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黑了，我来到斯拉格尔斯的一家小客栈。我问老板娘，城里有没有什么引人注意的东西。

“有的，”她说，“一辆新的英国救火车和巴斯托尔姆牧师图书馆。”那些大概就是城里的名胜了。少数骑兵军官构成了绅士们的社交界。大家都知道谁家做什么，哪个大学生在班上是升级了还是降级了，等等。一家私立剧院一般在排练期间，初中学生和镇上的女佣人都可自由进出，那里成了丰富的谈话资料的来源地。到那儿的第四夜，我便在我的《没有画的画册》见叶君健译：《安徒生童话全集》之八。中对这些作了大概的描述。

我寄宿在一个属于知识阶层的可尊敬的寡妇家，住在一间面向花园和田野的小屋里。我在学校最低的班级与一些小男孩子为伍，我真是一无所知。

我的确像一只被关在笼中的野鸟，有强烈的求生欲，此刻还在挣扎中；又宛如被抛进了摇晃着的大海似的。我感到被语法、地理、数学压倒了。我怕自己永远都学不会这些课程了。以嘲笑一切为其乐趣的主任，当然不把我的情况作为例外。对我说来，他俨然是个神，我无条件地相信他讲的每一句话。有一天，当我答错了他的问题，他说我愚蠢时，我到柯林那儿谈起这件事，并向他吐露了我的忧虑。我唯恐对不起人们对我的一切帮助。他安慰了我。然而，偶然在某些学科的学习上我开始获得优良的成绩，老师们也都热诚地关心起我来。尽管我取得了进步，我对自己还是越来越失去信心。不过在一次初试中，我受到了主任的赞扬，他在我的操行簿上也是这样写的，我为这件事而陶醉，几天以后我到哥本哈根去了。古尔堡见我已经取得进步，亲切地接待了我，并称赞我的奋发精神。

“我以朋友的身份劝你不要再写诗了。”他说。而且各方面都重复了同样的劝告。我不再写诗了，转而考虑我的义务和我所抱的成为一个大学生的非常渺茫的希望。我拜访了学识渊博的巴斯托尔姆先生，他曾是斯拉格尔斯的《西谢兰岛报》的编辑。他过着退休生活，只是专心致志地搞他的研究。

我把两部我的早期作品呈送给他，这使他对我发生了兴趣。他也劝我坚持学教科书，并写给我一封信。信中，他以真挚的感情发出诚恳的劝告——提出了一个可能使人们永远铭记在心的真理。他写道：

我的青年朋友，我已经读了你的序言。我必须承认上帝曾赋予你生动的想象力和一颗富于同情的心，但你的智力仍然需要培养，那是可能达到目的的。因为你现在有一个实现它的好机会。你坚定的目标应当是努力以最大的热忱完成你的学业，而且为了这个理由，你应当抛开一切旁杂事宜。

但愿你青少年时期的文章没有付印，因为我不能听凭公众为这些文章的缺陷所累，这种缺陷我们是很多的。这些文章还是很好的，它们也许能成为你从公众获得支持的证明。青年诗人必须摆脱虚荣的影响，并保持自己感情的纯洁和强烈。在你目前的求学时期，我劝你少写点诗，只在你需要抒发感情时才写。不要去写你还得为之挖空心思和搜索枯肠的东西，只是某种念头激发了灵感以及真挚的感情使你的心激动时才写。

仔细观察自然，观察生活和观察你自己，你才可能获得你的诗画的素材。从你周围的事物中作出选择，以各种观点反映你所见到的事物，拿起笔来就像你不知在你之前世界上还有过什么诗人似的，或者就像你不必向任何人学习似的保持那样高尚的思想，那种纯洁、崇高的精神，没有这些，诗的花冠不会戴在一个凡人的头上的。

你的亲爱的巴斯托尔姆

斯拉格尔斯，1823年2月1日

前面我提到的欧登塞的一位上校，这时已是古尔堡将军，他对我寄予同样的同情，他对于我被吸收进中学非常高兴。他经常写信给我，而且总是鼓励我，使我增强信心。当第一个暑假来临时，他邀请我顺便去看他一下——不仅如此，而且还向我提出支付我的旅费的办法。我自从离开故乡的小镇寻找出路以来，一直没有回去过。在这段期间，我的老祖母和祖父都相继去世了。

我小时候，母亲对我说，我的前途是光明的，我将成为我那拥有一所房子的祖父的继承人。那是一所小小的破旧的木房子，在他死后，就被拍卖，而且立刻被拆掉了，这个老人的大部分钱都被用来支付拖欠的税款。官方早已没收了“铜制的鼓形大火炉”，把它搬到市政厅去了。他们说这是一件值得占有的东西。这火炉真值钱，他们可能用它造了整整一车硬币，但那是贬值了的旧硬币，没有多久政府就不收了。1813年当这些硬币贬值时，这个精神不正常的老人接到通知说，硬币已毫无用处。“谁都不能抵制国王的货币！”他说，“国王也不会否决他自己的货币”。这就是他的全部答复。我听说过的这么大一笔“遗产”贬值到二十块钱左右，传给了我。然而，我必须坦白承认，我不大在乎那些钱财，我的思绪只停留在我回家探亲上。我觉得有趣而幸运，因一切有了希望而精神振奋。

我渡过贝尔特海峡，然后步行到欧登塞。当我走近能够看得见古老的礼拜堂的高塔时，我的心情越来越激动，我因深深地意识到上帝对我的关怀而突然落了泪。母亲为我欣喜若狂。艾弗森一家和古尔堡一家都热情地迎接我。在狭窄的街巷中我看见人们都打开窗户望着我，因为人人都知道，我诸事是多么出乎意料地顺利。不仅如此，当一位大人物领我爬上他家中建造的高塔，我从那儿俯瞰全城和周围的乡村，俯瞰下面医院里的一些从我幼年时起就认识的老太婆，当她们用手指着我时，我设想，自己已站到幸运的顶峰了。一天下午，在古尔堡一家和主教一家的陪同下，我们扬帆行驶在小河上，母亲高兴得流下了眼泪。因为如她所说，我“像伯爵的孩子一样受到尊敬。”

然而，我刚一回到斯拉格尔斯，荣誉的光轮以及类似的每一种想法都消失了。我可以坦率地承认我是勤奋的，只要一有可能，我就升上一个年级，但随着我的升级，我感到压力也加大了。我总嫌努力的程度不够。许多个夜晚，当瞌睡向我袭来时，我就用冷水洗头或者一个人在小花园里跑圈子，直到清醒过来能重新领悟书本为止。主任老是用笑话、绰号而不是用恰当的妙语来填补他的一部分教课时间。他一进屋我就发愁，不知如何是好，因此我的回答往往表达得与我想要说的相反，这就更给我增添了焦虑。我的结果可能怎样呢？

我在情绪极坏的时候给校长写了一封信，他是最友好地倾向于我的人之一。在信上我把自己说成生就的天资差，不可能学下去，哥本哈根的人们把花在我身上的钱白白扔掉了，因此我恳求他给我出个主意看我怎么办。这位好心人写给我一封最关切的慰问信，婉言鼓励我。他说主任对我是一片好心，那是他教学实践的习惯和方式，我已取得人们所能期望于我的最大进步，我不必怀疑我的能力。他告诉我，他自己开始上学时已是二十三岁的青年农民——比我上学时的年龄还大，我应当受到与别的学生不同的对待，但我的不幸是，这在一个学校里是不大可能办到的。可是我在各方面依然取得了进步，我得到老师和同学两方面的好感。我在各年级中都以宗教课、圣经历史课和丹麦语作文课受到表扬。在最高年级也是这样！同学们一个一个地来我家要我帮助他们写丹麦文作业，他们要求“不要好到太显眼就行了”，他们也同样帮助我学拉丁语。在“品行”方面，我稳步地每月都从老师那里获得“非常好”的评语，可是偶然一次我只得了“很好”的评语，我就对这种下降不安起来，以致立即写了一封令人哭笑不得的信给柯林，告诉他，虽然我只得了“很好”的评语，但我是非常清白无辜的。在此期间我得知主任对我的评语与他向上的报告不同。我不时地从他身上发现一丝好意，在星期天被邀请去他家的学生中总有我一个。他完全成了另一个人，他充满着诙谐和欢乐的情趣讲滑稽故事，和我们以及他的孩子们一起做游戏。

每个星期天我们都得去礼拜堂听一位老传教士布道。在他布道时，别的学生学他们的历史课和数学课，而我却学我的宗教课。我认为这样做，罪孽轻一些。参加私营剧院的群众场面的排演是我的学校生活中的几点亮光。排演是在一幢偏僻的建筑物里进行的，那儿可以听到牛叫。街道布景上画着这个城市的市场，借此表现出对城市市场周围的一切是熟悉的，使居民们看见他们自己的房屋而觉得有趣。

每星期六下午，我总喜欢到曾经是修道院的安特沃尔斯城堡去，现在不过是个半废墟。我在那儿参与发掘被毁坏了的如同庞贝城意大利古城，因附近火山爆发而被湮没。一般的地下室。

在那儿的一个小农舍里住着一对青年夫妇，他们是显贵人家的后裔。我相信他们的婚姻是违背他们父母的意愿的。他们确实很穷，但看上去很快活。在粉刷过墙壁的低矮房间里笼罩着一股舒适和美的气氛。桌子上摆设着新采集的花儿，还散放着一些装帧精美的书籍，一架竖琴立在那里备用。

我偶然结识了这对青年夫妇，我总是受到他们的热情接待。在这小住宅的上面，展现出一派田园诗的美景。住宅坐落在山脚下。山顶上有一座孤零零的城堡。我也常到圣·安德斯的十字架那里散步，那十字架立在斯拉格尔斯的一个高地上，是丹麦天主教时代建立的木制十字架之一。圣·安德斯是斯拉格尔斯的一个牧师，传说他到圣地指耶稣的故乡巴勒斯坦。去旅行，最后一天他在圣墓前祈祷了很久，以致船开走，把他落下了。他颇为此事懊悔，正沿着海岸散步，一个骑驴的男人遇上他，把他驮在驴背上带走，他马上睡着了。当醒来时，他听到斯拉格尔斯的钟声响了。他就是躺在这如今立着十字架的、安静的维莱赫依山丘上。他在家里呆了一年零一天，那只撂下了他开走的船才回来。那时是一个天使把他背回家的。这个传说和他醒来的地方都是我所喜爱的。我常常在黄昏时分坐在山丘上，俯瞰巴格森的出生地科尔索尼下面的牧场和麦田。他在斯拉格尔斯学校当学生时，也可能坐在这儿，从上面看过贝尔特海峡和菲英岛。在这个小山上我可以尽情幻想，后来在繁忙的学习中经过这里时，我往往仰望那立着十字架的山丘，感到我与这个地点的关系是如此密切。

然而，最快乐的时刻是有一次在一个礼拜天，树木青葱，我到离斯拉格尔斯两里(丹麦里)的索勒城去。这小城坐落在森林之中，被湖泊所环绕，诗人霍尔伯格创办的一所贵族学校就在这儿。万物都像修道院似的寂静。我在这儿拜访了诗人英格曼。他刚结过婚，担任教师。早在哥本哈根时他就热情地接待过我，在这儿，他对我的接待更加热情。他在这个地方的生活依我看来颇像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花儿与蔓藤缠绕着他的窗户，房间里装饰着著名诗人的画像和一些别的画。我们乘舟荡漾在湖面上，桅杆上紧紧地拴着一个风鸣琴。英格曼兴致勃勃地闲聊着，他的出色的贤惠的妻子像姐姐一样地款待我。我喜欢他俩。我们的友谊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从那时起，每年夏天我几乎都是他们受欢迎的客人。我已经体会到在与某些人的交往中似乎使人上进，使痛苦消失，整个世界显现出光明。

在这所贵族学校的学生当中有两个常写诗，他们知道我也写诗，所以他们对我很依恋。一位是佩蒂特，后来他的确专心地翻译了我的几本书，但译得并不忠实。他也曾给我写过一部奇怪的、幻想的传记。在传记里，他把我父亲的家描写得似乎与《丑小鸭》见叶君健译：《安徒生童话全集》之四。里的家一模一样。他把我的母亲写成一位太太，写我一双红润的脚在落日余晖的映照下跑着，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然而佩蒂特并不是没有才能的人，而且他具有一颗热情洋溢的、高尚的心。在他一生中，命运给他带来很多不幸。如今他已不在人世了。他的快活的灵魂可能已获得进一步的安息。另一位是诗人卡尔·巴格尔，丹麦文学界出现的天赋最高的人们之一。但他受到了不公正的评价。他所有的诗都充满着生气和创见，他的小说《我的兄弟的一生》是一本挺不错的书。根据对他本人的评价，《丹麦文学每月评论》曾表明不知如何对这部作品作出评论。这两位学者和我大不相同：他们血气方刚，生气勃勃；我则是敏感而天真，但我倒是我们三人中最年长的。地处丛林、与世隔绝的幽静的索勒城，成了我的诗歌和友谊之家。有一件使我们的小镇大为震惊的事——在镇南的斯克耶斯克约尔村处决三名罪犯。一个有钱的农家少女诱使她的求婚者杀死了她的父亲，因他反对他们的婚姻；还有一个同谋犯是个男仆，他企图娶死者的遗孀为妻。人们都赶着去看这次处决，那天像节日一般。主任打发高年级学生离开学校，于是我们也能去看这个场面了。因为他说，让我们去熟悉一下这个情况可能对我们是一件好事。

我们连夜赶乘着敞篷马车，到太阳出来时才到达斯克耶斯克约尔村。这件事给我留下了鲜明的印象。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目击的罪犯们被押送到刑场时的情景：面如土色的少女，把头靠在她那身强力壮的情人的胸脯上；在他们背后是那个男仆，脸色苍白，黑发蓬乱，点着头瞟眼偷看向他呼喊“永别了”的几个熟人。他们站在自己的棺材旁边，同牧师一起唱圣歌，少女的声音听起来比其他人的声音都大。我几乎支撑不住了！这种时刻对我来说比死亡的时刻更加可怕。我看见一个贫穷的病人，他的迷信的父母，为了治好他的癫痫病，让他去喝一杯被判处死刑的人的血。他飞快地跑开了，直到精疲力竭地倒在地上。一位民谣作者在兜售“忧郁的曲子”，歌词由犯人们来配，与著名乐曲相比，听起来很可笑。整个悲剧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以致很久以后我想起它就难受。虽然已经过去许多年，但此事留给我的印象仍然是新鲜的，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似的。

这类事件或其他重大事件再没有发生。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但是事情发生得越少，生活就越平淡、单调，就越是想到尽快把发生的事情记下来——照人们的说法叫做记日记。那时我也记这样一种东西，我还保留有其中的两张。它们真实地反映了我那时古怪的孩子气的整个性格。这儿我记入几节，逐字抄下来。

当时我读的是次高年级，我的继续生存和全部幸福都取决于在即将到来的考试中升到最高年级。我写道：

“星期三。我灰心丧气，拿起我面前的圣经，找到圣言，我翻开书，胡乱地指着一个地方读道：‘以色列《圣经》中的雅各，希伯来人的祖先，见《创世纪》32章28节。啊，您毁了您自己，但您帮助了我！’(《何西阿书》)见《圣经》钦定英译本《旧约全书》第28节。说真的，上帝，我是懦弱的，但您看透了我的心，并且会帮助我升到四年级吧。我已顺利地用希伯来语回答了问题。”

“星期四。偶然扯掉一只蜘蛛腿。满意地通过了数学考试。上帝啊，上帝，我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

“星期五。上帝啊，帮助我吧！夜是这样寒冷、清澈。考试顺利地结束了——明天公布结果。月亮啊！明天你看见的要么是一个脸色苍白的自暴自弃的人，要么是一个最快活的人。读席勒的《阴谋与爱情》。”

“星期六。上帝啊，如今我的命运定了，但人们还瞒着我，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上帝，我的上帝！别抛弃我吧！我血管里的血液流得那样快，我的心神慌乱不安。上帝啊，上帝，帮助我吧——我是不配得到这种帮助的，可您得宽大仁慈呀，上帝！——事实上我是升级了，真不可理解！我并没像我所想象的那样狂喜。十一点钟我写信给古尔堡和我的母亲。”

那时我默默地向上帝发誓，如果他让我升到四年级，我就在下个星期进圣餐。我确实也这样做了。

通过这事你可以看出，我的虔诚的心里有什么忧虑以及发展到了怎样的程度，虽然那时我已经二十岁了。属于同样年龄的其他年轻人的日记会写得好得多吧！

主任越来越厌烦他在斯拉格尔斯的住所，他在谋求赫尔辛格初级中学校长职位的空缺，并且达到了目的。他把这事告诉了我，并热情地补充说，我可以写信征求柯林的同意，让我和他一起离开这里到那儿去，我可以住在他家里，甚至现在就可以搬到他家里去；到那里之后，在半年之内我就能成为大学生。倘若我拖延了，那就又当别论了；到那里之后，他将亲自私下给我补习拉丁语和希腊语。当然，我马上得到了柯林的许可，我便搬到了主任的家里。

眼下我就要向斯拉格尔斯告别了。向我的亲密的同伴们和我所结识的几家人告别，对我来说是难受的。当然，那时我也买了一个题词簿，在题词簿上签名的人当中有亲爱的老师斯尼特克先生，他在题词中指出：他曾经是英格曼和波尔·莫勒在这儿上学时的老师。

卡尔·巴格尔写了一首诗送我，颇像给一个青年诗人的题词，倒不大像送给一个即将到教室课凳上就座的男孩子的诗。于是我就到那里去打发沉闷无聊的日子去了。

我陪主任到赫尔辛格。整个旅程中第一次望见点缀着无数航船的海湾、库伦山以及秀丽的乡村景色，这一切使我心旷神怡。我在一封给拉斯马斯·马鲁普的信里描写了这些景色，而且由于我自以为写得很好，又把同样的信寄给了其他的人，向他们每个人做了介绍。碰巧这封信很中尼鲁普的意，被他选登在《哥本哈根画报》上，使得每个收到信的人，或者确切地说，每个得到一份抄件的人，都相信他看到了给他的信被登在报上。

新的社交活动，使主任的精神振作起来。但没过多长时间，我很快发觉自己被抛弃了。我意气消沉起来，心中感到很苦恼。那时主任已经在给柯林先生的信中谈到我目前的情况，其中他对我和我的能力的评价与我和别人所听到的，或我主观认为他要说明的完全不同。假若当初我稍微知道一点他对我的评价，我会坚强起来的，我的精神势必会健全些，那就会对我的整个一生起着有益的作用。

我每天都听他指责我的低能，他像对傻子或对一个非常迟钝、愚蠢的孩子那样跟我说话，他严肃地把我的情况写信告诉我的保护人柯林。由于我经常向柯林报告主任对我和我的低能不满，柯林曾要求他写一份报告书。

H·C·安徒生于1822年底被吸收进斯拉格尔斯初级中学，尽管缺乏最必需的起码的知识，由于他年龄已相当大，还是被编进了二年级。

他赋有丰富的想象力和热情，努力全面地学到了一些知识。大体说来他取得的进步使他有资格不断地从低年级升到他目前所属的最高年级。与众不同的是，他和这个文件的签名人从斯拉格尔斯搬到了赫尔辛格。

我不得不说，对于别人的关心，对于在他学习过程中至今一直在经济上接济他的人们的关心，他是当之无愧的。他各方面的才能都是高的，在某一方面甚至是出众的；他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来源于充满深情的气质的品行，可以使他成为任何学校学生的典范。可以进一步说，通过继续不断的值得称赞的勤奋努力，他将能于1828年10月升入专门学校。

一个导师所希望的，但在同一个学生身上很少发现的三种品质，即才智、勤奋和优良的品行，无疑为H·C·安徒生所具备。

考虑到这一点，我必须把他作为一个很值得支持、使之能继续他的学业的人来推荐。由于这种支持，即使他年龄大，也不允许他退却。不仅他的精神气质，还有他的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无容置疑的才智都足以保证用于为他谋福利的费用决不会白白花掉。

S·梅斯林

哲学博士、赫尔辛格初级中学主任

1826年7月18日于赫尔辛格

对于这个说了我这么多长处而又应当为人所知的证明，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沮丧到了极点，对自己既不相信也没有信心。柯林寄给了我几行热情的话：

别丧失勇气，亲爱的安徒生！把你的心神安定下来，镇静些，理智些，你会发现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主任对你怀有好意。他也许采取与别人不同的指教方法，但无非是为了达到同一个目的。

下次我可能多写些，今天就写到这里。

上帝保佑你！

你的柯林

这儿的景色给我留下了生动的印象，但我只敢偷偷地瞧它一眼。课余时间，房门通常被锁上了。我不得不留在热气腾腾的教室里学拉丁语，不然就和孩子们一起玩玩，或者坐在我的小屋里，我从不出去拜访任何人。我在这个家庭中的生活留给我的记忆像许多噩梦。我几乎被这生活制伏了，每天晚上都祈求上帝改变这种境遇，让我死去。我对自己已毫无信心。我在这里从来不提我的情况如何不顺利，因为这会使主任把我当作他开心取乐的对象，把我的感想变成笑料。

那段时间我给柯林的信件表现了一种沉闷而绝望的精神状态，这深深地感动了他。我是从他本人那里知道这点的，但当时他没有什么办法。他以为，或者可能以为，由于用脑过度，真正的压力在我自己的精神上，而不是来自外界。我的心情是开朗的，乐于接受每一线阳光，但仅仅在一年一度被许可去哥本哈根的几天假期里，我才能得到这种机会。

从主任的房间里出来到哥本哈根的一所住宅有着多么大的变化啊！这儿雅致、清洁，充满着一种讲究的生活的气氛。这是阿德迈勒·伍尔夫的家。他的夫人以母亲般的慈爱关照我，他的孩子们热情地对待我。他们住在阿马林堡楼阁的一部分，而从我的卧室往外望正是广场。到那儿的第一个晚上，当阿拉丁从他的华丽的楼阁俯瞰广场时说的“我来这儿时还是个穷小子”，这话贯穿了我的整个心灵，使我心中充满了感激。

我居住在斯拉格尔斯的整个期间，顶多不过写了四五首诗，其中《鬼魂》和《给母亲》两首可能被发现收入我的作品选集里。我在赫尔辛格上学的日子里只写了《除夕》和《垂死的孩子》两首诗，后一首是我受到注意和被承认的第一首诗，并被最早出版和翻译成外文。我把它念给哥本哈根的一些相识的人听，有些人为它所感动，可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只是议论我的词都是带“d”音的菲英岛方言。我受到许多人的称赞；但我从多数人那里得到的教训是叫我谦虚谨慎，不应得意忘形——其实那时我很轻视自己。

我的仁慈的女保护人之一写信给我说：“务必不要因为你能写几行诗，就以为自己是一个诗人了！那样可能发展为固定的想法。倘若我幻想自己成为巴西的女皇，你会说什么呢？那岂不是愚蠢的想法吗！你以为自己是诗人的想法也是愚蠢的！”但那根本不是我的想法，我要是真有这种想法的话，那毕竟是在我一生中的游玩时期；如果我有过这种想法，那也不过是聊以自慰而已。

我在哥本哈根居住期间因为举止笨拙，其次因为老是心直口快，受到很多的责备。

在阿德迈勒·伍尔夫家里，我见到许多才智出众的人士，其中我最尊敬的一位，就是诗人亚当·奥伦什拉杰尔。我听到周围的人都在赞扬他。我真诚地敬重他。我高兴的是，一天晚上，在一间灯火辉煌的大客厅里——在那儿我深深感到自己的衣着是最破烂的，因此便躲藏在长窗帘后面——奥伦什拉杰尔来到我跟前，伸出手来准备同我握手。我本该向他跪下的。我们常在伍尔夫家里见面，韦斯也常到那儿去。他非常亲切地同我谈话，于是我走过去听他的即兴钢琴演奏。已经回到丹麦的布龙斯特兹，以他的雄辩的口才使屋子里的气氛活跃起来。伍尔夫大声朗读他自己翻译的拜伦十九世纪英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革命作家(1788—1824)，其诗作有多种中译本。的作品。克里斯钦八世的朋友、一位有教养的讲究的绅士艾德勒也给那个社交圈子增添了光彩，还有奥伦什拉杰尔的小女儿夏洛特的轻松愉快的幽默使我惊异。在哥本哈根的那些日日夜夜对我说来是多么美妙啊！

几天以后，我从这样一个家回到主任那里，这使我深感大不相同。他也直接从哥本哈根回来，在那儿他听说我在众人面前朗读了自己写的一首诗。他向我投以锐利的一瞥，并命令我把诗拿给他看。当时如果他从中发现一点儿诗的才智，也会原谅我的。我哆哆嗦嗦地把《垂死的孩子》一诗拿给他看，他读后断言那是伤感的东西和无聊的废话。他忍不住发了脾气。如果他早就认为我把时间都消耗在写诗上或者认为我是那种生性需要严厉对待的人的话，那么他的心情还会好些，可是他无法假装这样。从那天以后，我的处境比从前更加难堪了，我精神上痛苦万分，几乎颓废下去。那是我一生中最黯淡、最不幸的时日。

正在那时，有一位老师去哥本哈根，向柯林如实地讲了我所承受的精神负担。他便立即叫我离开学校和主任的家。在向主任告辞时，我感谢他曾经给我的关照，这个暴躁的人骂了我一通，最后他说我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大学生。我的诗将在书店的地板上发霉，我本人也将在疯人院里了此一生。听了这话我全身发抖，然后离开了他。

几年以后，当我的作品《即兴诗人》第一次出版时，我在哥本哈根遇见了他。他以和解的态度向我伸出手说，他犯了错误，错待了我。不过此时我的情况还是像上面说的那样糟糕。在我看来，我的一生中倒是得福于那些沉闷、黯淡的日子。

后来一位以热心研究北方语言和历史在丹麦出名的青年人成了我的老师。我租了阁楼上的一间小屋，我在《流浪者》中描写了这件事，在《没有画的画册》中人们也可以看出，我经常在那里接待来自月球的来访者。我有一笔可靠的别人答应资助我的钱，但由于学习必须支出一些，我还得想方设法节约。有几家人，每逢星期天从早到晚都招待我用餐。我是那种如同现在哥本哈根的穷大学生一样的寄宿生，但其中有一点不同，它使我见识了几种类型的家庭生活，这对我是不无影响的。我勤奋学习，在某些特殊科目上，尤其在数学方面，我在赫尔辛格表现得相当杰出，因而那些功课眼下得更加依靠我自己了。每一门功课都有助于我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然而对于人们已不十分重视的宗教课，我的这位有卓识的老师发现有许多重要的事情可做。他是个严守圣经字面教义的人。对于圣经的字面含义我是了解的，因为我刚入学时就已经清楚地理解圣经上叙述了些什么，教导了些什么。我是从感情和理智两个方面接受“上帝是人们所敬爱的”这个教义的。任何反对“燃烧着的地狱的火焰永不熄灭”的观点，我都不能接受。从坐学校板凳那令人苦恼的状况中解脱出来的我，此刻像一个自由的公民那样抒发意见，而我的这位人间最高尚、最和蔼可亲又坚守圣经教义的老师，却常常十分为我担忧。我们互相争论着，但我们的心中却燃烧着纯洁的火焰。然而我来到这位心灵上未受过损伤的、天赋高而又具有与我同样特殊性格的青年这里，对我还是有好处的。

但是，隐藏在我内心的一种谬误却变得明显起来。我曾有过一种快乐，不在于休息而在于尽情地玩乐，并把友情看做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原来那位主任完全误解了我赤裸裸的坦白、敏感的性格，认为我的容易激动的感情是荒谬的，因此这种感情被压抑回去，闷在心里。此刻，我内心的压抑就自行暴露出来了。我并没有从痛苦的遭遇中一下子变得放荡起来，而是错误地竭力表现得与从前的我不同。我嘲笑感情，满以为我已经把它完全抛在一边了；可是一旦遇到冷漠、厌烦的表情而不是我所预期的友好表情时，依然被弄得整天不舒畅。从前我用泪水写成的每一首诗，这时都被我瞎改一气或给它加上两行荒唐的叠句。其中有篇叫做《小猫的挽歌》，另一篇叫做《病态诗人》。我那时写的几首诗全都具有一种幽默的特征。我完全变了，我这棵发育不良的小草被重种过了，此刻开始发出新芽。

伍尔夫的大女儿——一个非常伶俐、活泼的姑娘理解并鼓励那种在我的几首诗中自然流露出来的幽默感，她获得了我完全的信赖。她像一个善良的姐姐似的保护我，此外她在唤起我对喜剧的感情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时也有一股新的生活潮流传到了丹麦文学界，人民对此颇有兴趣，而政治家却没有参与原文如此，所指不明。

曾以其精彩作品《赛克》和《陶工沃尔特》在公众中获得声誉的海伯格丹麦诗人兼戏曲家(1758—1841)。把轻歌舞剧搬到舞台上来了。那是一种丹麦轻歌舞剧，它的血液来自我们本民族，所以博得喝彩，并且几乎取代了一切别的戏剧。塔莉阿经营的巡回游艺团在丹麦舞台上演出，她的秘书就是海伯格。他是个文雅、善辩的当代英雄，我初次见到他是在奥尔斯特兹家里。这使我高兴到了极点。他对我最友好，于是我去拜访了他。他认为我的一首幽默诗值得在他的最精彩的周报《飞邮报》上发表。经过许多周折之后，我的《垂死的孩子》一诗在报上发表了。前不久，在许多报刊发行人中，谁都不敢承印一首中学生的诗，否则他就要蒙受“刊发最拙劣的无聊作品”的抨击。那时他们印了我的一首最有名的名诗，附了一段为之辩解的话。海伯格看见了，便在他的报纸最显著的位置上发表了。多亏他，我的两首署名“H”的幽默诗才真正使我初露头角。

我还记得登载我那两首诗的《飞邮报》出版的那天晚上，我同伍尔夫的家人在一起，他们在向我道好的时候，顺便谈到了我的诗，他们认为我的诗才很小，而且他们从每句诗里都发现了一点儿毛病。这时伍尔夫手里拿着《飞邮报》进来了。

“今天晚上，”他说，“有两首绝妙的诗是海伯格写的，别人谁也写不出那样的诗来。”他们的大女儿深知内情，热烈地宣布说作者就是我。他们突然沉默了，恼火起来。这大大地伤了我的感情。

有一位不大受尊敬但颇有地位的作家很好客，一天他请我去他家作客。他告诉我赠送新年礼物的日子快到了，人家要求他写稿。我说根据出版者的愿望，我的一首小诗将同样作为新年献礼。

“什么，每个人，不拘什么人都要为这个刊物投稿呀！”他生气地说，“那么他将不会从我这里弄到什么东西，我的确不能给他什么东西。”

我的老师住的地方离我相当远。我每天去他家两次，在去的途中我脑子里考虑的全是我的功课。然而在归途中我便心安理得了，于是鲜明的诗的构思掠过我的脑海，但我从没记下来。在这一年当中我只写了五六首幽默诗，这些诗留在脑子里比写在报纸上更加使我不安。

1828年9月，我成了大学生。那时的系主任奥伦什拉杰尔紧紧握住我的手，把我当作一个有文化的大学生来欢迎——对我说来那是一个重要表示。我已经二十三岁了，但就整个的性格和说话的态度来说，我还几乎是个孩子。这些日子里有一件小事也许能说明这点。在考试前不久，我看见一位青年坐在H·C·奥尔斯特兹的餐桌旁。他看上去很窘迫、腼腆的样子。我在那儿从来没有见过他，以为他刚从乡下来。我不拘礼节地问他：

“今年你去参加大学入学考试吗？”

“是的，”他微笑着说，“我打算去。”

“我也去，”我说。这时我像一个亲密的朋友一样和他谈了许多关于这件大事的话。哪知他就是要考我数学的很有天才的杰出教授冯·施米滕。他在外表上非常像拿破仑，以致在巴黎曾被误认为是拿破仑。当我们在考试桌旁相遇时，我们双方都很窘。他的厚道正如他的博学，他想鼓励我，但不知如何办，他俯身在我耳边说：

“当你考试完毕后，你首先给我们一些什么诗作呢？”

我惊奇地凝视着他，焦急不安地答道：

“我不知道，先生，可是请您不要给我出太难的数学题，好吗？”

“那么，你懂得一些啰？”他低声说。

“是的，先生，我还算懂得一点儿数学，在赫尔辛格学校我经常和其他同学们一起读辅助材料，并在证书上获得‘非常好’的评语，可现在我害怕极了。”教授与学生以这种方式互相认识了。在考试当中，他扯碎了他的全部鹅毛笔，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放了一支笔在旁边用以记下成绩。

考完以后，在去老师家途中，萦回在我脑际的念头和忧虑像一群飞到了空中的蜜蜂似的，实际上还飞进了我的第一篇作品《从霍尔姆运河到阿马克的徒步旅行》——一首独特的幽默诗，一种异想天开的阿拉伯式图案，但却充分显示了那时候我自己的个性、我的嘲弄一切和流着眼泪对自己的感情开玩笑的倾向。这首即兴诗是富于幻想的五彩缤纷的织锦工艺品。

没有哪个出版者敢发表那部幼稚的作品。所以我鼓起勇气自己干了。在那部作品出版几天以后，出版者赖策买了我的第二版版权，接着他出了第三版。在瑞典法赫伦再次出了这部作品的丹麦文版，只有奥伦什拉杰尔的主要著作才出现过这种情况。若干年后在汉堡出版了德文译本。

哥本哈根所有的人都读了我的书。我听到的全是称赞，只有一位有地位的保护人给了我严厉的教训，但这教训给我的印象颇为滑稽。这人觉得在《徒步旅行》一诗中有讽刺皇家剧院之嫌，他认为这不仅不合适而且是忘恩负义。其所以不合适，因为那是皇家剧院，或者如他所说，是国王的剧院；其所以是忘恩负义，因为我进皇家剧院免费入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