母亲皇太后“索要金宝”；而后的宣德三年（1428），与孙美女惺惺相惜的皇帝丈夫又导演了一出无故废皇后立艳妃的活丑闹剧。（《明史·后妃一·宣宗孝恭孙皇后传》卷113）

人们常说：儿时的朋友最可靠，而对于小时候青梅竹马的男女来说又何尝不是？从贵妃到皇后，这一路走来，孙美人的心路历程朱瞻基再清楚不过了，如今愿望全部实现了，她还有什么其他祈求？爬到更高的位置——皇帝大位？自古以来除了那个让人永世诅咒的武则天外，还没有其他女人当皇帝的，更何况当下要即位的小皇帝还是孙美女花了“大力气”“好工夫”才得来的。所以说，别人都可以不信，自己的美妻还是很让奄奄一息的朱瞻基放心的！

不过从当时的情势来看，大明宫中女主人孙皇后上面还有一个更高级别的“女主子”，她就是朱瞻基的亲生母亲皇太后张氏。皇太后张氏是明仁宗朱高炽的正妻，山东永城人。父亲张麒是当地的一个普通农民，他生有两男一女。一女即后来贵及皇太后的张氏，张氏有两个哥哥，大哥叫张昶、小哥叫张昇。洪武二十年张氏被聘为燕世子妃，即朱高炽的“大奶”。由此，张氏父亲张麒也被授予兵马副指挥官衔。永乐初年朱高炽升为皇太子，老丈人张麒上南京升任卫指挥使。可老农民出身的张麒却没有福分，当上卫指挥使官没多久就死了。一转眼就是朱高炽登基当皇帝了，他追封老丈人张麒为彭城伯。与父亲张麒薄命相比，大儿子张昶和二儿子张昇可谓福寿双全。张昶“从成祖起兵取大宁，战郑村坝，俱有功，授义勇中卫指挥同知……还佐世子守北平。永乐初，累官锦衣卫指挥使……仁宗立，擢中军都督府左都督，俄封彭城伯，子孙世袭。洪熙改元，命掌五军右哨军马”。（《明史·外戚传》卷300）张昇“成祖起兵，以舍人守北平有功，授千户，历官府军卫指挥佥事。永乐十二年从北征。仁宗即位，拜后府都督同知。宣德初，进左都督掌左府事”。（《明史·外戚传》卷300）

张氏兄弟之所以能官运亨通，除了其参与朱棣“靖难”、立有军功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俩很大程度上沾了贵为大明皇家未来第一女主人的好妹妹张氏之光。不过与历代皇家女眷及外戚迅速显贵相比，张氏倒不是那种为了家族利益而做什么都要急吼吼的贪婪女人。相反，她自进入燕王府起，就以其身上留有的山东农村人之淳朴与贤惠一步又一步地走了过来。

洪武晚期，作为燕世子妃的张氏耳闻目睹了大明政治的凶险。建文时期，公公朱棣阴谋起兵“靖难”，丈夫和自己娘家两哥哥都被卷入了深不可测的造反漩涡之中。政治博弈的危险性与相互残杀战争的残酷性让张氏充分领悟到了夫君家皇位来之不易的道理。

永乐时，张氏“始为太子妃，操妇道至谨，雅得成祖及仁孝皇后欢。太子（朱高炽）数为汉、赵二王所间，体肥硕不能骑射。成祖恚，至减太子宫膳，濒易者屡矣，卒以后故得不废”（《明史·后妃一·仁宗诚孝张皇后传》卷113）。

当然朱高炽皇太子之位最终没被废黜的原因还有许多，但当时的皇太子妃张氏的作用绝不容小觑，或者换一种说法，朱高炽在一定程度上沾了自己老婆的光。放在时下某些女强人的眼里，这样的男人似乎很无能，让人瞧不起。可当年的张氏却没有这样，一如既往地与丈夫朱高炽同舟共济，最终修得了正果。正因为有着这样的看似平凡却实为非常的人生经历，仁宣之际的张氏即时称张皇后“中外政事莫不周知”，但她又不干涉皇帝丈夫处理国家政事，十分珍惜“天下清平”的好日子。可这样的好日子刚来没多久，她突然遭遇了丧夫之痛。洪熙元年（1425）五月，登基才10个月的皇帝丈夫明仁宗朱高炽突然“走了”，一直与自己丈夫较劲争夺皇位的皇家二叔朱高煦却在蠢蠢欲动。面对帝国上下谣言四起和“中外汹汹”（【明】夏原吉：《忠靖集附录·夏忠靖公遗事》；【明】杨荣：《文敏集附录·杨荣行实》）的险恶形势，张皇后临危不乱，理性地采取果断措施，让皇太子朱瞻基顺利登基，稳定政局，化解了一场政治危机。一代贤后和杰出女政治家的风范在人们不经意间展示于世间。

张氏张皇后尽管不是名门出身，但自从进入魔鬼皇帝家门以后可算是见了大世面了，她目击了大明朝的惊涛骇浪，靠着自己的贤惠与聪明以及恰逢时势地生了一个“有出息”的儿子，帮助丈夫最终赢得了皇位，而后又为“出息”儿子朱瞻基的登基尽了她所有的力。这是一个历经风雨的老太太，也是一个有着远大眼光且把握得住大局的老祖宗。

宣德初年，不得不“荣升”为皇太后的张氏“军国大议多禀听裁决”。之所以要这样，恐怕还是应了一句老话：“知子莫若父！”不，现在朱瞻基的父亲不在了，知子就由他的母亲了。其实这些年在魔鬼的天才皇帝朱棣调教下，朱瞻基到底成了什么样，别人不清楚，作为孩子的母亲张氏还是知道的。朱瞻基天资聪明，能文又能武，但由于生在大明“第一人家”，又在不可一世的皇爷爷的长期熏陶下，他的自我感觉和自我意识特别好，凡事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想当年10多岁时，他常来宫中看望自己，就被长得比狐仙还要美丽的孙氏孙美女勾去了魂魄，后来皇爷爷成全了他们。可如此做法助长了这小子的唯我独尊意识，而作为一国之君恰恰又不能忘乎所以，于是宣德年间张氏张太后就不能不“军国大议多禀听裁决”（《明史·后妃一·仁宗诚孝张皇后传》卷113）。

好在皇帝小子脑子还算拎得清，“是时海内宁泰，（宣德）帝入奉起居，出奉游宴，四方贡献，虽微物必先上皇太后。两宫慈孝闻天下。（宣德）三年，太后游西苑，皇后皇妃侍，帝亲掖舆登万岁山，奉觞上寿，献诗颁德”（《明史·后妃一·仁宗诚孝张皇后传》卷113）。张太后虽说很高兴地接过儿子皇帝敬上的酒杯，可口中还是不停地告诫道：“今天下无事，吾母子得同此乐，皆天与祖宗之赐也。天下百姓皆天与祖宗之赤子。为人君但在保安百姓，使不至于饥寒，则吾母子斯乐可永远矣”（《明宣宗实录》卷36）。宣德五年（1430）二月，张太后与明宣宗等前往北京天寿山拜谒长陵与献陵。见到陵下跪地欢迎的当地百姓，太后张氏不失时机地教育皇儿明宣宗：“百姓爱戴君上，以能安之。古帝王保有天下，垂裕子孙，令闻长世，千载之下，人犹仰慕，亦惟能安民耳。国家恒轻徭薄赋，以存恤为务，庶几为民父母之道。”刚说完，张太后又下旨：上路旁的百姓家里去看看，询问询问他们的生活，亲口品尝农妇所献的“蔬食酒浆”，并要皇儿明宣宗也吃点。明宣宗吃了没有呢？史料未载，想必从小生活在锦衣玉食的温柔乡中的宣德帝是吃不下如此粗劣饭菜的。不过好在他的悟性不错，领会了皇太后母亲要求他体悟百姓甘苦、推行与民休息和实行长治久安政策的深刻用意。当时一路伴驾随行的还有大明朝廷重臣英国公张辅、尚书蹇义及大学士“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等，按照朝廷礼仪，他们前来拜见张太后。张太后一见到他们就颇为感慨地说道：“你们几位都是前朝的老臣，今天我们还能相聚也是福分啊。如今虽说大明天下国泰民安，可皇帝还很年轻，你们应该要好好地辅佐他啊！”（《明宣宗实录》卷63；《明史·后妃一·仁宗诚孝张皇后传》卷113）

宣德皇帝当时也在场，多年后的一天，他跟大学士杨士奇如此说道：“杨爱卿，你还记得那年我们一起上天寿山谒陵的回来路上，皇太后她老人家讲过的那番话？”杨士奇微微顿了一下，然后回答道：“臣不敢忘！”朱瞻基说：“未忘就好，那天皇太后老人家与你们说完后继续跟朕说：‘你们几位都是熟识朝廷大体、行事稳重的老臣。张辅虽说是个武臣，但能懂大义；吏部尚书蹇义持重谨慎，就少了点果断；你杨爱卿持正能谏，一旦说起来就不管忤逆不忤逆君上。为此先帝曾有几次不快乐，但最终还是接受了您的谏言，因而也就没废政事。不过还是在三件事上留下了遗憾，直后悔当初没听您的。’”（《明史·后妃一·仁宗诚孝张皇后传》卷113）

或许正是受了母亲张太后的影响，宣德年间朱瞻基在杨士奇、杨荣、杨溥等老臣辅佐下，选贤任能，厘清吏治，强化监察，整饬风纪，谨选守令，重农固本，宽刑慎罚，清整刑狱……由此将皇父朱高炽肇启转型的大明“和平之列”驶入稳定发展的轨道，开创了大明帝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仁宣之治”。

或许正是看到朱瞻基“恪遵成宪”“敷宣德意”，治国理政抓大治有条不紊，本来就生性恬静且能识大体懂大局的张太后，对于自己的皇帝儿子的个人喜好并不太在意。

宣德登基不久，为了使得从小就与自己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孙美眉能拥有一枚贵妃金印，朱瞻基采取软磨硬泡的策略不断地向上请示。而在张皇太后看来，这小子的如此招数不就是为了给心爱女人挣一枚金印么，算了，只要他不过分瞎来，就由他去吧！于是孙贵妃盼望已久的金印（也名金宝）在强势老公的操作下十分轻松地来到了自己的手中。大明朝贵妃有金宝之制自此而始。（《明史·后妃一·宣宗孝恭孙皇后传》卷113）

至此，谁都懂得，获取金宝、取得了几乎与皇后地位不相上下的宣德皇帝心爱美眉只要再努力一把——生个皇子，就可轻而易举地夺得皇后宝座。可令人没想到的是，不论朱瞻基与孙美女在床上怎么努力，再怎么加班加点，来个革命加拼命，就是不见龙种皇子从那贵妃地里冒出来。不过这也不太妨碍事，已经尝到算计得来的甜头的孙贵妃有的是主意，她“阴取宫人子为己子，即英宗也，由是眷宠益重”。刚好大明天子的正宫胡皇后也无子，还“身弱多病”，宣德帝就让她上表辞位，退居长安宫，当个“静慈仙师”（《明史·后妃一·宣宗恭让胡皇后传》卷113）。宣德三年（1428）三月，风流天子朱瞻基正式废黜皇后胡氏，改立孙贵妃为皇后，由此也开创了有明一代变乱宫壸——废后立妃之先河。

不过对于这种潜在的不良后果，宣德时期的张太后并没有表现出过于强烈的反应。尽管自己十分同情废后胡氏，“常召居清宁宫。内廷朝宴，命居孙（皇）后上”（《明史·后妃一·宣宗恭让胡皇后传》卷113），但她似乎更看重的是儿子明宣宗治理下的大明“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羨，闾阎乐业，岁不能灾……蒸然有治平之象矣”（《明史·宣宗本纪》卷9）。

正是张太后的这种客观纵容，使得明宣宗爱其所爱和恣意纵欲。终于在宣德十年（1435）新年开启，还没步入不惑之年、年仅37岁的明宣宗命丧美女色欲。当时皇太子朱祁镇年仅8周岁，一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娃娃怎么能担当起治国理政之重任？临终前的宣德皇帝也想到了这一层，所以他在遗嘱中特别明确规定：“文武大臣尽心辅导（大明冲龄天子），家国重务必须上禀皇太后、皇后然后行”（《明宣宗实录》卷115）。我们将这段遗嘱换一种说法：明宣宗谢世后大明帝国皇权出现了真空或言弱化，就由宣德帝的母亲张太后领衔暂时代理运行。不过有着过人之识的张太后在皇儿遽然去世、大明皇位承继再度发生危机之时，更多地从“国有长君，社稷之福”的角度考虑，打算远召长沙的襄王即明宣宗的同胞小弟弟、皇太子朱祁镇的亲叔叔朱瞻墡来京继承大统（【明】陆容：《菽园杂记》卷8）。但这个建议迅速遭到了杨荣、杨士奇等老臣的反对，老臣们坚决主张恪守传统的嫡长子皇位继承法，立宣德皇帝的皇太子朱祁镇为帝。出于安定团结的大局考虑，张太后并没有固执己见，相反，她毅然决然地遵循明宣宗的遗诏，立朱祁镇为帝。不仅如此，张“太后（还）趣召诸大臣至乾清宫，指太子泣曰：‘此新天子也。’群臣呼万岁，浮言乃息”（《明史·后妃一·仁宗诚孝张皇后传》卷113）。

张太后之所以在关键时刻做出让步，除了上述讲到她从维稳角度考虑问题和拥有宽阔的胸怀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她恪守“毋坏祖宗法”之信条。朱祁镇即位之初，朝中有大臣上请张太后出来垂帘听政，她明确回答道：“祖宗定的规矩，我们怎能随意将它给毁坏了呢？！”她不仅坚决拒绝自己垂帘听政，还严格恪守祖宗成宪，裁抑宫中宦官势力，整肃宫闱，约束外戚。

前文说过，张太后有两个哥哥，老大张昶袭封彭城伯，老二张昇官为左军都督府左都督。但从《明太宗实录》记载来看，这两兄弟之外还有个小弟弟叫张旭，此人“居乡骄横”，依仗自家是大明皇亲国戚而在乡里横行不法。当时的永乐皇帝听说后，曾跟张家大家长张昶这般说道：“皇亲最当守法，不守法罪比常人有加。开平王、永成侯、德庆侯之家特外戚生事坏法，皆取灭亡。前鉴不远，汝今富贵，但常不忘贫贱时，自然骄逸不生，若溺富贵而忘贫贱，奢傲放恣，以凌虐人，有英明之君在上，必不恕尔！”听到皇帝的这番训诫，张昶早就吓得魂飞魄散。好在那天永乐皇帝尚未完全失控，也顾及了儿媳妇张氏的面子，看到跪在地上死命磕头谢恩的张昶，他当场下令赐钞60锭，不过同时又不无深意地说道：“此赐非多，尔能守法保富贵，何啻万倍于此？”（《明太宗实录》卷143）

打一巴掌揉一揉，大明天子的这等招数还十分管用，加上张家大家长张昶本身性格淳朴、处事谨慎，终永乐、洪熙、宣德和正统四朝，张太后的娘家人都比较守法。即使这样，张太后还经常告诫两兄长：“以恭俭毖，饬保家族，不许预议国事。”明英宗即位之初，大学士杨士奇等朝臣上言太皇太后：“都督张昇平日存心公正，非其余可比。令议国事，诚出公论。况昇历事列圣，皆知其贤，每有巡幸，必命留守。伏惟太皇太后无以亲兄弟为嫌，仍令与议军国重事。”（《明英宗实录》卷2；【清】毛奇龄：《胜朝彤史拾遗记》卷2）可张皇太后听后一脸的不高兴，从国家大局和家族安稳的长远角度考虑，她非但拒绝了朝臣们的上请，反而还让杨士奇起草了《太皇太后谕二兄书》，其中写道：“吾起于寒微，叼蒙国恩，荣及祖宗，显受褒宠。诸兄嗣膺重爵厚禄，阖门富贵，与功臣等。此皆列圣天地之赐也，顾岂常有汗马之劳哉？……今长孙皇帝以幼冲嗣大宝，内间保持辅翼，实系于吾……二兄同气至亲，可不体吾之此心哉？尚其循礼度修恭俭，以率子孙家人，俾咸慎蹈，毋作忒过……二兄自今惟朝朔望公朝，有政议悉勿预闻。”（【明】杨士奇：《东里别集》卷1）

张太后的这番话语就是告诫娘家人：自始至终都要谨慎处事，安分守己，恪守外戚不能干政等大明皇家祖宗成宪。这也是正统初年大明朝廷对于内廷及其相关之人的要求与训诫，那么对于外朝又将是如何？明朝人记载说：“英宗初立，张太后临朝委政杨士奇、杨荣、杨溥，政治清明，民间亦厌苦兵革。故自宣德以来，务休息生养，为国朝太平之极盛。”（【明】高岱：《鸿猷录·己巳虏变》卷10，P123）清初学者也说：“初，宣宗崩，上（指明英宗）冲年践祚，事皆白太后然后行。委用三杨，政归台阁。”（【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王振用事》卷29）《明史》载：正统初年在天子少不更事的情势下，张皇太后下达懿旨：“第悉罢一切不急务，时时勖帝向学，委任股肱……”（《明史·后妃一·仁宗诚孝张皇后传》卷113）

正统初元朝政的实际操盘手：屡经风雨的辅政五大臣：“三杨”、张辅、胡濙

“第悉罢一切不急务”就是要停罢一切不急之务，与民休息；“时时勖帝向学”就要加强对冲龄天子朱祁镇的教育辅导，将他培养成一代圣主明君；而“委任股肱”即要将大明军国重任交予历经永乐、洪熙、宣德三朝风风雨雨的老臣去打理，这也是明宣宗遗诏精神所规定和要求做到的。我们不妨将上述这话再说透一点，即遵循后宫不得干政的祖宗规制，正统初年的张皇太后委政于内阁阁臣“三杨”和张辅、胡濙为代表的数朝老臣。

久经考验的内阁“三杨”成了正统时期首选的辅政大臣

内阁是仁宣时期的智囊决策机构，内阁阁臣杨士奇、杨荣、杨溥（时号“三杨”）都是历经明初政治风浪的朝中元老。三杨原本都是平民或言草根出身，通过科举考试、荐举而逐渐跻身于大明高级公务员的行列，他们熟悉社会底层生活与百姓疾苦，有着丰富的社会阅历，又屡经政治风浪，因而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下都能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把握住正确的大方向。（《明英宗实录》卷143）

在“三杨”中杨士奇尽管学历文凭最低，他自学成才，但他识大体、懂大局，擅长行政工作，性直又有雅量，能容忍别人之过，被人美誉为“贤相”。明代官史记载说：“（杨）士奇处心公正，论事存大体，在上（皇帝）前有德者必扶，有过者必掩；取人必先德行而后才能，且博询于众论，故所荐皆名士。”（《明英宗实录》卷114）《明史》也说杨士奇“雅善知人，好推毂寒士，所荐达有初未识面者。而于谦、周忱、况钟之属，皆用士奇荐，居官至一二十年，廉能冠天下，为世名臣云”（《明史·杨士奇传》卷148）。

“三杨”中的杨荣是永宣时期最为机敏、最有谋略的朝廷决策大臣。他精明果敢，能谋善断，尤其是在临时决策和军事方面有着杰出的才能，因而深得永乐皇帝的器重与厚爱，朱棣每次北征都要将他给带上。在永乐朝那个人人自危的岁月里，唯独杨荣自始至终都能绕过政治场上的惊涛骇浪而得以保全。《明史》说杨荣“历事（永乐、洪熙、宣德和正统）四朝……老成持重……论事激发，不能容人过。然遇人触帝怒致不测，往往以微言道帝意，辄得解。夏原吉、李时勉之不死，都御史刘观之免戍边，皆赖其力”。因为为人机灵，说话得体，又能料事正确无误，杨荣的官宦生涯顺风顺水，“恩遇亦始终无间……先后（受）赐赉，不可胜计”。不但如此，他还“性喜宾客，虽贵盛无稍崖岸，士多归心焉。或谓（杨）荣处国家大事，不愧唐姚崇，而不拘小节，亦颇类之”。（《明史·杨荣传》卷148；《明英宗实录》卷69）

“三杨”中的杨溥是永宣时期皇帝所亲近的大臣中较为特殊的一个，他为人正派，但性格很内向，宁静淡泊。虽说他与杨荣同为建文二年（1400）的进士，同时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但在随后的人生道路上，这“两杨”却有着很大的不同。永乐初年杨溥被任命为太子洗马即东宫老师，与黄淮等一起伺候皇太子朱高炽读书。永乐十二年（1414），“东宫（指皇太子朱高炽）遣使迎（永乐）帝迟，帝怒。黄淮逮至北京系狱。及金问至，帝益怒曰：‘问何人，得侍太子！’下法司鞫，连（杨）溥，逮系锦衣卫狱。家人供食数绝。而帝意不可测，旦夕且死。溥益奋，读书不辍。系十年，读经史诸子数周”（《明史·杨溥传》卷148）。

杨溥坐了十年的冤枉监狱，直到朱棣死，皇太子朱高炽上台后才将他给放了出来。正因为有着这段非同寻常的经历，朱高炽夫妇在掌握了大权后对杨溥等人充满了感激与怜悯之情。杨溥一出狱，朱高炽就任命他为翰林学士。洪熙元年（1425），明仁宗特建弘文阁，让杨溥执掌阁事，实际上是另立了一个内阁班子。不久又晋升他为太常寺卿。至此，杨溥已经位列于杨士奇、杨荣等重臣的行列，加上他性格恬静，淡泊名位，严谨操守，处事公平，故而深得朝中同僚甚至皇帝的尊敬。宣德初年，杨溥主动提出，撤销弘文阁。明宣宗接受了他的建议，将他召入内阁，与杨士奇、杨荣、金幼孜等同埒。宣德九年（1434）杨溥被提升为礼部尚书，仍兼任内阁大学士。史书曾说“（杨）溥质直廉静，无城府。性恭谨，每入朝，循墙而走。诸大臣论事争可否，或至违言。溥平心处之，诸大臣皆叹服”。（《明史·杨溥传》卷148；《明英宗实录》卷143）

杨溥、杨荣、杨士奇都姓杨，为了加以区别，人们在他们的各自姓氏前冠上出生地名，杨士奇被呼为“泰和杨”（他出生于江西泰和县），杨荣被叫做“建安杨”（他出生于江西建安县），杨溥被称为“石首杨”（他出生于湖北石首县）。不过随后人们觉得这样的称呼还是不便，于是就以他们居住的府第方位来加以区别。在当时的京城里，杨士奇的府第在西边，故人称其为“西杨”；杨荣的府第在东边，人称其为“东杨”；而杨溥因常将自己的郡望写成“南郡”，故人称其为“南杨”。正统初年“天下清平，朝无失政，中外臣民翕然称‘三杨’”。（《明史·杨溥传》卷148）三杨“各有所长，士奇有学行，荣有才识，溥有雅操，天下引领望焉”（《明英宗实录》卷143）。

不一般的“军二代”、杰出的军事天才英国公张辅堪任正统朝辅政大臣

“三杨”之外，永宣以来大明朝廷中还有一位重量级的大臣，他就是因“三定交阯”而“威名闻海外”的英国公张辅。张辅是朱棣当年“靖难”造反时两大得力干将之一张玉之长子，用今天话来说，他是个“官二代”或称“军二代”；不过张辅这个“官二代”与现代某些“官二代”还不一样，他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着自己的真本领而取得高位的。

建文帝即位之初，他的“好叔叔”朱棣就在北平起兵造反。当时张辅还是个小杆子，父亲张玉跟随燕王“靖难”，东征西讨，立有军功，被授予蔚州卫指挥同知。建文二年（1400）十一月，朱棣“靖难军”南窜进入东昌时，遭受到了盛庸率领的建文帝朝廷军的重重包围。眼看自己的主子朱棣就要被围死了，张玉不顾一切地冲入重围救主，不料就在这次战斗中死于战阵。东昌之战结束时，曾经不可一世的朱棣不无痛惜地说道：“胜负固兵家常事……所恨者，失张玉耳！艰难之际，丧此良辅，吾至今寝不帖席，食不下咽也！”说着说着他就“流涕不止”（《明太宗实录》卷7）。

正因为对有着救命之恩的张玉充满了感激之情，朱棣后来不仅娶了他的女儿为妃，而且还让他的儿子张辅继袭了父亲的职位，出任都指挥同知。（《明英宗实录》卷181）不过张辅本人也很有能耐，“靖难”战争后期，他“从战夹河、藁城、彰德、灵璧，皆有功”，所以当朱棣没脸没皮地抢得皇位后，就晋封他为信安伯，食禄千石，享有免死铁券，由此张辅进入了由“靖难英雄”所组成的永乐朝统治集团中心。不过在永乐初年大封大赏打内战的“靖难英雄”背景下，张辅及父张玉两代的玩命拼搏却只得了个侯爵，在有些人看来，实在有点不相称。这时，同为父辈“靖难”老“英雄”的丘福、朱能等人出来说话了：“张玉父子功劳都很大，皇帝陛下，您不能因为娶了他们家的一个小女子，怕人说闲话而不敢重赏厚赐张辅呀！”魔鬼的天才皇帝朱棣当然听得懂这话里话外之音，随后他不仅一再厚赐了昔日玩命于“靖难”战场的老哥儿们，而且还不断地升赏自己的小美眉张妃之兄张辅，“永乐三年进封新城侯，加禄三百石”。（《明史·张辅传》卷154）

永乐五年（1407），朱棣命令张辅接替朱能出任征夷大将军，发动了对交阯的平乱战争。（《明英宗实录》卷181；《明史·成祖本纪二》卷6）自此起至永乐中后期，张辅率领大明军“三定交阯”，令敌人闻风丧胆，就当时的情势而言，“交人所畏惟（张）辅”。为了表彰大舅子的卓越功勋，妹夫皇帝朱棣在永乐六年（1408）时就进封张辅为英国公，“岁禄三千石，予世券”。（《明史·张辅传》卷154）

永乐十五年（1417），第三次交阯之乱平定后，张辅被调回了京城。没想到张辅一走，交阯之乱又起，永乐帝“累遣将讨之，无功。至宣德时，柳升败没，王通与贼盟，仓卒引还。廷议弃交阯，（张）辅争之不能得也”（《明史·张辅传》卷154）。

自调回京城起，国舅爷张辅由声震海内外的军事巨擘迅速地被皇帝妹夫安排成为大明朝廷的高档军事摆饰。第四次交阯平乱战争异常酷烈，可永乐朝廷却没让他这位绝对一流的军事天才领袖去统兵主持；朱棣数次北征蒙古也没让他领头挂帅，张辅遽然在热闹非凡的大明军事战争舞台上变得忽隐忽现了，乍看起来，好不奇怪！

其实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奇怪现象，在笔者看来不外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张辅第一次平定交阯之乱后就被晋升为英国公，位近人主。如果再让张辅一直领兵作战下去，频频取胜，永乐皇帝将在朝中如何安排这位位高权重的国舅爷的位置？第二，自古以来中国政治场上流传这样的一句诫言：功高会盖主。永乐帝如果让已经数次立有平乱之功且名震海内外的张辅一再统兵作战下去，那么他的功劳岂不是越来越大。功劳越大就越能盖主，功劳越大者又握有重兵，一旦反目，其后果不堪设想。通过起兵造反进而夺得天下的永乐皇帝十分清楚这里边的利害关系，他当然不愿看到那不堪的一幕，当然更不愿意等到那不堪的一天。第三，张辅的妹妹是永乐帝的妃子，位近大明“国母”；她的哥哥张辅成了国舅爷，手中又握有百万的兵力，万一之万一，兄妹联合，永乐朝廷岂不危矣！这一切对于自小就疑神疑鬼的朱棣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于是在永乐十五年（1417）他就将张辅召回京城，从根本上入手，解除了国舅爷手中近百万军队的实际领导权与指挥权，让他参与中央朝廷的军事工作，协助永乐帝自己统帅的数十万大明军远征漠北。（《明太宗实录》卷239；《明太宗实录》卷246、272）

对于父皇的这般良苦用心，后来即位的洪熙帝朱高炽心领神会。他一上台就以慰劳追随先皇帝北征有功为名，对舅舅张辅等军中将领大加赏赐，明确他执掌中军都督府之事，并晋升他为太师，让他享有两份俸禄（《明仁宗实录》卷1）。唯恐不周，没过几天，明仁宗又下令：张辅的太师职位俸禄由北京官仓支付！“时百官俸米皆给于南京，此盖特恩云。”可以这么说，洪熙时张辅享有皇帝赐予的特别厚恩，位极人臣之巅（《明仁宗实录》卷4）。

不过，对于这样的荣耀与恩遇，性格端重静默的张辅非但没有一点点的沾沾自喜，反而更加谨慎行事。当时永乐帝死了没多久，按照规制，大丧27日后大明君臣均可脱下丧服，换上常服。可当时的新皇帝朱高炽为了表达对君父的仁孝，却坚持遵照古例，仍然穿着丧服临朝，而上朝的大臣中只有大学士杨士奇和张辅也如此。看到朝堂上穿着白衣白帽的一文一武两大臣，明仁宗颇为感慨地说道：“张辅本是武臣，却能遵循儒家古例坚持为君主超时服孝，他的知书达理要远远超过朝中六卿啊！”自那时起，朱高炽更加看重舅舅张辅，任命他为知经筵事，监修《明太宗实录》。（《明仁宗实录》卷10；《明史·张辅传》卷154）

宣德元年（1426），汉王朱高煦密谋造反，派出手下人前往北京活动，想以当年与他一起参与“靖难”的朝中武臣作为他谋反的内应。张辅既是当年的“靖难”英雄，又是朱高炽和朱高煦兄弟的舅舅，莽夫朱高煦误以为这个舅舅会跟自己一条心，于是就派人乘着夜间天黑潜入英国公府游说。没想到说客刚一开口，张辅就令人将他给绑了起来，开始对他进行审问，随后便将获得的汉王阴谋造反的机密信息火速上报给了明仁宗朱高炽的皇位继承者、新皇帝朱瞻基，催促明宣宗火速出兵山东，平乱高煦之乱。（【明】李贤：《古穰杂录摘抄》）宣德元年（1426）八月辛未日，一直含而不露的朱瞻基“以高煦之罪，告天地宗庙社稷山川百神”，统率大营五军将士从北京启程，向山东乐安（汉王藩邸）方向进发，宣德朝皇帝亲征由此开启。（【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高煦之叛》卷27）

张辅受命扈行，在高煦之乱平定后，明宣宗为了表彰他的功劳，给他加禄三百石。由此，英国公张辅“威名益盛”（《明史·张辅传》卷154）。

古人云：“夫物盛而衰，乐极则悲。”（【汉】刘安：《淮南子·道应训》）目睹了明初风风雨雨的大明老臣、都察院都御史顾佐出于帝国长治久安角度的考虑，在宣德四年（1429）向明宣宗作了提醒，以保全功臣的名义，明确解除大明军事第一人才张辅的兵权。（【明】李贤：《古穰杂录摘抄》）朱瞻基马上接受了建议，随即以关爱德高望重的老干部老功臣作为说辞，让张辅辞去大明中央军事领导职务，“朝夕侍（明宣宗）左右，谋画军国重事”，并“进阶光禄大夫、左柱国，朝朔望”（《明史·张辅传》卷154）。此时的张辅早已没有威风八面的大将军雄姿，更多展现在人们视野里的是个温文尔雅的“硕学鸿儒”，“宣德中（张辅）监修（永乐、洪熙）两朝实录，日与馆阁儒臣商订去取，无所偏徇”（《明英宗实录》卷181）。

张辅的角色转变固然是由当时的政治大背景所决定——大明永乐、洪熙和宣德三朝对帝国军事领导人的暗中猜忌与钳制，但也有他自身的个性和修养等方面的因素。史书说：“（张）辅器度弘伟，端重静默，临事严毅而心实宽厚，治家有礼，尤礼敬士大夫。”（《明英宗实录》卷181）这说明张辅是个既有杰出军事天赋又有传统文化底蕴和政治眼光的“儒将”，也正因为如此，他历事永乐、洪熙和宣德数朝，“连姻帝室，而小心敬慎”，与“三杨”、蹇义、夏原吉和胡濙等久经考验的老臣“同心辅政”20多年，将大明帝国推向了全盛。曾有史家较为中肯地评述张辅道：从洪熙经宣德到正统初元，国家承平，“海内宴然，辅有力焉”（《明史·张辅传》卷154）。

被人误读的明初数朝老臣胡濙升为与“三杨”、张辅同埒的辅政大臣

除了张辅和“三杨”，在后永宣时代还有一位屡经风浪的忠诚老臣，他就是正统初元被张皇太后指定为辅政大臣之一的胡濙。

胡濙，江苏武进人。此人生下来时很怪，满头的白发，一直到了满月时头上才逐渐长出黑发。他原本是建文二年（1400）的进士，最初被建文朝授予兵科给事中。朱棣“靖难军”攻入南京时，胡濙与茹瑺、解缙、杨士奇、杨荣等人一同归降了。在建文朝大臣压倒性多数选择不合作的情势下，胡濙等人的“识时务”让魔鬼朱棣捞到了一把政治救命稻草。当然朱棣也没有亏待他们，永乐元年（1403），胡濙升为户科都给事中。当时南京城内外谣言不绝如缕，“惠帝（指建文帝，作者注）之崩于火，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指朱棣）疑之。（永乐）五年遣（胡）濙颁御制诸书，并访仙人张邋遢，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在。濙以故在外最久，至十四年乃还。所至，亦间以民隐闻。母丧乞归，不许，擢礼部左侍郎。十七年复出巡江、浙、湖、湘诸府。二十一年还朝，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寝，闻濙至，急起召入。濙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先濙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明史·胡濙传》卷169）。

上引的这段史料出自清代人编撰的《明史》，而清代人又是从哪儿得到它的？笔者也曾怀疑这段史料的可靠性与真实性。不过后来在阅读明人所撰的《国朝献征录》中有篇李贤写的《礼部尚书致仕赠太保谥忠安胡公濙神道碑铭》引起了笔者的注意，随即将其与《明史·胡濙传》做了对比，结果发现两者几乎完全相同。那么李贤是什么人？他写的东西可靠吗？李贤是明朝中期有名的内阁“首辅”，又是个正人君子，宣德八年（1433）进士出身，历时宣德、正统、景泰、天顺和成化五朝，“自以受知人主，所言无不尽”（《明史·李贤传》卷176），且与胡濙同朝为官一二十年。由此而言，李贤写的《礼部尚书致仕赠太保谥忠安胡公濙神道碑铭》之内容还应该是可信的。换言之，当年明成祖朱棣派遣胡濙秘密出行寻找的就是建文帝的下落。那么胡濙找到了吗？李贤记载道：“向所疑虑者，至是皆释。比退，漏下四鼓。”（【明】李贤：《礼部尚书致仕赠太保谥忠安胡公濙神道碑铭》；《国朝献征录·礼部一·尚书一》卷33）

胡濙在外出秘密巡访时，皇帝朱棣还让他“顺便”上南京去留意观察在那里监国理政的皇太子朱高炽。胡濙遵旨行事，向朱棣“密疏驰上（皇太子）监国七事，言诚敬孝谨无他，（永乐）帝悦”。或许朱高炽的表现确实不错，或许心思缜密的胡濙特会处事，在那个风云莫测的年代里，胡濙不仅没被政治大浪所淹没，反而能步步高升。

明仁宗即位后下令将胡濙召为近臣，任命他为行在礼部侍郎。而有着非同寻常眼力的胡濙也适时给出了“回音”，向新皇帝朱高炽上陈十事，“力言建都北京非便，请还南都，省南北转运供亿之烦。（洪熙）帝皆嘉纳”（《明史·胡濙传》卷169）。

从当时的情势来看，胡濙在永乐朝受命暗察皇太子与上呈密疏之事还不为人知。但随后不久，明仁宗不知从哪里得到了消息，由此对胡濙的印象大打折扣，将他的官职改为太子宾客，兼南京国子祭酒。不过好在随后登基即位的明宣宗很快就弄清了当年胡濙秘密上疏的内容，为了感谢他昔日对父皇的保护之恩，朱瞻基在自己即位后的两个月左右就恢复了胡濙的礼部左侍郎之职。（《明史·胡濙传》卷169；《明宣宗实录》卷5）

宣德元年（1426），胡濙来京朝见新天子，明宣宗当即将他留下，让他出任行在（北京）礼部侍郎，没多时又提拔他为礼部尚书。随后便是汉王朱高煦密谋造反之事案发，皇帝朱瞻基获悉后决定亲征，胡濙与杨荣等大臣力赞之，并一路伴驾。平乱后宣德皇帝对文武大臣进行了厚赏，赉予胡濙甚厚。至此，胡濙在宣德朝沐浴大明天子的无限隆恩还仅仅是开了个头。宣德二年（1427），明宣宗下令赐予胡濙四枚银章，让他有事随时上呈密疏，还赐第北京长安右门外，且配备两个宦官供他使唤。据说每年胡濙的生日，宣德皇帝总要下令给“光禄（寺）赐宴于其第”（《明英宗实录》卷356）。这样优渥的待遇在当时的大臣中还真不多见，事情到此还没有打住。宣德四年（1429），明宣宗命胡濙兼理詹事府事，即兼职负责辅导皇太子的事务。宣德六年（1431），大明户部尚书张本病卒，朱瞻基又令胡濙兼任户部尚书。户部相当于后世的财政部，属于朝廷的重要衙门。胡濙兼任户部尚书后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情：大明财政开支越来越多，而皇帝针对各地灾荒发出的蠲租免税之诏令又不断地下达，如何面对即将出现的入不敷出的财政难题？出生于江南、从小就有灵活经济头脑的胡濙往往有选择性地将对一些灾荒并不严重地区发出的皇帝蠲免诏令暂时搁置起来或拖着不执行，虽说这样做弄得明宣宗一时很为恼火，但从维护大明帝国财政收支平衡和保护经济良性循环角度来讲还是大有好处的。由此，时间一长，皇帝朱瞻基对胡濙依然“眷遇不少替”。有一次明宣宗举行小范围宴会，宴请杨士奇、夏原吉、蹇义和胡濙等几位亲近大臣。宴席上宣德帝颇为感慨地说道：“海内无虞，卿等四人力也。”（《明史·胡濙传》卷169；《明英宗实录》卷256）

明宣宗的这番话表明，宣德中期的胡濙已经位列“三杨”与“蹇夏”等大明朝廷重臣的行列。之所以如此，一方面由于胡濙本人具有良好的政治与文化素养，明代官史说他“为人节俭宽和，喜怒不形于色，待人温恭有礼，时以德量称然”（《明英宗实录》卷356）。这样的人在一个正能量占据优势的王朝上升时期理所当然要受到重用了；另一方面由于胡濙对永乐、洪熙和宣德三代皇帝忠心耿耿，是个久经考验的大明忠臣。

对此，不仅明宣宗朱瞻基，就连他的母亲张皇太后都一直铭记于心，感念不忘。宣德十年（1435）正月，宣德皇帝遽然逝去，张皇太后将胡濙视为与三杨、张辅一般的股肱大臣。有一天她在宫中接见刚刚登基的冲龄天子，8岁的明英宗恭恭敬敬地面西站在她的身边。张皇太后下达懿旨，迅速召请英国公张辅、内阁阁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和礼部尚书胡濙入殿。不多一会儿，五位大臣都到齐了，张皇太后见了他们颇为感伤地说道：“先帝不幸远去，嗣君年幼，你们几位都是历经数朝的老臣，今日我们在此特别见面，我希望你们几位同心协力，共保我大明江山长治久安，此乃社稷之福啊！”随后她转过头去，跟孙儿皇帝明英宗说：“此五臣，三朝简任，俾辅后人。皇帝万几，宜与五臣共计。”（《明史·杨溥传》卷148）

张皇太后的这番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大致是说：“皇孙儿啊，你眼前的这五位大臣都是在前朝屡经大风大浪、接受过无数考验且值得信赖的。之所以我今天特地将他们召到这里来，是想让他们以后好好地辅助你。大明这么大的一个帝国，政务丛脞，你要多向这五位大臣请教，多与他们商议商议后再作定夺。”8周岁的娃娃懂得治国理政？这样的问题是不难回答的。张皇太后的如此做法就是为了确立五大臣辅政格局，以此来解决由于新君初立少不更事和遵循后宫不能干政之祖制所造成的大明皇权之虚化或言弱化这一大难题，进而保障帝国秩序正常运行。这与明宣宗的遗嘱精神也是一脉相承的。

由此我们不难看到，正统初元，在五大臣的辅助下，大明帝国并没有因朱瞻基的溘然离世而突然中止了“仁宣之治”，而是循着原有的轨道继续前行了一段时间。

正统“循规” “盛世”余晖

我们不妨将上面的话再说透一点，除了先帝离世与幼君新立外，大明的山还是那山，大明的水还是那水，大明朝廷整体上还是那个朝廷，所不同的是帝国这艘航母的主要掌舵人暂时转为皇帝的祖母张皇太后。虽然从名义上来讲，大明的重大事务要由张皇太后来决断和拍板，但实际上她委政于内阁“三杨”和张辅、胡濙等辅政大臣。内阁制那时更加成熟，而大明朝廷对于政务的最初处理是由内阁票拟开始的，票拟好了的奏疏要送到冲龄天子那里去“批红”，但那时的娃娃皇帝朱祁镇只不过象征性地履行一下天子的职责与义务，更多的章疏可能是由内廷司礼监太监代批。而正统之初的司礼监主要还是由宣德时代的老太监掌控，他们还算老实，后来渐渐由臭名昭著的大珰“王先生”王振负责，但那时的“王先生”鉴于太皇太后张氏的威势还不敢发横，因此从大明朝廷政务的实际掌控角度来讲，起着主导性作用的就是“仁宣之治”的老臣，即内阁“三杨”和张辅、胡濙等辅政大臣。这些老臣在张皇太后的支持下，以明英宗的名义下发敕谕，果断地采取措施，革除弊政，纠偏补漏，使得正统之初的大明帝国依然闪烁着“仁宣之治”的余晖，用明代官史上的话来讲，即“正统更新”（《明英宗实录》卷1）。

内外除弊 正统更新

宣德十年（1435）正月初三，嗜好床笫之欢的明宣宗终于命丧女色，撒手人寰。7天后的壬午日，冲龄皇太子朱祁镇登基即位，或许是出于阁臣杨士奇之手、又体现了张太皇太后循轨“仁宣之治”精神的明英宗即位诏书随之颁示天下。该诏书覆盖了朝廷内外的军事、民政、财税、田赋、徭役、屯田、蠲免、开豁、恤孤、教育、匠作和土贡等各个方面，总计38款（详见《明英宗实录》卷1），是明朝开国以来篇幅最大的皇帝登基即位诏书。

在明朝前期列帝中，明太祖朱元璋即位诏书278字（详见《明太祖实录》卷29），朱允炆即位诏书180字（详见谈迁：《国榷》卷11，太祖洪武三十一年，P789；朱鹭：《建文书法拟》前编七）明成祖朱棣即位诏书2000多字（详见《明太宗实录》卷10），明仁宗朱高炽即位诏书2230多字（详见《明仁宗实录》卷1上），明宣宗朱瞻基即位诏书1600多字（《明宣宗实录》卷1），明英宗朱祁镇即位诏书2833字（详见《明英宗实录》卷1）。除文字表达方式因素之外，新皇帝即位诏书的字数在某种程度上与他所面临的和所要解决的问题存在着很大的关联。而在明朝前期6帝中，明英宗的即位诏书字数最多，接近3000字。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经历近70年的风雨旅程之后大明帝国所面临和亟须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或许正如由杨士奇捉刀的明英宗即位诏书中所明确讲道的：“予眇躬祗，奉遗命于宣德十年正月初十日即皇帝位，付畀攸重兢惕惟深允，惟神天之典，惟敬斯承生民之众，惟仁斯保阜成之绩，惟勤惟俭，乃克有成，顾予凉薄勉怀永图，尚赖亲王宗室，益修藩屏。中外文武群臣宣力效忱，以副委任，以惠我苍生，用臻富庶，跻于泰和。其以明年为正统元年（1436），与天下更新。”（《明英宗实录》卷1）

“与天下更新”就是要革除前朝所遗留下来的历史积弊，对照明英宗即位诏书中38款“革弊”举措，我们不难发现其涉及了大明朝廷里里外外各个方面和各个阶层，确有“与天下更新”之势。那究竟落实得怎么样？有的落实到位了，有的差强人意，有的根本就没执行下去。综观明英宗即位之初的“革弊更新”实际，人们看到正统之初大明君臣更多地在下列诸方面做出了实际的贡献：

节省开支 裁抑冗费

宣德十年（1435）正月己亥日，也就是朱祁镇登基即位没过几天，“三杨”等辅政大臣在张太皇太后的支持下以明英宗的名义下令给内廷各监局，命其清理内府各种财物账本，“将递年收受用度及见贮者，具数以闻，敢有纤毫隐瞒透漏，必罪不贷”（《明英宗实录》卷1）。由此揭开了正统之初大明节省开支裁抑冗费活动的序幕。

数日后的正月戊辰日，行在礼部尚书胡濙等上请：“钦天监历日五十万九千七百余本，省为十一万九千五百余本；太医院药材九万八千一百余斤，省为五万五千四百余斤；光禄寺糖蜜果品减旧数三分之二，其添造腌腊鸡鹅猪羊二万七千只，子鹅二千只，酥油四千斤，尽行革罢；厨役六千四百余名，拣选老疾者悉皆放回；湖广、江西等处荐新茶芽七千五百余斤，省为四千斤；在京各寺法王、国师、喇嘛六百九十余名减数存留，余者令回原寺住坐；放回云南呵吒力朵兮薄五十余名；取回木邦等处催办金银内官；革去会同馆办事官；南北两监监生入监年浅者放回，依亲读书；岁贡生员自正统元年为始，府学一年一贡，州学二年一贡，县学三年一贡。”（《明英宗实录》卷2）

时隔两天后的辛未日，行在户部也上言：“在京牛羊等房供用浩繁，命减去各房牛三千余只，令军民领养耕种；羊二千余只听光禄寺取用。及岁贡蜡绵、朱茶等物，俱减其半，以省冗费。”（《明英宗实录》卷2）

宣德十年（1435）三月甲申日，行在光禄寺上奏请求，在继前减省岁用厨料糖蜜诸物之外，再“岁凡减粳米三万一千石，糯米一万一千石，粟米四万余石，粟、稻、谷各一万一百石，他物各减有差”（《明英宗实录》卷3）。

宣德十年（1435）五月丙子日，遵循英宗朝廷的谕旨，留守南京的“襄城伯李隆等计议，减省内官监米秫谷草，供用库麻、米、茶、蜡；御马监豆、粟、谷、草，凡十二万三千有奇；光禄寺酒箩、麻索、木檐、人夫尽行革罢，其余巡视官员在官夫役等项，悉皆减省”（《明英宗实录》卷5）。

除了减省宫廷与衙门的物用开支外，正统之初的明廷还充分注意裁减皇室服务者人数与皇家工程建设规模。宣德十年（1435）三月戊寅日，英宗朝廷下令：两京教坊司乐工过多，虚费月粮，何益于事，其择堪承应者量留应用。凡老病及不堪者，悉发为民。一次释放教坊司乐工3800多人。（《明英宗实录》卷3）

同月辛巳日，巡抚河南行在兵部右侍郎于谦上奏说：“工部以营建山陵起取河南人夫一万七千名，缘河南连岁灾伤，人民艰食，乞减半取之。”英宗朝廷接奏后“以山陵将完，河南人夫至亦不及事矣”为由，“令速止之”。（《明英宗实录》卷3。按《明史》说“罢山陵夫役七千人”，这个说法不正确，此“乃罢征未役之山陵夫役，非罢现役之山陵夫役也”。见黄云眉：《明史考证》第1册，P106，中华书局1979年9月第1版）

同年三月，北京顺天府府尹李庸上奏：“所属州县人民乏食逃移者众，见在人户应当诸处夫役数多，乞与分豁。”由杨士奇等阁臣票拟、以正统皇帝名义下发的朝廷答复为“命行在户部量减其数，以休民力”，随即疏放了顺天府所佥天财库诸处夫役2640人。（《明英宗实录》卷3）

正统元年（1436）八月，行在户部官上奏说：“近年来由于各种原因，有雕虫小技者、有为各王公主守庄守墓者、有四夷降附老弱者……人数众多，这些人皆挂在了锦衣卫名下，享用锦衣卫官校的俸禄，说穿了就是坐吃我大明子民之血汗，朝廷应该予以裁汰。”内阁阁臣票拟答复：“有一技之长者让他们自食其力，为皇室藩王与公主家守坟的也设法让他们自理，只有那些归附的四夷戎狄暂时‘就食于南京’。”（《明英宗实录》卷21）

这样大幅度地裁抑还体现在对大明光禄寺厨役和太医院医士人数的减省上。

熟悉中国历史的读者朋友都知道：自元朝起中国君主专制主义进入了恶性发展与腐朽僵化时期，皇权绝对至上之论调渗透到了帝国每个角落和每个臣民的神经细胞里。与皇帝的绝对至尊相比，大一统帝国上下那些与皇帝没有直接关联的，无论何等事情就显得无关紧要了。这样的绝对皇权主义恶性发展，催化和加剧了以皇帝为首的帝国朝廷的急剧腐化。我们不妨以专门负责和管理大明皇家饮食的光禄寺之规模来说事：朱元璋开国的洪武年间，大明光禄寺厨役约为800名，到了荒淫无耻的永乐皇帝时就一下子增加到了3000名，再到由魔鬼朱棣一手调教出来的“好皇孙”朱瞻基登基即位后，光禄寺厨役猛增至9000多名。而明宣宗晚年、英宗即位之初，实际光禄寺厨役人数已达10000名。（《明英宗实录》卷8）起自社会底层通过科举考试上来的“三杨”和胡濙等辅政大臣当然明白，拥有这么庞大的皇家厨子队伍所带来的隐患是什么，在取得张皇太后的支持后，宣德十年（1435）八月丙午日，他们以英宗皇帝的名义一次性裁减光禄寺厨役4700多人，即将原来的厨役人数几乎缩减了50％（《明英宗实录》卷8）。

其实做皇帝的不仅在吃穿等生活起居方面有着极度的讲究，就连给他看病的医生也必须要有超一流的医术和超级规模的人数。最常见的做法是，朝廷总要将全国最好的医生“一网打尽”，集中于宫廷附近太医院内，随时提供“义诊”服务，哪怕是皇帝老爷与美眉们做爱做累了，帝国皇家太医院的医生们也得无条件地上门诊疗，最好能来个妙手回春和扁鹊再世。正因为如此，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只要与医术略微沾点边的，都有可能被人上告为医术高明的“当代华佗”，进而让他们来到杳无归期的帝国太医院开始“义诊”服务。宣德末年大明各地被发现的这类高手“医生”多达276名。见此，行在礼部尚书胡濙于宣德十年（1435）十一月上奏说：“太医院见存医士六百余名，足备差役。其有行取未到医士二百七十六名，多系挟仇妄报之数，宜用减省。”（《明英宗实录》卷11）英宗朝廷接奏后，当即予以允准。

其实正统初年英宗朝辅政大臣采取节省开支，裁抑冗费的举措并不限于当时朝廷宫室。

正统元年八月甲申日，浙江右布政使石执中等上书说：“近年来日本等国来我大明朝贡的大为减少，‘其市舶提举司官吏人等冗旷，乞裁减三之二’。”辅政大臣随即以正统皇帝名义批准了石执中的精兵简政之请求。（《明英宗实录》卷21）

与浙江市舶提举司的冗员有所不同的是福建市舶提举司存在着冗费问题。正统四年（1439）八月，巡按福建监察御史成规上言朝廷，说：“琉球国（近代被日本侵占吞并，今为冲绳）来朝贡的使臣往往在福州停住，由我大明官方提供给他们的费用开支本来就不赀。近年来官方翻译林惠等常常要带上200多名琉球人在我福州馆驿里除了海吃海喝外，还索要‘零花钱’，而这‘零花钱’不能是大明宝钞，必须得换上铜钱。按照过去的习惯做法，他们的吃喝拉撒实际上是由民间里甲来买单的，但这些人在索要‘零花钱’时又嫌我大明宝钞贬值，不值钱，要老百姓全给换上铜钱，这下可苦了小民们了。今年半年不到，已经花去了铜钱796900，有些小民家里实在穷困得交不出来或交上来晚了一点，林惠等人非打即骂。虽说我大明朝历来奉行徳怀四夷之国策，小臣等也深知：对于蛮夷之人不必计较，但借着官差的名义肆意詈殴苍生小民之恶习风气不可长啊！更有林惠等人索要铜钱之无理要求断不可纵容、满足，今上书乞请朝廷：‘止日给廪米，凡一切之费，宜悉罢之，其通事（即翻译）人员不行禁戢，请治其罪。’”英宗朝廷接奏后，“令移文戒谕之，如果不悛，必治不宥！”（《明英宗实录》卷58）

正统元年（1436）九月辛丑日，镇守陕西的左副都御史陈镒上奏朝廷，说：“陕西用兵供费钜万，人民艰苦。各部又坐派岁用杂物，乞为停免。”英宗朝廷下令，让兵部等相关部门好好核实后再上奏，最后批准了左副都御史陈镒的请求。

以上这类举措固然能减轻平头百姓的痛苦与负担，但在生产力与科技水平相对有限的中世纪，小民们时不时要经受的生死折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突发其来的自然灾害。在传统社会中，小农经济十分脆弱，经不起折腾，一旦遇上霜冻、水旱、蝗灾等自然灾害，人们往往会食不充饥、衣不蔽体甚至流离失所。而朱祁镇即位之际恰恰是太阳黑子活动猖獗、自然灾害频仍时期。对此，以杨士奇为首的辅政大臣沿袭“仁宣之治”的做法，常常以明英宗的名义不断地下发敕谕，蠲免赋役、赈济饥荒，关注民生。

蠲免赋役 赈济饥荒

宣德十年（1435）正月丁亥日，（北）直隶真定、大名、保定三府所属州县各奏：“去年旱旸水涝，田禾薄收，逃移人户负欠粮草，乞暂停征。”英宗朝廷当即予以应允。（《明英宗实录》卷1）

同月戊子日，（南）直隶松江府并徽州府祁门、黟县，湖广岳州府临湘县，福建福州府福安县各奏：“去岁凶歉，民多缺食，已将预备仓粮给散赈济，俟秋成偿官。”英宗朝廷接奏后同样予以允准。（《明英宗实录》卷1）

也是该月的庚寅日，贵州地区的各卫上奏说：“其屯所山多田少，地瘠水冷，刀耕火种，子粒秕细，鲜有收获，乞减其税。”英宗朝廷接奏后将该事项交予巡按御史和贵州三司官复核，最终批准了贵州诸卫的请求，减免其三分之一的税粮。（《明英宗实录》卷1）

宣德十年（1435）三月癸酉日，山西平阳府解州芮城县上奏：“本县两年荒歉，民拾草子自给，逃移户多，租税无从办纳。”英宗朝廷命令行在户部遣官前往山西，验视赈济，并蠲免了芮城灾民的租税。（《明英宗实录》卷3）

同为三月乙酉日，巡按广东监察御史杨翰等上奏：“广东肇庆、雷州二府去年春旱，田苗枯槁，秋田又被飓风涌潮渰没，禾稼无收，人民饥窘，已验实开仓赈济，谨具以闻。”（《明英宗实录》卷3）

同月己丑日，北京顺天府顺义香河、永清诸县各奏：“去岁水涝，人多缺食，所在仓粮赈济不敷。”英宗朝廷命行在户部遣官从其他粮多的州县官仓里调拨粮食，实施赈济。（《明英宗实录》卷3）

同日，河南彰德府磁州涉县奏：“本县自去岁正月以来旱涝相仍，禾稼伤损，人民艰食。”正统朝廷命行在户部免其负欠税粮。（《明英宗实录》卷3）

宣德十年（1435）五月甲戌日，有人奏报：“直隶扬州府、徐州、滁州并属邑旱伤尤甚，人民乏食者亿万计。”缺衣少食者多达亿万，可见当时江淮地区的灾荒也相当严重。英宗朝廷闻讯后毫不犹豫地下令：“巡抚侍郎曹弘等督有司赈之。”（《明英宗实录》卷5）

宣德十年（1435）五月行在户部上奏：“浙江等布政司并直隶苏松等府州县自永乐十九年至宣德八年，有全家充军并绝户抛荒官民田地，俱准民田起科及古额官田照例减除，共减税粮二百七十七万七千三百余石，其中虑有不实，朝廷供给岁用攸系，请移文各处委官重加审核。”英宗朝廷不同意，说：“减除田租，正欲以苏民困。今若又令所司核实，恐其复虚增额，重遗民患。”（《明英宗实录》卷5；《明史·英宗前纪》卷10）

两年后的正统二年（1437）九月，又是江淮地区的直隶凤阳、扬州、淮安、广平等府以及湖广汉阳府所属州县各奏：“五月以来，淫雨连绵，洪水泛滥，二麦渰没，人民流移，当征粮草无由办纳。”英宗朝廷下令行在户部遣官覆实，随即予以蠲免。（《明英宗实录》卷34）

正统二年（1437）河南发生大灾荒，“所辖各府州县今年春旱伤麦，五月淫雨河溢，田禾尽损，民饥特甚”。为此，河南左参议吴杰上奏：“乞将原定本布政司起运并兑军粮米二十九万八千五百石存留，以备赈济。”英宗朝廷不仅允准了吴杰的请求，而且遣官敕谕巡抚侍郎于谦及巡按监察御史等官，让他们亲临“各府州县，核实被灾田亩，奏免税粮缺食者，发廪赈恤，明春仍给谷种，毋致流移失所。其非军需事务，悉皆停止，以宽小民”（《明英宗实录》卷36）。

正统三年（1438）五月丙午日，巡抚山东两淮行在刑部右侍郎曹弘上奏：“去年直隶淮安、扬州二府所属州县发生了严重的水灾，百姓饥馑。遵循朝廷的指示精神，本巡抚已对其实施了赈济。其间发现有很多农户的田地长期泡在水里，且又没有耕牛等农耕工具，农业生产根本没法恢复，眼望着今年夏税征收时间快要到了，如果按照常规对这些小民们实行征税，这势必要将他们逼跑了。今小臣上奏，乞请朝廷派遣官员前来山东调查核实，要是受灾之地真是没有耕种的，请求蠲免其税粮；要是有三分、五分收成的，也请暂停征税，等到来年丰收了再补征，为时还不晚。”英宗朝廷当即予以允准。（《明英宗实录》卷42）

正统四年（1439）七月，北京行在户部官上言：“顺天府蓟州及遵化县、直隶保定府易州、涞水县等地方官近来不断上奏说，他们管辖的地域内庄稼遭受了严重的蝗灾，如果不及时加以遏制，今年的收成恐怕就要无望了。”英宗朝廷获悉后，“驰文令巡按监察御史严督军民衙门扑捕”（《明英宗实录》卷57）。

同是正统四年（1439）七月，南方直隶宿州卫、宿州、徐州并浙江萧山县等也不断上奏说，那里发生了可怕的蝗灾。英宗朝廷闻讯后“命行在户部移文巡按御史，严督军民官司扑灭尽绝以闻”（《明英宗实录》卷57）。半年后的正统五年正月，正统朝廷又敕谕北京行在户部，让他们告诫全国各地，再接再厉，清除蝗灾遗患：“去岁畿甸及山东、山西、河南蝗，今恐遗种复生为患，卿等速移文，令所司设法捕灭，毋致滋蔓。”（《明英宗实录》卷63）

正统四年（1439）八月壬午日，直隶顺德府南和县上奏说：“我县发生水灾，水涝民饥，本想开仓赈济，但就是不敢擅自做主，今上请朝廷恩准。”英宗朝廷答复：“老百姓嗷嗷待哺，赈济灾民难道可迟缓吗？”随即命令行在户部马上下文到南和县，令其迅速救济灾民。（《明英宗实录》卷58）

同为正统四年（1439）八月，巡按直隶监察御史萧銮上奏说：“顺天等六府水涝民饥，今虽赈济，恐官粮不敷。乞遣官设法劝借，以备冬春接济。”英宗朝廷接奏后命令行在户部立即下文，让相关官员设法从当地富户那里先行借贷，以解燃眉之急。（《明英宗实录》卷58）

赈济饥荒用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救急如救火，可有时这样的政府救急也会遭遇尴尬，譬如一些地方连年发生灾荒，或地方官管理不善或征收无度，造成了当地官方救济无法及时兑现。在这样的情势下，朝廷官方就得启动特别应急机制，譬如向地方富户暂时借贷救急。不过，说事容易做起来却没有那么简单了，官方出面向富户借贷，可谁都明白：官方来借的东西猴年马月能归还？而在官本至上的中国社会里，公然违抗官府命令往往会招致无尽的隐患和麻烦，甚至是毁灭。所以一般来说，中国人都不会公然得罪官府，即使对其不满或者怨恨，也会采取曲意的方式来加以巧妙地回避或应付。于是，拖延借贷者有之，装贫哭穷者有之……本来一项细致入微的恤民政策，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往往大打折扣。

对此，行在刑科给事中年富向朝廷上奏说：“朝廷下诏蠲免灾伤地区的税粮，其收益的大多是拥有很多田产的富户，小民细户往往靠租佃富户之家的田地为生，因而也就无法享受朝廷的蠲免惠政。在此小臣恳请朝廷‘命被灾之处富人田租如例蠲免’，而对于受灾地区官府没有现粮用来及时赈济、大户富室有盈余却又‘多闭粜增价，以规厚利’的尴尬情势，我朝廷应该下诏规定：自今以后一旦遇上灾荒歉收，官府出面与受灾贫民立下书券，向富户借贷救急，等到来年丰收时再偿还。同时为了调动富户们的赈灾积极性，朝廷应该免去他们的杂役，以此作为支付给他们的借贷利息。”英宗朝廷看到了年富奏疏的可贵之处，随即下令推行实施。（《明英宗实录》卷5）

综合正统时期大明朝廷开展的蠲免赋税、赈济饥荒活动，我们将其做个整理，见下表：

仔细观察上表中的数据，笔者发现其有两大特征：

第一，正统初元（大约以张皇太后驾崩为时间点）大明官方蠲免赋税、赈济饥荒的具体数额比较大，一般都在数十万石以上，其中最大的一次蠲赈是正统五年（1440）十一月，蠲赈粮食为1346550石（《明英宗实录》卷73）；相对而言，正统后期蠲赈数额就比较小，一般都是数万石，数十万石蠲赈的并不多；第二，正统前期很多时候大明官方蠲免赋税、赈济饥荒都有具体的精确数据，譬如正统二年（1437）八月针对山东等地的灾荒，朝廷蠲赈了339097石粮食（《明英宗实录》卷33），正统五年（1440）六月针对顺天八府的灾荒，朝廷蠲赈了396171石粮食。（《明英宗实录》卷68）但这样的情况到正统后期几乎见不到了，明英宗亲政后的每次蠲赈差不多都是10的倍数。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前后差异、变化？我想主要还是因为正统前期“三杨”等辅政大臣的工作细致、务实，而正统后期随着张皇太后与“三杨”等人的相继谢世，这种几乎看不见又摸不着的细微惠民工作逐渐为人所轻视了，大明“仁宣之治”已日薄西山。

除此之外，正统之初在张皇太后与“三杨”等辅政大臣的合力作用下，英宗朝廷还推行了一项继承“仁宣之治”恤民精神的“仁政”举措，即针对难民与流民，政府拿出官粮烧粥、烧饭，实行现场直接救济。据史所载，这项举措的“发明者”就是首席辅政大臣杨士奇。

正统四年（1439）十二月戊子日，少师、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上言：“近来畿内被灾缺食小民不断地涌入京城，在京城内外行乞索食。而京城人家大多生活也艰难，没法满足上门索食者的乞讨，加之近期连日寒冻，冻死和饿死的很多。恳请皇帝陛下下令，让户部官员在京城各城门内或宽广的空地上搭建临时棚户，拿出一些官粮，烧成米饭或粥，随时接济饥馁者；与此同时，命令监察御史分巡提督，一旦发现夜间无处停宿的饥民，及时将他们收容到官方的巡警铺内安歇；倘若发现路上有饿死的或冻死的，马上叫人将他们给埋了。只有这样，小民们无论生死都会感激皇帝陛下您的大恩大德！”据说13岁的明英宗听完杨士奇的奏言后，马上下令给有关部门“速行之”（《明英宗实录》卷62）。

其实小民们常常命悬生死一线，固然与自然灾害密切相关，但帝国统治者的搜刮无度也是加剧小民苦难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此，平民出身的“三杨”等辅政大臣在张皇太后的支持下还曾推行了一些与蠲免赋税、赈济饥荒相关的善政，如蠲免杂役和岁办以及革除各地岁贡积弊。

明英宗即位后半年左右的宣德十年（1435）七月己卯日，巡抚江西行在吏部右侍郎赵新上奏说：“南昌府所属地区连年水旱，人民饥困，已蒙赈济。其买办诸色物料，亦应蠲免。”“三杨”等辅政的英宗朝廷接奏后，命令相关部门暂时停办南昌等地的杂役（《明英宗实录》卷7）。

宣德十年（1435）九月癸未日，英宗朝廷敕行在工部曰：“洪武永乐间，各处府县岁贡彩缎，工部验中方送内库，且无贿嘱及包揽之弊，故皆精密鲜明，足称朝廷赏赉，亦不虚费百姓财力。近年以来，徒见糜费民财，而缎匹多不堪用，此皆有司通同工匠侵盗易换。且听人包揽解纳，及至京，该部该库官吏人等，又从而求取贿赂，一得其利，遂不辨美恶，悉送内库。此积年之弊也。今特命司礼监取洪武、永乐间纻丝纱罗绫绢之类，与尔工部及各布政司府县，务以此为式成造。其起送至京，令监察御史同尔工部官辨验，仍委司礼监官参视，敢有漫不知省仍蹈前弊者，通治以重罪不宥。尔工部其榜谕各处，使咸知之。”（《明英宗实录》卷9）

正统元年（1436）闰六月，有人上奏：“直隶河间府静海县四月蝗蝻遍野，田禾被伤，民拾草子充食，而府官征索如故。”英宗朝廷听说后很为生气，当即下令行在户部移文当地的巡抚官和巡按官，让他们亲临受灾地区抚慰灾民，蠲免当地的税粮物料等所有事项，“以苏民困”（《明英宗实录》卷19）。

半年后的正统二年（1437）二月，又有人上报说：“南直隶扬州府兴化县近来多次遭受灾荒，百姓饥馑。”英宗朝廷同样下令，免除兴化当地的药材岁贡。（《明英宗实录》卷27）

纠偏补漏 关爱民生 恢复生产 发展经济

蠲免杂役、叫停岁办和革除各地岁贡积弊以及减免赋税和赈济饥荒等，固然能舒缓受灾地区百姓的生存压力，但这类举措说到底都带有临时性和应急性。如何通过制度修复与长效机制来解决国计民生大事？正统初元英宗朝廷为此做出了如下努力：

开展全国性的整修备荒之政工作

正统五年（1440）七月，少师、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等上奏说：“自古圣贤之君，皆有预备之政。我太祖高皇帝惓惓以生民为心，置仓积谷，以备饥荒，浚陂筑堤，以备旱涝，皆有成法。自后有司不能修举，每遇凶荒，民辄流徙，请敕该部移文诸司，举行洪武旧典，其有隳废者，听风宪官纠举。”据说当时明英宗相当高兴地接受了杨士奇的建议，随即“命行在刑部右侍郎何文渊往顺天并直隶永平等八府，行在户部主事邹来学往直隶扬州等七府州，行在刑部署郎中刘广衡往浙江，监察御史薛希琏往江西，行在刑部郎中王瑄往山东，行在户部郎中王纶、行在礼部员外郎王士华往湖广，其应天并直隶镇江等十府命巡抚侍郎周忱，山西、河南命巡抚侍郎于谦，陕西命镇守副都御史陈镒分理其事，四川、两广、云南、贵州、福建则命布、按二司正官理之”（《明英宗实录》卷69）。

在何文渊一行出发前，明英宗明确指出了这些巡视地方备荒之政的朝廷专员的职责：“今特分命尔等往修预备之政，仍精选各府州县官廉公才干者，委之专理，务在得人。尔等往来提督，凡事所当行者并以便宜施行，汝等尚精白一心，以副委任。”为此，朝廷还专门开列了“修备荒之政”15条：

第1条：见今官司收贮诸色课程并赃罚等项钞贯杂物可以货卖者，不拘稻谷、米粟二麦之类贸易储积，并须照依时直，不许亏官损民。凡州县所积预备谷粟，须计民多寡，约量足以备用，如本处官库见储钞物不敷于本府官库，或本布政司官库支买如又不敷，移文户部奏闻处置。

第2条：凡丁多田广及富实良善之家情愿出谷粟于官以备赈贷者，悉与收受，仍具姓名、数目奏闻。

第3条：籴粮在仓须立簿、籍二扇备书，所积之数用州、县印钤记。一在州县收掌，一付看仓之人，但遇饥荒百姓艰窘即便赈贷，并须州县官一员躬亲监支，不许看仓之人擅放。二处簿籍放支之后并将实数具申户部。所差看仓须选有行检老人、富户就兼，收支不许滥设。

第4条：洪武年间所置预备仓，粮多由州县不得其人，视为泛常，全不留意，以致土豪奸民盗用谷粟，捏作死绝逃亡人户借用，虚写簿籍为照，是以仓无颗粒之储，甚至拆毁仓屋。间遇饥荒，民无所赖，深负祖宗仁民之心。尔等于所属府州县并须亲历查勘前项官仓粮储原数，实在几何，百姓借用未还亏拆几何，务要根究的实着落。前后经手人户供报追偿，不许听其谲诈指扳死绝逃亡人户搪塞遮掩，追完之后，令照例纳米赎罪；若限外不完者，毋论赦前后，械赴京师，发戍辽东边卫。

第5条：比先所建预备仓廒或为豪民所据，责令还官；或年深毁坏，量加修葺，其倒塌不存者，官为起盖；如本处有空闲官房，许令拆用并须完固，可以经久。

第6条：洪武年间于各州县开浚陂塘，以防水旱，盖永远之利，亦因后来有司不得其人，视农事如等闲，委而不问，以致土豪奸民掩为己有，或堙塞为田。尔等须一一亲历踏勘，如有前弊，责令自备工力；如旧修筑坚固，还官悉免其罪；如隐占不还及违限不即修筑者，亦械赴京，发戍辽东边卫。

第7条：凡各处闸坝、陂堰、圩田、滨江近河堤岸有损坏当修筑者，先计工程多寡，于农隙之时量起人夫用工。工程多者，先修要紧之处，其余以次；用工不许迫急，其起集人夫，务在受利之处验其丁力，均平差遣，勿容徇私作弊。凡所作工程，务要坚固经久，不许苟且；府县正佐官时常巡视，毋致损坏。

第8条：各处陂塘、圩岸果有实利及众，比先有司失于开报，许令开陈利民之实，踏勘明白画图贴说，具申工部定夺；如利不及众，不许虚费人力。

第9条：但遇近经水旱灾伤去处，预备之事并暂停止，待丰年有收依例整理。

第10条：所过州县仓廪谷粟充实、陂塘堤岸完整者，必其正佐之官得人；若有空虚废坏等项，其正佐之官必不得人，悉具名奏闻。如或贪酷虐民，验有实迹，就便挐（拿）问。

第11条：今后府州县官考满赴吏部者，并须开报预备官仓所储实数及修筑过陂塘堤岸等项，吏部行该部查考虚实，以凭黜陟。

第12条：尔等所至有布政、按察二司官者，须与协心计议，共成其事，俱勿偏执己长，有所妨误。

第13条：尔等所至，凡有诉讼，干系仓粮水利者，即与理断；非干仓粮水利者，悉付有司，尔等不必预之。

第14条：本为恤民，选择命尔，须先正己，惟廉则公，惟公则明，而所行则当尤须严切禁约跟随吏卒里老人等，不许一毫私下扰害百姓；犯者即便究治。所历郡县周遍事，完即便回京，仍将所备谷粟及所修陂塘、圩岸、闸坝备细造册，具奏以验成功。

第15条：凡敕谕或该载未尽，尔等所至遇有兴利除害之事难于处置者，具奏来闻。（《明英宗实录》卷69）

由上述内容齐全、细致务实的15条，我们不难看出，正统五年（1440）的“修备荒之政”至少在官方规范方面作出了详细的要求。而当时的大明天子明英宗只有14虚岁，是一个从小就锦衣玉食、足不出宫的“小杆子”。“小杆子”能发出这般体恤民情与世情的敕谕，除了“三杨”等顾命大臣竭力辅佐和充当捉刀手外，还能作何解释呢？

正因为正统前期大明朝廷之政主要由来自民间的“三杨”等贤臣辅弼着，所以当时有许多关爱民生、发展经济的便民、恤民之政如绵绵春雨一般不断地滋润着帝国各地。

灵活变通赋税征收形式，允许江南等地上贡之物折换金帛

正统初年，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铨上奏说：“按照祖宗规制，北京行在各卫官员俸粮都由南京支付，朝廷派员专门负责。但近年来大家发现这里边的毛病不少，甚至出现了病民、坑民现象。为方便携运和图取个人私利，受朝廷之命前去南京办理俸粮的官员往往将接手到的各官俸米等实物拿到市场上去卖了，再买进一些‘好’东西，回京敷衍了事。这种贵卖贱酬所得的仅为原物价值的十分之一。从国家角度来讲，亏大了，虚费廪禄，北京行在各卫诸官没得到实惠，而缴赋纳贡小民却背负了缴纳不足之嫌，真是祸害不浅！今小臣上请朝廷，命令兵部核算一下北京各卫诸官俸禄的实际数额，然后下文到浙江、江西、湖广和南直隶（今江苏、安徽、上海）等地方衙门，让他们通知交通运输不便地方的人们，以后上贡土特产就不用缴纳实物，可折换成布、绢、白金等，再以此解送至京城。到京后我朝廷可直接取来支付在京各卫官的俸禄。这样一来，不仅遏制了中间腐败，还能减少南方诸省百姓的劳顿之苦！”（《明英宗实录》卷21）

周铨上奏没多久，巡抚江西侍郎赵新也向朝廷上言：“小臣受命巡抚江西，江西山多，有很多州县都是僻居深山，不通舟楫。按照我朝的祖宗规制，这些地方的人们每年就得上贡大米一类的实物。但大家都嫌不便，于是就带了金、帛或货币直接到南京城里去买米上贡。要是碰上南京的米价上涨了，小民们就得赶回江西老家去筹钱再来，真是受苦连连！而今我大明行在官员俸禄大多都于南京支取，其往返劳费就不得实用。在此小臣恳请朝廷恩准江西属县量收布绢或白金，由官府统一铸造银锭，然后再运输到北京，充作官员俸禄。如此下来，官民两便！”当时受命负责留守南京行政事务的少保兼户部尚书老臣黄福也肯定了赵新的建议。可少年天子明英宗不明原委，当廷询问近侍大臣：“我朝祖宗可曾这样做过？”话音刚落，辅政大臣礼部尚书胡濙应对道：“太祖皇帝曾在陕西实行过该方法，当时是这样换算的：每钞2贯500文折合米1石，黄金1两折合米20石，白金1两折合米4石，绢1匹折合米1石2斗，布1匹折合米1石。各随所产，民以为便。后来在浙江也实行过该做法，老百姓纷纷称颂。”听到这里，明英宗开始接受周铨与赵新的上请建议，下令江南地方实物上贡可以折收金、帛，由此“远近称便”，“仓廪（实物）之积（压）少”，百姓称好。（《明英宗实录》卷21）

整顿粮长签派旧制，减轻细户小民负担与痛苦

粮长制是明朝开国时为减轻普通民众负担和国家经济开支、本着民收民解精神而建立起来的税粮委托、代办的制度，主要实施于浙江、直隶（指南京）、湖广、江西、福建等省。按照洪武四年的规定：凡是纳粮一万石或接近一万石包括数千石的地方划为一区，在这区内由政府指派一个田地最多的大户充当粮长，一区只设一个粮长。（《明太祖实录》卷68）洪武三十年七月，洪武帝朱元璋又下令，各地“更置粮长，每区设正副粮长三名，以区内丁粮多者为之，编定次序，轮流应役，周而复始”（《明太祖实录》卷254）。

刚开始实施时，粮长的工作范围大致是：领取勘合、回乡催办春秋粮、解运税粮、通关与注销等。朱元璋原本是想用粮长来取代为非作歹的衙役胥吏，初步施行下来发现其效果不错，于是就加大授予粮长的工作范围：他要求粮长们带领粮区内的乡民开荒；参加赋役黄册与鱼鳞图册的编制工作（事后朱皇帝会适当给点费用）；利用空闲之际集合乡里中的“长者”，宣传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爱民”思想；劝谕豪强富民遵纪守法，行仁义讲信用；及时向皇帝报告粮区内的荒地与灾情；如实举报粮区内的抗粮顽民，经皇帝批准后，将顽民迁往边疆地区；等等（【明】朱元璋：《御制大诰续编·粮长妄奏水灾和议让纳粮》第46、第78）。

粮长的工作范围越来越大，而且干这些工作几乎都没报酬的，干一回两回人们可能还乐意，要是干长了，有哪个大傻子愿意呢？洪武帝也懂得人们的心思，于是就在利用粮长展开工作的同时给予他们较高的待遇。一方面，大明皇帝给粮长们大官做。浙江乌程有一个粮长叫严震直的，被朱元璋看中后，一夜之间由一介布衣擢升为通政司参议，三年后又当上了尚书。（《明史·严震直传》卷151；【明】吴宽：《匏翁家藏集·尚书严公流芳录序》卷43）上海有一个粮长叫夏长文的，也是由平头百姓擢升为监察御史，后在洪武二十三年又超升为左佥都御史（可能相当于今监察部副部长）（《明太祖实录》卷204）。另一方面，皇帝给粮长们发奖金。洪武十四年（1381年）二月，浙江、江西两省1325名粮长输粮到南京，受到了朱皇帝的亲切接见，当场“赐钞为道里费”（《明太祖实录》卷135）。

明初的粮长们一般来说都能够洁身自好，在许多地方往往几十年内，粮长固定在某家族的某族长身上或在某一家族里父子兄弟之间“流转”——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永充制”（主要是以丁田来计算）。粮长一当便好几十年，且有子孙相承。如昆山石浦乡周南家任粮长就达百年（【明】吴宽：《匏翁家藏集》卷62），又如苏州长洲县沈孜，他的曾祖、祖、父三代接着当粮长，“世掌田赋于乡”（【明】吴宽：《匏翁家藏集》卷62、卷63）。但到了永乐皇帝朱棣迁都北京后，粮长“永充制”发生了异化。

大明国都北迁，税粮运输路程大为延长，其全程长达5000余里，江南税粮运输成本高达被运税粮价值的100％，两项总计高达800万石，是迁都之前的800％。负担如此之重，有哪个傻子愿意一直干粮长？再有，洪武中晚期开始，科举逐渐恢复并成式化，粮长入仕之途逐渐被堵塞；加上永乐以后的官场政治逐渐腐败，对永充粮长制造成了致命的破坏。譬如编派粮长的主持人一般是地方行政长官和耳目胥吏、里老人等，在洪武年间政治清平的情势下，无论哪一方，大多都能依法执行公务。但随着明朝政治的逐渐腐化，各阶层的人员都能不贪赃枉法？这是应该重重打上问号的。比如洪武十三年就有规定，只有功臣之家才可免充粮长，而一般官宦家庭却是不能免役的（《明太祖实录》卷134）。但实际上多数地方官都怕得罪豪门巨室，进而也就不将他们编为粮长之列。既然大户碰不得，那只有碰“小户”，这样一来明初洪武时期开启的一项利国利民的国策逐渐被异化成了害民制度。

宣德十年（1435）五月，即明英宗即位后的半年左右，直隶苏州府常熟县知县郭南上奏说：“如今我大明各地州县佥派粮长完全背离了当年太祖皇帝的初衷，不按章法行事，奸弊百出，以致天下脱逃税粮者甚多。在此小臣恳请皇帝陛下下令，自今起天下各地佥派粮长时，地方州县官必须要亲自到场监督，一定要遴选家底实力浓厚者充当粮长，不能以收入不高的中小农户来替代。粮长选好以后还必须呈报给上级部门备案，以防作弊。只有这样，太祖皇帝开启的这项利国便民制度才会真正发挥它的正能量。与此相关，各州县还应该在乡村基层组织里甲层面内预选家底仅次于粮长者，让他们配合当地的粮长，编造好‘坐提罪囚军匠等项’册子，‘编给勘合，以凭次第差解’。”明英宗接奏后不知如何处置，随即将郭南的奏疏交予行在户部讨论。户部官一致认为，既然奏疏里讲的都是太祖皇帝的规制，那就应该照着执行啊。于是他们上请正统天子，明英宗答复“从之”，即说修复洪武之制！（《明英宗实录》卷5）。

开放部分官方川泽之禁，招民开荒，鼓励流民返乡复业，恢复和发展经济

正统元年（1436）八月，巡抚直隶行在工部右侍郎周忱上言：“嘉定县吴松江（即现在的吴淞江）畔原有沙涂柴荡一处，约计150多顷，水草茂盛，虫蜢蟛蜞多生其中。近来因荡水泛滥，禾苗庄稼被害受损，几近荒芜。小臣恳请朝廷恩准，招募小民予以开垦。成熟之余征其租税，下可以消虫伤之灾，上可以供国家之用。”英宗朝廷闻讯后当即予以准许。（《明英宗实录》卷21）

正统二年（1437）七月，直隶淮安、扬州两府发生严重灾荒，官方发廪赈济。就此，行在刑部右侍郎何文渊上奏朝廷，说：“仓廪之积是有限的，但江海之利却是无穷无尽。如今诸府州县海边水浅之处出产菱藕、鱼虾和海菜一类，当地居民取之可以当作食物。小臣恳请朝廷下令给各处巡检司、河泊所和巡捕守备官军，允许各地小民任意采取接济，毋得阻遏。”何文渊还说：“两淮、两浙盐运司各盐场灶丁大多生活贫困，吃了上顿就不知道何时能吃上下顿，许多人家只好四散出去乞讨。在此小臣恳请朝廷采取变通办法：每灶户名下除了缴纳额定的食盐给官府以外，其余食盐就由当地的官府盐场论价收购，每一小盐引给予米麦两斗。这样一来，估计饥窘的盐民们就不会再挨饿了。”英宗朝廷接奏后予以了批准，随即开放了直隶淮安、扬州等府州所属的川泽之禁。（《明英宗实录》卷32）

老百姓吃不饱或没得吃，在官府救济不力或没有及时到位的情势下，他们就得学习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最初做法——外出流浪乞讨，这大概是明朝流民的主要来历。流民问题在永乐皇帝篡位登基之初就呈现出严重之势，那是由于被某些人歌颂为“千古圣君”的朱棣发动“靖难”战争所导致的。永乐元年（1403）正月，北平布政司上奏说：“辖区内‘诸郡流民复业者，凡十三万六百余户’。”130600户，按照古代家庭平均每户5口计算，估计当时仅北平一省的流民就多达650000人。这么多流民虽然在朱棣登基半年后被安置复业，可永乐帝却并没有因此放心，命令“户部令有司加意绥抚，勿重扰之”（《明太宗实录》卷16）。

其实除了北平外，永乐时代由于成祖皇帝好大喜功、征战无度等因素，大明帝国其他各地较大范围内的流民问题都没能得到很好解决。延及宣德时期，由朱棣一手调教出来的好皇孙朱瞻基上台后更多地恪守皇爷爷之成宪，针对各地发生的自然灾害和不断出现的流民，他一方面命人赈灾济荒，救民水火；另一方面派遣巡抚、巡按出视灾区，招抚流民。因此，从永宣时代总体而言，就同今日消防队员灭火似的，一旦火大了就用水浇一浇，大明统治者对待流民问题就这样凑合整治着。

明英宗即位之初，以辅政的“三杨”和胡濙为代表的老臣都历经明初数朝风雨，娴熟“仁宣之治”的“恤民之道”。正统四年（1439）闰二月，他们辅弼明英宗“增置北直隶及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广五布政司招抚逃民官六十四员”（《明英宗实录》卷52），后来又将政策放宽，“蠲其（指流民）逋租，复（免除赋税徭役，笔者注）之二岁”（《明英宗实录》卷55）。这样一来，不少逃民纷纷返乡复业。据正统五年（1440）正月巡抚河南、山西侍郎于谦的奏报，当时抚定河南、山西及南北直隶流民多达34000多户。（《明英宗实录》卷63）到该年年底，山西又招抚流民11000多户（《明英宗实录》卷71）。招抚流民复业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取得了成功，民生问题也得到了部分性的解决。

除此之外，在恢复和发展经济方面做出的努力还有：“三杨”辅政的英宗朝廷通过督令有司劝课农桑，兴修水利。

朱祁镇即位当年十一月，因副都御史陈勉和巡按监察御史李懋之请，正统朝廷敕“命天下布政司、都司严督所属栽种桑枣”（《明英宗实录》卷11）。

正统二年（1437）七月，英宗朝廷“命直隶并各布政司所属府州县官修筑圩岸、疏浚陂塘，以便农作”，并要求各官府衙门将兴修水利的数目从实上报，以此作为将来官员考满时黜陟的一项重要的考核指标。倘若有人消极怠事或苛害百姓，朝廷授命巡视地方的各巡按御史对其严厉治罪。（《明英宗实录》卷32）

正因为新皇帝即位上台后辅政大臣采取的措施得力，正统之初大明各地相继展开了兴修水利的活动。而在这全国性的整修水利活动中，宁夏地区的三渠整治可谓是当时最大的水利疏浚工程。正统四年（1439）六月，因参赞宁夏军务、右佥都御史金濂之请，英宗朝廷下令调拨40000人力，修复淤塞年久的鸣沙州七星、汉伯、石灰等三渠，渠成后灌溉面积多达1300余顷（《明英宗实录》卷56）。

重视社会多层面教化，添设提调学校官员——明清提督学政制度自始而立

恢复和发展经济，用传统社会里惯用的说法就是要使小民得以生养，小民有了生养，君主专制帝国才有可能稳定。不过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古人说得好：“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汉】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卷62）其意思是说：粮仓充实了人们就会知道礼节，吃饱了穿暖了人们自然会懂得荣辱。换一种说法，这就告诉了统治者不仅要使小民得以生养，而且还得要注意进行教化。对于这样的治国理政之道，从小就接受传统思想文化教育、通过科举入仕而步步高升的“三杨”和胡濙等正统朝辅政大臣再熟悉不过了。于是人们看到，明英宗冲龄即位初期，在采取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举措的同时，这些辅政大臣们还投入了较大的精力，通过多种渠道和多种途径，促进社会多层面的教化。

裁抑佛道，再次确立儒教独尊地位

明朝开国时，明太祖朱元璋对于儒佛道三教的态度是“诸教并容，隆尊儒术”。但从明成祖朱棣开始，大明朝廷尤为崇奉西番之教，格外优遇番僧。永乐元年（1403）二月乙丑日，朱棣“遣司礼监少监侯显赍书币往乌思藏，征尚师哈立麻。盖上（指朱棣）在藩邸时素闻其道行卓异，至是遣人征之”（《明太宗实录》卷17）。《明史》记载：“当成祖时，锐意通四夷……西番则率使侯显。侯显者，司礼少监。帝闻乌思藏僧尚师哈立麻有道术，善幻化，欲致一见，因通迤西诸番。乃命显赍书币往迓，选壮士健马护行。元年四月奉使，陆行数万里，至四年十二月始与其僧偕来，诏驸马都尉沐昕迎之。帝延见奉天殿，宠赉优渥，仪仗鞍马什器多以金银为之，道路烜赫。五年二月建普度大斋于灵谷寺，为高帝、高后荐福。或言卿云、天花、甘露、甘雨、青鸟、青狮、白象、白鹤及舍利祥光，连日毕见，又闻梵呗天乐自空而下。帝益大喜，廷臣表贺，学士胡广等咸献《圣孝瑞应歌》诗。乃封哈立麻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祐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给印诰制如诸王，其徒三人亦封灌顶大国师，再宴奉天殿。显以奉使劳，擢太监。”（《明史·宦官一·郑和传》卷304）

由于朱棣特别崇释礼佛，永乐朝起大明宫中佛教信徒骤增，京师庙宇广立。永乐十七年（1419）九月，“是时中外梵刹开建无数，内官尤笃信，几于成风”（【清】查继佐：《罪惟录·太宗纪》帝纪卷3）。《四友斋丛说》也载：“既颁佛曲，瑞应毕至，上（指朱棣）益喜悦，知皇心之与佛孚也。中官因是益重佛礼僧，建立梵刹以祈福者，遍南京城内外云。”（【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22，万历七年刊本）

如等态势到了朱棣晚年愈发严重。永乐十九年（1421），刚刚迁都北京、沉浸于无限快乐之中的永乐帝突然遭受天打五雷轰——北京明皇宫三大殿被雷击，一把天火把它烧了个精光。对此，“无所不能”的明太宗朱棣只得“诏求直言”，翰林侍讲邹缉上疏说：“……今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水旱相仍，民至剥树皮、掘草根以食。老幼流移，颠踣道路，卖妻鬻子以求苟活。而京师聚集僧、道万余人，日耗廪米百余石，此夺民食以养无用也。……至宫观祷祠之事，有国者所当深戒。古人有言，淫祀无福。况事无益以害有益，蠹财妄费者乎！”被某些人誉为“盛世之君”的永乐皇帝接奏后居然“不省”（《明史·邹缉传》卷164），由此明宫崇佛之势愈演愈烈。

由“魔鬼”朱棣一手调教出来的明代第五位皇帝朱瞻基在位时曾“建慈仁寺，为母后作厘，颁名画百二十轴，皆天堂、地狱变相。大毗卢阁高三十六级，……出总圣门为海棠院，皆僧寮也”（【清】阮葵生：《茶余客话》卷8）。宣德时期还曾建造了一座有影响的寺院——大觉寺，“黑龙潭北又十五里曰大觉寺，宣德三年（1428）建，寺故名灵泉佛寺，宣宗赐今名，数临幸焉，而今圮”（【明】刘侗《帝京景物略·黑龙潭》卷5）。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好皇孙明宣宗完全继承了皇爷爷朱棣的衣钵，崇奉藏传佛教，优遇西域番僧。就宣德五年（1430）正月乙丑日，一次恩赐了乌思藏国师领占端竹阿木葛等508人、大国师释迦也失并大乘法王使臣锁南领占等542人。（《明宣宗实录》卷61）宣德九年（1434）六月庚申日，朱瞻基又派“遣成国公朱勇、礼部尚书胡濙持节，封释迦也失为‘万行妙明真如上胜清净般若弘照普应辅国显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觉如来自在大圆通佛’”（《明宣宗实录》卷111）。

永宣时期大崇藏传佛教虽说对维护大明帝国西部疆域的稳定不无裨益，但由此带来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永乐朝藏传佛教僧人来到北京等内地后，虽然受到朝廷的优待，但一般还得要遣回。到了宣宗时就不这样做了，外来的和尚会念经，那就让他们留下来多念念经吧。当时慈恩、隆善、能仁和宝庆四寺为宣宗朝北京地区最主要的藏传佛教寺院。这些西僧久留京师，带来的直接问题是“耗费益甚”。明宣宗驾崩明英宗刚即位时，大明朝廷礼部官奏请淘汰的番僧就有690人。（《明史·西域传》卷331）《明英宗实录》中说的数字则更大，正统元年（1436）五月丁丑日，英宗朝廷下令“减在京诸寺番僧。先是番僧数等，曰大慈法王、曰西天佛子、曰大国师、曰国师、曰禅师、曰都刚［纲］、曰剌麻，俱系光禄寺支待。有日支酒馔一次、（二次）、三次，又支廪饩者，有但支廪饩者。上即位之初，敕凡事皆从减省。礼部尚书胡濙等议：‘已减去六百九十一人，相继回还本处。其余未去者命在正统元年再奏。至是，濙等备疏慈恩、隆善、能仁、宝庆四寺番僧当减去者四百五十人以闻。’上（指明英宗）命大慈法王、西天佛子二等不动，其余愿回者听，不愿回者其酒馔、廪饩令光禄寺定数与之”（《明英宗实录》卷17；《明实录藏族史料》，P359—359）。

差不多与此同时，十三道监察御史李辂等上言十事，其中说道：“京师（这里指当时的北京）寺观有逃军、囚匠人等私自簪剃为僧道者，有因不睦六亲、弃背父母夫男公然削发为尼者，又且不守清规、每遇令节朔望于寺观传经说法诱引男妇，动以千计，夜聚晓散，伤风败俗。乞敕都察院禁约。”明英宗接奏后命令廷臣集议，最终采纳了李辂的建议，禁约僧道不法行为。（《明英宗实录》卷17）

总之，正统初年大明朝廷的这种裁抑佛道的做法之本身就是恤民“仁政”的一种体现，也与承继“仁宣之治”的基本精神相通，我们应该予以积极的肯定。

当然，裁抑佛道仅仅是一种手段，从正统的儒教治国理念出发，强化儒教独尊地位才是根本。对此，从小就接受传统教育而后通过科举入仕上来的“三杨”与胡濙等辅政大臣都不遗余力地隆尊儒教之地位。正统三年（1438）三月，四川重庆府永川县儒学训导诸华上言：“按照传统与祖宗规制，祭祀孔子在学校，祭祀佛祖在寺庙，祭祀老子在道观。可如今一些寺庙的无知僧人可能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世俗人们去他们的佛堂祭拜，居然在寺庙里头并列悬挂孔子、老子和佛祖三圣像。我们四川永川县内原有一座寺庙，现在被人改名为‘三圣庙’，他们将佛祖放置在大殿的当中，老子居左，孔子居右，真是亵侮不经，荒谬透顶。小臣恳请朝廷下令全国予以改正。”“三杨”和胡濙等辅政大臣接受了诸华的建议，以明英宗的名义命令行在礼部，通令全国各地，禁止在佛堂寺观中祭祀孔子，以保持儒教独尊的地位。（《明英宗实录》卷40）

整治官学教育，实行扩招，重视科举入仕者素质，扩开老国子监生出路

当然，保持儒教独尊地位最有效的途径可能莫过于整治学校教育和改进科举制。为此，正统初年以“三杨”为首的辅政大臣也曾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和贡献，甚至在个别层面还影响了以后的明清历史。

首先，重申官学教官、教师考核标准，以科举录取作为考核的“客观尺度”。

宣德中期对大明官学中的教官与教师之考核指标进行过一番调整，将考核指标数往下调了一些：“教官考满以举人多寡为升降，教授旧例举人九名为称职，四名为平常，不及四名为不称职，今定五名为称职，三名为平常，不及三名为不称职；学正旧例六名为称职，三名为平常，不及三名为不称职，今定三名为称职，二名为平常，不及二名为不称职；教谕旧例三名为称职，二名为平常，不及二名为不称职，今定二名为称职，一名为平常；训导旧例三名为称职，二名或一名为平常，今定一名为称职，不及者皆为不称。凡称职者升，平常者职如故，不称者降。”（《明宣宗实录》卷70）正统元年（1436）六月，因监察御史陈搏上言，英宗朝廷重申宣德中期的教官九年考满黜陟标准：“教授五名、学正三名、教谕二名、训导一名。及数者为称职升用，不及数者为平常本等用，全无者黜降，不通经者别用。”（《明英宗实录》卷18）

其次，增加全国各地岁贡生员人数，加强对犯事官学生员的惩治。

宣德八年（1433）四月，明宣宗“诏天下：州不及二十里者，岁贡生员一人；过二十里者，贡如旧例；县不及五里者，五岁贡一人；不及十里者，三岁贡一人”（《明宣宗帝实录》卷101）。正统三年（1438）十一月，英宗朝廷更定州县岁贡生员例，“令州学三岁贡二人，县学二岁贡一人”（《明英宗实录》卷48）。这样的岁贡人数标准比起宣德时期略微提高了一些，用句当今国人痛心疾首的时髦话来说，即“高校扩招”。不过那时的扩招绝没有现在这么烂——除了家境实在贫困等因素之外，现在中国人几乎人人都成了大学生。正统初期的官学“扩招”相对有限，但由此带来的问题也不少。

正统四年（1439）闰二月，山东按察司佥事薛瑄上言说：“各地儒学中近来有好多学生干犯校纪国法，肆无忌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不少学生一旦犯事了，就让家长出面，纳米赎罪，然后继续留校读书，据说这还是遵循了我朝的纳米赎罪则例。小臣认为，这万万使不得啊！这些干犯校纪国法的学生就如腐烂之物，一旦继续留在学校里，善恶同处，定会影响和腐蚀进取向学的学生，大不利于我大明官学教育。依照我朝祖宗规制：科举考试不中者尚且要被罚做为人不齿的衙门胥吏，而今犯奸作恶者却只要缴些钱粮就能逍遥法外，且还心安理得地继续留校。像这样的规章则例是不是有点轻重失宜呢？照这样下去，我大明还怎么能劝善惩恶？”据说明英宗接奏后首先肯定了薛瑄的谏言，至于如何处置问题，他一时也拿不准主意，令行在刑部官员集议。当时刑部侍郎何文渊等回复说：“薛瑄所言很有道理，从今以后凡我大明官学学生有干犯校纪国法的，除了无意识或过失犯事可以纳米赎罪之外，其他的一律不许。一旦纳米赎罪了，该学生的国家伙食补贴要追回；国家额定外的议价生员一旦犯事，发往附近地区的军队或地方衙门去充当胥吏，以此来羞辱他们，令其改过自新。”英宗朝廷听到这样的金点子，当即予以接受，并下令照此执行下去。（《明英宗实录》卷52）

再次，重视科举入仕者的素质和扩开老国子监生的出路。

明初国家新定，官僚人才匮乏，一般来说只要在科举考试中中式的都能当个一官半职。但随着明王朝的稳定发展，加上科举成式化，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了：不少后生少年应试中式，但又不能胜任官职岗位。为此，自仁宣时期起，明廷开辟多种途径给予他们出路。明英宗即位后由“三杨”等辅政的大明朝廷继续沿袭祖宗的做法。正统四年（1439）闰二月，行在礼部上奏说：“本次会试取中副榜举人年纪在25岁以上的就有233人，按照惯例，应该将他们送往吏部，除授教职；年纪不到25岁的共有58人，依照祖宗的做法，理应让他们到国子监去或投亲靠友，继续学习，这样可以提高未来国家栋梁的素质。”英宗朝廷当即予以允准。（《明英宗实录》卷52）

科举入仕渠道有限，与科举出身还差一截的国子监生之出路那就更不容乐观了。如果有人长期处于无望或绝望之中，那么他所干的事情无论如何也好不到哪里去。对此，正统初年的辅政大臣似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正统元年（1436）二月，行在吏部言：“各处府州县典史吏目税课并河泊仓官多缺员，而我大明国子监却有许多监生没有出路，成为了老监生，有的甚至头发都白了，还没有得到朝廷的一官半职。就此，我大明朝廷能不能打破常规，将那些府州县典史吏目税课官和河泊仓官职授予宣德元年（1426）以前入监、年龄在45～50岁以上的老监生？”英宗朝廷答复：“太学储育人才，以备任用，而淹滞如此，听其授职。”（《明英宗实录》卷14）

增设大明提调学政官，开创官学专业对口管理制度

尽管正统前期大明朝廷采取了许多举措，促进教育、教化的深入和发展，但要说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增设大明提督学政官，开创官学专业对口管理制度。

明朝开国后平民皇帝朱元璋大力发展教育，在全国地方上普设官学，除京师南京国子监招收近万名学员外，各地府州县也收纳一定数量的学员，时称生员。《明史》说：“生员入学，初由巡按御史，布、按两司及府州县官。”这是讲明初生员入学一类的事宜由巡按御史、地方布政司、按察司和府州县衙门的官员多头管理。多头管理从理论上来讲好像是官方很重视，但实际上最不容易管好。就像我们现代城市中的市容市貌，过去一直由工商、税务、卫生和公安等多部门管理，结果一遇到事情，大家就相互扯皮吧。最近这几年可好了，全国各地都成立了城管，效果立竿见影，小商小贩们见了城管可像老鼠见了猫似的，就连平日里香气四溢又矜持不苟的女老总见了城管，也不得不低下高昂的小姐头颅，刹那间石榴裙不翼而飞，城管美美地爽了一回。（2014年4月14日《腾讯网》第2763期的讨论话题“女老板为何因户外广告牌性贿赂城管？”）由此人们不得不佩服现代公共管理权力的“伟大”与神奇，也不得不佩服专业对口管理的魔力。不过可能令诸位读者失望的是，我们社会中这样的专业对口管理魔力早在古代就已经被人发现并加以使用。中国人的聪明劲很多时候都用在制度层面管理设计上，发现了问题，就设计出另一套方案来对付。多头管理管不好了，就实行专业对口管理。我们现在讲的明英宗正统时期增设大明提督学政官就是这样的典型案例。

正统元年（1436）五月，历经明初数朝风雨的老臣黄福上奏说：“近年以来，各处儒学生员不肯熟读四书、经史，讲义理惟记诵旧文，待开科入试，以图幸中。为此，小臣恳请朝廷下令，从今以后各地布政司、按察司官都得定期半年对辖区内的生员进行一次全方位的统考。只有这样，我们的官学才能培养出真才实学的人才来啊！”明英宗接奏后交予行在礼部进行讨论。大臣们经过一番讨论后一致认为：多头管理实际收效确实不大，应该实行专职专业管理。英宗朝廷接受了大臣们的建议，决定在各省添设按察司官一员，南北直隶各专设御史一员，专门负责管理官学教育以及相关事宜。（《明史·选举一》卷69）当时“行在吏部会官举保两浙盐运司同知胡轸为副使，广西郁林州知州刘虬，监察御史薛瑄、高超，工部郎中高志，吏部主事欧阳哲，修撰王钰，编修彭琉，检讨陈璲、康振，国子监学正庄观俱为佥事，湖广布政司检校程富，福建建宁府学教授彭勖为监察御史，分行提调：轸浙江，虬湖广，瑄山东，超福建，志山西，哲河南，钰江西，琉广东，璲广西，振四川，观陕西，富北直隶，勖南直隶。”这些人就是明代历史上最早的一批提督学政官。（《明英宗实录》卷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