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少年

我十四岁就开始做买卖

其实我十四岁就开始做买卖了。我家的房子住着两户人，里屋是张叔，是钢校的电工，叫张守福，我叫他张叔。

1966年，张叔是做半导体收音机的，每天晚上都做到下半夜。而我每天晚上都陪着他，坐在旁边一声不吱，看着他用电烙铁焊半导体零件，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我几乎每天晚上都看到他忙到半夜，最晚时到一两点钟。

爸爸总问张叔：“孩子是否讨厌？如果碍事，就不要打搅你。”

每次张叔都说：“他从来不说话，一点不碍事。”

有时，张叔主动对我说：“这是三极管，这是二极管，这是电容器，这是电阻，这是电容……”

有一天，张叔跟爸爸说：“给黑小子买点零件，让他自己学习多好。”

爸爸说：“可以啊！”

爸爸给张叔五块钱，那个星期天的晚上，张叔给我买回来一支3AG11高频三极管，是军用管；一支二极管；一个磁棒带线圈；两支电阻；一个可变电容器；一个电容器；一对变压器；一副耳机。

当时的五块钱是个不小的数字，因为60年代，爸爸一个月的收入才五六十块钱。买回来之后，张叔给我画了一个半导体线路图。

爸爸的手非常巧，他曾经和伯父学做白铁活，所以有一套做白铁工具。爸爸拿出一个紫铜的大火烙铁，用火烧红，再用扁铲剁下一段，把那小的做成个小火烙铁。

我根据张叔的图纸，在三合板上画出零件相应位置，用锥子打上眼，用铅丝铆上，把火烙铁在厨房煤气火上烧热，再回到屋里焊上底线，再在上面焊上零件。半夜时，我把半导体焊好了。

当我戴上耳机，听到嘎嘎的响声，活动活动零件，又听到了沙沙的信号声。我开始激动了，有点哆嗦。当我听到广播时，都要哭了。

由于铅丝受热，两头松动，零件接触不是太好，又怕把三极管烫坏，于是我用铜丝缠成小弹簧焊在面上，再将三极管往里插，所以接触不是太好。有时，发出嘎嘎的声音。

第二天早晨，我看到爸爸的第一句话就是：“爸爸，半导体焊好了。”爸爸装上电池戴上耳机听了一下。

“没动静啊？”

我活动活动电池和三极管。爸爸突然笑了，笑得是那样甜蜜，但没说话。从此，我就开始装半导体了。

在那个年代，没有市场，什么都是国家控制，买卖东西那是投机倒把，是犯法的。不过也许是国家需要科技吧，所以每到礼拜天，在小黄楼门前，总有一些无线电爱好者。买卖半导体零件。

第二个礼拜天，我来到了市场。老叔告诉我，三极管是一块五买的。我带着自己做的半导体，有不少人问我，零件多少钱。我说，不卖。这时我发现旁边有一个人在卖三极管，出价一块八，放大倍数是20P，还赶不上我的。过一会儿又有一个人也在卖，他卖一块三，放大倍数是30P。我脑袋一转。为什么不卖？

正好有一个人问我三极管多少钱？我说一块八，并指着旁边那个人说，他也卖一块八。这个人转了两圈说，我要了，给了我一块八毛钱。我高兴地拿着钱，用一块三买了一个比我原来有的那个还好一点的三极管。

我的磁棒是800MM的，是老叔用五毛钱给我买的，我一看，旁边有个2000MM的断了一段，有1600MM长吧，才要三毛钱。这时有一个人过来问我磁棒多少钱。我说八毛。最后他买走了。我又用三毛钱买来更长的磁棒。

记得那天，我换了不少零件，剩了好几块钱。晚上回家我把钱给爸爸说：“爸爸，这是我今天买卖半导体零件得的钱，给你。下个礼拜我还去买卖零件。”

爸爸当时很惊讶，说：“这，这样行吗？这不要出事吗？”

我说：“那里头人不少啊！”

爸爸到里屋跟张叔说了这个事。

张叔说：“黑小子真行，我干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卖出这么多。”

我说：“你要是拿着半导体，现场现卖，比你放在兜里等人问你，要卖得多了。”

张叔对爸爸说：“市场上卖什么都抓，只有卖半导体零件没有人管。”

爸爸啊了一声，默许了，并对我说：“这个钱我不给你存，你自己好好保存吧。记住，如果有人管，不让卖，你千万回来。”

我说：“放心吧，爸爸。”

之后我跟张叔说：“张叔，请你给我画一个四个管的电路图，等我攒到四个管时，我要做个四个管的半导体收音机。”

老叔说：“我现在给你画。”不一会儿，就给我画了一个海棠式四管收音机图。

那一个礼拜我满脑子都是四管收音机线路图。真没有想到，只两三个礼拜天我就攒足了四个管收音机的所有零件，还有富余。

那时满市场就我一个小孩，我拿着自己焊的单管机售卖。有不少人买完零件就到我这里试听。那时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就感到非常好。

从木箱单管收音机到肥皂盒单管收音机。我现在开始一步到位：直接装四管收音机。当我把零件都凑齐之后，有时间就开始装配、调试。

当有一天，晚上爸爸下班时听到我用自做的木盒装了半导体，高兴地笑了。

爸爸说：“这五块钱值了。”

爸爸这时在钢校排班烧锅炉，下放劳动。我缝了个布袋把半导体罩上，爸爸把它背在身上，上夜班时带到锅炉房，就不会显得十分寂寞了。

后来，我积攒了很多的零件，准备装个复式超外差七管收音机。这是个不小的工程。

二楼的张白杨大哥（在北京大学读书）就是玩半导体的，他装的半导体太精美了。他从北京回来后，一直在三楼的平台上拿着半导体找方向调试。我也把我装的大而笨重的家伙拿了出来。

他一看说：“零件全淘汰了，到我家里头，我给你点儿。”他家二楼阳台的两个纸箱里有很多电子管、无线电的零件，“你看上什么就拿什么吧。”

我真不好意思，说：“把你不用的给我吧。”

他挑出一部分，剩下那么多零件全给我了。而我想不到的是，我的三极管全被二楼的“小发”偷走了。半导体装不上了。

那时发展也很快，才几个月，二十块钱的超外差式十个管半导体收音机都出来了。随之而来，半导体市场也黄了，再后来，锗管开始淘汰了，取而代之的是硅管。

说来也怪，那时我兜里真的有钱，但我除了买过一串三分钱的冰棍之外，那么长时间里没有花过一分零用钱。

1966年，眼看就要小学毕业了。我记得清清楚楚，有一天，我对爸爸说：“爸爸，我一定好好学习，长大成人，为你争光。”

爸爸拍拍我的头，笑了。

然后我拿出书和本开始做作业。我从来没这么认真地学习过。然而，就在我刚要好好学习的时候。突然间爸爸和同学，邻居谈话的内容变了。

什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周围全是政治的东西，笑话没了、故事没了、历史没了。以前我们家充满了笑声，而现在却严肃得多了。

母亲去世后我们家就成了爸爸和同学、邻居聚会的地方，他们有空会陪着爸爸唠嗑。可以说每一天，我们家最少也有两三位客人，多的时候有七八位。满屋子全是人。

串联进京去见毛主席

记得我家的邻居也是爸爸的同事，范成库。范大爷住在对炉山时就和我家是邻居，搬到了园林我们还是邻居，他几乎天天来我们家陪着爸爸。

那天范大爷家的大儿子范得宽来我家找范大爷，说自己去北京串联接受毛主席的接见。

我一听说要上北京串联见毛主席，便说：“大哥，带我去吧，我姐也串联过。”

爸爸说：“你太小，不要给大哥添麻烦。”

而范大爷却以命令的口气对范大哥说：“你要是够爷们，把黑小子安全带去，再安全带回来。”

范大哥很无奈地看着范大爷说：“好吧。”

这时邻居的黄大爷来了。黄大爷是钢校的木工。一听说范大哥要去北京，就说：“让玉满也去吧。”

范大爷说：“那就让他们哥仨一起去吧。”

黄大爷家有三个儿子，二儿子黄玉武在北京工作。所以黄大爷说让玉满也去北京，正好也可以去看看他二哥。

爸爸到粮站给我起了30斤全国粮票。爸爸有个木盒，里面的钱不多，但他还是从盒子里给我拿了三十四块钱，这可以说是爸爸压箱底的钱。

一个下午，范大哥领着我和玉满到了鞍山火车站。哇，去北京的车已经上不了人了！我们已经上不去了。

这时对面来辆车是去大连的。范大哥说：“走，去大连，从大连上车。”因为从鞍山去北京的列车都是从大连发出的。可是，车门是进不去了，人们全从窗户往里爬。

这时范大哥说：“黑子，你先上！”就把我从窗户塞了进去。我进去之后，脚蹬着窗框，头往里顶，挤出一个空当。然后范大哥把黄玉满塞了进来。之后，我和黄玉满两个人挤出个空当，范大哥被众人推了进来。

我们三个人坐了一天半的火车才到了大连，因为火车中途一停就是几个小时。到了大连之后，一看，哇！全是人。范大哥说：“看到了吗？这一圈就是电影里站着国民党士兵的地方。”（他说的电影名我忘了，好像是《兵临城下》。）

范大哥拿着介绍信找到接待站，过了一会儿出来说：“今天走不了了，没有票了，走，到门口去。”

这时大哥拿着介绍信问到什么地方取毛主席像章。有人往旁边一指，在一个铁棚下。凭着介绍信得到了三枚毛主席纪念章。是全金色的小的像章。我当时说：“范大哥够吗？不够我的给你。”范大哥说：“你先戴吧，你什么时候不要再给我。”我直接给了他。

他让我喝开水。我不喝。他说一会儿离开这个饮水处想喝水都喝不到了。好嘛，我喝了一大碗。

在出口处，人流不断地涌出。工作人员接过票把票都放在了铁箱里。我当时想，反正也是不要钱，能拿到票不就可以了嘛。我看了一眼范大哥，脑袋往铁箱里一点。大哥笑了。我趁工作人员回身，一下子抓了一大把票，直接递给范大哥。大哥一愣，没接过票。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拽到一边，说：

“你胆太大了。”

“反正都不花钱。”

“走吧！”

我们三人过了磨电车铁道。在铁道边上，我打开车票夹（这里有去北京的车票），从里面拿出了三张。

大哥说：“走，往里闯，每人一张票。人实在是太多啦！”当时大哥是鞍山第九中学高年级的学生，他在排队时和同龄的学生谈论串联的意义，和他们去北京见毛主席。但是有很多学生没有介绍信，没有车票。他们也想去北京。

下半夜，人们开始往前拥。我们也跟着往前拥。快到铁门时，突然人开始少了，大家开始往里头跑了。旁边一群工作人员和军人正在检票。我跑到跟前说不赶趟了，我手里拿着票不给他看，直接冲了进去。之后，玉满和大哥一起冲了进来。费了好大劲我们才挤进了车厢，在中间的位置上，停了下来。

这时车厢内人已经满了。当时我才知道，什么叫作无立足之地。

大哥看看行李架，说：“黑小子，上去。我给你腾个地方。”在矮矮的行李架上。大哥给我挪出了一个不小的地方，把我举了上去。

“哇，好轻松啊！”

大哥说：“你先睡吧。”

我说：“不，我到鞍山再睡。”

天快亮时，火车就要路过鞍山了。可是我困劲上来了，在行李架上就睡着了。

突然我醒了，见大家都在笑我。我一看，我是在众人的身上，不是在行李架上。原来，我从行李架掉在众人身上时还在睡觉。我已经两天两夜没有睡好觉了，别人把我往行李架放的时候，我醒了。

天已亮了。那时想上厕所，真的很难。我实在过不去，憋哭了，是众人把我传到厕所。

说来也怪，我们谁也没有想到要买吃的，但当我觉得饿的时候，窗门口椅子的背上站出一个头戴白帽、穿白衣服的工作人员，一步一个椅背往前走，并大声说：“让开，让开！”只见他一手拿着一把零钱，很快就来到了我们跟前，说，“现在开始卖面包。每人一个，不许多买。”

然后，他一回身在我身后的大面袋子里向外拿面包。那时候的人，真的是难以想象的朴实，我们附近的人，买了面包后要找钱，而门口的人拿着钱往里传，工作人员拿着钱往外传。无数双手互相传递，竟没有一个传错的。那时候的人真的实在，每个人只限买一个，而且不要粮票，就没有一个人买两个的。

经过两天两夜，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我们终于来到了北京。下车以后，我们随着人流来到广场。在接待处，我们把介绍信递了上去，对方返给一个纸条，上面写着“北京石景山区第九中学接待处”。

不记得在几广场了，只记得顺着号码往前走，人太多了。可一回头，就听到范大哥喊黄玉满，原来黄玉满丢了。范大哥站在道边的台阶上喊着黄玉满，可是人太多，声音嘈杂，没有回应。我们又往前走了走，在十字路口，范大哥停下等着，而我一直拽着大哥的衣服。

等了半个小时吧，突然我看到黄玉满了，只见他眼泪汪汪，一瘸一拐走过来，指着腿说：“我的腿肿得好粗。”我把裤子撩起一看，哇，像面发的，通红！我们三个慢慢地来到一个广场，那里停了十好几台大客车。我们在接待处拿了车牌，然后上了其中一台大客车，不一会儿，十几台大客车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坐在车上，我突然眼睛一亮，大声高喊：“天安门！”在不太亮的马路上，突然车驶入了天安门广场。灯光映照下的天安门如此明亮！太神圣了！当时汽车在天安门广场绕了一圈，我激动得几乎哭了。“天安门！天安门！天安门！”我一边蹦一边喊，不知是谁带头喊出了“毛主席万岁”，我们跟着喊，车厢沸腾了。

车开了很长的路，来到了北京的郊区石景山第九中学接待处。接待处的工作人员，给我们一个房间。我们进去一看，是个教室。教室一面的地上支起二十厘米高的板架。上面铺着板皮。我们的教室共有八九个人。

天气很冷，教室里没有棉被。早上，我们拿着介绍信到食堂领了两个小馒头、一碗粥、一碟小咸菜，免费的。每天吃过早饭后，就由范大哥领着我们坐公交车，逛北京城，那段时间去了很多的地方。

二十多天了，我只有一套黑色的衣服可以穿。有一天，裤子的膝盖那里磨花了，不小心一抬腿，就裂开了一个大口子。我觉得太难看了，见窗台上有一块抹布，在几层的抹布中我撕下一块比较结实的方布，又从大门口和阿姨借来了针线，把补丁缝在了裤腿下。接着我又找了一块方布，把另一个裤腿磨花的地方缝上。缝完后我用手撕了撕，还挺结实。

有一天晚上，接待处的黑板上写出通知：串联同学，明日有活动。记得上面还写着“禁带杂物”。这时他们开始说：“是毛主席要接见我们！”那时我们热血沸腾，有的教室传出“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

第二天，几台大汽车载着我们学生，来到一个机场。当时，机场里已经有很多的人，他们排成三十多排，在跑道边上的草坪上等着。

后来，一辆北京吉普在机场跑道驶过，人们说，快来了。这时大家全都站了起来，我的个子是最矮的一个，他们都是初中以上的学生，而我小学还未毕业，所以我被挤在了最后面。等了半天毛主席没来，大家又乱七八糟地坐了下来。

后来又过去几辆北京吉普。突然，密密麻麻的人群又站了起来，从右面远处传来了“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紧接着全场全喊：“毛主席万岁！”人们边喊边拥向跑道，我使出全身力气，也没有挤进去。我往后退了几步，只见几个人头在跑道上闪过，只听到人们全在哭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后来，人们的头不断向左转去，右面的人开始散了，左边的人还在喊着：“毛主席万岁！”声音向远方延伸。

我记得清清楚楚。有那么多人，他们狂喊，他们拥抱，他们痛哭：“我见到毛主席啦！我见到毛主席啦！”

那时地上留下了无数只鞋子、围脖等不少东西，却没有一个人去捡，因为大家都太激动了。来北京就是要见毛主席的，可是我没看到，于是我也哭了，他们的哭是激动引起的，而我的哭是一种委屈。

此时，我们在北京已经待了将近一个月了，第二天，范大哥拿着介绍信换了三张车票，我们一起回到了家乡鞍山。

记得爸爸看到我时，双手把着我的肩膀，脸上挂着微笑，晃了晃我：“回来啦！孩子，看你脏得像个乞丐，我领你洗澡去吧。”这时我才注意，我一个月没有洗衣服，没有换衣服，黑裤子还补了两块补丁，没洗脸，没剪头。我回想一下，当时范大哥他们也是那样，看上去好惨哪！

爸爸领着我到了健身浴池，健身浴池在那个年代是鞍山最高档次的浴池了。那时是一角五分钱一张票，一人一张床，有睡衣，有茶水，还可以搓澡，鞍山仅此一家。一个月爸爸只能领我来这里一次。

动荡时期

我有个邻居，我叫他张叔，平时对我很好。有一天，爸爸神秘地对我说：“你不要去小屋。”（小屋是我家的仓库）

我说：“为什么？”

爸爸没办法，小声对我说：“你张叔在那里。”

原来，学生要抓他，没办法，就跑到我家了。他在小屋里待了三天，从我家小屋的窗户正好可以看到他家。

记得爸爸说：“孩子，你长大了，你是个男人了，要学会做人，不该说的打死都不说。你千万不要把张叔说出去，否则你就不是我的儿子了。”

我像解放军英雄一样坚定地说：“我打死都不说。”

爸爸拍拍我的肩膀，我挺了一下胸。

三天之后，张叔走了，不知上哪儿去了。

在我小的时候，爸爸给我的印象是非常聪明的。因为邻居家的锅碗瓢盆有坏的爸爸都会给他们焊好，他们都说我爸爸的手很巧，更让我自豪的是我爸爸做事总是让人们佩服。又一次邻居家买了个一号大缸，准备激酸菜用。大缸圆圆的很难拿到楼上去，绳子绑了几回都滑掉，大概因为绳子太短吧。这时爸爸正好下来，黄大爷说：“来庆，这个缸怎么绑好？”爸爸走了过去，把缸撬个缝，绳子在缸底一横，又在缸半腰转了一圈一套，缸口一挤，正好不长不短：缸底一横条，缸口一横条，缸中间一个十字花，就把圆圆的缸捆住了。好简单哪，然后用扁担穿过绳子，两人就把缸扛起来了。那时，那些叔叔大爷都笑了。

小时候，爸爸经常讲爷爷生活是如何仔细：一个咸鸭蛋要吃上好几天，有时只拿筷子戳几下，借借味，更从来不乱花钱。

其实爸爸和妈妈在我的印象中真的不一样。爸爸就像爷爷一样，一分钱掰两半花，从来不乱花一分钱，买东西都是捡便宜的买，生活非常仔细。而我的妈妈真的是大手大脚，在那个年代做缝纫活，钱也不少挣，可是就是没有余下钱。

表弟郑琛来了，妈妈总是给他钱；姥姥姥爷每次来都不空手，尤其是姥爷，那时他经常来。

母亲去世后，有一天，爸爸跟我说：“家里头没有人不行。生活得有人照顾啊！别人给我介绍一个对象，以后就是你继母，姓王，你就叫王姨吧。”

我说：“那好啊！”

有一次，爸爸骑车路过站前一个小楼房说，这就是你王姨住的地方。过了一段时间，她到我们家看了一圈之后，什么也没说就走了。我想她可能还会来吧。可是过了几天，她没来。

那天爸爸正好出门办事，我突发奇想，领着几岁的妹妹到了胜利合社，买了一条鲤鱼。这是我第一次买鱼，回到家里以后学着爸爸的样子，把鱼收拾干净。然后往锅里放油，把鱼两面煎黄，再放上一碗准备好的调料，就这样做了一条完整的鱼。那时我才十几岁，也是第一次做鱼。

我领着几岁的妹妹，到了那个小楼前，问一位老太太：“哪位是我王姨？”这位老太太说：“什么王姨？”我说：“是我的继母。”她说：“是那个屋吧，你等着。”过了好一会儿，王姨出来了。

在我印象中，王姨应该像妈妈那样慈祥、可爱。可是，王姨却拉了个脸，说：“是你爸爸让你来说的吧？”

我当时一愣，说：“不是啊，是我自己想的啊。我想你可能爱吃鱼吧，我特意给你做的，这是我第一次做，闻起来可香了。我们一点儿没动，这是整条的。爸爸不知道，他不在家，出门了。”

王姨最后生气地说：“你不要说我是你继母！把鱼拿回去！”然后就把门关上了。

来时，我满脑子就等着大人夸我，可是万万想不到，却是遇到一盆冷水。妹妹吓得躲在我后面，抱着我的腿就哭，当时我也哭了。我真的不明白，这一切是为了什么，我对她好都不行。

后来爸爸回来了，爸爸和同学、同事谈得正高兴，突然发现王姨来了。她进门就说：“我们的事完了，以后你不要再让孩子给我送东西。”

我当时就来劲了，说：“我爸爸不知道，是我自己做的。以后你给我当后妈我还不要呢！”她很生气，而爸爸温和地跟她解释，但还是结束了。

从此，我真的相信那些童话里所写的后妈的可怕。这也给我的心灵留下了很大的伤害。后来爸爸又找了两个阿姨，但是由于我的原因，一直处理不好，都是悲惨的结局。直到我真正懂事后，我才真的后悔。我真正地感到：我最对不起的是我的爸爸。而后来的继母是农村的，但是没因为我出过一点点问题，我做了最大的努力来弥补我因幼稚犯下的过错。

爸爸有一个习惯，就是喝茶。他有个大白搪瓷缸，里面挂着黑红色的茶垢。当时爸爸就喝一种茶：茉莉花茶。我每天的任务就是烧水。爸爸每次都是抓一把花茶放在缸里。由于每天有很多邻居和同学来我家做客，所以每天要喝掉几大暖瓶热水。

爸爸还对我说：“茶缸的外面一定要干净，但里面千万不要给我洗。”由此搪瓷缸里面一直挂着一层黑红色的厚厚的茶垢。

很多叔叔大爷对范大爷评价都很高很高！他们评价范大爷办事特别有能力。

别人办不来的事，他去了，进门以后不和别人谈事只和别人抽烟喝茶。临走时说：“把事办了吧。”对方说：“什么事？”其实对方也知道。范大爷笑着说：“哎呀！我都来半天了，你不知道我来干什么？”对方笑了笑，把事情给办好了。每次范大爷来我家都谈天论地，给我印象太深太深。

此外，范大爷还经常出门。有一次，范大爷对爸爸说：“过几天出门，给你带铁观音回来。”没几天，范大爷回来了，果然拿着一个圆筒铁罐装的茶叶。

爸爸说：“这个好茶给大家喝吧。”大家喝茶的时候，讲的就是茶道：什么春茶、秋茶、花茶、红茶，还讲了大红袍的故事。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讲泡茶用的茶具，最好的是用南泥壶，南泥壶泡茶不走茶味。当时我就想：不就是喝茶嘛，哪有这么多的讲究！

我从来不喝茶，因为茶给我的印象太苦，喝了真的睡不着觉。但没有想到长大后我却离不开茶了。

我爸爸有一个同学叫张兆林，是书法老师，他和爸爸非常要好，经常和爸爸在一起谈论书法，也在书法上给我很大的启迪。他用一张大纸写了四个字“指点江山”，被爸爸挂在了墙上。那时我就想：这个字和书上的字差远了！一点也不工整。后来听他们谈论书法时，我多少懂了一点什么是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

那时我就在想：字是怎么来的？是老师教的？老师是谁教的？老师的老师是谁教的？第一个字是什么？小时候，书法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长大研究书法时，才知道书法有四大学说。

其实在我的一生中，并没有在学校里学到什么，而是小时候听爸爸的同学、同事和邻居聊文化相关的事情，这些聊天内容给我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感悟。也正是这些感悟才使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培养了我的文化品性，为造就我的性格打下了良好的根基，使我走出了自己的人生之路。

书海荡舟

“文化大革命”中是不提倡看古书的，那是“四旧”。而我从“文化大革命”时期开始到后来那些年，最大的收获却是看书。

爸爸有很多书，那时我看了四大名著：《三国志》《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此外还有《东周列国志》《封神演义》，还有《家》《春》《秋》《苦菜花》《迎春花》《野火春风斗古城》等革命小说。记得《红旗飘飘》我看了好几集，解放战争在我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有一次我问爸爸：

“爸爸，那本《范雎入秦》放哪儿了？”

“就在那一堆书里吧？我好像看到了。”

“那叫范什么？”

我不好意思地说：“叫范雎吧。”我以为错了。

记得爸爸笑着问我：“这是谁教你的？”

“是顺下来的。”

爸爸说：“这个字很少人能顺下来念‘雎’。记住孩子，以后看书不要顺，要查字典，否则要误事。文字不是顺的。”

我更喜欢看的是武侠小说，什么《七侠五义》《大八义》《小八义》《十二支金钱镖》《三言二拍》《施公案》《彭公案》《刘公案》《五女兴唐》《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薛刚反唐》《罗通扫北》等。那时的武侠小说大多是“绣像全图”和“增像全图”的线装本。

爸爸每天晚上在台灯下学习日语，而我在一边看书，十点以后爸爸就逼我睡觉了。有时我在台灯下看书正看得高兴，爸爸总是把灯关掉让我睡觉。

记得有一次我看一本古代小说，正看到高兴时，但时间已经很晚了，爸爸不让我看，逼我脱衣睡觉。我躺在被窝里头，打开手电蒙着头看。那时候的电池是不禁用的，看了一会儿灯光就发红了，看不到了。实在没有办法了，我悄悄地起来用书把台灯挡上继续看。天快亮了，爸爸醒了，瞅了我一眼，把灯关掉，催促我睡觉去。

小说中侠义之士给我的印象是终生难忘的，对这些形象的喜爱已经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但那时的我更想当英雄人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开篇的那段话，至今四十多年了，我还能倒背如流。

保尔·柯察金，他是我心目中至高无上的英雄。我那时总想像他那样做一个英雄。

距今天已有五十年了，《林海雪原》那首诗“万马军中一小丫……”我可以一字不漏背下来。杨子荣那可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智慧加勇敢的大英雄，那个形象是那么高大，那么淳朴。但现在拍的连续剧里杨子荣的形象和《林海雪原》原著里的杨子荣在我心里的形象大不一样。

《毛主席语录》二百多页我们都能背下来，大家互相提示多少页，对方就能说一共几段并背出来，我的同学和邻居几乎都会背。

这些书里给我印象最深的应该是《鲁滨孙漂流记》。在一个荒岛，鲁滨孙和一个野人在一起生活，给他起名叫星期五。这本书给我太多的联想。

爸爸深蓝色的老版本《十万个为什么》，不得不说是给我幼年的大脑装上了开启知识大门的钥匙。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除了读书就是游泳。如果不是我1965年学会了游泳，也许……姐姐，我真的不敢想象……

“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看过一张照片是毛主席在长江穿着睡衣挥手微笑的照片，那是“毛主席横渡长江”。这是我们这代人再熟悉不过的事件了，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到大风大浪中去”也是当时流行的口号。

后来家长也不管我们小孩游泳了，而二一九公园又修建了一个游泳湖，那时游泳的人多得就像下饺子。

一天，我和姐姐还有邻居几个小孩去游泳湖游泳，跳水台旁边是深水区，水深有两米，三层台阶。我姐当时只会“打狗刨”的游泳方式。没想到的是，我姐一手捏着鼻子，咕咚一下就从三层的台阶上跳了下去，开始我没注意，可是我一看，我姐一会儿蹿出水面，在水面上闭着眼睛瞎扑腾，还喝了几口水，就在那一瞬间，我喊了一声姐，便跳了下去。我当时个子太矮了，刚入水没游上来，于是我在水下连举带推把姐姐往岸上靠，之后我又蹿出水面换一口气再下去推，就这样我换了四五口气，终于把姐姐推到边上爬上岸了。我上岸之后看到，姐姐坐在台阶上不停地咳嗽。看来她喝了不少水。

现在姐姐还时常讲起小时候游泳的事。她跳下去的时候别人以为她会游泳，如果那天不是我在，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情。也许是天意吧。

这次是天意，有一天我在楼下玩，玩累了就坐在门洞旁边窄窄的水泥台上休息，突然隐隐约约听到哭的声音。起初我没注意，后来一听不对劲儿，这声音是从一个井盖翻过来的井里传出来的。在那一瞬间我冲过去，把井盖抬到一边一看，是全子！他是老组长的外孙子。我看到他身子在水里，抬着头在哭，见到我就从水里伸出手。我一下子用最快的速度从旁边的铁磴子下去，用双手把他拽出来，举到外面。那时他才三四岁吧。他的哭声把他的妈妈也吸引过来，正好我从井里爬出来对他妈妈说：

“全子掉到井里了。”

二姐（按辈分我叫他妈妈二姐）说：“谢谢你了！”

之后马上抱着冻得哆哆嗦嗦的全子，回家换衣服去了。

我回过头把井盖盖好。那时每一个楼洞门前都有六口井。我重新检查一下其他井的情况，把另外两个有缝的又重新盖好。

后来全子长大了，没少提起这件事。

一天听爸爸说要上班了，现在要复课闹革命了。爸爸上班以后就给我准备上中学的事了。

我的中学生活

1968年6月3日，我们二一九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便升入到鞍山市第九中学。

刚进学校的那一天，从二一九小学的小房子一下进入有大楼的学校，我还真有点激动。而进入中学首先看到的是：五六个学生右臂系着监督小组的袖标，看着那个在楼梯的小仓房里的草垛上躺着的岁数比较大的人，说是“走资派”。

我们班被编为十四排，班主任是个叫杨常蓉的女老师。小学的二十多个同学又分在了一个班，尤其是杨金光也和我一班，这让我真的好高兴，班上还有李家俊、刘其光等。

当时我的同桌叫商素坤。记得第一天上课时我的《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没带，她正好多两本，便说：“借你一本。”

刚刚到校的头几天，杨老师教我们学习诗歌，并准备排练节目。当时需要一个男的领读，我第一个举手，老师同意了。当时老师教了我两句话：“洪流滚滚滴浊水，烈火熊熊焚妖魔。”之后就是同学集体念下面的词句，但是我记不清具体内容了。我学着广播员的声音，全身心地朗诵，老师表扬了我，说我朗诵得好。

当时我是我们班的小排头，王宝玲、王义和我，我们三个男生一般高。我爱站排头，因为当老师喊“向前看齐”时，别人都双手向前平举，而我却只用叉腰。

那时我们的学习内容主要就是《毛主席语录》《老三篇》之类。

我刚刚进入中学，我的姐姐李娥便走上了知识青年下乡道路，到海城县温乡公社，成了一名下乡青年。家里只有爸爸、妹妹和我了。

每天上学，我都要去杨金光家（他家和我家住前后楼），等他和我一起去上学。每天都是我左面背着自己的书包，右面背着他的书包，左右交叉，我跟着他就像是一个活脱脱的小警卫员，他是我少年的首长。我对他的敬仰更缘于我迷恋他的写字：他在黑板上用抹布蘸上水写上大字，再用彩色粉笔勾出，那些字实在太美了！

而“文化大革命”时有一个信号，也是号令，就是当听到第九中学的高音喇叭播放一首歌曲时（当时的歌曲名字忘了，好像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就是有重大事情发生，人们便爬出被窝，穿上衣服，往学校里头跑，集合后便听喇叭广播中央发布重要新闻。之后，就是上街庆祝：喊着口号，唱着歌曲，跳着舞蹈。现在回想起来，就像过节一样。

由于杨老师和我们班同学照了一张合影，被说成是拉拢学生，调离了我们班，之后参加“斗批改”学习班，最后就下乡了。

我们换了一个男班主任，叫李德春。

这时军代表进入学校，我们开始军训。我们的副班长刘其光指挥我们军训。当时我们国家喊出的口号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在学校的操场边上也挖了不少的战壕，并号召学生自己做木枪。每天上学放学，我们都要扛着枪。后来学校做了一个枪架，我们把自己的枪整齐地放在枪架上。每一天，我们都是扛着枪站排、集合、分队、练习、拼刺刀。我们的副班长刘其光在学校拼刺刀很有名。

记得有一次军代表从部队拿来两套防护服和木质枪让我们比赛。男生代表副班长刘其光战胜了所有对手，女生代表黄玉芬也战胜了对手，那天我们都十分激动。

有一天我们班玩大了，中午课间操之后，我们班的同学把所有的凳子靠着墙一层一层地往上摆，搭了三层。崔政新坐在最顶上，装着座山雕说：“三爷有令，带溜子。”这时陈万有两臂一张，嘴里喊着“锵、锵、锵、锵、锵……”从门口走过来。全班玩得正高兴，李老师进来了，大家马上把板凳桌椅弄好。

老师好长时间没说话。但开口的第一句话是：“你们自己看看，你们像样吗？这是教室吗？”没有一个人说话。后来班长杨金光站了起来。

当时杨金光讲了很多的话。大概是让我们像个样子，做出点成绩。记得他举起手的时候，我发现他的胳膊略有弯曲，但他发言的样子我至今仍有很深的印象，他的形象那么高大。记得他讲了一个故事，讲先进、中间、落后。他讲的时候还带着动作：“先进永远领着大家向前走，落后不可怕，只要你拽他，他会跟着你上来。可怕的是中间人，他在前面拽着先进不让你走，你走得太快把我落下了，他又推着后面不让上来。你要上来我不就落后了嘛。所以我们不能做中间人，我们大家都要争当先进，共同前进。”四十多年了，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也鼓励着我向前奋斗，直至今天。

后来，我们班在班长杨金光和刘其光的带领下，我们十四排成为全校的先进排，步伐整齐，口号响亮。

记得我是第一个把毛主席像摘了下来，系在纽扣上的人。我的双手把着底沿，身后打旗手黄玉芬打着十四班的大旗。我的左右护旗手分别是李彩凤和孙青，她们两个黄色的军装，头戴军帽，脚穿白鞋。之后第一排是四位大个，带领四路纵队，他们是杨金光、张涛、崔政新、卞安生。我们排一出场总是引来阵阵掌声。

有一天，在班长刘其光喊着口号“一、二、三、四”，我们全班跟着喊“一、二、三、四”时，那一瞬间我也没想到我突然喊“提高警惕”，全班便跟着喊了“保卫祖国”，走了几步，我又喊：“毛主席，万岁！”全班又喊：“万岁！万岁！万岁！”口号伴随着整齐的步伐，威武雄壮。中学的那一年多，我们班的口号全是我领着喊的。

那时我有一个伟大的理想就是长大了要当解放军，像英雄那样穿着军装，胸前挂着冲锋枪，保卫祖国。

我的第一次冒险

有一次我们九中去辽阳市安平公社耿家屯镇建变电所劳动一个半月。那个时候，我总喜欢电棒（手电筒），无论什么时候兜里都塞着一个三节的手电筒，腰中系一条胶皮板带，划上两个口，插上一把磨得很快的螺丝刀。

当时我们吃食堂是用粮票换食堂的饭票。当时一斤的粮票换一张纸十个票，一个票一两。四个票写着细粮，六个票写着粗粮。一个馒头二两细饭票，一个窝头二两粗饭票。那时生活太艰苦了。而耿家屯处于长白山脉，可谓是山连着山，山峦起伏，一望无边，同学都说山上的狼很多，老师也跟我们说不要一个人活动，要集体买东西。

那一天中午刘安平对我说：“山上的狼要能打一只那可就有肉吃了。”

望着手中的窝窝头我实在吃不下去了，我说：“可以啊！”

这时刘子新和高福选也过来了：“听说有肉吃，什么肉？”

我说：“刘安平说要打狼吃肉。”

他俩说：“我们一起去！”

我环视了一周，往左面的高山一指：“那个山高，就上那座山，树林大没有人，有狼也在那个地方。”

我又买了一个馒头，放在了包里。下午我们四个在劳动时，我看好一个机会对他们三个一歪头，于是我们逐一顺着小道，钻进了树林。我回头见他们三个都上来了便顺着小道的方向开始登山。后来没有道了，我们不得不在山林中穿行。这时我用左手拿出了螺丝刀（因为我是左撇子），顺道告诉他们：“你们准备几根木棒。”

哈哈！我们四个打狼去了。记得刘子新说：“如果看到狼谁也不跑，一定要把狼打死，拽着狼回来。不然狼一叫会引来很多的狼。如果看到一只老虎，我们打不过它，老虎只吃一个人，谁被老虎咬了都不要救，其他人赶紧往回跑。”

我说：“对！但是如果要是我们把狼打死了，其他狼又来了。我们谁都不要跑，背靠背找时间点火，狼是怕火的。你们两手拿棒子舞动。我看准机会一螺丝刀扎进两个前腿中间，它一下子就死了。”

我们一边走，一边唠嗑，不时停下来。听听有没有动静。终于，在三四点钟我们爬到了大山的顶上。这是一座好大的山，顺着山梁拐了一个小弯，前面又是无数个山峰。

这时，高福选说：“不行了，我们回去吧。太饿了。”

我这时从包里拿出一个馒头分成四份，四个人一人一块儿，一口吞下。最后我们决定回去。

但是回来的路已找不到了。因为没有路，按照方向来说我们应该绕过山包，过两个梁，就到了我们那座大山了。不是高福选就是刘安平，他俩说：“回头，往回走，因为我们家在身后。”

我说：“是方向，要按照方向走，不是身后。”但是我最后也没说服他们听我的，没办法只有跟着他们往回走，可是越走越不对。

我说：“我们来时你们见到过这个地方吗？这个地方多么陌生。”他们不说话了，只好往前走。

突然过了山包眼前一亮，前面是一面好大的湖啊！水是红色的。

我说：“这是洗矿的水。不怕，有人家了。”

这时天快黑了，我们迷路了。在一个山包上我说：“一会儿东一会儿西我们会越走越远，这样吧，我们选准一个方向，我在最头前，我带头。你们跟着，说往哪一方向走？”好长时间大家在选择方向，我看到前方隐隐约约有几条小路，于是我指着右首边的方向说：“就这个方向吧。”我一看，一条小道向右侧下去就说，“就走这条小道吧。”（方向对了，否则往左，往右，往后，离公路就远了，天意。）

山峰很大，我走在前面，高福选说话有些哆嗦：“狼可别来啊。要是来了我们就完啦。”他说，“我们要不吓吓狼？”于是想大声呼喊。

我说：“不！要是狼来了我们不要大声说话，狼听到了我们小声说话，以为我们胆小它会出来的。”

刘安平说：“哎呀！要是狼来了就太好了，我太饿了！”

突然间道路越来越窄，再向前走一走就没有路了。我们在树林草丛中穿行，此时天已完全黑了，好在我有一个电棒。我打开手电照照前面，再照照后面。前面越走坡越陡，再往前走已经陡得很厉害了。

这时刘安平拿过了电棒说：“我在前面走，可是走了一段时间，就走不下去了。”

我说：“不行！绝对不行！如果要是往前走，那很危险。我们要斜着顺着下，不可直接下。否则很危险的。”

就这样我接过了电棒，往我的右侧斜着走下来。走着走着树没了，草没了。电棒也不是很亮了。我不时地照照前面，但前面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我又往上面照照，他们三个不时地说：“注意脚下的石头。”走着走着我发现前面有块石头挡住路了，我们过不去。我告诉他们手拉着手跟着我往下走。不知谁啊的一声，踩掉了一块大石头，那个石头听着像是向山下远处滚去，最后没有声音了。好不容易翻过这个巨石，前面却更危险了。我们手拉着手一步一步斜着走下来。

在手电还有一点点光亮的时候也是我们下山最陡的时候。这时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我们几乎悬挂在悬崖上，真的很危险。记得，前面那块石头怎么过我们研究了好长时间。我说不能从下面过（如果从下面过那就不知道什么后果了），上面可以。刘安平在后面托我，翻过了这个石头。又走了一小段，路况好多了，可以把着手斜走了。这时手电筒几乎没电了，我们终于下山来了。

我是在最前头走的，他们三个在我身后。我听到了前面有咳嗽的声音。

我就问了一声：“你们谁咳嗽了吗？”

他们说：“没有。”

我说：“我听到前面有人咳嗽。”

高福选说：“你不要吓唬人。”

走过石壁，前面开始有茅草了，之后看到树林了。我在前面摸着往前走，我们捡了三根木棒，三根木棒把我们连在一起。在一片黑暗之中突然我隐隐约约、朦朦胧胧看到前方有一条小路，我兴奋地说：“看，有一条小路。”我们刚走上这条小路，电棒就一点电也没有了。

这时我说：“你们听，有人咳嗽。”

我刚说完，突然十几个电棒对着我们，大声高喊：

“不许动！动就打死你们。”

“缴枪不杀！”

我说：“我们没动。我们没有枪。我们听你们的。”

我又回头跟他们三个说：“把木棒丢了。”

过了一会儿眼睛缓过来了，见有好几十人，拿着枪对着我们。

过来一个人，手里拿着短枪，枪口冲着地下，而那些长枪都对着我们。

那个人上来就问：“你们谁发的信号？”

我说：“我们没发信号。”

“我们都看到了。”

“你不承认，我打死你。”

可能看我们是小孩吧，他并没有把枪抬起来：“你们一伙几个人？”

我说：“我们就四个人。”

“你们是从山上下来的吗？”

我说：“对呀。”

“那不是你们发的信号吗？”

我说：“我们真的没有发。”

“走吧。到大队去！”

我、刘安平、高福选、刘子新在中间，两边几十个民兵端着长枪押着我们向前走去。路越来越宽。最后到了一个村庄，也到了他们的大队部。

民兵队长四十多岁，点上一支烟，开始问我们为什么上山。

我原原本本把怎么饿了，怎么想打狼说了一遍。

他们怕我们说谎就挨个问，而此时我第一感觉是好香。我一看，原来是旁边的粮囤里发出来的芳香。

我问旁边的一个年轻人，说：“这是什么？”他说是棉籽饼。我趁他们不注意，背着手在粮囤里摸了摸，哇！软软的，真吸引人。

我趁他们不注意捏了一小块放到嘴里。哇！真的好香好香。那时候屋里是点着油灯，屋里很暗，我的动作也不是十分明显。顺着茬再进到囤里抓了一大把，左右一晃，抓出一把放进兜里。又抓了一把放了进去。一共抓了三把。两个兜满满的。

这时进来一个人说：“你们是九中的吗？”

我说：“对呀。”

他跟队长说：“就是他们，找到了。他们是电业局变电所的，下午走丢了。”

队长说：“啊，那知道了。”

又问：那谁发的信号呢？

我说：“什么信号？”

“我们山里不时有特务发信号弹。你们来的地方叫燕尾崖。从来都没人走过，白天都没有人敢过。你们怎么过来的，没摔死你们，太便宜了！你们是从石头顶上过来的，再往下你们就粉身碎骨了。”

我说：“我明白了。我的电棒现在没电了。在山上有时照上面有时照下面。那你们看了可能就是信号吧。”

队长一拍桌：“对，为了安全，我们送你们回去。”

此时只有五六个人了，别的民兵都回家了。好嘛，我们像战败的俘虏一样被他们押着往回走。

在路上，我们才知道原来整个耿家屯所有的民兵，都为这事儿紧急集合，进入战斗状态。他们以为燕尾崖出现了敌特，长时间发信号，而全公社的民兵都处于备战的状态。我们的事惊动了整个安平公社。

下半夜我们被押回了驻地。第二天他们说饿得受不了了，但是我知道我是饱了。我在公路上有意走在刘子新和高福选前面，趁着民兵不注意不时地吃着棉籽饼，还给刘安平两块。

他问我这是什么，在黑暗中，我对他耳根说：“棉籽饼。”

而耿家屯的这段经历印象太深了，让我终生难忘！

后来，学校开始上文化课了，我们十四排改为一连二排。

教我们化学课的老师叫刘素吉。有一个符号“Mg”是镁的化学元素，老师喊两遍以后我便喊出了一个老母鸡。老师一愣，又喊了一遍：“镁的化学元素是Mg（艾姆基）。”我和同学一起喊，同学喊的是艾姆基，而我却又一次喊出了老母鸡。这时刘老师已经看出了是我喊的，叫我站起来，随着同学的笑声，老师开始问我很多话，却没有批评我。当听说我爸爸是李来庆时，他说：“你坐下吧。”

过两天，爸爸下班第一句话是：“你太不像话了，刘老师那是我们的同学。所有人都尊重他。你个混小子，竟喊老母鸡。太混蛋了！我告诉你，你一定要向老师道歉。好好地向老师赔礼。如果别人对我这样，你认为好吗？”我知道又错了，爸爸是化学工程师。而我真的在化学方面一无所知，就知道个Mg，还是因为有个老母鸡的事。后来，我到教导室向刘老师表示歉意。刘老师没等我说完，把我推出来说：“算了算了。好好学习就行啦！”

在中学，每一次上课发言，我都第一个举手。点不点名那是老师的事，而我的发言总是在前，总是很积极。

有一天开“斗私批修一闪念”的会，杨金光在黑板上写完后给我们大家讲。如何“斗私”，又如何“批修”。私心高了，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就上来了。之后我第一个开始斗私，我说我上课讲话，不爱学习，犯了无政府主义，希望老师和同学多多帮助。一下子就过去了。

可是后来所谓落后的同学就惨了，第二天，轮到一个女同学，她认为自己没有私心，那时有三四个同学对她提出批评。她不服。我一看她的发言不是“狠斗私字一闪念”，和班长同学讲的不一样，马上高喊：“打倒某某某！”全班同学一起高喊，就这一下她哭了。最后她还是进行了自己私心的检讨。现在回想起来，也是给自己上纲上线罢了。过关了。不知道她现在是一提到我仍是恨我，还是忘了。反正在我懂事之后，我为我的无知给她那时带来的伤害一直感到内疚。没办法，那时太小。

记得我突发奇想为了表示我的诚心我还主动写了一份《向毛主席表忠心》。（没想到我们的老班长，杨金光把他四五十年前中学时的日记一直保存到现在，更宝贵的是把我当时这份《向毛主席表忠心》也保存下来，我今天更加佩服他了。）

排委会站在高山望北京

北京城呀太阳升，

太阳就是毛泽东，

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中。

毛主席呀毛主席，

你是世界的希望，

你是人类的救星。

我们紧跟你奋斗终生。

我们紧跟你生死关头向前冲。

向毛主席表忠心

我要在新的学期里好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毛泽东思想，把我在上学期犯的错误和缺点去掉。为保卫毛主席而奋斗终生。

在上学期里我有一种坏的思想，我不偷不摸不打砸抢，我就不会上敌人的当，其实我已经上了敌人的当。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复课闹革命，可是我却不好好地学习，上了敌人的无政府主义歪风的当。我就犯无政府主义，难道我没上当吗？我完全上当了。如果老师和同学不帮助我的话，我的后果就是不可想象的。我在这里向老师和同学表示感谢，老师和同学帮助我，我不但不接受，反而还以为整我。我很对不起老师和同学的帮助。我在这里向老师和同学赔礼道歉，感谢老师和同学把我从无政府主义的桥梁上拉了回来。我表示再次的感谢。

我一定要在新的学期里恨（狠）斗私心，大杀无政府主义的回马枪，挥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把无政府主义打得稀巴烂。

九中一连二排李文钢

之后排委会给我的评价是：

最高指示

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以利再战

大杀无政府主义的回马枪

我们排四班战士李文钢，以前由于路线斗争觉悟不高，上了阶级敌人的当，搞了无政府主义，通过两打击和学习毛主席的教导，思想有了进步，主动写了这份《向毛主席表忠心》。主动提出要大杀无政府主义的回马枪，这一革命的行动很好。我们排委会和全体红卫兵战士表示最坚决的支持。从这份《向毛主席表忠心》的字迹来看，李文钢同学写得是非常认真的，没有一个坚定的决心，根据他的能力，是写不出这样的文章的。所以我希望四班的全体战士即全排战士加紧对他的帮助，但不要性子过急，他一下子是改不过来的，要用毛泽东思想耐心地帮助他。

排委会八月二十七日

1969年末，爸爸到齐大山下放劳动已经几个月了，家里只有我和妹妹两人。有一天，妹妹说要去看爸爸，我说：“好，等到礼拜天我带你去。”现在的交通方便，上哪儿都可以，可是那个年代，出趟门真的不容易。

爸爸有一台自行车是二六的架子，日本富士牌的。鞍座好长，是自行车里最大的，货架也宽。我载着妹妹，从铁东区过立山区再到郊区，直奔樱桃园铁矿。最后在路边的两排红楼中见到了爸爸。

爸爸抱着妹妹哭了好长时间。那天中午，爸爸买了四个菜。直到晚上我们才回家。

学习文化课不长时间我们的命运就发生了变化，我们这届学生不下乡了，要去当工人了。

1969年12月初，社会开始宣传什么抓革命、促生产。听说我们要分配了，怪了，我们不是下乡吗？怎么进工厂呢？

回来跟爸爸说了这件事，他说工厂已经好几年没有进工人了，工厂要想发展必须每年都招收新的徒工，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这样才能把好的技术保留下来。你们赶上这个时机了。

我问爸爸：“那以后都不下乡了吗？”爸爸说：“工厂留不住那么多人，恐怕还要下乡吧。”

事情来得太突然，我们就要毕业了。有一天，电业局招人，他把我们学校的顶尖人物全招去了。我们班的正副班长、小队长全分配到了电业局。剩下的我们被分配到鞍钢了。

1969年12月18日我们班排委会的几位领导（班干部），被分配到当时市内八大局之一的电业局工作。1969年12月20日我们班的男生被分配到鞍钢供电厂，而女生被分配到鞍钢配件厂。记得大概有三位1954年出生的同学下乡了，记得其中有一位是班里的好学生叫吴小云吧。

学生时代结束了，和同学有无数个写不完的故事。历历在目，回味无穷。现在回想起来有时脸红，有时偷笑，有时感慨，有时悔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