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

香港回忆录

抗日战争时的印象

1937年“七七”“八一三”战争爆发后，从8月15日开始，日寇飞机就开始猛烈轰炸南京。我随家离南京到安徽，又由安徽省会安庆坐船到达武汉。在武汉住了些日子，由于日机不断轰炸，父亲从武汉坐飞机直接飞到香港，我随后母汪淑晴及她的贴身女佣阿妹坐广九路的火车由武昌到广州经九龙抵达香港。

那时，去香港很方便，无须办什么手续和证件，可以自由出入。

香港，这块英国人从清廷手中硬割去的中国领土，曾被他们自豪地叫作“女王皇冠上的宝石”，由英国派出的香港总督治理。总督府是一幢米白色的漂亮大建筑物，里面高高飘扬着大英帝国的国旗，人都对它侧目而视。大英帝国当时像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地主，统治着许许多多殖民地，自称为“日不落帝国”。像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锡兰）、缅甸、澳大利亚、加拿大等那时都是英国的殖民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陆续独立。

公元前111年，当汉朝将沿海土地纳入版图时，香港、九龙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清朝后期两次鸦片战争决定了香港被殖民统治的命运。1840年6月英国舰队占领港岛，一年后宣布这里是“自由港”。从此，英国将大量鸦片由此运入中国内地毒害中国人民。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迫使清廷签订《南京条约》，割占了香港。1843年设立了总督府。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港英当局迫使清廷签订《北京条约》，将割占范围扩大到九龙半岛。1898年又强迫清廷展拓香港界址，“租借”了沙头角到深圳湾以南及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的大片土地，为期99年。从此，香港即被英国殖民统治。

熟悉“十里洋场”上海的我，初到香港，觉得香港比上海小得多，整体上也不如上海繁华，香港对海岸的九龙就比香港更差一些。从当时的眼光看，香港的皇后大道比较欧化，显得漂亮，德辅道商店较多，行人也多。九龙的弥敦道一带漂亮洁净，但没有繁华的感觉。只是，香港和九龙远离战火，没有轰炸，是一幅升平景象。

香港和九龙隔海相望。维多利亚海港是著名的深水港。巨大的几万吨级的大轮船也能驶入，各式各样的船只在行驶或停泊。有干净的轮渡从香港随时可以渡海到九龙，从九龙也随时可以驶回来，不但方便而且便宜。为什么我那时觉得香港很小呢？主要是那时香港还没有“填海造地”，自然显得不大；又因为那时香港、九龙的建设还不像现在。现在的香港，那么多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气势自然雄伟，占有的空间也使人在观感上形成高大的印象。当然，那时的港九也给我一种人们忙忙碌碌的印象。港九的交通是方便的，飞机的航线四通八达，可到欧美也可到内地，大型的船舰也可到欧美、南洋或日本、中国内地。九龙有铁路通往广州转向内地。由香港到澳门的小轮船一天有好几班，因为澳门当时是被称为“东方蒙地卡罗”的赌城。世界各国的赌徒都愿去试试运气。

我们到香港后，第一件事就是兑换港币。初到时，一百元法币可以兑换九十八元港币。兑换价随行情浮动。街上一些小烟纸杂货店都兼带兑换港币，收一点贴水中间费。后来，随着抗日战场上战事失利，法币慢慢贬值，一百元换八十多元。但1937年始终维持在一百元换九十几元。港币有“一仙”（即一分）的铜币，也有五仙、一毫（即一角）、二毫及一元（粤语叫一元为“一蚊”）、二元的银币，此外，就是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及一百元的纸币。铜币、银币、纸币上都有维多利亚女王的侧面头像，有的货币上也有乔治五世及六世的侧面头像。

1937年时的香港，缺少今天那么多巍峨林立的摩天大楼和高层建筑。那时，毕打街僻静，砵町乍街狭小拥挤，铜锣湾乱糟糟，浅水湾荒凉；最繁华热闹的是皇后大道，其次是德辅道。当然，赛马日在跑马地一带也是人头攒动的。由于香港历来免税，是“购物天堂”，外国人和外地来香港的人很多。进口的洋货价钱便宜，人们购物爱到香港。香港又有美丽的海岸线，有中西合璧的风情。香港的“吃”也很出名，极有特色，海味固然多种多样，欧亚一些国家、民族的烹饪法在这里也各放光彩，所以旅游者也愿意到这里“赏光”。去澳门赌博的人也顺道到香港逗留。抗战爆发以后，香港可以避开战火和轰炸，也接纳了不少从内地来的人。这就使香港热闹得多。

那时皇后大道沿街都是银行、大公司、大商店、大饭店、咖啡馆，也有电影院……装潢比较华丽。夜间，霓虹灯闪烁，高大的广告牌到处是“白马威士忌”“三星斧头白兰地”“三五牌香烟”“大炮台香烟”“黄金龙香烟”“阿华田麦乳精”……五彩缤纷的广告在挤眉弄眼。各种服饰的黄种人、白人、黑人充满街头。间或也看到天主教的修女穿着黑色白边的教衣长袍在街边匆匆行走，仿佛是有意躲开尘嚣。维多利亚时代哥特式建筑物，加上趾高气扬的英国差官（警官）、用布缠头的印度巡捕的巡逻，构成殖民化的气氛和香港的特殊风情。香港友人好意告诉我们：香港人讲究做生意，进商店购物不还价就会吃亏。皇后大道上也有永安公司和先施公司。不过规模没有上海的永安公司和先施公司大。在上海，到永安和先施购物，倘若你还价是要被人笑话的。在香港却真的可以还价。父亲在先施公司购一顶呢帽，标价25元，香港友人陪同，说：“20元！”居然20元就买到了，使我们觉得有趣。

香港随地吐痰要罚款，街上常有禁止随地吐痰的警示牌。罚款数额很大，确实看不到有人“呸”地吐痰。皇后大道清洁、洋气。德辅道带着浓烈的广东味：沿街店号常播放粤剧名演员薛觉先、马师曾等人的唱片，也常播缠绵悱恻的广东音乐《小桃红》《相翠喜》等招徕顾客。卖广东凉茶和香肠、腊肉等腌腊制品的店摊在德辅道一带很多。流动小贩见到“差官”就逃跑。背一只小木箱擦皮鞋的男孩充斥街头，使人对香港的贫富不均印象深刻。

英国官员和富人的住宅都在山上，一般中国人不准在山上有住宅。中国人在山光道一带有住宅的属于上层。湾仔一带，有些地方看了使人感到是贫民区，住户拥挤，有三层楼的陈旧骑楼，也有菜场、茶园、矮小的木屋棚户区。湾仔的海边，常有军舰上下来度假的外国水兵和水手游逛，并同一些涂脂抹粉西式打扮的“咸水妹”勾搭。像赶集赶会似的，海边有些地方每天总有渔民划着木船群集着来出售海鲜。品种很多，龙虾、明虾、海蟹、海螺、乌贼及色彩缤纷形态各异的海鱼都有。木船中央有一大格，船舱底上打了许多洞可以放进海水来养活鱼。站在一边看人买卖各种海鲜是件非常有趣的事。

在香港，买了家禽如果倒提着走是要罚款的，买了鱼用绳拴着怎么提都可以。海鱼中，最贵的是二斤重的石斑鱼。那时还不会人工养殖，而餐饮业却大量需求。香港的酒家菜馆善于烹饪海鲜，活杀现烧，滋味鲜美。当时，吃海鲜的最佳去处是香港仔。香港仔是郊区海边的一个渔村，吸引着外来的游客去那里吃生猛海鲜。馆店都并不太华丽，但门口大木盆、大洋铁盆、桶里养着各种海味听任顾客指定挑选后烧煮了上席。

香港同广州的生活习惯相仿，吃蒸饭，到处可以吃到腊味饭、鱼生粥、肉粥、皮蛋粥、叉烧肉、烤乳猪肉、脆皮鸡……也讲究“饮茶”。早上“饮茶”，上午到中午“饮茶”。下午“饮茶”，晚上也“饮茶”。“饮茶”实际是边饮茶边吃广式点心。从虾饺、叉烧包、云吞（粤语的馄饨）、烧卖、肠粉、芋角、蛋挞、马蹄糕到鸡包、荷叶糯米鸡……不下数十种。当然，饮茶的地点也有高低贵贱之分，当时，著名的金龙酒家“饮茶”，宴会时，在豪华的包间里公开摆放着鸦片烟枪和烟灯，让客人躺在那里，由女侍者烧烟供客人吸食。开宴和饮茶时也可召妓坐在客人旁边陪同进食和饮茶。陆羽茶室、吉祥茶楼，从早到晚楼上楼下常年客满。吃西点、喝咖啡和可可的地方到处都有，以高罗士打行最著名，那里有高雅富丽的欧式布置，很安静，很舒适。矮矮的桌、矮矮的沙发，互相之间距离很大，互不干扰，厅里有时轻放着华尔兹舞曲。银壶装着热可可和热咖啡。有女侍者轻轻推着装满各色西点的小车到面前让你挑选。那是当时上流人士谈心消闲的去所。

我们到香港后，住在六国饭店。六国饭店靠近湾仔海滨，面对翡翠色的大海，是幢八层楼高的建筑物，当时算是高级旅馆。朝着海滨这一面的客房，有阳台可以站着或坐着观海。那时海水没污染，水绿得可爱极了。清晨，海水托着旭日，血一般鲜红的朝霞洒落在五颜六色的海轮和闪烁绿波的海面上，红嘴白翅的海鸥“——”叫着，飞舞起伏。当时，香港的海真是特别美丽，维多利亚港中停泊和行驶着大大小小的轮船，也有竖着风帆的游艇在海面滑翔似的疾驶，有时有奶白色的大游轮鸣笛进港……看着海上风光，令人心胸开阔。

20年前，六国饭店炸掉了旧楼，重建成了三十层高的新楼。六国饭店消失了！那时，香港女作家卢玮銮女士（小思）曾专门拍了一张八层楼时的六国饭店的照片寄赠我作为纪念，至今我仍珍藏着。

到香港后，遇到过一件颇有意思的事：香港用的邮票都是由英国在本土印好用飞机运到香港出售应用的。我们到香港后的第三天，我去买邮票发信，但邮票售罄，英国印好的邮票未及时运到，港督下令将印花税票暂时代替邮票发售使用。当时寄一封信是五仙邮票，五仙的绿色印花税票形状与邮票相似，上边印着“印捐士担”（士担，stamp的音译）字样。我当时集邮，但未想到这会是收集珍贵邮票的好机会，买来后发信时贴了“印捐士担”票寄到上海。谁知第二天邮票就由英国用飞机运到香港了！港督立即下令停止使用印花票。隔了几天，我就见到皇后大道上的一家集邮商店大玻璃橱窗中将盖过邮戳印章连同信封的“印捐士担”票当作珍品陈列在镜框里，并且标上了数百元港币的高价。

我曾打算在香港继续上初中，但去到一所中学了解，见学校房屋很小，主要又因为老师是用粤语教课，课程中国文（即语文课）又用《幼学琼林读本》作教材。父亲摇头说：“太陈腐了！”打算以后请位好的家庭教师教我课，免得荒废了学业。当时，我的粤语只停留在会说点“冲凉”（洗澡）、“食饭”（吃饭）、“行街”（上街）、“鬼佬”（洋鬼子）、“呣答”（不行）、“几多钱”（多少钱）一类家常话的水平上。

香港的交通极方便。人力车很少，在热闹的大街上是看不到的。有电动缆车直达最高峰太平山的山顶区。听说从前是不准华人坐的，后来华人可以坐在后边。听人介绍这情况后，父亲对我说：“我们不去坐那东西！”香港的有轨电车很多很方便，又是双层的，绿色车身涂满彩色的广告。上层是头等、下层是三等，没有二等。渡船由香港过海到九龙，也是只有头等、三等，没有二等。双层的电车我以前是未见过的，坐在上面那层俯瞰街景特别舒服。电车横贯香港，“叮叮当当”地在皇后大道和德辅道上行驶。那里没有堵车现象，“的士”（即出租车）和巴士（即公共汽车）及“别克”“雪佛兰”“福特”等牌子的轿车来往行驶，海上轮船和渡船喧嚣地鸣着汽笛……夜晚，山上、海上，灯光灿烂像撒在黑丝绒上的钻石似的。大小街道上的舞厅、酒吧、电影院的灯光、乐声和酒楼、旅店里的麻将声、喧哗声使香港的灯红酒绿和歌舞升平给从大轰炸中的武汉和广州来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毕竟是在我国的抗日战争时期，香港也有了浓烈的抗战气氛。不少进步文化人士和爱国人士，有外来的也有本地的，在香港为抗战出力。我们到香港后，每天一早，我就按父亲的要求到六国饭店门口和附近的报摊上或从叫卖“新闻纸”（报纸）的报童手上去买《大公报》《南华日报》及其他一些报纸，看看战况和国际新闻及评论。记得12月间日寇在南京大屠杀，放火烧南京及日军在南京杀人比赛的报道就是当时在香港报上看到并留下深刻印象的，后来的台儿庄大捷等也是从报上看到的。那时，有的文化单位举办抗日的摄影图片展和漫画展，在香港圣约翰大礼堂有过“保卫中国大同盟”主办的抗日战争展览及支援抗战的募捐活动。那些地方，父亲大都带我去过，他还同熟人握手谈话，在本子上题字、看展览，也捐款。当时，街上和大饭店里常有打着小旗义卖纸花支援抗战或募捐支援抗战的男男女女或学生队伍活动。我清楚记得，就在六国饭店门口，一群义卖纸花的爱国男女青年热血沸腾地用粤语讲演后唱起了抗日歌曲：“动员！动员！要全国总动员！反对暴力侵占，挣脱压迫锁链！要建成铁阵线！民族出路只一条，生存唯有挑战！大家奋斗到底，枪口齐向前！……”这支歌，抗战初我在武汉就学会唱了！到广州，也听到游行群众在唱。到香港，再一次听到同样的歌声，格外感到温暖和激动。当时，唱歌的人和听歌的人，不少都是热泪盈眶的！我当时不禁想：哦！香港虽被英国人占据进行殖民统治了，但我们同香港有血缘关系，香港的中国人都是同胞，还是这样爱国的哟！……

流水掠影回光返照

初到香港（1937年10月），很快就认识了一个本来不认识的“靓”字。那时，商店门口的广告和有些货物上常写着一个大“靓”字招徕顾客；粤语报纸（香港有一种粤语报，不会粤语的人看不大懂）上可以常看到这个“靓”字。见到美女，当地人会说：“好靓啊！”……这个字，广东话念作“亮”。父亲说：“其实可念‘静’，与‘静’字通用。”后来我知道：汉书《贾谊传》里有“淡库若深渊之靓”，这“靓”字就念“静”，也是“静”字的意思。左思的《易都赋》里有“都人士女，炫服靓妆”的句子，古人还有诗：“繁花对靓妆”，那“靓”字就是美，是靓丽，同港粤人应用的意思是一致的了。父亲当时说：“香港人用的有些词汇与话语，中文英文因素都有，文言的来自中华文化，如‘饮茶’‘食饭’‘行街’‘中意’……地名如‘千岁湾’（即浅水湾）……舶来的如‘巴士’（bus）、‘的士’（taxi）、‘德律风’（telephone）……这个‘靓’字就是来自中华文化的很雅的一个字。”

说起“靓”字，我就想起梁翠薇。不知光阴流逝她后来怎么样了？这位梁姐姐，如还在，该是九十几岁的老人了！她是当时拍粤语片很红的艺人、明星。人美丽，聪明，和善。粤剧和歌曲唱得动听，她常被邀在交际场上出现。当时她也为抗战献金。人们当面都夸她：“你好靓啊！”

在高罗士打行下午喝热可可时她爱点生柠檬汁：一杯金黄的柠檬汁里放着两三颗鲜红的樱桃，美极了，但非常酸。我有一次试点了一杯，喝了一口就皱眉咂嘴，引得她发笑。她有时会带一大叠明信片大小的照片来，总被大家分拿一空。她送过我一张签名照，穿着海勃龙长大衣，倚墙叉腰站立，露出旗袍和身材，光线从顶上射下来，她脸上有向往的神色。她比我大七八岁，会唱抗日歌曲《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也会唱王人美的《渔光曲》和金焰的《大路歌》。有时她总爱拉我同她一起，她叫我“阿王”，要我叫她“梁姐姐”，她教我广东话，向我学上海话，问我战前南京的情况，问我香港好不好，有时开留声机让我听广东音乐《孔雀开屏》《雨打芭蕉》……很快我就懂得，她拉我站在一起，是避免有人轻薄她。因为那些交际场合的贵客们，有的色眯眯，握着她的手摸来摸去。有我这么一个年岁的男孩在一起，这种人不方便，她有安全感。

见到梁翠薇大多是在山光道香港的富商李尚铭家、德辅道一个做海参生意的富商刘子清家。有时，在高升茶楼吃早茶或在高罗士打行喝热可可吃蛋挞也有她。一次，郭绪发（一个商人）、两广监察使刘侯武的儿子等在李尚铭家突然邀请梁翠薇外出，她一把拽住我陪她一起去。我们坐郭的轿车到了跑马地一个姓麦的女交际花家。房子不太大，却华丽舒适。麦家是姐妹俩，说是姐妹，年龄像母女，大麦已是画眉涂粉的“肥婆”，小麦年轻漂亮风华正茂，听说追求她的人好多好多。小麦其实是大麦从小收养的，大麦要靠她发财。小麦会弹钢琴、月琴，能清唱广东戏和粤语歌曲，连梁翠薇都夸她“靓”。大麦会算命看手相，据说很准，但要收红包。那天，她给刘侯武的儿子和梁翠薇也算命看了手相。以后，我随他们又去过几次麦家。

麦家一间大寝室里香水味扑鼻，梳妆台上摆满大大小小的一瓶瓶香水。锦缎华丽的床上有鸦片款待嘉宾。穿旗袍的小麦烧烟敬客。一套古色古香的烟具放在床边茶几上的盘中。沏来一小壶热茶，点火让小烟灯燃着青光，客人上床侧身睡着，小麦坐在床前茶几旁的小椅子上，右手执钢签从盘中一只银质烟膏盒里挑出些生烟膏在烟灯火上炙烧成烟泡，左手拿起一块火柴盒大小的白玉，将钢签上的烟泡在玉上滚动压紧。烟泡熟了，她左手端起那支镶翠的烟枪，将钢签上的熟烟泡就着火插黏在烟枪头上，然后，将烟枪递给吸食的人，客人就着有玻璃罩的烟灯“吱吱”吸食。她熟练地一手扶着烟枪头，一手用签子将被火烧化的烟泡汇集在一起，让吸者干净吸完。吸食者“吱吱”吸完，端起茶壶喝茶，那种快意和鸦片烟味刹那同时出现。香港不禁烟，当时有烟馆营业。英国人似乎仍愿意让中国人吸鸦片保持羸弱，吸鸦片还是交际场上的待客方式。郭绪发患“香港脚”（一种脚气病），吸鸦片时，大麦小麦都说可以治“香港脚”。我当时却不能不想起林则徐禁烟的故事和鸦片战争割让香港的历史。

事后，我将这些告诉父亲。他是个不沾烟酒、不赌钱、不跳舞的人，叮嘱我以后别跟这些人出去乱跑，他说：香港是英国统治下的金钱社会，有些事，看到了一定要知道好坏。他把“出淤泥而不染”“君子和而不同”一类道理讲给我听。我后来成年至今，这方面也像父亲，可能是受父亲的教诲和影响很深的缘故。

我的后母汪淑晴是上海人，富商家的“小姐”，到香港后，她就一心想回上海。父亲在外边同友人来往，她概不参加。当时，上海已成“孤岛”，公共租界（即英租界）和法租界之外，都在日寇占领统治下。那时，日本还不想同英、美及法国等把关系搞糟，所以“租界”还是受到保护的，后母的母亲和哥哥都住在英租界汉口路（即三马路），有宽敞的房子。她大哥是洋行买办，小哥是上海有名的维大福绸缎庄的老板。到香港后，她就一心想回上海，总是怂恿父亲与她一同回去，父亲说不回去，她就说上海租界上怎么怎么好。她哥哥来信也说上海租界上一切都好，也安全，报纸照样抗日，抗日分子照样活动，父亲有些好朋友都是些大人物，照样都在租界上平平安安过着日子，为什么要流浪在香港等。后母很任性，也有心计，对我冷淡。她同父亲意见谈不一致，整天带着侍候她的阿妹逛商店购物，订了到上海的“柯力芝总统号”美国大游轮的票，宣布她必须回上海看母亲，并且很快就带阿妹回了上海，将父亲和我留在香港。

我和父亲在后母走后仍住在六国饭店。

四面八方到香港的人多了，和香港的爱国人士合流，香港有了渐趋浓厚的抗战气氛，当然确也有人把它作为“世外桃源”看待。在香港，主要是用粤语，但沪语、川语、北方话……南腔北调混杂交错。这里，见不到战火和日寇，如果花天酒地，抗战是可以抛在脑后的。只是报纸上整天的战讯刺激着人们的神经，尤其是从战火战区中来的人们，抗战的信息总是放在心上的。这中间，父亲有过不少活动。例如，父亲曾与老友监察委员杨天骥等去看望过在香港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看望过廖仲恺夫人何香凝。（父亲未带我去看何香凝老人。我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1958年才在北京何老住所采访过她和她的女儿廖梦醒，并写了专访发表在《中国工人》杂志上的。那年何老已年近八十。后来为庆祝世界和平大会在吉隆坡召开，《中国工人》杂志社决定请一批名画家如齐白石、陈半丁、王雪涛等以及何香凝合作一幅国画《和平颂》印成彩色插页发表，并由新华社发稿，由我负责组织并请郭沫若写了“和平颂”题字。何老十分谦虚平易，采访她并请她作画她都慨然应允。）她们都在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听父亲说，孙夫人不顾日寇滥炸广州，曾从香港坐船到广州慰问伤兵和被敌机炸伤的难民。说有一个从敌机炸死的孕妇腹中取出的婴儿，居然还活着。孙夫人在医院亲手抚抱婴儿，叮嘱一定要小心看护抚养好……使人感动。又如1938年年初，驻日本大使许世英奉命从日本下旗闭馆坐船回国，父亲曾与友人接到通知去欢迎并参加宴会。

许世英是安徽人，民国十四年做过国务总理，抗战前一年赴日本做大使。他身材矮小，不愠不火，有人背后叫他“许矮子”。让他做驻日大使，据说就是因为他“稳当”，能忍受日本人的蛮横无理。抗战爆发，日本一直不宣战，许世英一直留在东京坐冷板凳。此时奉召回国，意味蒋介石下决心抗战了！所以去欢迎的人不少。许世英和杜月笙关系很好，到香港时，杜月笙已从上海迁居香港，在九龙柯士甸道有了一幢三层楼大洋房。杜月笙当时有个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和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职务，许世英到香港后，未找到房子居住前，就被杜月笙请到杜公馆三楼居住。父亲同杜月笙也熟识，所以与友人同去过杜公馆同许世英和杜月笙见过面，但未带我去。（我是1940年才在香港见到杜月笙的，那时父亲已因抗日去世。许世英我是1948年见到的，在南京。那年，许世英七十五岁，矮瘦而小，但精干。他当时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我岳父与他是老朋友，请他为儿子凌跃龙结婚时做证婚人。当天，让我坐轿车接送并招待许世英。闲谈时，他问我家世我谈起当年香港的一些旧事，他仍亲切表示记得。）

父亲同我生母李荪在我六岁时因性情不合而离婚。当时父亲在南京工作，家在上海。离婚后，父亲将我带到南京，特别疼爱，平时有个保姆还有一个他的秘书张景春照顾我。父亲平时除了办公、开会、做纪念周、去一些特别重要的人住所或有特别重要的事须谈话外，他总爱带我在身边。所以我从小就认识他的许多熟人和朋友。父亲说：“人要见多识广，认识文人名士，可以使你有好的教养。”他对礼貌和规矩是很注意的。彬彬有礼，规矩坐着，好好地听，不乱插嘴，不懂的事和话事后可以问。这就是他的“家庭教育”。所以，父亲不带我去的地方，我不会要去；他带我去的地方，我总是很愿意地跟他同去。我觉得这样做确实可以开阔知识，增加见闻，学会应对。

消逝中的一些存在

抗战时期，我1937年10月到香港。我在香港滞留居住一年左右的生活，虽然不少已在我的记忆中消逝，却仍有不少依然在我的脑海存在。

父亲王开疆年轻时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法科，是政法界名人，同文化教育界关系密切。早年，他在上海时，是有名的大律师，曾在中国公学和南方大学任商科主任、法律系主任并兼任上海大学、暨南大学等校教授，创办过上海法政大学。上海法政大学成立后，一度任该校校长。在南京时与别人创办过文化学院，都称他为著名的法学家、教育家。他早年在日本曾参加中华革命党。“二次革命”时因反对袁世凯，被通缉并被刺客行刺受伤。1930年应邀由上海赴南京就任法官惩戒委员会秘书长，1932年被任命为国民政府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专职委员，清廉正直为人称道。这工作很有权力，南京家中门房里经常有求见、送礼的人，多数是些县长、法院院长等公务员。父亲历来是一个不见，全部让门房挡驾打发走。但因为秉公办案，他与司法院长居正等常有矛盾。我上小学六年级时，有次他带我到居正家，为一个案件的事谈话发生矛盾，他最后拍了桌子肃然带了我起身就走，居正送他，他也不理。1936年他当选国民大会代表，在1937年春天终于辞职照准，他打算仍到上海做大律师，办大学。但“七七”“八一三”战争突然爆发，打乱了他的计划。这中间，于右任、邵力子、叶楚伧都找过他，要他出山，他都拒绝了，说慢慢再考虑，当时盛世才在新疆正开始统治，得到了上将军衔。盛世才在中国公学上过学，在日本留过学，同他熟识，热情写信并派人邀请他“去新疆一同工作”，许以高官厚禄，但父亲说：“盛世才这个人野心大，与他不可共事！”他拒绝不去。到香港后，他关心时事，力主抗战，交往的多数均是当时的名流，听到一些不顺耳的话，他常常很激动。比如英国，当时执行的是绥靖政策，为了英国的利益，帮助日本压迫中国对日本妥协。父亲一位朋友孙隆吉，曾在天津海关当过关长，知道当时英、日谈判，已将中国海关收入及存储全部代中国做主送给了日本。中国为抗战，一心希望向英国贷款。可是英国怕得罪日本，不肯借贷。鬼佬似乎就是这样坏！因为报上刊登：美国仍在将钢铁等大量卖给日本，让日本制造炸弹等武器屠杀中国军民。当时，父亲友人间传得最多的是德国大使陶德曼，在暗中调停中日关系想要中日停战，但日本要的条件是狮子大开口，蒋介石不肯答应，所以调停的希望不大。父亲听了，认为“老蒋这样做就对了！”“中国人受日本人的欺侮这么厉害，再不拼命怎么行？”他认为“日本就像一条毒蛇，但要吞掉一只大象是痴心妄想！”

香港的气候很好。它属于海洋性亚热带气候，温暖，不寒冷。海风送来海水的淡淡盐味，空气湿润，站在海边会有这种感觉。十月金秋，应该是香港最好的时节。天气晴朗的情况多，有可爱的阳光。间或下了雨，柏油马路上很快也就干了。入冬后，香港也不寒冷。我穿一条深灰法兰绒短裤，换上长筒的灰羊毛袜，上身是白衬衫外加一件藏青西装上衣就行，用不着穿大衣，再冷有风时加件风雨两用衣就可以了。

初冬，有一天下午，父亲带我与友人监察委员杨天骥同去看望病中的蔡元培先生。我们是一起坐香港巨商李尚铭的私人轿车去的。住址在哪里，已全忘却，有印象的只是蔡先生的住处会客的房里书特别多，橱架上、长条桌上、书桌上全放满了书。蔡先生穿长袍、戴眼镜、上唇蓄短须，说一口浙江口音的普通话，声音不大，腹部突出，人显得苍老。父亲和杨天骥很尊重他，让我叫他“蔡老伯”。他对我笑笑点点头。父亲和杨天骥都称呼他“孑民先生”。他当时身体很不好，脸瘦有病容。他们谈些什么，印象已经淡忘，好像谈了上海，他是从上海来香港居住养病的，也谈了抗战的事。还记得杨天骥老伯笑着问过我：“你上学时是不是男女同校？”我点头，他就笑着说：“那就是你这蔡老伯提倡的！他那时做教育总长……”我后来听父亲说过：“一・二八”那年，我随父亲离南京到北京住过一段时间，当时蔡先生是北大校长。父亲在北京时曾同蔡先生见过面。父亲这次与杨天骥先生看过蔡先生后，在香港圣约翰大礼堂参加“保卫中国大同盟”等举办的支援抗战的展览会及募捐活动，同蔡先生也见过面，只是我未在场。蔡先生与父亲在1940年同一年去世。父亲是二月出事，蔡先生迟个把月病故。出殡那天，参加的人极多，全港学校和商店都下半旗致哀。蔡先生葬在香港的华人永久坟场。后来，据说已很少有人知道或去扫墓瞻仰了！

关于杨天骥先生，他长得瘦小但面色红润，戴眼镜，秃顶，穿中式长衫，两眼有神。他一般爱用“杨千里”这个名字，江苏吴江人，诗词书法均佳，人称“才子”。他早年在上海某学堂教过国文，胡适是他学生。在1906年，胡适15岁时，杨天骥汇辑《西一斋课文》以备日后察看学生进步之迅速。其中收入胡适根据杨先生的命题所作的议论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当时杨先生对此文做了赞赏的批语，人都夸他“识才”。1937年冬，胡适声名正盛，秋天时经香港去了美国。杨天骥同父亲不时谈到胡适，只可惜许多具体的事我都记不清了。

父亲说过：杨天骥先生早年在上海办《民呼》《民主》等报时同父亲相识。在香港时，我发现他会英语，能看英文报也能用英语同人会话。他代理过监察院的秘书长，此时他是监察院的监察委员，也在协助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主持港澳的党政工作。父亲认为杨天骥先生“才不外露”，“是个有学识的能干人”。他同杨先生很谈得来。

我随父亲在香港长住在六国饭店，当时这个八层楼的大饭店算是高级的旅馆。我们住房的隔壁，住的是四川籍名流谢无量先生：他个儿不高不矮，胖胖的，脸色很好，两只大眼看起人来慈祥和蔼，脸上总有笑容，不笑时也像弥勒佛，给人坦诚和大而化之的印象，说话声音很柔和。他那时曾穿一套新的藏青色西装，打黑领带，但西装上衣因吃饭时不小心很快就染上不少油渍。父亲说他是“名士风度”。他当时同杨天骥一样，都是监察委员。我们的住房朝海都有个阳台，谢无量那时单身一人在港，他比父亲年龄稍大一些，四川口音，是同盟会会员，曾做过孙中山先生大元帅府秘书。父亲特别夸赞他的学识和书法，听父亲说他在中国公学教过书，著述甚多。我后来上大学时，在复旦大学图书馆查阅他的著作，均是由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其中鲁迅很重视的《中国大文学史》就是他的名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听说他在成都任过四川博物馆馆长，在四川大学任教，主讲《庄子》等，后来是全国政协委员，到北京人民大学任教，住在铁狮子胡同红楼宿舍内。毛泽东对他很尊重，曾在中南海专门设宴款待他。大约是20世纪60年代初，我看到过当时新华社发的照片，他坐在毛泽东的身旁，仍带着他那种安详坦诚的笑容，席上还有章士钊先生。以后，他出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1963年去世。我因1961年夏就离北京去山东支援老区建设，以后未有机会和心绪去看望这样一位堪称文化名流的父辈。

谢无量在香港滞留的时间，应是1937年秋冬。他在香港留的墨迹不少。因为经济不宽裕，他也收钱写字。当时，香港开设有多家当铺的巨商李尚铭很爱结识政界上层人士及文化人。一连几个月，每晚都在他山光道寓所设宴待客，款待得十分大方，毫无吝啬。他每次都派汽车接送客人，家中照例至少有一桌麻将或一桌“沙蟹”。谢无量和父亲几乎每天总带着我同坐一辆来接的轿车去李尚铭公馆玩，当时的常客，除谢无量、杨天骥和父亲外，有两广监察使刘侯武及他儿子，有卸了任的天津海关关长孙隆吉（此时是银行家），有一个瘦长高颧骨的商人郭绪发（我20世纪80年代在四川做编辑出版工作时，见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的《谢无量书法》上收有谢无量写赠郭绪发的字）。此外，当时拍粤语片的著名影星梁翠薇等也应邀常来吃饭。李尚铭备有文房四宝，有时就请谢、杨和我父亲到书房给他写字题诗留下墨宝，并代别人索字，写后很快就裱了挂起。谢无量的书法风格独特，我觉得有的字像小孩写的，但实际苍劲挺拔，不落俗套，人都称好。

谢无量喜欢古玩。在港期间，许多古玩商人都到六国饭店送货给他看，要他购买，他极善鉴别。当时香港假的古董玉器极多，他用白洗脸盆，注上一盆酒精，将商人送来的玉器、翡翠、鸡血石等都放入盆里浸泡，假的就会褪色，他就当面退还商人，使以假充真的古玩商十分难堪。我到他房里，看到这样常笑得很高兴。他用放大镜鉴定古玩，还将一只德国货的小放大镜送给我玩。虽属无意的保存，但迄今仍在我抽屉里。他又特别爱打牌，在山光道李宅打麻将的常有他。他总是输得很多，但输了脸上也仍是十分从容，带着他特有的憨厚的微笑。

他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次在李尚铭家，谢先生和李尚铭的几个朋友喝茶聊天。一个上海客人大约为了讨好李尚铭，就说开当铺是积阴功的好事。穷人有了困难，要是没有当铺，过年或有了急用借不到钱，那真是死路一条了，有了当铺就可以救急等。附和的人也说确是这样！但谢先生突然笑了，说：“哈哈，穷人可不会这么说！开当铺的目的可不是为了啥子施舍！哈哈！”他朝李尚铭看着说：“对不对？”李尚铭也笑了，把头点了又点。他这也许是敷衍谢无量，也许是欣赏谢无量的坦诚。

我写长篇小说《战争和人》三部曲，对其中写到香港的六国饭店等当年情况时，是动用了当年在香港住了一个时期的生活的。香港女作家小思女士曾写过《香港文学散步》一书，内有怀旧散文“六国饭店的名字深深的和40年代的中国文艺南方发展连在一起”。书中，还专录了我在《月落乌啼霜满天》中写的《六国饭店》的那个片断。那是1937年冬到1938年春时的状况，看到她书上八层楼高的六国饭店的旧景照片，当年我在那里生活过的情景不觉都出现在眼前。当年八层楼的六国饭店早已变成三十层高的新大楼了。看来，历史就是这样。它不会被人们遗忘和背弃，它也总是在向前进步发展。小思女士等在不少作品中都记录、发掘了许多中国文化人和作家在香港留下的事迹和屐痕。这说明香港回归前与回归后都自有一批值得尊敬的作家，他们有可贵的中国心。他们珍重历史，也在开拓今日塑造未来。他们懂得在拥有现代物质文明的同时，该如何去怀念、珍视那些值得铭记的文化人和文化活动，保存并光大香港历史上有过的那些属于中国的、美好的东西！

圣诞大餐、跳加官和猴脑宴

香港既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又有受到英国殖民统治的经历，使它荟萃中西文化，交杂新旧事物，形成一种浪漫风情，回味起来，心头会有说不尽道不明的感觉。

1937年冬天和次年的大半都是在香港度过的。从12月下旬到次年过阴历新年前后的往事在心底镌留最深。

香港人因为曾处于中西交错的地位上，把圣诞节作为盛大节日来过。六国饭店在圣诞节前就布置得富丽堂皇，圣诞树上玩具琳琅满目，圣诞老人的巨像竖在大门口。玻璃橱窗里布置成皑皑的白雪，天际深蓝，闪烁着金色的大星。彩带和闪光的锡纸、玻璃镜漂亮得叫人看了就欢乐。彩色的灯光像眨着的眼，忽闪忽闪。有些不知什么地方，放出了《平安夜》的音乐声。六国饭店很靓，但湾仔木屋区那一带穷苦的人很多。圣诞节快乐的英文字很大，但中国抗战前方传来的战况令人揪心。

父亲的一位朋友，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区芳浦在平安夜的白天让人送来了请柬，也有谢无量先生的。给父亲的一张上还写明了“请与公子同来赏光”这样的话。我当时感觉：我随父亲一同外出交游赴宴的事一定在他朋友中传开了！我并不愿意跟着父亲外出赴宴吃人家的。但父亲又不能丢下我不管，因此习惯也就成了自然。父亲也是看人家是否诚心，去是否必要，他已没有实职在身，只有个国民大会代表的空衔，但许多朋友都喜欢他，他也不愿与世隔绝，接不接受邀请是并不被动的。朋友们都知道他实职在身时是不轻易吃请的。

区芳浦是广东人，从广州到香港住在浅水湾大酒店；他同父亲通电话说晚上请吃圣诞大餐，说浅水湾酒店的西餐最好！更说晚上还有父亲的老同学等着同父亲见面。父亲问是谁，他不肯说。谢无量因有事晚上决定不去。父亲也犹豫了。但来接的汽车到了，父亲就带着我上车赴宴。到了浅水湾大酒店，进入有圣诞树和圣诞老人的西餐厅。区芳浦笑脸迎着上来，后面跟了两个人，一个穿中装，一个穿西装。穿中装的年岁较大，是康有为的女婿。穿西装的确是父亲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两个人都姓麦，但不是一家的。奇怪的是父亲忽然对区芳浦说：“我带着孩子到一下就算来过了！我还有个地方要去，你们请进餐吧！”见父亲如此，区芳浦尴尬起来。但父亲已经带着我移步了。区芳浦送我们父子出来，父亲带我上了的士就回六国饭店了。我觉得奇怪，父亲对我说：“那个康有为的女婿是香港电报局的局长。另一个姓麦的确实是我在日本时的同学，但是个亲日派，我不能同这种人结交。”这我就明白了：父亲是历来反对亲日派的！我和汪精卫的儿子汪有纲在南京中大实校同学，都知道汪精卫是亲日派，所以我从不理他。这也是受家庭的影响。所以那晚，我和父亲回了六国饭店。父亲点了西餐让楼下送上楼来在房间里吃的。吃饭时父亲大致说：康有为是个保皇党，参加过张勋复辟，死前还向溥仪上折子谢恩，我为什么要同他女婿做朋友；那个与我同过学的人，早先就是亲日派，不来往的！如今日本战争中占了上风，谁知他要干什么！区芳浦太岂有此理！……我觉得父亲脾气刚直。但觉得他是对的！父亲是日本留学生，但一直不同亲日派来往，更不同日本人来往。

转眼到了1938年的除夕，父亲的老友两广监察使刘侯武发来请帖，请父亲和我同去广东同乡会看潮州戏《玉堂春》。刘侯武是广东潮州人。他这两广监察使大部分时间应在广东、广西执行监察任务，但他也有在香港要办的事，所以有时就在香港，也有住房在香港。秋天时，他看望父亲时见到了我，一再夸我相貌好，表示喜欢我，杨天骥就撮合使我拜他为“干爸”。头一天说了，刘侯武第二天就送了些吃食和一套英国货的西装料给我。所以虽是潮州戏，又是《玉堂春》，我还是去了。天黑时，刘侯武派车来接。广东会馆是中西合璧式的灰色建筑，里边有个会场可以演戏。我们到时，刘侯武陪杨天骥、谢无量、李尚铭等都已到了，都坐第一排，横桌上放了花旗柑和高脚苹果及各色八卦状的果盘：蜜饯、糖果、牛肉干、瓜子等，大家拱手作揖握手坐下，女招待不说“请吃吧！”，却说“请抓痒吧！”，也不知是什么意思。我随父亲坐在刘侯武右边，盖碗茶泡来时，开场锣鼓敲响，震人心魄，足足十多分钟。幕拉开了，掌声中只见台上右边门里出来一个戴着“加官”假脸的角色，大红袍、高底靴，一手举着“加官晋爵”的金牌，一手拿着牙笏，踩着锣鼓点，倒着碎步跳来跳去，舞个不停。这时，台下来了两个穿长袍的男人拥着一个年轻坤伶手捧捐簿来到我们面前，说是为救济潮汕贫病艺人来港义务募捐，敦请官商各界慷慨解囊。这时，台上又出来一个着戏装的财神爷也开始跳了！穿着绿蟒袍，戴着头盔，手拿“得财进宝”的金牌，跳得火热，捐簿递到父亲手里，一看，捐簿头上不知是谁已签名写了“壹千元”。父亲自然只好也签名写了“壹千元”。这捐簿又逐一由那美女递请坐在第一排的客人一个个签上名字和款数传过去！这种做法当年上海那些头面人物借着给父母或自己做寿开堂会时就有，名曰“打抽丰”，是一种敲竹杠行为。刘侯武是借此为家乡潮州戏剧团做好事。我们第一次看潮州戏，听不懂也欣赏不了，硬挺到看完，才被送回六国饭店。

刘侯武个儿不高，宽额大眼，唇上留点小胡子，常带笑容，广东潮阳人，学生时代参加同盟会。曾在暹罗（今泰国）办《中华民报》，也在汕头办报。1936年与父亲同时当选所谓的制宪国大代表。这时他任两广监察使，在香港极有权势也颇有人缘。抗战结束，他辞官回家乡办了潮阳大学， 1948年后，他去新加坡做了潮阳学校校长并筹办南洋大学。20世纪70年代在香港病逝。自这次看潮州戏后，我偶尔也听人说起他的情况，但却再未见过这个“干爸”。

也就在旧历年间，收到大红请柬，到山光道李尚铭的花园豪宅里吃“猴脑宴”。据说，李尚铭是极少请人吃猴脑宴的。他的豪宅，是两层高带假三层的宽敞英国式的多卧室建筑，房顶带古典中国式。大客厅也是中国式红木家具配有中国书画、屏风等摆设。花园极美，有喷水池、绿草地、养金鱼的大缸，更多的是花卉树木，一片小竹林，竹枝上丝线拴着薄瓷片，有风吹拂时，薄瓷片甩起来，瓷片碰摇，声音悦耳。许许多多由花工在暖房里培植的盆栽争奇夺艳。矮树上挂着鸟笼，芙蓉鸟和银眼圈鸣声可爱。李尚铭陪父亲和我上过二楼。楼上十分豪华，有中西古玩和工艺品，有巨幅西洋油画，中国的青铜器、瓷器，更有大玻璃橱，放着由大到小许多个纯金罗汉；一间大卧室里，靠墙有他死去的漂亮年轻太太穿着骑士服骑马的巨照，一丈左右见方，是照片放大拼制成的。李尚铭丧妻不娶，为悼念爱妻还留起了山羊须。他中等个儿，头顶微秃，戴金丝眼镜，穿得非常朴素，总是灰色中式长袍，挺着大肚子。他喜欢结交名流官吏，相当长一个时期，总派车接我们去豪宅聚会，家有名厨，菜肴丰盛，应称顶级美食家，席上总有清蒸大龙虾（那时的龙虾特别大，有时有一尺多长，三四斤重不稀罕。不像如今的龙虾，大的几乎看不到了！）、清蒸石斑鱼或比目鱼、炒香螺片、红烧对虾、芙蓉青蟹、炒海瓜子、水煮蚬子、烩海参、烩甲鱼裙边。鱼翅羹和燕窝汤自不必说，鲍鱼他总用日本金钱鲍，还喜欢用罐装法国芦笋、英国瓶装小酸黄瓜，至于火腿鸡汤、印度咖喱烧鸡、牛奶菜心、广东腊味等自然属于常有的陪衬。家里的女佣都是广东姑娘，一律梳一根大长辫拴着红头绳垂在背后，穿一样的唐装，端菜上茶彬彬有礼。家里像个俱乐部，男女宾客打扑克和麻将牌、聊赛马、聊去澳门赌钱的都有。有些影星艺人和交际花间或也清唱一些粤剧和歌曲、奏敲月琴凑趣。就餐前后，饮茶喝咖啡，名流们总是在摆好的大桌宣纸上挥毫写字或赋诗写了赠送他。

吃猴脑宴那天，李尚铭豪宅楼侧供着观音像的佛庵两旁挂着两串金纸大元宝，坛前一只香炉里烧着劈碎了的檀香木，浓烈的檀香味弥漫空间。香港怎么叫香港的呢？据说早在明朝当地就生产一种莞香木。居民们将这种香木砍下运到一个小海港（就是香港仔）再转运到广州和内地去卖，这个小海港和附近的地方就得到了“香港”这么一个美名。

这天，过年的气氛特别浓烈。虽然，请的客人仅仅一圆桌，不外是刘侯武、谢无量、杨天骥、孙隆吉、父亲和我还有两个李尚铭的香港好友，但招待的规格特别高。饭前，我怀着好奇去看猴子，看到厨房旁的屋里一只剃光了脑袋的猴子，被用酒灌醉了站在一只木制囚笼里，猴头在囚笼上端卡着不动，猴脸因为醉酒显得通红，所以猴子闭眼站立像熟睡一样。后来，进餐了，餐厅里用特制圆桌，桌上搁着特制的银光闪闪的大台面，台面中央有个空白碗口大的缺口，大小正好可以套猴子的天灵盖。我们入席之前，猴子已被削去天灵盖用囚笼装着推入桌下（囚笼下有轮子可推行），故而只看到银台面上银制杯筷碟匙一应俱全。各种颜色的调料，红色、黄色、绿色……都有，每个人面前还有高脚瓷杯放着生鸡蛋。两只紫铜大火锅（中间烧着通红的木炭）里鲜汤翻滚，沸喷香气。吃猴脑就是用银匙往桌中央的碗状猴脑壳里舀出一些带血水的猴脑来放在自己的碗里，碗里早按自己的需要舀集了黄酒、葱花、味精、酱油、醋、姜末、芥末、白糖等作料，然后舀入火锅里滚开的鲜汤烫熟，爱吃鸡蛋的还可以在火锅里打上一个生鸡蛋与猴脑一并吃。然后，又上其他菜肴和饭点。那天，我开了眼界，但不肯吃猴脑，只觉得残酷、恶心。父亲也未吃猴脑。

李尚铭结交官场名流主要目的是希望做生意。后来似乎未达到什么目的，他的热情招待也就淡下来了。据说，他同刘侯武仍有交往。父亲不住六国饭店带我住到租来的住处后，交往的人又有了些变化。父亲给我请了家庭教师，每天上午我都得在家里上课。父亲上午外出都是独自去，下午或晚上有人邀请我才有机会跟他同去。但新的香港生活的画面仍继续变幻地呈现在我的面前。

一位去打游击的家庭老师

父亲在香港露面多了，来看望父亲的人也就来得多了。其中还有年轻人，干什么的不清楚。但有些讲起话来慷慨激昂，都是主张抗战大骂日寇的人。记得清楚的是一个名叫聂海帆的，他年岁比父亲要小些，身体壮实，个儿高高的，穿着西装，戴着眼镜，有点学问的样子，会讲普通话，也会讲上海话。有时独自来，有时与另外一两个人来。讲话总压着声音但却很激动，父亲说他想找父亲商量办大学的事。有一次，我正在玩木制的模型飞机，从商店里整盒买来，自己装配起来玩，可以用粗橡皮筋绞紧让模型飞机飞起来。聂海帆来了，父亲说：“洪溥，你出去玩玩去！”我就明白，他们可能有要紧的事谈，也可能父亲嫌我在场，有些事他可能不想全让我知道。我拿起模型飞机就从六国饭店三楼下到楼下，走近海边去看维多利亚湾那些吸引人的景色了。这个大深水港，大型的各色邮轮和英国军舰都可驶进来停泊。海面上船只来往忙碌。沿海有大排档，卖咖啡、罐头炼乳和果酱、黄油吐司和热狗（面包夹香肠）……也有烤鱿鱼的摊子卖涂酱的鱿鱼。海鸥乱飞，情景热闹，我常常流连忘返，也到靠近湾仔的一带找空地放模型飞机。湾仔一带的居民穿木屐的特多。清脆的木屐声刚听觉得吵闹，听惯了却变得悦耳了。隔上两三个小时我回六国饭店，父亲外出了，我就独自在房间里开收音机听或看看报刊，心里感到寂寞。

后母没有回香港的意思，来信总是叫父亲回上海。六国饭店住着开支大，我渐渐明白，家中的经济开支大权是掌握在后母手中，父亲见他的友人像杨天骥老伯等都是租了房子住的，父亲就决定托人找房子。我到香港后，不上学，父亲说我像个“无业游民”，就又决定赶快替我找个好的家庭教师。这两件事他都要抓紧办。

他做了决定，说办就办。他认识了一个姓黄的本地人，是永安公司的高级职员。这位黄先生干练负责，很快就在离湾仔不远处找到了房子。那是一种临街有骑楼的房子。在二楼上，一大两小三间房，有阳台，有很小的厨房和卫生间，还有电话、铁门，安全、干净、朝南。有客来摁电铃后，铁门上有个小活动门可以移开看到来人是谁。黄先生又在报上登了一个招聘女佣的小广告（香港报上这种广告特别多，找工作的人也多），说明早上八点到中午十二点，负责买菜，做中、晚两荤一素一汤的菜和饭，兼带打扫卫生购买杂物。很快就找到了一个中年女佣，广东人，姓齐，就叫她“阿齐”。这阿齐很能干，丈夫是个裁缝，有个小孩上小学。阿齐话很少，来了就做事，时间掌握得很准，十一点半总是把饭菜做好，十二点我们把饭吃完。她洗好碗就走。晚上的菜都已做好，父亲和我自己晚上热了就可以吃。我跟她上附近菜场去买过菜。菜场里鱼杀好了卖，可以买半条，活的鸡鸭杀了卖。海味多，蔬菜品种也多，芋头有菠萝那么大。阿齐会用鸡鸭“煲汤”（煮汤），做的广东菜像西洋菜鸭炖汤、炒紫菜薹、炒蚝油牛肉、咸鱼蒸肉饼等我们也吃得惯。父亲很满意，也常打发她去熟食店买叉烧肉、卤鸡蛋、卤鸽子，到水果店买水果，到商场里买罐头、牛奶、面包和蛋挞做早点。生活安定了，很快那位黄先生就把他的一位本家弟弟名叫黄魂的介绍来做我的家庭教师。黄老师不满三十岁，是广东惠阳人，高颧骨，一头浓黑的头发，两条浓眉毛下带凹的眼睛。个儿不高，但身材结实。他因为家里穷，没有很高的学历，但他自学成才，上过平民学校和职业学校，自己又学完了从高中到大学的课程，在惠阳有过教初中的经验。他能写一手漂亮的字，到香港后，每天下午在一个雕刻厂做雕模技工，晚上，给一家进出口商做英文打字及计算抄写的工作，他可以从早上八点到中午十二点帮我补习数理和英文、中文。黄先生带来了他写的毛笔字、钢笔字和英文打字的信函及他投稿在报上发表的一些短文和诗给父亲看。短文和诗都是从报上剪下来贴在一本练习簿上的。有首诗我当时看了，后来又看过并且记熟了头两句，到今天都未忘记，那是：“我是路边一株踩不死的小草，我是田里会翻土的蚯蚓……”

父亲问了他一个问题：“你的名字是家里取的吗？什么意思？”

他答：“我本来不叫这名字。这名字是我自己改的！日本鬼佬侵略中国，黄帝子孙应该有黄帝魂！”

父亲听了点头，说：“很好！我就把孩子交给你教了！从早上八点半到十一点半，十一点半准时在我这里吃饭，你吃了饭去工厂不会耽误你下午的工作的！”父亲脾气有时较急，但他是体贴人的，又说：“我不会亏待你的！请放心！星期日不上课！”

从那以后，周一到周六，我就忙起来了，黄老师总是准时来，准时结束课，吃完中饭就走，非常匆匆非常准时，他对我很和善，教得也很不错。初中课本是他不知从哪里弄来的，适合我的程度。我在南京中央大学实验学校上小学时，二年级开始就学英语。听他的英语发言带广东音，但广东人讲英语带广东音也正常，我也习惯。父亲要我尊敬老师，我也努力做到。我们之间慢慢有了感情，相处虽不过五个月光景，长期以来我却仍保持着深刻的印象和感情。每当想到他和他的诗时，心里总是发热的。

有些事，他使我有了难忘的记忆。

那时候，他来上课，总随手带一只灰布袋。袋里有本子、笔、毛巾等杂物，还时有赛马的报纸杂志，还总放着一本厚厚的《中国名人录》（好像是这么一个书名），黑衬底烫金的书名封面。他在让我做数学题或诵读默记国文课文或抄写英文时，常会抽空翻这本大书阅读。我好奇，问他是什么书，他就把书放我面前说：“看啦！我中意这本书啦！”他告诉我这是一本介绍名人生平的书。我向他拿过来看，书很枯燥，就是一个个人名按姓氏笔画排列。像字典，下边是介绍这个人的经历。如某某人，籍贯何处，哪年出生，学历和经历，很单调，他却有点空隙时间就看。哪怕看几分钟也很专心。我终于问：“看这有什么用？”他答：“有大用！”但也没说出什么大用来。直到有一天，他见我又问，才说：“我在研究，发现这些人都很有名，都很成功。从他们的经历可以知道，他们大多都上过学，有文化，有的还到外国留过学。这些人都很努力。有的是大军人、大官，有的是大学者。如有的是专门下棋的，也能成为棋王，把外国的名棋手打败。有的是变魔术的，居然成为魔术大王。行行出状元，唱戏的能唱成这个派那个派的，变成了泰斗。这些都使我懂得人要爱学，有时间有机会要努力学抓紧学。中国学了不行再到外国学。”他说的大意是：一个人必须拥有高到受重视和被人需要的本领！讲着这些话时，他似乎决心很大，也很有信心。事后，我把他的这件事和这些话告诉了父亲。父亲笑了，点头说：“这个年轻人说得有道理，他将来会有成就的。这些话也是在教你努力呀！”事实上，他和父亲说的意思是我在后来成长中体会到的。

第二件事是他爱赛马买马票。香港人许多都这样。香港有大跑马场。“跑马地”的地名应当就是这么来的！赛马实际是一种凭运气的赌博，香港人对这很迷恋，报纸上也大版大版刊登跑马的信息和照片。这些信息我当时看不懂也不爱看。香港街上常可看到有人在投注站买马票的。黄老师就是爱玩这一项的人。他手提包里常有我看不懂的跑马场次表、赔率表、投注指南、骑师搭配表一类的材料。

从他那里，我当时懂得马的寿命最多三十岁左右。人都想取胜，而买马票靠的是运气。有次他叹气说：“呣嗒啦，呣嗒啦！我嗨穷命啦！”但尽管这么说，他关心赛马的事一直未停。只是有一次对我说：“爱赛马是我的缺点！很不好的！你不要学我。”有一次也说过：“做发财梦的人是发不了财的，想发财还是要靠努力奋斗！”当时他的样子很严肃。至今，我仍记得他那高颧骨的脸上那种认真坚决的神态。

他有时将诗写在口袋里的一个本子上。他讲课辅导我时，是预先在一个练习本上花时间做好笔记的。教国文时，课文之外他常给我添加些诗词。他买过狼毫笔和墨及砚台送我，还买来本子经常要我临临碑帖写写大小楷。他讲课条理清楚，数学使我易懂，讲国文时很认真。一次讲课时，给我讲“串”这个字。他说出一大堆话来，我一下子就记深刻了，至今不忘。他说：串，物相连贯也，连串而成的物件叫“串”，如一串珍珠，一串铜钱；串也可以作到访的解释，比如北方人将上门到别人家访问叫作“串门”；串通就是勾通；“反串”，那就是用在演戏时男的扮女的，女的扮男的，或老生反串小生……这种说法，当时我觉得有趣，也就记住了。

黄魂老师是个爱国青年，关心抗日的战局，看着报纸上一些败退的战讯，常会叹气。同父亲有时谈起抗日，他总是慷慨激昂，大骂“日本仔”和“东洋鬼佬”！他有很好的嗓音。有一次，父亲外出不在，他唱一支抗日歌曲给我听：“拿起你的枪，快快儿奔前方；和这恶虎狼，拼命的战一场；我们受亏已不少，今天和他算总账……”声音高亢，感情充沛。

正在这时，门铃响了，父亲回来了！他也不唱了，但父亲听见了他的歌声，父亲说：“唱呀唱呀！你唱得很好！对洪溥，我不但要你教他功课，也希望你教他爱国……”

黄魂老师对父亲是很敬重的，对我说过：“你有一个好爸爸！你要努力！”

有一天，他曾对我突然说：“我也许会改变一下生活！到抗日前线去！”

但他没有多说，我也没有多问。

他给我做家庭老师大约有好几个月，突然，有一天，他彬彬有礼地对父亲说：“很对不起，因为我有事不能再做家教了。”父亲问他什么事，什么原因，他也不讲，父亲问他是不是经济上的问题，他说不是。接着，他就真的不来了。隔了些天，介绍他来的那位穿西装的黄先生来看过父亲。父亲问起我的黄魂老师。

黄先生说：“也弄不太清。他说是要去打游击。家乡惠阳那边现在有了游击队。他大约是要去参加，人就离开香港了……”

父亲和我唏嘘了一番。我简直有点伤感。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黄魂老师，也不曾听到过他的信息。

但，在香港相处过几个月的黄魂老师在我的记忆中始终存在，没有也不曾消失。回忆香港那段生活时固会想起他；有时，在心情起伏时也突然会在脑际出现他那高颧骨的面容和捧读那本厚厚的名人录时的模样。不知他是否真去打游击抗日了，他会阵亡牺牲了吗？谁知道呢？只是师恩难忘，想起他时，一种感激之情总会油然荡漾在我胸间……

难忘当年香港仔送别

夏天的香港，太阳有时很凶，但由于有海风，房里总有电风扇，并不使人感到闷热难耐。只是父亲的心情是不好的。他的心总同抗战关联着，战局不好，他总关心。他又是个爱工作的人，想做的事在香港没法做，当然苦闷。继母汪淑晴来信，仍总是要父亲带我回上海租界上住，居然有一天来信要父亲去香港著名的黄大仙祠去烧香求签，说听说那里算命看相很准，建议父亲去拜一次黄大仙对回不回上海做个决定。父亲看了信摇摇头把信递给我看，说：“可笑！”他是不相信烧香求签和看相算命的，当然不会照办。

大约是六月里，由于日寇沿陇海铁路进攻，又要从平汉路进攻武汉。形势不好，有一天，报上突然刊登了日寇飞机炸毁黄河大堤，花园口决堤淹没了大片城市与土地的消息。事后得知，是当年蒋介石为阻日寇进攻下令决堤造成重大祸害的。据悉当时淹死九十万人，有一千多万人流离失所。父亲看后，非常感慨，就在这天后，杨老伯来看望过父亲，两人谈起花园口决堤，都估计损失惨重。也都怀疑堤是故意掘开口子的。这天，杨老伯来是带来了叶楚伧给父亲的一封来信。

叶楚伧与杨天骥是同乡。过去在南京时，我们住过高楼门100号的一幢红砖洋房。边上的邻居就有外交部次长徐谟、画家徐悲鸿、南京市党部负责人彭尔康，还有这位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务执行委员兼行政院副院长的叶楚伧。这时，他仍在武汉，已是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官很大，权也很大。叶楚伧戴眼镜，仪表挺好，说话文雅，当时颇得蒋介石信任。他前清时做过“七品小京官”，后来参加过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杨天骥转来的信是由于父亲曾给叶楚伧写了一封信，大约谈了自己的情况及表示对抗战的信心，想了解一些时局。叶的信怎么回复的我已弄不清，只记得信中谈到要坚决保卫武汉，但中央各机构全部拟迁至重庆。当天，父亲同杨老伯谈了很长的时间，觉得老蒋坚持抗战的决心是下定了。中国地方大，回旋的余地大，政府将来到四川去是对的，战事会长期坚持下去的。当时报纸上有幅漫画：一个面目凶恶的日本军人手拿军刀，但两足陷在很大的泥潭中。中国虽然沦陷了很多地方，如今日寇快打到武汉了，但日本的两足确是像陷在泥潭中难以拔出了。杨老伯不仅帮叶楚伧转信给父亲，也帮于右任转过信给父亲。于右任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院院长，父亲有时亲切地叫他“老于”或“胡子”。父亲辞职拟仍做律师并办大学后，他曾建议父亲在上海重新恢复有革命传统的中国公学。有次，他在由杨天骥转给父亲的信中又提到这件事。杨老伯也认为于右任的建议很好。因为中国公学名声大而且名声好，比创办新的大学来得好。但抗战要坚持下去，父亲在香港要实现他的愿望，完全没有可能。父亲甚至想过：是否在香港设法做律师。但这想法他很快就自己否定了。他不可能在英国人的租界地上做律师！语言、法律等对他来说都是生疏的，最主要的是他熟识的人事关系都不在香港，没有人脉，他动弹不得。开律师事务所需要的从房子到助手等，他都无法张罗。为这，当然看得出他的烦恼与苦闷。

李尚铭打电话给他，说老朋友们，包括刘侯武、谢无量、杨天骥等都仍常去他山光道住所叙聚，久不见父亲和我了，欢迎仍去玩耍。但父亲答应了，却没再去。天气热后，有一天，李尚铭正式发了帖子，说是请好友们欢聚，由香港到澳门去玩两天回来。但他们是想去赌场玩的。父亲就推托不去了。他对我说：“赌博是一件非常坏的事，不少意志不坚定的人因为沉迷赌博，闯了大祸，毁了前途。一心想赢钱，结果却倾家荡产……”他自己是不赌的。所以，当李尚铭等坐船从香港去澳门游玩时，父亲谢绝未去，我也并不遗憾。

其实，在香港也是有赌场的，只是没有澳门的赌场大和出名而已。而且，香港有些高级的酒店、旅馆、餐馆里都总是摆着一个或几个“吃角子老虎”在边上，顾客只要有硬币就可以用来玩耍。我在六国饭店住时，到它楼下餐厅里玩过一次，纯粹是好奇，父亲也是同意的，说：“可以，你也可以尝试一下赌博的滋味，但这仅仅是让你懂得一点赌的滋味。不是教你赌或是鼓励你赌！”我在六国饭店赌了一次，在陆羽茶室也赌了一次，那种“吃角子老虎”像只方箱子似的竖在那里，可以看得到里边并不是空的，而是有不少钱币在里面。有个塞钱币的线形口子，你可以把硬币塞进去，然后用手使劲将一个扳手一拉，有时毫无反应，那你投的钱币就吃进去不吐了！有时你的手将扳子一拉，突然哗啦啦许多硬币都吐在下面了。这吐出来的一大堆钱币就属于你了！赌钱这种赢法，一个可能换成多个，当然会鼓动人的赢钱欲望。我尝试了两次，一次输，一次赢。由于输的一次只是一个硬币，赢的一次却拿到三四元的硬币，自然算是赌赢的人。但父亲说：“好了！以后别再玩了！俗话说，久赌必输！天上不可能掉下肉包子给人吃的！”我是很欢喜父亲对我的这种教育方法的！

仍常常有朋友来看父亲。

那位聂海帆先生也常来。有天，他请父亲和我去吃晚饭，说是该吃吃葡萄牙菜里的葡国鸡。他陪我们坐的士到了皇后大道中，下车转进德己立街，路上上下下，有点曲折，最后到了一家葡萄牙人开的餐馆。门面不大，高处挂着彩旗，店招是彩色的，上面写着大字：葡国鸡，画着一只大公鸡，还有葡萄牙文。这当然是一种西餐，汤、冷盘都没什么特别，小面包、黄油、果酱也没什么特别。精彩的就是一钵蒸得滚热的“葡国鸡”，那是将鸡腿切碎用大量香料和佐料外加许多奶酪蒸熟的一种特色乡土菜，确实味道很好。

我闷声吃鸡，但听到父亲同聂海帆谈话。谈的是在上海租界办大学的事。聂海帆反对用“中国公学”做大学的名字，理由是不要惹麻烦。因为“中国公学”这个名字容易引人注意。他这里说的引人注意的“人”，显然指的是“敌人”，他说：“学校的名字我已经想好了，就叫‘三吴大学’！不引人注意！”他又说：“您做董事长，我任校长！依您的声望地位，在上海租界上是吃得开的！你是前辈，法界名人，工部局、法院、律师界、警察局都有您以前的学生和熟识的关系。校址已经不成问题，这事现在只等您点头了！”

父亲沉吟着，当时并没有点头，好像也没有再说什么。那晚吃完葡国鸡后，聂海帆送我们回家，临走时，他好像对父亲说：“请您再好好考虑一下……”

聂海帆走后，我问父亲：“为什么叫三吴大学？”

父亲说：“我也问过他。他说：苏州、常州、湖州自古以来，叫作‘三吴’。在上海办个大学，吸引苏州、常州、湖州这一带的学生用这个名字合适。我却觉得没什么好！”

敲定这个大学的名字后来隔了两年，在上海，那时三吴大学已经办成开学，父亲是董事长，聂海帆是校长。有一天，有两个敌伪杀手带了礼品装作给聂海帆送礼，到了三吴大学的办公室见到聂海帆后立刻开枪，聂海帆顿时倒在血泊中牺牲了。刺客是日寇和汪伪的极司菲尔路76号派来的。接着，父亲就收到了恐吓信又遭到了绑架。那个阶段，我才从父亲处知道“三吴”并不是苏州、常州、湖州的古称。“三吴”是吴玠、吴易和吴樾。吴玠是南宋屡破金兵的名将，吴易是南明起兵抗清的将领，吴樾是近代民主革命的反清烈士。显然，父亲后来同意用“三吴大学”这个校名也是有道理的。

从此以后，日子过得好像极快。父亲仍是有友人——熟的和新认识的不断来往。聂海帆则坐船去上海了，好像他的意见和父亲的取得了一致，他去开拓办三吴大学的局面去了！

父亲后来决定要去“孤岛”上海了！他是一个爱国者，去上海当然不是为了苟安于乱世。临行，有一伙友人为他在香港仔摆宴吃海鲜送行。那对我是至今难忘的一个晚上。

去香港仔，路较远，当时那是一个泊着许多渔船、可以看到好多船桅和大海的渔港，比较荒凉，但碧海靓丽。来吃海鲜的人并不太多。我们赴宴在一只固定于海边的大舫船上。它用红红绿绿的油漆刚打扮一新。舫船停泊的岸上，许多玻璃器皿和木制盆具内部养着各色生猛的海鲜。翠海如镜，远处的沙滩上，有槟榔树、绿色的尤加利树。在舫上摆筵席，使我想起战前随父亲在南京秦淮河和到苏州去太湖吃“船菜”的旧事。那晚，吃了些什么记不清了，主要不外是海鲜，但桌上花雕酒的香味至今想起似还存在。朋友们多数都较年轻，敬父亲酒，父亲仍未喝酒，但说了激动的话，大意似是我不去重庆而去“孤岛”会有危险，但我无所畏惧……有人提议，起立唱一个歌为父亲送行，唱的是《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歌声慷慨激昂，使人热血沸腾，那时候是几乎人人都会唱这支歌的。我夹在中间唱歌，不知为什么却流泪了。父亲那晚，为什么那么激动地说那样的话，我当时似乎不懂，只是，他回“孤岛”后，的确遭遇危险，后终于因抗日死在敌人手里！于是，那晚的往事，他那晚魁伟地坐在那里讲话的情景，至今与香港仔的靓丽海景从未湮没在我记忆的深井中！

父亲回去是为了应邀用他的声望及社会关系在租界上秘密办三吴大学，掩护进行抗日活动。那时，从香港到上海只有坐海船来往。最奢华最大的是英国的皇后号邮船，都是数万吨级以上，如“亚洲皇后号”“日本皇后号”等，其次是美国的总统号邮轮，如“柯力芝总统号”等。一般两天两夜至三天可以抵达。再次是荷兰的邮船如“芝沙连加号”等，约一万几千吨至两万吨。最小的是英商太古、怡和公司的海轮，几千吨不足万吨，要航行四五天以上，颠簸得厉害，条件较差，只是比较便宜而已。

父亲同我买了英国“亚洲皇后号”大邮船的二等船票。这是一艘航行全球的巨型豪华的四万五千吨级的客轮，奶油白色，巨大得像幢巨型建筑物，头等舱在最上层，二等舱在甲板上端，下面是三等舱，已在甲板下方了。舱底则是四等舱。上了船，四通八达，左转右弯，使人迷路。二等舱的客房很豪华，彩色地毯，丝光窗帘，两只洁白单被的钢丝床，另附全套设备的浴室、盥洗室，还有沙发、长桌、壁橱。我还是第一次坐这种豪华巨大海轮，房里许多环球旅游彩色风景画吸引了我。船要夜晚八点钟才起锚放行。我走到前甲板附近的舷梯边上站着，只见船上大菜间和二等舱的旅客们都倚着船栏在向下张望。码头上拥挤着许许多多送客的人群，也有许多码头工人在搬运大包、扛着大箱或行李在来往装卸。

船下海面上有一幕奇怪的景象，一个广东人在我身旁叫一个穿红衣黑裙的少女：“快来睇水鬼！”

原来邮船旁的海面上有三条小舢板，还有两条大木盆船。每条舢板或木盆船上都只有两个人：一个划桨，一个光着身体只穿一条三角裤的就是被叫作“水鬼”的人了。海风已凉，“水鬼”都颤抖着伛偻着身子蹲在船头仰面向上朝着邮船上的乘客做乞讨的手势呼号。谁将亮晶晶的毫角扔下海去，“水鬼”就“扑通”跃身下海，在海水中将钱币捞上来，举手向船上的乘客亮出钱币致谢。

天色正由光亮转向昏暗，“水鬼”在海水里的动作透明透亮，看得清清楚楚，但看的人多，扔钱的人少。一个吸雪茄的华侨模样的人将一小把银毫币一起扔下去，一下子五个“水鬼”一起投入水中，抢捞得真是紧张。逗得一个观众笑着议论：扔钱的人少，丢下去的钱币恐怕还不够几个人在海边排档摊子上吃一顿咖喱饭或鱼生粥。我心里产生怜悯，我特别怜悯一个白发老婆婆划着木盆船上的一个年小的“水鬼”，我掏出手帕，将袋里用剩的一些银角加上分币包好瞄准了那一老一小的盆船扔去，可是偏偏手巾包被风吹晃到离他们有四五米远的海水处，反倒被一个强壮的在舢板上蹲着的“水鬼”一个猛子蹿到海里，水中捞月似的捞走了。我心里很失望，没人知道我的心意。可惜我身边没有毫角了……

就是在这种心情下，船开动了！

船进入大海之中，夜晚四面漆黑，大海看不到边，海真大呀，黑水洋似的真吓人，一望无际，浪花激溅，跳跃喧哗。

我带着不好的心情离开甲板回到舱房。

不堪回首的尾声

1938年秋天回上海后，我们住在租界后母汪淑晴家。地址是汉口路（即三马路）同安里21号。后母的父亲已去世，遗嘱女儿和两个儿子同等待遇也分遗产的三分之一。汪淑晴在家是得宠的。父亲又是有声望地位的人，因此他们家将三层楼洋房的二楼让出给父亲和后母及我居住，款待得较好。我插班进了上海东吴大学附属中学。每天在汉口路口子上的慕尔堂教堂里上中学。这时聂海帆做校长的三吴大学已经开学，招生等事情多已办妥。父亲是董事长，在上海聘了一批董事，开过会，详情我不了解，但父亲极少到学校去，聂海帆在我记忆中由于忙及怕引起人注意等原因，也特意不到同安里父亲住处来。这时，父亲来往的仅有较好的朋友。如上海、江苏高等法院刑庭庭长郁华曾到同安里看望父亲并长谈。郁老伯也是日本留学生，在早稻田大学上过学。他比爸爸的年岁大，但父亲说他为人耿直，所以“得罪人多一直做不了大官”，他爱国，同父亲一样反对亲日派。1938年底，汪精卫突然逃到安南（即今之越南）河内，公开叛国，郁老伯为这特地又到同安里看望父亲并愤慨地同父亲一起痛骂汪精卫。但汪精卫大约半年后就投敌到了上海，1939年底，郁老伯就在他住所门口遭汪伪76号特工总部的凶手开枪杀害。而也就在这件事后不久，聂海帆也在三吴大学的校长办公室里遭敌伪的刺客杀害。聂海帆遭暗杀后，父亲就受到监视并收到恐吓信两次要他到极司菲尔路76号去谈话，接着，就在住处遭到绑架被囚禁在敌伪魔窟里。后来哥哥宏济和我也被作为人质同父亲一起软禁在76号里。

1940年农历正月初一，在我的堂兄洪治与外界地下工作者葛覃和吴开先部下的安排下，父亲与哥哥及我拂晓时逃出了76号，在静安寺坐上预先停在那里的汽车，再转到新关码头一家亲戚处换衣服化装，坐小火轮到浦东蓝烟囱码头，登上荷兰邮船“芝沙连加号”驶往香港。父亲决定带我们兄弟到香港后就去大后方重庆。邮船在出吴淞口时，日本宪兵上来对乘客进行搜查。为了安全，父亲和我们坐的四等舱，日本宪兵搜查后，船出了吴淞口，父亲一人补票到三等舱去（因只有一张三等舱票）。谁知第二天清晨，父亲就失踪了！他床上有一张潦草的纸条，说是他跳海了！他是自杀还是被杀？没有确切答案。因为日本和汉奸广播新闻时说父亲“破坏和运”“已被逮捕”。

在“芝沙连加号”船上，我突然看到了吴经熊老伯，他是宁波人，是留学美国的法学博士，是立法委员。战前在南京时，父亲同他有交往，我到他家去过。我哭着叫了一声：“吴老伯！”他问清情况后，马上将我和哥哥带到二等舱他和夫人的房里，说：“在我这里安全些！”他又说：“到香港后，我带你们去见杜月笙！”

“芝沙连加号”抵港后，有汽车接吴经熊，他和夫人带我和哥哥上了车直驶高罗士打行。这时杜月笙仍住九龙，但每天到香港高罗士打行八楼办公。这一层楼成了他专门的办公场所。

父亲同杜月笙有过交往我是知道的，但他从来没有带我去过杜月笙住所。我只知道杜月笙是上海滩上的大亨。这次吴老伯带我们去见杜月笙我却有意外：想不到一到高罗士打行杜月笙办公的那宽敞的八层楼时，我立刻看见了杨老伯。杨天骥模样未变，仍穿的是咖啡色长袍，手里夹着雪茄。见到我，他马上说：“啊呀！洪溥……”我哭了起来。吴经熊就把父亲的事说给他听。他很同情地点头用手挽着我安慰我，说：“见见杜老伯吧，这事他会管的！你们的安全最重要……”

这时，我看到广阔的大厅堂中间，有好几只大沙发呈重叠的品字形。中间的那只沙发上坐着一个高个儿瘦削的男人，穿的灰长袍，剃的平顶头。白天，灯都开着，整个大厅里，有好几处都各有一些人坐着在谈话，在商量事情。我已经猜到中间的那只沙发上坐的就是杜月笙！他两只耳朵有点招风，眼光有点锐利，脸色有点苍白，正在听边上两个人同他说话。

吴经熊和杨天骥把我和哥哥带过去。吴经熊同站起身迎接他的杜月笙握了手又拱拱手，坐下来简单说了些情况。杨天骥搀着我的手说：“这是洪溥，前年他跟父亲在香港时我们常见面的……”杜月笙点头，客气地叫我们坐。吴经熊急着要走，说：“把他们带到你这里我就放心了！我太太还在下面车子里！我那就走了！一切拜托！”他和杜月笙拱手作揖，杜月笙也起身拱手作揖。杨天骥就带着我和哥哥都在杜月笙面前的沙发上坐下来。

当时我看样子，觉得杨天骥很像杜月笙的秘书，但后来明白了：杜月笙很尊重文人雅士，与这些人交往也请这些人出谋划策或给他做些文字上的事。杜月笙自从在上海发迹后，听父亲说过：他从青帮头子进入政界，学会了玩政治。他很注意自己的形象，学得温文尔雅，话不多，总很和气的样子。他同一些文人雅士或官场人物交往，暗中总在学习这些人的言谈举止。杨天骥这时的确常在他身边盘桓，但不是他的正式秘书。杜月笙的秘书名叫胡叙五，光头、戴眼镜，中等个儿，说上海话，勤勤恳恳做事，认真负责。直到上海解放，后来，杜月笙到了香港不回上海，胡叙五才离开杜月笙回了上海。

我和哥哥坐在沙发上，杨天骥又说：“杜先生（他是这样叫他的），高宗武、陶希圣的事刚过去，又来了王开疆先生的事。不过高、陶本来是汪一伙的，王开疆是坚贞不屈主张抗日的！这件事要通知新闻界！洪溥他们兄弟俩的安全也要注意安排！”

杜月笙点头，说：“对！马上通知新闻界，安全的事也让他们安排！”接着，又问了我和哥哥的名字怎么写。问完，说：“你们两兄弟准备怎么办？”哥哥说：“我们都要到重庆去！”我也说：“对！我们去重庆！”

但，杜月笙摇头说：“宏济可以去重庆！洪溥你太小，还是以后再去。我的意思是你们俩都先回一趟上海，看望安慰一下母亲！然后，宏济去重庆，洪溥就在母亲身边等以后再去！好不好？”

玩政治的人总是复杂的。他说得十分在理，又想得这么周到，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被他的话感动了。

杜月笙又说：“令尊同我也是老熟人老朋友了！他爱国！我们都知道！东洋人和汪精卫他们干起坏事来说不清的！现在，先给你们找地方住下。我会叫人注意你们的安全的。我也会给你们订船票回上海去的。你们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要求都提出来！令尊这件事对敌人的打击是很大的！我能为你们做点事是应该的！”

他说这些话后，有个中年人拿了一只托盘，上边放着药和水来给他服药。只见杜月笙拿起托盘中的一支玻璃管，里边是白色的药粉，端起开水杯，将白药粉倒进嘴里，玻璃管敲得牙齿“槖槖”响，然后喝了几口水将药吃了下去。事后我听杨老伯说：杜月笙去年十一月坐飞机去重庆时遇到日本飞机用机枪扫射追赶，险些出事，但高空空气稀薄，他得了气喘病，身体不好……

总之，这次见到杜月笙，他给我的印象如上。又有客人来找他了。杨天骥带我们离开杜月笙，他很讲义气似的对我们说：“你们以后有事可以找我！”杨天骥安排人用车把我们兄弟送去旅馆住。后来，听说杜月笙在香港确是做上海和江南方面的情报工作，他还有个“上海党政统一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次日，中央社、《大公报》等记者均来采访发了消息、照片及评论，重庆《新华日报》也发了消息。

这是我第二次到香港，是在父亲因为抗日在船上突然失踪后，与哥哥宏济同到的香港。香港离我上次离开仅仅一年零几个月，表面上没什么变化。但父亲谜一样的去世，使我的心灵受到严重的创伤。处境大不相同。杜月笙安排我们住在德辅道附近的一家“海陆空”旅馆，虽不豪华，也算洁净舒适，但周围环境比较热闹嘈杂。确是有人安排了我们的生活。本来，“芝沙连加号”上有父亲和我们的箱子衣物，荷兰轮船公司在父亲出事后，不肯将箱子等物品发还我们。这时，全部由杜月笙的人给我们领取送来了，也有人叮嘱我们外出要小心等。但我们当时不太了解特工工作的险恶，并不警惕，幸亏也未出事。我们经常就去街边的排档摊吃点炼乳、面包或者云吞、牛丸等当饭。父亲不在了，在香港就感到有一种漂泊、穷困的心态，逗留的日子不长，对世态人情却懂了许多，对人生况味也知道不少。

在香港，我总是会想起与父亲第一次同在香港时的那些事，在杜月笙处同杨老伯分别时，他告诉我：“蔡元培先生身体很不好”，又问我：“你还记得我陪你父亲带你去看蔡先生的事吗？”接着，个把月后我就在报上见到了蔡先生在香港病故的消息。记得后来读高中时，我曾找了他写的《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阅读，增加了对他的了解，并对北京大学有了憧憬，只是以后考大学时，选了复旦大学新闻系，未圆北大之梦。

这第二次到香港，巧的是见到了许地山先生。我那时熟悉他写的那篇短小而朴素无华的佳作《落花生》，也知道他的笔名就叫“落花生”，并读过他的短篇小说集《缀网劳蛛》。那时，在香港皇后道上的“宁波同乡会”楼上，正举办着一个有关支援抗战的摄影展览。我们有个本家哥哥名叫王琪的在那里帮助工作。我和哥哥去找他时，看到一个相貌堂堂，黑发、八字胡下留一绺黑须、戴黑边眼镜的人，穿灰长袍，由人陪同在看展览，边看边同人谈话。他被几个人簇拥着，给我一种典雅温文、学者气质的印象。王琪说：“这就是许地山，‘落花生’。”许地山那时是香港大学主任教授，碰巧见他一面，也是一种缘分。他在我见到他的第二年就因心脏病突发逝世在香港，葬在薄扶林道的中华基督教坟场，好像还不满五十岁。

哥哥和我从香港回上海后，他取道浙江去了大后方重庆。我1942年也绕道经苏、皖、豫、陕入川，历经种种艰险去到大后方。

光阴流转，父亲当年在香港的那些朋友早已失散，我再见到过的只有杨老伯。他后来很快离开杜月笙到了重庆。可能由于对当时大后方的种种不满，他宣布脱离政界。抗战胜利后，他思想倾向进步，营小屋在上海及苏州颐养天年。他有亲戚解放战争时期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我在20世纪50年代初由上海去苏州专程看望过他一次。他生活简朴，居处小而雅洁，身体瘦弱，人已更老，使我有沧桑之感。我带了水果、点心之类表示敬意，他握住我的手就像第二次我到香港在杜月笙高罗士打行办公处攥住我手一样。谈起当年香港往事，他莞尔笑笑摇头，未曾明说什么，他不信佛，但桌上有尊佛像，似早已看破红尘。我后来调往北京。他1958年安然病逝于苏州。我以未能去见最后一面为歉。但他脱离政治对人生的那种超脱，使我想起就会感到一种禅意。

关于父亲，当时报纸有评论曰：“他摆脱敌伪囚禁，冒险逃出魔窟，用行动表示抗日决心，拆穿了敌伪想盗用他名义装饰门面的可能手段。当时，汪精卫正在筹建伪政府要演出还都南京的丑剧。王开疆先生以他壮烈的死，给日寇和汉奸们一个巨大的打击。”

《民国人物大辞典》上有王开疆先生的词条，全文如下：王开疆（1890——1940），字启黄，江苏如皋人，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生，1912年夏季入上海中国公学习政法，毕业后赴北京考取法官，1916年回上海，任《民国日报》律师。后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深造。1920年毕业后回上海，开设律师事务所，并担任《民国日报》律师，又在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南方大学、暨南大学等校开课讲授法律，与徐谦等人创办法政大学。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任国民政府法官惩戒委员会秘书长、国民政府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1937年当选国民大会代表。抗战爆发后，1939年拒任汪伪中央委员、伪司法部长等职务，被汪软禁。1940年2月9日挈子逃出赴香港，中途被汉奸跟踪，激于义愤，投海自尽，年50岁。

失去父亲后，想起父亲，我就会想起香港；想起香港，我又总会想起父亲。1999年春，我已是白发苍苍七十五岁，率大陆作家代表团一行十六人到台湾访问并参加两岸文化交流。来回都路经香港。但行程匆匆，不能多停留。这是我第三次到香港。这时的香港，回归祖国已经快要两年。它是一个特别行政区。我在飘扬着国旗和区旗的香港会展中心金紫荆广场的金色大紫荆花雕塑旁摄影留念。忆及往事，面目似有点熟悉而又非常陌生的香港，使我百感交集，香港较当年更繁华了，香港变大了！香港的高楼大厦像雨后春笋般地矗立着。而中国的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再加上150多年的英国殖民统治历史，使整个城市呈现出千姿百态、生生不息的时代动感。人和车，那么多；购物的商场，那么多；餐厅酒店和大宾馆又那么多……中环一带，成了“香港的曼哈顿”，气派最大。它既是特区政府和立法机关的所在地，又是商业金融中心。湾仔和铜锣湾成了“全天候”的商业繁华区……连过去那么熟悉的维多利亚湾我都似乎生疏了！湾水也不像当年那么翡翠似的蓝净了！我们从漂亮的新国际机场出来，是坐汽车经过海底隧道到香港的，并不需要坐海轮过渡了！往事并不如烟，想起当年少年时在香港的种种，想起随父亲见过的那些人和事，我说不清自己胸中翻动着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复杂感情。忽然想到韩愈的一首感怀诗：“忆作儿童随伯氏，南来今只一身存。目前百口还相逐，旧事无人可共论。”不禁有怆然涕下之感。

我后来在由台湾回来途经香港时，傍晚时分挤时间独自雇了一辆的士直奔香港仔，目的是寻找当年那次难忘的送别宴时的回忆。但到了那里，一切均已陌生，找不到旧时痕迹，水天茫茫，留下的只是我心中在作祟的伤心感觉。那夜的绍兴酒香，那夜的歌声激昂，那夜父亲的慷慨讲话和表情以及他伟岸的身影……都跟着光阴远远流逝了！

时间真是一个可怕的杀手呀！

它会使一个时代消失，使一个地方巨变，使人的记忆随着人的老化和死亡变为乌有。从那时开始，我就决心用文字把我对香港的回忆记录下来了！哪怕是支离破碎的也好……

（本文由香港《海岸线》杂志连载后，又由《山花》杂志连载）

刻骨铭心的“孤岛”岁月

1937年8月13日上海八一三事变后，日寇在8月15日就轰炸了南京。我第一次经历空袭，感到很大的威慑。为了避免挨炸，我随父亲离开南京坐火车到安徽芜湖住了一夜，又坐船去南陵县居住，因为父亲有一个姓江的朋友在南陵安排好了住房。南陵是皖南一个僻静的小县，但上海失守后，日寇从浙江方面杭州湾登陆拟侵袭广德、宣城，从安徽方向包抄南京。我遂随父亲及继母匆匆由南陵到安徽省会安庆，又由安庆坐船到达武汉。

在武汉，依然是天天有日机空袭。武汉当时抗战气氛强烈，到处能听到抗日歌曲，街上可以看到演出《放下你的鞭子》这样的街头剧，电影院里在放映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电影。我们住了些日子，终因空袭太多，遂决定坐粤汉路火车到广州，然后再往香港去。粤汉路火车在武昌上车，一路上经历无数次空袭，每次空袭来了，火车头怕被炸毁，就将火车车厢丢下跑了。我们也就逃下火车到周边的树林或田野间躲藏。起初每次空袭还平安无事，仅是虚惊。但最后一次，火车离广州仅六十公里左右到达新街站时，忽然袭来大批日寇的水上轰炸机，对我们的火车狂轰滥炸。飞机低空盘旋头顶，炸弹成批掷下，火车被炸毁，死伤者遍地，我们身边全是碎弹片，幸未遇难。到广州转往香港后，在香港居住了很长时间，因生活昂贵，经济困难，继母又朝夕吵闹着要回上海。当时上海有租界，继母家在公共租界汉口路同安里21号。父亲又有任务要在上海租界办大学，我们遂回上海租界上居住。我进了东吴大学附属中学初中部，在汉口路虞洽卿路慕尔堂上课。

一

当时的上海租界，被叫作“孤岛”。这是一种比喻：因为租界的周边地方都被日寇占领，租界成为黑水洋中的一个孤岛了。租界当时是比较平安的，日寇不能进租界来，公共租界主要是英美的势力范围，法租界主要是法国的势力范围，日本当时未同英美等国开战，自然租界仍享有特权。但租界当局对日本既有顾忌也不愿惹麻烦，所以对租界上的抗日活动，是压制的。租界上的巡捕和包探，常常拦路抄靶子。所谓“抄靶子”，就是抄查行人，要抄身，发现谁身上带了武器、传单什么的，就会逮捕。租界上当时可以看到歌舞升平、灯红酒绿，也可以看到乞丐难民无数，爱国者常在暗杀敌伪人员、散传单、贴抗日标语……

我在东吴附中同班的同学俞伯良正巧也住在汉口路同安里，我住的是21号，他家是9号三楼。我每天上学或放学有时就与他一同走去走回。俞伯良介绍我认识了他的邻居陈鑫如。俞伯良比我小一岁，鑫如与我同年。鑫如当时在光华附中读书。我们三个人处得不错，慢慢就无话不谈了。有一天，我们三个人谈起抗日，大家都认为可以用粉笔上街写抗日标语，也可以制些传单去散发。决定后，就干了起来。

粉笔那时候一分钱可以买两根，在学校里，老师上课后留下的粉笔也可应用。我们决定标语不要写在同安里的弄堂里和弄堂口，避免引起人怀疑，也不在学校里写，总是等天黑以后，三个人悄悄在袋里藏着粉笔走出去，由汉口路向外滩方向走，趁人稀少无人注意时，用粉笔在墙上写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必胜！”“枪毙汉奸！”等口号，然后绕路满心轻松而又激动地走回家来。

这大约是1939年的夏天时分。从春天以后，上海租界上的形势渐渐恶化。因为汉奸汪精卫在5月间从越南河内潜来上海躲在虹口日寇卵翼下进行“和平运动”，沪西“越界筑路”一带，在日寇支持下，极司菲尔路76号成立了汉奸的特工总部。这特工总部不断进行恐怖活动，常在租界上暗杀、绑票、敲诈勒索，打击爱国力量和爱国抗日活动。与此同时，租界巡捕房也就加强了巡逻警戒活动。我们觉得三个人一起出去活动危险大，就每个人分散活动，但觉得只写几条标语不过瘾，就决定做传单。

到纸店里买了一些粉红、鹅黄、淡绿的彩色薄纸，我们在俞伯良家趁他父亲不在时就用刀将纸裁成三指宽的小纸条，然后三个人一起在小纸条上写抗日标语。写完以后，每次总有二三百张或三四百张，晚上我们去文化街附近丢撒，文化街晚上行人不多，离汉口路同安里不远，岔道多，万一有事便于逃跑。

有一次在文化街撒传单时，正巧遇到“魔窟76号”的日伪便衣特务冲进《大晚报》的排字房又打又砸，原因是《大晚报》上刊登了抗日咒骂汉奸的文章。来砸烂《大晚报》的日伪特务还带着武器，当租界巡捕房的黑色警车飞快驰来时，立即发生了激烈的枪战，枪声“啪！啪！”，警笛尖声地吹响。我们当时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吓得飞快逃回同安里，第二天看了报纸，才知是敌伪行凶。

从这次以后，我们停了很久都未再去撒传单，直到第二年春天，我们才又撒了一次传单。

这时，我们已上高中了！东吴附中初中在汉口路慕尔堂上课，高中则在南京东路东首慈淑大楼里上课。慈淑大楼高七层，下面一、二层楼是顾客拥挤的大陆商场，出售百货。三层以上全部出租给一些公司、社团和私人诊所或学校使用。这幢大楼抗战前据说是花了一百六十万银圆建造的，是上海著名的首富——英籍犹太人哈同的遗孀罗迦陵的财产。慈淑大楼正面在热闹的南京路上，另一面在冷清的山东路上，这个地形被我们三个看中了！我们就购纸并书写传单上的口号，足足写了六七百张，然后，分头上楼去侦察适合的地点。

慈淑大楼靠山东路的一面有好几个后门和侧门。我们三个人各走一个门到四楼，在楼梯转弯处的窗口向南京路方向把传单撒下去，然后飞速下楼窜入大陆商场，从大陆商场朝向南京路的门口出去，观察我们投撒传单的效果。我们了解：天黑时，我们上下楼的路线，人是很少的。

那是天黑时分，万家灯火。市声沸扬，喧嚣杂乱的南京路上，车水马龙，高大的双层公共汽车和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在行驶，商店多彩的玻璃大橱窗里霓虹灯红红绿绿变幻着光彩，马路两边行人摩肩接踵。我们三个完成任务又都在大陆商场门口会合，我们散发传单后未看到那些彩色传单飘落下来的情景，但飞快下楼到南京路上后看到许多人手里都拿着我们写制的传单在看、在议论，还有些人仍仰着脸朝慈淑大楼的高层处探望。我们心里像开了花似的高兴得不得了！认为这是我们秘密撒传单成绩最显著的一次！

二

在初中时，我最爱看《大美晚报》的副刊《夜光》了！那时学生看这副刊的特别多。《夜光》的编辑朱惺公又名松庐，江苏丹阳人，他积极宣传抗日爱国，在《大美晚报》上发表《中日关系史参考》《民族正气——中华民族英雄专辑》《明代何以能平靖倭寇》《汉奸史话》等文章，这些文章在学生中流传谈论甚广。他还刊出《菊花专辑》好几期，以菊花傲霜凌寒的精神激励读者的爱国感情。1939年也就是我们在墙上涂写抗日粉笔大字标语时，汪伪“76号”特工总部写了一封恐吓信给他，信里还附了一颗手枪子弹，不许他再在《夜光》上刊登抗日文章，说如果他继续抗日就要杀死他！但是他毫无畏惧，反而在《夜光》上发表了一篇《将被“国法”宣判“死刑”者的自供》作为对敌伪的答复，表示决不屈服。这篇文章慷慨激昂，大义凛然，读了使人热血沸腾。我们在学校里互相都传观谈论，既佩服他，又为他担心。

果然，两个多月后，朱惺公就被敌伪特务开枪暗杀了！

敌伪是用“铲共”的名义把朱惺公当作抗日反汪的共产党人加以杀害的。但后来知道，朱惺公并不是共产党，是自发抗日的！朱惺公死前在《夜光》副刊上写过一首七绝明志，诗中有“懦夫畏死终须死，志士求仁几得仁”的句子，我们在同学中传诵他的诗句，对他十分崇拜。

由于他死得壮烈，他的被杀，激起了上海人民的义愤，各界人士都纷纷前去《大美晚报》报馆捐献赙金，赠送挽联，并去报馆和殡仪馆吊唁。我和俞伯良、陈鑫如三人为朱惺公的被害难过得流泪。我起草了一副挽联，买了两幅白色素绸挥毫写了联句，虽然字不好，但也是一番心意，俞伯良和陈鑫如都夸赞我的挽联写得不错，我们三个人写了名字，又凑了二十元钱，一起亲自送到《大美晚报》报馆，给朱惺公致哀，把钱捐给他的遗属。

挽联写的是：

黄浦江畔哭义士，死为鬼雄，先生应升天堂；

上海滩头恨暴徒，生是人渣，汉奸该下地狱！

由于敌伪特务曾向《大美晚报》等报馆投掷过手榴弹，并冲进《大美晚报》打砸伤人，所以我们到《大美晚报》报馆时，见门口罩着铁丝网防止暴徒分子袭击，还有一些保镖站在那里，气氛紧张，送挽联和赙金来吊唁的人很多，都不能进去。我们三个挤到前面去，在吊唁的签到簿上签了名，隔着桌子把挽联和赙金递了进去，又从人堆里挤了出来。

说是吊唁，实际只是这么去了一下，连三个躬都没法鞠，但我们还是感到做了应该做的事。记得当天陈鑫如曾激昂地发表感想说：“活着像条狗，倒不如勇敢地死得像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他比我和俞伯良都胖，说这话时，脸上的肌肉一抖一抖，两只眼睛里像要冒火花！

到了第二年——1940年5月，有一天傍晚，俞伯良和陈鑫如在弄堂里对着我住的21号楼上大声叫我的名字。我连忙下楼，鑫如对我说：“明天是星期日，下午，我们一起到胶州路孤军营去看望八百壮士和谢晋元团长，你去不去？”

鑫如和俞伯良两人，八一三事变时都在上海，他们对谢晋元团长率领的八百壮士特别有感情。那时，上海战事已临尾声，在苏州河畔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坚守四昼夜后，因孤军无援，接受英美当局的劝告，避免无谓牺牲，奉命退入租界，在胶州路建立了一个营房。上海人称之为“孤军营”。这支孤军被公共租界当局围禁时只剩了三百七十一人，仍由谢晋元统率。他们虽丧失了自由，仍过着有组织的集体生活，每天举行晨操，上政治课讲述爱国抗日言论，还排演抗日反汉奸的话剧。为了每天升国旗，有的士兵被租界当局派来监视的万国商团中的白俄士兵打死打伤和凌辱过。各界爱国人士、新闻记者、学生、市民有不少都纷纷去到孤军营慰问。听到鑫如和俞伯良要去孤军营，我当然立刻表态要去。

第二天，我们买了一束通红、美丽的月季花带去。孤军营所在的地方，原是胶州路公园的一角。孤军营门口架着铁丝网，有神色郁闷的万国商团的士兵荷枪实弹警戒着。

万国商团是上海租界特有的一个武装组织，约有一千七百人的样子，是个从一开始建立就替西方殖民者在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里服务的半军事组织。商团的成员服装配备讲究，枪械精良，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参加万国商团中华队的人，大部分属洋行职员。现在，孤军被囚禁在胶州公园的一角里，万国商团扮演了“狱吏”“狱卒”的角色。看到他们，我们三个都从心里泛出厌恶。

鑫如比较老练，上前说：“我们都是学生，来看望谢团长的！”一个持枪的白俄商团士兵神气活现地用流利的上海话吆喝：“不行，不能进！”但边上有个商团中国兵比较好说话，在我们央求下，说：“到里边登记一下，快点出来，不要多停留！”我们才进去填写好登记簿被一个模样像传达似的瘦子引进一间会客室里等待。

从会客室里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一个广场的一角，广场上竖着旗杆，但未升国旗，我恍然明白：由于日寇的抗议和英国租界当局的禁止，孤军营升挂国旗的斗争实际是失败了。这使我心里难过。正在这时，见一队光着头的孤军正在绕场跑步，整齐地叫着：“一、二、三、四！……一、二、三、四！”脚步声“咔嚓咔嚓”似在发泄着愤怒。

一会儿，听到脚步声，转眼，看到门口出现了一个瘦瘦的中等个儿的军人，三十岁光景，笔挺的腰杆，穿一套草绿色军服，光着头，没有戴军帽，我认出这不是谢晋元团长。谢团长的照片报刊上见得多了，认得出的。果然，来人同我们热烈握手，说：“对不起，谢团长正带领弟兄们在跑步上操，我是上官志标，是团副！”

我将手里的那束鲜红的月季双手捧着献给他说：“我们是三个高中学生，请接受我们对八百壮士的敬意！我们是来向你们致敬的！”说着，我深深一鞠躬，不知为什么，忽然鼻子发酸，心里也发酸，竟落泪了！

上官团副似乎很感动，他脸色很黑，有日晒风吹的痕迹。他接过花，说：“谢谢你们！我们很惭愧！没有战死在疆场，却奉命撤退到了这里！对不起全国民众！”说着，泪水流下，他马上用手拭去了！

后来，上官团副又说了些话，具体已记不清了，最后，他虽未戴军帽，却严肃地立正行了一个军礼。

万国商团的士兵来催促我们走了！我们向上官团副鞠躬告别，大家走出空气令人压抑、窒息得像监牢似的孤军营。走到外边阳光下，我心里回荡着难以平静的浪潮。

我那时候就明白：访问孤军营的经历，我会终生难忘的！虽然，未见到谢团长！

（本文刊于1944年重庆《时事新报》副刊）

我经历的“最后一课”——记东吴附中王佐才老师

上中学时，语文课本里有法国小说家都德写的脍炙人口的名篇《最后一课》。这篇小说以普鲁士战胜法国后强行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的事件为背景，通过一个小学生在上最后一堂法文课时的见闻与内心感受，深刻地表达了法国人民深厚的爱国主义感情。

想不到，在抗日战争中，1941年12月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次日，我在上海租界上的东吴附中读书，也经历了一次类似的事件……

那夜，我正熟睡着，夜色漆黑，忽然被一声“轰隆隆”的巨响惊醒。我猛地从床上坐起，听到似是炮声，声音也不太远，仿佛来自东面黄浦江的方向。接着，听到了“轧轧”的飞机声。一种战争的恐怖感立刻攫住了我的心。

对面楼上一些窗口里的灯盏，一个接一个地亮了，恐怕听到这种声音的人家都在杌陧不安吧？

我开了灯看钟，钟上长短针正指着4点多。我想：会不会是租界外的日军在举行演习？又想：黄浦江里有英、美兵舰，会不会是日本与英、美交战了？这一响，外边老在传说日本要向英、美宣战呢！……

隐约的飞机声仍在远处盘旋，炮声又隆隆传来。我同家人都起床了。大家心头波澜迭起，都非常不安。一种风云骤变的感觉侵袭而来。炮声又响几下，终于沉寂了。大家虽又都回到床上去睡，我却怎么也睡不着了。

一清早，我起身后决定仍去上学，顺便打听一下发生了什么事。外边，细雨蒙蒙，雨丝裹着寒意。天气阴霾，同人的心情一样。空中像笼罩着一层灰色的烟幕。弄堂里，东一簇人，西一撮人，互相在谈论传告着拂晓前后炮声、飞机声的事。表情既兴奋，又紧张，也有忧虑。谈的不外是日本向英美宣战了，黄浦江上打沉了一艘英国炮舰，另一艘美国炮舰投降了。有人在说：“公共汽车和电车都已停驶！”也有人在预测：“看来，日本兵今天要开进租界来了！”……

弄堂里，有的人家在垃圾箱旁焚烧书籍，看来是怕日本兵进租界后会抄家，将抗日的书籍赶快烧掉。

我听了一会儿，没有什么值得再听的新鲜事，立刻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到马路上去。马路上也东一堆人西一群人在嘁嘁喳喳，男男女女都有。男的看样子多数是去上班或特意出来打听消息看看情况的。女的多数挽着空篮子，一看而知是出来买菜的主妇。我找着人丛凑上前去听听情况，也同弄堂里的人谈的大致相仿。沿街的南货店、烟纸店、酒店都上着排门，人心惶惶。有雇黄包车在急急忙忙搬家的，是从公共租界往法租界搬。法奸贝当投降德国后，组织了伪政权，法国本土已被德军占领，上海法租界由于日法之间没有战争关系，法租界在有些人心目中，似乎比公共租界要安全得多。但马路边上有人在闲谈，说法租界当局已经派出大批安南巡捕沿爱多亚路架设了铁丝网，禁止拥进法租界了……

我心里七上八下，出汉口路，沿石路朝北向南京路方向走，见一家出售平粜米的店家排门紧闭，好多人带着空布袋在店门口排成了一字长蛇阵，等待售米。一家卖煤球的店门口也有人抢着在买煤球。再往前走，经过浙江兴业银行门口，见拉着铁栅门，一些要提取存款的户主正在银行门口大声叫嚷、“砰砰”敲门，要银行赶快开业付款。一家大南货店，平时生意兴隆，今天未卸排门，贴了一张纸条，上写：“今日本号盘货，休业一天。”

街上行人脚步匆匆，脸色仓皇。我最关心的是日本兵进租界的问题了。一路上，却没有见到一个日本兵。向人打听，也都说没有看到日本兵。但我心里明白：无论如何，日本兵是一定要开进租界来了！以后，“孤岛”沦亡，沉没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潮水中，原来在上海租界上的中国人过的将是更加黑暗、悲惨的亡国奴岁月了。心里充满仇恨，涌塞着一种悲壮的情绪。

我在一个卖粢饭团的小摊上，买了一只包油条和白糖的粢饭团，拿在手里一边吃一边向学校所在的慈淑大楼方向走去。

忽然，听见有些人在惊叫：“东洋兵！”“东洋兵！”只见一辆日本军用卡车风驰电掣般开过来，“嗤”地停在路边。军用卡车上堆着许许多多刚印好的日军报道部编的《新申报》。日本军车上的几个穿黄军衣的日本兵撒传单似的散发报纸。有些路人在抢拾报纸。我望着那些日本兵，心里仇恨，出于好奇，也上前拾了一张报纸。边走边看，见报上有日本向英美两国宣战的消息，有日本海空军突然奇袭珍珠港获得辉煌大捷、击毁击沉美国大批军舰和飞机的消息，也有日军今日黎明在黄浦江中击沉英国炮舰“彼得烈尔号”和美国炮舰“威克号”升起白旗投降的消息。我看完了报上的消息，心里发泄不出的愤怒更加强烈，将报纸揉成一团，扔在地上，甩起一脚，踢到了被雨水洒得湿漉漉的路边去。

蒙蒙细雨不知什么时候停歇了。天仍阴沉沉。路上见到的人，脸也阴沉沉。路面潮湿，我终于走到灰色的七层楼的慈淑大楼门前了。慈淑大楼靠近南京路的一面开设着大陆商场，出售百货，占了一、二层楼。三层以上全部出租给一些私人或公司、学校、团体使用。东吴附中在四楼上租了许多大房间做教室。

我吃完粢饭团，在一种难以形容的纷乱情绪中走进光线幽暗、阴森森的慈淑大楼后门，踏上楼梯走到四楼自己的教室里。大楼里人异常地少，阒静无声。到了四楼，见来学校上课的人十分稀少，多数人是害怕外出？还是忙着在马路上张望？啊，不！公共汽车和电车全停驶了，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路又截断了，人当然不会来得多了。宽大的教室里一共不过五个同班同学，全是男的，一个女的也没有来。我的好朋友俞伯良在，我闪身刚朝门口一站，俞伯良马上招呼：“喂！我去约你来学校，你家里说你已经走了，怎么现在刚到？”

我没有回答，将手里一叠用帆布带捆住的课本和练习本往课桌上一放，对着俞伯良叹了一口气，说：“唉，以后，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像以前一样上课呢！……”说着，内心痛苦，潸然想掉泪。

听我这样说，同学们有的叹气，有的露出愁闷和气恼。俞伯良忽然用粉笔在黑板中央端端正正写了四个大字：“最后一课”！

他一写，我心里更难过了。

过去，在国文课本上读过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当时也为这篇文学名著中那种国土变色的凄凉心情所感染。可是今天，此时此地再来回想这篇名作时，感受更亲切更深沉了。眼看，日寇要来了！以后，也许一定要取缔那些富有民族精神、爱国抗日、反对卖国和揭橥气节和骨气的课程内容，代之以奴化教育的吧？学校里一定会让日本人或汉奸来教日文日语的吧？我虽然与《最后一课》中写的主人公完全不同，小时候并不逃课，从小学到高中学习功课一直尚好，并没有那种后悔过去未曾好好用功读书的憾意，但仇恨敌人即将来到的思想，使我内心像被刀刃刺伤流着鲜血。我看着“最后一课”四个大字，眼眶发热，心里发酸。俞伯良写的正是我心里想的。今天，可能是来上最后一课了呢！

啊！多么悲痛、多么屈辱、多么令人留恋的最后一课啊！

有两个同学也在黑板上跟俞伯良一样，用粉笔加写了“最后一课”“最后一课”……快将整块黑板写满了。然后，其中一名叫吴玉书的同学突然哭了起来，抽搐着趴在桌上耸动着肩膀呜呜出声。他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同学。

他这一哭，我泪水忍不住哗哗流下来了。我正想去安慰吴玉书，却听见站在窗口俯瞰下边南京路的俞伯良忽然高声大叫：“来看呀！东洋鬼子来了！”

大家一起跑到窗口。四层楼的窗下是南京路。我们有一次曾从四楼往下撒过自己写的抗日传单。平日车水马龙行驶着双层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小汽车的南京路，行人拥挤、商店集中十分热闹的南京路，此刻，宽广的马路上空荡荡，店家都不开门。远处从外滩方向列队走过来一支人数众多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当头是一杆海军太阳旗，正在举行声威赫赫的入城式。

那些打着日本海军太阳旗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一色穿蓝色海军陆战队的制服，戴着钢盔，全副武装，奏着震慑人心的军乐，正以分列式的队形，在宽阔平坦的南京路上耀武扬威地迈着八字步行进。

啊！日寇来了！进公共租界来了，“孤岛”彻底沦陷在日本帝国主义者手中了，在敌人铁蹄下，更黑暗严酷的岁月来临了！

我同俞伯良肃立在一起，心上淌血，眼噙热泪，俞伯良忽然咬牙切齿轻轻对我说：“要是有一把传单，我一定撒下去！”

我拭去泪水，想：要是有手榴弹，我也一定扔下去！

日本海军的军乐声，不知奏的是什么军歌，节奏粗暴，似咆哮，似爆炸，听来特别狂热、野蛮。

我叹息着想：“今后肯定是在铁蹄下生活了！”看着眼前的场景，我觉得国耻真是比个人的耻辱更叫人难受。国耻牵连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国耻使子孙万代蒙垢。我心底里不禁呼喊：中国！中国！你什么时候能变得强盛起来收复国土不被帝国主义欺侮呢？你什么时候能使中国人在世界上扬眉吐气呢？你什么时候能使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顶天立地做主人呢？啊，啊！看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士兵昂首阔步践踏横行在“孤岛”的土地上，“咵咵”的脚步，像踩在我的头上和心上，我痛苦得简直不想活了。

正沉浸在痛苦中，忽然听到教室门响，有人来了。

我回头一看，不禁叫了一声：“啊！王老师！”

我一声喊叫，俞伯良、吴玉书等也都转过身来，同声叫道：“王老师！”

王佐才老师是个头发花白胡子也花白的老头子，瘦削、矮小，戴副黑边框眼镜。眼镜的黑边框大，更衬得他的脸小、头小。他家里人口多，负担重，从穿着上也看得出来。总是穿着破布鞋，寒冬时节，仍穿着一件薄薄的古铜色骆驼绒袍。袍子边沿袖口全破损了，像被虫咬过似的，剥蚀着，钉钉挂挂。他平日为人古板，不苟言笑，严肃得过分，考试时批卷打分很紧，对学生在课堂上说笑或者背书时提示别人等一类事情，都要厉声教训，同学们大都不喜欢他。但今天，王老师来了，大家对他感情完全不同，叫他“王老师”时，听得出每个学生对他都是十分尊敬、十分亲切的。

王老师弓着背，嘴里嘘着热气，冷得搓着双手，一本国文课本夹在胁下，进了教室，歉意地用一口浙江湖州口音的官话说：“我迟到了！住得太远，今天没有电车也没有公共汽车，从大西路那边步行来的。我是从不迟到的！……”

我想：王老师啊！在今天这种情况下，谁会再计较你的迟到呢？我和同学们明白王老师的脾气，他来就要上课的。也不想再俯瞰耀武扬威列队进租界的日本侵略军了，我和俞伯良、吴玉书等都连忙离开玻璃窗前，回到自己的课桌后坐下来。

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军乐声仍在急风暴雨般地传来。王老师依然那样古板，似乎听而不闻，在讲台桌上摊开国文课本，用手扶扶眼镜架，扫视了一下坐在下边的稀稀落落的学生，说：“人来得很少啊！”忽然，看见了黑板上的“最后一课”的字样，他突然背过身去，掏出一块破旧的白手帕来，用手扶住眼镜架，擦拭起眼睛来。啊，王老师哭了！稍停，他回过身来，无限感触地说：“是啊！是最后一课了啊！”他用桌上的粉笔擦将未写“最后一课”的地方擦拭干净，却不去擦掉那些“最后一课”的字迹。在擦拭干净了的地方，写下了“新亭对泣”四个字，说：“上课！大家翻到课本后边这一课上，今天讲《新亭对泣》这一课。”

老古板的王老师，平时讲课文一直是顺着往下讲的，今天怎么跳过许多课选讲后边的这一课了呢？

翻到一百零三页，见课文一共选了两则《世说新语》上的故事。《新亭对泣》是第一则。课文极短，全文不过一百多字：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惟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课堂里肃静无声，日本侵略军的军乐声已隐约远去。

又有七八个同学陆续来了。他们迟到了，但一来就安心地坐下来听讲，都非常专心。教室秩序从来没有这样严肃、安静过。

王老师瘦黄苍老的脸上特别庄重，黑边眼镜下两只眼睛在放光，声音蓦然也比平时洪亮了几倍，说：“本文选自《世说新语》。新亭，又叫劳劳亭，在今天南京市南面，三国时东吴所建。作者刘义庆，是南朝刘宋时彭城人。宋武帝永初元年袭封为临川王，历任多种军政要职。现在我来讲讲这篇短文的背景……”

他讲课，平时我感到平淡。今天他的语气却抑扬顿挫，蒸腾着热力；他眼睛注满了兴奋，吐出来的字像扔出来的石头；用丰富的感情，神采奕奕地感染着学生：“西晋愍帝建兴四年，匈奴族刘曜攻破长安，愍帝投降，西晋覆亡。次年，琅琊王司马睿，即晋元帝，在江南建康建立东晋，开始了南北朝对立的局面。当时，由北而南的士族官吏，一部分如闻鸡起舞、中流击楫的祖逖等是主张抗战恢复中原的，但多数只想偏安江南苟延残喘。《新亭对泣》正反映了南下的士族官吏截然不同的两种思想抱负。周侯指周，袭父爵为武城侯，故又称周侯，是属于唉声叹气之辈的。王丞相指王导，是慷慨激昂有用抗战光复中原之志的。对比鲜明！……”

我明白王老师为什么今天要选讲这样一篇短课文了。我听着讲，看着课文，只觉得身上热血迸流，受到启发，心里痛快，有异乎寻常的满足。

王老师慷慨激昂地说：“要抗战！要光复神州！决不作楚囚之对泣！眼泪应当吞在肚里！把力量用到抗战上去！……”他讲的是课文，又好像在讲今天的时局、今天的责任。

真奇怪，短短一百多字的一篇古文，此时在我身上竟会产生这么神奇的力量。我感到王老师讲的正是我此刻十分需要听的课文。听着，听着，眼眶湿润了，心上身上血液里都被注射进一种渴望同敌人拼一拼死的激情。课文浅显易懂，讲完，也就可以背熟了。我见俞伯良、吴玉书等全部来上课的十几个同学，都比平时专心十倍地听讲。从大家脸上的表情，我能看到他们的心在跳，血在迸流。

我忽然心里十分忏悔：过去，为什么对王老师不那么热爱呢？多么好的一位爱国老师啊！他竟是这么一位有感情的热血充沛的老人，平时可一点也不了解呀！在面临敌人铁蹄践踏的关键时刻，他像一把稀世的宝剑光辉闪闪地露出了锋刃！平时为什么看不到老师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呢？

王老师讲完课文，突然掏出那块破旧的白手帕来，左手扶起眼镜架，右手用手帕去拭面颊。我看到：两行晶莹的泪珠顺着老师的鼻梁正流下来。教室里静得针尖落地也能听清。老师在啜泣！一刹那间，我也泪流满面了。同学们也都落泪，年纪最小的吴玉书，又伤心地趴在课桌上哭泣起来了。我突然想起，听说吴玉书的大哥是航空员，在杭州笕桥机场上空与日寇飞机空战时血战阵亡的。

哭泣了短暂的一会儿，王老师止住了流泪，忽然说：“作楚囚对泣容易，就是讲完了这篇课文，懂得了应该去光复神州而不应当相视流泪的道理后，我们也仍是不禁要泣下。但哭没有用！同学们，记住今天我这最后一课上讲的话吧。也许，今后我不会再来教你们的国文了。谁知道会不会派日本人或汉奸来给你们进行奴化教育呢？但你们只要记得曾经有一个五十八岁的国文老师给你们上过这样一堂课，那我也算没有白教你们这些学生了。”

我心里火辣辣地发热，真想上去热烈拥抱老师呀！战争和刀枪能毁灭许许多多东西，但不能毁灭美的思想、美的人和事；侵略者能用铁蹄占领中国的土地，但他们想征服中国人的心那是妄想！

王老师要下课走了。他用粉笔擦去了他写的“新亭对泣”四字，但仍保留着黑板上的所有“最后一课”的字样，用一种依依不舍的声调说：“同学们，再见！下课。”

平时，老师来上下课，总是由班长喊：“一——二——三！”“一”是学生起立，“二”是向老师鞠躬，“三”是老师还礼后学生坐下。今天，班长没有来。上课时，没有人叫“一——二——三”，此刻，我忍不住忽然起立，代替了班长高叫：“一——二——三！”

所有学生，一同肃然起立，向老师恭敬地鞠躬，目送着王老师飘然走出教室。

我见王老师瘦削的背影已从教室门口消失，我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拿起课桌上的课本、练习本大步追了出去。

我在下楼梯的地方追上了衣衫褴褛的王老师，高叫：“老师！”快步走上去。王老师慢慢回过身来，瞅着我，立定了脚步，脸上似乎是问：“什么事？”

我鞠了一躬，将一本练习本翻到空白处，递了过去，恳求地说：“老师！请给我留几句话做纪念吧！”我本想告诉老师，我将来可能会离开“孤岛”到大后方去的。但话到嘴边，咽住没说。

王老师从长袍胸襟上取下他插着的一支黑色旧“新民”钢笔，在我的练习本上，用流利的钢笔字写了两句话：“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然后，写了“王洪溥同学留念”，在下边签上了名，转身下楼去了。

俞伯良从后面走过来，追问：“你在干什么？”

我将手里练习本上王老师写的两句话给俞伯良看了。

俞伯良一跺脚说：“唉，我怎么没有想到呢？我也要找王老师写几句！”话音刚落，他已经“嗵嗵嗵”地下楼去追赶王老师了。

我独自下楼。走出慈淑大楼时，看到街口已有横枪站立、面目狰狞、穿黄军衣的日本陆军在放哨。街头上出现了刚张贴的“上海方面大日本陆海军最高指挥官”署名的铅印中文布告。围观的人很多。我挤上前去看，布告上说日军进驻公共租界，是为了“确保租界治安”，等等。这当然都是日本侵略者的鬼话。日本侵略者是攥着杀人的刀枪、戴上不动声色的假面具在攫取“孤岛”了。

时光流逝，一晃几十年过去，但我所经历过的“最后一课”，印象始终新鲜。当年我所尊敬的老师一定早已作古，当年的同学也都不知身在何处。但看到我们的祖国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威望，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初步繁荣昌盛，每当回忆起这些辛酸痛苦的往事时，就更有一种无比的欣慰充塞心头。

在日寇铁蹄下的“孤岛”生活，常引起我许多难忘的回忆。日寇海军陆战队在南京路上耀武扬威的情景我也始终印象鲜明，但日寇的军队后来很快又退出了租界，并且开放交通，恢复生产和市面，让上海公共租界基本在表面上维持了日军占领前的状态。其原因是日军岗哨林立，租界人心惶惶，生产凋敝，市面衰落，日寇感到要一个死城一样的上海背上大包袱不合算，维持原状，保持上海“国际都市”的外貌对日本有利，日寇是想用“王道乐土”的精神来麻醉上海人，免得以侵略者自居引起上海租界市民的反感和反抗。日寇司令部当时张贴布告说如有政治恐怖事件发生，日军可以进行封锁，可以拘捕人质。日本又查封商务、中华、开明、世界、大东五大书店，派出大批鹰犬检查各级学校教科书，汪伪也根据敌伪需要重编教科书。为了节电，商店霓虹灯取消了，马路上的红绿灯取消了，公共汽车和电车傍晚六点就停驶了……无论日寇用什么手段掩饰，上海也是在铁蹄践踏下的土地，是屠刀宰割下的俎上之肉。我上的东吴附中，不能继续办下去了。一批爱国的老师出面组织了一个“正养补习学校”，让我们可以继续攻读，不受奴化教育，但给我们上最后一课的王佐才老师，从那时就不知何处去了!以后我再也没有听说过他的消息。

许多年后，我写长篇小说《战争和人》三部曲，当年在日寇铁蹄下的“孤岛”生活自然而然成了我创作的素材。我将人名做了些改动，但写出来的那些生活经历和感受常常都是完全真实的。

我不愿意在上海继续过那种铁蹄下的生活，终于在1942年7月，独自由上海出发，在安徽合肥过日寇的封锁线，经历千辛万苦、九死一生，经过江苏、安徽、河南、陕西、四川到达大后方重庆，去参加抗战，并继续去完成学业。

（本文刊于2004年1月《大家》杂志）

漫漫险路西行记（1942年7月——1942年9月）

那是抗日战争时期一个艰险漫长的夏季！那个夏季我离开日寇铁蹄践踏下的沦陷区，从上海奔赴大后方重庆；那个夏天我跋涉八千里，多次面临死亡的威胁，吃尽了千辛万苦，是我生命中的一次“长征”；那个夏天使我对当时的中国有了深刻的了解，初步萌生了中国需要大改变的想法……那是1942年，即民国三十一年的夏天，那个夏天特别炎热，当时我十八岁，是一个高中学生。

一、地图册摊开在我面前

地图册摊开在我面前，我在寻找从上海去大后方重庆的路线。我只能大概知道这条路线的情况，就是从上海坐火车到南京，然后由南京到安徽合肥，估计在合肥要过日寇的封锁线，然后步行去河南洛阳，再由河南洛阳去陕西西安，经过宝鸡从四川北部入川，再由成都到重庆。这条路线曲曲弯弯，历经江苏、安徽、河南、陕西、四川五省，从地图的比例尺看，足足有七八千里。一路会有哪些艰难险阻？不知道！母亲和我一同看了地图，她叹了一口气，皱着眉头，说：“我不愿你离开我，但只能放你去了！”我却豪情满怀地说：“您放心，不要紧的！我一路上都会给您写信的！”我明知道信件极慢，因为当时经由普通邮路寄到中国后方各地的邮件是发到苏联经新疆转递的，寄到沦陷区各地的邮件是发到苏联经中国关外转递的，航空信件则是经印度加尔各答由重庆——加尔各答航线内运的。信件每每旷日持久，有时还遗失，但我这么说了，母亲却似得到了安慰，点了点头。

这是1942年的6月，我正忙于启程离开“孤岛”上海。上海这“孤岛”的名称是在“八一三”淞沪战败、国军西撤后获得的。当时租界之外都已被日寇占领，上海租界沦为黑水洋中的一个孤岛了！但有租界作屏障，究竟比亡国奴的生活还好一些。只是自从头年的12月8日，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日本天皇颁诏书向英美两国宣战，英美两国也向日本宣战，上海的租界便也成了日寇的天下。我就决定要逃离上海去大后方求学。在四川江津，我有个堂兄王洪江在做律师；在重庆，我的哥哥宏济在上兵工大学，我去自然是投奔他们。听说大后方上中学和大学都可以有公费或贷金，我估计去后生活不会太成问题。母亲虽然舍不得我独自万里跋涉，但她尊重孩子的志向，而且她是个有爱国思想的母亲，上海的形势险恶，她自然坚定支持我去。只是，从上海去大后方，本来可以经由浙江走江西、湖南等省去四川。当母亲为我多方设法筹措好旅费并准备好衣物等时，日寇却在浙赣路东段发动了进攻。战火熊熊，走浙江这条路已经不行，怎么去大后方成了一道难题，使我增加了不少焦灼。

这时我在正养补习学校高中部上高二。正养补习学校的前身是东吴大学附中，由于太平洋战争后上海租界已等于沦陷了，东吴停办，一些爱国的老师就出面办了这个正养补习学校让我们继续上学。“正养”的校名，取自东吴的校训：“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这里仍用原来的教材，也不教日语。由于我决定去大后方，学校早早就发给了我转学证，好让我持转学证到大后方后可以继续高二的学业。我在启程前，每天照常到学校上课。老师们和课本都使我感到亲切。那时候，上课前后，老师和同学们总是交换一些消息：比如日、美航空母舰在珊瑚岛大战，双方损失相当，这是日本海军自发动太平洋战争后首次受到重大挫折（敌伪报上则说美国大败，日本大胜）；比如美国空中堡垒巨型机轰炸了东京，引起日本极大惊慌等新闻。当时敌伪报上讳莫如深，我都是这么在暗下里知道的。

母亲为准备送我走，费尽心机，比如为了要给我带上一笔够用的旅费，她就四出找人筹措帮忙。当时，上海日寇已禁用法币，用的是伪中央储备银行发的伪钞。但出沦陷区后，就不能使用伪钞，要使用法币了。而且，身边带的伪钞如果被发现，说不定会给加上一顶“汉奸”的帽子。因此，带的伪钞不能多，用到一过封锁线时就用完最好。而法币这时已经被日伪禁止在市面流通了，母亲只好到各个熟人家里一家家去收集，用伪钞向人兑换法币。更因为法币收集得不多，母亲又向人购来几个金戒指、一块金锁片外加八十元美金让我携带着，以备不时之需。母亲为我想得十分周到，除给我准备了衣服外，还给我带了被褥，带了点日用品，更有一包药品，说：“药品是可以救命用的！万一将来用不着，卖掉也可以值点钱。听说那边药品是奇缺的！”她又不知从哪儿买到一小包钢笔尖和一小包钢笔里的橡皮管给我，说：“大后方艰苦，人家钢笔坏了总要配笔尖和皮管的，万不得已，你就是给人修钢笔也能赚点钱维持生活。”母亲是知道我年纪轻轻独自远行，既怕我路上缺少盘缠，又怕我到了大后方也少人接济，才想尽办法千方百计想使我囊中能尽量丰富而不拮据的，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启程前的准备工作就这样不断在做，但什么时候能启程呢？心中无数。浙东的战争很激烈，传说日寇怀疑轰炸日本东京的飞机是从浙东的飞机场起飞的，因此反复地对浙赣路展开大进攻，目的是占领机场。我想从浙江、江西去到大后方的企望，似乎难以实现了！

母亲四出找熟人商量我走的事。6月底的一天，她从外边回来了，说：“今天有个好消息！上海中学（这是抗战前上海有名的一所中学）原来有个校工名叫夏家连，他勤奋好学，为人正派，被校长郑通和赏识，一直跟着郑通和工作。郑通和如今是甘肃教育厅的厅长，在兰州，他派夏家连来上海办一些事，顺便还要将上海中学隐蔽下来的一些显微镜等珍贵仪器设法带到兰州去。今天，我同夏家连见了面谈了话，由于我与郑通和过去熟识，夏家连答应可以考虑带你去大后方。你们可以同路到陕西宝鸡，由宝鸡他到甘肃兰州，你入川去重庆。他说一路很艰苦也有危险，所以想同你见面谈一谈再做决定。”

我喜出望外，问：“走哪条路线呢？”

母亲说：“夏家连是安徽合肥人，他说是到他家乡，由那里可以过封锁线，然后步行向西，要经过河南、陕西然后入川。”

我第二天就同夏家连见了面。他约莫三十几岁，中等个儿，方脸盘，大眼睛，朴实厚道的模样。同我谈了话后，他就说：“很好！你身体不错，也机灵，我们就结伴同行吧！”

夏家连把大致的路线告诉了我。我回家后，找了地图册，这就出现了这篇文章开头的那一幕情况。

二、去安徽合肥冒险过封锁线

临到离别，我才解悟到我是多么舍不得丢下母亲和妹妹继续在沦陷区受苦受难。这时的上海，由于敌伪统治，物价飞涨，粮食奇缺。配给的是难以下咽的六谷粉和碎米，常常半夜要到粮食店门口排队挤兑。外白渡桥及通往南市的一些关卡口子上都有日军站岗，经过的人要向日军哨兵鞠躬才能通过。日军在租界上大肆逮捕抗日分子，汪伪特工组织横行霸道杀人和敲诈勒索。跑马厅广场上日寇经常开祝捷会，悬挂着宣扬胜利的气球大标语。中学里的课本已经改换，有的学校在用陈腐的《幼学琼林读本》代替语文课了！有的学校在强迫学日文。每个人都要随身带着“良民证”应付检查。街边收音机里常播放着《大东亚进行曲》和《支那之夜》……使中国人意识到在日寇统治下过的是亡国奴的生活。

因此，我是含着泪同妈妈和妹妹们告别的。那是7月上旬的一天下午，我带了一只箱子和一只帆布行李袋，金子、美钞母亲给我用布包着缝在衬裤上，随夏家连同到北火车站搭夜班火车到南京去。

火车“嘁咔、嘁咔”行驶得很慢，穷人跑单帮的特别多，车里又挤、又热、又脏、又臭。窗户封闭着，不准开，闷得要死。因是夜间行车，看不清远处情况，只是一片片黑黝黝的死静。兵灾之后，沿路一些站台破破烂烂的，断垣残壁上弹洞不少。为什么封闭窗户，说是怕抗日分子破坏铁路。铁路说是日寇与汪伪“合办”，实际是由日本军管，常看到持枪的日本兵，使人心里带着恐惧和仇恨。火车老牛破车似的走了一夜，天亮后终于到了南京下关车站。

南京我是十分熟悉的。抗战前，家住南京，童年时代我都是在南京度过的。但现在的下关人迹稀少，到处是断垣残壁，下关沿江一带，本来热闹繁华，如今往昔的情景全部消失了。夏家连带着我，找了一家破破烂烂用木板搭的小客栈住下歇脚。店老板有五十来岁，家连向他打听去安徽芜湖怎么走。店老板说：“先买小火车的票坐小火车去中华门，然后转宁芜铁路买票去芜湖。”家连5月底由甘肃兰州回来时，由于合肥一带有战事，他是绕道河南商丘从陇海路转津浦路回到上海的。来时未能到家乡合肥看看，这次回去他决定到家乡看看父母，然后再西行。我反正是一切都生疏，跟着他走就是。但我觉得在下关这家小客栈里住下没有必要，我们可以立刻去坐小火车然后转往芜湖的嘛！家连好像懂得我的想法，悄悄向我解释说：“我带着几架显微镜呢！这东西万一被查出，大问题不会有，但被没收惹些麻烦是难免的。我们该先去小火车站看看，然后再到中华门宁芜路的车站看看，不能冒冒失失上路出问题。”

我们在小客栈里吃了店老板擀卖的面条，同店老板谈起了南京攻陷时遭日寇大屠杀的往事。店老板叹着气说：“那时，幸亏远远逃到乡下亲戚家去了，留在城里这条命早就完了。这下关一带房屋烧光，到处是死人，鬼子杀的人可多了！”吃完面条，我陪家连到小火车站。这里乱糟糟的，人力车、马车都破旧不堪，茶摊、小食摊充塞场地，叫花子很多，坐车的人拥挤在站台上等着上车。守门检票的没有日本兵，也不检查行李。有辆马车载了几个客，还缺两个，招徕生意说：“你们上车我马上就走，到中华门，按小火车票价打八折！”家连拉我上了马车，说：“坐马车好，可以看看南京！”南京经过战争，城北一带十分荒凉，到处是野草丛生，瓦砾与土堆散布在断垣残壁中，战争及日寇大屠杀留下的创痕依然鲜明。马车经过鼓楼一带，看到有被火烧剩的房屋残迹，居民依然很少。经过新街口往中华门去，店铺、行人才多一些。赶马车的是个满脸皱纹的老头子，穿件钉钉挂挂的破旧汗衫，戴顶旧草帽。家连问他当年鬼子进南京的事，他说：“当时躲在乡下，光知道日本人乱杀乱烧，还奸淫妇女，夫子庙到太平路都放火烧了。过了几个月在来年春天回来，夜里还是不敢上街。”说着，就到了中华门。赶马车的老头用手指指中华门一带，说：“鬼子那时由这儿进城，一路杀人，被杀死的中国军人和老百姓尸体堆得比城墙还高……”中华门有汉奸汪精卫的“和平军”和日本宪兵把守，家连和我下马车走到马家山宁芜铁路的车站观看，见坐火车的旅客不多，远处有伪军站岗，但不检查旅客。家连看了一回，去售票处买了两张明天一早去芜湖的火车票，就同我乘小火车回到下关。家连是个沉着的人，只说：“你不做亡国奴要去大后方是对的！你看这南京，如今像个鬼城了！”

第二天下午，我们坐火车到了芜湖，又急匆匆从芜湖渡江到裕溪口，打算在裕溪口等淮南路的火车到合肥去。我们连背带提，各带着两件行李，要登上小火轮渡江到裕溪口时，忽然来了一小支日军野战部队。大家本来都已上船，日军却要船上已购了票的中国人大部分都滚下船去，让出地方装载他们的辎重和马匹。家连和我上船早，在船尾附近站着，见大家纷纷被驱赶上岸，我们也打算下船。谁知没等我们提着行李下船，日本兵牵着马匹、挑着辎重已拥上船来，将我和家连挤散。我被挤到船边上一处极险极窄的地方站着，看不到家连在何处，一匹棕色马紧挨着我，有几个穿黄军衣的日本兵在马的那边，有的站着，有的趴在船栏旁坐着。船很快就开动了，日本兵的吆喝声、谈笑声飘扬在空中。我的手无处可扶，脚下地方窄小，船的马达震动，看到江水滔滔，处境危险。一个坐在我箱子和行李袋上的日本兵，看着我笑笑，笑得不怀好意，做了个手势，指指我又指指水，很像想开个玩笑将我推入水中。我不会游水，如果下了江肯定是淹死，但我毫无保护自己的权利！我脸上尽量装得无表情，不再朝那个日本兵看，我明白在日寇铁蹄下的中国人，生命是毫无保障的。我晒着烈日，屏息站立，一种随时会被日本兵推下水杀死的感觉充塞胸臆。幸好，不到半小时船已靠岸，日本兵一窝蜂地牵马挑担抢着下船了。我突然看到家连同另外几个被挤在船边上的中国人都在船尾那儿站着。此刻，家连不放心地过来找我了。我将刚才的情况说了，家连叹口气说：“你要出了事，我就不好交代了！”又说：“这种乱世，人的性命不值钱！别看这些日本兵张牙舞爪，说不定他们都会成为炮灰留在中国土地上！”

家连和我到车站买了夜车票西去合肥，上车前，他依然让我看着行李，由他去看看检查的情况。我们上车很顺利，依然没有碰到检查行李的。车上人不多，我们买了些冷烧饼冷油条充饥。车窗封闭，空气混浊闷热，氧气缺乏，有中暑的人哼哼唧唧“哇哇”呕吐，像坐在闷罐子里似的。家连和我热得都脱掉了上衣赤着膊扇扇子。车厢里那盏25支光的灯泡摇晃着发出昏黄暗淡的光芒，使人倦怠。这一夜特别难熬，因为车常常停驶，一停就一两个钟点。听身边一个跑单帮的中年人讲，这条铁路常常遭到破坏，有时通行有时不通。日本运兵车曾被炸过，铁轨也被破坏过……果然，天亮时火车到了巢县，却忽然吆喝车上的人下车，原来由巢县到合肥的铁路被破坏了。火车只到巢县为止，不往前走了！

怎么办呢？家连和我带着物件夹在乘客中出站，想找一个小客栈住。谁知车站出口处，有穿黄军衣戴着白底红字臂箍的日本宪兵把守。家连随一些旅客提着行李通过十分顺利，我却被那满脸横肉的宪兵拦住。他指着我的帆布行李袋说了一连串的日语，边上一个穿宪兵服的宪佐是中国人，翻译说：“你的帆布袋是军用品，皇军问你怎么会有军用品的？快打开检查！”我说：“可以检查！这种帆布袋上海霞飞路上要多少能买多少！”那宪佐打开我的帆布袋，见里边主要是被褥和衣服，挑不出毛病，又问我去合肥干什么？为什么要离开上海？我按与家连商量好了的说：上海疏散，让人回乡；我有肺病，回乡养病……宪佐译给日本宪兵听了，听说肺病，鬼子挥挥手让我走。我出了站，见家连正担心受怕地等着我。问了情况后，他说：“你运道好，我运道也不坏！要是检查了我的包翻出了显微镜，那就麻烦了！”

我俩找了个小客栈。客栈老板说：这铁路有时一断两三天，有时则几个小时就通车。这一向都是这样。我们就决定在客栈里吃饭。巢县的巢湖里出产小虾，当地人爱用韭菜炒了小虾吃，虾红菜绿十分好看。小客栈的老板娘是个胖大嫂，用韭菜炒了虾给我们端了白米饭来。客栈里泥土地矮门框，阴暗潮湿，但十分便宜。昨夜没睡好，家连和我吃完饭就倒身睡了。

原本打算在小客栈里住上两天，等候铁路修好再坐火车走的，没想到睡醒后不到一小时，店老板却来报喜讯了，说：“喜事喜事！火车下午就通，做做准备上车站等着去吧！”见住店的旅客纷纷离店到车站去了，家连和我也去了车站。早晨盘问过我的宪兵宪佐已换上了别的宪兵，却没有盘问和检查。下午两三点钟，我们挤上了去合肥的火车。

夏家连是合肥东乡大兴集附近的夏家村人，火车去合肥先经过大兴集。我们到大兴集后雇人挑了行李去夏家村，夏家村离大兴集五里左右，得步行。家连是本地人，虽然好几年未回家乡，依然熟悉。大兴集有一条开着些小店铺的正街，两边都是些低矮、苍黑、墙根长着青苔的小瓦房。正是傍晚，只见田地、路边菜园、空地里种的全是罂粟。正是夏季花开未败的季节，红色的罂粟花鲜艳招展，更闻到不知谁家在熬鸦片，鸦片味很浓烈。我明白，这是敌伪推广种植鸦片的结果。日本帝国主义是想使中国人亡国灭种啊！家连看了也说：“从前，我们这里是产米区，到处水稻，如今却让鬼子用毒品代替了！真狠毒啊！”

夏家村实际没几户人家，周围还有些分散的农户。到夏家连家里时，他父母都在农舍门前场上干活，家连嫂带着一个七岁的女儿也在纳鞋底。抗战爆发后，家连这是第一次回家乡，同亲人见面自然大家都高兴。他家是中农，父母与妻子都能劳动，有条水牛，也养了些鸡鹅。由于家连在外边工作，家里就很受村里人重视。村里人都姓夏，均是族人，处处也受到照顾。家连和我一到，正在用水洗抹，就有族人来看望。从他们与家连的谈话中，我了解到：鬼子兵到过大兴集一带抢牲口捉鸡鸭，也在一个小村庄烧杀过，但未到夏家村来。夏家村有个家连的远房哥哥名叫夏寨，人都叫他“寨子”，他头两年弄到点枪支，拉起了几十个人，要打天下，声言不做汉奸，不跟共产党，也不跟老蒋，要自己干！因为他在合肥城南打过鬼子杀过两个汉奸，虽有些扰民，人们也不仇恨他。他自封为大队长，夏家村也在他保护下。他反对种鸦片，谁如果种，他就收重捐，还将烟苗铲掉。正因为他在这一带活动，日伪军数量少，不敢到东乡来，而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游击队也不来这里活动。

家连同亲友们谈起过封锁线的事，向他们介绍我，如实说我是去重庆求学的。农村民风淳厚，人都有爱国心，听说是去抗日大后方的，对我都很亲热。谈起封锁线，都说：日本鬼子挖了很长很长一丈多宽的大深沟做封锁线，要去六安，从这里先到上派河，必须过封锁沟，要绕个圈兜过去，还要经过三不管地区（指日寇管不着，国民党、共产党也不管的地区），有点危险，但找个熟门熟路的人带路，趁夜里上路，还是办得到的！听到他们这样说，我好像吃了定心丸。当夜，我就睡在家连家茅草顶土墙房的堂屋里，在地上铺了稻草垫上自己带的被褥，在蚊子的嗡嗡声和屋外水田及草丛中的蛙鸣声里悠悠入睡。

谁知，第二天一早，家连嫂煮了稀饭，烙了葱花面饼，从缸里取出酸菜（缸里有很大的白蛆），让我和家连吃早饭时，却就听到远处隐隐约约传来了枪炮声。家连脸色严肃，说：“听说合肥形势紧张，鬼子运了一些兵来。看来战争提前开始了！”我说：“会影响我们过封锁线吗？”家连说：“肯定会影响！我原来打算在家里住几天再动身的，现在，不行了！”枪炮声停停歇歇又响起来，我心里焦灼，但一切只能听天由命了！

就在这天中午，我看到了寨子。开头真有点吓人！家连的父母和女人都下地去了，我和家连正在堂屋里边，他那七岁的女儿在耍。小女孩长得挺好玩，会搓些黄泥巴做成小碗、鸡、鸭等玩具，歪歪扭扭的，并不像，却有趣。正在这时，忽听外边一片杂乱的脚步和说话声，门口出现了几个穿短衫的人。为首的是一个约莫三十多岁的壮汉，黑色香云纱上衣，黑布短裤，脚上一双黑皮鞋，戴顶草帽，斜挎一支盒子枪，盒子枪上拴着个长长的黄色丝穗头。他后边跟着几个部下，有的攥步枪，有的提着红缨枪，也都戴着草帽，一律短衫，一个个横眉竖目。家连和我都站起身来，只见那为首的笑着说：“家连兄弟，听说你回来了，还带了陌生人来！特地来看望！”说着，双手一拱。家连也拱手说：“寨子哥好！回来就听说你得意了，抗日打死了鬼子和汉奸，保卫了家乡安宁！还不种鸦片！你是这个啊！”说着，伸出了大拇指。那寨子听了高兴地朝我瞅着，家连介绍了我，说是“朋友的兄弟”，“要去重庆上学的”。寨子毫无恶意地点头。家连要他坐，他就在一把旧竹椅上坐了，问家连这些年在哪里得意？家连介绍了自己在兰州教育厅里工作，言谈间带点吹嘘，又去左屋拿出一盒点心给寨子，说：“寨子哥，上海带来的一点桃酥和鸡蛋糕，不成敬意！”我知道，家连由上海带了两盒点心是给父母吃的，这就下去了一半。他尊重寨子，寨子也很客气，坐了一会儿就走了，临走说：“你听，这枪炮声虽远，但战事是又开始了！你们一时怕走不掉了！在这儿，有我，可以保证安全！有事，给我打个招呼就行！”他带着部下，一阵风似的又走了，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好几年后，抗战胜利了。1948年我在南京见到家连哥时，曾问起他寨子的情况，他说：“早就死了！这个人抗日也是真的，但想打江山捞一把更重要。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有人约束可以成为抗日力量，听任横行，就是土匪。他的一个部下有一天开枪打死了他。详细情况也弄不清了！”

原本决定去家连家只住几天的，想不到因为战争发生，却在远远传来的枪炮声中整整度过了二十天光景。中间，有一次还传来消息，说日军要来袭击骚扰，得往南边沿巢湖向三河方向逃。于是，紧张地埋藏了我和家连的行李物件及粮食细软，分别同家连父母、妻女及村上的族人一同连夜转移。但事后传来消息说没事了，大家又狼狈地回来。

农村人讲感情，家连的亲友常有约他去吃饭的。总是杀个鸡或鸭、炒点韭菜什么的将家连和我一同请了去，有时还有点酒请家连喝。农村吃得差，家连父母日常招待我的就是米饭、粥，菜则总是一碟臭腌菜，有时生拌一点鲜辣椒或生韭菜。家连的父亲常歉意地笑着说：“哪天我去逮些泥鳅，烧泥鳅钻豆腐给你吃！”有一天，他真的抓了些泥鳅并买了豆腐来。所谓“泥鳅钻豆腐”，就是先放豆腐到锅里，再将活泥鳅加入，然后加盐烧熟。吃饭时，他一再问我：“好吃吧？”我说好吃，其实并不爱吃。我闲来无事，也帮着家连父母去干点锄草保墒的活儿。他们种了一块水田的荸荠，该收获了，荸荠长得又大又嫩，但没法挑进城去卖，我就帮着日常收摘一些给他们自己家里吃。住下二十天后，我同家连的族人及本家兄弟都熟识了，他们是“家”字辈，有的二十来岁，有的三十来岁。其中一个名叫家煌的，二十多岁，身强力壮，有时到上派河采买点日用品，顺便捎带些农产品去卖。上派河是中国军队的前沿阵地。家煌爱国，宁可远远地到上派河，不愿就近去合肥。他告诉我：“看到鬼子兵我就仇恨，看到中国兵我就高兴！”家连同家煌约定：哪天形势好了，战争停了，请家煌带路送我们过封锁线。

在焦灼、无聊与盼望中，起程的这一天终于来了！这时已快7月底了。东北面仍有枪炮声远远地隐约传来，只是西面、南面已沉寂了。家连决定同我起程，家煌和他妻弟（也是个身强力壮的庄稼人）带路并替我们挑运行李物件。他两人用两副大箩筐，将家连和我的箱子、藤包、帆布包、包袱全都放在箩筐上，上面盖点干草、干牛粪掩饰。白天我和家连都饱饱睡了一觉，等待傍晚赶路。由夏家村到上派河，为了绕过封锁线，要走一百二十里路。家连怕我吃不消，我说没问题。家连和我都找了顶破草帽戴在头上，卷起了裤腿，模样跟乡下人相似。辞别家连的父母和妻女时，我被他们的纯朴感情所感动，也同家连一样依依不舍。我想起了母亲和妹妹，她们绝想不到我在合肥的东乡会耽搁这么久。可是没法寄信，我只能捺下思念不想。

从傍晚到天黑，家煌和他妻弟挑担在前，家连和我紧紧跟随。走的先是田间小径，后来全是荒岭坡地了。天暗下来，枪炮声仍在遥远处震响。没有月亮，只有星星眨眼，蛙鸣和草丛中小虫的鸣叫声混成一体。我们淌着大汗步行，整整走了三十里路光景，在一处有树木隐蔽的地方歇脚，却想不到地上忽然爬起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星光下看得清她光着脚，衣服破烂，模样吓人，朝我们盯着。我吓了一跳，但家煌说：“不要紧的！她是南七里站的农户，去年鬼子去她庄上烧杀，强奸了她，后来就疯了，常东跑西走的！”说着，将我们带的干粮、鸡蛋取了点跑过去递给女疯子，那女疯子在黑暗中席地坐下吃了起来，我们又继续赶路。听到女疯子的身世，我心里有着说不出的难过。

半夜以后，有淡淡的雾气笼罩在树木间和低洼的坡地里，天上无声地下着露水。我们急急赶路，我脚底疼了，磨出了水泡，但想到是过封锁线，就来了劲，也不管什么脚疼不疼了！鬼子的封锁线，有的地方设了炮楼，见到附近有人，白天黑夜都会开枪射击。宽宽的深沟，人想越过很难。如今我们远远绕过它，兜来绕去，汗粘衣衫，歇下了好几次。终于，东方泛出了鱼肚白，拂晓来临，到了一个长满了灰灰菜、苇棵子的小坡下，看到有座古墓，墓旁有一些松树。我们又都坐下休息。坐下，我就捡到了一个长满铜锈的步枪子弹壳，接着，发现身旁是一条早已废弃了的旧战壕。这一带是“三不管”地带了，过去常常“拉锯”，是边缘战区，在这儿作过战的人早不知哪里去了。看到有一棵绿色幼松从旧战壕混凝土工事的缝隙里坚强地伸展出枝叶来，我觉得强悍地保卫着自己生存权利的那种抗争意志，在植物身上都如此，在人的身上更加是无法扼杀的。

有小鸟吱吱在叫，东方透出一片红光，露水湿脚，雾气散去。家煌说：“离上派河只有十几二十里了，封锁线早就已经绕过来了，这地方鬼子和汉奸是不大敢乱来逛悠的！”听了他的话，我心情特好，觉得十分顺利。没想到就在这时，只见远处小山坡上迎面出现了十几个穿旧灰军衣的人，要逃避已来不及了！家煌和他妻弟带头挑担起身就走，只听见对方枪栓声“咔咔”的，有人高喊：“不许动！”“站住！”吼声未停，枪响了！“砰”的一声，子弹掠过头顶，“嘘”地留下了吓人的尾声。

家煌放下挑子跺脚：“糟了！”家连朝我看看说：“别着急！我来应付！”只见十几个人近前了，是军人，但不是正规军，都带着步枪，军帽上有青天白日徽，胸前符号上写的是“蜀山区游击大队”。为首的是个红脸膛的瘦高挑儿，像个队长，上来盘问：“干什么的？”

家连反问：“你们是游击队吗？”

队长说：“你管这干什么？反正是抗日的军队！你们从哪里来？要检查！”他一说检查，十几个兵已经动起手来！两个挑子里的物件全部倾倒出来，开箱拆包，翻得乱八七糟，大的物件不要，牙刷、毛巾、汗衫、衬裤，都塞进了口袋。当家连放在藤包里的包裹得好好的几架显微镜被拆出来后，那队长不知是什么东西，大声喝问：“这是什么……”仿佛抓住了什么把柄似的。家连这时拿出他的本事来了，把队长拉到一边轻声叽咕了一番。一会儿，队长忽然高声吆喝：“弟兄们！这位长官是要去四川跟着蒋委员长抗战的！是好人！我们抗日辛苦，三个月没关饷，他要给点慰劳，我们谢谢他！……”

家连已将一叠伪币加上法币，外加一只小金戒指交给了队长说：“沦陷区没有法币，我们带的也少，这点心意慰劳弟兄们！不要嫌少！”

队长收下后，带着手下离开，临走招呼着说：“对直往前，上派河不远了！”我与家连早已说定，一路上的费用，各摊一半，我带的现钞都归他开支。这时，见他拿出了一个金戒指给那队长，我说：“家连哥，我的金戒指在衬裤里，以后我还一个给你。”家连笑了，说：“你是个懂事的小老弟，一路上说不定哪里还要用钱呢！一人一半，将来再算，我会记账的！”他是个板正的人，一路上我都有这种感觉。

我们继续向上派河进发。我丢失了些零碎衣物并不心疼，但第一次见到的抗日军队竟是这副模样使我泄气。一个半小时后，抵达上派河，设有岗哨，这里是广西正规军驻扎的前沿驻地。他们军风军纪较好，兵士胸前符号上写着不扰民的多项规定。经过检查盘问，顺利放行到了镇上。但见街边全是与日寇交战后从前线撤下来的伤兵，血肉模糊，有的断腿缺肢，担架搁在路边，没有伤兵医院收容。我看了心里难过。找了个小旅店住下，家煌和他妻弟怕战火蔓延，立即告别，要赶回家去。我让家连给他们些钱，但他们讲义气坚决不收，匆匆就走了。可怕的封锁线，终于这么过来了！逃出沦陷区，踏上抗战土地，心情激动，我热泪不禁迸出！

三、曲曲弯弯起旱到界首

在地图上看，由合肥往西到河南、安徽两省交界处的界首并不远，就只有四百公里光景吧！可是我们要避开日军，离得他们远远的，得走安全的地带，这就必须绕圈子走了。我们由上派河出发，步行先到六安，由六安又到金寨，由金寨北上到颍上，由颍上西北行，经阜阳到界首，这样弯弯曲曲走，路程马上就起码多了一倍。

步行赶路，这里叫作“起旱”。我和家连租了一辆高架车装载了行李物件，早起夜宿，向前赶路。每天步行多则百把里，少则三五十里。酷日高照，盛夏赶路真是辛苦，我的脚上全是水泡，那是第一天夜晚经过封锁线时造成的。但上派河可能有战争发生，我们又急于赶路，脚再疼也得走。小客栈里的老板，告诉我们一个办法：买些黄表纸卷成的“媒子”（吸水烟袋的人都用这种“媒子”点烟），扎成一捆，点火后吹掉火焰，用它的烟来熏脚，将脚皮熏老，将水泡里的水分熏干，照样可以继续步行，不会太痛。家连去买了黄表纸来搓成“媒子”，如法炮制，果然我能继续起旱了！我们花三天时间，走到了六安。这是一个干净古朴的小城，有名的“六安瓜片”就是这里出产的茶叶。又一天，到了金寨，是个破旧不发达的地方，显得贫穷。再走了两天，到了颍上，坐木船由颍河去阜阳，船上满满装着运枣子的客商，船舱下装满了枣子，那股气味闻多了令人窒息。由东向西北行船，需要拉纤，为了加快船行速度，家连和我都上岸参加拉纤，劳累不堪。最后，不到阜阳我们就上岸仍雇高架车起旱了，急匆匆走了几天，到达界首。

这一路，起旱步行的差不多全是凭着战争和混乱发财的商贩和大烟贩。商贩们从沦陷区贩了五金零件、西药、钢笔、铅笔、糖精等往界首跑。大烟贩们，乔装打扮成木工、骑自行车的单帮商人、挑担推车的小贩，随身携带着鸦片烟膏，在锯子的木芯中、自行车的车架钢管内、扁担芯中、轮胎里……都巧设机关裹着大烟膏，也都一窝蜂往界首跑。一路上，住小店时，有的烟贩以为家连和我也是贩烟土的，倒也不隐瞒自己做的是贩毒生意，待等知道我们是空着手去界首还要到洛阳，都替我们惋惜，说：“有钱不赚白不赚！带点黑货赚上一笔做盘缠多好！你们真是太傻了！”据说，鸦片被贩到洛阳，价钱比界首要再高一倍，贩到西安，赚钱更多，倘若贩到四川，能翻几番。我原以为到了抗战区域，一切都气象一新，敌伪在合肥大种罂粟我是看到了的，这里我认为必然是会雷厉风行禁毒的，想不到却让这么多毒贩毫无忌惮地横行贩毒，使我吃惊之至。

界首是个很奇特有趣的地方，非常热闹，出乎我意料地繁华。这个地方处在两个省——河南与安徽的交界点上，一半是河南界首，一半是安徽界首，有一条热闹的大街，沿着大街走，由安徽省走着走着就走到河南省了。它东南属安徽，西北属河南。这里是属于以洛阳为中心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是驻在洛阳的蒋鼎文，但第一战区有相当大的实权掌握在副司令长官、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豫鲁苏皖边区总司令兼四省边区党政分会主任委员汤恩伯手里。汤恩伯名声不好，他的嫡系部队是十三军，这里民谣就说：“不愿日本兵来烧杀，也不愿十三军来驻扎！”我们刚进河南省界就听到这样的民谣，真是大吃一惊。

界首这时似乎是个四通八达的地方，上海一带、华北一带通过商丘、徐州、蒙城、阜阳来的客商，都齐集到这里，街两边可以看到许多小店、小摊，叫卖着从上海贩来的日用品、香烟、杂货。也有一些店铺，卖的是衣服、文具、钟表……全部是上海货，使得小小的界首成了沦陷区和战区间物资交流的商城，畸形繁荣起来。妓院、酒馆、旅店，吃喝嫖赌俱全，有人叫它“小上海”。我们到达界首，正是傍晚，暑热未消，气温仍高。一路来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繁华的地方。电灯雪亮，街边饭馆里酒肉飘香，豁拳的、谈笑的，宾客满堂。旅店、客栈多数已经客满，柜台里站着些花枝招展的女人，有的故意在搔首弄姿招徕顾客，人把这种女人叫作“招牌”。旅店和客栈里，歌女卖唱的胡琴声音调嘹亮，哗啦哗啦的麻将声震入耳膜。说是禁娼禁赌，实际公开就有。我原以为抗战的地方应当严肃紧张、圣洁热烈，何尝想到竟会这样轻歌曼舞、肮脏腐化，连一点抗战的气氛都没有！有成群的乞丐在乞讨，街边的狗热得伸出舌头。我和家连已经十分疲惫，赶快找到一家虽简陋狭小却便宜的客栈住下，找了点水抹身，又去买些包子馒头当饭，吃了开始休息。

家连找人打听由界首去洛阳的情况。人说：这一路十分艰辛。一是今年河南大旱，比以前哪年都厉害，蝗灾也严重，起旱困难，要绕路；二是汤恩伯的军队纪律不好，要小心提防，民间把“水（灾）、旱（灾）、蝗（灾）、汤（灾）”列为四灾。如今世道乱，路上连“打闷棍”的也出现了，为抢劫路上行人钱财，打死旅客的事常有发生……听人这么说，家连和我都有点紧张，但为了赶路，我们第二天一早又租了个高架车拉物件，向西北走。架子车夫是个彪悍的汉子，黑脸上皱起核桃壳似的皮，他光着脊梁，只穿一条脏得发了黑的短裤，汗流浃背地迈着大步。烈日火辣辣，烧灼着地皮，我们的路线是由界首到周家口，再从周家口去漯河，由漯河向西北去洛阳。有时要绕路走，路程一共约有千里以上，要走过当时的重灾区。重灾区什么样呢？

四、穿过“人间地狱”的重灾区

从界首到周家口的路上，行人不少，多数是逃荒要饭的和小商贩，包括贩鸦片的。日寇打到了河南，烧杀奸淫，离战区近的地方，田地早已荒芜，百姓都向河南西南流亡逃难。旱情前所未有，农民已经无法生存，挑着些破烂物件或挑着小孩，衣衫褴褛地离开家乡，盲目流浪，一户户聚着、蹲着，端着黑碗，一路乞讨。看到灾民这种饥饿漂流的可怜景象，叫人心酸。酷暑天，公路上灼热的尘土飞扬，公路两边种的高粱、玉米和粟子因为缺水，都稀稀疏疏，萎瘪、短小、卷着叶片。“青纱帐”已经看不到了，只见迷漫旱黄的土地上，癞痢似的点缀着一些绿色。公路和大车路上无处遮阴，树木早砍伐光了，偶有搭着席棚卖小米稀饭和大米稀饭的摊子，苍蝇嗡嗡地飞舞。这“稀饭”实际上只是稀薄的糊涂汤，很少米粒，价钱却贵得很。家连和我带着高架车夫就靠喝点这种“稀饭”充饥解渴。

日行夜宿，第二天到达周家口附近，忽然听见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怪声，张眼看时，我惊呆了，只见公路上及田地里迎面黑压压拥过来无边无际潮水似的大群蝗蝻。这种飞蝗的幼虫，青黄色，有淡黑的花纹，翅膀还未长成，会爬会跳，倾轧拥挤着，有三四寸厚，漫地都是，足有二三里地面积，流水般地向东北面爬行。我们想避开也不行，只能踩着蝗蝻向前走，一脚可以踩死很多，但你踩你的，它爬它的，踩不尽杀不完。约莫二十分钟，那群黑压压波浪似的蝗蝻，一起过了公路爬到两侧地里去了。只听到“窸窸沙沙”的声音，蝗蝻都在嚼食庄稼，地里种的那点本来萎瘦矮小的玉米、高粱和粟子转眼间七歪八倒，绿叶都被啃光。蝗蝻虽小，吃不饱似的蜂拥着又边吃边向前蔓延过去了。迎着蝗蝻刚才来的方向朝前走，只见路两侧庄稼像收割过似的一片精光。

架子车夫看上去不声不响，似乎对什么都不关心，其实不然，他说：“去年就大旱了，也闹蝗虫。飞蝗成群飞来时，遮天蔽日，声音嘶嘶哗哗，像落大雨似的，可骇人了！可是军粮还是照样征收，当兵的也吃不饱，有些兵像匪一样。上头还让百姓自带粮食工具去周家口到开封之间挖深沟工程，提防鬼子来。为挖深沟，民房拆了好多，祖坟也给扒了。今年又旱，春天时就有饿死人的了！如今，更不得了！”

漯河在郑州到信阳的铁路线上，我们从周家口步行整整一天到达漯河。在大灾之年，这里灯火辉煌一片升平。酒楼上猜拳敬酒，胡琴声嘹亮；女招待、歌女，红绿满眼，梳妆打扮；旅馆里牌九、麻将聚赌，比界首更繁华。我们找家小客店住了，茶房马上来问：“要不要女人过夜，最漂亮的大姑娘一夜只要八十元。”家连回绝了他，陪我带那架子车夫上街，到小馆店里要炒菜，吃了一顿馍馍。

架子车夫提醒说：“从这儿再往西北去，灾情重，一路上买不到吃的了！要买些馍带着上路当干粮吃！”

家连说：“这么热的天，买了馍就馊了，怎么带呢？”

架子车夫说：“买点麻绳，将馍一个个串上，斜背在身上起旱，不容易馊。路上要吃，掰一个下来就是。”

家连和我自己带高架车夫一共买了九十多个馍，将馍用麻绳串成三串，三人各背一串，一人三十多个馍，挂在身上，很像《西游记》里沙和尚挂的那种骷髅念珠。第二天一早，天不亮，我们贪图凉快就出发向西北行。刚走出漯河市郊，见路边挂着个“军警督察处”的牌子，一张条桌旁坐着两个当兵的收钱；边上有十几个持枪的士兵站立一旁。一群客商和起旱的行人，正拥在桌前交钱办手续。

架子车夫说：“去缴钱吧！缴钱他们可以派兵护送。这一路，我不熟，听说不太平，常有拦路抢劫打闷棍的。”

家连和我走到桌前，付了三个人的保护费，在一边与一伙等候保护的人站在一起。大约半小时后，懒洋洋走来六个荷枪的士兵，由一个班长带领大声吆喝：“走啰！走啰！”我们这里等候着的五六十人一窝蜂地跟着动身了，紧紧地跟着那六个士兵走。

大道两侧树上的树皮早被剥光，树全枯死了；枝干也都砍断了，有的垂杨柳枝叶全无，只剩粗脖子的秃树干。那护送的六个士兵走得飞快，走出去不到十里地，天还不亮，他们已经不见踪影了！护送实际是骗钱的，各人仍旧只好自己上路。一会儿，天似快亮了，忽听前边远处有女人呼叫声：“救命！救——命！……”惊心动魄！

我们心跳着停下脚步，后边有些步行的人也走上来张望，前边有些稀稀疏疏的青纱帐，估计是边上有条刚干涸的小河的原因吧！我们一起往前，在青纱帐旁的大车道上绕了十几分钟，只见路边歪倒着一辆空独轮车，车旁两摊鲜血，但没有尸体，估计打闷棍的人将尸体拖走了！这使我们加紧脚步，走得更快了！

太阳出来了，热得要命，大家心里发寒快步赶路。走着走着，在裴城附近，见田野间毫无绿色，一片严重的旱灾情景。土地龟裂，裂纹有二指宽，水沟、土井都干涸着。路边，陆续看到死尸。有一只红了眼的瘦黑狗伸着舌头在啮食一具腐烂了的尸体，绿头苍蝇嗡嗡乱飞……

天太热，斜挂在身上的馍，贴近胸背的部分都被汗浸湿了，要不断将馍转动着换换方向：外边的朝里，里边的朝外。早饭中饭都是将馍从麻绳上掰下，边走边啃。一路上，没卖吃的，也没卖喝的。原野死寂，被旱灾摧残得毫无生气。走这样的路格外累人。整个空间闷热得像刚烧过一场天火。我同家连各带了一瓶水，汗出多了，顶着烈日口老是渴。午后时分，水就喝光了，口干舌燥，四肢酸懒，四外荒凉，这时已离茨沟不远了，土地龟裂，水源干涸。我嘴里冒烟，几乎要昏厥。家连和那高架车夫带的水也都喝完。我见不远处有个小村庄，对家连说：“我去看看有没有水！”家连说：“看就看一下吧！快点回来！”我快步向那小村庄走去。见村里人都已外出逃荒，村子死寂。我干渴得不得了，忽然想起《三国演义》上曹操那个“望梅止渴”的故事，居然舌底流出点口水来，勉强又支持了片刻。在村尾，发现一个已经枯干的土井，但显然无水可取。井底有块大石，我想：大石下边会有水吗？下井推开大石，竟意外发现有湿土，水源从何而来不得而知。我嘴唇已经干裂，马上挖起湿土含入嘴内，借其清凉和潮湿恢复精力。我又脱下衬衣包了一堆湿土上路，将湿土分给家连和高架车夫分享，就这么死撑活撑走到了茨沟，没有渴死。茨沟是个小地方，但还有小旅店，也有卖水和卖吃的地方。一到茨沟，我和家连马上买水喝。水价极贵，我们和高架车夫一人喝了一大碗水。水味之甜美无法形容，渴而未死，喝毕扪腹，大呼快哉！

我们住进一个小店，墙是报纸糊的竹隔子，地上铺着高粱秆编织的席子，就是床铺。家连约我外出去看看有什么吃的，街上有人点着昏暗的小灯在卖吃的，卖的都是些什么榆皮面蒸馍、棉糠面蒸馍、兰草根蒸馍、麻糁饼、棉籽饼，另外还卖韭菜根、花生壳、柿蒂、蔗皮什么的，价钱却都不便宜。有个小摊在卖肉冻、凉粉块一样的东西。我上去看看，架子车夫轻轻用手拽拽我，我就不看了。离开那摊子，架子车夫说：“可吃不得！听人说，这一带人肉也吃啦！卖的肉冻里，就有人吃出带指甲和毛发的肉丁！”

茨沟有许多鸠形鹄面逃荒来此的难民，正在村口卖儿鬻女。将些男孩、女孩头上插着稻草放在筐里或跪在路边，高叫：“行行好吧，积个德，买个男孩吧！”也有叫“十二个馍换个大姑娘”的！更有个人高叫：“十个馍！俺这个只要十个馍！没法活命，只好卖亲骨肉啦！”

我和家连将身上的馍取了一些下来，分给三处卖儿女的一处两个。我们都伤心，但怎么办呢？我当时想：是鬼子和天灾造成了百姓的灾难，但一个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大国，有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给百姓干的事也太少了吧？如果不是亲眼看见，怎么能够想象？这还怎么抗战！灾民真是在水深火热的地狱中啊！……

当夜，住那小店，隔房住的是两个奸商模样的胖子，居然招了两个用红头绳拴大长辫子的姑娘陪睡，什么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家连和我一夜都没睡好。

第二天，我们带足了饮水，用瓶罐装着上路。但这茨沟买的水可能不洁净，也许是我抵抗力差——家连和高架车夫平安无事，我竟腹痛拉痢了！上午还好，下午每走几十步就要蹲下痾一次，痾不出什么，只是脓血。我还是第一次拉痢，家连指出这是赤痢，很危险！幸亏母亲给我带的药物里有“痢特灵”，我立即服用，当夜就止住了，并给家连和高架车夫也服用了“痢特灵”预防。家连说：“要没带这药，那太危险了！你母亲想得真是周到！我们走这一路真是随时有死的可能啊！”

我们拼命赶路，想走出这块可怕的赤地千里的中原灾区。起早睡晚，我是带病走路，痢虽止住了，身体却虚弱疲劳。一路上，常见路边有赤身裸体的死人，也弄不清是饿死后被人剥去衣服的，还是打闷棍打死后抢得精光的。我们挂在身上的馍，早已干裂发酸，但买不到吃的，仍只好吃它，而且得节约着吃。这样，又走了几天，终于到了离洛阳六十里的水寨，住进了一个兼卖甜面条和咸面条的小客店。这儿终于算是离开可怕的灾区了！

所谓甜面条，是清水煮面条，什么也不放；咸面条，是清水面条里加点盐、加几滴油。

水寨是个穷苦落后的小地方。一条破旧的街道又窄又小，房屋破旧，但有一点市面，还有邮电代办处。夜里也有些电灯，不过小客店只点一盏鬼火似的小油灯。小客店是一对黑瘦的中年夫妇开的，前边半间搭个小茶棚卖刀切面，后边有三间用高粱秸子隔开的小屋供人住宿。没有床，只在地上铺上篾席给人睡。小木窗棂上糊的报纸黄旧破烂，高粱秸的顶棚上挂着黑色的蛛网尘串，墙角砖土缝里有时还出现可怕的翘起尾巴的小蝎子！

但，究竟是离开灾区了！我和家连都觉得需要休整一下。洛阳常有空袭，日机会去轰炸。我们在这离洛阳六十里的地方，打算先住两天，然后合计一下继续前行的事。所以，将高架车夫的钱付了，同他告别。一路同行，大家都有了点感情。他始终认为我们是好人，我们与他一同吃喝不亏待他；说好到洛阳的车价，现在未到洛阳，仍照原数付他，他拿到钱后一再表示感谢。

五、孤零零受困水寨

我想不到竟会在水寨就同家连哥分别了！一路上他始终热情照顾我。他老练、稳重，人又淳厚，同他在一起我感到有依靠。原来说好是到陕西宝鸡分手的，但现在未到洛阳，我们却只好分手了！我实在舍不得！

我们是为了旅费才分手的。

这一路来，伪钞、法币都用完了，我用的钱很多还是家连垫付的。我离家已经这么多天，现在离洛阳还有六十里，以后的路途还远，一路上还有多少艰难苦辛都是未知数，但需要我将藏在衬裤里的金首饰和美金出售换成法币应用了。我知道家连带的钱也不多，我已欠了他不少钱，得赶快还他才好，所以我对他说：“明天，我想找客店老板借自行车骑到洛阳把金子和美金卖掉！六十里地，骑车来回很方便。”家连说想陪我去，但没有自行车，只好由我一人去。我清早起身，骑上车就出发了。从水寨向北沿公路走了约莫十几里，沿着淙淙南去的伊水走，看到了龙门，看到了公路边上出名的龙门石窟。虽然天旱，沾着伊水流过的光，公路边上高大的合欢树盛开着鲜艳的须状红花。这里山清水秀，伊水波光粼粼，滔滔流淌在两山之间，抬头西望，密密麻麻、大大小小的洞窟和佛像、雕像布满山崖，还有宝塔，壮观极了！这就是北魏到唐朝用了四百多年才雕成的石窟艺术珍宝呀！但有的佛像已经残缺不全，盗窃破坏得很厉害。心里真想停下来去好好看一看，想到要去洛阳兑换金子，我就顾不得看了，骑车飞速赶路。

这一路上太阳仍旧高晒。由于开封陷敌，黄河改道，河南半壁河山都化作了饥饿和战火交逼的地区。许许多多灾民，从四面八方向洛阳汇聚。一路上，常看到挑担的、推车的、扶老携幼的难民，踉踉跄跄前行，公路上尘土滚滚。我骑着自行车，浑身大汗，骑呀骑呀，约莫一个多钟点，到了洛阳南郊的关帝冢了。关帝冢，相传是三国时曹操埋葬蜀汉五虎上将关羽首级的地方。有一座古庙，古柏成林，郁郁葱葱。我忍不住下车进去看看。但庙里驻着军队养着马，马粪遍地，士兵们到处晒着洗过的军衣，殿左架着大铁锅煮菜，柴火黑烟弥漫空间，大殿破旧，到处灰尘蛛网，供有关羽及关平、周仓塑像。关帝冢是一个小山状的大土坟，矗立着清朝立的大石碑。周围，被军人及军马的粪尿糟蹋得臭气熏天。我扫兴地匆匆走出，又上了自行车，飞快骑到著名的九朝古都洛阳。

洛阳出乎我意料地萧条，房屋古老，街道窄小，人虽熙熙攘攘，市面并不繁荣。这是由于日寇轰炸造成的吧！我正想找一家银楼好兑换金子，却忽听紧急警报响了。汽笛声“呜——呜——呜”的像喊叫救命，街上行人纷纷逃跑，出现了戒严的宪兵，布了岗。我也不知往哪里跑好，只好在一家上了门板的小糕饼店门口蹲下听天由命。幸好不过半个时辰，解除警报铃响了，虚惊一场，日机没露脸也没来轰炸。我拔腿就向人打听银楼在哪里。走着走着，见大街上有人在贴告示。一会儿，迎面拥来些士兵押着两个人去枪毙，四面围过来不少看热闹的人。两个死囚，年龄都在三十左右，被剥光了上衣，五花大绑，插着用红笔打了“√”的死标，连拖带推地拉着在大街上向南走。我跑去看告示，告示上说，这两人一个是“纠众哄抢粮食罪”，一个是“违令黑市买卖黄金犯”，这使我心里一沉，浑身汗更多了。我没想到此地会禁止买卖金子，更想不到会要枪毙！我来洛阳是为卖金饰，这事办不成路费怎么办？我不敢再向人打听银楼在何处，寻思有银楼必定在这条大街上，遂顺着大街，一路走一路看。果然，百把米外有家银楼就在路边。银楼店的门面在全国似乎都相仿：高高的砌花的楼面，有阴森而堂皇的玻璃门，大门外的玻璃橱窗里陈列着银盾、银杯、银盘等各色银器和首饰。门口挂着牌子，上写金价按官价收购，每两一百元，饰金每两一百二十元。

我心里“噔”的一沉。离上海时，上海金价黑市较战前涨了二十倍，这里金子官价却这么便宜！我将金饰按这价卖了怎么够做旅费呢？

那高高的柜台上放着一把黑算盘，一个胖圆脸的掌柜穿件旧夏布背心在扇扇子。我上前同他悄声商量，告诉他我是沦陷区上海来的学生，去四川上学的，盘缠没有了，带得有点金饰，请他能收下，不照官价……但银楼老板把头直摇，说：“你没看到，正在枪毙人呢！照官价就收，不照官价我能收吗？”又说：“他们当官当大军人的自己在界首、漯河、洛阳套购黄金，爱卖多少价就卖多少！小民百姓做点生意就是犯法！这不，今天杀人了！算什么世道？”我向老板再三解释，简直到了恳求、哀求的地步。老板依然不答应。没有办法，我拿出了美金，问老板能不能收美金。老板说：“我看你是真的流亡学生急需钱用，那么，你到后院我家里来吧！”他将我带到家里，按当时美金黑市价收买了我八十元的美金。我心里盘算，有这些钱比没有好。欠家连哥的钱也可以还了。但我的路途还遥远，不卖掉金子总是不够的，只有回去再说了！

我骑车匆匆又回水寨，浑身臭汗。见到了家连，同他商量怎么办。我同他算清了账，身边只剩下很少一点钱了！我说：我想打个电报到四川江津给堂兄洪江，让他快汇旅费来（店老板告诉我水寨有邮电代办处，可以打电报，钱汇到他店里是可以的，以前有人汇过），我拟等旅费汇来再起程。家连急于回甘肃兰州，无法等我，但又觉得不能把我一人留下不管。他说：“我答应把你带到宝鸡再分手的。现在把你一人丢在这儿我不放心！”我知道他是个守信用而且忠厚的人，尽量安慰他说：“封锁线早过了，灾区也过了，往后比较好走了！你别为我担心，我能一人上路的！”他同我商量来商量去，最后无奈地说：“那只好我先走了，你可要特别小心啊！这是乱世，你年岁太小，我实在是不应该把你一人留下的！”他告诉我：“到了洛阳，就可以坐陇海路的火车了，火车能通到宝鸡，由宝鸡那儿换上公路汽车可以入川。”但又告诉我：“陇海路的火车到潼关附近后，因为黄河对岸是日军占领的阵地，常常炮击铁路，所以需要步行，还是很艰难的。”事实放在面前，由于金子无法兑换，我的旅费已山穷水尽，家连不但急着要回兰州，而且再多耽搁下去，他的旅费也要成问题。我不愿家连为我而影响他早日到达目的地，所以我说：“你别为我担心了，你明天就走吧！我在这里住几天，钱一汇到就动身，我会自己小心的，你放心好了！”

事情就这么决定下来了。第二天早晨，他独自雇了一辆高架车装载行李，离开水寨去洛阳，我送了他一程。我知道他身边钱也不多，但他仍卷了一卷钞票塞给我，说：“我知道你袋里钱少，这点你带着。”我坚决把他的钱退回去，说：“你也需要钱用！我的旅费很快就会汇来的，我马上就去打电报给我堂兄！你放心！况且我还有金首饰，不会成问题的！”见我坚决，他只好收下了钱，但对我说：“你由陕西入川前，到了褒城，可以绕道去一下汉中。汉中有个辎汽四团，团长姓田名叫田耕园，是合肥人，听说他对合肥同乡特别亲，不认识的他也会帮忙。你去就说你是合肥人，口音不像不要紧，就说从小父亲带着在上海长大的就成。你请他给个便车搭了入川，这样就可以节省不少路费了。”

我同家连哥分别得匆匆，心里真舍不得，眼眶都红湿了！他带着高架车夫远去。大家互相伸颈望着，招了手又招手，直到看不见他那有着两只大眼睛的方脸盘和背影了我才怅然离开。回到小客店里，我禁不住悄悄哭了一场。这时候，又格外想念起远在沦陷区的母亲和妹妹来了。

我去水寨的邮电代办处打了个电报到四川江津南安街9号给堂兄王洪江，发的加急电。我袋里钱少，电报费贵，字斟句酌地打完电报，身边的钱基本完了。我以为这电报打去对方很快会收到，没想到电报发出后我问：“我这电报什么时候可以收到？”回答却是：“现在是非常时期，说不定！”

我回到小客店，同老板和老板娘讲了情况，说：“我打了电报到四川我亲戚处，请快汇钱来，我想在你们这里住几天等汇款来，汇款来了，我就把店钱一起付给你们。”我将箱子打开给他们看，说：“我这箱子和帆布袋里的东西有些是值钱的，你们可以放心。我现在手边没有现钱，大不了可以把东西抵给你们，我不会让你们吃亏的。”老板娘为人比较和气，点头说：“出门上路谁没个困难，你就住下去好了！”我又说：“我现在吃饭也没有钱了，可不可以赊点面条我吃！”老板娘说：“好！”老板却精刮地说：“我本想找个下手帮着揉面条，这样吧，你帮我干！很简单，就是揉面切面。我一天给你白吃两顿面条，每顿四两！怎么样？”我一想，也只有这么着了。我豪爽地答应说：“好！”

谁想到这揉面的活儿可真费力，每天早上四点钟前就得起床揉面。过路的人大清早在这儿吃面条的真不少，面的供应量很大很大。要把面揉熟，面还必须揉得很硬。头一天，老板嫌我面揉软了，教我切面时，又嫌我把面切粗了。在老板娘帮助下，第二天我揉面切面才勉强算是合了格。每天上午十点钟光景，给我一碗咸面条，下午四点光景又给我一碗咸面条。我平常食量小，这时却总是吃不饱，整天在饥饿状态中度过。老板娘心软些，用大碗给我盛面时还多给一点，老板盛面顶多只是四两。我天天摸黑起床，揉面揉得肩臂十分疼痛，汗水总是不断滴到面团里，切面曾将左手中指切了个大口子。但我咬牙挺住，常常想到孔子的陈蔡之厄，又想到秦琼卖马。我会唱《卖马》的京戏，有时就轻轻哼着：“遭不幸困至在天堂下，无奈何只得来卖它……”心中酸酸的。

我原以为等上一星期总该会有汇款来了吧？谁知却渺无音讯，我天天去邮电代办处询问，却总是失望而归。怎么办呢？当然只有等，耐心地等。天气燥热，我心里狂躁得很。真是度日如年啊！每天单调地半夜起来流着大汗揉面、切面，每天依然是吃两碗咸面条处在饥饿状态中。我逐渐已经能切一手不粗不细的均匀的面条了。这点技能直到今天依然没有忘记。

六、陇海铁路上最可怕的一段

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真是好似滚油煎。整整等到第二十天上，仍旧不见汇钱来。我真是失望了！钱会不会不汇来呢？这时已是8月下旬了！那天，写了一封信给母亲，准备到洛阳寄发。我吃完上午的那碗咸面条后对老板娘说：“我想到洛阳去办点事！”我借了他们的自行车，带上金饰，独自冒着酷热的太阳去洛阳，目的是想再试试能不能用黑市价将金饰出售掉。一路上的情况跟上次没有什么两样。到了洛阳，在邮局寄了信，我仍旧跑到那家银楼。走进银楼，见柜台内仍是那老板一个人在无聊地看报。银楼生意清淡，看来他把伙计都解雇了。我上前叫了一声：“老板！”他立刻认出了我，说：“啊，你还没走？”我一五一十把打电报找堂兄汇款，至今住在水寨小客栈里山穷水尽的事如实说了，并且把特地带在身边的转学证拿出来给老板看，希望他一定能收下我的金饰，使我可以有钱上路。我说：我在水寨已经滞留二十来天了，住的店钱、吃的饭钱都要付给，汇的钱至今不来，再拖下去怎么得了。请他务必帮助我解决困难……他开初不肯，我就赖着不走，同他磨嘴皮子，整整磨了两个小时。他见我完全是诚心诚意的，终于将我带到家里，拿出戥子来称我带的一金首饰，按照当时的黑市价钱付给了我现钞。我明明看到他称戥子时分量不对，但没法说，我感到他肯给黑市价已很好了！卖掉金子后，我就骑车回水寨，顺路由于心情较好，我经过龙门石窟时，对那些艺术瑰宝，好好瞻仰了一番。当夜，我同老板夫妇结账，付了店饭钱，并向他们道谢。我吃的面条，原说是用揉面和切面来抵价的，我却仍付了钱，老板很满意。次日早晨，我雇了一辆高架车装上行李，步行离开水寨去洛阳，继续我的行程。想不到的是，走到龙门附近时，只见小店老板骑车赶上来了，送来了堂兄洪江拍发给我的电报。电报上说，旅费已汇给我，要我一路小心。电报到了，但汇款未到，哪天汇款能到？难说。我实在觉得不能再等了。我谢了送电报的店老板，请他在我的汇款到达后给我退回原处，店老板答应了。我遂继续上路。

我到洛阳后在火车站买了西行的火车票。

晚上，实行灯火管制，车站一片漆黑。我上了火车往灵宝方向驰去。陇海铁路的火车，有人说它在灾民心目中好像是释迦牟尼的救生船——灾民盲目地以为登上火车向西就能离开灾区逃到乐土上去。车站附近，铁道两侧，都住着灾民，有的在几尺高的土堆上挖了洞藏身，有的是露天搭点小棚居住。当火车停在站上要开时，灾民们就蜂拥而上，攀爬到火车顶盖上挤在一起。这里根本没有人维持秩序，也维持不了秩序。

火车没有客座，全是没有顶盖的货车或闷罐车。火车在关中大地上西奔，车窗外是一片漆黑的原野。经过了一整夜，从瞌睡中苏醒，醒来又打瞌睡，天亮时到达灵宝，这里离陕西省已不远了。灵宝大桥被日机炸断了，火车到此为止，须步行三十里路到常家湾。我打听了情况，由常家湾向西，经过潼关，要到华阴才能再上火车西行。而由此过潼关，是目下陇海铁路上最艰难危险的一段。

我独自继续行程，没有家连哥同我在一起，到这种时候，分外觉得孤单，但只好硬着头皮独自规划。我提着箱子，背着行李袋，淌着汗，吃力地下了火车。灵宝火车站屋顶洞穿，墙壁上全是弹洞，都是日寇飞机炸坍扫射的。车站上有便衣人员在进行检查盘问，也有军装邋邋遢遢的士兵检查物件，我也被他们翻箱搜包兼带抄身。听人说主要是查抄鸦片，因为有的奸商装成灾民夹带鸦片，也有奸商雇灾民为他们贩毒。便衣是稽查处的特务，执行的是特殊任务，抓往陕北去找共产党的人！

我提着沉重的箱子、扛着帆布行李袋是没法上路的。怎么办？出站后，见有牵马出租作坐骑的，可以沿陇海路一侧的大车道向西去。我决定雇马骑，也可让马捎带我的行李物件。租马的人要价很高，还了价，讲定由灵宝到常家湾，再去潼关到华阴。这段路总长约有二百多里，我急于赶路，讲定：当天就赶到潼关附近的阌底镇住宿，第二天晚上抵达华阴。

我骑一匹白马，马上带着我的帆布行李包；那租马的马夫骑一匹棕色马，带着我的箱子，我俩一前一后就朝前驱马慢跑起来。马很驯服，脾气温顺，骑在上面倒也不累。我们由河南向陕西跑，看到远处的山影，高高的塬头，深深的沟壑，淤积的河滩，潺潺的黄河水……沿路买点干粮就在马上吃了，有时买点路边小摊子上切成一片片的西瓜解渴。草帽挡着烈日，我赤着膊，古铜色的皮一路来已晒得脱了一层又一层。傍晚，抵达阌底镇，我同马夫找了一家小客店住下。

阌底镇，隔黄河对面就是日军阵地，日寇从对面风陵渡一带常向这里和潼关一带打炮。阌底镇挨的炮弹不少，到处是断垣残壁，一片凄惨的模样。我们住的小客店，房子没有屋顶，只有四周的残墙可以挡风遮灰。客店老板供给旅客高粱席子铺在地上作床，收了住房钱，说：“近几天，日寇没有打炮，但为了怕引起对岸日寇注意，不准点灯点蜡。”幸好天上有灿灿的星光可以照亮。天热，我与马夫弄了点凉水洗了脸擦了身子，都感到累了。我胯下两边和屁股骑马时都摩擦得十分疼痛，就躺下了，想好好睡一夜明天可以继续上路。马夫将那两匹马就拴在住房旁的一根断梁柱上，喂了草料和水，同我并排睡在一起，但也很快打起鼾来。我虽疲倦，听着虫豸在瓦砾中鸣叫，却一时睡不着，睁眼看着天上的星斗，又想起母亲和妹妹来。一路上，我只在洛阳给她们写过一封信，我认为写了信她们也是不一定收得到的；而且许多地方都没有邮局，我一路上又遇到这么多困难险阻，写了信反而增加她们的担忧，倒不如不写还好些。如今，终于快走上顺利的坦途了！到了华阴，上了火车，然后到宝鸡再转公路汽车入川，应该是非常顺利了！我算了一算，估计再有十几天总该到达重庆见到哥哥宏济，并到江津见到堂兄洪江了吧？我多么想见到他们啊！……我是在这种情况下入睡的。

可是，不多久，忽然被“轰！”“轰！”震天般的炮弹爆炸声震醒了！天崩地裂般的炮弹爆炸声似乎就在我身边回响，地面震动。有炮弹飞啸着落在远处，远处哗啦啦地墙坍屋塌。有人呼喊，两匹马也踢蹄长啸。我马上爬起身来，高叫马夫：“快走，这儿不能住！……”马夫也早惊起，解下马来，扶我骑上马，他也骑上了马，同我驱马逃跑。

对岸日军仍在发炮，炮声有如闷雷，打过来落地的炮弹有火光闪耀，使大地在我们脚下猛烈震动。

我的心剧烈跳动。附近爆炸的炮弹像是开花弹似的崩发。一种死亡的威胁压迫着我。我浑身汗下如雨。马匹也受到了惊骇，甩开蹄子飞奔。跑了一程，估计到达安全区了，才缓下步来。我对马夫说：“多亏你的马了！今夜我们也别睡了！闯过潼关去吧！”

仓促离开阌底镇后，日寇的炮击越来越厉害，隔河远远仍可看到对岸黑黝黝的夜空下，山峰巨大的身影如同隐伏着的怪兽。敌人炮击的火光在闪烁，炮弹落点仍在阌底镇和它西边一带，我们骑马在黑暗中前行。

我嘘了一口气。这一路啊，真是常有说死就能死的机会。我骑在马上不由得数起迄今为止遇到的可能会死的经历来。第一次是在裕溪口坐船渡江时，如果日本兵推我下水，我就死定了！第二次是在安徽巢县火车站碰到日本宪兵和宪佐，硬说帆布是军用品，如果被抓起来或杀掉也不是不可能的。第三次是过封锁线，在“三不管”地带遇到那伙丘八，幸好只损失了些钱物，没出人命。第四次是过重灾区，如果碰上打闷棍的就会送命。第五次是如果拉痢没带痢特灵，也会送命。第六次是在灾区干渴得要死的那天，如果不是那口枯干的土井，在井底大石下面有湿土救了急，也会无法走到茨沟，死在路边。第七次是今天在这阌底镇夜晚突遇炮轰，如果炮弹恰巧打在身上或近旁，也就被打死了！……乱世人的性命如蝼蚁，一点也不错啊！这天夜里，骑马过潼关，天上虽有星星，夜色仍旧浓黑。偶尔能看到萤火虫一闪一闪在四处飘荡。听着炮击，在黄河边古老的道路上行走，感受到的战争气氛特别浓烈。黄河在深夜中，拥着凝重的、沉甸甸的一河黄汤，在苍穹下模模糊糊像巨龙一样蜿蜒着，微微闪着亮光，响着似有似无凄凉呜咽的汩汩水声，能将人引入回忆，引入沉思，引进梦境。

我骑着马在黎明时分到达华阴。但上火车到西安方向去，需在离华阴约四十里的桃下站去购票上车。桃下是个小站。火车从东边驶来，因要利用夜色穿过潼关一带，避开炮击（有时也常被日寇炮弹击中），被称为闯关车。我仍雇那马夫的白马骑着到桃下。看到外貌破破烂烂的闯关车出现在面前，心里不禁兴奋地欢呼着：这下我可以坐火车直达宝鸡了！

七、落汤鸡、酸辣汤、撞破“鱼头”

其实，并不顺利。火车到了西安，又得重新换火车西去宝鸡。换车对于我是件苦事，我得挤着买票，又挤着上车，提着的箱子行李沉重得使我不胜负担，但总算又上了火车。我一路就想，家连哥前不久也是从这条铁路坐火车西行的。不过，他到宝鸡不下车，径直去甘肃，而我到宝鸡要下火车去换公路汽车入川。我从随身带的地图上看，由宝鸡入川，在陕西省内还要坐近一千里的公路汽车，路线是由宝鸡经过凤县（双石铺）、留坝到褒城。本来，是应该到褒城后直接经过沔县（勉县）、宁强入川，到广元再南下的，为什么我到褒城就停止了呢？

这是因为我身边的旅费剩得已不多了。我一路上省吃俭用，但卖掉金饰的钱还是花费得寥寥无几了。前途还远，靠我身边这点钱支付不了旅费。这时我就想起了家连哥说的到褒城后可以去找汉中辎汽四团的田团长，请求搭便车入川的事了。我决定到褒城后弯路到汉中去一次，倘若成功，就可以免费坐便车入川。倘若不成呢？我已管不得那么多了！

第二天，我由宝鸡搭公路客车到双石铺。第三天午后，客车到达留坝。这留坝县有个庙台子，有所张良庙，依山傍水。由山脚蜿蜒而上直达山巅，海拔两千多米，有楼阁亭殿。车子是露天的，说是客车，实际是卡车，人都席地坐在行李上。这西北公路都是盘山公路，在山岭间绕来绕去，路特别险，常看到失事翻下了山岩的车辆，令人触目惊心。天忽然下起了特大暴雨，风大雨猛，顿时我们都成了落汤鸡。车到庙台子停下，想不到这里是山的背阴处，据说从来见不到太阳，盛夏时也要穿厚衣。我因一路劳顿，扁桃体发炎，本就发着烧，只因赶路心切，未曾在意；淋雨后，到了车下，发现我带的箱子因被一个胖大的旅客坐在上面已经开裂了，帆布包也潮湿了！我到小客店里想换点干的衣服，竟无法换，因为箱子里全是湿衣，只好弄根绳将衣服全取出晾在绳上，身上仍旧穿着湿衣。这时正是暑天，我竟冷得发抖，牙齿打战，浑身皮肤变得青紫。外边大雨仍在下，卡车停歇在小客店旁暂不开行。我头疼脑热，身上冰凉，一下子竟晕倒在地。幸亏那小客店的老板将我抬到床上，把我湿衣全部脱去，用高粱酒涂我身上，用手掐我的人中，并替我按摩。我苏醒后，浑身被他擦热了，那种既发烧又冷得发抖的感觉改变了，终于正常起来。我侥幸自己九死一生，对那个瘦削、脸上多皱纹的老板深怀感激，觉得他救了我的命。回想那天我在庙台子淋了雨冻得发抖的事，在那之前，谁如果说暑天会冻死人我是不信的；经历了那场冷冻，我相信在背阴的高山地区，淋了大雨是绝对会冻死人的！

我在庙台子多住了一天，因为身体实在太虚弱疲惫了。我服了母亲给我带的阿司匹林片和“六神丸”，退了高烧，也晾干了衣物，才又搭公路车到达褒城。这褒城传说是那位一笑倾城的周幽王的美人褒姒的故乡，但我已无怀古的闲情逸致。从褒城到汉中一天有好几班车，中午时分到汉中后，我买个馍啃了，就打听辎汽四团团部在哪里。这是个部队的辎重汽车团，在当地很出名。人穷了，脸皮也厚了。我找到团部，说要找田团长。出来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尉，说：“团长不在，什么事？我是他副官。”

我满头大汗，说：“我是合肥人，从合肥来，想搭个便车去重庆。”

那副官看看我，忽然说：“呵，你是田团长的亲戚吧？脸、眼有些像呢！”

这可救了我。我胁下淌汗，顺水推舟笑着默认了。这副官倒爽快，说：“有辆车要去四川内江拉酒精，到那儿离重庆不远了，你上车马上可以走，但你不等着见见田团长吗？”

我心里谢天谢地，说：“我马上动身吧，到重庆给他写信就是！”后一句说的是假话。

那副官把我带到一辆军车旁，那是一种绿色的敞篷卡车，苏联支援的，善于跑山路，用的燃料是酒精。副官对一个在检修车头的黑红脸司机说：“老孔，这是田团长的亲戚，你带他到内江！”说着，将我介绍给老孔，帮我将那只已破损了的箱子和帆布行李袋搬到车后放着，请我坐上司机台，他就走了！

这么顺利，我真高兴。大约十来分钟后，老孔上了车，我坐在他旁边。他有一张钟馗脸，挺凶，端详着我，发动了车，忽然问：“你是田团长的亲戚？”

我绝不想说谎，可是看到那张钟馗脸，我明白，倘若不说谎，他会轰我下车的。我出着大汗点头：“唔，是的！”

“你贵姓？”

为了证明确是亲戚，我只好改姓了，答：“田！”

“呵！”老孔点头，肃然起敬，摸支烟敬我。我说：“不会！”他忽然叹了口气，说：“我们当兵的，现在生活差得很、穷得很啊！”汽车离开了团部，颠着在行驶，他说：“这一路上，要跑好几天，我们难得有这种放空的机会。我得让几个熟人搭搭便车，你不反对？”

我自己也是来揩油的，哪会反对，拭着汗说：“不不不，你让熟人搭车就是！”

果然，他开车兜了一圈到了汉中城外公路汽车站附近，“吱”的刹了车停下。这时他下了车，我就看到十几个男男女女都上来了，将箱子藤筐什么的都装上了空车。老孔下车收钱，吆喝着说：“我们团长亲戚的行李物件放在后边，可别给他压坏、搞丢了！”我明白了，这是带“黄鱼”！不坐公路局的车去坐私车的乘客叫作“黄鱼”，看来，老孔昨天就招揽了一批“黄鱼”在这儿等候了！

一路上，我尽量不开口，怕露马脚。老孔却忙得很，看到路边有起旱的行人，常在树荫下停车招客，到了小镇小站就停车吆喝：“去内江的车！又便宜又快当！路经剑阁、梓潼、绵阳、广汉、成都、资阳、资中到内江！要走的快上车！……”他的车像公共汽车似的，烈日高晒下，“黄鱼”挤得满满的。前边驾驶台却风凉，但后来又挤上来一个抱婴孩的妇女。钟馗脸的老孔对我笑着招呼说：“一条母鱼！肯多出钱！只好冒犯你了！……”我当然笑着说：“行行行！”那婴儿一上车就尿湿了我的裤子。

四天后的一个傍晚，车抵内江，这是一路来除成都外显得最漂亮富庶的城市了。华灯初上，店铺灯火辉煌。坐揩油车我心里总是感到别扭，想：明天，可以买票去重庆了！我打算谢谢老孔，同他分别。谁知老孔将车子开到一个大饭店门口停下，让“黄鱼”们下了车，对我说：“你今晚就住这儿吧！房费兄弟我付了！”说着，提着我的破箱子和帆布行李袋就进店了。店里前边卖吃的，后边庭院深深是客房。我说：“你一路够累的了，别管我了。我这就谢谢你了！我另找个小店住。”他死活不肯，帮我把行李搬进房去，说：“你洗洗脸擦擦身，我去安排，我们今晚好好喝两盅！”一会儿，老孔来了，钟馗脸上满是笑容，拽我到前边厅堂里，牛肉、猪肝、黄瓜几个冷盘早放在桌上了。酒气氤氲，老孔替我斟酒，说：“不成敬意！你干这杯，咱们就是好朋友了，我谢谢你一路上的照顾！”

我心想，这真是反转过来了，发自内心地说：“我得谢谢你带我到内江！”

店伙计端热菜来了，红烧蹄肘、豆瓣鱼、炒三鲜，还有一大碗酸辣汤。老孔知我不会喝酒，拼命给我夹菜，抱拳说：“田先生，你是田团长的亲戚，一路上蒙你照顾我，我才带了点黄鱼！你要是给我们团长写信，请包涵一点，美言几句，我就感激不尽了！”

我这才明白他的用意。我涉世未深，心里惭愧，冒着汗说：“一定，一定！”

那顿饭吃得十分不安，临了老孔舀一大碗酸辣汤给我。汤又酸又辣，大热天喝得我浑身大汗。我心里想：我这是骗来的吃住，我真不该说谎骗人！可是不这样我又能怎样呢？

吃完饭，老孔醉醺醺同我分手，大着舌头，钟馗脸上带着笑，握着我的手再三说：“谢谢你啦，田先生！”

于是，我又最后一次骗了他，在暑热中冒充田团长的亲戚同他道别。看着他摇摇晃晃上车将车驶走，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味儿。

我可怜他，更可怜我自己。我好像懂得了更多的生活滋味，从那以后无论隔了多久，我老记得夏夜那碗使我大汗淋漓的酸辣汤的滋味。

我在第二天用剩下的钱买了私商运货的一辆卡车上的票到重庆。私商的卡车装满了内江出产的一大包一大包的黄糖，买了票要上车时我才发现上了大当——同我一样的另外几个“黄鱼”都得爬上糖包坐到高处去。我觉得这很危险，而且太阳晒得也特凶。有个胖大的中年人，他占据了中央的地位坦然坐着，我们众星拱月地在他四面半坐半趴。我紧紧用双手攥着糖包上的绳索，避免开车后的惯性和地心吸力使我栽下车去。卡车“隆隆”地驶行后，一路抛锚，不断修车。车开时，我一直提心吊胆怀着恐惧。我初到四川，对路不熟，这车从内江到隆昌、荣昌、永川，竟走了两天。后来，经璧山再经青木关本可直接到重庆，谁知车主要去北碚弯一弯办事，就绕了个圈子。而且，在途中经过一个山洞隧道时发生了惨剧。因为预先不知过山洞有这种危险，当眼看着山洞临近，而卡车上的糖包堆得太多，坐在糖包高处的人无法躲避时，那位占据了中央地位、坦然坐着的胖大中年人，一下撞破了头，人险被甩下车去。我与其他几个人幸亏是趴在边上，埋下头来，未曾同山岩“接吻”。车过山洞，停了下来，司机和车主下车大叫：“鱼头撞破了吗？”那满头是血的胖大中年人，被我们搀扶下车去，让他躺在路边树荫下哼哼唧唧。我们愤怒地同车主交涉。车主也慌了神，只好叫坐在司机台里的一个人走出来同我们一样趴在糖包上坐着，将头撞破的那个胖大中年人扶进司机台，带他到北碚去了医院……

于是，离开北碚，我又半坐半趴在糖包高处，双手紧攥绳索，在一个黑黝黝的夜晚，抵达重庆。山城在黑夜里，点点灯光，倒是迷人。我心里欣慰地想：啊！我终于到达大后方，到达目的地了！我即将见到哥哥宏济，我即将由重庆去江津堂兄洪江处进个学校读书！一路的艰难辛苦，一路的危险跋涉，都成过去！我像阅读了一本内容丰富而千奇百怪的生活教科书，值得我思索与回味的事是这么的多！我经受了不少人生应有的锻炼，这种锻炼将对我终生有益……

不知为什么，抵达重庆的那个夜晚，我是流着泪看着重庆的夜景，提着我的破箱子、背着我的帆布行李袋下车的，喜和悲搅混着，我无法恰切表达当时的感情。

那是1942年9月中旬的一个夜晚！

岁月留下回声（1946年2月——1948年冬）

二十多岁的青年时代亲身经历的一段旧事，记忆已经遥远，但印象仍那么深刻，许多事回想起来仍像发生在昨天似的。

一、一次神秘的旅行

人生的道路都是由自己走的，只是这常常又同你所接触的人有关，“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是这个道理。我是在抗战胜利前一年认识陈展的，正因为认识了他，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认识陈展是我堂兄王洪泽（王东生）介绍的。那是抗战胜利的前一年，洪泽在大后方重庆的一家保险公司工作。我去看望他，见他正同一个朋友在房里谈话。这是一个脸色黝黑、戴眼镜的中年人，一头浓发梳着分头，脸上常露笑意，皮肤粗糙，刮光的络腮胡成片浮着青光，中等个儿，穿套半旧的紫蓝色西北羊毛粗纺的中山装。他两只眼瞪着人看时，显得有点神经质，是一种警惕、机敏的表示。洪泽说陈展是做生意跑西北的，告诉陈展我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学生，爱写文章。见我来了，陈展不久就走了。他走后，洪泽悄悄告诉我：“陈展表面上说是商人，其实肯定是共产党，只不过他不肯承认这一点。”我问：“你怎么认识陈展的？”洪泽说：“战前我们在南通上中学时同过学，陈展曾是共产党的中学支部书记，还担任过共青团南通中心县委组织部长，被通缉过，做过江苏省委组织部省巡视员，但我们多年不见了。陈展这人很神秘，战前被捕过，国民党将他关在上海漕河泾监狱，又关在苏州反省院，用过种种酷刑，抗战爆发后，才释放他。前不久，偶然在路上遇到他，才知他在做生意，但他不是个真商人……”

洪泽当时思想比较进步，能写很美很好的诗，与当时有名的影剧演员江村等关系密切。他对时局和现状都不满，平时我们挺谈得来，但交往不多。我这时刚考取复旦新闻系，校址在北碚。接济我上学的堂兄王洪江家在江津，我去江津路过重庆时才偶尔会去看望洪泽。这次在他那里认识陈展后，我绝未想到新认识的这个人竟左右了我以后的人生道路。

复旦大学新闻系当时是比较“红”的：一是报考的学生多，声势大；二是思想左倾的学生多，社会上认为那里赤色分子多。我进北碚夏坝的复旦大学攻读时，从一年级就常写作投稿，在报纸上发表散文和小说。有的文章可能被陈展看到过。有一天，陈展竟出现在夏坝我的宿舍门前了！他说是来看望一个朋友顺便来见见我的，约我在嘉陵江边的小茶馆里喝茶聊天。我陪他喝茶，又陪他在江边散步。他问我家里的情况，在学校的情况，我感到他像一个大哥似的很关心我。从这以后，他间隔一段时日总会来看我一次，同我在茶馆里喝茶或陪我在小饭店里吃面。我们谈得很投机，时局、形势、中国的前途，什么都说，渐渐有了交情。我本来订有《新华日报》，并常到北碚新华书店看看书，买点书；有了陈展做朋友，对共产党也就加深了认识。就这样，我们保持着联系，始终不断。直到1945年8月，胜利降临，日寇投降。我认为他对我是够了解的了，而我对他，却了解得不多，因为我知道他忌讳我问他是不是共产党，我也就不问。当年，同共产党接近是一种危险的事，我也要掩护他，所以有同学问我他是谁，我总回答：“我堂兄的一个朋友，做生意的。”

此后不久，我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矛头直指国民党和三青团在大学里横行霸道的恶劣行为的文章，题为《孰令为之》，要求反动党团退出学校去。陈展看到了。几天以后，他来到我处，我以为他会夸我写得很好，谁知他竟劝我不要太傻，说：“特务厉害得很，你不要赤膊上阵，要注意安全。”他的话引起我深思，似乎懂得了一些什么。

抗战的胜利，使大家欢天喜地，但很快就因为当局热衷打内战，抢占东北，使形势杌陧，人们心中笼罩上内战的阴影。陈展同我常常谈起这些问题，我同他一样，在反内战问题上都是态度鲜明的。1946年2月里的一天，陈展突然又来夏坝找我了。我们在江边散步时，他突然向我提出一个要求，也给了我一个喜悦，使我完全出乎意料。

当时，八年抗战胜利，谁都想回到下江去同留在那里的久别多年的亲人团聚，浓烈的故乡情折磨着每一个从下江流亡到四川来的人。但交通不便，水路、陆路和空中都只能慢吞吞送回去极少的人。我常常做梦也想着早日回江南，到南京和上海去同母亲和妹妹们团聚。这点陈展是知道的。他说：“有个机会可以让你和我一同坐飞机回沪宁。我们先到上海，再去南京，你在这两地都有熟人，在南京你家还有房子。你知道，《新华日报》想在南京出报，需要找房子，你家的房子希望也能租给报馆用。我同你一起去，以后有你这个好朋友，可以有你家做个落脚点。你还可以帮我介绍一些亲友，方便我做生意。你看行吗？……”他说得再清楚明白不过了！我觉得他虽然早已同我几乎无话不谈了，但谈得这么坦率真诚，这还是第一次。他并未告诉我他是共产党，但实际已经把这点技巧地挑明了。我很能意会到他要回下江去干什么。《新华日报》是共产党的报纸，在重庆出版，我们复旦新闻系的同学看这报的人不少，我也订了一份，现在，要在南京也出版《新华日报》。陈展办这件事，以商人面目出现，是为了便于他工作。这我可以理解。我从心里希望自己能对他有些帮助，但却觉得生活实在太有趣了。我斟酌了一下说：“你信任我，我觉得我不会辜负你的信任的。但现在不是假期，我离校陪你到这么远的下江去，要是被学校发现，那问题就不好解决了。”陈展说：“不要紧的，我们是秘密走的！去到那里，把事办完了你就回来，我负责让你仍坐飞机回来！”他口气很大，当时能坐上飞机，可是很了不起的事。我心里琢磨：如果偷偷去上十天半月，悄悄又回来，学校里还不至于会出问题。我就问：“如果去，什么时候走？”他说：“很快就走，但一切都要保密。”又说：“以后你千万别让人觉得你左，最好像个自由主义者，不左不右不偏不倚，写文章更要注意。那样，就是写了倾向进步的文章出了问题，也有个辩护……”我知道他这是好意，也明白今后我的命运将同他拴在一起。他话不多，但我却牢记在心。

真是像做梦一样，1946年2月20日，我跟陈展果然起程了。我们是从重庆白市驿飞机场搭乘美军军调处执行部的大型银色四引擎C-54运输机赴上海的。在机场上，陈展给我介绍了一个穿西装的白净中年人祝华。祝华当时是曾家岩周公馆的负责人之一，他与陈展这次去上海、南京后，将留在沪宁一带工作。祝华后来就是上海马斯南路107号周恩来将军公馆的办事处长，大家叫他“管家馆长”。他对我印象很好，之后我们经常来往，直到他奉命撤离，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

我还是第一次坐飞机，这种C-54美国运输机可以运输物资，面对面有两排帆布座位可以坐人。机舱里有几个美国的白人和黑人士兵。上机时，我看到一张英文的信笺似的机票上说明乘机的是中共代表团人员，我又发现潘梓年（当时是重庆《新华日报》负责人）、华岗等也与我们一同上机。我冒名顶替一个名叫吕文俊的人（至今也不知他是谁），美军点名后我们上机坐下。我心中更明白陈展的身份了。飞机经过四个半小时的航行，天黑时抵达上海江湾机场。我带陈展回到上海成都南路霞飞巷5号家中与母亲及妹妹见面，并安排陈展住在家中。第二天，我和陈展就同祝华在火车站见面，一同去了南京。

介绍熟人并寻找房屋等事都办得比较顺利。那时，我现在的老伴凌起凤家在南京，她父亲凌铁庵是国民党的元老。后来我替陈展将户口在南京报在凌家，在上海报在我家。陈展领到了身份证，从此就在沪宁一带活动。我在沪宁一带帮陈展办完了应办的事后，他不失约，果然又让我坐美军的飞机飞回了重庆。悄悄来去，前后二十天左右，神不知鬼不觉，仅我同寝室住的好友张镇中知道我回了一趟下江，但去干什么他也不知道。我在学校继续上课，到快放暑假时弄到了票，由重庆经西北公路通过陕、豫、苏等省回到上海。这时，我开始被重庆《时事新报》聘为上海、南京特派员，大量写作通讯、特写。回下江以后，就常同陈展、祝华在一起。

多少年后，陈展写过一篇革命回忆录——《在沪宁筹办〈新华日报〉》，文中写到这件事说：

原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钱之光处长在《回忆在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的战斗岁月》（载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资料》第14集）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1946年初，国民党政府准备还都南京，国共谈判正在紧张地进行。一月间，刘少文同志奉派到上海，我们曾托他在南京、上海找房子筹备‘办事处’。以后又派祝华、陈展两同志去南京，在二月和四月，周恩来同志两次致函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和蒋梦麟，要求在南京拨给两幢房屋，在上海拔给一幢，筹建中共代表团办事处。之后，就派龙飞虎、刘恕、石西民三同志以中共代表团、办事处、《新华日报》成员的公开身份去南京帮助筹备。”

这段话引起了我许多难忘的记忆。当年在南京、上海一带按照党的指示进行工作的情况，都油然浮现眼前，宛如发生在不久以前。

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经历了长期战争苦难并为新的国内战争所威胁的中国人民，迫切渴望和平，要求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为了达到这个愿望，中国共产党制订了争取和平民主的方针策略，以政治和军事相结合，与国民党展开了一系列的谈判斗争。

此时，由于抗战复员，政治重心开始移往南京、上海一带。正是在这样的形势和任务面前，祝华同志和我就在1946年2月间根据周恩来同志和十八集团军办事处钱部长的指示从重庆到上海、南京去执行任务，主要是买房子或租房子，为中共代表团和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东迁及在南京创办《新华日报》做准备工作。

为使赴沪、宁后工作得以顺利开展，我物色到了一个在重庆北碚夏坝复旦大学新闻系上学的青年学生王洪溥。严格来说，他并非党员，实际只是一个中间偏左的大学生。但我看过他写的文章，通过接触也了解到他确实是一个有正义感，对我党抱有同情和好感的大学生。他阅读过不少进步书刊，为人热情诚恳，是能密切合作而不至于出问题的。他父亲做过大学校长，抗战初因抗日死于日寇汪伪之手。但他家在南京有两幢三层楼的洋房坐落在玄武门附近。而且，他从小生长在南京、上海一带，在宁、沪有许多亲戚熟人，通过他便于进行工作，所以在得到组织上同意后，我就专程在重庆同王洪溥秘密见了面。

我们谈得比较知心，他是学新闻的，我未向他谈自己的身份，我的公开身份是商人，我向他说：《新华日报》要在南京找房子，如果他将来毕业了，可以考虑介绍他到《新华日报》工作。我将饶国模女士同红岩中共代表团的关系如何融洽告诉了他，提出希望他陪我去上海、南京走一趟，帮助我代中共代表团和《新华日报》找房子。我将自己装扮成一个为中共代表团和《新华日报》找房子的掮客，措词等等都合乎这个身份。但事实上，他是知道我的真实身份的，虽然并不详尽，夹有猜测，他也不问，互相处在一种了解和心照不宣的状态中。

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了“一二・一”惨案。昆明师生牺牲四人，重伤二十九人，轻伤三十余人。在中国人民为争取自由、民主和生存权利的斗争史上，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又奉献了许多鲜血，在国民党蒋介石统治中国的罪恶史上，又增添了一笔血债。当时，王洪溥在复旦大学曾签名并捐款声援昆明学运，遭到了复旦大学反动党团分子的恐吓与威胁，为此，他写了文章在《大公报》上进行抨击，用曲笔要求反动党团退出学校。我看了他的这篇文章，题为《孰令为之》。当时也与他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从此奠定了更进一步的友谊。

谈到要他陪我同返上海、南京进行工作的事，他有些犹豫，因秘密离校到这么远的下江去，怕被学校里发现了不好。但最后，他终于答应陪我到上海、南京办好事情以后立刻回校，于是，我们神不知鬼不觉地就启程了。

我们是1946年2月20日从重庆白市驿飞机场搭乘美军军调处执行部的大型银色四引擎C-54运输机赴上海的。在机场我给王洪溥介绍了祝华同志。祝华同志当时是曾家岩“周公馆”的负责人之一。他这次去上海、南京后，将留在上海工作。祝华同志后来就是上海马斯南路一〇七号周恩来将军公馆的管家。那时大家都叫他“管家馆长”。祝华对王洪溥印象很好，以后他们也成了常来往的朋友。

我们同机去上海的尚有潘梓年、华岗等同志。飞机票是由美军马歇尔军调处执行部签发的，全部用的英文，但写明是“中共代表团人员”。王洪溥冒名顶替“吕文俊”（这是英文拼音），他会英文，当然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上飞机前，重庆稽查处的特务曾来检查随身携带的物件，上机时，美国军人按照名单点名检查机票上飞机。我本来未向王洪溥说明同行的有潘梓年、华岗等同志，但他是学新闻的，认识潘梓年同志，在美军点名时等于向他作了介绍。好在他是一个沉静的青年，使人放心。华岗和我同他并排坐在一起。飞机起飞后，华岗知道他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学生，不时同他谈谈。那时，正好传来郁达夫在苏门答腊失踪是被日本宪兵杀害的消息。我听到他们谈郁达夫，也听到潘梓年同华岗谈到在适当的时候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纪念郁达夫的文章。潘梓年同志此时是重庆《新华日报》社社长。他到上海是为筹备在上海出版《新华日报》的。我们到上海后没有几天，周恩来同志就从重庆致函国民党上海市市长钱大钧，在信上指出“新华日报自始即随国府搬迁，由宁而汉，由汉而渝，现国府还都在即，新华日报理应追随东下”，并宣布“特派该社社长潘梓年君先行来沪筹备出报”。上海《新华日报》的筹备工作此时就由秘密转为公开。但在南京为筹备出版《新华日报》的工作尚在秘密中进行斗争，首要就是找到房子。

我们乘飞机抵达上海时，正是夜晚，刚下过大雨。上海被大雨淋得湿漉漉的。从飞机的圆形小窗向下俯视，可以看到跑马厅以及南京路上的霓虹灯。飞机停在江湾机场，从驱车送我们到市区的汽车司机口中知道美钞已涨到2600元一块，米价3万多元一石，猪肉1200元一斤。当时，上海人对国民党政府从重庆去的“劫收大员”十分反感，这些“劫收”者无恶不作。我们到上海时，正是英法商电车和公共汽车工人和永安、先施等各大百货公司的职工在大罢工。上海人的民心向背，处处使人能感觉出来。

王洪溥的家住在成都南路霞飞巷五号，我们到上海后，认识了他的母亲李荪老太太，这是一位爱国、坚强、有正义感的女性，从这次认识以后，他们家就成了我的庇护所，以后，我在上海的户口就报在他们家，户主就是李荪老太太。

我和祝华、王洪溥在次日坐沪宁铁路夜车去南京。清晨到达后，在下关的一家小馆店里吃了早点。被日寇铁蹄蹂躏过的南京显得异常萧条冷落，投降了尚未遣返的日本兵有的被押解在清扫街道。祝华同志去同有关同志联系，我则由王洪溥陪同找他的熟人介绍房子。当时找到的有南京来复会堂牧师杨××等人。然后，王洪溥陪我到玄武门洞庭路看他们家的两幢房子。那是两幢三层楼的西式房子，有一个约二亩地的花园，花园当然早荒芜了！前幢房子在战争中损坏较重，后幢则依然可以居住，原先被日本一个“萆麻子株式会社”占据着，此时日本人已经撤走，这地方环境清静，房屋如将前幢修复，也颇宽敞。于是，同王洪溥商定，前幢房屋，由我们出钱修理，修复后住三年，三年后，再付租金。这是参照十八集团军红岩办事处的做法。后幢房屋也一样由我们租用。这一处地处南京玄武门洞庭路十号的两幢房子遂这样定了下来。我前两年看到王淮水同志在《新闻业务》杂志上写的《南京〈新华日报〉是怎样出版的》一文，文中说：“在办理‘登记’（指《新华日报》的登记）的同时，准备出版的各项工作都在积极进行，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合适的房子，作为报社的社址。在法西斯恐怖下，人们是不敢把房子卖给共产党的，更何况报社的用房，既要有编辑部，又要有印刷部、营业部。而且还要有容得下全社职工住宿的宿舍，这就需要买一处较大的房子，在当时来说，确实是非常困难的……”这是写得很实际的。当时，我是地下身份，公开以商人面目出现，同王洪溥在南京为房子奔忙了一段时间以后，因他必须及早赶回四川免得学校里出事，于是，同祝华在3月28日将他从上海送上美军的运输机，让他及时回到重庆北碚校中。他这一趟秘密来去，在学校里基本无人知道。以后我告诫他：在学校里要注意言行，不要太“红”，以免引起特务注意。他遂以中间面目出现，暗中却始终同我们保持密切关系。

在南京的活动比较顺利，我们为党在中山路现在的260号百货商店的地方购下了一幢很宽敞的二层楼房，这里离鼓楼不远，去新街口闹市中心也方便，作为在南京筹办《新华日报》的社址比较合适。为了争取早日在南京出版《新华日报》，经周副主席和董老决定将它分配给《新华日报》。但按照国民党《六法全书》上那套产权转移的办法，为了合法使用这房子并且取得产权的证明，以免发生麻烦，必须花钱请一个律师办一个手续。当时，石西民同志与我秘密见面，谈到了这个问题，于是，我仍以商人公开身份出现，由我同《新华日报》负责人石西民同志请了南京当时鼎鼎有名的傅况麟大律师。在夫子庙“六华春”酒家摆了筵席，经傅况麟做中证，签订了买卖方的契约，我是卖方，石西民和《新华日报》是买方。实际是演的一出假戏，将共产党的财产转移到共产党的手里。为什么要请傅况麟呢？因为他是名律师，有点权威，在国民党政府中有很多熟人，为这件事他敢于“担肩架”。当时，他收取的手续费是高的，但他得到了利，我们也达到了目的，在当时，面临曲折复杂的斗争形势，不这样做是不行的。

二、紧张刺激而又艰险的时日

解放战争时期，陈展、祝华等常给我进步书刊阅读。我那几年写的作品以通讯特写为多，因为这种形式明快尖锐，现在回顾，那些作品大都是为民众鼓与呼，为反内战、反法西斯独裁、支持学运，用曲笔为革命效力的。那时，在南京梅园新村结识了范长江、梁隆泰等同志，颇受教益。梁隆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北京曾任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50年代中则因犯“错误”到北京市委统战部工作过。我在上海采访时，到马斯南路107号周公馆去，可以见到祝华、陈家康、潘梓年、华岗等同志。祝华有个阶段常常夜间会到成都南路99弄5号我住处来，叩我楼下厢房的玻璃窗，我就会开门让他进来与陈展及我见面。有个阶段，我写的作品常给他们看，大家谈时局、谈延安、谈思想，我总很激动。我对陈展的了解加深了，知他曾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是周恩来安排他去十八集团军重庆、南京办事处工作的。我曾向陈展提出要求入党，但白色恐怖严重，他认为有些事党员做不合适，我就合适，说：你在党外，以你的社会关系可以起很好的作用，危险会少得多，做事胆会大得多，万一出了事，人家救你也方便容易得多。我体会到他的好意，也认为他说得对，思想上和写作上则早把自己看作是他们一路的人了！那段时日是紧张、刺激、快乐而又艰险的。

在那阶段，陈展有时在上海、南京活动，有时去苏北。他的户口上海在我家中，南京在凌起凤家中，得到掩护。在上海时，他在静安寺百乐门商场开了个书店作为掩护，还出了田涛的小说集《恐怖的笑》等书。我把我们家的亲朋好友有选择地给他做了介绍，便于他活动。有时，他要我给他做些寄发邮件、采购药品等事，我都不问究竟地去做。有时，他在旅馆或在沪西工人区居住，同我约会，找我帮着做些事时，我也总准时前往。

多年后，他在革命回忆录中这样写过：

……王洪溥就将我在南京的户口报在凌家，户主为凌铁庵，这样，我在上海和南京都有了户口，有了身份证，得到了方便和掩护，我同王洪溥之间思想交流的机会也更多了。

以后，很长一段时期，我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关于南京《新华日报》，由于国民党千方百计不“批准”发给“登记证”，还经常指使特务、流氓到中山路《新华日报》筹备处进行骚扰恐吓，到1947年3月，国共和谈破裂，筹备《新华日报》的同志随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新华日报》遂未能同南京人民见面，但这段斗争历史是令人难忘的。

我一直以商人面目为党进行地下工作，在上海时常住在王洪溥家得到掩护。后来，祝华同志以公开身份在上海马思南路107号周恩来将军公馆工作时，我们有时就悄悄在成都南路霞飞巷五号王洪溥家楼下见面。有时在天黑后，只要听到楼下靠街堂那间厢房的玻璃窗轻轻敲响三下，王洪溥就知道是祝华来了，马上去开门。但1947年3月5日，在国民党军、警、特全副武装包围胁迫下，周公馆的同志全部撤离上海。当天，王洪溥曾利用他的记者名片要去马思南路107号同祝华见面，代我传递信息，并表达一种告别的情意，但被军警阻挡未能见到。后来，当内战烽火燃烧时，他写过《怀念祝华》一文，当然那是发表不了的。

这里，陈展的记载有误，我去马思南路107号要见祝华，代陈展传递信息是3月3日，不是3月5日。此外，祝华在这之前有一天夜里来我住处，曾与陈展一同将一包文件及契约交给我母亲收藏。这包东西我与母亲合计后，决定放在大衣橱底下（大衣橱下边的垫板是用螺丝钉钉住的，我们将螺丝钉拧开，把文件放进去，再将螺丝钉拧上）。这包东西直到上海解放后，才取出来交给陈展，转交祝华。

我在1947年3月9日写过一篇通讯特写，题为《上海滩的潮汐》，由上海寄发在3月15日的重庆《时事新报》上发表，文中有这样的文字印证：

三月一日政府令京沪渝等地中共办事人员限期一律撤退，从国共战事发生以来，双方不绝如缕的和平希望，至此遂演成正式破裂，苦闷得麻木了的人心，对于目前的中国情势，又能作怎样的想法呢？倒并不是留恋这一二百个中共的办事人员，只是对于正式揭幕了的残酷内战，对于中华民国未来的前途，因着和平的不能觅得，谁能够不忧心如捣！？谁能够不长叹欲哭！？

三月三日我去到马斯南路107号中共代表团联络处，刚望见那一座三层楼的西式楼房时，两个武装警察拦住了我。我的记者名片，因为局势严重，并未发生作用。祝华、陈家康、潘梓年、华岗……都见不到！三月五日上午，他们一共三十多个人，全部登上了凯旋号车，由上海先到南京，再转飞延安，为了和平谈判而成立的“中共代表团上海联络处”从今以后成为历史名词了，和谈已经死了！我回到住所，将去年夏天在南京参加中共记者招待会时，拿回来的政协文献、停战整军文献等，一齐丢掷在熊熊燃着的炉灶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自己的热情也死绝了！

北平深夜搜查户口捕捉居民的新闻，上海各报登载得不少。当苏州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后，上海更不能不风声鹤唳了！上海各大学教授陈望道、张志让、马寅初等六十六人响应北平朱自清等十三教授抗议当局的宣言，在三月八日也登遍了各报，吴铁城秘书长虽然在三月七日向记者宣布，保证上海不会有同类的事发生，但人心仍是惶惶，愿意这一个保证可靠吧！愿意上海安定，让老百姓苟延残喘活下去！……的确，如果没有内战，谁能想象现在的中国是什么模样！？而现在眼前的事实，却为我们带来了无数的烦恼，无数的痛苦，无数的愤慨，无数的怨恨。……回上海快半年了，心情从来没有像近来这么懊丧过！苦闷呵！苦闷得要爆炸！

三、为了救陈展的命

陈展一直以商人身份为党进行地下工作。后来，在我介绍下，他与我家一个经商的亲戚汪国华相识。当时，党办了个地下兵站“笙记行”，在上海外滩中国银行大楼上租了写字间，这写字间就在沙千里律师事务所隔壁。陈展是地下兵站“笙记行”的经理，他与汪国华合伙在上海秘密采购药品、钢铁、纸张、五金等苏北解放区急需的物资，秘密打通关节由上海运往苏北。陈展手中有空白信笺，上有曾山同志的亲笔毛笔签名。用这信笺，船只到苏北解放区后就是介绍信兼路条，他曾将这种信笺交我收藏保存。汪国华是个巨商，在上海商界颇有信用，在资金、采购、掩护上都能出力。地下兵站的工作本来一直很顺利，但到1948年深秋，地下兵站竟被敌人特务侦知，“笙记行”被敌人破获，陈展也被捕入狱，形势严峻。他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大牢受尽了酷刑。我得知“笙记行”被抄查，人员全被逮走后，十分焦急，既急陈展等的生命危险，又怕特务来我家中抓人并抄家。我立即毁去一切会造成不利后果的书刊物件，并去与汪国华商议办法。

那晚下雨，我在楼下靠街堂那间厢房里坐着，忽听玻璃窗上轻轻敲响三下。这是我与陈展及祝华（此时他已撤离上海）等约定的暗号。我大吃一惊，忙去天井里开门，谁知门一开，雨中站着的竟是一个打雨伞的国民党的中尉军官，将我吓了一跳。他问：“你是王洪溥吗？”我点头说“是”，他马上说：“走，进屋谈。”我将信将疑、心情忐忑地将他带到厢房里，他突然说：“陈展让我来找你的！”我问：“他怎么样了？”他说：“上了重刑，但还不要紧。”我故意说：“他太冤枉了！怎么会抓他的？”那上尉从袋里取出一包香烟，从烟盒里掏出一支香烟，在手上将香烟撕开，烟丝中有一个极小的纸卷出现了。他将纸卷递给我说：“你看看！”我忙去绿色的台灯下打开纸卷一看，只见纸卷上写着蝇头小字，确是陈展的笔迹。现在还模糊记得写的是：

溥兄：我为将本求利运货去苏北被捕，现押警备部大牢。我是正当商人，实在冤枉。因触犯紧急治罪条例，可判死刑，望速请凌老伯与七姐救命。

那中尉见我收到纸卷并看了，只说：“快想法救他吧！”拿起伞来就冒雨走到天井里了。我给他开了大门，目送他在雨中黑暗里远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听陈展说，这中尉是一个打入敌人警备部里的同志），心里五味俱全。我上楼将这事告诉了母亲，又去南昌路光明村汪国华家与他一同商量。当晚我就坐火车去往南京，找凌铁庵老伯和凌起凤（即陈展所说的“七姐”）求救。为救陈展，他们父女特地到了上海，找了上海各方人士营救。

当时，找了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找了在上海有帮派势力的监察委员杨虎，找了掌握实权的新任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为此，在上海国际饭店十四楼宴请了他们。席间提出：亲戚陈展是正当商人，无政治问题，做物资交流生意，现关押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大牢，请求保释。但陈大庆因自恃是蒋介石的“天子门生”，当时受到重用，做了汤恩伯的副手兼淞沪警备司令，非常骄横死硬，说是要回去查问一下弄清是怎么回事，含糊地说“该放就放”，实际却是说“不该放就不能放”。最后，因“案情重大”，陈展等不久被押送到南通李默庵为司令的第一绥靖区司令部去受军法审判了！

怎么办？军法审判意味着陈展随时可能被枪毙。汪国华是南通人，但他不敢在南通出头露面。他说：“只有用钞票开路，到南通把金条放在军法官面前才能救陈展的命！”

我去打听情况：第一绥靖区司令部南通指挥所军法处在南通城里，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官顾锡九兼任南通指挥所主任，他是当时参谋总长顾祝同的堂弟，手下有六个团，经常在苏北清乡，军法处属他管。我找了当时颁布的《匪区交通经济封锁办法实施细则》来看，见口气十分严厉，随便杀人是十分可能的。于是，我同母亲商量，也同汪国华先生商量。母亲说：“让洪溥陪我去，就说陈展是我干儿子，又是我女婿，我用母亲的身份出面，比谁都好，有洪溥陪伴，许多事他都能办，你们都可以放心。”我本意是独自一人去南通活动，但母亲说得有理，我虽不放心，也只好同意这个方案。

于是，四处设法并罄家中所有积蓄，汪先生也送来了条子（当时黄金分成大条子与小条子，又叫“黄鱼”，大的十两一条，小的一两一条）和银元，我们很快就坐夜行船去南通了。

四、去南通用金条买人头

那个冬天特别寒冷，船行一夜，朝阳初升时分抵达南通天生港。江面一抹通红，岸上破烂嘈杂，一些军装不整的零散国民党士兵夹杂在衣衫褴褛的农民中间，一派兵荒马乱的感觉。我和母亲初到南通两眼一抹黑，我当时名片上有三个记者头衔，即重庆《时事新报》上海、南京特派员，上海《现实》杂志社记者，台湾《新生报》上海、南京特派员。起初，我认为有这些头衔的名片便于我做营救工作，但后来连一张名片也没有用。我同母亲雇人力车想到军法处附近找旅店住下。车夫说：“弄不清军法处在哪里，但有个关犯人的大牢在城北，隔上几天就有人在那里被枪毙！”我就叫人力车夫把我们拉到靠近大牢附近的旅店里去。那两个车夫很机灵，把我们拉到一家叫作“吉祥旅店”的小旅馆安顿下来。

住店时，职业一栏，我填了“商”，我觉得填上“记者”政治性太强，不好。

说来也巧，这旅店里平时常住些探监的犯人家属。那老板是个黄脸皮的瘦子，脖子有点歪，总是抽着香烟，穿件土布棉袍，人挺精明。他同军法处的人有联系，实际是替军法官和管大牢的人员牵线的。探监的犯人亲友找了他，出价合乎他和管牢人员的心意，就可以去探监，甚至可以替犯人减刑或保释。被枪毙了的人犯，家属要收尸也得花钱，完全像做生意一样。

这时，国民党的军事形势已很恶劣了。好多队伍都从西边北边撤退下来，纪律坏，抢劫、强奸的事也多，传说不久驻军全要撤往江南。有钱人逃离南通的已经不少，军心早已不稳。我觉得这是好时机，可是陈展的事又得抓紧办，要是迟缓了，怕一旦有变，连哭都来不及，所以同母亲两人心里都很急躁。

老板娘正生了孩子坐月子。我让母亲去同老板娘套近乎，并在附近店里买了不少礼品给老板和老板娘。然后，同老板谈起心来。我问老板：“认得军法官吗？”老板说：“吃我们这种饭的人，少不了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穿穿针引引线，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呢！”他问：“你们有亲属在大牢里？”我点点头。老板说：“最近，到我这儿买人头的人也有！我这指的是重刑、死刑犯，以前比较难，现在形势紧好办点了！只要舍得花金条，人头是可以花钱买的！死罪不死，保释出去也不是不行！”我说：“为什么现在好办些了？”老板说：“兵败如山倒，树倒猢狲散嘛！谁不想趁乱捞一票好走路呀！”我问：“要花多少钱才行？”老板说：“那得看罪大罪小了，不一定，罪轻的花几两金子保出去的也有！”我对老板说：“我有个妹夫，做生意的，冤冤枉枉就给抓了。我母亲与我这次来，就是想看看他，保他出去。我们在南通熟人少，认识了你，真是有缘。要请你帮助呢！”他说得活络：“这种事，要看犯人犯的什么罪。冤枉的跟不冤枉的不一样，罪轻的跟罪重的不一样，好办的与难办的不一样。这军法处的几个军法官，为人也不一样。说实话，办这种事我也怕受牵连！军法审判，弄不好牵连上共产党的事，是要吃卫生丸的！但我看你们母子人不错，能帮忙我一定帮！不过话说在前头，花不起钱是办不了事的！”

我向他打听了军法官的情况。他说处长是个上校，姓周，最凶，常判人死刑。他认识的一个军法官是个中校，姓蒋，如果案子在蒋法官手里，就好办些。并说，有个死刑犯花钱保走了，蒋法官弄了个别的犯人枪毙了就顶替了事，巧妙得很。谈到这里，我就将陈展的名字写给了他，托他打听案子在谁手里，犯的罪会怎么判，并说希望先让母亲和我探一次监，同陈展见见面。老板点头说：“我试试看！”

“买人头”！这种说法我还是第一次听到，那时听到这说法，真是惊心动魄。陈展在死亡威胁之下，我们需要买他的人头，救他！现在希望虽有，估计困难必然还很多。

果然，那旅店老板来说：“糟得很，陈展是个要判死刑枪决的重犯。由周上校亲自审判！蒋法官说这事他插不上手。”

我和母亲像五雷轰顶。老板又说：“探监的事蒋法官说可以试一试，但必须给管牢的弟兄们烧点香。”

“烧香”，就是花钱打点。我和母亲都连声说：“这没问题，一定烧香！管牢的弟兄们和军法官都烧香。”我们又求老板一定要救救陈展，“宁可破财也要救他！你帮了忙，我们一定也重谢。”那老板好像来了点劲，但说：“不是不帮忙，实在是周上校太厉害，他从不收礼品，有人买了礼去他家，他把礼品全甩了出来，名声在外，谁都怕他。”

过了一天，老板通知：“今夜九点到大牢探监。会见时间十分钟，要八十个袁大头（银元）作烧香费。”为了救陈展，我爽快地付了八十个银元，并另加了五个给老板作跑腿费。夜里我们探监，终于见到了陈展。他关的是单人小牢房。牢房又潮又暗又脏，霉臭味冲天。陈展上了镣铐，头发蓬松，络腮胡长长的，身体十分瘦弱，衣服邋邋遢遢。他肯定受过重刑，倚墙雕像似的坐着，站不起来，两只眼在黑牢中亮出两点寒光。母亲落泪了！陈展和我们谈了些什么已忘了，但还清楚记得他大叫冤枉，说自己做生意倒了霉，这就是暗示我们他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我则暗示我们是来救他的，特地叫他“妹夫”，让他明白这种关系。他又说：“我受刑太重，有病，能保外就医就好了！”这是暗示我们设法保他出外就医。不到十分钟，我和母亲就被赶出来了。

绝对想不到的是一被赶出来，就被军法处长周上校派兵把我们押到他在的一间小平房里去了！他穿着棉军衣，剃着光头，吸着香烟，阴森森地问我们的名字，并问是干什么的。我想拿出记者名片，求得自己和母亲的安全；又一考虑，那样不好。既要花钱买人头，别犯忌，说是记者也许他就不敢贪赃枉法了。因此说是做生意的。出乎意外的是这位周上校目的是急于捞钱，亲自出马讲价钱了。他说：“陈展要判死刑！他给共匪运送物资，肯定是共党，不承认也无用！我这人判共匪的案从不手软！知道不？”我和母亲连声替陈展喊冤辩解。周上校突然语气平和，说：“陈展的事可大可小，要看你们会不会办事，我家住在东边街上××号，明晚九点来我家吧！”他看看我，接着说：“就你一人来！也别告诉那旅店老板！来时，别带礼，我是不收礼的！”我这就明白了。这伙军法官实际是结成一伙找犯人家属敛钱。周上校以前也许在幕后主持，如今也赤膊上阵自己出面了。他礼是不收的，但金条是收的。

第二天夜里九点钟，我准时去指定地点与周上校谈判。这家伙心很黑，竟提出要五十两金子买陈展的人头，甚至恐吓说：“时间紧迫，要不是时局不好，绝不会跟你打交道。你别迟疑，迟疑了，吃亏的是你们，到时候红笔一勾，来收尸吧！”又说：“出去别乱说，乱说的话，那陈展马上就人头落地了！”

反正，去谈了两三次，我是软软地同他磨，他也降了点价。我从十多两黄金还价开始，一两二两往上加，他从五十两开始逐渐降到二十四两。最后我们商定：这儿收到金子，那儿就去大牢里接犯人，但要求有铺保作保证，名义是“因病重保外就医，保证随传随到”。

事情就这么办成了！我立刻回上海找铺保。汪国华找了一家，我们认识上海东新书局的老板夏金松，也具了铺保。我又回南通。陈展的“人头”算是买下来了！母亲当时曾气恨地说：“这个反动政府如果不垮台真无天理！”

陈展后来在他们的革命回忆录中谈到这件事时说过：

起先，工作很顺利，但到1948年深秋，地下兵站就被敌人特务侦知，“笙记行”被敌人破获，我也被捕入狱，先是关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大牢，受了酷刑。在这种情况下。王洪溥及其母李荪老太太想尽方法营救。王洪溥专门到了南京，找了国民党元老凌铁庵，由他写了许多信，由王洪溥持信遍找当时国民党在上海的党、政、军头子，信中说我是他的亲戚，纯属正当商人，希望看他的情面能予释放。但因案情重大，不久我们都被押送到南通李默庵的第一绥靖区司令部去受军法审判，许多同志和我都受到了恶毒的指控，幸亏当时国民党反动派败势已定，军法官们都想捞点钱作鸟兽散。李荪老太太以我是她“义子”的名义，由王洪溥陪同亲自到南通，将筹措来的一些金条送给了军法官，因我当时受刑后身体极坏，遂用“因病保外就医”的借口将我放出大牢跟随李老太太回上海，但需两家铺保，这点李荪老太太依靠她的社会关系也办到了。我被保出来沪后在李荪老太太家养病并等待时机。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渡江，南京、上海一带已经风声鹤唳时，我终于逃离上海设法渡江奔向苏北解放区，回到了党的怀抱。后来，随解放大军进入解放了的大上海，担任了接收上海钢铁公司的总军代表，并重新把晤了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结识的人们。

我们党在上海、南京购买的一些房地产的契约等，当时由我和祝华都交给了王洪溥的母亲李荪老太太秘密保存。她完善地保存着直到上海解放，我们重新见面时，才又取出来交还了党。为此，政务院（国务院的前身）曾专门颁发了奖状嘉奖了这位革命老太太的义举。李荪老太太有七个子女，现在都是各有成就的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了，有的是全国人大代表，有的是教授，有的是编审，有的是名医专家。王洪溥是党员，即著名作家王火。前几年，我们见过一次面，他说我是他的引路人，我却说当年为党做地下工作要谢谢他的帮助。我看到过报道：邓颖超大姐前些年重访重庆红岩村时，曾回忆起红岩办事处房东刘太太（饶国模女士）的功绩并特地到她墓上鞠躬献花。我听说李荪老太太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患肝癌病逝。在她病逝前，我正被造反派诬蔑为“叛徒”，造反派一再去威逼李荪老太太，要她说我是叛徒。但她正义地说：“我只知道他对敌人说过：‘你们要枪毙就枪毙！’他是个不向敌人低头的共产党员，我决不能乱说！”造反派拿她没办法，只好死了这条心。现在，李荪老太太安葬在苏州凤凰山公墓，我的心愿是：我一定要到苏州去一次，在她的坟墓前献上一束通红通红的鲜花，用我诚恳的心恭恭敬敬地向她敬礼！

陈展同志被我们保释回上海后，确是伤病严重，在我们家里养伤并治疗。但伤病稍愈后，有一天，外出散步时，他突然失踪。当时我们推测，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又被特务逮走了，另一种是可能逃到他想去的地方去了。我们很为他担心，又怕被连累，也很怕连累给他做铺保的商家。幸好，国民党反动政府兵败如山倒，风声鹤唳，已顾不上追究这种事。不久，解放军就横渡长江，江南和上海也解放了！上海在1949年5月底解放时，陈展是随大军进入大上海的，他是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驻上海钢铁公司军事特派员、党委书记。我们重逢时那种欢乐是难以言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展一直在上海工业战线工作，1978年以后先后担任上海市宝钢工程总指挥、副总指挥兼石化二期工程副总指挥，市三十万吨乙烯领导小组成员。1985年离休，曾任上海市工程咨询中心副董事长、上海市老龄委顾问。他于1996年5月去世，享年八十二岁。

讣告上说：

“陈展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对党无限忠诚，对部下、对同志和蔼可亲，对敌人横眉冷对，对工作认真负责，作风正直，知错就改，清正廉洁，受到群众的尊敬和爱戴。六十多个春秋岁月是一部用热血和汗水写就的可歌可泣的灿烂诗篇。

“忠诚而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陈展同志永垂不朽！”

1. 指1937年七七事变起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的抗战时段。
2. 这里是陈展的记忆有误和了解不多造成的。实际上，凌氏父女当时专门去了一次上海并请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