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秋天，父母第一次送米佳·利哈乔夫上学，他们对学校进行精心挑选，最后选择了博爱协会创办的学校，大画家亚历山大·伯努瓦当年就曾在这里读书。学校坐落在克留科夫运河河畔，对面是尼科尔斯基教堂著名的钟楼，那是旧彼得堡一个风俗古朴的安静角落，地名叫科洛姆纳。

那时候父亲被任命为电站站长，隶属于邮政电报总局管辖，就在邮政总局附近，在伊萨基耶夫新街上，就在电站楼旁边，他们家得到了官方分配的一所住宅。电站大厅里活塞推动油光闪烁的巨轮，他们的住宅就在隔壁，因此一直感受到不停的震颤抖动。少年米佳·利哈乔夫喜欢到电站去看机械运转的情景。利哈乔夫一家居住的黄色两层楼老房子至今还能找到，原来的伊萨基耶夫新街，现在改称雅库鲍维奇街，从那里能通向伊萨基耶夫广场。

克留科夫运河旁边，离家不远有所学校。选择在那里上学，离家近是一个原因，但并非最重要的理由。

利哈乔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八岁上学，一开始就进入高级预备班。家长选择的不是班级，而是班里的指导教师。这位老师在这个高级预备班确实很有名，他就是卡比东·弗拉基米罗维奇！这位老师仪表堂堂、为人严谨、聪明，当需要给予关切的时候，他像慈父一般善良。他是大写的教师。学生都尊敬他、热爱他！”

利哈乔夫从八岁就一直记着自己的老师！即便不提“热爱”这个词，我们能以同样的敬重，记住自己的老师，哪怕是高年级的老师吗？就以我个人为例吧，我记得所有的老师，却不想提他们任何一个人的名字，担心会口出恶言，这与本书的风格太不协调。可是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不仅记着第一个老师，还记得并且敬重其他各位老师。

不过，既然是学校，无论多么好的学校，毕竟都是一种考验，离开气氛和谐的家庭，进入陌生的环境，就像社会对你那么冷漠，你在家里被爱与尊重所围拢，在这里你不仅要学会爱与尊重，还要学会服从。再说围绕在你身边的那些人，你未必都喜欢。怎么办？伪装？适应？说谎？

“我和同学们立刻就发生了冲突。我是新生，他们已经上了一年多了，很多人是从其他学校转学来的。他们都是‘有经验的’学生。有一天他们握紧拳头朝我冲过来。我背靠着墙，尽力抵挡他们的拳打脚踢……”

“我是多么不想上学啊！”利哈乔夫回忆道，“晚上我跪在地上，周围堆放着枕头，背着妈妈祈祷：‘上帝啊，求求你，让我生病吧！’”

我们当中谁不记得儿时的那些痛苦？那些折磨不会不留痕迹地消失。有的人个性受到挫折，一辈子过着可怜的生活；另外一些人尽力适应环境，在强者面前巴结逢迎，欺负弱者，逐渐变成了自我满足的小人。

米佳·利哈乔夫或许比别人更绝望，他既不愿意无路可走，又不想成为那伙坏学生当中的一员，因此才默默祈祷。

“上帝”听见了他热切的祷告，满足了他的请求，果真让他生了一场大病，后来就在家里自学，为了不落下功课，还请了补习教师，第二年他就转到了新学校。换了别人，大概就忍了，就想和解了。可是利哈乔夫不想那样做。你的两条腿要朝哪里走——是往高处走，还是走下坡路？是想让别人给你好的评价，还是走向堕落与毁灭？如果你很早就对这一点有所感悟，并学会稍稍调整“方向”，那就太好了。1915年秋天，父亲决定让米佳进入查理·伊万诺维奇·迈伊实科学校读书，他的大哥米哈伊尔就在那里上学。学校位于瓦西里耶夫岛第十四街，校园的四层大楼在当时修建得风格很时髦，高大的半圆形窗户别出心裁，彼得堡的进步知识阶层都很看重这所名校，纷纷把孩子送到这里来读书。大教育家卡缅斯基的名言成了这所学校的校训：“起始于爱——教育跟随！”学校的正式名称为：“中学与实科学校”，与传统的古典中学不同，这所学校视野开阔，注重民主，给学生以自由。这并非放纵与任性，而是校长查理·迈伊完全自觉的施教方针，他立志在自己的学校为自由社会培养出自由的公民——这正是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的理想所在。挑选教师要符合学校的要求，教师讲授的科目要推陈出新，有创造性，有时显得有点儿离奇荒诞，充满了幻想。从迈伊的学校出来了不少杰出人才。他们骄傲地把自己称呼为“迈伊的金龟子”，其中有画家亚历山大·伯努瓦、画家尼古拉·列里赫、建筑师福明等。

“各班学生的身份不同，”利哈乔夫回忆说，“在这里学习的有梅契尼科夫的孙子，银行家鲁宾施坦因的儿子，也有看门人的孩子。”哦，我们已经明白了，这种高尚的冲动通向哪里，通向“自由、平等与博爱”。

利哈乔夫所说的那个年代，培养高尚、宽容，否定帮派习气与傲慢。利哈乔夫幸运地赶上了所有高尚的思想以及它们最好的时期，这些思想尚未被庸俗化，尚未变质，落入地痞流氓的手中。

迈伊实科学校“开设”了手工、木工等实用课程，让孩子们学习，为他们在严酷的现实中生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那个等待他们的时代很快就要到来了。

学校里的教师都很优秀，教学富有创造性，不同凡响，校园里笼罩着民主的氛围，禁止告密行径。甚至学校的门卫也很出色，能用各种外语跟学生们交谈。利哈乔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查·伊·迈伊实科学校给我的兴趣和我的生活留下了鲜明的印记，我想说，这是观察认识世界的经验。”

唯一成问题的是从家里到学校要走的那段路——由于战争，接下来爆发革命，城市生活变得越来越混乱。从市中心到位于瓦西里耶夫岛上的迈伊学校要乘坐电车，行车路线经过康诺戈瓦尔捷街心花园，驶过特洛伊茨基大桥，到达瓦西里耶夫岛，但是要想挤上电车却很难：当时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广场上挤满了士兵。当兵的允许免费乘车，但是只能在停车站上车。由于这种状况，其他乘客根本就没办法挤到车厢里去……那时候平民百姓就懂得了让当官的体恤下情。不过童年毕竟充满了意想不到的欢乐。在街心花园总会遇到些有趣的事，比如，春天复活节期间有集市，可以在拥挤的人群中挤到售货亭前面购买“复活节玩具”：可以别在大衣上的带大头针的小鬼(别在别人的大衣上)，“卷曲的舌头”和玩单杠的木偶等等。

正是在那个地方，少年米佳产生了一种感触，这念头在很多方面影响到他未来的追求：“要知道彼得堡——彼得的城不仅面向欧洲……在它背后有整个俄罗斯的北方和北方的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民间建筑，从这里乘船，通过河流湖泊就能抵达诺夫哥罗德，其间的距离其实并不远。”

少年利哈乔夫的全部情感，迷恋于追寻最有趣、最重要的事物，这在未来的生活中会逐步发扬光大：请记住这一点，千万不要忽略！

但是社会混乱逐渐加剧，到了1917年终于爆发了革命——起初是二月革命(进步的社会阶层欢迎它，很多人甚至都扎上了红布条)。利哈乔夫回忆了“体面社会阶层”的愤怒，血腥的镇压让他们愤怒，比警察、比当兵的还要残暴。

利哈乔夫提到十月革命就好像在讲述个人的亲身经历——不同于“特定时期规定的说法”，而是真实地回顾一个事件和它周围的反映。有一次接受采访，利哈乔夫说自己觉得有趣的一件事，就是十月革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地就发生了。这不——有些人宣告，苏维埃现在取得了政权，但苏维埃以前就采取了行动，这没有什么新鲜的。这不——混乱无序了。可混乱无序早就存在。饥饿，十月之前也有饥饿。如果说以前没有听说过的——那就是豆饼、豆粕、燕麦掺麸皮的面包。学校不再供暖。有时候，学生们按照老师的口令，从书桌上跳下来取暖，“像马车夫一样呼出哈气暖和自己的双手”。

但是最大的不幸在于——“胜利者”不想停止脚步，他们要改变一切。“我们要建立自己的新世界！”这是他们爱唱的歌。眼下最重要的是摧毁旧世界。对于培养年轻人来说还有比迈伊实科学校更好的学校吗？不幸，迈伊学校被关闭了！1918年2月24日查理·迈伊实科学校最后一批毕业生毕业。在这最后一批毕业生当中就有米佳的哥哥米哈伊尔·利哈乔夫。其他年级(其中包括德米特里·利哈乔夫所在的那一班)被改编进“团结劳动学校”，以前的莎菲学校的女生也被调整到这里来上学。面对新政权，哪一所学校也逃不脱“根本性的改变”！像以前那种样子的迈伊学校不可能再存在下去了。过了一年，米佳转到了另外一所位于彼得城一带的学校，原因是他们家搬到了那个地方居住。

1917年二月革命剥夺了谢·米·利哈乔夫工程师的勋章、官职和“个人”贵族称号。由于在发电站任职，有些人控告他“支持旧制度”，在这人为制造的案件中，他被宣判犯有“违抗法令罪”。整个社会弥漫着亢奋的激情——摧毁一切旧体制，向“剥削者”复仇！1917年夏天肃反特设委员会(简称契卡)进行了侦查，要追究利哈乔夫的刑事责任，却找不到证据。

1917年9月1日，证明了“自身清白”的谢·米·利哈乔夫宣告退休，腾出了诺沃·伊萨基耶夫街6号的房子。

同年秋天，位于彼得格勒区的国立第一印刷所的工人推选工程师谢·米·利哈乔夫担任技术部主任。这家印刷所是由两位杰出的建筑师列·伯努瓦和留·施廖杰尔于1910年设计建造的，它坐落在卡特钦街与奥拉宁鲍姆街的交界处。工程师利哈乔夫一家在奥拉宁鲍姆街的一座四层楼房里得到了公家分配的住宅。这座楼房和印刷所的建筑式样都属于“北方的时尚风格”，这种建筑风格在彼得格勒区一带特别流行，以后市中心的建筑也受到了这种风格的影响。那幢楼房以我的观点看来略显拘谨，甚至呆板。利哈乔夫一家的住宅位于二层，面积很大，出入有两个门，一个门朝向奥拉宁鲍姆街，另一个门通往印刷所。

起初一段时间米佳继续在瓦西里耶夫岛上的查·迈伊实科学校上学，从1918年年底电车停止了运行，而步行上学十分危险。

社会的震荡没有给他们家带来好处：只有危害，然而这种危害外表上看不出来，受伤害的是他们的心灵。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在原来的职位上，被“群众的愤怒”吓坏了，在这里工作也免不了提心吊胆，他尽力告诫自己对工人们要平等相待，常常请他们一起喝酒，为此甚至变卖了几件珍贵的礼物，那是由于任职勤勉旧政府授予他的奖品。如今上级和下级之间形成了“不拘礼节”的关系，是不是他的工作就无可挑剔了呢？利哈乔夫性格严肃的太太维拉·谢苗诺夫娜在娘家受旧教派习俗的熏陶，对丈夫行为举止的前后变化持否定态度，很不以为然，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失去了以往的和谐一下子变坏了。那时候对我们主人公的性格有何说法呢？印刷所的工人们是这样说的：“利哈乔夫的大儿子(指米哈伊尔)——是雄鹰，小儿子(指德米特里)——是窝囊废！”

是的，德米特里·利哈乔夫显然不像他大哥那样活跃、开朗，他更倾向于思考，而不喜欢强烈的情感表达与张扬的行为举止。他更习惯沉稳内在的生活，正是这样的秉性决定了他做事更坚韧，更有始有终。

1919年秋天，米佳·利哈乔夫开始在第十团结劳动学校上学(那时候没有不劳动的学校)，这所学校以前叫做列·德·林托夫斯卡娅学校，位于彼得城区普鲁达洛夫大街，利哈乔夫一家的新住宅离这所学校很近。德米特里·利哈乔夫在林托夫斯卡娅学校学习了四年，直到1923年，高年级的课程都是在这里学的。冬天，学校里不生火取暖。学生在报纸上写字做作业。上美术课用糊墙纸的背面画画儿。

尽管条件艰苦，1921年夏天学校还是组织了远游活动，在俄罗斯北方游历了两个星期，这次远游对利哈乔夫一生的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唤醒了他对俄罗斯历史、古代罗斯文化的浓厚兴趣。

“我遇到了一所非常好的学校！”利哈乔夫在回忆录中写道，“跟迈伊实科学校比较，‘林托夫卡’短缺的是设备，校园面积狭小，可是它的师资配置令人赞叹。这所学校是1905年以后成立的，教师大多来自官办学校，由于从事革命活动而被学校弃用或开除。剧院老板林托夫斯卡娅把这些失业的教师召集在一起，提供资金，组建了这所私立学校，同情变革的知识分子立刻把他们的子女送到这所学校来上学(当时同情革命很时髦)。校长弗拉基米尔·吉利洛维奇·伊万诺夫办公室里存放着宣扬马克斯主义的革命书籍，他把这些书籍借给自己信得过的高年级学生阅读(还在革命之前他就这样做了)。友谊、共同的事业，把学生和教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毋须掩饰，革命已成为风尚，杰出的人物，出众的头脑，都迷恋革命，认为他们能够挽救濒临毁灭的人类。利哈乔夫终生推崇的教师列昂尼德·弗拉基米罗维奇·格奥尔克正是他在“林托夫卡”上学期间遇见的老师。

“列昂尼德·弗拉基米罗维奇拥有优秀教师全部的高尚品格。他具有多方面的才能，聪明、机智、干练，交往中善于平等待人，仪表堂堂，具备演员的天赋，特别善于理解青年人，即便是非常艰难的局面，他也能找到摆脱困境、进行教育的出路和方法。他的言谈举止总是显得那么温和优雅。他为人处事从来不会强人所难。他的性格最接近他心爱的作家——契诃夫。他的视野非常开阔。他推崇普希金，但这并不妨碍他欣赏学生维金斯基深奥的诗句——这个学生日后成了‘现实艺术派’的领袖之一。”

利哈乔夫回忆道，在他的同班同学当中，有人迷恋尼采，另一个推崇王尔德，了解到这些情况，列昂尼德·弗拉基米罗维奇就用几节课的时间介绍尼采和王尔德，讲解极为精彩。那所富有“革命激情”的学校，有那样高水平的老师和学生，现在是再也见不到了！

不过，革命母亲已经开始向自己的“孩子们”展露她的脾性。“列昂尼德·弗拉基米罗维奇生活非常艰苦，”利哈乔夫写道，“教师的收入十分微薄。我从那所学校毕业后不久，这个老师得了斑疹伤寒。这场病损害了他的心脏。有一次我在电车上碰到他，觉得他似乎变胖了。列昂尼德·弗拉基米罗维奇对我说：‘不是胖了，我是浮肿！’”

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逐渐成长的革命青年已经开始蔑视沙皇时代，虽然他们对这个大帝国几乎是一无所知：他们知道的只有军事的崩溃，前线总打败仗，平民百姓的不满。“这些老头子丢尽了脸，我们年轻人总会做得更好！”这是年轻人的口头禅，他们天生就看不起老年人，只相信自己肩负的使命。新政权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

“现在让我们看看美好的新生活，这就是我们渴望的那种生活！”年轻人大声欢呼说。

出现了很多朝气蓬勃的歌曲，其中有些歌非常出色。年轻人都愿意歌唱、欢呼，对于那些青年来说这完全是合乎自然的，感受新生活的欢乐，自己创造出来的欢乐！

我们的火车，向前飞奔！

行驶到公社停一停，

我们没有别的道路，

冲锋枪握在我们手中！

那时候认为——冲锋枪很好。开辟新的道路怎么能没有冲锋枪啊？

1918年9月5日官方正式宣布了红色恐怖令，用以“回击社会上不甘失败的阶级的反抗”，那些统治阶级无论如何不想离去，他们力图绞杀新政权，直到组织秘密团体，目的是进行抗争。苏维埃政权隐忍了将近一年，但是忍耐力崩溃了，现在——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杀死那些“疯狗”！恐怖令的公布带有“正义愤怒”的气概，必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引起反响。果然不出所料！对于“被打倒的”、千百年来剥削人们的剥削者、统治者，怎么能不愤怒？我们刚刚踏上一条“光明大道”，他们竟然千方百计地破坏阻挠，叫我们怎能容忍？我还记得一段滑稽的共青团歌曲，仿佛是年老的唠叨鬼跟斗志昂扬的年轻人的对话：“当着邻居的面穿背心裤衩，体育运动……照我看——就是荒唐堕落！”

有些看不惯年轻人的老年人，还想出了一些类似的挖苦嘲讽的词句！后来还有更叫人惊讶的场面：“叔叔被流放到纳雷姆——年轻人冲他喊叫：‘活该！活该！叔叔是——坏蛋！’”

现在我们多数人会站在那位被流放到纳雷姆的叔叔一边，可当年正是“小牛犊狂热撒欢的”时代，年轻人冲着被流放的叔叔哈哈大笑……就好像年轻人永远正确似的。

我记得自己的父母年轻时的照片——快乐、漂亮、两个人都穿着洁白的运动服。他们在十七岁的年龄，从荒僻的乡村进入有名的高等学府，学习成绩优秀，有什么理由能阻止他们的欢呼呢？

在年轻人这支欢呼雀跃的队伍里找不到利哈乔夫的身影，他属于过去的那个时代，所有最宝贵的知识都是从那里获取的。虽然他毕业于有“革命精神”的林托夫斯卡娅学校，在那里受到的是传统的古典教育。还在中学期间他就参加了同年级学生之间的哲学辩论，辩论题目现在的中学生就是做梦也梦不见！这是他的志向追求——坚持不懈探求真理，这种探索精神起初让他陷入了集中营，而后则一步步走向科学的巅峰。一个明确了人生目标的人，即便遇到各种各样的风云变幻，也不容易迷失方向。制造混乱的那些恶人，正好利用时机引诱我们，让我们晕头转向，参与到他们的队伍中，浑浑噩噩地追随他们——而真正富有创造性、有主见、有本领的人，在任何风暴中都不会迷失自我，他们善于维护崇高的精神。亲身经历了那些暴风骤雨般的岁月，忽而让人感叹，忽而叫人愤懑，利哈乔夫在回忆录中从不涉及动荡混乱以及个人的损失。只有那些与崇高文化有关的事情才会引起他的兴趣。那场席卷全国、破坏文明的运动不在他的回忆之列，他只记述20年代在玛丽娅剧院舞台上演出的《霍万辛纳》和《基捷日城》，这高尚的艺术作品体现了俄罗斯人的惶恐与罪孽。水平低下的演出——他是不屑一顾的。贵族气质为他划定了属于自己的世界。

“十月革命事件几乎跟我无关。我对那些动荡风波很难理解。”他的口气中透露出高傲。接下来的“兴奋喜悦”也难以使他受到感染。利哈乔夫的行为举止显示出保守的绅士风度，他并非害怕大街上横冲直撞的鲁莽，更不屑跟那些狂暴的青少年为伍，参与他们愚昧的狂吼乱叫。利哈乔夫依然停留在革命前的生活里，尽管很多同龄人“迷恋”崭新的酒神节狂欢活动，但他觉得这些跟他无关。没有人像他那样在内心深处依然保留着对往昔的依恋，因此他成了被遗忘的种种宝贵文化的“守护者”。广场上的喧嚣对他毫无吸引力。未来的书籍专家深感忧虑的完全是另外一些事情。

“在印刷所的经历使我受益良多，”利哈乔夫回忆说，“我对印刷事业的兴趣归功于印刷所。书籍刚刚印出来的书香味儿，至今让我觉得最好闻，让人神清气爽，心情舒畅。”他已经充满激情地预感到自己未来的使命了(尽管当时还不可能有十分明确的意识)。

一个人对人生目标有了感觉，似乎一切都可以顺利抵达，不料，现实会让他梦想破灭。

“有段时间，父亲受命代管国家出版社社长的个人藏书，这位社长并非无名之辈，他就是当时文学界很多人都知道的伊利亚·姚纳维奇·姚诺夫。他的藏书中有十五、十六世纪威尼斯出版的阿里德版本的精装古典书籍，有十六、十七世纪荷兰出版的艾利泽维尔珍本图书，有十八世纪罕见的精品书，有各种丛书集，贵族之家的影集，比克萨托尔的圣经，采用印度最薄的纸印制的豪华版但丁周年纪念作品集，莎士比亚作品集，狄更斯小说集，拉吉舍夫《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手稿，来自费奥方·普罗科维奇图书馆的书籍，还有很多当代作家本人签名的图书(比如谢·叶赛宁、阿·列米佐夫、阿·托尔斯泰等等)。”

仿佛命运已经在注视利哈乔夫：“我们这些人当中谁会成为科学院院士呢？最有可能的——是他！”

“我记得那时候的一些笑话，”利哈乔夫回忆道，“一群信徒听了阿·卢纳察尔斯基跟悔过自新的都主教维金斯基辩论后，想把都主教揍一顿……原来都主教维金斯基在费拉尔莫尼法庭提供证据，反对彼得格勒人们拥戴的都主教维尼阿明……”

背叛者——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这也是人生的教训。

生活越来越艰苦。在饥饿的二十年代，夏天仍然去别墅(已经不能去芬兰了，边界已经关闭)，米佳去找农民，用家里珍贵的东西换牛奶，常常到被人遗忘的墓地，仔细辨认石碑上刻的瑞典文词句。他的内心世界大致已明确方向：对于他来说，生活——就是课本。很多时候徒步行走，划船喜欢逆流而上，皮肤晒得微微发黑，身体结实，仿佛预感到未来将面临严峻的考验。

1923年，利哈乔夫还不满十七岁，就上了列宁格勒大学，而且立刻选择了社会科学系语言文学专业的罗曼—日耳曼与斯拉夫—俄罗斯语言课程……在他身上很快呈现出学者的才华和研究者的执著精神。他决心献身于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学科——语言学。他的性格已经成型——不过分张扬，然而坚韧、不屈不挠。

一上大学，选择专业时跟家长的意见不一致，他需要说服家人。父亲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是电机工程师，酷爱艺术，为培养儿子全面发展耗费了大量心血，但对米佳选择人文科学做职业并不赞成。父亲认为：“每个有知识的人都需要文化——不过一定要从事严肃、具体的事业。”另外两个儿子随他，走了他的道路。利哈乔夫家族历来都是商人、工程师，他们重视机敏干练，长于实践，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是家族当中唯一一个注重“精神追求”的人。道路既然已经选定，无论谁也休想让他改变。

那些年代的生活全都渗透着政治——阶级之间的冲突，跟“该诅咒的过去”进行斗争。大学里的形势也不简单。利哈乔夫回忆道：“出现了‘红色教授’和普通教授。其实，没有什么教授，作为教职的这种称呼已被取消……跟有“各种各样的教师”一样，学生的构成也是五花八门：有从中学升上来的，但是大多数是从国内战争前线回来的士兵，是成年人，他们仍然穿着军装……”

看起来，那是个最为“政治化”的时期——因为事情明摆着，未来将属于“红色政权”，因此很多大学生也作出了追随潮流的选择，并且立刻“见诸行动”……然而这种选择不合利哈乔夫的心意。他有另外一些伙伴。

“在大学里，”利哈乔夫写道，“也有些彼得堡上流社会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弟，小时候有家庭教师陪伴，一张口能熟练地讲两三门外语[在我的大学同学中，像这样的学生有伊·索列尔金斯基、伊·阿·利哈乔夫(未来的翻译家)、彼·鲁克尼茨基(未来的作家)]等……我选修了罗曼—日耳曼语言课程，很快又开始去听斯拉夫—俄罗斯语言课……‘红色教授’知识面稍窄，但他们称呼大学生为‘同志们’；老教授知识渊博，他们称呼学生为‘诸位同行’……只要我觉得有意思，无论谁上课，我都去听讲。”

只选科学，不选政治：这一立场十分坚定！

年轻的德米特里·利哈乔夫很少谈论自己，不过，他的性格已经清晰可见。在他身上凸显出隐忍的自制力、坚定刚毅，还有几分固执的书呆子气：“尽管周围越来越混乱，我认定需要做的事情一定去做。”

这是他对科学真理的忠诚，决不追随“时代的时髦潮流”，而这种对真理的忠诚最终使他成为国家著名的道德楷模，然而在到达这个高度前还要经受诸多考验。伴随生活探索者的始终是“痛苦的历程”。

中学毕业生米佳·利哈乔夫的知识水平和知识面的宽广让人感到惊讶。我想，当年他所拥有的知识百分之九十九现在的中学毕业生恐怕都不懂。但是更让人诧异的是他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望。

“我去上维·马·日尔蒙斯基开设的十九世纪初英国诗歌和他讲授的狄更斯课，听弗·卡·缪勒讲授的莎士比亚，听布利姆开设的日耳曼语文学导论，听尼·谢·杰尔察文讲授斯拉夫学导论，上科学院通讯院士德·伊·阿勃拉莫维奇讲授的罗斯古代文学编年史料课，上弗·叶·叶甫盖尼耶夫—马克西莫夫开设的课程，听他讲涅克拉索夫诗歌，还有俄罗斯新闻学，听谢·卡·博雅努斯讲授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和中世纪英国文学史，上亚·亚·斯米尔诺夫开设的法国古代文学课，跟巴索夫学习哲学入门和逻辑学(可惜这位杰出的学者英年早逝)，跟奥布诺尔斯基学习古代宗教斯拉夫语言，跟列·彼·雅库宾斯基学习当代俄语，听艾亨巴乌姆、鲍·阿·克尔热夫斯基、施什马廖夫以及很多其他教师的课程或讲座，参加学术辩论会，听形式主义研究者与传统学院派文学专家激烈争辩，一度想学习用教会音符唱歌(但没有学会)，去听爱乐乐团的交响乐演奏会。”……大学旁边还有坐落在伊萨基耶夫广场的艺术史研究所(祖鲍夫斯基研究所)，那里常常举行有关舞台艺术的精彩辩论，市里还有活跃的戏剧演出，举办新潮画家的精彩画展。所有这些文化艺术活动都融进了年轻的米佳·利哈乔夫的意识，以致后来他渊博的学识总是让人感到惊讶，而博学多识却是在暴风雨般的年代里积累的。各种各样的知识非但没有分散他的精力，反而开拓了学术视野的地平线，使他不断得到充足的养分。在那个时候利哈乔夫就对“罗斯古代文学时代风格的变迁”产生了兴趣。即便这样努力，他仍然觉得遗憾，抽不出时间去听时代偶像诗人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的朗诵。

虽然他当时还很年轻，可他的生活是多么充实、多么严肃认真啊！他几乎从来一句话也不提怎么样被朋友们“拉到”酒吧里喝啤酒，东拉西扯地聊天。他觉得那都是荒唐胡闹。那时候他关注的都是比较严肃的事情。

1918年9月5日宣告红色恐怖以后，开头几个月就打死了一名都主教，八名高级僧侣，十个神甫，一百五十四个助祭和九十四个修道士。

对恐怖事件感到愤怒的人们更加频繁地去教堂祈祷，他们当中就有利哈乔夫。很多有名的歌剧演员无偿地参加教堂里的合唱。契卡枪毙人的次数越来越多，处决地点大多在格罗霍夫街2号、彼得帕夫洛夫斯克、克列斯托夫岛、斯特列利纳公园。利哈乔夫一家住在奥拉宁巴乌姆街，夜晚，从敞开的通风窗口传来连续的枪声：彼得帕夫洛夫斯克要塞、克朗维尔卡河边又在枪毙人了。

“我们不唱爱国歌曲，”利哈乔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哭泣，祈祷。1923年我就怀着这样的悲愤学习罗斯古代文学……我想把俄罗斯铭刻在记忆中，就像牢记母亲临终时的痛苦模样……1928年我大学毕业了。”

1928年利哈乔夫大学毕业，那一年恰恰也标志着斯大林控制权力、开始其独裁专政的一年，开始打击迫害知识分子团体、压制他们的聚会和言论。而当时有很多小组或社团，城市里知识分子的社交生活非常活跃(这种活跃招来了连续不断的拘捕)。年轻的利哈乔夫就处于这种活跃社交生活的中心。俗话说，“临终时急促喘息”，所有的人都在拼命地“呼吸”。大家觉得，似乎这种紧张的精神交流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以前的中学老师不愿意跟他们喜爱的毕业生离别，彼此见不到面都觉得可惜。于是他们参加社团、小组，听讲座，成立“学会”，继续争辩，探讨哲学问题，拟定提纲、计划。

当时有很多活跃的社团，其中一个叫“艺文哲科社”(全称是“艺术、文学、哲学与科学研究社”)。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安德列耶夫斯基(利哈乔夫还在中学期间就受他的精神影响，保持经常交往)住在教堂街一座楼房的顶层，每逢星期三，大家在他的两个狭小房间里聚会，与会者有年高望重的学者，也有中学生、大学生。我记得(最有名望的学者)……谢·阿·阿斯科尔多夫(阿列克谢耶夫)、维·米·尤金娜、莫尔热茨基博士、伊·叶·阿尼奇科夫、列·弗·格奥尔克、叶·普·伊万诺夫、亚·阿·吉捷基、米·米·巴赫金、亚·彼·苏霍夫和其他很多名人；年轻人有——沃洛佳·拉科夫、费佳·罗津贝格、阿尔卡沙·谢利瓦诺夫、瓦丽娅·莫拉佐娃、科里亚·古里耶夫、米沙·沙彼罗、谢廖沙·艾涅尔林克等。”那么多人的名字很难一一列举。开会的时候按座位顺序传递一本很大的册子，出席者在上面签名，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安德列耶夫斯基在空白页上方用“哥特式”笔体写明报告的题目、报告人的姓名和日期。1927年，当危机时刻来临，“艺文哲科社”最年轻的参加者之一科里亚·古里耶夫把这本记录册卷成一卷，外面包了防水布，在克列斯托夫岛上找了个隐秘的地方埋藏起来。

后来，鉴于教堂受到日益严重的压制，会议的内容越来越偏重于宗教性质，于是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圣谢拉菲姆·萨洛夫斯基兄弟会”。这样一来，他们的会议宗旨似乎跟政治没有任何关系，其实这种说法并不确切。他们对国家摧毁东正教教堂的粗暴行径明确地提出了抗议——这就意味着他们与这个国家的政权进行对抗。

会议参加者中发现了形迹可疑的人，力图把与会者引向公开表态，发出更强硬的声音，他还意图明显地透露消息，说惩罚机关对他们的例会已有所觉察，正准备逮捕，要大张旗鼓地提出政治起诉。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在例会上宣布“兄弟会”解散。这一次他们暂时脱离了危险。

利哈乔夫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人们以为，滑稽可笑的聚会能减少风险。为了安全地消磨时光，大家才聚在一起，谁也没有想到人们会受到侦查逮捕。沃洛佳·拉科夫是我在林托夫学校的同班同学，他邀请我参加他们‘航空学院’的小组聚会……这个小组的成员夏天徒步长途跋涉，沿着奥赛梯军队行军的路线从弗拉基高加索市走到苏呼米，拄着手杖穿越高加索山区，宣告他们忠实于友谊、幽默与开朗乐观……当自由哲学和宗教逐渐受到禁止，被官方宣布为非法组织，我们在大学里组织的学生小组，在那个时期的生活中，就发挥了特殊的重要作用，给小组加上伪装，并非有从事秘密活动的目的。相反，这种伪装的喧哗笑闹的形式恰恰是为了引起外界对我们小组的关注。这样的事果然发生了。在小组成立一周年前夕，一个成员的父亲从罗马来了一封电报表示祝贺，这封电报引起了侦查机关的注意……1928年2月8日凌晨，抓捕我的人来了。”

侦查人员(显然受过旧式教育)外表客气、有礼貌，甚至把一杯水递给几乎要晕倒的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逮捕行动已经在很多地方展开，因此很多人都知道需要随身携带保暖的衣服，水杯……这只水杯日后在集中营的岁月里曾给他带来慰藉。告别的时候，说的话普通平常：“这是个误会。我很快就回来！”

利哈乔夫回忆了他的“离别行程”：凌晨走过美丽的列宁格勒，过了涅瓦河，然后走过沿河街……他还不知道自己被带往监狱。从宽阔的利捷伊内大街转向狭窄幽暗的施帕列尔街，穿过一道更加昏暗的拱门，进入里面的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