胤礽再次被废的次月，康熙外出打猎，住在京北的遥亭，胤禩因生母两周年忌辰出京祭祀，完毕后住在京北的汤泉。两人的住所相隔不远，如果换成胤禛，可能马上就会跑去遥亭的行营向皇父嘘寒问暖了，但胤禩却没有这么做，他既不请安也不请旨，只是派一名太监和一名亲随前去康熙处，表示自己将在汤泉处等候皇父一同回京。这倒也算了，最糟糕的是他还让太监和亲随带了两只将死的鹰送给康熙。

满人对鹰是很崇拜的，甚至在一些满人的墓碑上也刻着鹰，胤禩不亲自前来请安和请旨，又送将死之鹰，立即被康熙认为是在藐视自己，所谓“老鹰虽强，也有老死之时也”！此时距离两废胤礽不久，康熙的心情尚未完全平复，胤禩的举动无疑是在他的伤口上撒盐，气得他浑身发抖，差点心脏病发作死过去。

后人对待毙之鹰事件往往感到困惑不已，不明白胤禩好端端地为什么要送两只将死之鹰给康熙，以致触怒对方。难道他真的像康熙所认为的那样，已经膨胀到敢于公然挑战皇父的权威了吗？以胤禩的性格、处境和当时的条件来说，这是根本讲不通的。有人推测胤禩是受到了陷害，但以康熙的精明睿智和大权在握，谁敢在他眼皮子底下玩这种猫儿腻？事后又怎么可能查不出来？

还有人说是康熙要借此机会大做文章，故意陷胤禩于不义。可是康熙一直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他要打击胤禩，不就是张张嘴几句话的事吗？又何必大费周章，对亲生儿子使出如此下作的手段？

问题可能还是出在胤禩自己身上。胤禩虽是个有头脑的皇子，但他不像胤禛那样对康熙复杂的内心世界体察入微，同时对形势过于乐观的误判，也让他在康熙面前缺乏足够的审慎和谨卑，这一点从他不请安不请旨就可以看得出来。依此脉络来观察，待毙之鹰事件应该是无心之失所酿成的祸端：一方面，待毙之鹰不是已死之鹰，或许只是生病或状态萎靡而已，胤禩错在没有亲自对鹰进行挑选和检查，但他绝不是要故意给皇父送去晦气；另一方面，如果康熙当时心情大好，相信多数情况下也不会对此过分计较，但偏偏他正处于疑神疑鬼的状态之中，于是就上纲上线，把事情无限扩大了。

让你们知道什么叫作以卵击石

待毙之鹰事件发生后，康熙暂停让胤禩外出随驾。胤禩尚不甘心，他从胤礽初次被废时，众人全都要保举他的事实出发，认为自己有被再次推举的可能，便找机会问康熙：“我如今应该怎么做？要不就装病不起，免得再有保荐我的事情？”

康熙听后，立即斥责道：“你不过是一个贝勒，怎么敢说这样越分的不法之言？你是想以此来试探朕吗？”

胤禩碰了一鼻子灰，只得悻悻而退，但胤禩党人仍在暗中进行活动，希望能够尽快让康熙立胤禩为皇太子。

胤禩党人活动得越厉害，康熙越心神不安。他把胤禩与胤礽做了比较，说：“二阿哥悖逆，屡失人心，胤禩则屡结人心，此人之险百倍于二阿哥也。”

联系到胤禩从相面案以来的一系列活动，康熙深感威胁，他为此设想了两种严重后果，一种是胤禩为篡位直接谋害自己，另一种是胤禩与其他兄弟一起联合逼宫，“朕怕就怕日后会出现猪狗一样的阿哥，仰赖其恩，为之兴兵搆难（即发动叛乱），逼朕逊位而立胤禩者”。

康熙说如果这两种情况出现，“朕惟有含笑而殁已耳”。事实上，作为一名雄才大略、早已在政治舞台上千锤百炼的君主，康熙并不认为生前真的对付不了胤禩及其党人，他担心的是自己死后，“（胤禩）谓朕年已老迈，岁月无多，乃至不讳（死亡）。他曾为人所保，谁敢争执？遂自谓可保无虞矣”。

在康熙看来，胤禩毕竟有着被群臣公举的历史，若自己一旦亡故，就算不立太子，或立的是其他皇子，胤禩都有被群臣拥护上台的可能，所以他才那么优哉游哉，也才敢于那么藐视自己。

既然你这么阴险，你们那一伙人的能量又这么大，那我就要从现在起认真对付，让你们知道什么叫作以卵击石！

1715年1月1日，康熙在巡幸塞外途中，召集随驾诸皇子，从相面案说起，一直说到胤禩结党谋位，他不仅当众指责胤禩“不孝不义”，而且宣布要与胤禩断绝父子关系：“朕与胤禩父子之恩绝矣！”

胤禩乳母的丈夫雅齐布因罪被充发边地，但他仗着与胤禩的关系，仍继续潜藏于京城。康熙早就知道这一情况，此时便派人回京，将雅齐布捉拿归案并予以正法。胤礽在第一次被废后，康熙也是先将胤礽乳母的丈夫凌普抓起来审讯，两者其实都是在用杀鸡给猴看的方式警告皇子：你们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的底细，我知道得清清楚楚！我先前不出手，只是尚留有余地罢了。

康熙的突袭令胤禩措手不及，方寸大乱，次日便上折辩护，称自己冤枉。康熙嗤之以鼻：“试问朕哪里冤枉他啦？总之，此人党羽甚恶，阴险已极，即朕亦畏之，将来必为雅齐布等报仇也。”

康熙对胤禩的痛恨及其斥责程度已超过了胤礽，几与胤禔等同，但康熙已经两废太子，大皇子、二皇子都被圈禁中，如果再革除胤禩的爵位乃至将其圈禁，对于皇室和康熙自己的仁君形象无疑都会产生极为负面的影响，所以康熙在痛骂胤禩“大奸大邪”的同时，却并未对其做出特别严厉的处罚，至1714年底，才以“行止卑污，凡应行走处俱懒惰不赴”的罪名，停发胤禩及其属下护卫官员的俸银俸米。

在两废太子时，康熙每次对太子党主要成员都除恶务尽，胤禩党比太子党的基础更广，党人数量更多，出于类似原因，康熙对胤禩党人也只能适可而止。大臣鄂伦岱、阿灵阿已经被查到是胤禩党核心成员，然而康熙除了在当众指责胤禩时点了两人的名，并没有对他们进行严厉惩治，鄂伦岱照旧任领侍卫内大臣，阿灵阿照旧任理藩院尚书。

对康熙而言，这可能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宽容，但实质上却起到了纵容的效果。阿灵阿认为胤禩年庚与前代帝王相同，有君主的福分，所以在康熙已进行棒喝的情况下，他们反而加紧了活动。

胤禩党的活动再次引起康熙的警觉和愤怒。1715年11月，他指责胤禩门客何焯，说何焯把当今的文章比作万历末年的文字，有侮辱圣朝之嫌。

加上其他罪名，何焯的翰林院编修、进士、举人等功名被尽行革除。康熙还在胤禩给何焯的信上批道：“八阿哥与何焯书，好生收着，恐怕失落了。”显见得已把这些信看作胤禩的罪证，处分何焯，也就是要让胤禩难堪。

1716年10月26日，正在热河秋狝的康熙得知胤禩得了伤寒病，遂降旨胤：“你向来与八阿哥胤禩相好，著你同太医商酌调治。”随后又询问正在行宫伴驾的胤禛：“八阿哥生病，你曾派人去看望过没有？”

胤禛照实答道：“还没有派人去看。”康熙嘱咐他：“你应该派人去看望一下。”

胤禛暗里与胤禩为敌，但表面还要和胤禩维持关系，又见康熙询问他时，隐隐然似乎还有责备他作为兄长，对皇弟不够关心的意思，岂敢有所怠慢，于是连忙派人回京探视。几天后，探视人返回行宫，报告说胤禩病情严重，大有离世之态。

胤禛揣摩康熙尽管前段时间打击了胤禩及其党人，然而毕竟父子血脉相连，到这个时候，内心一定会牵挂着胤禩，为了表示自己也顾及着兄弟情，他在向康熙报告胤禩的病情后，便请示自己是否可先行回京去看视胤禩。

康熙允许胤禛先回京，但令人始料不及的是，他随后就露出了不悦的表情，说四阿哥置扈驾于不顾，忙忙地去看望胤禩，“观此关切之意，亦似党庇胤禩”，因此罚胤禛与胤一同料理胤禩的医药事务。胤禛吃惊之余恍然大悟，知道自己领会错了康熙的意思，惹出了麻烦，于是赶紧向康熙认错，奏称“臣不知轻重，实属错误，罪所难免”。康熙这才解除疑虑，谅解了他。

备感心惊

康熙向来标榜“父慈子孝”，当初胤禔就是因为不念父子兄弟的骨肉之情而被剥夺了政治生命。胤礽第一次被废囚禁时，胤禛为他说话，虽为此曾遭到关押审查，但也是后来的事，最初康熙可是肯定的，胤禛想在他面前表现得对胤禩关心，其实就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哪里能想到皇父转眼就会变脸呢？

只能说在两废太子和剧烈的争嫡斗争中，康熙的性情也在变，他变得格外多疑和敏感，特别是对被他认为“不孝不义”的皇子已不再存有既往那样的温情。“喜怒不定”曾是他对幼年胤禛的评价，但如今放在他自己身上倒是恰如其分。

康熙不久启驾回京，动身前往京城西郊的畅春园，胤禩这时就住在畅春园附近的自家花园里，而他的花园又正好位于从热河到畅春园的必经之路上。11月8日，康熙回銮停留于京城北郊的汤泉，特打发人传旨给料理胤禩病务的胤禛、胤：“将胤禩移回家中之处，著诸皇子议奏。”

康熙平时曾教训皇子：“你们都是皇子王阿哥，富贵之人，要各自注意保护身体，凡是宜忌之处，必当忌之，凡秽恶之处，勿得身临。”他还举例说，出行在外时，如果途中碰到“不祥不洁之物”，就应该遮掩躲避。“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积累千金的富人坐卧都不靠近堂屋的屋檐处，以免被掉下来的屋瓦砸到，更何况做皇子的，尤其要规避危险。

皇子们马上领会了皇父的意思，他要求把胤禩移回城里府中，是为了保证他自己在经过胤禩的花园时，不碰到所谓不吉祥的事，至于重病之中的胤禩到底是死是活，似乎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虽然皇子们都知道胤禩不受皇父待见，父子感情已经决裂，但皇父竟然冷酷无情到如此程度，还是令大家备感心惊。胤禛之前在康熙面前触过霉头，自然康熙说什么就是什么，胤同样不敢违拗，二人再征询其他皇子的意见，多数皇子也都说该移，只有胤禟不同意，他愤怒地问道：“八阿哥病得这么重，如果移往家中，万一发生不测，谁承担责任？”

见胤禟情绪激动，诸皇子经过商议，便一齐上奏康熙进行请示。康熙的回应绝得很：“八阿哥的病极其沉重，不省人事，若移回家中，断不可推诿朕躬令其回家。”那意思就是要不要将胤禩移回家中，你们可以看着办，但倘若出了事，绝不能说是我让他回家的。

康熙这种态度，等于把责任推给了他的儿子们。皇子们商量来商量去，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胤禟说得没错，重病人不宜移送，路上可能出现危险，可这事既然是皇父先前曾交代过的，大家奉命而行，也未必就能让谁承担责任；反之，如果不移送，胤禩的病情虽还没有沉重到马上要死的地步，但看样子也就仅剩一口气了，一旦在花园里病逝，让皇父碰到了“不祥不洁之物”，惹得他雷霆震怒，这个责任才是谁都承担不了，也不敢承担的。

当下，众人不管胤禟如何激动和阻止，决定一面奏闻，一面将胤禩移回城里府中。

11月11日，康熙让一批王公大臣前去看视胤禩，并“同四阿哥多方延医，竭力调治”。这批王公大臣中多为胤禩党人或疑似胤禩党人，如鄂伦岱、阿灵阿、马齐等。胤禛看到旨意，首先想到的就是必须彻底与胤禩及其党人划清界限，不让皇父产生任何疑心，他当即返回汤泉，向康熙表示：“臣素来不谙医药，今既送胤禩到家，臣无可料理之事。”

次日，康熙返回畅春园，此时胤禩早已被转走，自然也没让他撞着什么晦气。

人的心都是肉长的，但在特定的环境下，它也会一天天变硬。康熙的心变硬了，皇子们的心也变硬了，昔日关于仁义、忠恕、孝悌的道德教条如今甚至连伪饰的价值都不再具备，所有人都冷冰冰地面对彼此，然后等待着一轮又一轮的决斗和淘汰，其间没有父子，没有兄弟，没有骨肉，只有胜负归属和对唯一皇权的渴望。

万字命

胤禩没有死，不久他就痊愈了。大约康熙也觉得自己的做法太不近人情，与慈父形象极为不符，于是恢复了胤禩的俸银俸米，并遣人传谕说：“你的病刚好，想吃什么，只管告诉朕。朕此处什么吃的东西都有，但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所以不敢送去。”

老皇帝说“不敢”，作为儿臣的胤禩又哪敢承受，他赶紧跑到宫门内跪求康熙收回这两个字。康熙却当着众皇子的面说：“胤禩往往多疑，每用心于无用之地……于无事中故生事端，众人观之，成何体统！”

眼看与皇父的关系已经僵硬到了话不投机半句多的地步，为免再次惹恼康熙，胤禩从此以后只能夹着尾巴，谨小慎微地过日子，即便康熙外出巡幸时允许他和其他兄弟一起随驾侍行，也不敢越雷池半步。

出头的椽子总是先烂，继大阿哥、二阿哥之后，八阿哥宣告基本出局，曾经最受康熙喜爱也最有希望上位的三个皇子至此无一幸存，胤禛夺嫡的前景看上去一片光明。

就在胤禩出局的这一年，胤禛给门客戴铎谋到了一个福建知府的职位，戴铎在赴任途中和到任后都不间断地给主子写信，报告自己的见闻以及胤禛交代事务的办理情况。在其中的一封信中，他告诉胤禛，他在经过武夷山时，遇到了一个“行踪甚怪”的道人，与之交谈，“语言甚奇”，但如何奇法他却没有说，只是写道“俟奴才另行细细启知”。

戴铎的讲述引起了胤禛的浓厚兴趣，在批语中追问道：“所遇道人所说之话，你可细细写来。”戴铎回禀，他让道士给胤禛卜了一卦，卜出的是一个“万”字，“奴才闻之，不胜欣悦，其余一切，另容回京见主子时再为细启知也”。

戴铎给主子送福建的土产品，他的这封回信被装在盛放土产品的匣子的双层夹底内，由此可见，他没有进一步透露详情不是为了卖关子，而是害怕泄密，他在信中也表达了这一意思：“福建到京甚远，代字甚觉干系。”

得知道士算定自己是万字命，胤禛兴奋异常，他在批语中赞扬了戴铎的谨慎，并令戴铎将道人的话“细细写来”，还说：“你得遇如此等人，你好造化。”

除了戴铎替胤禛问卜，另一个门客马尔齐哈也曾对胤禛“指天文而谈祸福”，估计也是恭维胤禛“天命所在”，有登上九五之尊的人主之分。

自胤禩相面案被发现后，康熙对此严加禁止，但胤禛的门客仍不约而同地顶风而进，而胤禛也不顾罹罪，迫不及待地追问详情，表明在胤禩折戟的情况下，逐渐成形的胤禛党竞争贰储的信心大增，已经有了进一步扩张势力和进行活动的企图。不过企图毕竟只是企图，在有志于夺储的皇子中，胤禛一直深藏不露，他和他的党人大概也很快意识到一味急进的不妥和危险性，所以尽管主子提出了要求，但戴铎并没有继续将道士的话“细细写来”，而胤禛本人也未再进行追问。

与胤禩党相比，胤禛党基础薄弱，必须耐下性子精耕细作，这一点胤禛比谁都清楚，但曾用长信给他献策并替主子算出万字命的戴铎却未必清楚。戴铎初到福建水土不服，不久就生了病，他想告病回京，就此请示胤禛。胤禛接到信很不高兴，回复道：“你为什么要说这样告病没志气的话？将来位至督抚方可扬眉吐气，若始终都在他人之下，岂能如意？”戴铎说他在福建生活不习惯，胤禛更不以为然：“天下皆如此，不独福建。”

戴铎去福建不光是水土不服，还因为无油水可捞。新任福建巡抚兼闽浙总督陈瑸是一个有名的清官，康熙称其为“苦行老僧”，在他任上，福建官场的一切陋规被尽行清除，令戴铎感觉苦不堪言。由于胤禛不许他回京，自己屡次告病又得不到批准，戴铎就想通过捐献两千两军饷的办法，寻求到军队服役。

戴铎本质上是个文人，当兵打仗未必是那个材料，到了军队很难出头，胤禛知道后再次加以阻止：“至西边效力之举，甚觉孟浪，皇上前不是当要的。”

胤禛让戴铎继续坚持下去，但他对手下的生活和健康状况并不是不关心，在回信中特意嘱咐戴铎：“你生病了，就必须注意调理。古人云，节饮食，省嗜欲，自可却病延年，你万不可令庸医给你用药。”

戴铎能献“夺储策”，就说明他不是一个一般的门客，胤禛对他是抱有期待的。为了坚定戴铎的信心，胤禛派人到吏部活动，将戴铎的兄长戴锦“活动”成了河南开归道。

戴铎对此自然很是感激，写信说：“此乃主子特恩。奴子弟兄受恩天高地厚，将来不知作何效力，方可仰报于万一。”

“你哥哥大不如你，不过是一员俗宦罢了。”胤禛答道，“目前有你哥哥效力，你宽心保养，身子要紧。”

短板

在关于胤禛游历江湖的野史传闻中，说他有一年游历至嵩山少林寺时，拜了一位本领高强的武僧为师。这位少林武僧有几十个徒弟，以胤禛的食量为最大，平时吃得最多，师兄弟们因此不仅嘲弄他，还总是差使他一个人烧水做饭。胤禛对此毫不介意，也绝口不提一句皇宫里的事，因此没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半年后，胤禛学成出师。师兄弟们不相信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出师，纷纷提出要跟他比武。胤禛不予理会，众人以为他是胆怯不敢应战，言语更加肆无忌惮，几乎什么难听的话都说了出来。胤禛大怒，遂奋然出手，结果不出手便罢，一出手便将向他挑战的所有僧人都打败了。

师父看在眼里，对胤禛说：“你的武艺有进步了！”师徒分别时，他赠送胤禛铁杖一柄，以留作纪念。这时众僧看到山下聚集着大批太监和卫士，才知道胤禛的庐山真面目。

可惜现实中的胤禛却并不是一个精通武术的人，他曾拿自己与父亲做比较，“技射不及皇考（指康熙）”。其实就是在众皇子中，胤禛的骑射功夫也不突出，可以说武艺就是他的短板，而正是这块短板，限制和阻碍了他继续往前迈进。

从明末起，蒙古便分裂为漠南、漠北和漠西三部。若拿当年三部的分布位置与今天的地图一一对应，漠南是内蒙古，漠北是蒙古国，漠西是新疆和青海。到康熙时期，漠南、漠北都已正式纳入中华版图，唯有漠西蒙古尚在版图之外。

漠西蒙古又分四大部，论军事实力，以驻牧于新疆的准噶尔部为最强，其次则为驻牧于青海的和硕特部。康熙屡次征伐的噶尔丹就是准噶尔部首领，在征伐战役中，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曾与康熙合作。鉴于他有立功表现，在噶尔丹败亡后，康熙便将噶尔丹留下的余众及其故地全部交给他，并承认了他在准噶尔部的首领地位。不料策妄阿拉布坦上台后得志便猖狂，重操噶尔丹旧业，不断向周边扩张，成了朝廷新的隐患。

1715年5月，策妄阿拉布坦派兵骚扰哈密，康熙在塞外行宫召胤禛、胤祉商议对策。当时很多人都以为策妄阿拉布坦来势汹汹，且矛头对准的是其他边外部落，所以建议朝廷只派兵防守自家边境，先顾自己要紧。胤禛提出不同看法，认为策妄阿拉布坦居心险诈，当初征讨噶尔丹时就应该一并剿灭，如今他既然扰犯哈密，自然更要用兵征讨。

康熙向来重视边外部落在巩固边疆上的作用，多次指出，蒙古才是清帝国真正的长城。胤禛的主张与之不谋而合，他指出：“如果我们的军队不能救援诸番（指被策妄阿拉布坦侵犯的其他边外部落），则边外部落势必为贼所并。此时提议守边，你们觉得妥当吗？”

康熙一语定乾坤，吏部尚书富宁安随即被委任为靖逆将军，领侍卫内大臣傅尔丹被委任为振武将军，督兵前去征讨。可是由于对敌情估计不足，康熙事先未为前线将领配置一名统帅，结果导致军队出师后一直收效不大，他为此很是着急，在看过富宁安从乌鲁木齐方面发来的军情疏报后，大发感慨：“朕年纪大了，血气渐衰，就把这件事拖延下来了。若是朕少壮时，早已成功了。”

康熙说的是实话，他虽然不是开国之君，但却是名副其实的功夫皇帝，能够平定三藩和噶尔丹，就是明证，只是此时的他不仅已届花甲之年，而且也不再拥有健康的体魄。

早在第一次废黜太子时，康熙就被气成一场大病，后来尽管痊愈，然而还是落下了病根。再废太子时，他嘴上说丝毫不介意，在谈笑间就把事情都处理完了，其实精神和身体上同样受到不小创伤。在此之后，康熙便屡屡犯病，有时还很严重，一度连右手都不能写字，只好用左手写，确无精力再亲自率兵征讨了。

康熙有心起用皇子代他领兵，遂命诸皇子传阅富宁安的奏疏。被囚禁于自己府中的废太子胤礽虽无人身自由，也看不到富宁安的奏疏，但他毕竟拥有近四十年储君的历史，“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有些人仍认为他有复位可能，愿意为其提供方便和通风报信，所以他很快也获知了此事。

胤礽想通过都统公普奇保举自己为大将军，以出征来恢复旧日的储位。医生贺孟常到府中为胤礽的福晋看病，胤礽便用重金买通他，让他带着自己用矾水写的亲笔信出宫，将信交给公普奇。

哪知胤礽做事不密，被辅国公阿布兰探听到了消息。阿布兰起初对是否要予以揭发尚犹豫不决，后来在胤禩党人、贝子苏努的劝说下，才决定进行检举，这就是“矾书案”。案发后，贺孟、公普奇被惩处，胤礽本人虽未受到多少谴责，但图谋出征的心机算是枉费了。

退台策

康熙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自废太子起，因“过伤心神”，身体消瘦虚弱，“渐不及往时”。从1717年夏天起他就生了病，当年秋天，在率领皇子们射箭习武时，因体力不支，只得在一旁参观射箭。冬天则出现了心神恍惚、头晕等现象，开始在别人的扶持下尚能行动，后来病情加重，腿脚都已经肿得穿不了鞋子，下不了地。

康熙是一个性格达观的人，面对现实，并不忌讳谈论死亡。12月，他在乾清宫召见诸皇子及满汉大臣进行面谕，说夏商周三代之事不可全信，然而自秦朝以来，在近两千年的岁月里，称帝而有帝号者有两百二十人，“朕有幸在位时间最长，已经满足了”。

康熙称这是他准备了十年的一次面谕，相当于遗诏。在通过“遗诏”总结自己的一生后，他又表示如果现在公开立储，时机还不成熟，言下之意，短期间根本不想立太子，也不会立太子。

老皇帝不讳辞世，谁都明白他确实已经身体不支，外界自然就更想知道新的储君是谁了，康熙的表态让大家颇有些失望。前来祝贺冬至的朝鲜使臣回国报告说：“皇帝（指康熙）诏书辞旨荒芜无归宿，而太子（指胤礽）无复位之理。”——清国皇帝自说自话地讲一通，里面却没多少实质性的东西，只知道废太子是不可能再复位了。

不过“遗诏”同时也吊足了众人的胃口，因为上面还有“立储大事，朕岂能遗忘？”就是说康熙虽不准备马上立储，但已经开始重新考虑和酝酿嗣君人选。

由于这次面谕正好发生在康熙准备派皇子领兵出征的同一时间，便给外界赋予了更多解读的可能：皇帝似乎有意把西征作为从实践中选择、锻炼和培养储贰，并通过建功立业来树立其个人威信的最佳途径。

一石激起千层浪，出征人选立刻成为争储大戏中的焦点，皇子们个个被搅得食不安寝，夜不能寐。胤禛从没有担任过固定的差使，缺的就是事功，又是征讨策妄阿拉布坦的倡议者，自然更不会也不肯放过这一大好机会，据说他已经积极谋求出任领兵大将军，可或许是考虑到他在武略方面的能力并不突出，康熙没有同意。

胤禛无法领兵出征，也就意味着这个机会落到了其他皇子身上，胤禩党又活跃起来。夺储大战刚开始的时候，皇子们都是各立门户，树党蓄势，之后便逐渐合并成若干小集团，这些小集团中以胤禩党为最强，郡王胤䄉、贝子胤禟、胤等人都拥护胤禩，是胤禩党的骨干成员。

在胤禩被康熙所嫌后，胤禩党改变策略，决定将胤禩、胤禟、胤推到前面，实行相机而动、非此即彼的抱团儿竞争，即如果胤禩继嗣无望，便拥胤禟，如果胤禟无望，再拥胤。

在胤禩离储位越来越远，胤也未真正显山露水的时候，胤禟暂时成为胤禩党的支持对象，他告诉心腹、葡萄牙籍传教士穆景远：“外面人都说我和八爷、十四爷三个人里头有一个立皇太子。”

胤禟是一个生财有道的皇子，他的太监何玉柱到关东私刨人参贩卖，他本人在天津还开有木行，尽管胤禛等其他皇子也通过做生意扩充财力，但都不及胤禟。依靠相对充裕的财力，胤禟一边收买康熙身边的太监魏珠、梁九功等，伺察康熙的喜怒动静，一边不断扩大势力和网罗人员。穆景远受命给四川巡抚年羹尧送荷包，说：“胤禟相貌大有福气，将来必定要做皇太子的，皇上看他也很重。”其意希望年羹尧参加胤禩党，为胤禟效力。

年羹尧是胤禛旗中属人，一年前其妹年氏经康熙指配为胤禛的侧福晋，年家因此由下五旗的镶白旗被“抬入”上三旗的镶黄旗，胤禛和年羹尧在原有的属人关系基础上又成了郎舅。这层背景众所周知，胤禟挖墙脚居然能挖到他这里，活动规模之大可以想见。

当年社会上盛传胤禩、胤禟、胤三人中将有一人被立为太子，有人推测是胤禟等人自己编造并扩大出去的。胤禛及其党人即便明知背后有胤禩党活动的影子，但在丧失出征机会的前提下，这种社会舆论也不免会让他们备受打击。

听闻胤禛在夺储大战中形势不利，远在福建任职的戴铎急忙给胤禛写信，说台湾远处海洋之中，沃野千里，而台湾道一职兼管兵马钱粮，你不如将我调到这个职位上去，“替主子吞聚训练，亦可为将来之退计”。

胤禛虽然也被外界传言弄得心急如焚，懊丧不已，可是他明白自己最多也只是落败了一局，远没有到摊手认输的时候，更何况夺储本就是一条有进无退的不归路，像戴铎这样一有风吹草动就惊慌不已，忙着寻找退身之计，未来哪里还会有成功的可能？

如果说戴铎献“夺储策”时尚有一流谋士的影子，他后来不安于位乃至提出谋求退路的主张，可是太让胤禛失望了。接到戴铎的信后，胤禛怒气冲冲地回复道：“你如果在京时就这样做人做事的话，我当初断不会礼遇你，我以国士待你，你做的事却比骂我还厉害！你若还存着这样的心，就算不遭灾祸，也必受天谴，我劝你还是好好地做你的道吧（戴铎时已升任福建道员）！”

戴铎的“退台策”本身就是个馊主意。胤禛自决定夺储以来，就竭力伪装自己，假装置身于旋涡之外，胤禟想把年羹尧都挖过去，你可以说是胤禩党人利令智昏，但也正好说明胤禛伪装巧妙——胤禩、胤禟等人至今都认不清他的真面目，以为他无夺储野心，所以资源放着也是放着。

若胤禛真的施行“退台策”，将戴铎派到台湾去组织武装，等于是自我暴露，不但将使胤禛与嗣君彻底无缘，而且还会死得更快更惨。因为按照康熙平三藩后所建立起来的地方军政结构，一个区区台湾道根本就造不了反，退一步说，即算戴铎在岛上能够聚集起一点人马，以康熙和清帝国所拥有的军事实力，被攻破和击败也是分分钟的事！

胤禛竭力镇定心神，他知道自己还有很多机会，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沉住气，绝不能自乱阵脚或让别人看出任何破绽。事实也的确如此，就在戴铎提出“退台策”前后，康熙便传旨胤禛，让他协助自己料理孝惠章皇太后的医药和丧葬事务。

孝惠章皇太后是康熙的嫡母，康熙对她十分孝顺。皇太后生病及去世期间，康熙正好也在病中，五皇子、恒亲王胤祺因为从小由皇太后抚养长大，所以主动要求代父照料，但康熙没有同意，只让胤禛等人进行协助，可见胤禛此时在康熙心目中仍占有较高地位。

不挖白不挖

在协助照料皇太后的皇子名单中，排第一位的并不是胤禛，而是三皇子、诚亲王胤祉。

胤祉是个文人气息较重的皇子。在康熙第一次授皇子世爵时，他就已被封为郡王，可是不久康熙的庶妃敏妃去世，按例皇子百日内不许剃头，胤祉却不守丧仪，因而坐降贝勒。除了文人式的自由散漫，胤祉还有文人式的胆小怯懦，因为和太子关系较好，他被当作太子党遭到关押审查，为了洗脱自己的嫌疑，他主动对胤禔进行揭发，直接把大阿哥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胤禔、胤礽相继出事后，论年龄胤祉居首，又受封亲王，在皇子中具有特殊地位。自1713年起，康熙命胤祉在畅春园开蒙养斋馆，负责主持对大型图书的编辑，其间胤祉大量吸收学者参加编辑活动，由此更受父亲的喜爱和器重。

许多文人其实并不适合做官，但他们往往并不甘于只吟诗作赋和做学问，一厢情愿地以为自己在官位上也能大展身手，对胤祉而言，只是把官位换成了皇位。

受到环境的影响和诱惑，胤祉也逐渐产生了摘取东宫印绶的念头。有个叫杨道昇的文人被认为“颇通才学，兼能天文”，胤祉便把他请到府里作为门客。杨道昇的“能天文”应该是指他善于夜观天象，这与相师张明德替胤禩相面、武夷山道人为胤禛算命并没有本质不同，胤祉也是要通过获得所谓的天命所示来增强自己争夺储位的信心。

胤祉主镶蓝旗，在他得意的时候，他的镶蓝旗属人孟光祖打着主子的旗号，到各省进行活动。按照清代制度，皇子及其属人离开京师需要批准登记（这也是诸多有关胤禛的江湖传说只是传说的原因所在），而属人在地方上行走的话，若无勘合（即介绍信），地方官府也不能予以接待。现实情况是，孟光祖并无勘合和任何其他证明文件，但却在各省官府间畅通无阻，地方官员们还纷纷为他提供车船马骡的方便，不用说，自然是王阿哥的招牌在其中起着作用。

孟光祖在活动期间，代表胤祉向四川巡抚年羹尧、江西巡抚佟国勷赠送了礼品，年羹尧回赠了马匹银两，佟国勷也回送给孟光祖银两缎匹。同样按照清制，王阿哥与地方外任官员互赠礼品，官员必须奏报中央备案，但无论年羹尧还是佟国勷都没有这么做。

孟光祖事件案发后，康熙下令将孟光祖予以处斩，将佟国勷革职，年羹尧革职留任，唯独对孟光祖是否为胤祉所派出一事，不予追究。

不追究不代表康熙对胤祉没有怀疑。可是在经过这么多儿子“不孝不义”的事后，老皇帝已经经不起折腾了，尤其在他重病期间，胤祉曾和胤禛一起尽心服侍，让他大受安慰，他不希望胤祉再受到牵连。为此，他还特意对供职于蒙养斋馆的侍读魏廷珍说：“你每日和三阿哥一起修书，若有此事，即当以身命保之。”意思是如果外界有人议论胤祉是否与孟光祖事件有涉，魏廷珍就要主动站起来，帮胤祉顶一顶，使他逃过这场风波。

在孟光祖事件中，年羹尧是孟光祖出面拉拢的一个重要目标。胤禟为了争储，派心腹给年羹尧送荷包，胤祉争储，居然也毫不例外地盯上了年羹尧，敢情他们都认为四阿哥的资源就是放着也是浪费，不抢白不抢，不挖白不挖，可见胤禛超然脱尘的假象确实是完美地蒙蔽了他的皇父和兄弟们。

年羹尧与胤禛原先既有主奴从属关系，以后又成了郎舅，自然早就结为一体，互为依托，他曾写了一封信给胤禛，说今日之不负皇上（指康熙），即异日之不负胤禛。问题在于，年羹尧也不能确定自己的主子以后会不会做皇帝，在胤禛的夺储形势看起来颇为不妙的情况下，出于对自己前途的考虑，他便选择了不分门户，周旋于众皇子之间的骑墙方式——之前年羹尧对胤禟那边虽未做出明确回应，但对于似乎更有希望做嗣君的胤祉，却明显有了攀附之意。

年羹尧少年得志，有时对主子不够尊重，不但不经常向胤禛致书请安，还在信中称臣而不称奴才，加上与胤祉的瓜葛，令胤禛又急又气，大骂年羹尧是“儇佻恶少”，说他居然“六七个月无一请安启字，视本门之主已同陌路”，如此做后果将十分严重，因为“你现在就如此藐视本门之主，没准以后就会做出谋反叛逆之举”！

“你居然说今日之不负皇上，即异日之不负我，这叫什么话？是一个封疆大臣该说的吗？”为了彻底镇住这个本门“十三太保”中的老大，防止他真的另投别门，胤禛把年羹尧的话也拿出来作为把柄，对他加以威胁，“你这是在以无法无天的言论，引诱我谋位！仅仅凭‘异日’二字，就足可以诛你年羹尧全家”！

胤禛的厉害之处，在于他虽与年羹尧在夺储活动中达成了心照不宣的默契，但为免受人以柄，平时从不会直接把意思表达出来，也就是说，如果他真的把信交上去，确实可以做到在将年羹尧置之死地的同时，保证自己全身而退。

除了写信严厉斥责和恐吓，胤禛又责令年羹尧将从前准许他带赴任所的弟侄送回京师，十岁以上的儿子不许留在任所，以示惩罚。

我辈岂有把屁当香闻之理

在胤禛内部，让他闹心的还有戴铎。戴铎一直不安于想离开福建，在告病不准，军前效力的请求也被驳回后，便对着主子发牢骚，给胤禛送礼品也以自己“甚是穷苦”为由，能少则少，能减则减。胤禛或许并不在乎戴铎所送礼品的多寡与否，但戴铎的态度让他很是恼火，因此在信中毫不留情地批道：“天下无情无理，除令兄戴锦，只怕就算你了。一年差一两次人来诉穷告苦，弄两坛荔枝酒来草率搪塞，可谓不敬之至。”

先前戴铎的“退台策”已因轻举妄动遭到胤禛的斥责，但他仍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大学士、理学名臣李光地因病告假回闽，康熙传旨意召他进京，传闻是要在建储问题上征求他的意见。戴铎听说后，在没有事先请示胤禛的情况下，就偷偷地去拜访李光地，试探他对于设立储君的态度。李光地直言不讳：“目下诸王，八王（胤禩）最贤。”戴铎对他说：“八王柔懦无为，不及我四王爷聪明天纵，才德兼全，且恩威并济，大有作为。大人如肯相为，将来富贵共之。”

据戴铎说，李光地听后对他的话表示首肯。戴铎如获至宝，忙不迭地写信向主子表功。孰料胤禛在回信中又将他一通大骂，而且骂得比上次得知“退台策”时还要狠：“你在外如此小任，怎敢如此大胆？你之生死轻如鸿毛，我之名节关乎千古，我做你的主子，正正是前世了！”

胤禛的愤怒发自内心，并非故作姿态，当然这跟什么“名节关乎千古”毫无关联，而是戴铎的愚蠢举动很可能坏他大事。且不说李光地老谋深算，未必听了别人的几句话就会改变主意，最重要的是谁都知道戴铎乃雍邸旧人，如果这件事让外界发觉，人们一定会以为戴铎所言是秉承了主子的意旨，他胤禛精心加以掩盖和伪装的夺储之心也就被戳穿了，这是很要命的。

戴铎在信中还报告了社会上刚刚流传的一种说法“十四王爷虚贤下士”。十四王爷也就是十四皇子胤，据戴铎打听来的消息，胤接见了李光地的门人、翰林院编修程万策，且“待以高座，呼以先生”，他认为胤“颇有所图”，即也是奔着谋取皇储去的。

对戴铎收集到的这些信息，胤禛还是很欢迎的，实际上这也是他要戴铎埋下头去做的工作之一。他一面警告戴铎不要太过蠢动和心急，一面也宽慰对方，让戴铎无须把程万策这类人放在眼里，“程万策之傍，我辈岂有把屁当香闻之理”？

对于胤能够拉拢到程万策，以后还可能凭借这一渠道与李光地走得更近，胤禛其实内心也感到紧张不安，只是不肯表露出来而已。胤和胤禛是同母兄弟，但他们自出生以后就不在一起生活，两人关系很一般。与胤禛的相似之处是，胤小时候也在康熙身边长大，而且同样深受康熙的喜爱，这种喜爱甚至一直延续到胤成婚后——在康熙的允许下，他和福晋破例依旧住在紫禁城内。

胤后来被皇父有所忽视或冷落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几个兄长逐渐显山露水时，他年龄还小，尚无法独立参与政事活动或承担责任；二是他为人不够滑头，有时激动起来甚至当面跟皇父产生冲突，最严重的就是那次张明德案事发，他为胤禩辩护，惹怒了康熙，结果受到了严厉训斥和责打。

等到胤禔、胤礽、胤禩相继出局，胤祉、胤禛、胤等人基本替代了他们原先在皇父心目中的位置，胤尤其受到康熙的偏爱。胤禔被囚时，康熙将胤禔在上三旗所分佐领全部给了胤，又将其包衣佐领和浑托和人口（二者皆为王室世仆）均分一半给胤，使他无形中成了胤禔垮台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及至皇子们第二次被授世爵，胤得授贝子，在当时拥有爵位的皇子中，以他的年龄为最小。

胤属于胤禩党人，但在胤禩早早被抛出局外，胤禟又难以得到康熙重视和认可的情况下，众人自然只会转而支持胤。胤日益变得活跃，并广泛联络士人，诚如戴铎所言，他正是奔着储位去的，而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以及其本身所具备的才能，也使这一目标变得离他越来越近。

大将军王

1717年11月，策妄阿拉布坦乘西藏内部空虚之机，派属下策零敦多布攻入拉萨，杀死了藏王拉藏汗，并将宗教领袖达赖和班禅予以拘禁。这不仅意味着西藏被策妄阿拉布坦控制，更严重的是西藏佛教也可能从此被准噶尔人所掌握。

大漠南北及西北地区的蒙古人都尊奉藏传佛教，作为与蒙古人进行联络的一个渠道，清朝开国以来也都加以积极利用。康熙称蒙古为清帝国的长城，则藏传佛教不啻于这一长城的精神基石，一旦被准噶尔人夺去，北部边疆必然陷入长期的动荡不安之中。

为了解除西藏和西北危机，康熙派侍卫色楞会同驻守于青海的西安将军额伦特入藏作战，“驱准保藏”。1718年10月，入藏清军大败，额伦特、色楞等高级将领阵亡，所部几乎全军覆灭，消息传来，对清廷造成极大震动。

康熙此前就有派皇子挂帅出征的设想，经过反复斟酌和考察，他已认定十四皇子胤最具带兵才能，并初步圈定了他，现在眼看形势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程度，便当机立断，决定正式任命胤为抚远大将军，统兵西征。

胤受命之时，爵位仍为贝子，位于亲王、郡王、贝勒之下，仅高于公，属第四等爵。军事统帅需要有崇秩以便号令全军，康熙遂临时赐以王的名爵，军中称“大将军王”，按照康熙的命令，胤的大旗遵亲王例，用正黄旗（皇帝亲御的上三旗之一）。不过胤的“大将军王”其实是一个没有名号的“假王”，据推测，这可能是因为康熙担心，胤在皇子中年纪不算大，刚刚出师也未建功，若由贝子一跃而升为王，怕其他尚未有王爵的哥哥不服。

在胤出发前，康熙于亲往堂子行祭告礼，胤启程的当天，他又登上太和殿向胤授大将军敕印。胤上殿跪受接印后，骑马出天安门，诸王及二品以上官员皆到德胜门军营送行。此次随胤西征的诸王、贝勒、公等人员就达十六员之多，全部身着戎装，整个队伍浩浩荡荡，“其庄严隆重若此，清初以来所未有”。

胤出京前，正热心争储，虽然担任大将军为他争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但他对于自己离京后的京城政局变化并不放心，因此特地对胤禟说：“皇父年高，好好歹歹，你须时常给我信儿。这个差使想来是我的！”他还嘱咐胤禟，发现康熙“但有欠好”，就早早带信给他。

在经历前期刀刀见血的夺嫡大战后，皇子们与皇父的关系早已不同于昔日，胤此言也未必全是关心乃父健康，更多的还是确信一旦出征之事大功告成，自己必将继承大业，所以要胤禟给他通风报信，以便好相机行事。

胤出任大将军，使得其步入东宫的可能性大增，胤禩党内部对他自然也更加支持和拥护。胤禟尤其“喜欢之极”，他称赞胤“才德双全，我兄弟内皆不如，将来必大贵”，并激励他：“早立大功，得立为皇太子。”

1719年4月，胤进驻西宁，对驻防于青海、甘肃、新疆的八旗和绿营进行统一指挥，总兵力号称三十万，实际也有十几万人，这还不包括当地的蒙古人军队。康熙对胤此次出征寄予厚望，在写给他的朱谕中说：“有事之际，身为儿臣之人，理应舍身报效。如今得此效力之机，只应喜庆欢欣而已，其他话没有用处。”

考虑到西宁与京城相隔遥远，来回报告请示多有不便，康熙颁布特旨，准许胤“军事当相机调遣”，也就是用兵作战时可自行决策，而不必另行请旨。他还给青海的蒙古亲王罗卜藏丹津降旨，称：“大将王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故令掌生杀重任。”罗卜藏丹津等人得到指示，在相关军务和大小事务上，“均应谨遵大将军王指示，如能诚意奋勉，即与我（指康熙本人）当面训示无异”。

布袋和尚呵呵笑

大权在握的胤不辱使命，他一面整顿内部，将办事不力或贪赃枉法的官吏、将领予以参劾，一面研究攻守之策。

达赖是西藏、蒙古共同的宗教领袖，也是蒙藏各派势力竞相争夺的目标，大家都不愿他与清廷建立直接关系。五世达赖圆寂后，藏王拉藏汗的前任第巴立六世达赖，但第巴旋以反叛罪被清廷处死，于是拉藏汗重新立了一个达赖，并指第巴所立达赖为伪，青海的罗卜藏丹津不服，又自行在西宁迎立了一个达赖，这样就先后有了三个六世达赖。

第巴被处死后，其余党逃至新疆，求助于策妄阿拉布坦，策妄阿拉布坦便以此作为口实，派兵侵入西藏。显然，要解决西藏问题，就必须首先解决达赖问题。鉴于拉藏汗所立的第二位六世达赖不被西藏僧俗所承认，而第巴所立的第一位六世达赖已成了准噶尔部的傀儡，康熙决定尊重蒙藏两族对达赖的信仰，承认第三位六世达赖噶桑嘉措的合法地位。

胤按照康熙的意图行事，并且成功地说服噶桑嘉措，通过噶桑嘉措传谕西藏、四川、云南的藏民，宣称皇帝派皇子领兵，“扫除准噶尔人，收复藏地，以兴黄教”。在西征大军尚未正式出击的情况下，此举收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使得策零敦多布无法再利用藏传佛教来煽动和对抗清军。

康熙虽不直接插手西征，但一直予以高度关注，凡是胤派回京城的人，他都要亲自会见，详细询问。对于胤在前线取得的成效，他十分高兴，在寄给胤的朱谕上，这种喜悦欣慰之情难以掩饰：“许多年来，朕从来没有像现今这样颜面丰满，寝食安适过”，“你被交付重要事宜……你只应把心放宽松，在交付的事上勤谨效力。”

1720年2月，随着胤一声令下，平逆将军延信由青海、定西将军噶尔弼由川滇两路，分别向西藏进兵。经过数月作战，准噶尔的在藏势力遭到彻底清除，被军队护送入藏的噶桑嘉措也在拉萨布达拉宫举行了坐床仪式。随着战乱结束，西藏又重新恢复了和平安宁的局面，更重要的是这一地区从此被正式纳入了中央政府管辖范围。

在致力于平定西藏战乱的同时，胤从没有忘记“天命所在”。他让甘肃临洮人张恺给自己算命，张恺有意奉承，说胤“贵不可言，将来定有九五之尊，运气到三十九岁就大贵了”。胤算命时是三十二岁，虽然次年才正式向西藏进兵，但那时他手中已握有胜算，这似乎也验证了张恺的说法，即从平定藏乱起步，只须再过数年，就可以达成龙飞九五的目标了。胤当时听后不由得喜上眉梢，称张恺算得准，“说的很是”。

京城传来的消息也没有让胤失望。得知西征取得胜利，康熙立即命宗人府建立碑亭并树碑纪念，碑文撰写者是辅国公阿布兰，在阿布兰的碑文中，重点称颂和反映了胤的战功，“并不颂扬皇考，惟称大将军胤功德”。

康熙晚年特别重视“唯我独尊”的皇权，多次强调“国家唯有一主”，连胤禩受到百官拥戴都让他忌恨不已，因此大家都对歌功颂德的东西慎之又慎，唯恐触犯康熙的禁忌。阿布兰虽与胤禩党有所牵扯，但以他在“矾书案”中检举胤礽一事来看，绝不是一个敢自作主张的人，也不可能不了解其中的轻重，若说他背着康熙私自撰写碑文，恐怕就是借他一百个胆也未必做得到。该碑文即便康熙没有详细过目，也一定了解内容，甚至可能直接来自于他的授意。这说明康熙对胤西征以来的表现是相当满意的，一面表彰他的功绩，一面也借此机会树立他在军政两界的威信。

胤所任的大将军位尊权重，远远超过清初统一中原乃至康熙为了平定三藩以来所任用的所有将军，平定藏乱更使他的声誉达到了顶点。

“昔年用兵，有诸王掌大将军印者，有大臣掌大将军印者，惟胤妄自尊大，种种不法，我朝大将军如此行事者，从未之闻”，这种指责适见胤当时所处的与众不同的奇特地位，鉴于康熙生前从未对胤在西北的做法提出过任何异议，表明康熙本身就赋予了他这种权力。

京中争夺储君的形势因此发生急剧变化，很多朝臣都预测康熙“将定储位”，有意将皇位传授给胤，“圣祖（康熙）末年，诸王大臣所默喻上意，知为将来神器之所归者，乃十四阿哥胤”。

在京的胤禛已经处于两个有力竞争者的夹击当中。论文，在胤祉的主持下，蒙养斋馆编辑出了《律历渊源》《图书汇编》，《图书汇编》即著名的《古今图书集成》，为中国现存最大、搜集最博的大型类书。论武，胤获得了皇子们梦寐以求而不得的大将军职位，在西陲建功立业，向嗣皇之位迈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他对于胤禛的威胁之大更是不言而喻。

胤禛固然老练沉着、心机深重，但处于不利境遇或者说在不顺心的情况下，也难免会有牢骚要发，只是这种牢骚不能光明正大地发出来，非得借助于某些不被人注意的形式和渠道。

在胤禛所辑录的《悦心集》中有一首《布袋和尚呵呵笑》，歌词借布袋和尚之口，说连做佛老、孔子、玉皇、天子都没意思：“苦也么苦，痴也么痴，著什么来由，乾碌碌大家喧喧嚷嚷的无休息。”胤禛本身信佛，从小接受的也是圣人教育，他能够对这种呵斥圣人佛祖的文章有所欣赏，未尝不是在进行发泄和自我安慰。

究竟选中了谁

事情到此为止，如果给皇子们争储开个赌盘，胤禛的赔率一定很高，因为大多数人都不相信他会成为最后的唯一获胜者，但问题是能够决定获胜者为谁的人也只有唯一一个，而他的思维方式和观察角度可能与大多数人都不一样。

如同确定西征人选一样，康熙虽不再正式立储，但他一刻都没有忘记此事，而是一直在思考人选和考查候选人。仅从他发布“遗诏”至胤平定西藏战乱，就已过去了两年多，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他的心目中肯定对人选已经有所裁定，只是在经历以往惨痛的废立教训后，不到他认为可以公布的时候，就不会把名单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