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县）人，魏、晋之际著名文学家、思想家，“竹林七贤”之一，与嵇康齐名。他生于东汉献帝建安十五年（210年），在魏陈留王景元四年（263年）去世。他的父亲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为曹操丞相府僚属，擅长军书檄文和乐府歌辞，曹丕称他“书记翩翩”（《与吴质书》）。阮籍三岁亡父，由寡母抚育成人，事母至孝。他三十三岁才出仕。魏正始三年（242年），太尉蒋济召他为幕僚，他上奏记婉辞。蒋济恼怒，他被迫赴职，不久托病辞归。又为尚书郎，亦病免。正始九年（248年），曹爽执政，广揽名士，召阮籍为参军，他拒绝应召，归田屏居。一年后，司马懿诛灭曹爽集团，时人因而佩服阮籍大有远见。司马懿擅权，召阮籍为从事中郎。他见司马懿排斥异己，杀害名士，残酷无情，因而就任以全身。司马昭擅政时，他仍为从事中郎，封关内侯，迁散骑常侍。其间，他曾出任东平（今属山东）相，求为步兵校尉，所以史称“阮步兵”。

阮籍生于曹操基本统一北方的年头，长于魏文帝、明帝朝三国鼎立的时代，主要活动于齐王曹芳正始以后的时期。曹魏集团腐败，司马氏集团取而代之。阮籍去世那年，蜀汉投降；后年，司马炎登基，晋朝正式建立。他的一生，大体处于三国鼎立阶段，恰与曹魏王朝兴亡同步。这四十多年，东汉虽亡，但天下分裂，尚未统一；三国割据称帝，但不知最终鹿死谁手，都未必长久；三国各自巩固内部，发展经济，国势相对稳定，但战争从未停止；三国统治集团内部，各种势力的政治斗争，明里妥协，暗里切齿，渐趋激烈。大体地说，较之汉末农民起义、军阀混战的动乱而言，这一时期社会阶级矛盾有了缓和。但封建阶级内部政治斗争并未终止，由三国争夺天下，到三国上层统治集团争夺政权，变得集中而明确。而随着形势的发展，曹魏统一天下的条件愈益成熟，曹魏内部的政治斗争也愈演愈烈；斗争对立面主要就是曹魏新兴士族集团和司马氏代表的世家士族集团。因而这个历史时期的基本特点是：三国鼎立，相对稳定；天下未定，实质动荡。正因为实质上这是个动荡未安的乱世，所以在思想文化的上层建筑领域里，也是充满斗争，显得相当活跃。

陈留阮氏是曹魏时期新兴士族。阮籍早孤，家境不富，但学习努力，兴趣颇广，博览群书，多才多艺。他攻读儒家经典，“少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咏怀诗》其十五）；但也爱读《老子》、《庄子》，并且学习击刺武艺，能长啸，善弹琴，还喜欢喝酒。在曹魏集团兴盛的年代，青年阮籍志气宏放，性格开朗，但不受拘束，有点傲气，常常独来独往，因而引人瞩目，先觉得他“痴”，后来发现他“异”，不同寻常。其实他既想做个才德高尚的贤者，“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同上引）；又要做个武艺高超的战士，“英风截云霓，超世发奇声”（同上其六十一）；更是胸怀济世的爱国壮志，“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壮。垂声谢后人，气节故有常”（其三十九），要为国征战，统一天下，做个忠义爱国的壮士。从《咏怀诗》里怀念往事的篇什，可以看到他对青少年时期的理想和生活是深情系之的。

当阮籍怀抱壮志，走进社会，接触政治现实后，他痛心地看到了曹魏集团骄奢浮华，趋于腐败。这使他深为失望，无意仕进；同时他也敏锐觉察到司马氏集团伪善险恶，高唱礼法而阴谋篡权，使他激愤忧患，更不肯依附。他沉默、苦闷、愤慨，深感这个时代污浊混乱，他的才能无法施展，他的壮志不能实现。有一次，他游历当年楚霸王项羽与汉高祖刘邦决战的广武古垒，感慨地说：“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晋书》本传）“竖子”是项梁在鸿门宴上斥骂项羽不材的称呼。阮籍觉得自己的时代就像当年楚、汉对峙似的，正因为没有真正的英雄，所以不材可以成名而称英雄，那些成功的人物也非必是真英雄。他又曾“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同上）。这近乎痴狂的行为，是他曾努力追求理想而终于失败的情绪发泄，也是对这黑暗混乱时代的软弱抗议。他清醒了，也转变了，所以青年阮籍虽然已有“异”名，也有人荐誉，但他却不肯做官，变得喜怒不形于色，“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并且更加好酒，还几次托病辞官，显得少年老成，城府不浅。事实上，那位热情开朗的爱国青年阮籍，只留于乡闾，透露于回忆，闪烁于放诞言行，并未径直冲进社会，奋斗仕途。出现于历史舞台的阮籍，是个看来充满矛盾的文人、学者、士大夫。

在政治上，阮籍是矛盾的。他心里愿望曹魏王朝振兴，但却因无望而不肯出仕；他心里反对司马氏集团篡魏，但却因高压恐怖而低头就范。他和嵇康、山涛、刘伶、王戎、向秀以及堂侄阮咸等七人，都属曹魏时期新兴士族。由于不满曹魏集团腐败，更反对司马氏篡魏，他们经常聚游于竹林，崇尚老、庄，酣饮谈论，行为放任，不求仕进，当时以为清德，称之“竹林七贤”。但当司马懿大权独揽，施行高压政策后，他们之中除嵇康、刘伶外，阮籍、山涛等五人都被迫出仕。阮籍做司马懿从事中郎时，已届四十不惑之年，明知不可而为之，却也从此不致仕，并且凡司马氏府上宴集，他有请必赴，到必痛快吃喝。实际上，他做的是清贵之官，并不出力，只是以仕为隐，隐于朝廷，借以全身，既不为仕，更不为功名富贵。这种在仕隐夹缝里求生存的官，很难做，更痛苦。所以他说，“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终日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咏怀诗》其三十三），“曲直何所为？龙蛇为我邻”（同上其三十四）。这种日子极不好过。

有两个人很理解阮籍这种处境和心情，一个是嵇康，一个是司马昭。嵇康认为阮籍是位贤者，“口不论人过”，“至性过人，与物无伤”，只是喝酒过分。他说，阮籍“至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仇，幸赖大将军保持之耳”（《与山巨源绝交书》）。他十分理解，阮籍是司马氏党羽即那些礼法之士的伪君子们的死对头；正是为了避免伪君子们阴险加害，只得托庇于大将军司马昭。司马昭称阮籍“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世说新语·德行》），因而“恒与谈戏，任其所欲，不迫以职事”（《世说新语·任诞》注引《文士传》）。司马昭很了解阮籍的软弱，既然要利用他的名望和文才，便乐得保护，显得器重，博得爱才和宽容的美誉，有利于自己篡魏。对此，阮籍心里明白。司马懿曾想与阮籍结为亲家，阮籍昏醉六十天，借醉表明态度，拖了过去，司马懿也不再强求。司马昭要进爵晋王，加九锡之礼，表面却一再推辞，百官一再劝进，让阮籍写劝进表章。阮籍也借醉拖延。等到使者来索取表章，把他叫醒，他才写了一篇文辞清丽的空话，敷衍了事。而司马昭也并不加罪。阮籍守母丧时期，司马昭请他赴宴。宴席上，礼法名流何曾斥骂阮籍服丧期间大吃大喝，有意破坏司马昭以孝治天下的法制，要司马昭予以惩处。阮籍照样吃喝，不予理睬，反而是司马昭替他解围，说他守孝哀伤，身体很弱，应该补养。大概由于礼法之士纠缠不休，他便请求到东平做官。这是个穷僻的小地方。他骑驴赴任，一到任就把衙门的围墙拆掉，使“内外相望”，颁布了几条简单明了的法令，只十天就返京。他写了篇《东平赋》说：“岂淹留以为感兮，将易貌乎殊方；乃择高以登栖兮，永欣欣而乐康。”表明本意只求清闲几天，并不真想做官。他又听说步兵营的厨师善酿酒，而且贮藏了三百斛好酒，就要求去当步兵校尉。可见他确乎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是采用仕而隐的对策，旨在远害全身。当然喝酒过多，有害健康，难怪嵇康要批评他。

在思想上，阮籍是矛盾的。他在青少年时培育的道德情操和爱国壮志是从儒家思想来的；而且真心追求，始终未曾忘怀。成年阮籍变成了老、庄道家思想的信徒，却是并不彻底，有所折衷的。现实政治的混乱黑暗，使他不能兼济天下，只得明哲保身，独善其身，走了以仕为隐的道路。

本来，自正始以来，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一些正始名士，原是曹魏时期新兴士族上层的一些青年文士，他们才思敏捷，行为放荡，爱好老、庄，喜欢清谈，调和玄、儒，探讨道德，掀起一股谈玄风。何晏依附曹爽，当了侍中尚书，玄风也随之而盛。阮籍本来对他们不满，曾说：“三楚多秀士，朝云进荒淫。”（同上其十一）就是说他们像楚国宋玉那样，有才而不正经。但当司马懿诛灭曹爽集团，何晏也被杀，株连了一批正始名士。王弼在正始十年也病逝了。在这种高压恐怖气氛下，“竹林七贤”反而接着何、王的玄谈，也大谈老、庄，探讨道德，而且行为放任，不求仕进。显然，这实质上是一种抵制司马懿的政治行为，其倾向与阮籍以仕为隐是一致的。因而成年阮籍虽然以老、庄思想信徒活跃于历史舞台，但他的思想具有明显的特点和倾向：以老、庄的自然之道，求孔、孟的仁义之德，而以锐利的锋芒指向司马氏集团的礼法之士，讽刺其虚伪丑恶，揭露其罪恶根源。这就使他的思想言论，有时俨然老、庄忠实信徒，有时却像孔、孟后学，显得互相矛盾。

阮籍对儒家思想很理解，从未根本否定。但他常用道家自然天理的观念来分析历史的发展变化，对儒家宗奉的三代圣君盛世与历代亡国乱世进行分析批判。例如，他的《乐论》是阐述孔子所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理论的。文中首先指出，依照“自然之道”，最完美的音乐和最完善的移化，是“乐之所始”，即原始时代的朴素的音乐，其特点是“不烦”和“无味”。然后指出不同风俗的产生，败坏了原始朴素音乐，其原因是：“圣人不作，道德荒坏，政法不立，智慧扰物，化废欲行。”可见其原则和出发点是道家思想。但在论述风俗产生之后的音乐教育作用时，则几乎完全采取儒家的礼乐教化思想。他认为：“刑教一体，礼乐外内也。刑弛则教不独行，礼废则乐无所立。……礼逾其制，则尊卑乖；乐失其序，则亲疏乱。礼定其象，乐平其心；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

同样，他阐述《易经》的《通〈易〉论》，也是用自然之道来解释《易经》思想，肯定《易》是“昔之玄真，往古之变经”；认为《易》之为书也，是依照“顺自然，惠生类”的根本道德原则来论述客观事物变化规律的。但是在具体论述《易》的来历及具体内容时，却又基本采取传为周公所著《系辞》的观点。其结论则折衷玄、儒，指出：“是以明夫天之道者不欲，审乎人之德者不忧；在上而不凌乎下，处卑而不犯乎贵。故道不可逆，德不可拂也。是以圣人独立无闷，大群不益，释之而道存，用之而不可既。由此观之，《易》以通矣。”这就是说，要通《易》，必须明了一个根本道理，明天道而审人德，按照自然天理来考察人的本分需要。自然有天地万物之分，人类有上下贵贱不等，各安本分，天下太平。而最能理解且掌握这一根本道理的圣人，就能彻底超脱，听任天地万物及人类自然发展。

显然，《乐论》、《通〈易〉论》的思想实质都是以自然之道、无为之治为最高理想和根本法则，来达到维持现实的封建等级制度的存在和发展。理想是道家的，现实则属于儒家，阮籍的本意在于调和折衷。但这种调和折衷只能自圆其说，事实上是矛盾的。

阮籍阐述老、庄思想，主要是用来分析、批判、揭露魏、晋之际的现实政治及各类儒者的面目。其《通〈老〉论》已佚，但有一条佚文说：“道者，法自然而为化。侯王能守之，万物将自化。《易》谓之‘太极’，《春秋》谓之‘元’，《老子》谓之‘道’。三皇依‘道’，五帝仗‘德’，三王施‘仁’，五霸行‘义’，强国任‘智’，盖优劣之异，薄厚之降也。”可以看到，阮籍以老子自然之道为根本法则和最高理想，所以将传说三皇、五帝的远古时代到春秋战国，依次简括为“道”、“德”、“仁”、“义”、“智”的五种政治、道德观念，认为变得越来越差，越来越薄。

《达〈庄〉论》直接针对“缙绅好事之徒”对《庄子》的非难，所以阮籍在全面阐述庄子思想的同时，借历史事例予以尖锐激烈的指斥。例如，在比较《六经》与《庄子》的区别时，他认为《六经》是“分处之教”、“一曲之说”，《庄子》是“致意之辞”、“寥廓之谈”，有大与小、整体与局部的不同，理当小从属大，局部服从整体。这一论述虽有褒贬倾向，但不失说理态度。然后他笔锋一转，说：“然后世之好异者，不顾其本，各言我而已矣，何待于彼！残生害性，还为仇敌，断割肢体，不以为痛。目视色而不顾耳之所闻，耳所听而不待心之所思，心奔欲而不适性之所安。故疾萌则生意尽，祸乱作而万物残矣！”锋芒所指，显然不是一般儒者，而是针对那些不顾国家、只图私利的缙绅之徒、礼法之士。又如他分析批判战国时代游说之士，指出他们“咸以为百年之生难致，而日月之蹉无常，皆盛仆马，修衣裳，美珠玉，饰帷墙，出媚君上，入欺父兄，矫厉才智，竞逐纵横。家以慧子残，国以才臣亡。故不终其天年而大自割，系其于世俗也”。这等于给礼法之士提供一面历史的镜子，照尽其虚伪丑恶的嘴脸。

在《大人先生传》中，阮籍通过理想化人物——大人先生分别与礼法之士、隐士和薪者的问答，正面阐述了道家的理想和法则，同时对这三类当时现实生活中的儒者作了描述和分析。辛辣地讽刺礼法之士“亦何异夫虱之处裈中乎”，愤怒指斥“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而对那位愤世疾俗而“抗志显高”的隐士，则批评他“贵志而贱生，禽生而兽死”是不足取的；对那位蔑视荣辱而自食其力的薪者，则予以慰勉，加以诱导，使他进一步认识自然之道，彻底超脱。在这些阐扬老、庄思想的文章里，阮籍将老、庄思想作为一种思想批判的武器，用来揭露当时现实的礼法之士的丑恶及儒者的懦弱不振，这一特点和倾向是明显的。大人先生虽然是道家理想化的人物，“与自然齐光”，“陵天地而与浮，明遨游无始终”，高高在上，超越一切，但他毕竟回顾了人间，感叹现实的混乱，并未彻底忘却，尤其是对上述儒家的士君子们。这也同样反映出阮籍思想的矛盾，既要追步老、庄的超脱，又不能忘情于儒家治世之道的败落。

阮籍不可能反对封建制度，也不可能根本否定儒家礼教仁政。他从自己的社会政治生活体验，从对根本道德的深入探索，认识到儒家礼教已被伪君子们败坏，成为暴虐贪污、图谋私利的面具和手段。因而他转而接受老、庄思想，并用作批判、揭露魏、晋礼法之士的思想武器。正像鲁迅所说，阮籍和嵇康都是由于那些礼法之士“亵黩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在骨子里可能比礼法之士更信奉礼教。正因为是儒内玄外，所以阮籍的思想是矛盾的。

在生活上，阮籍也是矛盾的。“竹林七贤”素有醉酒和放诞的行为，阮籍自不例外，甚至公然宣称“礼岂为我设耶！”但当他儿子要学他的生活态度时，他却说侄儿阮咸“已豫吾流，汝不得复尔！”这岂非等于说，已经学坏了一个，不准再学坏。自相矛盾，自我鄙薄。不过，在“竹林七贤”中，阮籍的骨气不如嵇康，饮酒不如刘伶，放诞其实也是比较节制，相当谨慎的。史载，他对礼俗之士和通达之士分别以青、白眼看待，实则他对嵇善翻白眼，多半是恨嵇善不学他堂弟嵇康，并非一贯如此，一律区别。凡属人物，像何曾之流凶险的伪君子，他主要是不理睬，不臧否，或者说些不着边际的玄话，万一失慎，可以回旋。在充当司马昭参军时，有一次恰遇有关司法官署报案说，有人杀母。这触动了阮籍的心绪，遂脱口而说：“嘻，杀父尚可，怎么至于杀母呢？”这样大逆不道的玩笑，使在座官员惊恐失色，司马昭立即责问：“杀父，天下极恶不赦，怎能说可以呢！”阮籍马上回答：“禽兽知母不知父，杀父是禽兽之类，杀母连禽兽都不如。”显然，阮籍本来有感于司马氏以孝治天下而说挖苦话，是对政治现实的辛辣讽刺，但当被责问时，他却偷梁换柱，瞒天过海，用人性和兽性的类比来说明杀母连兽性也没有，变成了一个不着边际的玄理命题，仿佛真开玩笑，这也合乎他的任诞风度。

阮籍放诞言行主要表现于孝道及男女礼节这两个范围，往往更表现他正直善良的品德，真正符合儒家伦理道德。母亲去世时，阮籍正在与人下棋。对手要停止，他却坚持下完，似乎无动于衷，毫无孝心。但下完棋后，他饮酒二斗，大哭一场，吐血数升，内心悲痛再也压抑不住。这是真孝。名士裴楷前来吊唁，阮籍“散发箕踞，醉而直视”，并不哭泣答礼，完全不顾礼法，但也不翻白眼。这是真性情，真悲哀。对待妇女，阮籍的放诞显得更为突出。邻近有个酒家，美貌少妇当垆卖酒。阮籍常去喝酒，醉了就躺在垆边，不嫌脏贱。少妇的丈夫经过考察，对阮籍这放诞行为就很放心。有个兵户人家的少女，有才有色，不幸未嫁而夭折。阮籍听说她死了，就去吊唁，尽哀而返，但他并不认识她的父兄。当时商贾和兵户都不属良民，更不入士籍。阮籍不顾尊卑贵贱，赏识健妇，婉惜才女，确乎不合礼法，却表现了他的正直善良。最惹起议论的是，他的嫂嫂回娘家，他不但相见，而且送别，违反了内外有别、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法。当人们讥笑他时，他就回敬了那句名言：“礼岂为我设耶！”这似乎是他不守儒家礼法的声明，其实也是寓意嘲讽的玄话。如果认为他是放诞之士，则他本就不守礼法。如果认定这礼法必须遵守，那么就不是为我一人设立，不守礼法大有人在，岂只我一人。言外便有讽刺。而对他来说，送别嫂嫂正是家庭和睦的表现，光明磊落的行为，真心实意，合乎礼节。所以阮籍任诞的用意，恰在以认真实在的行为来比照讽刺礼法之士伪善丑恶的行径。阮籍放诞的特点便是任真，是真君子，有真性情，见真道德，既与伪善对立，也跟放荡迥异。

总起来看，作为一位历史人物，阮籍显得矛盾而又一致的特点是：儒内玄外，明哲保身，任诞全真，弯而不屈。他处于魏、晋易代之际，经历了政治、思想、文化从比较开明活跃到黑暗专制的变化转折年代，壮志热情被压抑了，才智胆识被压制了，道德情操被扭曲了。他正直高尚，聪明善良，然而软弱。像一株在悬崖隙缝里生长的瘦弱青松，躯干虬曲，高高依偃，在寒风严霜里显得低了头，弯了腰，然而坚强生存下来，松针常绿，松风如瑟，仍是一株青松。千百年来，他为人民所理解，获得同情，受到尊重。

比较起来，阮籍在古代思想史上的成就，不如在文学史上突出。作为思想家，他和嵇康代表魏、晋玄学的一个流派，在学术观点上并无突破性的成就，而是以针对现实政治，具有高度政论性为自己的特点。他的思想论著在散文艺术上却又有独创的成就，更增添了他作为文学家的风采。实际上，他生前为时所重的是文才，身后备受称道的是诗赋文章。他的文学成就，首先在诗歌创作上。《文心雕龙·才略》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即认为阮籍以诗，嵇康以文最具个性，最见才能，最有成就。今存阮籍诗计五言古诗八十二首，四言诗十三首，总题《咏怀》。其四言诗真伪未定，五言则公认为阮籍代表作，大致并非一时一地之作，而且可能是经过诗人自己整理的一个组诗。南朝刘宋诗人颜延年说：“阮籍在晋文代，常虑祸患，故发此咏耳。”（《文选》李善注引）他曾注解《咏怀》，但“怯言其志”（钟嵘《诗品》上）。唐代李善也说《咏怀》“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文选》注）。可见《咏怀》的思想和艺术特点，古来认同。首先是内容上主要抒发了司马昭高压政治下的种种感慨，反映时代的压抑忧患，倾向鲜明，能够令人感受而领会；其次是艺术上隐晦曲折，恰如他“发言玄远”一样，锋芒所指的具体人事是依稀仿佛，难以捉摸的。对现实生活的种种感受体验，诗人主要采取象征性的比兴手法来抒写，诗歌题材的形象是具体生动的，思想感情倾向是显而易见的，诗歌语言明白如话，节奏韵律抑扬自如，能令人感到诗中的大体指向，却又不能确定具体对象，在针对时政的篇章中尤其如此。总体来看，诗人自我形象是鲜明突出的，因而《咏怀》的艺术风格恰如其人，明朗和晦涩，矛盾地统一起来，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开创了一种新颖的体制，被誉为“正始之音”，称为“正始体”，影响深远。清代王夫之说：“步兵《咏怀》自是旷代绝作，远绍《国风》，近出入于《十九首》，而以高朗之怀，脱颖之气，取神似于离合之间，大要如晴云出岫，舒卷无定质。而当其有所不极，则弘忍之力，肉视荆、聂矣。”（《古诗评选》卷四）这一中肯的评论，相当透彻地分析了《咏怀》的艺术风格特征。尤其是在总体上指出诗人自我形象所表现出的坚毅的自控力量，所承受的义愤压力，堪比于战国刺客荆轲、聂政的心理状态，此可谓深刻独到之见。但比较起来，《咏怀》的明朗而晦涩、质直而曲折的艺术风格体制，影响更为深广。北朝庾信《拟咏怀诗》、唐代陈子昂、张九龄《感遇》和李白《古风》等著名组诗，都是对《咏怀》艺术风格体制的继承和发展。

阮籍的抒情小赋亦有可观，但成就不如思想学术散文突出。他的《乐论》、《通〈易〉论》、《达〈庄〉论》都是思想哲理的论辩文章。它们的结构都是主客问答式的，但前二篇着重于哲理的阐述，而《达〈庄〉论》则具有更多的文学性和政论性，对讽刺对象有生动的神情描写，用以古讽今的寓意更为辛辣显明。他的《大人先生传》是虚构创作的道家理想化身的人物传记。虽然它的内容实质也是思想哲理的论辩文章，但因为虚构人物，编造情节，以第三人称勾勒传主及三类士人的形象，所以具有文学创作的特点，更明显地针对社会现实，艺术性和现实性都较突出，是阮籍文章的代表作，也是魏晋文章的一篇重要代表作。从散文艺术发展的角度看，阮籍的文章都继承了汉代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这类辞赋变体的特点，虚设主客，长篇议论，形式自由，便于发挥。阮籍的发展主要是大胆无拘地扩展虚构的创作成分，机智泼辣地施展指向明确的讽刺艺术，记叙描写颇具神态，议论讥讽淋漓尽致。而《大人先生传》更驰骋想象，恣意夸张，有楚辞恢宏奇丽的气派，颇见歌赋骈散各体的才情，交织融合，别有趣味。所以它篇幅虽长，又多说理，却生动有趣，耐人赏读。

阮籍作品辑集成书，似在南朝。《隋书·经籍志》载其集为十卷，又注明“梁十三卷，录一卷”。唐代又编有五卷本，著录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及《日本国见在书目》。此后历代书目著录大抵以十卷本为多，十三卷本与五卷本似未传播。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叙录称，明有黄省曾刻本为十卷本，但已属辑本。今存《阮籍集》都是明、清及近代辑集重编，有四卷本、二卷本、一卷本等。其《咏怀诗》，自颜延年注解以来，《文选》收入其中十七首，唐李善有注，此后随《文选》注而多有异说新注。近代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折衷旧注，比较详备，最可参考。

倪其心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