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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黄宗英—与友人漫谈

纯爱:冯亦代黄宗英情书 作者:冯亦代,黄宗英 著


我眼中的黄宗英—与友人漫谈

李辉

冯亦代、黄宗英结婚照

在山上还是一员健将

〇想先请你谈谈她的写作。

•认识黄宗英老师之前就读过她的作品,当时主要读她的报告文学,后来我又买了她早期的一些诗歌、散文。她是一个演员,他们家里人的性格很像,包括她和黄宗江的文风都很接近。黄宗江的文字也是跳跃性很强,也是不着边际,好像是一把豆子撒得到处都是,但是还能收回来,黄宗英也是这个特点。演艺人家出身的她,有一种舞台感,她演电影、演话剧,有这种舞台上的蒙太奇的跳跃性,剪辑和文字就打通了,这是她的一大特点。另外,她是一个才女型的作家,别看她很早就从事演员工作,没有受过正式的科班教育,但是她从小阅读的东西很多,很爱学习。晚年以后,到了北京,她还天天去上函授大学,还学英语。她一生都在学习。她读了很多的作品,一个人的修养是由人生经验和文学的体验构成的。所以和同时代的女作家相比,黄宗英是非常有个性的。这种个性和政治也有关系,她是很敏感的,政治主题抓得也很紧,但是在写作过程中,就和别人不同。比如说她选的人物是不一样的,20世纪70年代末,写科学家成为一个热潮,徐迟写了《哥德巴赫猜想》,后来写了植物学家等这样一些人物;黄宗英也写科学家,但是她选的是与生态环境有关的团队,比如说《小木屋》,不只是写徐凤翔一个人,实际上是写一个团队。在她晚年长达20年的时间里,《小木屋》一直是她创作的一个支撑点。在跟冯亦代结婚之后,她还最后一次进西藏,大家都劝她不要去,但是她还是坚决要去。第一她想拍纪录片,第二还想继续写《小木屋》。她把文学真是当成她的生命,所以投入地去想各种各样的题目。

〇您说得很对,因为她跟冯亦代结婚是1993年10月份,她1994年的5月又去西藏了。太不可思议了,70岁的年龄。徐迟也拖着不让她去。

•我们都劝她了,因为她本身身体也不是太好,所以那次去西藏回来之后,她的身体就彻底垮了。黄宗英的性格是与众不同的,她想到的事情,是一定要去做的,就像她的黄昏恋一样,她想到了冯亦代,两人就较上劲,就要追到手,两人就能够沟通,最后真的走到一起。走到一起是完成她晚年爱情的过程。婚姻对他们来讲,在一起生活并不是首要的,就像前面我们聊过的一样,是晚年这种感情的寄托和宣泄,所以他们写情书的过程,实际上是文学写作的过程。而且因为隐私性很强,并不想让别人知道,所以能讲出很多很精妙的句子,甚至老人的那种谈恋爱时候的萌动,甚至有点性感的对白都在这些情书里面体现了。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包括她后来的性格,包括为什么后面吃药让她安静下来呢?她处于亢奋状态,所以她的创作,从20世纪50年代到现在,实际上整体来看,都是在一种亢奋状态下进行的创作。亢奋状态下的写作,能够天马行空,所以她的语言有一种不合规范的跳跃,而她的思路也是天马行空的一种变化。我就觉得这样一个人,在20世纪50年代能够从演员很快转到文学创作,本身就是文坛的一大幸运,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能写作的演员,中国有几个?包括后来的新凤霞。新凤霞不一样,她本身是一个文盲,到了20世纪50年代开始学认字、写字,写回忆的文章,她的文字跟黄宗英的文字相比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一个歌唱家也想写作品,让我推荐作品,我就推荐了《黄宗英自述》和《新凤霞自述》,看完之后,她说还是更喜欢黄宗英。这就说明黄宗英是一个才女。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说法,实际上她是很有才气,同时又很聪明的一个作家,她是把舞台的各种感觉、银幕的感觉和文字的感觉糅在一起,尤其是短文章,她的千字左右的文章是非常好的。哪怕到了80年代之后,她在《新民晚报》发表的那些小文章,写完之后寄给我,我整理完之后就发给《新民晚报》副刊,像这些小文章都非常精彩,一小段一小段的故事,很有味道。所以,我想我们不谈她写的人物与时代的关系,光谈她谋篇布局、起承转合和她的那种开篇和结局的跳跃性的风格,就这点从散文的写作上来说,也是值得我们欣赏和认真研究的。

〇特别是当下,我觉得黄宗英写的怎么跟今天小朋友写的那么像,跳跃性很强,动词、名词活用,这种短的句子,这种声音嗖嗖嗖早就有了。

•对,有一个跟她可以相比的人是郁风,也是一个女作家,也是画家。她的文章也漂亮,她的文章和黄宗英文章相比更多了那种书卷气和文学性,但是那种跳跃性和那种神来之笔两人很像。两个人有一个特点,都喜欢写信,信都写得又长又好,这也是女作家很大的一个特点。黄宗英与冯亦代谈恋爱的时候来往的书信,我认为就成为当代文人之间恋爱情书的经典之作,《沈从文家书》那种水准的。当然,《沈从文家书》的文学性更强更经典,但是感情的宣泄,两人之间的东西,黄宗英表现得更强烈。编选他们的情书时,《纯爱》也是琢磨了好久的一个书名。因为他们不是为了经济利益的爱情,也不是为了攀附名声的爱情。你想,黄宗英、赵丹多大的名声,冯亦代跟赵丹在文化界的影响力是不一样的。一个是著名影星;一个是翻译家、散文家,主要做外国文化的推广。所以黄宗英选择他,不是为了要找一个名声更大的。“文革”之后,她经历赵丹去世之痛,她有一段时间是一个人的,那么这段时间,一个人就会等到一个新的人物。冯亦代是杭州人,在上海碰到之后,他重新让黄宗英感到很不一样的一个人出现在面前。黄宗英对很多陌生的领域都有一种极其强烈的渴望,想介入进去。像翻译、像外国文学,这都是黄宗英过去很欠缺的。她觉得跟冯亦代聊天,给冯亦代写信,是一种快乐。到北京两个人结婚之后,快80岁的人,她还去夜校学英语,每天在练英语。我去的时候,经常看到她在学英语,不懂的就过去问一下冯亦代。两个人晚年的恋爱,我认为是她生活的一种升华,让自己更丰富。同时,她自己喜欢的东西,也是会坚决去做的,比如说她不顾一切地、不顾我们几个人的劝阻,一定要去西藏,你想70多岁的人还去西藏。去西藏之前,她的身体已经不好了,但是她就要去。黄宗英不光是学英语,她还上别的课,我去的时候看到她还做了一个课程表,上午做什么,下午做什么,都写得清清楚楚。她是一个求知欲望很强烈、学习欲望很强烈的女人。而对她这个女人来说,与有知识、有文化修养、有世界文学视野的冯亦代走到一起,也是顺理成章。冯亦代的文章主要是介绍西方文学的,文章写得都很平淡,大多是一种介绍性的文章。冯亦代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帅哥,风度翩翩。在1949年参加第一次文代会的时候,有的人在他的笔记本上题词,称他为宝玉,他其实是个很招女孩子喜欢的文人。那么,晚年的他和黄宗英走在一起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他有吸引黄宗英的地方。而黄宗英那种不顾一切的、充满着热烈词语的情书,对冯亦代来讲,也是他晚年的一个兴奋点。

1992年,我们在什刹海为冯亦代过生日,我、我爱人,还有凤子。凤子是沙博理先生的夫人,也是复旦大学30年代的学生,学生剧团很有名的演员,曹禺《雷雨》《日出》等最初几个话剧的所有女主角,都是她第一个扮演的;后来在重庆也是文艺界主要的人士之一。当时,冯亦代住在三不老胡同,凤子住在什刹海的后海那儿,两家很近。从三不老胡同走出来,有一个杭州菜馆,叫知味观。我们四个人去吃饭,吃饭的过程中,冯亦代第一次跟我们说他跟黄宗英的事情。那时候比较早知道的是北京几个人,我们和凤子、黄宗江,后来与姜德明先生也说了这个事儿。后来,他们的婚礼在西长安街三味书屋举行,当时去了不少人。几个书画家送给他俩一批字画,黄永玉、丁聪等都给他们送了字画,现场也很热闹。他们在北京的这个婚礼是当时文化界一大盛事,一件有意思的大事。

在这之后,他们在一起的生活也是很有意思的。冯亦代的房间很小,开始时他们在同一个房间里面,有两张桌子,一人用一个。后来,因为黄宗英从西藏回来之后身体不是很好,就在隔壁房间也弄了一张桌子,就各人忙自己的一摊子事,忙完之后,会找时间坐在一起聊聊天。说得开心的时候,冯亦代也哈哈一笑,他们都很快乐。我觉得他俩走在一起,最后的几年,互相之间是非常恩爱的。

我举一个例子,冯亦代突然脑出血,住在中日友好医院,我基本上每天会去一下。开始,冯亦代脑中风之后不能说话,也不能写字,那时候我们就拼命想让他说话,让他能手动。黄宗英买了一个黑板,我去买的笔,黄宗英就让冯亦代每天在黑板上写字,后来又拿毛笔让他写,教他说话,一教就是一个多小时,一个字一个字教,就像教演员说台词一样,就这样过了几个月,冯亦代开始恢复说话了。在此之前,实际上他们之间有点矛盾,黄宗英一气之下想走的,最终当然没有走。然后,冯亦代记忆也开始恢复了。我记得有一次医生去检查,问他是哪一年出生的,他说成了1957年。那是他被打成“右派”的那年。他记忆也不好,说话也不能连贯,只能说几个字,后来黄宗英坚持不懈地训练他,每天让他练,最后能顺利地说出很多话来。再过两年,冯亦代讲话已经不太行了,那个时候人都恢复了过去的样子,只会讲上海话,不会讲普通话了。这就像杨宪益喝醉酒之后,只说英语,不说中文一样的道理。

所以说,他们的晚年虽然有时吵吵闹闹,也闹过别扭,好几次闹别扭是我在中间斡旋。有时候黄宗英一气之下走了,冯亦代写封信过来,我再去帮忙斡旋在一块。因为我和他们在一起时间多了,觉得他们很好,每个人身上都有各自的缺点,但都是很有意思的人,都不是太大的事。他们两人的情书,还有人家送的东西,双方的孩子都不合适给,捐给什么地方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归宿。黄宗英说:“就放到你这儿,都给你。”我也不会说留到我这儿,先暂时有一个保存的地方。几个月前,我又去上海看她,我说你还有信在我那儿,怎么办?她说:“那怎么办,还放你那儿吧。”她还专门写了一个委托书交给我。我这个人做事情,一定要有个明确的说法,避免日后的麻烦。她所有的资料,我就收集起来分类,分得清清楚楚。来往的书信,别人写给她的信,尤其她和冯亦代之间往来的书信,包括他们两个各自给我的信,我都归在一起。我还买到她的一些旧书,因为每本书对于黄宗英来讲,都是一生写作的纪念。有些书她自己都忘了。比如说买的最早的是《和平列车在向前行》,是她从演员转为作家的第一本书,写的多是散文;还有她的第一本电影剧本。到现在90岁了她还在写。上次我去的时候,她刚好写一篇小文章,谈她生活上的一些细节。我带回来,发表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上。

○上海报纸副刊上有个她的专栏“天下都乐”,写的都是小文章。

●对,不光“天下都乐”,最早是叫“杂拌集”,就是小文章,从她童年的故事开始写起的小文章。后来返回上海以后,她还继续在写,贺小刚就给她在《新民晚报》上发表。她是闲不住的,她身体不弱的时候,你随时到医院去看她,她都在看书。这十年在医院堆了一堆的书。我每次去她都会问你有什么新书,有什么东西。她的求知欲很强烈,这和一般的作家不一样。

2008年的时候,我去看她,她坚持背唐诗宋词,还背李清照的词。与在北京的黄苗子通电话,她当场背诗,“凄凄惨惨戚戚……”。她就是这样一个追求生活质量和文化质量的人,这样的演员真是不多,所以她能够成为一个作家。同时,她也演戏、演电影电视剧,她还做纪录片,《望长城》这可是“文革”之后中国当代纪录片的一个重要代表作。60多岁了,能够把长城走一遍不容易。她是个闲不住的人,是个有创意的人,只要生命还在运动,她还会阅读,她还会想一些东西。要死就死在阅读和写作上。她不会闲着无聊的,她就是这样一个人,让人很敬佩。虽然我在北京不会常去上海看她,但会想到她,逢年过节会打个电话过去,与她讲几句话问候她。她很坚强,确实很坚强。坚强靠什么?她就靠阅读、写作和回忆来摆脱现在的孤独。

○她非常坚强。晚年写的散文,我们原来认为她是在躲避某种东西,其实她是找到一种大爱。这个社会不需要太多的伤痕文学,不需要太多负面的反思,我觉得我们现在缺少的就是小小的快乐。人生的一些乐趣,我的聪明在哪里体现,这种东西太少了。我觉得黄宗英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就自觉地在这样写,写得也让人动容。她觉得人生有意义,我为什么要这样写?

●是的,“文革”的经历,赵丹的经历,包括我编《赵丹自述》时,我也跟她做了一些访谈,都是含着血泪的叙述。虽然她过去在那个时代,是跟潮流跟得很紧的一个人,可能有不少人认为她很“左”。经过“文革”动荡之后,她对历史是有很真切的感受。所以她对巴金的《随想录》非常推崇,不仅仅是因为巴金写过好几篇有关赵丹的文章。她与巴金的关系很好,“文革”期间干校又在一起,所以她对巴金的历史反思感触很深。她写过类似文章,包括她写《星》,叙述上官云珠的悲惨故事,写得凄凄惨惨的,令人过目难忘。我觉得,进入90年代,有了这么一个晚年的婚姻之后,她对人生有了新的认识。历史永远都会有错误,而历史的错误会给很多的人带来很深的伤害,尤其是在赵丹的问题上,对她的伤害是很深的。怎么面对它?我想就像黄永玉写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他在扉页上写了三个词:爱、怜悯、感恩。哪怕是伤害过他们的人,也不是靠直截了当地揭露或者咒骂来解决的,更高的怜悯或者更高的一种责任,可能叫作包容,或者叫宽容,或者叫怜悯的一种心境。我想她也具有了怜悯之心。她一生太苦了,从十几岁许配婚姻开始,遇到了多少灾难。这样一个人,没有一颗坚强的心,没有豁达的心态和包容的心,那很难活得踏实。你读她的回忆录,很少有抱怨,更多的是一些细节的渲染,展现那个时代生活的风貌、人与人感情交往的方式。她把譬如当年夫妻之间的矛盾,或者人跟人之间的敌意,都隐到后面了,这是另外一种写作方式。当然我们不能说伤痕文学,或者揭露性的文学就不好,每个人要根据每个人的性情、根据每个人的需要,判断一个作品的高低。对于黄宗英这样的人,她经历了太多的痛苦,看到了太多的风云,多大的人物都见过,多小的人物她也亲近过。所以,人们在她面前都是普通的,无所谓上和下,而是好和坏、对和错的一种关系。什么叫洞察人生,或者领悟人生?这就叫洞察人生,所以她这种心态下写出的东西,能够很好地总结自己的一生,或者告慰自己,或者让读者也能从中感受到经历过历史灾难的人、经历过磨难的老一代人的心态是多么有意思。她的文章,我觉得还是值得我们慢慢地品味。虽然她的书不会是畅销书,但是这种书还是会有读者愿意看。

现在黄宗英还在继续写,我想她还会写出一些好的东西来,哪怕她写不出来了,我觉得也不要紧。读她的作品,就能感受她的性格。

她有这样的心态,一个根基就是充满童心。她好奇,童心是好奇的基础。她很好奇,很多新的东西她都想试,这就使她能够很坚强很乐观地走到今天,而且能够在病房里面依然关心着很多的事情。后来,言语不多了,写信少了,身体也弱。2013年,我参加巴金研讨会的的时候去看她,我觉得她的精神状态还算不错,比前两年好多了,那年她虚岁90岁,我还拍了些照片发给大家看,大家觉得她真年轻,还是挺富态的样子,很乐观的样子。我想她身边的保姆小琴也是相当好的,我借这个机会还是表达一下对小琴照顾黄宗英老师的谢意,她们有一种亲人的感觉,这个也是不容易的。黄宗英有一个特点:待人平等。现在的保姆跟了她20多年,她把她当成自己的家人一样对待。哪怕是对来照顾她的人她也是平等对待的,没有感情障碍,这点很重要。可见她这个人身上有一种博大的爱。

○非常好,谢谢你。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到底是年纪不一样,我们前面采访的人都很苦情,他们都会掉眼泪,黄宗英很多的特点从你的嘴巴里讲出来,我就觉得很有兴趣,她可能不希望别人这样讲她。

●对,不想哭哭啼啼讲她。

○如果没碰到您,我们的节目就会往悲壮的调子走了。

●她是很乐观的。我觉得要表现她的那种爱,那种乐观,那种人生历经苦难之后的大彻大悟,或者叫作荣辱不惊的那种状态,这种状态一般人达不到。黄宗英了不起的地方就在这儿,她真是什么都见过的,什么都经历过的人,来什么事情对她都无所谓。我觉得这是她了不起的地方。

对于黄宗英来讲,苦难是有的,她都经历过。巴金也是,巴金受的苦难也不少。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挨批判,“文革”期间开批斗会,在文化广场开批斗会,还是当时唯一的上海电视台现场直播的;而且很多他过去培养的作家,“文革”时候写文章批判他。但是“文革”之后,巴金写的《随想录》里面,没有点过任何一个直接批判过他的人名,从来不谈别人,都是谈自己,反省自己。因为“文革”的发生,他认为他们这代人每个人都有责任,与众不同的境界就在这儿。伤痕不在于只说打你的人,而要讲伤痕怎么形成的,人心怎么变坏的,包括自己怎么受屈辱的、被扭曲的。我觉得黄宗英也是如此,她这一点受巴金的影响很大。所以她写赵丹主要的不是控诉,是一种对人性的理解、对人性的挖掘和对这个人命运的感慨,这才是最重要的。

在苦难的情况下,我们每个人应该怎么处理?实际上,我们大家都经历过苦,但是经历了苦之后,对这个苦的判断、感悟,是人生的另外一种境界了。一般人达不到,但是黄宗英能正视这种苦难。如果知道一些事情的话,她会难过,但是她会很快走出来,走出来就是靠写作。好多苦难她都承受过,对她来说没什么了不起的,所以,说黄宗英与众不同是体现在这个地方。

每个人都有很艰难的事情,但是你仔细琢磨,哪个时代哪个年代没有艰难的事情呢?哪个人哪个家庭都那么顺呢?都一样的,千百年都一样,中外都一样,那么就看每个人的定力和心态。这是最重要的,没什么了不起的,该挺过来就挺过来,挺不过来你就挺不过来了。就这样。能挺过来的人,一定有特殊的地方。黄宗英特殊的地方,就在于永远对新的东西充满好奇。只有对新的东西充满着好奇的人,才不会永远沉浸在过去的痛苦之中。新的好奇会让她化解过去的东西,而且也能给现在的读者带来新的东西。我认为她的好多小文章,年轻人都可以看,可以弄成微信文字做推广,那些短文章非常好的。我现在实在没时间,不然,我都想把她的小文章弄成一段段的文字往外推,让大家知道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是怎么想的。她在90岁的时候再看童年,包括婚姻的那种惨状,她又是以什么心态在叙述。现在的“80后”“90后”遇到的一些事情又算什么呢?我觉得拍摄黄宗英的这个专题片,能够把一个老人历经苦难之后,晚年以这样一种创作姿态、这样一种对生活的感悟,提供给现在的年轻人看,可能会有一个对接点,对现在的年轻人会有启发。包括我们过去拍的《蜗居》,就说现在怎么样苦,其实我们这一代,包括过去的老上海人,哪一家不是蜗居呢?每一代有每一代的苦难和痛苦。痛苦都是走过来的。一个人的人生,永远不会有那么顺利的东西给你的,就靠你自己。黄宗英就靠她自己,用各种方式走到现在。

(根据2014年李辉与上海东方电视台《黄宗英》专题片导演方雨桦的对话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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