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版序

一

重新翻看和修改当年作的这本《唐诗选注》，不由得回想起十六年前在北京城西一个九平米的小房间里，摊开满床书册拣选唐诗、查阅各种资料给唐诗作注的情形。

那时候还算年轻，有精力也有体力，无论做什么都有一点儿和自己也和别人“较劲儿”的意思。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注》很风行，比起那些照本宣科、四平八稳、平庸有馀而个性全无的注本来，钱注宋诗实在有味道。钱先生对宋诗的深刻洞察和细心体验，写在前言、小传和注释中，那里面的敏锐、风趣和渊博，让我这样的后辈很佩服。“崔颢题诗在上头”，心知宋诗不能再花样翻新，便打算在唐诗上也这样照猫画虎地做一本。于是，借了给出版社做唐诗选注本的机会，不仅把《全唐诗》淘了一过，而且把手边可以找到的有关的诗话笔记小说以及其他朝代的诗歌也统统翻了个遍。

至今我手头还保存着那时看书留下的两个笔记本，上面整整齐齐地抄满了各种各样可以用来互相比照的诗句和评论，例如，在注释杜甫的“独树花发自分明”这一句时，为了说明诗人何以要用“明”来写花的艳丽和灿烂，当时就收集了李峤的“岸花明水树”、钱起的“高花映竹明”、朱庆馀的“孤花晚更明”、苏舜钦的“时有幽花一树明”、郑獬的“五月榴花照眼明”、陈后山的“水净偏明眼”、陆游的“频报园花照眼明”、朱熹的“五月榴花照眼明”等等，打算对诗歌里面用“明”字来形容“花”之灿烂的各种方式作一个注解和分疏，只是因为这一首杜诗后来并没有选入，这些材料也就被放弃了。这大概就是当年做注释的基础。经历过这样的选和注，渐渐地也就明白了前辈的广征博引，既非“炫博”，也不关“记性”，其实，那都是苦苦翻书得来的。后来，读到影印出来的钱锺书先生《宋诗纪事》的批校和读书手稿，也果然印证了我的这一体会。

我那时对古典中国诗歌的语言形式很有兴趣。过去，很多文学研究者对于古诗的解读，常常是用印象和感悟的方式，配上一些充满象征性的比喻来传达自己的体会，这种方法就好像“嚼饭与人”，使读者不是在读诗的本身，而似乎是在读那些读诗者的联想或感悟，不免就被“隔”在了诗歌之外。那个时候，一方面西方“新批评”之类的文学理论很诱人，启发我们在阅读诗歌的时候，多多考虑语言学的进路，另一方面汉语诗歌创作和评论的特殊性，又让我们很想在洋理论之外，自己找一个中国诗歌批评的新路数，所以，我那时不仅写了一篇对梅祖麟和高友工那本被译作《唐诗的魅力》的书的评论，而且还花了不少心思，同时写了一本至今自以为还不错的《汉字的魔方》。这些关注语言和形式的想法，当然也融入到这本《唐诗选注》里面，于是就有了这种方式的注释和解说。关于这一点，只要看看我给李白、杜甫、岑参、韩愈、白居易、李贺以及李商隐等人写的小传，看看我给王湾《次北固山下作》中的“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杜甫《白帝城最高楼》中的“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以及钱起《裴迪南门秋夜对月》中的“影闭重门静，寒生独树秋”等诗句做的注释，大概就可以明白。

二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要说与唐诗的缘分，恐怕还得追溯到更早一点。

我是在一九五○年代至六○年代之间读的小学，那时的小学课本好像还不错，里面选有一些唐诗，像“日照香炉生紫烟”、“两个黄鹂鸣翠柳”、“床前明月光”什么的，都并没因为沾上阶级性、人民性一类的问题而被弃之敝箧，所以我那时读过，也背过，只不过就像陶渊明说的“不求甚解”，有点儿“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似的，没有特别的感受和心得。也许读古典诗歌，也需要生活经验和社会感受打底罢，经过两年凄风苦雨的“文革”，便仿佛亲身经历了历史，对“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白居易）的世事动荡，就多了一分感受，而经历着三年一千天的插队，对“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杜甫）这样的心情，也添了几许体察，等到年岁渐大，读到像“但看古来歌舞地，惟有黄昏鸟雀悲”（刘希夷）、“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杜甫）这样的诗句，居然就有了一些萧瑟的心情。在乡下插队时，请人做过一只硕大的樟木箱，那里面曾经放了一本《唐诗三百首》，书也被翻得卷了边儿。然而看归看，那毕竟不是真的与唐诗结缘，只好似无家可归、四处漫游时与唐诗的偶然邂逅，不过是和唐诗打了个照面而已。

大概是一九七二年罢，那时我刚刚从苗寨白腊回到县城凯里，说是回城，其实还是在离县城二十里左右一个叫开怀的地方，在砖瓦厂上班。还是年轻，在整天打砖做瓦卖苦力的间隙，仍然生出一些耗不掉的精力来，百无聊赖之际，除去玩儿了命的打球下棋，大球加小球、象棋加围棋，把自己弄得精疲力尽才算完之外，就是看书，什么书都看，只要能找到的，哪怕是讲“板块漂移”和“红移现象”的《自然辩证法》杂志，也照样上天下地、津津有味地从头翻到尾，又从尾看回头。有一次周日进城，偶然转到老街上那个已经被抄得破败不堪的县文化馆楼下，漫无目标地踏着满地废纸，随脚一踢，居然踢到下面有书，大喜过望，急急拂去上面的灰尘，于是看到半部世界书局的《宋元学案》，还有一本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册。揣回去慢慢地看，看之不足，找了一个笔记本，就仿照文学史的模样，自说自话地重新写起唐代诗史来。写之不足，还带批判，批之不足，又加评点，却多是“缺乏人民性的无病呻吟”、“封建阶级的自我描写”、“法家要求法后王思想的表现”一类的话头。就这样，居然写了整整一笔记本，大约有十来万字罢，几乎是把唐代诗歌史重新复写了一遍。很多年后，在整理物品时，我还看到过这个红色塑料封皮已经有点发粘的本子，看着它，有很多感慨。这也许就是我真正用心琢磨唐诗的开始，可是，这开始居然开始得如此幼稚和荒谬。

时代扭曲，看什么都会扭曲；时代荒谬，想什么也不免荒谬。

三

觉得自己应当做一本认真的唐诗选注，这想法是在读研究生期间萌生的。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四年间，我和研究生导师金开诚先生合作编写《古代诗文要籍详解》（2006年中华书局重版时，改名为《古诗文要籍叙录》）。在那两年里，我穿梭似的往返于北京的各个图书馆，查阅各种集子，钞了好多好多有关注释和版本的资料，也记下了很多疑问和问题。那里面就有不少是关于唐诗的，比如现存《唐人选唐诗》里的《河岳英灵集》，与《文苑英华》《唐诗纪事》里引用的《河岳英灵集》为什么有所不同？为什么殷璠的两次选和评都不一样？比如杜甫的《石壕吏》，在王嗣奭那么好的一个杜诗注本《杜臆》里，为什么会被注释得穿凿附会？陈本礼的《协律钩玄》在解释李贺《北中寒》的时候，说他是在搞政治讽刺，讲“（唐）肃宗昵张良娣，任李辅国，杀太子，迁上皇”，真的是这样吗？“清明时节雨纷纷”那首诗，究竟是不是杜牧写的，它是不是因为宋代人刻了《樊川续别集》而进入杜牧诗集的？

这些话题，后来都写入了《古诗文要籍叙录》里面，因为这本来就是些文献学领域的事儿。不过，虽然学科自有畛域，思绪却从来没有画地为牢，很快我就把对这些问题的考证，延伸到了对唐诗的解读。那时候的人都有“文学梦”，正像前面所说，我那时也对唐诗的语言和艺术的分析着迷。也许是受到刚刚传进来的英美“新批评”的影响，在看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梅祖麟和高友工《唐诗的魅力》一书对于唐诗语言的分析后，我在《读书》杂志上写了一篇题为《语言学批评的前景与困境》的评论。也正好在这个时候，复旦大学的章培恒教授组织重写《中国文学史》，由我来承担从中唐一直到宋代那么长的一段文学史的写作，这件事，让我真正地下了决心要去选注一本唐诗。

诗选其实常常是把诗歌“再经典化”的过程，现在人知道的唐诗，大多反复总是那几百首，这就是千年来不断有选家“披沙拣金”的结果。开始有些不服气，自己觉得总可以另辟蹊径，找到一些不曾入选的作品来表彰，可在写唐宋文学史和选注唐诗的过程里，当我真的把《全唐诗》里的诗人一个个看过来之后，尽管心存一个有意立异的念头，却没有多少真正的新发现。比如崔颢，我曾经在笔记本里面记下了《古游侠呈军中诸将》（有王维《观猎》之风）、《长安道》（写世态炎凉和人生变化）、《江畔老人愁》（写历史沧桑，末句是“感君相问为君说，说罢不觉令人悲”）、《邯郸宫人愁》（记入宫女子的感慨，有“忆昨尚如春日花，悲今已作秋时草”）等等，而从不入或极少入诗歌选本的丘为、张抃和崔曙，我原来颇想打破常规，选丘为的一首《题农父庐舍》、张抃的一首《题衡阳泗州寺》、崔曙的一首《颍阳东溪怀古》，但是，终于还是遵循历来选家的通常评价，崔颢还是只选了很多选本都有的《长干行》《古意》《黄鹤楼》，丘为、张抃和崔曙仍然名落孙山。于是，这下终于明白你还真得佩服古今选家的目光如炬，所以我在《前言》里面承认，“就算你再细心筛选，也只是在他人掘过的番薯地里拣漏，拣到了剩番薯个头也不大”。

因此，更多的精力就放在了小传的撰写和注释的引证上，至今我还觉得，这两部分算是做得不错的。

四

时间已经过去十多年。

有人说，年轻时总是幻想与文学结伴，年长则常会不自觉亲近历史，说得也对。当出版社决定要重新再版这部《唐诗选注》的时候，编辑让我再回头去看看它，问我还有什么新的想法和感受。新的想法和感受？说实在话，现在回头看这部书，就好像倒拿望远镜回看身后，似乎有些遥远，有些陌生，由此我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变化了的年龄和心境。不妨看此后我撰写的《中国思想史》中的一段话罢，这一段曾经很让一些热爱盛唐气象的人不高兴，这一段的题目叫做《盛世的平庸》，讲的是诗歌最辉煌的盛唐，其实恰是思想最平庸的时代。在那里我说：后代人总是说“盛唐气象”如何如何，其实，从生活的富庶程度上来说是不错的，从诗赋的精彩意义上来说也是不错的，从人们接受各种文明的豁达心态上来说也是不错的，但是，从思想的深刻方面来说却恰恰相反。因为在思想的平庸时代，不一定出现不了文学的繁荣景象，也许恰恰相反，可能这也是一种有趣的“补偿”。特别是，一旦那种沉潜入微的思绪，已经不能对知识、思想与信仰有所匡补和批评的时候，就纷纷夺门而出，表现在“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文学上，这个时候，思发为文，智转入诗，而思想却在权力的制约下，逐渐走向平庸，智力也正是在这种一无所用的趋向中，逐渐转向了诗赋的琢磨和沉思。

也许，这是我对那个至今让人怀念不已的时代的重新思考。显然，这种思考立场和评价尺度是来自思想史的，换成文学史，也许我还会重新检讨和衡量。我想，我绝不会否认那个诗歌时代人们的激情、天真和理想，这种催生了诗歌的激情、天真和理想的时代，也许恰是生活在其中的人的幸福。我常常会反问自己，为什么人们非要追索思想的深沉？难道思想的深沉不是以社会的危机为代价的么？有时候，比起出产深刻、睿智和焦虑的时代来，那个生活都单纯、心情很满足、世界平静得让人不用思想的时代，更会让人觉得依恋。回想历史，在中国那么长的几千年里面，连环劫般的朝代变更、走马灯式的战争烽火、政治舞台上下的纵横捭阖、连续不断的旱涝饥荒、颠簸流离的生活和不知未来的焦虑让人战战兢兢戒惧警惕，难得有“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这样的富裕，难得有“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样的自由，难得有这样纯真、朴素和快活的心情，这样的时代，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不也很值得特别写上一写么？

尽管现在的我倾向思想史的研究，但是诗歌里也是能够看到思想史的，事实上，当那“八个醉的和一个醒的”诗人随着繁荣时代的结束走进了历史，当月宫碎影中的“霓裳羽衣曲”被渔阳鼙鼓和胡儿喧哗惊破，唐诗也渐渐变得沉思和深刻。心中有戒惧和紧张，眼中有混乱和危机，满天下家事国事的无奈和焦灼，便让中晚唐甚至五代宋朝的诗人越来越多了些思想反省和知识沉淀，也许，这才使得诗词轮替，催生了后来把浮名换了低斟浅唱的宋词。文学有时候也是时代的象征，昭示着社会史的起伏，也呈现着思想史的兴衰。当唐诗过后是宋词，当宋词唱罢换元曲，当小说既不再是群治的利器，诗歌又已经沦落到只有少数人自产自销，只能孤芳自赏的时候，我们会猛然发觉，这个社会已经太冷峻、功利和深刻了。

幸好，唐代是一个诗歌世界，凭这一点，就让我们对那段历史生出了无限怀想，也就凭这一点，我应当选注这部唐诗选集。这次，要重新再版《唐诗选注》，我想了又想，仍然没有作什么改动，不仅因为太忙，而且因为我觉得这样可以让它在介绍唐诗魅力的同时，也留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学术见证。

葛兆光

二○○七年六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