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黄宗英—与友人漫谈

李辉

冯亦代、黄宗英结婚照

在山上还是一员健将

〇想先请你谈谈她的写作。

•认识黄宗英老师之前就读过她的作品，当时主要读她的报告文学，后来我又买了她早期的一些诗歌、散文。她是一个演员，他们家里人的性格很像，包括她和黄宗江的文风都很接近。黄宗江的文字也是跳跃性很强，也是不着边际，好像是一把豆子撒得到处都是，但是还能收回来，黄宗英也是这个特点。演艺人家出身的她，有一种舞台感，她演电影、演话剧，有这种舞台上的蒙太奇的跳跃性，剪辑和文字就打通了，这是她的一大特点。另外，她是一个才女型的作家，别看她很早就从事演员工作，没有受过正式的科班教育，但是她从小阅读的东西很多，很爱学习。晚年以后，到了北京，她还天天去上函授大学，还学英语。她一生都在学习。她读了很多的作品，一个人的修养是由人生经验和文学的体验构成的。所以和同时代的女作家相比，黄宗英是非常有个性的。这种个性和政治也有关系，她是很敏感的，政治主题抓得也很紧，但是在写作过程中，就和别人不同。比如说她选的人物是不一样的，20世纪70年代末，写科学家成为一个热潮，徐迟写了《哥德巴赫猜想》，后来写了植物学家等这样一些人物；黄宗英也写科学家，但是她选的是与生态环境有关的团队，比如说《小木屋》，不只是写徐凤翔一个人，实际上是写一个团队。在她晚年长达20年的时间里，《小木屋》一直是她创作的一个支撑点。在跟冯亦代结婚之后，她还最后一次进西藏，大家都劝她不要去，但是她还是坚决要去。第一她想拍纪录片，第二还想继续写《小木屋》。她把文学真是当成她的生命，所以投入地去想各种各样的题目。

〇您说得很对，因为她跟冯亦代结婚是1993年10月份，她1994年的5月又去西藏了。太不可思议了，70岁的年龄。徐迟也拖着不让她去。

•我们都劝她了，因为她本身身体也不是太好，所以那次去西藏回来之后，她的身体就彻底垮了。黄宗英的性格是与众不同的，她想到的事情，是一定要去做的，就像她的黄昏恋一样，她想到了冯亦代，两人就较上劲，就要追到手，两人就能够沟通，最后真的走到一起。走到一起是完成她晚年爱情的过程。婚姻对他们来讲，在一起生活并不是首要的，就像前面我们聊过的一样，是晚年这种感情的寄托和宣泄，所以他们写情书的过程，实际上是文学写作的过程。而且因为隐私性很强，并不想让别人知道，所以能讲出很多很精妙的句子，甚至老人的那种谈恋爱时候的萌动，甚至有点性感的对白都在这些情书里面体现了。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包括她后来的性格，包括为什么后面吃药让她安静下来呢？她处于亢奋状态，所以她的创作，从20世纪50年代到现在，实际上整体来看，都是在一种亢奋状态下进行的创作。亢奋状态下的写作，能够天马行空，所以她的语言有一种不合规范的跳跃，而她的思路也是天马行空的一种变化。我就觉得这样一个人，在20世纪50年代能够从演员很快转到文学创作，本身就是文坛的一大幸运，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能写作的演员，中国有几个？包括后来的新凤霞。新凤霞不一样，她本身是一个文盲，到了20世纪50年代开始学认字、写字，写回忆的文章，她的文字跟黄宗英的文字相比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一个歌唱家也想写作品，让我推荐作品，我就推荐了《黄宗英自述》和《新凤霞自述》，看完之后，她说还是更喜欢黄宗英。这就说明黄宗英是一个才女。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说法，实际上她是很有才气，同时又很聪明的一个作家，她是把舞台的各种感觉、银幕的感觉和文字的感觉糅在一起，尤其是短文章，她的千字左右的文章是非常好的。哪怕到了80年代之后，她在《新民晚报》发表的那些小文章，写完之后寄给我，我整理完之后就发给《新民晚报》副刊，像这些小文章都非常精彩，一小段一小段的故事，很有味道。所以，我想我们不谈她写的人物与时代的关系，光谈她谋篇布局、起承转合和她的那种开篇和结局的跳跃性的风格，就这点从散文的写作上来说，也是值得我们欣赏和认真研究的。

〇特别是当下，我觉得黄宗英写的怎么跟今天小朋友写的那么像，跳跃性很强，动词、名词活用，这种短的句子，这种声音嗖嗖嗖早就有了。

•对，有一个跟她可以相比的人是郁风，也是一个女作家，也是画家。她的文章也漂亮，她的文章和黄宗英文章相比更多了那种书卷气和文学性，但是那种跳跃性和那种神来之笔两人很像。两个人有一个特点，都喜欢写信，信都写得又长又好，这也是女作家很大的一个特点。黄宗英与冯亦代谈恋爱的时候来往的书信，我认为就成为当代文人之间恋爱情书的经典之作，《沈从文家书》那种水准的。当然，《沈从文家书》的文学性更强更经典，但是感情的宣泄，两人之间的东西，黄宗英表现得更强烈。编选他们的情书时，《纯爱》也是琢磨了好久的一个书名。因为他们不是为了经济利益的爱情，也不是为了攀附名声的爱情。你想，黄宗英、赵丹多大的名声，冯亦代跟赵丹在文化界的影响力是不一样的。一个是著名影星；一个是翻译家、散文家，主要做外国文化的推广。所以黄宗英选择他，不是为了要找一个名声更大的。“文革”之后，她经历赵丹去世之痛，她有一段时间是一个人的，那么这段时间，一个人就会等到一个新的人物。冯亦代是杭州人，在上海碰到之后，他重新让黄宗英感到很不一样的一个人出现在面前。黄宗英对很多陌生的领域都有一种极其强烈的渴望，想介入进去。像翻译、像外国文学，这都是黄宗英过去很欠缺的。她觉得跟冯亦代聊天，给冯亦代写信，是一种快乐。到北京两个人结婚之后，快80岁的人，她还去夜校学英语，每天在练英语。我去的时候，经常看到她在学英语，不懂的就过去问一下冯亦代。两个人晚年的恋爱，我认为是她生活的一种升华，让自己更丰富。同时，她自己喜欢的东西，也是会坚决去做的，比如说她不顾一切地、不顾我们几个人的劝阻，一定要去西藏，你想70多岁的人还去西藏。去西藏之前，她的身体已经不好了，但是她就要去。黄宗英不光是学英语，她还上别的课，我去的时候看到她还做了一个课程表，上午做什么，下午做什么，都写得清清楚楚。她是一个求知欲望很强烈、学习欲望很强烈的女人。而对她这个女人来说，与有知识、有文化修养、有世界文学视野的冯亦代走到一起，也是顺理成章。冯亦代的文章主要是介绍西方文学的，文章写得都很平淡，大多是一种介绍性的文章。冯亦代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帅哥，风度翩翩。在1949年参加第一次文代会的时候，有的人在他的笔记本上题词，称他为宝玉，他其实是个很招女孩子喜欢的文人。那么，晚年的他和黄宗英走在一起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他有吸引黄宗英的地方。而黄宗英那种不顾一切的、充满着热烈词语的情书，对冯亦代来讲，也是他晚年的一个兴奋点。

1992年，我们在什刹海为冯亦代过生日，我、我爱人，还有凤子。凤子是沙博理先生的夫人，也是复旦大学30年代的学生，学生剧团很有名的演员，曹禺《雷雨》《日出》等最初几个话剧的所有女主角，都是她第一个扮演的；后来在重庆也是文艺界主要的人士之一。当时，冯亦代住在三不老胡同，凤子住在什刹海的后海那儿，两家很近。从三不老胡同走出来，有一个杭州菜馆，叫知味观。我们四个人去吃饭，吃饭的过程中，冯亦代第一次跟我们说他跟黄宗英的事情。那时候比较早知道的是北京几个人，我们和凤子、黄宗江，后来与姜德明先生也说了这个事儿。后来，他们的婚礼在西长安街三味书屋举行，当时去了不少人。几个书画家送给他俩一批字画，黄永玉、丁聪等都给他们送了字画，现场也很热闹。他们在北京的这个婚礼是当时文化界一大盛事，一件有意思的大事。

在这之后，他们在一起的生活也是很有意思的。冯亦代的房间很小，开始时他们在同一个房间里面，有两张桌子，一人用一个。后来，因为黄宗英从西藏回来之后身体不是很好，就在隔壁房间也弄了一张桌子，就各人忙自己的一摊子事，忙完之后，会找时间坐在一起聊聊天。说得开心的时候，冯亦代也哈哈一笑，他们都很快乐。我觉得他俩走在一起，最后的几年，互相之间是非常恩爱的。

我举一个例子，冯亦代突然脑出血，住在中日友好医院，我基本上每天会去一下。开始，冯亦代脑中风之后不能说话，也不能写字，那时候我们就拼命想让他说话，让他能手动。黄宗英买了一个黑板，我去买的笔，黄宗英就让冯亦代每天在黑板上写字，后来又拿毛笔让他写，教他说话，一教就是一个多小时，一个字一个字教，就像教演员说台词一样，就这样过了几个月，冯亦代开始恢复说话了。在此之前，实际上他们之间有点矛盾，黄宗英一气之下想走的，最终当然没有走。然后，冯亦代记忆也开始恢复了。我记得有一次医生去检查，问他是哪一年出生的，他说成了1957年。那是他被打成“右派”的那年。他记忆也不好，说话也不能连贯，只能说几个字，后来黄宗英坚持不懈地训练他，每天让他练，最后能顺利地说出很多话来。再过两年，冯亦代讲话已经不太行了，那个时候人都恢复了过去的样子，只会讲上海话，不会讲普通话了。这就像杨宪益喝醉酒之后，只说英语，不说中文一样的道理。

所以说，他们的晚年虽然有时吵吵闹闹，也闹过别扭，好几次闹别扭是我在中间斡旋。有时候黄宗英一气之下走了，冯亦代写封信过来，我再去帮忙斡旋在一块。因为我和他们在一起时间多了，觉得他们很好，每个人身上都有各自的缺点，但都是很有意思的人，都不是太大的事。他们两人的情书，还有人家送的东西，双方的孩子都不合适给，捐给什么地方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归宿。黄宗英说：“就放到你这儿，都给你。”我也不会说留到我这儿，先暂时有一个保存的地方。几个月前，我又去上海看她，我说你还有信在我那儿，怎么办？她说：“那怎么办，还放你那儿吧。”她还专门写了一个委托书交给我。我这个人做事情，一定要有个明确的说法，避免日后的麻烦。她所有的资料，我就收集起来分类，分得清清楚楚。来往的书信，别人写给她的信，尤其她和冯亦代之间往来的书信，包括他们两个各自给我的信，我都归在一起。我还买到她的一些旧书，因为每本书对于黄宗英来讲，都是一生写作的纪念。有些书她自己都忘了。比如说买的最早的是《和平列车在向前行》，是她从演员转为作家的第一本书，写的多是散文；还有她的第一本电影剧本。到现在90岁了她还在写。上次我去的时候，她刚好写一篇小文章，谈她生活上的一些细节。我带回来，发表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上。

○上海报纸副刊上有个她的专栏“天下都乐”，写的都是小文章。

●对，不光“天下都乐”，最早是叫“杂拌集”，就是小文章，从她童年的故事开始写起的小文章。后来返回上海以后，她还继续在写，贺小刚就给她在《新民晚报》上发表。她是闲不住的，她身体不弱的时候，你随时到医院去看她，她都在看书。这十年在医院堆了一堆的书。我每次去她都会问你有什么新书，有什么东西。她的求知欲很强烈，这和一般的作家不一样。

2008年的时候，我去看她，她坚持背唐诗宋词，还背李清照的词。与在北京的黄苗子通电话，她当场背诗，“凄凄惨惨戚戚……”。她就是这样一个追求生活质量和文化质量的人，这样的演员真是不多，所以她能够成为一个作家。同时，她也演戏、演电影电视剧，她还做纪录片，《望长城》这可是“文革”之后中国当代纪录片的一个重要代表作。60多岁了，能够把长城走一遍不容易。她是个闲不住的人，是个有创意的人，只要生命还在运动，她还会阅读，她还会想一些东西。要死就死在阅读和写作上。她不会闲着无聊的，她就是这样一个人，让人很敬佩。虽然我在北京不会常去上海看她，但会想到她，逢年过节会打个电话过去，与她讲几句话问候她。她很坚强，确实很坚强。坚强靠什么？她就靠阅读、写作和回忆来摆脱现在的孤独。

○她非常坚强。晚年写的散文，我们原来认为她是在躲避某种东西，其实她是找到一种大爱。这个社会不需要太多的伤痕文学，不需要太多负面的反思，我觉得我们现在缺少的就是小小的快乐。人生的一些乐趣，我的聪明在哪里体现，这种东西太少了。我觉得黄宗英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就自觉地在这样写，写得也让人动容。她觉得人生有意义，我为什么要这样写？

●是的，“文革”的经历，赵丹的经历，包括我编《赵丹自述》时，我也跟她做了一些访谈，都是含着血泪的叙述。虽然她过去在那个时代，是跟潮流跟得很紧的一个人，可能有不少人认为她很“左”。经过“文革”动荡之后，她对历史是有很真切的感受。所以她对巴金的《随想录》非常推崇，不仅仅是因为巴金写过好几篇有关赵丹的文章。她与巴金的关系很好，“文革”期间干校又在一起，所以她对巴金的历史反思感触很深。她写过类似文章，包括她写《星》，叙述上官云珠的悲惨故事，写得凄凄惨惨的，令人过目难忘。我觉得，进入90年代，有了这么一个晚年的婚姻之后，她对人生有了新的认识。历史永远都会有错误，而历史的错误会给很多的人带来很深的伤害，尤其是在赵丹的问题上，对她的伤害是很深的。怎么面对它？我想就像黄永玉写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他在扉页上写了三个词：爱、怜悯、感恩。哪怕是伤害过他们的人，也不是靠直截了当地揭露或者咒骂来解决的，更高的怜悯或者更高的一种责任，可能叫作包容，或者叫宽容，或者叫怜悯的一种心境。我想她也具有了怜悯之心。她一生太苦了，从十几岁许配婚姻开始，遇到了多少灾难。这样一个人，没有一颗坚强的心，没有豁达的心态和包容的心，那很难活得踏实。你读她的回忆录，很少有抱怨，更多的是一些细节的渲染，展现那个时代生活的风貌、人与人感情交往的方式。她把譬如当年夫妻之间的矛盾，或者人跟人之间的敌意，都隐到后面了，这是另外一种写作方式。当然我们不能说伤痕文学，或者揭露性的文学就不好，每个人要根据每个人的性情、根据每个人的需要，判断一个作品的高低。对于黄宗英这样的人，她经历了太多的痛苦，看到了太多的风云，多大的人物都见过，多小的人物她也亲近过。所以，人们在她面前都是普通的，无所谓上和下，而是好和坏、对和错的一种关系。什么叫洞察人生，或者领悟人生？这就叫洞察人生，所以她这种心态下写出的东西，能够很好地总结自己的一生，或者告慰自己，或者让读者也能从中感受到经历过历史灾难的人、经历过磨难的老一代人的心态是多么有意思。她的文章，我觉得还是值得我们慢慢地品味。虽然她的书不会是畅销书，但是这种书还是会有读者愿意看。

现在黄宗英还在继续写，我想她还会写出一些好的东西来，哪怕她写不出来了，我觉得也不要紧。读她的作品，就能感受她的性格。

她有这样的心态，一个根基就是充满童心。她好奇，童心是好奇的基础。她很好奇，很多新的东西她都想试，这就使她能够很坚强很乐观地走到今天，而且能够在病房里面依然关心着很多的事情。后来，言语不多了，写信少了，身体也弱。2013年，我参加巴金研讨会的的时候去看她，我觉得她的精神状态还算不错，比前两年好多了，那年她虚岁90岁，我还拍了些照片发给大家看，大家觉得她真年轻，还是挺富态的样子，很乐观的样子。我想她身边的保姆小琴也是相当好的，我借这个机会还是表达一下对小琴照顾黄宗英老师的谢意，她们有一种亲人的感觉，这个也是不容易的。黄宗英有一个特点：待人平等。现在的保姆跟了她20多年，她把她当成自己的家人一样对待。哪怕是对来照顾她的人她也是平等对待的，没有感情障碍，这点很重要。可见她这个人身上有一种博大的爱。

○非常好，谢谢你。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到底是年纪不一样，我们前面采访的人都很苦情，他们都会掉眼泪，黄宗英很多的特点从你的嘴巴里讲出来，我就觉得很有兴趣，她可能不希望别人这样讲她。

●对，不想哭哭啼啼讲她。

○如果没碰到您，我们的节目就会往悲壮的调子走了。

●她是很乐观的。我觉得要表现她的那种爱，那种乐观，那种人生历经苦难之后的大彻大悟，或者叫作荣辱不惊的那种状态，这种状态一般人达不到。黄宗英了不起的地方就在这儿，她真是什么都见过的，什么都经历过的人，来什么事情对她都无所谓。我觉得这是她了不起的地方。

对于黄宗英来讲，苦难是有的，她都经历过。巴金也是，巴金受的苦难也不少。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挨批判，“文革”期间开批斗会，在文化广场开批斗会，还是当时唯一的上海电视台现场直播的；而且很多他过去培养的作家，“文革”时候写文章批判他。但是“文革”之后，巴金写的《随想录》里面，没有点过任何一个直接批判过他的人名，从来不谈别人，都是谈自己，反省自己。因为“文革”的发生，他认为他们这代人每个人都有责任，与众不同的境界就在这儿。伤痕不在于只说打你的人，而要讲伤痕怎么形成的，人心怎么变坏的，包括自己怎么受屈辱的、被扭曲的。我觉得黄宗英也是如此，她这一点受巴金的影响很大。所以她写赵丹主要的不是控诉，是一种对人性的理解、对人性的挖掘和对这个人命运的感慨，这才是最重要的。

在苦难的情况下，我们每个人应该怎么处理？实际上，我们大家都经历过苦，但是经历了苦之后，对这个苦的判断、感悟，是人生的另外一种境界了。一般人达不到，但是黄宗英能正视这种苦难。如果知道一些事情的话，她会难过，但是她会很快走出来，走出来就是靠写作。好多苦难她都承受过，对她来说没什么了不起的，所以，说黄宗英与众不同是体现在这个地方。

每个人都有很艰难的事情，但是你仔细琢磨，哪个时代哪个年代没有艰难的事情呢？哪个人哪个家庭都那么顺呢？都一样的，千百年都一样，中外都一样，那么就看每个人的定力和心态。这是最重要的，没什么了不起的，该挺过来就挺过来，挺不过来你就挺不过来了。就这样。能挺过来的人，一定有特殊的地方。黄宗英特殊的地方，就在于永远对新的东西充满好奇。只有对新的东西充满着好奇的人，才不会永远沉浸在过去的痛苦之中。新的好奇会让她化解过去的东西，而且也能给现在的读者带来新的东西。我认为她的好多小文章，年轻人都可以看，可以弄成微信文字做推广，那些短文章非常好的。我现在实在没时间，不然，我都想把她的小文章弄成一段段的文字往外推，让大家知道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是怎么想的。她在90岁的时候再看童年，包括婚姻的那种惨状，她又是以什么心态在叙述。现在的“80后”“90后”遇到的一些事情又算什么呢？我觉得拍摄黄宗英的这个专题片，能够把一个老人历经苦难之后，晚年以这样一种创作姿态、这样一种对生活的感悟，提供给现在的年轻人看，可能会有一个对接点，对现在的年轻人会有启发。包括我们过去拍的《蜗居》，就说现在怎么样苦，其实我们这一代，包括过去的老上海人，哪一家不是蜗居呢？每一代有每一代的苦难和痛苦。痛苦都是走过来的。一个人的人生，永远不会有那么顺利的东西给你的，就靠你自己。黄宗英就靠她自己，用各种方式走到现在。

（根据2014年李辉与上海东方电视台《黄宗英》专题片导演方雨桦的对话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