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

康斯坦丁·格奥尔吉耶维奇·帕乌斯托夫斯基是苏联当之无愧的大作家。他的代表作《金蔷薇》是在苏联七十年的短促生命中诞生而得以流传至今的几部文学作品之一。

帕乌斯托夫斯基一八九二年生于莫斯科。他的父亲是铁路统计员，祖父是扎波罗热哥萨克人，祖母是土耳其人。

他在《小传》中说：

“我的祖父是个和蔼可亲的蓝眼睛的老人。他总是用嗄哑的男高音唱古老的歌谣和哥萨克小曲，经常给我们说‘往昔生活中发生过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异常动听的故事。”

“我父亲所从事的职业要求他头脑清醒地对待一切事情，可他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幻想家。他受不了任何劳累和操心的事。所以他在亲友中是个出名的意志不坚的懒散的人，而且还是个空想家。用我祖母的话说，他是个‘根本不配娶妻生子’的人。显然，他有了这种性格，是不可能在一个地方久居的。”

“我母亲是个糖厂职员的女儿，性格严峻，处事专断。她一生都‘固执己见’，尤其是在子女教育问题上。”

“我们家人口很多，大家都喜欢艺术。家里常常唱歌、弹琴，全家都醉心于艺术。”

由此不难看出，作家自小就受到艺术的熏陶。他在进入基辅古典中学就读后，在文学、历史、心理学教师的谆谆诱导下，爱上了文学，并在这方面受到了系统的教育。他的同学中就有好几位后来成为名噪苏联文坛和艺坛的人物，如以《土尔宾一家的日子》一剧和长篇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驰名国内外的作家布尔加科夫，以及导演别尔森涅夫和作曲家利里多森斯基等。

他念到中学六年级时，家境日趋贫困。他只能靠给人补习功课挣钱糊口和交学费。

一九一一年，亦即他在中学的最后一年，他写了第一篇小说《在水上》，发表在基辅的文学杂志《火光》上。从此，他便立志当一名作家。

一九一二年，他考入基辅大学自然历史系，寒假和暑假则当家庭教师，一九一四年转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辍学，当了电车司机，后又志愿参加列车担架队和救护队。自一九一五年秋天起，他先后在布良斯克冶金厂、新罗西斯克工厂、塔甘罗格锅炉厂当工人，后又去亚速海渔业合作社当渔业工人，并在那里写了第一部中篇小说《幻想家》。

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爆发后，他返回莫斯科担任记者。十月革命后，他仍留报社工作，常常列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曾多次听到列宁的演说。后来他去基辅参加了红军。

由红军复员后，他一度在敖德萨的《海员报》工作。与他同事的有后来成为著名作家和诗人的卡塔耶夫、伊里夫、巴别尔、巴格里茨基等人。离开《海员报》后，他在塔斯社前身罗斯塔斯社担任编辑。

帕乌斯托夫斯基和他父亲一样，性好流浪，用他自己的话说，“漫游之神”常常支配着他。到三十年代初，他已游历了苏联和波兰的许多地方。他把这种漫游视作“到生活里去，以便熟悉生活、体验生活、了解生活”的一种方式。他认为，没有生活经验，写作这条路是根本走不通的。他说过：“我的几乎每一本书都意味着一次旅行。换句话，说得更确切些，每次旅行之后，我总写成一本书。”

一九三二年，他的中篇小说《卡拉—布加兹海湾》问世。小说描写俄罗斯人民改造自然的斗争，将文献资料与艺术构思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是他的成名作，评论界称其为“科学小说”。此书出版后，他便辞去通讯社的工作，专门从事文学创作。

一九三三年，他响应高尔基写工厂史的号召，完成传记小说《夏尔·朗赛韦的命运》。该作以一名拿破仑军官被俄军俘获后，在俄国一重工业工厂内所度过的余生为主线，反映了这个工厂的历史。一九三四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科尔希达》，描绘排干沼泽地的艰苦过程；两年后发表的中篇小说《黑海》，主题与前书相同，结尾为沼泽地变成了繁花似锦的亚热带地区；又两年后发表的中篇小说《北方故事》由三篇短篇小说组成，第一篇写十二月党人的起义，第二篇写十月革命，第三篇写现当代。自一九四五年起，他开始写作多卷自传体小说《一生的故事》：《遥远的岁月》（1946）、《不平静的青春》（1955）、《前程无量的时代》（1959）和《投身南方》（1962）。这些作品以优美的语言和严谨的风格，反映了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作者的经历，是帕乌斯托夫斯基的压卷之作。

一九六八年，帕乌斯托夫斯基在莫斯科与世长辞。

帕乌斯托夫斯基是一位具有鲜明创作个性的作家。早期作品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充满幻想；自中期起，作品开始具有强烈的心理学倾向，着力于探讨人的情感和个性，从写多彩而奇特的英雄人物转而写普通人，塑造农民、劳动者和手艺人的形象，致力于发掘他们身上的“永恒之光”。

他不仅写出了一系列优秀的中篇小说，而且尤其擅长写抒情风格的短篇小说。他的许多短篇小说借景抒情，寓情于景，文笔细腻，格调清新，宛如一首首散文诗。

他创作特色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善于用诗一般优美、动人的语言描写自然科学领域内的故事。他的《卡拉—布加兹海湾》和《科尔希达》曾被高尔基和克鲁普斯卡娅誉为小说和科学结合的创新范例。

帕乌斯托夫斯基还以知识渊博著称，著有一系列关于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契诃夫、雨果、福楼拜、莫泊桑及音乐家柴可夫斯基、画家弗鲁别利^[1]的传记作品。

苏联卫国战争前，帕乌斯托夫斯基在莫斯科高尔基文学研究所散文讲习班讲授写作技巧和心理学有十余年之久，授课内容十分丰富，但既未印成讲义，也未速记下来。帕乌斯托夫斯基遂决定将其写成书，题名“铁玫瑰”。这一书名取自乌克兰流浪歌手奥斯塔勃的经历。这位歌手曾用铁打了一朵玫瑰花。可是他刚刚着手写这部作品，卫国战争便爆发了，写作因此中断。直到五十年代，帕乌斯托夫斯基才重新开始此项工作。其时关于铁玫瑰的故事，作者已写进了自传体小说《一生的故事》第一卷《遥远的岁月》，他便调整了原先的写作计划，将此书易名为“金蔷薇”。以上便是《金蔷薇》一书之缘起。

一九五五年，苏联《十月》杂志第九和第十期连载了《金蔷薇》。同年，苏联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此书单行本。一九五七年，作者对《金蔷薇》做了一次修改，将之收入该年苏联国家文艺书籍出版社出版的六卷本《帕乌斯托夫斯基文集》第二卷。

此后，帕乌斯托夫斯基曾着手写作《金蔷薇》第二卷，探讨散文的诗化、旅行对于创作的意义、虚构的意义、文学与生活的关系等问题，但未及成书，便离开了人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又一次对《金蔷薇》第一卷全书做了全面的修订润饰，还重写了《契诃夫》和《亚历山大·勃洛克》，新写了《伊凡·蒲宁》和《插在纽孔中的一朵小玫瑰花（记尤里·奥列沙）》。此乃最终的修订本，收入苏联国家文艺书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的九卷本《帕乌斯托夫斯基文集》第三卷。这个中译本即据此版本译出。

帕乌斯托夫斯基本人把《金蔷薇》称作中篇小说，也有评论家将其归为探讨人文科学的“科学小说”，而实际上，这是一部总结作家本人的创作经验、研究俄罗斯和全世界范围许多大作家的创作活动、探讨写作上一系列问题的散文集。娓娓而谈，清新隽永，对作家如何培养观察力、提炼素材、锤炼语言、丰富知识等等都有独到的见地，对想象的必要性、细节描写的功能、人物性格的逻辑性以及灵感的由来等，也做了深刻的阐述。对绘画、雕塑、音乐、建筑等艺术领域亦有所探讨，且旁及天文、地理、气象、地质、植物、海洋、光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给人以信笔写来而皆成文章之感。

《金蔷薇》全书共十九篇，每篇皆以诗情画意的笔触阐发一个或若干个有关文学创作的问题，并无情节上的依存性和连续性。然而人们却不觉得此书结构松散、内容庞杂。这是因为有一条红线贯穿全书，将所有章节凝聚成一个严密的整体。这条红线便是本书书名“金蔷薇”所象征的作家对文学事业、对祖国、对人民、对大自然、对生活的爱和对美的锲而不舍的追求。作者认为真正的文学作品无不是以此为出发点的。

此书问世时，庸俗社会学和教条主义尚盛行于苏联文坛，要求于作家的是歌功颂德、图解政策，把探讨自我表现和写作技巧的言论斥为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所以《金蔷薇》这样一部挣脱条条框框的桎梏、探讨文学创作本身规律的作品，在当时的苏联文学界无疑是沙漠中的一泓清泉，长年来一直受到普遍的欢迎。几十年过去了，几番斗转星移，旧貌已改新颜，然而《金蔷薇》因其本身的文学价值，仍为俄罗斯的读者所珍视。

《金蔷薇》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即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作为“内部读物”发行的中译本。其时中国文坛的境况与苏联颇为相似。文学作品的功能已超越文学，进入政治领域，且被无限扩大，成了阶级斗争的晴雨表，成了若不能兴邦必将导致亡国的令人股栗的大事。起初奉为圭臬的文学概论之类此时已被斥为修正主义。文学创作所应遵循的已不再是文学创作的准则，而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所以《金蔷薇》中译本的面世，对于尚未忘却文学、对文学仍有爱心的人来说，不啻满天乌云中的一线阳光，人们自然趋之若鹜。

如今教条主义极“左”思潮早已在我国分崩离析，文学作品审美价值回归，已成为衡量作品优劣的标准。那么这本阐述作家本人及世界上许多大作家的创作心得的书，必将大大有益于我国的读者。

是为序。

戴骢

二〇〇三年七月至二〇〇六年十一月

[1]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弗鲁别利（856—90），俄国画家。思想上受象征主义影响，艺术风格接近现代派。

献给我忠实的朋友

塔季扬娜·阿列克谢耶芙娜·帕乌斯托夫斯卡娅

文学不受衰亡这种规律的制约。

唯独文学是不朽的。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1]

应当永远追求美。

——奥诺雷·巴尔扎克^[2]

[1]萨尔蒂科夫—谢德林（826—889），俄国讽刺作家和文学批评家，本处引文出自他的随笔《一年四季》。——原编者注

[2]巴尔扎克（1799—1850），法国作家。——原编者注

本书有许多地方写得琐屑凌乱，也许还相当含混不清。

有许多地方必然会引起争议。

本书并非理论性的学术著作，更非教科书，而不过是一篇札记，漫谈我对写作的一些看法和我的创作经验，如此而已。

书中没有触及有关我们作家工作的思想基础的各个重要问题，因为在这方面，我们没有任何重大分歧。文学应当起到英雄主义和教育的作用，这是人人都清楚的。

在本书中，我只谈了我眼下来得及谈的一些事，为数十分有限。

但如果我多少还是向读者说清了一点儿作家劳动的美好实质，那么我认为我已尽了自己对文学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