萃英志学

许金元的中学时代大部分是在苏州萃英中学度过的，时值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中国，那是一个民众觉醒，思想激荡的时代。由于辛亥革命的冲击，加上帝国主义各国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掠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全国上下普遍兴办学校，废除读经，提倡男女同校，新式教育迅速发展。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队伍不断壮大，社会呈现出一片新气象，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共和、议会、选举等新思想、新观念深入人心，大大解放了人民的思想。在此基础上，为反对北洋军阀的独裁与专制、尊孔与复古，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场提倡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并企图以此来改造国民性，提倡新道德，发展新文学。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1919年1月，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巴黎和会，然而和会的操纵列强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维护国家主权的正义要求，决定将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自5月4日起，一场由学生、知识分子、商人、工人等社会各阶层成员组成的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斗争在全国迅速展开。苏州各界也迅速响应，《苏州日报》《平江日报》等报刊进行报道宣传，苏州人民纷纷以通电声讨、示威游行、宣传演说、罢课罢市、抵制日货等方式投入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1919年5月9日，苏州各校学生在体育场集会，声援五四运动。

苏州学生首起响应，就读于萃英中学的许金元也深受影响，积极参加。5月6日，苏州学界吴研因等向北京总统府、广州军政府、各省教育会、全国学生及上海报界通电，怒斥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5月9日，是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国耻纪念日，苏州各大中小学将国耻纪念活动和声援五四运动结合起来。当天下午，萃英中学与东吴大学，省立二中，桃坞、晏成、英华等校学生在公共体育场召开大会。会后，学生手持写有“人心未死”“国民速起”“力争青岛”“勿忘国耻”等字样的标语旗帜在城内游行。随后几天，各校学生相继于课后上街游行，“随地演说，沿途听者甚众，颇能令人油然而生爱国之心”。5月18日，苏州学生联合会宣告成立，从此，苏州学生运动由学校自发行动进入到统一组织罢课斗争的新阶段。5月24日，苏州学联组织2500多名学生集会，通电全国，表示“愿联络全国学界共策进行”。5月27日，苏州学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从次日起，全市中等以上学校一律罢课。罢课决议被印成通告广为散发和张贴。通告指出：“外交失败，内政日紊，学生等呼吁无效，杞忧难已，忘绝路穷，痛深虑切。谨于5月28日起一律罢课。“28日当天，全市20多所学校一万多名学生列队前往观前街、阊门等闹市区游行。沿街高呼“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废除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争回山东权利”“抵制日货”“拒绝巴黎和约签字”等口号。学生的罢课斗争和爱国热情深得苏州各界群众的同情和支持，许多学校校长和教职员工通电北洋政府和南京督军，表示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

6月1日，北洋政府下令取缔学生一切爱国行动，并公然表彰被民众斥之为卖国贼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激起了全国学生及其他一切爱国群众的愤怒。6月3日，北京学生再次走上街头游行演讲，北洋政府出动军警镇压，逮捕了800多名学生。6月5日，上海六七万人举行罢工，声援北京爱国学生，五四运动的中心也由北京转移到了上海。苏州各界爱国群众的声援活动随之掀起新的高潮，学界、商界纷纷发出通电，强烈要求罢免卖国贼的职务，并立即释放被捕学生。萃英中学与东吴、晏成、桃坞等教会学校校方下令学生限期复课，并威胁如不复课，将一律出校，不准停留。6月6日，全市19所学校的代表针对教育当局提前放假、破坏罢课的阴谋，决定各校学生在放假后，都得在本籍组织学生联合会支会，互通声气，并派代表去上海同全国学联取得联系。6月8日，吴县教育会发动小学总罢课，已经宣布罢课的苏州中等学校数千学生再次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