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人们最不在意的是长在小路两边的马鞭草。然而，不管春夏秋冬，任凭人畜践踏，它总能一遍又一遍地泛出坚硬的墨绿色。

——题记

我的第一个记忆是甜美的。农历4月上旬，母亲到野外抱回打落了籽的干爽油菜枯槁，铺在柴棚里。然后把已经不吃桑叶、长得肥胖透明、开始白天晚上都睡觉的蚕虫，一条一条都轻轻放在油菜枯槁上。不到10天，蚕虫不见了，油菜枯槁上长满了漂亮的、形似红枣的“白果子”。母亲说，这是蚕虫吐出的丝结成的窝，叫蚕茧。蚕虫累了，它们都在窝里睡觉呢。母亲拿起一个蚕茧用油灯照给我看，半透明的蚕茧里蚕宝宝果真蜷缩着身子，安祥地睡着了。空闲时，母亲将蚕茧集拢来，抓几把放在锅里煮。到了她认为合适的时候，就捞起来。然后就坐下来，一个一个地把蚕丝连绵不断抽出来放在篾制的箩盘里。三、四岁的我很耐心、很期待地坐在母亲脚背上。母亲抽完一个蚕茧，就把里面的蚕蛹送到我口里，我就满足地咀嚼着。蚕蛹软软的、甜甜的，我吃了一个就安静地等着吃第二个。

让我萌发人生第一个感恩报答之情的，竟是牛而不是人。那时农村小孩的自然分工主要是两件事：放牛、打猪草。而且多是男孩放牛，女孩打猪草。我6岁就放牛，而且是一头大水牛。放牛必须每天两次，早上牵出去，守着它吃草约两小时，傍晚又牵出去约一个半小时，一年四季，风雨无阻。有一天早上我牵着牛到一小河里，让牛吃河堤上的草。说是小河，实则是河底不到一尺宽的水沟，不过流水倒是清朗活泼。初夏的小草沾满露珠，青翠甜嫩，牛不紧不慢剃头式地吃着草。我坐在牛背上，仔细寻找着牛身上的虱子，找着一个掐死一个；同时摇摆着小树枝，驱赶着不时从别处高密茅草丛中飞来的苍蝇，我称之为茅蝇。这苍蝇不同于家里饭桌上的苍蝇，它个大、干净，但咬人咬牛都很痛。不久又来了一个放牛的小伙伴，他也把牛引到小河里，跟在我的牛后面。他放的是小黄牛，小黄牛的背是不能坐的。他眼馋我有牛坐，不容我同意，他也要爬上我的大水牛背。大水牛驼上两个小孩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他不按规矩不讲方法，抓住牛背的毛往上爬。水牛被他抓痛了，突然蹦了一下，把我蹦到了水沟里。我睁开眼一看，可怕极了：我四脚朝天，肚子上方正是大水牛的脚。牛脚往下踩，我不死也要踩出肠子去掉半条命。令我感激一辈子的是，水牛大概感觉到下面有我，它居然既不走动，也不吃草，悬着的脚也不放下，一直仰着头，直到几分钟后我从水沟里他的脚下爬出来站在它眼前，它才走动吃草。我不知是惊吓还是感动，突然一边抚摸着它弯弯的牛角，一边爆发式的大哭起来。从此后，我再也不用绳子、竹条、树枝抽打这个牛了，而且不计远近总是牵它到草最多、草最好的地方，看到它肚子吃得圆圆的才回家。

图2：已是知天命之年，我仍念念未忘是牛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我有时白天也会出去帮助姐姐打猪草。女孩好结伴而行，男孩则打闹在一起。由于我年龄、个子都小，不喜耍闹，打猪草很专心，常打得比其他男孩还多。回到家，大姐和大嫂也夸我很能干。但好景不长，有的男孩在回家的路上经常抢我的猪草，不给就打耳光、踢屁股，搞得我哭哭啼啼。他们还说：不准哭，再哭就打死你这个二流子的崽。此后我不敢与他们结伴，常常是一个人独往独来。

哥哥和嫂子是1951年结婚的。那时哥哥18岁，嫂子13岁。哥嫂年轻也勤快，但他们却因我父亲是“二流子”，也常常遭受村人的冷眼和窝囊气。土改工作组组长经常号召要孤立和监督“二流子”，同时百般挑唆和鼓动哥嫂独立门户。其实哥嫂并未都成人，还不能完全自立。但他们无法摆脱工作组的“教育”，不得不在1952年与我父母分了家。哥嫂的分开、村民的歧视，父亲不能讲话，母亲不敢讲话，我和细姐也常常畏缩在家不敢出门。一些土改“积极分子”常常闯进家门来，不说话、阴着脸，到处转一下，又离开。我姐弟俩不知他们又要对父亲做什么，大气都不敢出，见他们来了就往门角落里躲。

雪上加霜的是，母亲可能是因为常年流泪度日，30多岁眼睛就得了白内障，1953年底眼睛全瞎了。送一个大火笼（烤火用）给她，如不碰她的脚又不说话，她全然不知。母亲女工不能做了，饭也不能做了。此时我刚满7岁、细姐9岁（大姐15岁出嫁了），上面还有年近80、常年病卧在床的祖母，可真难煞了父亲。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此后家里的饭就由我和细姐在母亲的口授下来做了。1954年父亲听一个来贩卖辣椒、乳猪、狗肉的萍乡人讲，母亲的眼睛可治。父亲像捞到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攀上这个萍乡人。按照萍乡人的建议，就在次年5月，卖掉家里的牛和猪，他扶着母亲步行走了两天来到萍乡福田求医。过了不到10天，父亲、母亲竟神奇般地回来了，母亲的眼睛完全恢复正常了（直至90多岁还能穿针引线）。母亲治病那段日子，我与细姐孤苦地度日如年，有时怕被人欺负，白天也关着大门（农村里白天是不关大门的，否则不吉利）。看到父亲、母亲回来，我们又哭又笑，一拥而上，紧紧抱着他们的双腿不放。

姐姐带弟弟，这在农村是自自然然的事。细姐比我大两岁，她到离家两里路的教学点读书，还要带着我。在路上，她一直牵着我，有4个地方要涉水过河，是那种可赤脚趟过去的小河，她就赤着脚、卷起裤腿背我过去。日复一日，天天如此。我是个坐得住、静得下来的小孩。姐姐上课，我就和她共坐一条短櫈，或者就站在姐姐课桌旁。有一次老师提问，全班无声，见此情景我就脱口而出，而且答对了。突然老师和全教室二十几双眼睛一起投向我。老师笑眯眯地走下讲台，问我多大了，愿不愿意发蒙（启蒙）读书。我说要回家问父亲。那时这个教学点是复式班教学，一、二、三年级共20多人，都坐在一个教室里；老师每个年级都教，什么课都教；老师、班主任、校长“一肩挑”。这个老师叫苏汝南。他当天晚上就到我家，把我的情况告知我的父母。父亲高兴地说，听老师的，并请老师帮我取了“李谟清”这个学名。

第二年，这个教学点迁到了我家乡楠木荆村。原因是楠木荆村比周边其他村大得多，学生主要是这个村的。从此我也不要姐姐带了，自己可以单独蹦蹦跳跳去家门口上学了。在学校里，可以认字、写字，还学唱歌、画画，老师和我们一起做游戏，比在家里好玩多了。

那时，村里人都认为读书就是两件事，一是认字写字，二是打算盘。这两件事恰恰是我父亲拿手的事。于是他俨然也像老师那样教我写字打算盘。白天他有农活，晚上他总是隔三差五地把在屋外场地上玩得起风的我拉回家练毛笔字。为了节省灯油（殷实人家都用茶籽油点亮灯盏），他把水浸后再晒干的竹篾片子插在墙缝里，一根接一根地烧着照明。我确实是个认真、专心的伢子，读到三年级时，我居然能代替父亲帮别人写字了。老师也常夸奖：“这个孩子，读书最好。”与我一起读书的孩子却因为我会读书、自己不会读书而受到父母的责骂和鞭打。渐渐地我发现，别人对我这个“二流子”的儿子的眼光也不一样了。同时我也发现，除了家里，还有地方（即学校）让我感到快乐和留恋。

1955年在本村读完三年级，我就应该转到离家三里远的下坪村小学读四年级。但是父亲、母亲很担心一些本村孩子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欺负我，于是决定让我住到离楠木荆五里多路的大姐家，转学到大姐家附近的南棚村小学读四年级。

住大姐家读书是我童年时期最快乐的时光。

首先是，大姐出嫁前一直是带着我的，在家里除了母亲我最依恋大姐。因此在大姐家里，我虽然10岁还不到，但生活上、情感上没有离开父母的孤独和失落。

更重要的是，离开了楠木荆的一些大人和孩子，由于父亲受管制而给我带来的压抑、冷眼、被欺负也因到了大姐家而离我远去了。我能够没有忧虑地、轻松地笑和大声地说话了。

其次是我很喜欢放牛，大姐家那里的山更大，放牛不必牵着、守着，而是早上送牛进山，下午放学就到山里找回来。牛很乖，吃饱了不走远，甚至躺着睡觉。到了傍晚，你即便不去牵它，它也会不急不慢地自己回家。

我要永远感激我姐夫（他名叫彭太菊）的爸爸妈妈。他们对我的到来由衷的高兴。当时我姐夫正在萍乡师范学校读书，长年不在家，家里还有两个比我小一、二岁的弟弟，这也是个大家庭。但姐夫的爸妈把我看得比谁都重。夏末秋初姐夫爸带我到稻田里捉回好多鱼，做成熏鱼干留着。他们很少吃，却要保证我每天上学带午饭有一块干鱼吃。鱼干稍熏一下，煎一下，好香好香，这是我的最爱。大姐很能干，户外的农活她赛过男劳动力，全乡插秧比赛她还得过第一名。大姐“李清秀”在全乡是个很响的名字，为此我也感到骄傲和自豪。大姐带我一起睡，但她常在乡里开会很晚才回家。这时我就反复唱在学校里学的歌给自己壮胆，唱着唱着就睡着了。

在大姐家住读小学四年级时，我还有一个很好的去处，那就是我姑妈家。姑妈家离我读书的小学更近，站在学校操场上可以看到姑妈家全貌。姑妈有4个儿子3个女儿，是大户人家；只有一户邻居。姑妈家周围环境很独特，很优美：背靠高山，屋前有一条清澈见底、长流不断、大约6米宽的河，河里丝草像少女的长发，不知疲倦地飘摆；丝草下面不断有一群群小鱼在无忧无虑地跳跃、潇潇洒洒地游动。比我大一岁的表哥和小一岁的表弟夏天下午一放学就光着屁股滚到河里去了。他们最喜欢打水仗和水中捉迷藏，一不留神不见了人、一会儿又从几米远的水里探出头来了，直让路过的小孩眼馋。

到姑妈家必须先过一座高高的、几十米远就可以看见的木桥。我一下桥就大喊“姑妈，我来了！”姑妈一听到我的声音，就三步并做两步走出来，取下我的书包，并告知我表哥表弟已经到河里玩去了，且立即回头高声叫唤：“松焜（我的二表哥），湖南伢子（我的乳名）来了，快去搞碗鱼来！”二表哥便立即取下晒在门口场地上的渔网，走到木桥下游，仅撒一网，就捞起10多条两指宽的鱼，一餐是肯定吃不了的。还有好玩的是，不仅屋前有大河，屋后山脚下还有一条大约半米宽的小河，家乡人都称之为圳。这小河的水是专门用来推动水轮车舂米、榨茶油的。所以姑妈一家人一天到晚就生活在吱吱呀呀、哗啦哗啦的车转、水流声中。我到了姑妈家就不想走。姑妈家让我最留恋的，是姑妈见到我时那开怀、爽朗的笑声，又总可以吃到刚捕捞的鲜鱼，表哥捞鱼就像到菜园里摘菜那样随时、方便。特别那条河太让我自由自在了，也许是本能所致，在水里我不知不觉就能狗爬式的游泳了。

读完四年级，我就回到了楠木荆我自己的家。因为我会游泳、会读书，那些发小们竟然天天跟着我转，好像我就是他们的“头”了。

还有不少至今仍想折回去的童年生活。上了小学，多少能做点农活了。秋收之后，有两件事自然落到了我们男孩头上。一是堆草垛，即把满地都是晒干了的扎成小人似的稻草收集起来，堆成一个个蒙古包样的大草垛。由于上面呈张开的雨伞型，下面的稻草一般不会被雨淋湿，在冬季和早春季节这就是牛的干粮了。最好玩的是翻草垛。草垛堆成后不到一个月，里面就必定会有老鼠做的窝。我们几个男孩常常相邀去把一些草垛掀掉，兴高采烈地围捕老鼠。当然围捕完后又将草垛恢复原样。因为这是些吃草的老鼠（我们称为田鼠），很干净，不脏，我们每次都可带回好多战利品，在家里由大人剥皮刮肚，用柴火熏制成腊味，美味极了。第二件事是上山砍柴。砍柴是不怕肚子饿的。到了秋冬季节山上有很多野果，降霜以后果子还特别甜；山下旱地里有好多红薯。上山时我们就先挖一些红薯放在已烧好的柴火堆里，待砍完柴下山时又回到此处，大家饱吃一顿热烘烘、香喷喷的烤红薯。更令我们向往的是，降霜之后是打猎的好季节，碰上打猎人，我们就跟上去看他们怎么围猎大的野兽，如野猪、野山羊、野狐狸等。有经验的猎户首先会选定打猎的山头，然后放出猎狗。猎狗则凭借灵敏的嗅觉发现野兽的踪迹（如野兽屎尿的气味）找到它们的藏身之处，然后一阵狂叫将野兽从它们的窝里赶出来，这时猎人们便趁机围剿。看到这种像打仗一样的场面真够过瘾。更让我们意外和满足的是，猎人有个铁定的规矩：上山打猎，战利品见人有份。也就是与他们一起跑，不管是大人、小孩，按人头算，每人一份猎物。只不过打猎头功者一定要分个整头，据他们说头是最有补的。可惜这些与大自然亲密接触、充满童趣的种种活动，当下的孩子们几乎是无缘享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