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由“重写文学史”说起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意大利著名史学家克罗齐在1917年提出的著名命题，表明历史的发展是客观存在并且生生不息的，当下转瞬就成为过去，走入了时间的长河之中。作为不断变动的本体，希望人类能够运用不断更新的主体思维，不断地给予这些逝去的光阴以智慧的全新诠释。这就赋予“重写”以切实的现实意义。具体而言：“没有一部历史能让我们完全得到满足，因为我们的任何营造都会产生新的事实和新的问题，要求新的解决，因此，罗马史，希腊史，基督教史，宗教改革史，法国革命史，哲学史，文学史以及其他一切题目的历史总是经常被重写，总是重写得不一样。”^[1]不谋而合，历史学家杜威也曾指出：“历史无法逃避其本身的进程，因此，它将一直被人们重写。随着新的当前的出现，过去就成了一种不同的当前的过去。”^[2]

文学史的内涵容量十分丰富，似乎并没有一个皆准的确指，但无论如何，不能排除其与历史的分支关系。正如上文克罗齐所说，因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同样适用于文学史。由此，文学史就并非是相关文学史料的简单堆砌和机械梳理，而需要人们立足于所处时代，依据当时的文学观念和历史观念，对曾经的文学发展进行新的书写。“文学史”也需要“重写”。这样，“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论断，也就可以引申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史”，当然，这里的前一个“一代”代表“当下”，后一个“一代”代表过去。

需要重写的文学史，在当代中国，走过了怎样的历程呢？

中国“重写文学史”的口号诞生于现代文学研究界。1988年夏出版的《上海文论》第4期，开辟了“重写文学史”的专栏，主持者为陈思和与王晓明。虽然大多数学者认为早在1985年，由黄子平、陈平原和钱理群三位学者发表的《20世纪中国文学》，提出构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畅想已然是这轮重写文学史的发端，但是正像火山的运动那样，之前的蠢蠢欲动，迎来了那一刻的喷薄：《上海文论》“重写文学史”专栏的开辟，随后激起的波及当代文学、古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研究界的大规模理论探讨和写作实践，标志性意义确凿无疑。

关于开辟专栏的目的和宗旨，陈思和与王晓明两位学者明确指出：“重写”，不是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不是“把过去否定批判的作家作品重新加以肯定，把过去无条件肯定的东西加以否定”^[3]，不是“要在现有的现代文学史著作行列里再多出几种新的文学史”，也不是“在现有的文学史基础上再加几个作家的专论”^[4]，而是“重新研究、评估中国新文学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现象”，“探讨文学史研究多元化的可能性”，“通过激情的反思给行进中的当代文学发展以一种强有力的刺激”^[5]，“刺激文学批评气氛的活跃，冲击那些似乎已成定论的文学史结论，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激起人们重新思考昨天的兴趣和热情”，最终达到“改变这门学科原有的性质，使之从从属于整个革命史传统教育状态下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6]。

在随后的时间里，“重写文学史”受到了强烈的关注。1988年11月，在《上海文论》的邀请下，王瑶、鲍昌、严家炎、谢冕、何西来、吴福辉、钱理群等多位学者齐聚北京，畅谈重写文学史的势在必行和理所当然，指出专栏的开设，不仅证明了文艺评论界思想的开放和活跃，也体现了学术思想的自觉。“重写文学史”对独尊一元的文学史观所进行的冲击，为今后文学史家的立论开阔了视野，为文学史的多元化格局提供了新的思维材料。^[7]王瑶、唐弢等知名现代文学史作者也纷纷发表文章表示对“重写文学史”的欢迎。^[8]《上海文论》连续九期共刊发了对重写现当代文学史进行思考的研究论文40余篇。之后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不仅专栏被取消，该刊物也停办。但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并没有停止。海外的《今天》杂志开辟了同名专栏，“从1991年三、四期开始一直到1996年，几乎每一期都有一两篇文章在此栏目下发表，1993年第4期还推出《重写文学史专辑》”。^[9]近邻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权威刊物《野草》，也曾刊发一组关于“重写文学史”的评论。^[10]现实的探讨与实践明显比专栏拥有更长久旺盛的生命力。鉴于专栏的本意，即“重新研究、评估中国新文学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现象”，从审美和当代视角出发刊发的文章多是对具体作家作品的重新解读。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学界也已经不再满足于此，而是将目光投向“从理论上对文学史的构成及构成方法进行探讨，‘重写文学史’已由当年的一句口号转化为大批颇具建设性的实际成果”^[11]，一大批具有重写性质的著作相继问世。

中国古代文学学界对“重写文学史”的着眼点，同现当代文学不同。古代文学史的写作，由于年代久远且内容丰富，所受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拘囿制约，似乎不及现当代文学。因而其重构的不同在于，现当代文学学界在《上海文论》开辟“重构文学史”的专栏，其本意即在于“重新研究、评估中国新文学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现象”；而古代文学学界在受到西方和国内现当代及外国“重写”的启发后，所希冀的“重写”更集中在学科体系的观念问题上面，尤其是中西冲突，或者说传统文学史书写和现代学科意义中文学史的书写差异。

早在1983年，《光明日报》就开展了关于文学史编写的讨论。在四个月的时间里，一些学者发表了关于对文学史的目的和宗旨等问题的较为朴素的看法。在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大张旗鼓宣扬“重构文学史”的理念时，处于“重写文学史”的浪潮中心上海的古代文学专家徐中玉就明确了自己的立场，认为提出“重写文学史”是对历史负责，以恢复历史本来面目，而不是一时的标新立异、哗众取宠。^[12]1990年，《文学遗产》开辟“文学史与文学史观”专栏，并与广西师范大学共同举办了名为“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的大型研讨会。^[13]之后的两年间，专栏刊发了一批学者的专题论文，并举行了一系列探讨文学史相关理论的会议，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参与。赵明和赵敏俐是中国古代文学领域内较早关注文学史重构的学者，1992年二人就曾撰文，指出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悄然兴起的“重写文学史”的学术思潮，对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学，特别是对于全国高校文科教材的更新换代，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至于重构文学史的方法问题，论者认为：“重构中国文学史，应该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本根’，以文化学、美学、语言学、心理学为‘枝叶’的新的中国文学史理论体系。着重解决好文学史观、文学中介论和文体论三个理论问题。其中文学史观是根本问题，中介理论是对主体论与客体论的综合扬弃，文体论是回答文学自身的问题，三者有机结合。在理论构想的基础上，还应确定与之相应的‘系统、综合、比较’的三维动态结构，以之对应上面的三个基本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入文学史观和文学史论的宏观理论领域。”^[14]在两位学者其后出版的《先秦大文学史》中，“重构”观念得到了比较好的应用。而在'94漳州文学史观与文学史学研讨会上，赵敏俐继续指出：只有文学观念的更新，才会带来文学史编写的突破，当前人们呼吁“重写”文学史的要义也在这里。^[15]杨庆辰指出，不论是为教学需要还是供一般阅读的文学史，都需要本着向读者提供介绍客观文学史实的目的而编纂。“通行文学史往往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包括作家、作品、流派、思潮等文学史实，二是编写者对史实的评论。前者具有史学性质，后者具有诗学性质。”在这一认识的前提下，对于“重写文学史”的口号就很有必要进行具体的分析。古代文学史，不属历史范畴的史实评论部分，是可以不断“重写”的；而文学史实，“除对被有意歪曲者外，是不能动辄‘重写’的。除非是有重要材料的新发现才可谈改写”^[16]。孙明君通过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回顾与瞻望，提出了对“重写文学史”的基本看法。第一，“重写文学史”是历史的必然，新的材料在不断发掘，“文本”的意义与范围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研究者所处时代的文化氛围是变动不居的，研究者自身的价值体系、兴趣焦点、认识取向、理解能力亦处于变化之中，是故，文学史著作不会一成不变，相反，它不仅需要重写，而且需要不断地重写。第二，“重写文学史”必须放弃建立一元论的解读模式的幻想，树立多元化的文学史观，撰写出具有个性化的文学史著作。后者是“重写文学史”的关键之所在。^[17]

代表上述观点的学者在观念上都支持“重写文学史”，但落实到书写实践中，则遇到有名无实的情况。复旦大学教授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三卷本的《中国文学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重写文学史”在古代文学领域的产物，试图从人性的角度来探讨文学规律，好评如潮。但“遗憾的是，像过去的文学史著作一样，章编文学史分期的标准依然是取决于王朝的更替，而不是依据文学自身的嬗变规律”^[18]，章培恒自己也认为尚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19]，究其原因，正是：“在中国文学史的编写中就发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些努力追求新的学术思想和新的学术范式的中国学者们，实际上要通过两重媒介来理解和建立中国文学史的格局：一重媒介便是翟理士这样的英国汉学家，古城贞吉、儿岛献吉郎这样的日本汉学家，通过他们来学习文学史的叙述语言以及中国文学史的描写方法；另一重媒介则是返身到中国古人的诗文理论中去，寻找其可与文学史沟通的地方，通过由传统印证的手段，来认知和接受西方化的中国文学史图景。这种有趣的现象，有点像郭绍虞对当时新体诗的判断，‘其动机固是受外来文学的影响，其风格却仍有其历史上的渊源’。”^[20]再进一步解释，郭绍虞曾经指出：“一般文学史家对于文学所下的定义，原有广狭之殊。旧时倾向在广义的方面，于是以学术为主体，经史子集都成为研究的中心；很有几种文学史可以代表这方面。近来又倾向于狭义方面，于是以纯文学为主体，侧重在诗歌、小说、戏曲这方面，而中国文学史的前半部分，几乎只是以诗歌为中心了。实则由文学史的研究言，故应以纯文学为中心，然而这只是现代人对于文学的见解，昔人固未必如此，——至少，未必完全如此。研究从前的文学史而忽略了当时人对于文学的见解，用现在的尺度，以衡量从前的情形，有时也不免不合事实的。最低限度，经史子方面（《诗经》除外）虽不必是文学史研究的主要材料，然而由以窥测文学见解之由来与转变，由以窥测与他种文学所生之关系或影响，使文学史上的因果关系，更能明显地正确地指出，也不能不认为极重要的材料。”^[21]

古代文学史“重写”，或者就是“书写”的矛盾，至此就非常清晰了：一方是西方现代学科理念，一方是传统经验范式；一方需要学习借鉴，一方需要寻绎尊重。中国文学史作为一个学科的教材，自诞生之日起，就置身在对以西方为主体的世界文学的不断认识的语境之中，但事实上，欲求使用西洋语言和逻辑架构于繁复恢宏的中国传统文学史料之上，远非易事。一个民族的学术思想具有明确的地域性，不论从微观还是宏观进行另一种逻辑和语言的转换，都会如同全身换血一样困难，稍有不慎便会水土不服。所以，这些文学史书写的先行者必然遇到的就是如何认识文学的问题，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文学史所涵盖的文学范畴概念和传统的文学观念异同十分明显，相同之处自然令人欣喜，可是明显的差异又该如何处理？是尊重几千年来的文学史书写传统，还是用西方的文学史规则切割传统的文学史书写习惯？“研究从前的文学史忽略了当时人对于文学的见解”，这是我们已经发生的疏漏，它的性质很像一句人们十分熟知的俗语——“万丈高楼平地起”，因为细细思量，高厦拔地而起之前，最重要的工作乃是挖掘地基，地基的必要性和海拔成正比。同理，忽略了时人的文学见解，忽略了时人的文学史著述，就像是改造楼房时忽略了地基的修建，都是大忌。

毫无疑问，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作为一个概念，不是中国本土的特色产物。“舶来品”的限定使大量的国人认为，拥有几千年文明的中国没有自己的“文学史”。同时，为了证明古老厚蕴的华夏文明不乏“文学史”，便把我国传统文学大量丰富的发展演变的事实五马分尸、大卸八块，虽始终难以做到庖丁解牛般游刃精细，却也在百年的时间内，“创造”出数以千计的“文学史”著作。为了能与西方文学呈现的历史发展模式相呼应，早期的“中国文学史”书写或者将中国文学的缘起塞进世界文学演进之模式，一改刘勰坚持的“鸟迹代绳，文字始炳”的常规；或者将文学发展视为有机体的生命，推翻刘勰以经为宗的论断；又或者参照西方以诗歌、小说、戏剧为文学史中心的模式，发掘自古就被国人广为忽视的小说、戏曲，扩大了文学内部的门类体裁。但因为传统学术的多年浸润，所以不由自主地就会沿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路，以传统目录学的知识体系为根基，常常借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关于集部的那些内容。虽然当时诸位文学史家之间没有停止中西关于文学史思维和逻辑所关涉的诸多问题的探讨和实践，但就像拿来一个号称标准的四方格来嵌入坚固持久的九宫格，无论如何调整，总是很难找到合适的角度来冲破那些天生的藩篱。

其实，“当时人对于文学的见解”才是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史最需要了解、认识、厘清和尊重的问题。因为文学是人学，文学史的书写所依赖的是人的体悟，中国古代文学史家一直肆意地享受和书写着文学的力量和美丽，几无受到官方力量的约束和引导，所以我们应该做的，是抛开现代人的主观想象，摆脱西方学科体系的束缚，尝试寻绎真正诞生于中国的传统文学史书写范式，因为只有认清自己，才能避免盲目崇拜导致的胡乱嫁接以及最终带来的水土不服，甚至是不伦不类。

[1]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践》，商务印书馆，1982，第31页。

[2]约翰·杜威：《逻辑：探究的理论》（1938），傅任敢译，转引自《美国文学的周期·序》，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第7页。

[3]陈思和、王晓明：《关于“重写文学史”专栏的对话》，《上海文论》1989年第6期。

[4]陈思和：《关于“重写文学史”》，《文学评论家》1989年第2期。

[5]陈思和、王晓明：《关于“重写文学史”专栏的对话》，《上海文论》1989年第6期。

[6]陈思和：《关于“重写文学史”》，《文学评论家》1989年第2期。

[7]《“重写文学史”专栏激起热烈反响》，《上海文论》1989年第1期。

[8]王瑶：《文学史著作应该后来居上》，《上海文论》1989年第1期。唐弢：《关于重写文学史》，《求是》1990年第2期。

[9]周立民：《重写文学史》，《南方文坛》2000年第5期。

[10]殷宋玮：《立志重写文学史的人——访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王晓明教授》，《联合早报》副刊1998年10月25日。

[11]周立民：《重写文学史》，《南方文坛》2000年第5期，第51页。

[12]徐中玉：《对历史负责》，《文艺报》1989年5月27日。

[13]胡大雷：《“文学史观与文学史”学术研讨会》，《文学遗产》1991年第1期，第96页。

[14]赵明、赵敏俐：《关于文学史重构的理论思考》，《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2年第4期，第61～66页。

[15]苏澄：《’94漳州文学史观与文学史学研讨会纪要》，《文学遗产》1994年第5期，第18页。

[16]杨庆辰：《论文学史的史学品格》，《北方论丛》2000年第2期，第53～54页。

[17]孙明君：《追寻遥远的理想——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回顾与瞻望》，《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第55页。

[18]孙明君：《追寻遥远的理想——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回顾与瞻望》，《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第54页。

[19]黄理彪：《如何重写文学史——访章培恒教授》，《文史哲》1996年第3期，第100页。

[20]戴燕：《怎样写中国文学史——本世纪初文学史学的一个回顾》，《文学遗产》1997年第1期，第10页。

[21]郭绍虞：《怎样研究中国文学史》，见《读书指导》第三辑，商务印书馆，1947，第362～3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