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中日两国的文化联系历史悠久。在历史上，日本的思想文化是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的深刻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中国的儒学是日本儒学的渊源，中国佛学的经典也是日本佛学的经典，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善于吸取外邦的文化成就，却成为日本的优良传统。进入近代以来，日本经过明治维新，经济、文化取得飞跃的发展，成为东亚的一个强国。相形之下，中国的戊戌变法失败了，后来虽然经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除旧开新的历史巨变，但经济、文化的进展却依然迟缓。近代日本迅速前进，近代中国迟缓落后，其原因何在？这是一个值得研讨的问题。

日本明治维新前后涌现出许多启蒙思想家，中国在19世纪末期也涌现了许多启蒙思想家。日本近代的启蒙思想家在社会上起了推动历史进步的实际作用。中国的启蒙思想家却往往历遭艰辛，在冷漠孤寂中度过凄凉的晚年。虽然如此，中国的一些启蒙思想家的历史功绩还是不可埋没的。

王中江同志于1986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攻读博士研究生学位，并到日本进修一年，对于中日两国的近代思想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钻研。他选定中日近代启蒙思想的比较作为研究课题，并以严复与福泽谕吉作为中日两国启蒙思想家的代表。严复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系统介绍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先进人物，他的《天演论》曾风靡一时，对于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福泽谕吉在日本亦以传播西方近代思潮而知名，对于日本近代文化的进步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对严复与福泽谕吉进行比较，确实抓住了中日近代思想的核心要点。

王中江同志依据比较文化学的观点、方法，对于严复与福泽谕吉的哲学思想、历史观、文化观、政治经济思想以及关于语言文字的思想进行了对比，对于许多具体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阅读了严氏与福泽氏的大量著作及其相关的历史资料，提要钩玄，发幽阐微，确实有独到之处。这是比较文化研究的新成果，也是对于中日近代思想研究的新贡献。我曾经阅读全部书稿，甚为欣慰，于是略述所感，以为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