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1957年至1966年

我入学了

几天内我认识了“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等字。

语文书页除了带拼音的字，还配有彩图——分别是毛主席标准像、天安门城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中国共产党党旗。

我们的语文老师是三十几岁的已婚女性，一直将我们教到三年级，小学二年级时，我从同学口中知道了她的丈夫是区教育局的干部。

在第一堂语文课上，她教导我们要“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

实际上我们无法理解我们小小年纪怎么就是个“翻身”的人了，也不明白“幸福”和“享福”有什么不同。我们的智商都差不多，但老师似乎没看出我们的困惑。

在后几堂课上，老师才解惑，她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我们过的将是很悲惨的生活，挨饿，受冻，全家没房子住，更不会幸运地成为小学生……

我回家后，问母亲：“新中国真的比从前的中国好吗？”

母亲大为吃惊。

我遂将老师的话学着说了一遍，母亲给出了肯定的回答：“那当然，不止好一星半点儿，你们老师说得对，你要永远记住！”

母亲的话我当然相信，从此有了以前不曾有过的幸福感觉。后边的课文不是口号了，属于看图识字，如：

工人做工；农民种地。

马拉车；牛耕田。

前边一群羊；后边两条狗。

老爷爷乘凉；老奶奶喂鸡。

最有故事性的课文内容是——乌龟、牛、马、大雁和鹤共同拉一辆车，龟往河边爬，牛、马各向左右使劲，而大雁和鹤要将车带到天上去……

这篇课文的教化意图是鲜明的——目的相同，方向就必须一致。

以后几篇谜语性课文我们都很喜欢：

麻屋子，红帐子，里边住着个白胖子。

红口袋，绿口袋，有人怕，有人爱。

兄弟七八个，围着柱子坐。

大家一分家，衣服就扯破。

谜语无须同学们猜，有配图。但同学们领略到了比喻的智慧，居然引起了多日互猜谜语的风气。

到一年级下学期，课文内容丰富多了——《狼和山羊》《狗、公鸡和狐狸》《狐狸和乌鸦》《狼来了》等课文，都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同样教化意图显明，但《狼来了》给我们以较深的思想触动——因为几乎每一个孩子都可能面临撒谎的诱因，有时确乎仅仅出于恶作剧心理。

到了二三年级，课文内容更加丰富，故事性也更强了，如《金银山》《猎人海力布》《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写给爷爷的信》；还有中国古代寓言与伊索寓言——“杯弓蛇影”“掩耳盗铃”“缘木求鱼”“风声鹤唳”“此地无银三百两”等成语典故，已每每被我们挂在嘴边了，我们真的渐渐被文化所“化”了。

如今回忆起来，我不禁产生这样的感慨——编成好的小学语文课本，非易事也，实乃功德无量。其不易在于，既要循着笔画由少到多、字义词义由浅到深的过程，又要考虑到古今中外之课文比例；既要纳入政治教化，又要兼顾基本品德熏陶；既要具有孩子们理应接受的道理，又要体现知识性、趣味性——得经过多少次比较、掂量、讨论才能确定呀！

从前的蒙学语文教材之编写倒相对省事些，如《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实际上《弟子规》非识字课本，而是少年道德操行守则；《千字文》也不是单纯的识字课本，具有叙史的特点；《三字经》的识字规律显然，其与自然常识、生活常识、文艺常识、历史常识及德育在先的宗旨组合，集大成而又广阔有序，比“上大人、孔乙己”那一种单纯以教字为主的课本，确有经典性——尽管站在现代来看，存错谬之处。

而新中国成立后的教材编写，是集体行为，不但须讨论、研究，还须审批，因而具有国家行为的特点。现在，全世界的教材基本都是国家行为的产物了，像《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那种个人编写的教材，几乎可归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我觉得，喜欢学中文的外国人，都应当读读《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对于了解中国从古代到近代的历史脉络，了解中国人的人性观，了解中国人的道德理论，如同扼要的说明书。

但我在文化上并不是尚古之人。

我小时候听母亲讲到过《三字经》，也只不过听她说过“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几句，后边的她背不出了。

我决定自己找来看，是2002年我调到北京语言大学以后的事。那时“北语”全称是“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我自感对于本国传统文化所知甚少，心虚，于是自我补课。

正因为我在文化上并不尚古，回忆起来，觉得我小学至中学的语文课本，应该说也是编得很好的课本，绝不比民国时期的任何一种语文课本差。

某些文化界的朋友，对民国时期的蒙学语文课本格外欣赏，与我小学一年级所学的语文课本中的“三万岁”有关；他们实际上不认同那一种教材现象。

我也不认同。

我觉得，“三万岁”远不及《三字经》开篇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有文化，人理恒久；与《千字文》开篇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相比，更是“稍逊风骚”了！

《千字文》的开篇那是何等宏大之气派！

待到1968年以后的小学生所读的语文课本，就更不成样子了，几乎整本页页都是黑体大字的“最高指示”，内容又几乎全是宣扬阶级斗争常态化思想的；连算术课本也加入了不少“最高指示”。

所以，若是一个60后、70后的中国人，后来见到了民国时期的小学语文课本，并不表现出喜欢，那不是咄咄怪事了吗？不是白活了吗？

而我要指出的是，倘不论由于时代因素而加入小学一年级课本的“三万岁”，我们所学过的语文课本，其实也挺好。

故我要郑重写下“感激了”三个字，对当年那些教材的编者，由而心怀敬意。

让我的笔再收回来——1957年，八岁的我上小学一年级时，中国发生了那场后来使许多人欲说还休，欲休还说的政治运动。

“除四害，讲卫生”给我留下过较深印象，每一次回忆，某些情形历历在目。

“扫盲”给我留下的记忆片段更深，因为母亲有一个时期每晚去上夜校。

“全民大炼钢铁”我也能谈出些记忆，是我将家里的一口裂底锅捐到收铁站去的，母亲知道后及时要了回来，她认为等修锅匠出现了锔一锔还能用。

但对1957年那场政治运动，我毫无直接记忆。

这乃因为，不论我们那个院，还是我们那条街——推而广知，在我们那个以庶民百姓为人口主体的区域，没听说谁家出了“右派”。或竟也有，但必定产生于知识分子人家。我们那个区域从没住过够得上“大”的知识分子；他们普遍住在市中心的街上。也少有小知识分子人家，比如家长是小学老师那类人家，他们也宁愿多花些钱住在离市中心近的地方。我们那个区域是有几户中等知识分子人家的，如中学校长、出版社报社的老编辑，他们大抵住的是独门独院——较小的独门独院，早年买下的而不是后来租下的。他们基本不与邻居和街坊来往，如果他们中有谁被打成“右派”了，街道干部不宣布，他们自己不广而告之，知者甚少。

我们那个区域住的基本上是建筑工人、各处货场的搬运工人、砖厂工人、公私合营前后某些小加工厂的工人以及拉脚的、摆摊的、开小杂货铺的形形色色个体劳动者之家。这些人家少有订报的，在1957年，没听说谁家有了收音机。

所以，尽管北京电闪雷鸣，在黑龙江省，在哈尔滨市，在我们那个区域，平静如常，若无其事。

我对于那场运动，头脑中只保留了一点儿微不足道的记忆——某日父亲下班后面有余怒，从不沾酒的父亲还让我去打了二两酒。他喝闷酒时，母亲追问，他才说，他们工地接收了一名二十几岁的女大学生，要求工人监督她劳动改造。有的工人成心往她挑砖的篮子里加太多的砖，她挑不起来，蹲在担子旁哭，那几个工人还看着笑。身为班长的父亲批评了他们几句，他们居然冲父亲“劲儿劲儿”的，差点儿动起手来，过后领导批评父亲政治立场“不对头”，父亲自然不服，所以悻然……

因为与父亲有关，我头脑中才保留了这么一点儿记忆。后来所能联想到的，也只有那么一件事。

黑龙江省在以后的几年里，从工农业生产到教育、文化文艺事业，却进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时期，可以“黄金岁月”言之。

锅炉厂、电机厂、汽轮机厂——“三大动力”工厂在远离城市的地方开始兴建了，那是国家级的工业项目。在市内，列车车辆厂、轴承厂、量具刃具厂、拖拉机制造厂等代表当时国家先进工业水平的工厂，先后投产。亚麻厂和化工研究所、化工厂也在快马加鞭地筹建之中。亚麻厂生产的亚麻布，主要是为配合军备生产，非为民用；生产坦克的“哈一机”也将在哈尔滨落户。

在农业方面，“北大荒”广袤的黑土地上出现了几十个较大的农场，第一批十万转业官兵已在“北大荒”进行垦荒，并于次年收获了粮食。

煤、木材源源不断地从黑龙江省运往全国各地，保障着其他省的需求。

在教育方面，短短的几年里，“哈工大”“哈军工”两所后来的全国名校相继扩建并落成；东北林业大学、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师范学院、黑龙江商学院等省重点大学也已进入了教学稳定期——当年东北林业大学的首任校长是七级高干，与省领导同级，在全国亦属不多的现象，足见黑龙江省当年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而黑龙江大学的俄语系，不但在全国高校中口碑第一，还聘任了苏联的几位教授。至于商学院——那时全国就没几所名为商学院的大学。

并且，哈尔滨市的中学快速增加了，已经有三中、六中、一中、十八中四所重点中学了，“三、六、一、十八”成为小学和中学生竞考的学校。

不知是否也属于全国性的统一指示，哈尔滨市要求校校有图书室，小学也不例外。进一步推行为，班班要有图书角——总而言之，对一切学生提出了课外阅读量最低限度的要求。于是从学校到工厂，形成了以少年和青年为主体的读书热；青年喜欢读书的程度实际上比少年还高。

农业的发展保障了人们不饿肚子；工业的发展增加了就业岗位——又于是，人们对文化、文艺的要求迫切了。

哈尔滨便有了工人文化宫、青年宫、少年宫；不但市里有了，某些区也有了；市、区重点体育场馆、图书馆相继出现。

哈尔滨话剧院、哈尔滨歌剧院、黑龙江省京剧院、黑龙江省龙江剧院也都挂牌了。

老公园焕发了新面貌；新公园陆续接待游客。哈尔滨有动物园了，园内的东北虎、东北豹和熊、狼、驯鹿、马鹿、梅花鹿、猞猁、狐等动物，比北京动物园里的动物更大，野性更足。

1957年的特大洪水过后，松花江畔不但留下了防洪纪念塔，还从此有了美丽的江畔公园（后更名为“斯大林公园”），成为哈尔滨重要的风景名片。

对于1957年的防洪我有印象——我父亲在外地没能参加，我母亲在家里完成了编十几只草袋子的义务，因而分到了两罐水果罐头，盖上印有俄文，苏联援助的。

现在回想起来，哈尔滨人当年没多么起劲地“反右”，与发生那么大的洪水有很直接的关系——城市都被淹了，市区都可以划船了，哪儿有精力“反右”呢？

也与省领导们的思维有一定关系——在后来的“文革”中，大字报揭发：某主要省领导曾私下里说过，我们不必跟得太紧，现在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重要时期，人才宝贵。“右派”都是有不同才华的人，错误言论不过是言论，又不是行动，应以批评教育为主，该用还得用，能团结就不要以敌视的眼光看他们……

当年的省市领导无疑有一种共识，即要使黑龙江省成为富裕之省，要使哈尔滨这座从前被比作“东方小巴黎”“小莫斯科”的省会城市，真的成为“天鹅项下的明珠”。

按照这样的共识，哈尔滨市的建设和发展，差不多是以莫斯科为样板的。教育、文化、文艺的发展，苏联色彩甚浓。重点大学、重点学科的教材，是从苏联照搬的；俄语成为初中、高中主科；报刊上经常登载宣传苏联各方面发展成就和人民生活福祉的文章，某些初中生、高中生自发地与苏联的初高中生们建立通信关系，互相介绍各自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好形势。

当我小学五年级时，已经是1961年了。

这一年，中国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究竟始于哪一年，并无统一说法。有的省发生于前一年，有的省发生于后一年。“三年”也是大致的说法，有的省也许只经历了两年半，有的省也许经历了三四年。

我从1960年起就开始挨饿了，那一年挨饿的记忆最深。1961年我家因工厂建厂房占地，从“安字片”搬到了“光字片”。“光字片”离市区远了，乘两站车就到城市边了，再往前没公交车了，有农村了，“光字片”的街道依次是光仁街、光义街、光礼街、光智街、光信街，连起来恰是“仁义礼智信”。“批林批孔”时，这些街名也没人提出必须改，至今老街貌已无踪迹，仍叫那些街名。但这并不意味着“文革”时期的“极左”分子有什么忌惮，而是因为那一小片街区的居民更加底层，文盲多之，绝大多数居民，根本没将仁、义、礼、智、信连起来过。即使有谁连起来过，大约也不知与孔子有关。

在我记忆中，我们班也有图书角，由一名女生负责管理。我对图书角已不感兴趣。实际上图书角并没有什么书，有的只是过期的《儿童时代》《少年文艺》及《小虎子的故事》《三毛流浪记》等有限的漫画集。

离开我家，跨过一条笔直的叫新阳路的马路，便属于另一片居民区了。其中一条街叫建国街，它的尽头有商店、饭店、理发店、医院、邮局——以今天的眼光看来，皆老旧得有碍观瞻。但在当年，却算是“商圈”。

我每月都要去往那里几次——理发，为家里买东西，寄哥哥写给父亲的家信或取回父亲汇给家里的生活费。

一路经过两处小人书铺，在邮局旁还有两处。之所以会有较多的小人书铺，乃因民宅稀疏，空地不少，傍着谁家山墙盖起一间简陋的土坯小屋，就可以“开张”了。也不用挂牌，将小人书皮扯下，粘成几串，往窗内一挂就是幌子。还因为，据我所知，当年开小人书铺是免税的。这也足见，哈尔滨市在饥饿的年代，对少年们（进入小人书铺的青年极少）的阅读渴望是体恤在心的。

开小人书铺那点收入也算是收入吗？

这要看怎么比了。

当年卖冰棍的卖一支三分钱的冰棍才挣七厘钱，卖一支五分钱的奶油冰棍挣九厘钱。而一个孩子坐在小人书铺里看一本小人书，平均下来是两分钱。有了几分钱宁肯看小人书而不买冰棍吃的孩子自然是少数。

但如果一处小人书铺每天平均的租看率是五十次，那么每天的收入就是一元钱，月三十元矣。

三十元啊！

当年二级技工的月工资才三十六元。

而一个孩子一旦进入小人书铺，大抵会看两三本才离去的。而且允许两个孩子同看一本，也允许一次租两本，轮换着看。

当年，对阅读渴望强烈的孩子，小人书铺确为精神之国度，心灵之故园。

从五年级到初一、初二，我几乎将四处小人书铺的小人书看遍了。这并不是说我看得极多，实际上最多的一处小人书铺也就二百几十本小人书——有些小人书各处都有，而且成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封神榜》《七侠五义》《瓦岗寨》等，那就占去了许多本。有的小人书分上下册，甚或分上中下三册，多是外国小说改编的，如《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基督山伯爵》《大卫·科波菲尔》《约翰·克利斯朵夫》等。

当年有一种很特别的小人书——旨在揭露“罪恶的”包括美国在内的资本主义黑暗社会制度的小人书，也可成套。

如《中锋在黎明前死去》——讲一名足球运动员为生存所迫，不得不卖身于资本家，虽然成为资本家的摇钱树，却完全丧失了人身自由。他爱上了与他同命运的美丽的芭蕾舞女演员，资本家却逼她与一只大雄猩猩“结为夫妇”，希望能拥有半人半兽的怪种，供人参观，赚更多钱……

《七把叉》——讲一个绰号“七把叉”、原本是流浪汉的人，在举办的吃饭大赛上，为了保住冠军头衔，在接受挑战的比赛中活活撑死了……

《从地球到月球》——讲一些资本家乘太空飞行器飞往月球，企图在月球上划分抢占领地，各自建立属于家族的月上资本主义帝国。半途飞行器发生故障，他们便永远成了太空漂浮人。

还有一件“真事”在我那一代少年中流传甚广，讲投资电影的美国大亨，为了吸引眼球，竟将一名黑人少年骗入森林，放出久饿于笼中的老虎，拍下真老虎吃活小孩的所谓纪录片……

讲述类似“美国故事”的小人书，在我记忆中有十来本之多。

1980年后，我从报上读到一篇采访文章，得知其中有些“美国故事”，是咱们一位作家的创作。究竟哪些纯属虚构，哪些是翻译过来的，翻译过来的哪些属于《竞选州长》式的小说，哪些是真事，我没分清过，也觉得没有分清的必要了。

在我是小学五年级生的当年，美国在中国的文学、文艺中，当然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可口可乐一出现在舞台上，暗示着醉生梦死；爵士乐旋律一起，形同打出了颓废与糜烂的字幕。正如蒋介石的画像一出现，太阳穴必有一大贴膏药。

我对那些“美国故事”并不信以为真，但我对于一个人民大众真的能过上幸福生活的美好中国的憧憬方向，却决然是苏联式的，而非美国式的。

内容是“苏联故事”，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两本小人书是《前面是急转弯》和《红莓》。

《前面是急转弯》——讲的是颜值高的青年工程师驾驶新买的“伏尔加”轿车行驶在路上，夜路逢雨，车灯照见路旁卧人，急刹车下车细看，见是一个受伤的人求救于他。他的第一反应自然是救，但突然第二个想法袭上心头——没有证人，万一对方死在自己车上怎么办？百口莫辩了。随着这一想法，他不禁朝车内看了一眼，哪儿哪儿都崭新的车，雪白的座套是刚配的，肯定会被血迹污染得一塌糊涂。他看着那人朝他伸出的手，在对方不停地说着“救救我”的情况下，退回车内，将车头一拐，开走了。对方被别人救了，有关部门向他核实时，他还撒谎。最终，一切证据证明他不但是一个见死不救的人，还是一个不诚实的人；他因而失去了爱情、友情以及同事们的尊敬……

这本小人书的前言介绍，其故事后来拍成了电影，引起广泛讨论。

《红莓》的主人公是被释放的劳改犯，他因为什么事犯罪我忘了。他不愿再见到认识他的人，四处流浪的过程中帮助过别人，被带到了农村，有了一份工作——替一个种红莓的女人做帮工，于是收获了意想不到的爱情……

这故事后来也拍成了电影。

以上两部电影在苏联都获奖了，颇受好评。

后一部电影与日本电影《远山的呼唤》如出一辙，区别仅仅是高仓健最后被捕入狱。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红莓》在前。但我不认为存在抄袭问题，而认为是不同国家创作思维的雷同现象。后来我对文艺的功能理解得宽了一些，深为人类此种文艺雷同现象所感动。

当年，哈尔滨话剧院已声名鹊起了。

哈尔滨市区方言与普通话相对接近，这无疑使哈尔滨话剧院大受裨益，每一个演员的台词功夫都十分了得，能以播音员那般标准的发音说台词，并说得声情并茂、分寸得当。他们演出苏联话剧时，给人的感觉犹如苏联演员在说流利的中国话。

我当年没看过一场话剧，一票难求，话剧院的售票窗口前每每排长队——票价三角、五角、八角不等，对于我而言太贵了。以上评论，我是从初高中生们口中听到的。

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已开始生产汽车，由此产生了一首当年很流行的歌《老司机》：

五十岁的老司机我笑脸儿扬啊，

拉起那个手风琴咱们唠唠家常啊，

想当年我十八就学会了开汽车呀，

摆弄那个外国车呀，

我是个老内行啊，

可就是啊，

没见过，

中国车呀啥模样啊，

盼星星盼月亮啊，

盼得那个国产汽车真就出了厂！

在北京，“红旗”牌轿车风光无限；在上海，“上海”牌轿车出现于马路上了；而“长春一汽”生产的“解放”牌卡车，需求量大，这使“长春一汽”在全中国家喻户晓。《老司机》是为中国汽车工业的总体捷报而创作的，许多长春人却喜欢强调是为“长春一汽”创作的，据说在非正式的演唱场合，长春人爱将歌名报成《大解放之歌》。而哈尔滨人特认同，因为同属东北人，可沾更大的喜气。

长春电影制片厂已开始向中国人奉献电影了——国产的和苏联译制片；后一种是“长影”的艺术光荣之一，几成专利，一概包揽。

当年的长春人，进言之，当年的吉林省人，无不以“长影”和“长春一汽”为傲。

在沈阳，鲁迅美术学院与沈阳音乐学院也已成为辽宁省和沈阳市的名片，各自桃李盛开，奠定了在中国美术和音乐教学方面举足轻重、绕不开去的育人地位——后来为大量毛主席语录及多首毛主席诗词谱曲的作曲家李劫夫便是“沈音”教师。

将目光向北京再向南方望过去——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珠江电影制片厂同样向国人奉献频频，可谓争奇斗艳、姹紫嫣红。

连新疆的天山电影制片厂也在运筹帷幄之中了。

北京除“人艺”外，还多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央实验话剧院、中央芭蕾舞团、中央民族歌舞团、中央乐团等新的文艺单位；而中国京剧、杂技业已走出国门，为国争光了。东方歌舞团为外宾演出的次数最多，极受周恩来总理青睐。

在纪念新中国成立十五周年的文艺活动中，人民大会堂上演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后拍成了文艺纪录电影，许多中国人百看不厌；许多著名的歌唱家、舞蹈家，经由银幕广为人知。

那时中国已有自己的“十大电影明星”了，他们的大照片悬挂在大多数电影院中，连哈尔滨的儿童电影院也不例外。

在文学方面，几乎各省都已有了文学刊物，是诗、中短篇小说、散文、随笔的发表园地。而长篇小说，也几可言果满枝头了。

经历了1957年的惊吓，又经历了三个饥饿年头，文艺家们并未万马齐喑，依然发挥才华，各自奉献，足见该群体是多么的忠诚。他们中，有些人是“负荆”创作或参与集体创作的，参与而不得署名。

当然，只要够得上是“家”，就不至于挨饿，包括被批过遭贬了的“家”。

实际情况是，在东三省，特别是在黑龙江省，挨饿、死人的现象即使有，也极少。东三省是城里人挨饿，但毕竟有基本口粮定量保证，也饿不死。并且，若父母有一方是科级以上干部，或企事业单位的头头脑脑，全家大抵也饿不到哪儿去。而农村，托福于土地广阔，偷偷开一小片荒，种下土豆玉米，秋天的收获是对得起勤劳人的。所以东三省的农民，对“三年困难时期”并无谈虎色变的记忆，还能经常向城里亲戚提供些蔬菜援助。

我家不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都无一门亲戚，父亲远在大西北，我们几个儿女又在长身体的时期，便只有忍饿。

实际情况又是——东三省当年生产的很大一部分粮食充实国库了，因为国库拨出了较多的粮食赈灾，必须充实。

从前普通的城市人家，是根本不可能从粮店买到当年新粮的。新粮入库，陈粮出库。普通的城市人家所能吃到的，有时是在国库中存放了四五年的陈粮。

而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广州五大城市的人们，对饥饿年代的记忆也似有似无，十分寡淡，因为中央有政策，对那五大城市的粮食及蔬菜副食供应，必须予以保障。

1980年后，我与一位小我两岁的高干子弟谈到过饥饿年代，他毫无印象。在我的一再“启发”之下，才终于唤起了点记忆。

他说：“难怪那几年我父亲常带巧克力、麦乳精、压缩饼干和罐头回家，告诉我是空军叔叔怕我们祖国的花朵挨饿，集体节省给我们的。”

当年中国的某些县城，也已有了文艺基础良好的剧团、文化馆，凝聚了当地一批演创骨干。文化馆无一例外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产物，同样是全国政协、全国人大的提案成果，为的是使最广大的农村人口也能较充分地进行文艺欣赏和娱乐。故不能不承认，新中国成立初期参与顶层设计的人物们，确实有过尽力在方方面面造福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初心。而某些县剧团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存在了，以传承当地独有并受欢迎的文艺种类为己任。县剧团以面向农村的义务演出为主，演员与农民的关系持久而亲密，那种亲密绝非作秀，毫无矫情，下乡对于他们有回家的感觉。未见的时日若久，双方都会思念的。而文化馆的存在意义在于助推原创，发现和培养更多的文艺种子。当年，一个农村青年的文艺潜质倘若有幸被发现，进而在县文化馆受到培训，如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青年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

他们不同于大城市里的文艺家。他们中许多人在饥饿年代确乎是挨过饿的，有人甚至饿晕在下乡演出的过程中。他们中也很有些慧眼识珠的伯乐，改变了不少农村文艺青年的人生。在饥饿年代，一些县剧团、文化馆的作为无法继续了，另一些饥饿情况不是特别严重的团、馆，仍坚持履行文艺义务，无怨无悔。

写到此处，我心愀然，肃然，油然起敬。

正是在饥饿年代，哈尔滨市举办了首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令其他省市艳羡不已。

在北京受了政治委屈，被贬至哈尔滨的著名女歌唱家张权，身着一袭红色拖地长裙，以华丽之歌喉演唱了印度尼西亚革命歌曲《宝贝》和加拿大民歌《红河谷》——这两首外国歌曲哈尔滨人听过的不多，从此在喜欢唱歌的哈尔滨青年中大为流行。

张权的遭遇有一定典型性——她之回国，曾是统战部门的一项成绩；由于被动员说了几句回国后的真感想，成了另一些人立功的机会。

而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领导却对她不薄，甚至可言视如珍宝，仍给予“家”的礼遇和待遇。

“文革”中，据大字报揭发，有领导以她为例，曾说过这样的话：像张权同志那样的文艺家，来多少，要多少，而且要照顾好，使他们逐渐爱上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北京不要的，我们全要……

贬到哈尔滨市的文学界名人更多一些——诗人、小说家、编剧、评论家、编辑、记者……差不多应有尽有。名气很大的，几乎都到过北大荒——有明确规定下放一定时间的，可保留北京户口。而较年轻的，问题不严重的，后来多被省作协、出版社接收了，包括从部队转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