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既幸运又坎坷，它本身就是一个美好、曲折的故事。当我作为一个贫穷的、孤苦无助的孩子走向世界的时候，纵然有一个好心肠的仙女遇见我这么说：“现在选择你自己的生活道路和奋斗目标吧，我愿根据你的智力的发展，在必要时引导和保护你去达到目的。”我的命中也注定我不会受到更恰当、更稳妥或者说更好的指导。我一生的历史将向全世界表明——有一个亲爱的上帝，是在指引着万物去攫取美好的一切。

1805年，在欧登塞丹麦菲英岛上的大城市。的一间简陋的小屋里，住着一对相亲相爱的青年夫妇，男的是一个鞋匠，还不到二十二岁，是个才华横溢、具有丰富想象力的人。他的妻子比他大几岁，虽不懂世事，却具有一颗充满爱的心。这年轻小伙子自己造了一条做鞋用的工作台和一个床架，凭这些东西他便开始为生计奔忙了。这个床架是用不久前停放过特兰普伯爵的棺材的木架做的。在死者供人凭吊期间，棺材曾停放在这个木架上，还残留在木工活上的黑布使人对这件事记忆犹新。

1805年4月2日，躺在这儿的已不是被黑纱和蜡烛包围着的高贵的尸体，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啼哭不止的孩子——这就是我自己：汉斯·克里斯琴·安徒生。我出世那天，据说父亲一直坐在床边大声朗读霍尔伯格丹麦作家(1684—1754)，丹麦文学的奠基人。的作品，我却一直在哭。“你要睡觉还是要静静地听呢？”据说我父亲开玩笑地这样问道，可我仍然哭个不停，甚至当我被带到教堂受洗礼时，我哭的声音那样大，招得热情的牧师说：“这小家伙像猫一样尖叫！”这话我母亲没有忘记过。那个忠于教父职守的一个贫穷移民戈马尔安慰她说：“小时候哭的声音越大，长大后的歌声就越优美。我小的时候就是这样。”

我们的小屋，几乎被工作台、床头毛巾和我的小床挤得满满的——那是我儿童时代的住所。然而，四周墙壁上挂满了图画，在工作台的上方有一个盛满书籍和歌本的柜橱；小厨房里摆满了擦得亮闪闪的盘子和金属盆子，用一把梯子就可以从这里走上屋顶；在屋顶和邻居的房屋之间的檐槽上，放着一个盛满了泥土的大箱子，那是我母亲唯一的小菜园，她在那儿种蔬菜。在我的《白雪皇后》见叶君健译：《安徒生童话全集》之四。的故事里，那个菜园还很茂盛。

我是独生子，因此受到溺爱。因为我常听母亲说我比起她小时候不知要幸运多少，她还说，我给抚养得像个贵族孩子。她小时候常被她的父母赶出去讨饭，有一次她没有讨到东西，便在一座桥下坐着哭了一整天。我用两个不同人物描写了她的性格——一个是《即兴诗人》中的老多米尼加；另一个是《孤独的流浪者》中的克里斯琴的母亲。

我父亲满足了我的全部愿望。我占据着他整个的心灵，他为我而活着。每个星期天他都为我制作望远镜、玩具舞台和可以变换的图画。他读霍尔巴格的剧本和《阿拉伯故事集》给我听。我记得，只有在这样的时刻，才看出他真正高兴。因为在他作为手艺人的一生中，丝毫没有感到自己有什么快乐。他的父母原是生活环境优裕的乡下人，但灾难突然降临到了他们的头上：牲口死了，农舍被烧光了，最后，丈夫疯了，妻子只好带着儿子一起搬到欧登塞。在那儿，她使她的聪明而有才气的儿子去跟一个鞋匠当学徒，没有别的法子，虽然他渴望着入小学学拉丁文。有一次几个有钱人曾谈起这事，提到共同凑钱为他支付伙食费和学费，从而给他一个开创一生事业的机会，但那些话永远没有兑现。我可怜的父亲眼见他心底的愿望没能实现，他是永远忘不了这件事的。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有一次，那所小学的一个学生来到我家做一双新靴子，量尺寸时把他的书给我们看，并告诉我们他学些什么的时候，我注意到父亲眼里噙满了泪水。

“我本来应该走那条路的！”父亲说着，热情地吻了吻我，整个晚上都沉默不语。

他很少跟与他身份相同的人打交道。星期天他常带我和他一道到树林里去，他外出时说话不多，只是静静地坐着，冥思苦想着，而我却四处乱跑，把杨梅串在一根苇草上或者编织花环。一年中只有两次母亲同我们一起去，那是在五月间树林呈现一片新绿的时候。那时她穿一件棉布长袍，她仅仅在这种场合和参加圣餐仪式的时候才穿这件衣服，据我记忆所及，这件衣服是她的节日盛装。她总是从树林里带回家许多新鲜的山毛榉树枝，然后把它们种在光滑的石头后。下半年，小连翘的细枝便伸进了房梁的缝隙里，我们把小连翘成长的好坏看做我们会不会长寿的预兆。青葱的枝叶和图画装饰了我们这小小的房间，母亲总是把这房间料理得十分整洁，她常以有雪白的床单和窗帘而自得其乐。

我最早的记忆中有一件事虽然很小，但对我说来却很重要。凭着一个孩子的想象力，这件小事在我心灵深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一个家庭节日——你能猜出在什么地方吗？就在欧登塞，在那所我一看见就害怕得发抖的房子里，正如巴黎的孩子们瞧见了巴士底监狱的情形一样，在欧登塞教养所。

我的父母曾结识一个监狱看守，他邀请他们吃饭，我得跟他们一起去。那时我还那样小，连回家都是抱回来的。

对我来说，教养所是强盗、小偷故事的资料库。我常常站在那里，但对它永远保持一定的距离，谛听里面的男人和正在纺纱的妇女们的歌声。

我随着父母来到监狱看守那里。沉重的铁栓插着的门被打开了，又被哗啦锁上了。爬上了陡峭的楼梯后，我们又吃又喝，还有两个囚犯在桌旁伺候着。他们无法诱使我尝任何东西，我把味道最好的食物推开了。母亲对他们说我病了，于是把我放在床上。躺在床上，我听见附近纺车的嗡嗡声和愉快的歌声，这到底是我的幻觉还是真事我说不清楚，但我知道自己害怕，而且一直很紧张。我的情绪还是好的，一面编造着我怎样进了强盗窝子的故事。迟至深夜我的父母才带我回家。那天刮着狂风，下着暴雨，雨点重重地扑打在我的脸上。

我童年时代的欧登塞镇与现在的欧登塞市完全不一样：现在它比哥本哈根进步得还快，有一条河穿过市区，别的我就不知道了；当时它简直落后一百年，还保留着首都在很久前就改变了的一些习俗。当一个行会换招牌时，人们擎着飘扬的旗子和用丝带装饰起来挑在剑尖上的柠檬列队前进。一个小丑手持一把木剑，摇着好些小铃铛，跑在队伍的前头；他们当中的一个老头子——汉斯·斯特鲁凭他那令人愉快的饶舌和那张除了鼻子保持纯红以外涂得黑黑的脸而大受欢迎。我母亲高兴得想弄清，他是否同我们有什么亲戚关系，可是我记得很清楚，我以十足的贵族派头极端傲慢地反对同这个“笨蛋”有任何亲戚关系。

在大斋期指复活节前的四十天。的第一个星期一，屠夫们习惯于牵一条用花环打扮起来的肥牛招摇过市，牛背上骑着一个身穿白衬衫、长着两个翅膀的男孩。

水手们也奏着乐，扛着旗子，那旗子随风飘扬着打街上经过，最后是两个最勇敢的水手在两条船之间搭放的一块木板上角斗，谁不跌进水里谁就是英雄。

但在我记忆中印象最深、而且一提起就容易回想起来的是1808年西班牙人停留在菲英岛的那件事。丹麦同已经向瑞典宣战的拿破仑结成了联盟，然而在没有任何人得知此事时，一支法国军队和西班牙援军便在庞特科夫家族的伯纳多特元帅拿破仑部下一将军(1763—1844)1810年被选为瑞典王位继承人。指挥下取道菲英岛，以便通过捷径进入瑞典。那时我才三岁，但我清楚地记得街上那些熙熙攘攘的棕黑色的人群，市场上和主教公馆门前爆炸的炮弹。我曾看见外国士兵们摊开手脚躺在人行道上，躺在被烧得只剩下一半的圣约翰教堂里的草堆上。科尔丁城堡被烧光了，庞特科夫来到他妻子和儿子奥斯卡居住的欧登塞镇。校舍几乎都变成了卫兵室，人们在田野的大树下和马路上举行弥撒仪式。据说法国兵傲慢自大，西班牙人则温和友好，他们之间存在着深仇大恨。可怜的西班牙人引起人们最大的兴趣。

有一天，一个西班牙士兵把我抱在他怀里，让我的嘴唇紧紧贴在他胸前戴着的银质像章上。我记得这激怒了我的母亲。因为据他说，那是个什么天主教徒，但是我喜欢这个像章，于是这个外国士兵跟我一起跳舞，吻我，流泪，也许他自己也有孩子在家里。我看见他的一个同志由于打死了一个法国人而被处死刑。许多年以后我回忆起这件事写了一首小诗《士兵》。这首诗被沙米索德国作家(1781—1838)，自然主义者。译成了德文，流传开了，而且被认为是德国“士兵歌曲”中最早的一首德文歌。

后来有一个事件跟西班牙人留给我的印象完全一样深，那是在我六岁那年出现了一颗811大彗星。母亲告诉我这彗星将毁灭地球，或者将如《古代女先知的预言》一书所说的，还有另外一些恐怖的事在威胁着我们。我专注地听了所有这些迷信故事，而且十分相信它们。我同母亲以及邻近的妇女们一起站在圣·卡鲁特教堂的院子里，瞧着那可怕的大火球拖着发光的大尾巴。

大家都谈论这不祥的征兆和毁灭的日子。我父亲也加入了我们的谈论，但他完全不同意别人的观点，并且给他们做了正确合理的解释。于是母亲唉声叹气起来，妇女们都摇着头，父亲笑了笑走开了。我这才领悟到父亲的信仰和我们是不同的，这使我大吃一惊！晚上，母亲和老祖母在一起聊天，我坐在她膝上，盯住她那双温柔的眼睛，以为彗星随时都会冲下来，世界的末日到了。

我的祖母为了看她的小孙子，每天都到我家来一次，只呆一会儿。我使她幸福，使她快乐。她是个文静的、十分和蔼可亲的老太太，有一双温柔的蓝眼睛，体格健壮，那是艰苦生活磨炼出来的。她曾经是一个生活条件优裕的乡下人的妻子，这时陷入了非常贫困的境地，和她的意志薄弱的丈夫住在一间小屋子里，那是他们最后一点儿可怜的剩余财物。我从没见她流过泪，但当她轻声地叹息着告诉我关于她自己的外祖母的事情时，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的外祖母曾经是卡塞尔城里一位富有、高贵的小姐，正如她自己所说，她嫁了一个“喜剧演员”，然后离弃父母与家乡出走了。由于这一切，她的后代不得不过艰苦的生活。我一点儿也记不起她谈到她外祖母姓什么，但她说过她的娘家姓诺梅森。她做佣工，照料收容所的花园，每个星期天晚上她都把精神病院许可拿回家的一些花带给我们。这些花装饰了我母亲的橱柜，但这些花也是我的，允许我把它们放在水杯中。这是多么大的乐趣啊！她把那些花全给我带来了，她一心一意地爱着我，这点我知道而且理解。

她一年要把花园里的绿色垃圾烧掉两次，在这种时候，她便带我到收容所去。我躺在大堆大堆的绿叶和豌豆秆上。我有许多可供玩赏的花，这是我很喜欢的环境，在这儿我能指望得到比家里更好的食物。

凡是那种不伤人的精神病人都可以在院子附近自由走动，在花园里，他们常常向我们这边走来，我怀着好奇而恐惧的心情倾听他们的谈话，我跟随在他们附近，不，我甚至鼓起勇气，跟着监护那些正在胡言乱语的疯子的看守人员走。有一条长廊直通他们的小屋。当这些看守人不在时，我一直躺在地板上，从一间小屋的门缝往里偷看。我瞧见里面一个妇女几乎光着身子躺在她的草床上，她的头发垂在肩膀上，她还用非常美妙的嗓音在唱歌。突然她跳了起来，摔倒在我躺着的门边，于是她接受食物的小活门突然开了，她凝视着我，向我伸出她的长胳膊。我惊叫了起来，我感到她的手指尖触到了我的衣服。看守人回来时我已经半死了，甚至在好些年以后，我的心灵里还保留着那种感觉。

纺纱室紧挨着烧树叶的地方，里面住着一些可怜的老太太。我常常到那纺纱室里去，很快便成了她们特别喜爱的人。当和这些人在一起时，我发现自己具有使她们吃惊的口才。我曾偶尔听说人类躯体内部结构的知识，当然一点儿也不理解这门知识喽，但这一切奥秘对我颇有吸引力，因此我用粉笔在门上画了许多代表肠子的花样，我对心脏和肺脏的描绘给她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我被看做是那种短命的、聪明过人的孩子，她们用给我讲故事的方式来答谢我的雄辩才能。因此，像《一千零一夜》那样丰富的世界就展现在我的面前了。这些老妇人给我讲的故事和我在精神病院里见到的那些疯子，当时对我起了那么大的作用，以致天色渐渐黑下来时我便不敢走出屋子。所以通常在傍晚时分，让躺在我父母的挂着宽大花蚊帐的床上，这是由于，在天色还那样早的时候，把我睡的柜式小床放下来很不方便，它占去我们这间小卧室相当大的地方。于是我躺在父母的床上睁着眼睛做梦，仿佛现实世界与我无关似的。

我很害怕我的痴呆的祖父。他只对我讲过一次话，当时他使用了正式的代名词“你”。他从事奇形怪状的木雕活儿——兽头人身和带翅膀的牲畜。他把这些东西装在一个篮子里带到乡下去，在那儿，由于他给农村妇女和她们的孩子带去这些稀奇古怪的玩具，很受她们的欢迎。有一天，他回到欧登塞时，我听见街上的男孩们在他后面喊叫，我吓得飞跑几步，躲起来了，因为我知道我是他的亲骨肉。

我很少和别的孩子们在一起玩，连在学校里我也对他们的游戏没有多少兴趣，而是一个人留在屋子里坐着。在家里我有父亲给我做的足够的玩具。我最大的乐趣是给我的玩具娃娃做衣服，或者把母亲的一条围裙拉开，它晾在一片红醋栗灌木丛前面的一堵墙与两根棍子之间，我从裙子中间凝视着被阳光照射的叶子，那红醋栗灌木是我栽种在院子里的。我是个非常喜欢空想的孩子，因此经常闭着眼睛在附近徘徊，以致后来给人们留下视力较差的印象，虽然我特别训练过视觉。

有一位办了一所初级学校的老女教师教我字母、拼音以及所谓的“正确拼读”。她常常坐在靠近挂钟的一张高背扶手椅上，那钟摆每往返摆动一次，就出现一些做机械动作的小动物。她的教鞭是一根经常随身携带的大棒。这个学校的学生大都是女孩子。这个学校的习惯是让全体学生尽可能用最高音调大声拼音。这位女教师不敢打我，因为我母亲曾以不能碰我作为我入学的条件。有一天我挨这大棒打了一下，我立即站起来，拿起我的书，不顾礼节地走回家，我向母亲请求去别的学校上学，得到了她的许可。我母亲送我到为男孩子办的卡尔斯登学校念书，那儿也有一个女孩子，她比我稍微大一点儿，后来我俩成了很要好的朋友。她常常谈到这个学校对于她将来去当佣工的好处，她上学尤其是为了学算术，因为据她母亲说，那样她将来就能够成为某个大庄园里挤牛奶的女工了。

“当我成为贵族时，你就可以在我的城堡里当挤牛奶的女工喽！”我说。她听后嘲笑我说，我不过是个穷孩子。有一天我画了一个什么东西，我管它叫“我的城堡”，然后我告诉她，我是个破落家庭出身的高贵的孩子，这是上帝的天使下凡时对我说的。我想使她吃惊，就像在精神病院里对那些老妇人一样，但她不吃这一套。她奇怪地盯住我并向站在附近的另一个孩子说：“他是跟他祖父一样的傻子。”我听到这话不禁哆嗦了一下。我说这些话的目的原是想在他们心目中给自己造成一种显赫的气派，可是我失败了，只不过使他们认为我跟我祖父一样愚蠢罢了。

我再也没向她说起这些事情，但我们很快就不再像过去那样在一起游戏了。我是学校里最小的孩子，在别的孩子做游戏的时候，我的老师卡尔斯登先生总是搀着我，免得我被别人踩伤。他很爱我，常给我糕饼和花束，轻轻地拍着我的面颊。有一个年龄大一点儿的孩子听不懂他讲的课，被罚拿着书站在讲台上，而我们则围坐在讲台四周。但当老师看到我对这种处罚显得局促不安时，便宽恕了这个“罪犯”。

这位贫穷的老师在他的晚年成了托尔森市电报局长，他一直在那里生活着，几年前才去世。据说这位老人在给参观者当向导时，曾愉快地微笑着向他们说：“哎，你们也许不会相信，像我这么个微不足道的老头子，竟是我们最著名的诗人之一的启蒙老师！H·C·安徒生曾是我的学生！”

有时在收获季节，母亲去田里拾落穗，我陪她同去。就像圣经里的鲁思到博亚兹的丰产田里去拾落穗一样。见《旧约全书·路得记》。有一天，我们走到一个地方，那儿的管家以性情粗暴闻名。我们瞧见他手中拿着一根大鞭子来了，于是我母亲和别人都跑了。我光着脚穿了一双木头鞋，在匆忙中把这双木鞋跑掉了，后来荆棘刺得我简直不能再跑，这样我就被单独落在后面了。那人走上来朝着我举起鞭子就要打，这时我直盯着他的脸，不由得惊叫着：“你胆敢当着上帝的面打我吗？！”

这个强壮的严厉汉子凝视着我，立刻变得温和起来，他拍了拍我的脸蛋，问了我的名字，而且还给了我一些钱。

当我把钱带给母亲看时，她向别人说：“我的汉斯·克里斯琴是个古怪的孩子，人人都对他友爱，连这个坏家伙也给了他钱。”

我长大后信神而且迷信。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什么叫生活贫困，正如俗话所说，我父亲是现挣现吃地活着，但我们这点儿家当对我来说已经太多了。至于我的衣服，也是相当整洁的。一个老太太常把我父亲的衣服改给我穿，母亲总是用别针把三四片绸子扎在我的胸前，那样可以当外衣；再用一块大手帕围在我的脖子上打个蝴蝶结。母亲还常用肥皂给我洗头。我的头发卷曲着，这一切使我得意到了极点。

我穿着这一身装束第一次跟父母上剧院去。那时候欧登塞已经为特兰普伯爵一家或哈根伯爵一家修建了真正的剧院。我看到的第一次演出是用德语表演的。弗兰克先生任导演，他导演歌剧和喜剧。《多瑙河的妇女》是最受欢迎的一出戏。而我观看的第一次演出却是霍尔伯格的《乡村政治家》。

一个剧院和那里聚集的人群给我留下的第一个印象，说明在我身上无论如何也没有丝毫内在的诗意，因为当我见到这么许多人时，首先惊呼的是：“哎呀，要是我们有像这儿人群那么多桶奶油的话，我就可以吃到好多奶油啦！”不管怎样，剧院很快就成了我最喜爱的地方，可是由于我很难得去那里，便和一个剧院里人交上了朋友。他把剧院的节目单带出来，每天都给我一张，我拿着节目单自个儿坐在一个角落里，根据这出戏的名称和角色，设想全部剧情。这便是我第一次无意识地作诗。

我父亲最喜爱的读物是戏剧和小说，虽然他也读历史著作和圣经。他只默默地沉思读过的东西，但当他向我母亲谈起这些时，她并不理解，他便越来越沉默。有一天他合上圣经时这样说：“耶稣基督是跟我们一样的人，但却是一个非凡的人！”这些话吓得我母亲突然流出了眼泪。我无可奈何地祈求上帝饶恕父亲说的这些亵渎神明的言词。其实我是自寻烦恼，有一天我听父亲说：“只是我们自己心中有魔鬼而已。”所以当一天早晨，父亲发现他胳膊上有三道也许是钉子刮破的伤痕时，母亲和邻居们都认为这是魔鬼为了向父亲证明他确实存在，曾在晚间来访过他。我完全同意这种看法。

我父亲没有多少朋友，他在空闲的时候常带我到树林里去。他渴望过乡村生活。碰巧那时有一个庄园主需要一个鞋匠在邻近的村子工作。那里有一所不收租金的房子，一个小花园和能放牧一头牛的牧场。凭着在庄园主家的长期工作和这些附加的帮助，一个人可以过得很好。我的母亲和父亲巴不得弄到这个地方，我父亲承担了试缝一双跳舞鞋的工作，别人给他一块绸子，皮革由他自备。有两天时间我们的话题全转到这双鞋上了，我多么渴望那个小花园啊！在那儿我们可以拥有各种花朵和灌木，我将坐在阳台下面谛听布谷鸟歌唱。我非常热诚地祈求上帝满足我们的愿望。而且我认为不能赐给我们比这更大的福分了。舞鞋终于制成了，我们以严肃的感情看待它们，因为它们将决定我们的命运。我父亲把舞鞋包在他的手帕里出去了。我们异常兴奋地等着他。他回来时脸色苍白，怒气冲冲。他说，那位和蔼的太太连试都没有试这双鞋，只是嫌恶地望着它们说：绸子被糟蹋了，他不能得到这个地方。“如果你的一块绸子被糟蹋了，”我父亲说，“我也甘愿糟蹋我的皮革。”于是他拿一把小刀将鞋底切开了。

我们再没有希望住到乡下去了。我们一起哭泣着，我本以为上帝可以轻易地满足我们的要求的。如果他这样做了，那我一辈子都可能是农民了，我的整个前途就和现在不一样了。从那以后我经常这样想，并自言自语地说：“你可曾想到我们的上帝为了你，为了你的前途，已经使你的父母失去了他们幸福的时光吗？”

我的父亲在林间的闲逛更加频繁了，他没有别的休息方式。他以强烈的好奇心读报上的德国战争，这些新闻完全占据了他的心。拿破仑是他心目中的英雄，他是我父亲的最好榜样，出身也微贱。那时候丹麦和法国结成了联盟，人们谈论的事不外乎战争。我父亲入伍当了兵，寄希望于回家时晋升为陆军中尉。母亲哭哭啼啼，邻居们都耸了耸肩膀，并且表示不在万不得已时去送死是愚蠢的。

在部队要出发的那天早晨，我听见父亲愉快地唱着歌子，兴高采烈地聊天，但是他内心却很不平静，我从他告别时吻我的热烈态度上觉察到了这点。当时我正患麻疹，打鼓的时候，我躺在屋里，母亲却流着泪陪伴父亲走到城门口。他们刚一走，我的老祖母就进来了，她以温柔的眼光凝视着我说，若是我死了倒是件好事，可是上帝的意愿总是善良的。

那就是我所记得的真正悲哀的第一天。

我父亲那个团行进到还没有越过荷尔斯泰因西德地名。的地方，和约就缔结了。于是这个志愿兵又回到了他的工作凳旁，一切重又进入老套子。我又玩起我的玩具娃娃和常常演德国喜剧了，因为我只观看过这种语言的喜剧。但我的德语是我自己拼凑成的有点莫名其妙的东西，其中只出现了一个真正的德语单词“Besen”，那是我在父亲从荷尔斯泰因带回家来的各种方言中学到的。

“你倒是真从我的旅行中获得一些好处啊！”他开玩笑地说，“天晓得你是否会学到更多的东西，那你可得考虑啊，想想吧，汉斯·克里斯琴！”我母亲的意思是，只要她对这事还有发言权，我就应该留在家里，不要像父亲那样损坏了自己的健康。

他就是这样，健康遭到了损坏。一天早晨，他一醒来就处于无比兴奋的状态，只谈出征和拿破仑。他幻想从拿破仑那里接受命令开始担任指挥。我母亲立刻派我去找离欧登塞几里路以外的所谓女巫，而不是请医生。我来到女巫那里，她询问了我，用一根毛线量了量我的胳膊，做了一些特别的记号，最后在我的胸膛上放了一根绿色的树枝。她说，这树枝就是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时，给绑在上面的那种树同类的树枝。

“现在去吧，”她说，“顺着河边回家去。倘若你父亲这时已快死去，那么你将遇见他的鬼魂。”

我的忧虑与悲伤是可以想象得出的，我是这样一个满脑子迷信、这样一个爱胡思乱想的人。

“因此你什么也没有遇见，是吧？”当我回家时，母亲问道。我的心怦怦地跳着，向她保证我什么也没有遇见。

在那以后第三天，我的父亲就去世了。他的尸体躺在床上，我和母亲睡在一起，有一只蟋蟀唧唧地叫了一整夜。

“他死了，”我母亲对着尸体说，“你不必叫他了。冰姑娘把他接去了。”

我懂得她这话的意思。我想起去年冬天，我们的窗玻璃结冰时，父亲指着玻璃给我们看一个好像少女伸着胳膊的形象。“她来接我了，”他开玩笑地说。而此刻，当他死后躺在床上时，我母亲想起了这事儿，我也一直没有忘怀。

他被埋葬在圣克鲁特教堂的院子里。这院子靠近通往圣坛左边的门。我祖母在他的坟墓上种了玫瑰花。现在在这同一个地方还有两个陌生人的坟墓，坟上长满了青草。

父亲死后，我的行动完全自由了。母亲出外洗衣服去了。我独自在家里同我的小舞台在一起，给玩具娃娃做衣服和读剧本。人们曾告诉我，那时我总是很清洁，服饰合体。我长高了，一头卷发金光闪闪，所以我经常不戴帽子出去。在我们的邻居中，住着一位牧师的寡妇邦克弗洛德夫人，还有她死去的丈夫的妹妹。这个妇人向我敞开了她家的好客之门。她家是第一个盛情接待我的、属于文化阶层的家庭。这位已故的牧师写过诗，而且在丹麦文学界享有盛名。他的纺纱歌当时在人民中间流传甚广。我在“丹麦诗人简介”中歌颂过这位已被我的同时代人遗忘了的诗人：

纱锭格格作响，

纺车在转动，

纺纱歌开始演唱；

青年唱的歌儿很快会成为心灵的乐章。

那时我第一次听到人们说“诗人”这个词儿，并且如同崇敬被证实了的神圣人物一样敬佩诗人。的确，我父亲曾给我念过霍尔伯格的剧本，但他念的不是人们用口语演的话剧，而是用诗写成的剧本。“我的诗人哥哥，”邦克弗洛德的妹妹说，她说这话时眼睛闪闪发光。从她那里认识到做一个诗人是光荣而幸运的。的确，这时我也第一次读蹩脚的莎士比亚作品的译本，诚然，那些奔放的描写、壮烈的情节、美女和鬼魂正合我的兴趣。我立即在我的小木偶舞台上演起莎士比亚的戏来。我看到了哈姆莱特的鬼魂，并和李尔王一起居住在石南丛生的荒地上。我认为一出戏中死的人越多，就越有趣。在这个时候，我写了我的第一个剧本，那是一个像悲剧一样的东西，不言而喻，剧中每个人都死了。这个剧本的主题是我从一首关于皮拉穆斯和西斯韦据希腊传说，皮拉穆斯与西斯韦是住在古代巴比伦的一对少年男女，他们彼此相爱，遭到双方父母的阻挠。二人相约在某处见面私奔，西斯韦被一只母狮吓跑，皮拉穆斯误以为她已死，乃拔剑自杀，西斯韦忠于爱情也拔剑自杀。的古老的诗歌中借用的，但我给增加了一个情节。一个隐士和他的儿子都爱上了西斯韦，当西斯韦死后，父子俩都自杀了。隐士的许多话都是圣经上的段落，出自《小教义问答》，特别是为了对我们的街坊四邻宣传教义，我给这个剧本取名为《阿波尔与埃尔维拉》。

“这个剧应该叫做《河鲈与鳕鱼干》，”当我带着剧本来到我们的一位邻居那里十分得意和兴致勃勃地读给街上的人们听后，有一位邻居诙谐地这样对我说。这太使我泄气了，因为我觉得她是在把我和我的诗变成笑柄。我怀着忧虑的心情将此事告诉了我的母亲。

“她不过是这样说说罢了，”我母亲答道，“因为她的儿子写不出剧本。”我得到了安慰，于是又着手写一个新的剧本，剧中人有一位国王和王后。我认为我那些跟莎士比亚作品里一样高贵的人物像普通男女一样讲话，是不大妥当的。我问过母亲和各种各样的人，国王应当怎样讲话才恰如其分，可是谁都说不准。他们说自从欧登塞有一位国王时起，至今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但他的确是讲外国话。为此我给自己弄到一种词典，其中是用丹麦文解释的德语、法语和英语词，这可帮了我的大忙。我从每种语言中摘录一个词插入我的国王和王后的台词中去。那是正规的上层社会的语言，我认为只有这种语言才适合我剧本那些高尚人物的身份。

我这时希望人人都听我朗诵剧本。朗诵剧本对我说来真是一种福气，我从未想到并非所有的人都同样喜欢听我朗诵。

我们的邻居的一个儿子在一家织布厂做工，每个星期都带回家一笔钱。人们说，我无所事事，没有任何收入。这时我也打算去工厂做工。我母亲说，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她能知道我在哪里和我在做什么。

于是祖母就带我到那个地方去了。在那里她显得很不自然，因为她说她没有料到，她会活到这个时候，竟能亲眼看见我和那些在那儿干活的衣衫褴褛的穷小子们为伍。

在这个工厂干活的许多雇工都是德国人。他们都是些欢乐的小伙子。他们粗俗的笑话常使整个工厂哄堂大笑。我就这么听着他们胡说，而且从那儿学到一些对一个天真的孩子来说很难理解的脏话。它们可占据不了我的心。那时我具有一副异常动听而高亢的女高音的歌喉，而且我深知这点。因为当我在父母的小花园里唱歌时，街上的人都停下来专心谛听。一位国会议员的花园与我家花园毗邻，那里的高贵的人们靠着篱笆洗耳静听。所以当织布厂的人们问我会不会唱歌时，我便马上唱起来，于是织布机全部停转，所有的雇工都倾听我的演唱。当别的男孩们代我干活时，我就得一唱再唱，这时我便告诉他们，我还会演戏，而且懂得霍尔伯格和莎士比亚剧作的全部情节。人人都喜欢我，因此刚进织布厂的那些日子我过得很愉快。可是，有一天，当我情绪饱满地高唱，大家都谈论我那异常优美的嗓音时，一个雇工突然说我是女孩而不是男孩，而且他一把抓住我。我又哭又叫。别的雇工也觉得这满有趣味，便紧紧抓住我的胳膊和腿。我跟女孩子一样害臊得大声尖叫起来，然后一下子挣脱他们，跑回家到我母亲跟前，她马上表示不让我再到那里去了。

我再次去拜望邦克弗洛德夫人。为了祝贺她的生日，我亲手设计并制作了一个白绸子针插。我还结识了附近另一位老牧师的寡妇。她允许我向她大声朗读她从流通图书馆借出来的图书。其中有一本书一打开就是这些话：“那是一个暴风雨之夜，雨打在窗玻璃上。”

“这是一本离奇的书，”这个老妇人说。于是我十分天真地问她怎么知道这本书离奇。“我能从头讲起，”她说，“证明它是离奇的。”

我敬佩她的敏锐眼光。

一次，在收割季节，母亲带着我从欧登塞到许多哩以外她的故乡波根斯附近一个贵族的别墅里去。母亲曾和住在那儿的女主人的父母一起生活过。那位女主人说有朝一日她可能来看望母亲。对我说来那是一次长途旅行，大半的路程我们步行，而且我们相信全程需要两天。这儿的农村给我留下那样强烈的印象，使得我非常渴望留在这儿成为一个乡下人。正值采集酒花的季节，母亲和我坐在谷仓里同许多乡下人一起围着一个采集酒花的大帆布袋，帮着采酒花。他们一边坐着干活一边讲故事，每个人都讲了他们所见过或经历过的怪事。一天下午，我听见他们中间的一位老人说，上帝什么事都知道，包括已经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事。这种思想充满我的整个心灵。将近黄昏时，当我独自从庭院里散步到一个深水池塘边，站在刚好没入水中的一些石头上时，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上帝是否真正知道将要发生的每件事呢？是的，我想，他现在已经断定我活着而且活了这么多年，可是假如现在我打算在这儿跳水淹死自己，那么，一切就不会像他所希望的那样了。于是，突然间，我决定淹死自己。我跑到池塘最深的地方，但是紧接着我心中又闪过一个新的念头：“是魔鬼想摆布我！”我大叫一声，好像被追赶似的从这里跑开了，哭泣着投进母亲的怀抱里。然而无论她或任何人，都不能逼我承认出了什么事。

“他的确见了鬼。”一个妇女说，而且我自己似乎也相信是那样。

我母亲改嫁了一个年轻的手艺人。他的家庭也属于手工业工人阶级，虽然如此，他却认为他娶了一个身份比他低的人。因此他的家庭不许母亲和我登门。我的继父是个严肃的年轻人，他从不过问我的教育，所以我的时间都消磨在我的西洋景和木偶舞台上了。我的最大快乐在于搜集五光十色的绸布碎片，自己来剪裁缝合。母亲把这看做是我准备成为一个裁缝的很好的练习，并且认为我生来就是要做裁缝的。恰恰相反，我说我要上剧院做一名演员。母亲千方百计反对我这个愿望，因为她除了知道流浪艺人和走钢丝演员的剧院，就没听说过别的剧院。“那样你准会挨狠毒的鞭打的，”她说，“他们为了使你的身子柔软会把你饿得半死，为了使你的四肢变软他们会给你吃油！”不，看来我必须而且应当去做裁缝了。“你瞧，裁缝迪克曼先生过得多好！”迪克曼先生是镇上的第一流裁缝。“他住在十字街，有一个大橱窗，工作台旁有雇工。哎，你要能做这样的裁缝该多好啊！”我有几分甘愿走这条路的唯一因素是，那样我就能够得到很多的绸布碎片来满足我的“剧院”的需要了。

我父母把家搬到了蒙克—米尔门外的一条街上。在那里我们有一个花园，那是一个很小很窄的花园，仅仅有一条长长的花圃，里面长满红醋栗、鹅莓等灌木，一条小路直通蒙克—米尔门背后的河流。倾泻而下的河水使三个大水车旋转，闸门一关，水车便停止了转动，这时河里的水全跑光了，河床干涸了，鱼儿在水坑里扑腾着，水溅泼着，我用手就可以捉住它们。肥大的水老鼠跑到大水车下面喝水，水车的闸门忽然打开了，水轰隆轰隆泡沫四溅地倾泻下来，这时水老鼠也不见了。河床上又灌满了水。于是我哗啦哗啦地蹚上岸，吓得像西海岸上采集琥珀的人似的。当潮水上涨时，幸亏水老鼠走远了。我站在我母亲当作洗衣板用的一块大石头上，起劲地唱着我熟悉的歌子。这些歌往往既没有意义也没有旋律，但我还是尽量唱好这自编的曲子。我家隔壁的花园属于法尔布先生所有。在他的自传里他的妻子奥伦什拉杰尔提到过这件事。她从前是个女演员，并且像《赫尔曼·冯·翁纳》一剧中的伊达·明斯特尔一样美丽，那时她是贝克小姐。

他们夫妇俩在花园里时，经常听我唱歌，这我是知道的。大家都说我有一副使自己终归要走运的好嗓子。我常常考虑这个运气如何到来。因为美妙的事对我总会成为现实，所以我盼望着发生最惊人的事情。

在这条河里洗衣服的一个老太婆告诉我，中华帝国坐落在欧登塞这条河的对面，而我并不感到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在某个月夜，当我坐在那儿的时候，一位中国王子也许自己挖穿地球来到我们面前听我唱歌，并且因此把我带到他的王国，使我富贵显赫起来。然后让我再访问欧登塞，于是我就在欧登塞生活下去并给自己建造一座城堡。多少个夜晚我都忙着绘制和设计这个城堡的平面图。

我还完全是个孩子。很久以后我在哥本哈根朗诵我的诗歌时，仍然希望在我的听众中有这么一个聆听我、了解我和帮助我的王子。

我对朗诵的热爱，我牢记在心的戏剧场面和我那优美动听的嗓子，已经多少吸引了欧登塞最有权势的几家人的注意。我被召请到他们家里去，我的独特的才智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在注意我的一些人当中有霍格·古尔堡上校，他全家都向我表示了最大的关切和同情。的确，他对我关切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介绍我去晋见克里斯钦王子——后来的国王克里斯钦八世。

“如果王子问你喜欢什么，”他说，“你就回答他，说你最大的愿望是上小学。”所以当王子真的问我这个问题时，我就这样说了。他答道，我的歌唱和诗歌的确非常美妙，虽然不是天才的标志，我总须记住学习是个漫长的、代价昂贵的过程，同时，假如我愿学一门车工之类的便于应用的手艺，他会照顾我的。虽然这位高贵的王子讲得合情合理，也相当正确，但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这种手艺，于是我很失望地走开了。从我更充分地显示了自己的才能以后，依我看，他很同情我，很乐于帮助我，直到他去世。我以最诚挚的感情怀念他。

我很快长大了，而且是个高个儿小伙子。为此我母亲说她再不能让我毫无生活目的地闲逛了。于是我被送到慈善学校，但学的只是宗教、写作和算术，而且算术学得很差。我还几乎不能用字母正确地拼一个词儿，我从不在家里做功课，我习惯于在上学的途中学习。因此母亲常夸耀我的记忆力以此来贬低我们邻居的儿子，说：“他一直在哼哼唧唧地念，可是汉斯·克里斯琴不用打开他的书本就能做功课。”在校长的生日那天，我总是编一个花环并写一首诗送他，他半微笑半开玩笑地把它们收下来，可是最后一次，他还是训斥了我。他名叫维尔黑文，是个挪威人。他无疑是个好人，但性情暴躁，而且似乎老是很不快活的样子。他诚挚地讲解宗教，当他全面讲解圣经历史课的时候，他讲得那样生动，以致一面听他讲，一面感到墙上那些以《旧约》为题材的彩色画片都变得栩栩如生，而且对我说来，它们同我后来发现的拉斐尔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画家(1483—1520)。和蒂希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威巴斯派首领(1477—1576)。的壮丽图画一样美丽、真实和鲜艳。我常常坐着空想，凝视着斑驳的墙壁。有一次因为我心不在焉，他稍稍责备了我一下。我向男同学们讲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我总是领袖人物，但有时也为这个受到挖苦。街头的孩子们也从他们的父母那里听说我的特殊才智，以及我有到绅士们家里去作客的习惯。有一天，我被一群粗野的孩子跟上了，他们在我背后讥笑地叫喊：“瞧，剧作家跑了！”我便藏在家中的一个角落里哭泣着向上帝祈祷。

我母亲说，我必须行坚信礼基督教信徒在受洗礼之后再行坚信礼，使之成为正式教徒。为的是可以到缝纫行业去当学徒，从而做一点儿适合我的事情。她倾注整个心灵爱我，但她不了解我的内心冲动和我的抱负。说实话，那时我自己也不大了解自己。母亲周围的人总是反对我的古怪习惯，并且把我当作嘲笑的对象。

我们属于圣卡鲁特教区，这些等候行坚信礼的人既可以向大教堂的教长也可以向牧师报名。所谓上等家庭的孩子们和小学的学生们走在前面，穷人的孩子们走在后面。然而我向教长宣布自己是个传道师候补者，虽然他已看出我把自己列入传道师的虚荣心，但他不得不承认我。尽管我在这些候补者中名列最后，可我仍然在那些受牧师照管的人们之上。不管怎样，我总希望不光是虚荣心在驱使我。我有些害怕那些嘲笑我的穷孩子们，并且总觉得在精神上我似乎更愿接近小学的学生们。我认为他们比别的男孩子好得多。当我看见他们在教堂院子里玩时，我就站在围栏外面，衷心希望着自己正好是这些幸运儿当中的一个，并不是为了玩，而是为了他们拥有那么多书和他们将来在世界上的前途。所以在教长家里我有可能和他们交往，并且学习他们的样子。可是现在，他们中间我一个也不记得了。他们和我只限于一些小的交往。我每天都觉得人们在讥笑我，在想，我已不属于那个教区了。然而有一个年轻姑娘，她也被认为出身贵族阶级(我以后还有机会提到她)，总是温柔而亲切地望着我。有一次，她甚至给我一朵玫瑰花。我欣喜若狂地回到家里，因为总算有一个人没有忽视我，没有排斥我。

一个老女裁缝用我父亲生前穿过的大衣改了一套“坚信礼”礼服，以前我从来没有穿过这样好的外套。同时，我平生第一次有了一双靴子。我高兴到了极点，唯恐别人看不见它们，便把靴子套在我的裤筒上，就这样走过教堂。靴子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全体教徒都能听出我的靴子是新的。使我从心眼儿里感到满足。我的整个信仰被搅乱了，我深知这一点。我对我的新靴子的关注竟然与对上帝的关心一个样，这不禁引起了我良心上的极大痛苦，我虔诚地从心底祈求上帝饶恕我，紧跟着却又想到我的新靴子。

一年里我积蓄了一小笔钱。我把全部钱清点了一下，发现总共有十三块钱此处直译应为价值十三元的里克斯和班科。里克斯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旧货币单位(元)；班科是十九世纪的瑞典斯基林(元以下的货币单位)。以下遇到这种情况均意译。(价值相当于三十先令)。我对于拥有这么多钱财高兴极了，以致，当我的母亲以最坚决的口气命令我跟一个裁缝当学徒时，我执意恳求她答应我去哥本哈根作一次旅行，以便观光一下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你去那里干什么？”母亲问道。

“我想出名，”我回答说，于是我告诉她我所读过的关于非凡人物的一切。我说：“人们一开头必须经受大量的苦难，而后就会出名。”支配我的完全是一种不易被人理解的冲动。我又哭又恳求，母亲终于答应了。然后她请来一个所谓“女神仙”的巫医，让她用咖啡渣和纸牌预卜我未来的命运。“你的儿子将成为一个伟人，”这个老妇人说，“欧登塞总有一天会张灯结彩地庆祝他的。”

我母亲听到这话哭了，于是我得到许可出去旅行了。所有的邻居都对母亲说：“让这个才十四岁的孩子到如此遥远、复杂而又人地生疏的大城市哥本哈根去，可是件可怕的事情。”

“是啊，”母亲答道，“可是他搅得我不得安宁。我同意了他，但我肯定他走不出尼堡的，他一见到那汹涌的海洋就会吓得折回来的。”

在我受坚信礼前的那个夏天，皇家剧院的一部分歌手和演员已经来过欧登塞，并在这里演出了一系列的歌剧和悲剧。全城都被他们迷住了。我因同公布节目单的人关系不错，可以躲在后台观看演出，甚至扮演小听差、羊倌等角色，还说过几句台词。在这种场合我的热情是那样的高，以致当演员们来化装时，我早已装扮好了站在那儿。我用这种手段把他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我身上来，我的天真的神态和热情洋溢的劲头儿逗得他们发笑。他们亲切地和我谈话，因此我像尊敬人间的神一样地尊敬他们。我开始理解，从前人们为什么要称赞我悦耳的歌喉和朗诵诗歌的才能；我好像天生就会演戏，剧院将是我成名的地方。因此哥本哈根应该是我奋斗的目标。我听到许多关于哥本哈根的大剧院的传说，在那里能看到称之为芭蕾舞的东西，一种胜过歌剧和话剧的玩意儿。特别是我还听说芭蕾舞女演员沙尔夫人被人们誉为首屈一指的演员。所以在我看来，她是万能的皇后。我设想能得到她的支持，在我的想象中，她是个什么事都能为我办的人。我脑子里带着这些想法到老印刷商艾弗森那里去。他是欧登塞最体面的公民之一，而且据我所知，当演员们在镇上的时候，他同他们有过一些交往。我想，他必定认识这位著名的舞蹈家。我想要求他为我写封介绍信给她，以后的事我就听天由命了。

这位老人第一次和我见面，非常亲切地倾听了我的请求，但他十分诚恳地劝我不要那样做，说我可以学一门手艺。

“那真是最大的罪孽。”我回答说。

他对我说这话的态度感到吃惊，这使他对我先具有了好感。他承认他个人并不认识这位舞蹈家，但他还是决定替我写一封信给她。我得到他的这封信时便以为我的目的已接近达到了。

我母亲把我的衣服收拾成一个小包袱，她以三块钱的价格同一辆运送邮件的四轮马车车夫达成交易：把我带到哥本哈根。我们商定出发的那天下午来到了。母亲陪我走到城门口。在那里还站着我的老祖母。最近几年来，祖母那美丽的头发变得花白了。她俯伏在我的脖子上哭泣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也深深地受了感动。我们就这样分别了。从此我再没有见到她，直至她第二年去世。她长眠在贫民院的墓地里。我连她的坟墓都指不出来。

马车左驾座上的车夫吹着他的号角。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太阳照进了我愉快天真的胸怀。我为映入我的眼帘的每一件新奇的事物感到欢欣，一路向着我心灵深处所向往的地方驶去。然而当到达大贝尔特海峡的尼堡港，乘船离开我出生的岛屿时，我真感到自己是多么孤单而可怜，除了天国的上帝再没有别人可以依靠了。

我刚一踏上谢兰岛在丹麦东南部。的土地，就走到岸上的一间小屋背后，跪下来恳求上帝正确地帮助和指引我。这样做使我感到一种慰藉，使我更加坚定地相信上帝和我自己的好运气。整整一天一夜我游遍了好些城市和乡村。我独自站在马车旁边，在重新打包裹时吃着我带来的面包，我觉得已经来到遥远的广阔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