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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承东坡风调，蕴“羁臣”之悲

——“借才异代”之金初词风

自十二世纪上半叶以后的长达三百年的历史舞台上，北方草原民族的铁骑一次又一次地踏破长城，问鼎中原，甚至横渡长江，称王作大，于是塞外的游牧文化、渔猎文化和中原的农耕文化，就在刀光剑影中展开血与火的碰撞和对话，其结果是经过长时间的交兵交和、交通交涉的过程，血与火的土地上生长出了灿烂奇异、多彩多姿的文化创造，并最终形成了一种各民族血肉相连、有机共生的华夏新文化。但必须看到，这种文化重构是以无数的家破人亡、残酷的血雨腥风为代价的。其中文人所承受的精神苦难尤为痛切，他们除了经受身体、生命的苦痛，精神与情感、灵魂与人格也必须面对无情的历史拷问。这种心灵的煎熬发为诗章，就构成了别样的文学景观，改变了以往文学的走向。而这一切在金初宇文虚中、高士谈、吴激、蔡松年等由宋入金词人身上体现得尤为典型，他们的创作展现了身处胡汉文化碰撞融合的漩涡中心，那些流寓异国的“羁臣”文人的心灵史，也使得此时期的词文学带有一种强烈的文化阵痛感。于是，金词就在一种无法回避的文化阵痛中孕育、新生。

第一节 抒情主体之“羁臣”身份

靖康之难，北宋亡国。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其中文人命运亦随之剧变，他们一部分裹挟在逃难的人群中仓皇南奔，如李清照、朱敦儒、张元幹辈，还有一部分羁留北国，沦落异地，不得已成为仕金的“羁臣”。

《金史·文艺传序》云：“金用武得国，无以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1]。这种马上得天下、以文治之的国策，促使女真统治者一方面大力获取北宋文物图籍，如天辅五年（1121）十二月，金太祖即诏令：“若克中京，所得礼乐仪仗图书文籍，并先次津发赴阙”^[2]。《金史·礼志一》亦载：“金人之入汴也，时宋承平日久，典章礼乐粲然备具。金人既悉收其图籍，载其车辂、法物、仪仗而北。”^[3]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借才异代”，收罗辽、宋文人为己所用。在大军攻城掠地之时，金廷明令戒杀儒生，实行“降者赦其罪，官皆仍旧”^[4]的措施。同时他们还到山西地区寻访北宋名臣富弼、文彦博、司马光等的后人，到河北等地寻索前朝举人。对于由宋入金的使臣，特别是有声望的硕儒名士，更是百般延揽，恩威并施。于是许多北宋文士成为了金臣。故清人庄仲方论曰：

金初无文字也，自太祖得辽人韩昉而言始文；太宗入汴州，取经籍图书，宋宇文虚中、张斛、蔡松年、高士谈辈后先归之，而文字煨兴，然犹借才异代也。^[5]

这就是“借才异代”之说的出处。下面，即以宇文虚中、高士谈、吴激、蔡松年等为代表来观照金初词人的“羁臣”情怀。

宇文虚中（1079—1146），初名黄中，宋徽宗改为虚中，字叔通，成都广都人。大观三年（1109）进士，政和五年（1115），为起居舍人、国史院编修。后任河北河东陕西宣抚使司参谋，累官至资政殿大学士。根据王庆生考证，宇文虚中于南宋建炎二年（金天会六年，1128）十二月，作为南宋祈请徽、钦二帝回朝的祈请使入金，旋即被金扣留，时51岁^[6]。初，虚中守节不屈，在被幽囚五年之后，于天会十二年（南宋绍兴四年，1134）接受金官，累官礼部尚书、翰林学士承旨，封河内郡开国公。但虚中并不为所动，在隐忍近二十年后，皇统六年（1146），图谋举兵复宋，事泄被害，一同遭害的还有其全家老小百余人。受其牵连，同样滞留仕金的高士谈也惨遭杀害。《宋史》卷三七一、《金史》卷七九皆有传，《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一四、二一五还收录其《行状》。

对于虚中最终仕金，时人甚至后人多有诟病，比如同时滞留于金的洪皓，“至上京，见虚中甚鄙之”^[7]。但实际上，出处大节的抉择、行藏用舍的矛盾，对故国、故君以及故乡的怀思也从未停止，所以最终他才在68岁高龄时，欲以奇功报宋，做出潜结义勇、举兵挟钦宗南归的大事。事虽失败，但足以见出其拳拳忠义之心。故明末清初的全祖望即替他不平：

虚中虽失身异域，而报国之诚炳炳如丹，其不惜屈身，以图成事，志固可悲，而功亦垂就，当与姜伯约同科。史臣尽掩不书，可谓冤矣。（《与杭堇浦论金史第二帖子》）^[8]

由此，虚中死后获南宋王朝的追褒就不足为奇了^[9]。

据《金史》宇文虚中本传载：“朝廷方议礼制度，颇爱虚中才艺，加以官爵，虚中即受之，与韩昉辈俱掌词命。”^[10]故金代文人许宇文虚中为本朝第一代文宗，如赵秉文在《中大夫翰林学士承旨文献党公神道碑》即云：“本朝百余年间，以文章见称者，皇统间宇文公，大定间无可蔡公，明昌间则党公。”^[11]虚中有文集行世，今佚；《中州集》录存其诗50首，宋人施德操《北窗炙录》卷上载《中州集》未收之佚诗3首，《宋代蜀文辑存》卷三六存录其文12篇。其词，《全金元词》载录2首，分别是《迎春乐》和《念奴娇》。观虚中传世之诗词作品，最主要内容就是表现他身在北地而心系南国的情怀。他的《中秋觅酒》诗写到：

今夜家家月，临筵照绮楼。哪知孤馆客，独抱故乡愁。感激时难遇，讴吟意未休。应分千斛酒，来洗百年忧。

宇文虚中词传世数量虽少，然皆为同一情感指向，即身仕异朝而心恋故国的“羁臣”情怀。在其代表作《念奴娇》（疏眉秀目）中词人借旧宫女事以抒怀，词情凄婉沉痛。另一首《迎春乐》（宝幡彩胜堆金缕），王灼解释说：“宇文叔通久留金国不得归，立春日作《迎春乐》曲。”^[12]可见也是欲归而不得的眷恋故国之作。

同样中年仕金的“羁臣”还有吴激。吴激（1091？—1142），字彦高，号东山散人，建州（治所在今福建建瓯）人，为北宋龙图阁大学士吴栻之子，苏门文人王履道（安中）之外孙，著名书画家米芾之婿。由于出身名门，故吴激于宋曾任清高显要之职。关于吴氏仕金，有两种说法，一说见于《中州集》：“将命帅府，以知名留之，仕为翰林待制。”^[13]《金史》本传也持此说：“（吴激）将宋命至金，以知名留不遣，命为翰林待制。”^[14]王庆生也同意此观点，并考索出其入金时间为靖康二年（1127），时吴激三十七岁^[15]。另一说法来源于《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三引许采《陷燕记》：

是日晚，略闻常胜军欲变，余言之蔡公，颇以为疑。而运使吕颐浩力劝蔡公弃燕而遁，兼访梁竞，极力助之。蔡公以问余，余曰：“大学是守土臣，岂可比他人？自当以死守之。兼大学率诸人同行各有眷累，今南自芦沟败军满野，此曹无以泄发，宁知不要我归路乎！”公曰：“靖之意正如此。”是夜，颐浩、竞辈互以言荧惑蔡公，而安抚司勾当公事吴激者遂进退保之言，颐浩、竞劝成之。^[16]

由此可知，蔡靖守燕山时，吴激在幕。在吕颐浩、梁竞等人的蛊惑下，蔡靖弃燕山而投降了金人。而在这过程中，吴激也曾“进退保之言”。所以，吴激是主动降金的，并非使金羁留。但不管哪一说，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吴激仕金时已人到中年。传统的忠君观念、华夷之辨，还是使其有委身异族的“羁臣”之耻。吴激在金，初为翰林待制，累迁翰林直学士。天会十四年（1136）吴氏还曾出使高丽。皇统二年出知深州，但到官三日即卒，年五十二。王庆生认为，吴激之暴卒“或与金朝遣归被羁使人一事相关”^[17]，详情可参看王氏《金代文学家年谱》。也即吴激是间接死于金人之手的。

据《中州集》载，吴激“工诗能文，字画得其妇翁笔意”，且尤长于写词，《金史》本传云：“尤精乐府，造语清婉，哀而不伤”，并称其“有《东山集》十卷行于世”^[18]，今不传。《中州集》卷一载录其诗27首。《中州集》小传曰：“有《东山集》十卷并乐府行于世。”则可知《东山集》为诗集。刘祁《归潜志》卷八：“彦高词集篇数虽不多，皆精微尽善。”^[19]可见其另有词集行于世。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一著录《吴彦高词》一卷，可知南宋亦有传本，后佚。赵万里（1905—1980）将《中州乐府》所收的五首词、《吴礼部诗话》中之一首，以及《永乐大典》中四首，裒为一集，名为《东山乐府》。今唐圭璋《全金元词》所录吴氏词即此10首，分别是：《诉衷情》1首、《人月圆》1首、《满庭芳》4首、《木兰花慢》1首、《春从天上来》1首、《瑞鹤仙》1首以及《风流子》1首。在这些传世诗词作品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飘零异国的“羁臣”身份，使吴氏念念不忘思乡怀旧、企盼南归：“应怜我，家山万里，老作北朝臣”（《满庭芳》）；“年去年来还似梦，江南江北若为情”（《秋夜》）；“驿使无消息，忆君清泪频。”（《岁暮江南四忆》其一）……抑郁伤感的客居意识成了吴激作品的情感主调。

和宇文虚中、吴激中年仕金不同的是蔡松年，蔡氏入金时尚是一个涉世未深的青年。蔡松年（1107—1159），字伯坚，本杭人，长于汴京，随父靖降金后除真定府判官，遂籍真定（今河北正定）。晚年以家乡别业有萧闲堂，故自号“萧闲老人”。宋宣和（1119—1125）末从父靖守燕山。蔡靖时任燕山府路安抚使，兼知燕山。据王庆生考辨，时松年为19岁，并未真正入仕，只是协助乃父“管勾机宜文字”^[20]。后宋军战败，蔡靖曾问计于妻兄许采及子松年，二人俱劝其坚守，以死报国（见前引《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三引许采《陷燕记》），但最终蔡靖还是投降了金国。初，金人以为得“大贤人”，对蔡氏父子多方笼络，但均遭拒绝，松年甚至与人合开酒肆以谋生。《三朝北盟会编》载：

（天会六年）知燕山蔡靖，其子松年，与眷属同处，金人养济甚厚。松年与一渤海道奴通事，燕市中合开酒肆。^[21]

由于金人的威逼利诱，蔡氏父子最后还是仕金为臣。松年初为元帅府令史，后还参与皇统（1141—1149）时期的党争，打击原属完颜宗翰一派，以韩企先、田瑴为代表的辽旧集团，结果是完颜宗弼支持的、以蔡松年为中坚的汉人集团全面获胜，蔡氏为宗弼所重，开始了飞黄腾达之路。据《金史》载，宗弼征宋、与岳飞等交战时，松年即为之“兼总军中六部事”^[22]。海陵统治期间，蔡氏受到完颜亮赏识，晋拜右丞相，加仪同三司，封卫国公，成为金代文人中“爵位之最重者”^[23]。尽管如此，作为“羁臣”的蔡氏实际并未真正得到金人的信任，完颜亮赏识他不过是其伐宋之需要——“以松年家世仕宋，故亟擢显位以耸南人观听”^[24]。对此，以及蔡氏人生结局，前文已有讨论，此不赘述。总之，官运亨通的“羁臣”蔡松年也是死于非命，和宇文虚中、高士谈等人的结局几乎相同。

元好问《中州集》蔡松年小传云：“百年以来，乐府推伯坚与吴彦高，号‘吴蔡体’。”^[25]肯定了蔡氏在金词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据《金史》本传，蔡松年曾有文集行于世，然久佚。其诗赖《中州集》以传，共存59首。其词集名《萧闲老人明秀集》，原本六卷，金魏道明注，惜今仅存目录及前三卷。今存清道光时张蓉镜小嫏環阁影钞金源旧堑本，吴重憙《石莲盦汇刻九金人集》本以及王鹏运《四印斋所刻词》本等。唐圭璋《全金元词》据《中州乐府》诸书辑补，共得84阕。蔡氏词散佚的当有很多，然就所传84首来计，数量上仍仅次于元好问，在金词人中位列第二。如上所述，由于蔡松年仕金时年龄尚轻，故其内心的挣扎似乎比宇文虚中、吴激等人要少些，再加上平坦的仕途经历，使得他的作品缺少浓郁的故国之思，情感倾向上也不像吴激等那样哀伤与幽怨，而更多是超脱闲逸的倦游隐逸之念的表达。也即蔡氏词中“羁臣”身份不是直接显现的，而是通过身在魏阙而心系江湖的矛盾曲折地呈现出来的。总之，不管金初词家是以什么样的情由由宋入金，也不管其仕金后心态如何，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金初词坛的抒情主体皆具“羁臣”之身份。

第二节 词作主旨的“羁臣”意识

如上所论，金初词家的“羁臣”身份注定了其“羁臣”地位，即他们无法获得异族统治者的信任，并且他们自己对女真文化也很难在短时期内予以认同。故此时期的文化融合，是沦为异族“羁臣”的文人们咀嚼着精神痛苦的融合，反映到词的创作上就势必带着血泪的挣扎和感叹，无论看花把酒，还是徘徊吟哦，其眉间心上凝结的多是身世沦落之叹、故国家山之思以及归去来兮之念。这种心态与处境使得金初词的内涵，呈现一种浓郁的“羁臣”意识。

一、“万里山川悲故国，十年冰雪老穷边”

宇文虚中年（56岁）仕金，一时间被奉为文坛盟主。其人恃才轻肆，性好讥讪，“凡见女直人辄以犷卤目之”^[26]。在文学上更是自负，直呼吴激为“小吴”。刘祁《归潜志》卷八载：

先翰林尝谈国初宇文太学叔通主文盟时，吴深州彦高视宇文为后进，宇文止呼为小吴。因会饮，酒间有一妇人，宋宗室子，流落，诸公感叹，皆作乐章一阕。宇文作《念奴娇》（略）。次及彦高，作《人月圆》词云（略），宇文览之，大惊，自是，人乞词，辄曰：“当诣彦高也。”^[27]

这是文人间一次有趣的雅集，彼此相轻的宇文虚中、吴激，在此偶遇一妇人——一位“疏眉秀目”、“宣和妆束”的故国宗室女，而今却沦落为歌姬，二人遂有感而为词章。虚中作《念奴娇》曰：

疏眉秀目。看来依旧是，宣和妆束。飞步盈盈姿媚巧，举世知非凡俗。宋室宗姬，秦王幼女，曾嫁钦慈族。干戈浩荡，事随天地翻覆。　　一笑邂逅相逢，劝人满饮，旋旋吹横竹。流落天涯俱是客，何必平生相熟。旧日黄华，如今憔悴，付与杯中醁。兴亡休问，为伊且尽船玉。

歌词上片描述此女子容貌、妆束、身世及命运遭际，下片状写天涯沦落人的邂逅相逢。貌似平淡的话语实寓苍凉和感慨。“旧日黄华，如今憔悴”，今昔对比中包蕴着辛酸与苦楚。而“为伊且尽船玉”中之一“且”字更透露出无可奈何之悲戚。词情凄婉而沉痛。吴激作《人月圆》云：

南朝千古伤心事，犹唱后庭花。旧时王谢、堂前燕子，飞向谁家。　　恍然一梦，仙肌胜雪，宫髻堆鸦。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是天涯。

元好问谓宇文虚中词“颇近鄙俚”^[28]，自是与吴激词比较而言的。吴氏词“造语清婉，哀而不伤”^[29]，确比虚中艺高一筹。其起句化用晚唐杜牧《泊秦淮》之“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渲染出身经离乱、酸楚悲辛的气氛。“旧时”三句，则化用刘禹锡《乌衣巷》“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句意，在抒写宗室女流落的同时，状写了自身的漂泊，身世之慨与家国之恨尽寓其中。上片即景写情，下片则因人及己，感慨身世。它连续涵化《西洲曲》“双鬓鸦雏色”和白居易《琵琶行》“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诗意，虚实结合，古今对比，表达了故国沧桑之感和自我沦落之悲。至此，词家不胜怅惘之情，尽得以出，“闻者挥涕”^[30]。因抒情风格的清婉相继、词旨的感慨遥深、布局章法“有排荡之势”^[31]，故陈廷焯评之曰：“感激跌宕，不落小家数。”^[32]而且在词史上，本词亦曾为吴激带来很大声誉，元好问在《中州乐府》本词注中记述道：

彦高北迁后，为故宫人赋此（《人月圆》）。时宇文叔通亦赋《念奴娇》先成，而颇近鄙俚。及见彦高此作，茫然自失。是后人有求作乐府者，叔通即批云：“吴郎近以乐府名天下，可往求之。”^[33]

刘祁亦谓：“彦高《人月圆》，半是古人句，其思致含蓄甚远，不露圭角，不尤胜于宇文自作者哉。”^[34]同类作品，吴激还有《春从天上来》词：

海角飘零。叹汉苑秦宫，坠露飞萤。梦里天上，金屋银屏。歌吹竞举青冥。问当时遗谱，有绝艺、鼓瑟湘灵，促哀弹，似林莺呖呖，山溜泠泠。　　梨园太平乐府，醉几度春风，鬓变星星。舞破中原，尘飞沧海，风雪万里龙庭。写胡笳幽怨，人憔悴，不似丹青。酒微醒，对一窗凉月，灯火青荧。

王弈清等《历代词话》卷九云：“吴彦高在会宁府遇一老姬善琵琶者，自言故宋梨园旧籍。彦高对之凄然，为赋《春从天上来》词云（略）。宁宗庆元间，三山郑中卿随张贵谟出使北地，闻有歌之者，归而述之。”^[35]此词亦是吴词中之佼佼者，历来影响较大，比如张思岩《词林纪事》卷二○引《居易录》云：

高丽宰相李藏用，字显甫，从其主入朝于元，翰林学士王鹗，邀宴于第，歌人唱吴彦高《人月圆》、《春从天上来》二曲，藏用微吟其词，抗坠中音节。鹗起执其手，叹为海东贤人。^[36]

歌词或叹北宋故宫颓败荒芜，或忆宫廷歌舞笙箫，或斥徽宗荒淫误国，格调苍凉、落寞、抑郁。陈廷焯即评曰：“故君之思恻然动人”^[37]。陈氏还说：“金代词人自以吴彦高为冠，能于感慨中饶伊郁，不独组织之工也。”^[38]叶申芗还将其与《人月圆》并列，认为：“二词皆有故宫离黍之悲，南北无不传诵焉”^[39]。

金中期诗人刘迎《题吴彦高诗集后》有句曰“万里山川悲故国，十年冰雪老穷边”^[40]，切中宇文虚中、吴激等人故国沦亡、客死北地的身世遭际。由于故国沦亡，身似飞蓬，无奈之际委身异族，忍辱求生，更重要的是，他们从未忘记自己是宋室臣子，故其沦落之苦痛可以想见。虽然客观上，他们对女真民族的汉化做了许多事，比如洪皓《金国文具札子》即载：“（金朝）官制禄格、封荫讳谥，皆出宇文虚中，参用国朝及唐法制而增损之。”^[41]蔡松年父蔡靖也曾直接参与金朝礼乐制度的建设。但这不等于他们就主动地接受女真旧俗，他们接受女真文化的影响往往是被动的、无奈的，宇文虚中对待粗砺的女真人“以犷卤目之”即是显例。这种文化的矛盾态度在他们内心所激起的隐痛，往往化为词中南国清丽之景与北地肆虐黄沙的强烈对比，化作进退失据的“羁臣”情怀，于是难以把握人生命运的悲剧感与深沉的家国之思就成了宇文虚中、吴激词的主要情感取向。

二、“我梦卜筑萧闲，觉来岩桂，十里幽香发”

《金史》谓蔡松年“所作文词清丽，尤工词作，其词与吴激齐名，时号‘吴蔡体’”^[42]。但由于两人对女真文化的态度以及写作心态之不同，吴蔡二人的词风实有很大差异^[43]。如前文所述，由于蔡氏入金时年龄尚轻、阅历尚浅，再加上其性格的懦弱（即如其诗所云“懦微莫如我，往往从险艰”），他对金人及其文化的拒斥远不如吴激等强烈、鲜明，这使得蔡氏之萧闲词缺少吴词那种凄冷幽怨的情调，而更多地呈现出超脱闲逸的风味。其实，像宇文虚中、吴激上述抒写家国之悲的作品，蔡松年也有，如《念奴娇》（念奴玉立），写的也是词人偶遇一宋室歌女的感受，他将自己比作白居易邂逅了琵琶女，比作杜甫偶逢李龟年，直抒其故国家山之思。像“莫忘家山桑海变，唯有孤云落日”（《念奴娇》［小红破雪］）的句子，蔡氏也偶尔发之，但这并不是其词主调，其现存84首词中直接抒发故国之思的大概只有5首左右。何况，儒家传统的夷夏关系中，除了“夏夷之辨”，还有“用夏变夷”的理论，比如韩愈在《原道》中即有“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44]这样的话。或许蔡松年屈辱仕金的动因之一，就有以己民族之先进文化来完成对女真民族征服的雄心——也未可知。可能正是此方面原因，蔡氏尽管也有仕金的苦闷，但主要已不是民族碰撞的苦痛，而变成身在魏阙而心系江湖的矛盾，是厌倦官场而梦想林园的渴望，这大概和历史上许多一面做着高官，一面向往着“归去来兮”的人物没什么不同。这是因为，现实是冷酷的、复杂的，作为一个“羁臣”怎能在异族统治的体制之中施展才华、实现其“用夏变夷”的壮志呢？于是倦游之情、归田之愿自然就成了其歌吟的主调。对此，蔡松年自己是有反省的，甚至将其归结为自我性格上的原因，他在《雨中花》（嗜酒偏怜风竹）词序中曾有这样的表白：

仆自幼刻意林壑，不耐俗事，懒慢之僻，殆与性成，每加责励，而不能自克。志复疏怯，嗜酒好睡。遇乘高履危，动辄有畏。道逢达官稠人，则便欲退缩。其与人交，无贤不肖，往往率情任实，不留机心。自惟至熟，使之久与世接，所谓不有外难，当有内病，故谋为早退闲居之乐。长大以来，遭时多故，一行作吏，从事于簿书鞍马间，违己交病，不堪其忧。求田问舍，遑遑于四方，殊未见会心处。闻山阳间，魏晋诸贤故居，风气清和，水竹葱蒨。方今天壤间，盖第一胜绝之境，有意卜筑于斯，雅咏玄虚，不谈世事，起其流风遗躅。故自丙辰丁巳以来，三求官河内，经营三径，遂将终焉。事与愿违，俯仰一纪，劳生愈甚，吊影自怜。……^[45]

这样的性格，当然就使他无法胜任复杂的官场生活，何况他又是“羁臣”，身处“多猜忌，残忍任数”的海陵王阴鸷的目光之下。这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处境，萌生强烈的倦游之情、归田之愿自在情理之中。他有三首《念奴娇》均以“倦游老眼”起句，足见词家心态，其一云：

倦游老眼，放闲身、管领黄花三日。客子秋多茅舍外，满眼秋岚欲滴。泽国清霜，澄江爽气，染出千林赤。感时怀古，酒前一笑都释。　　千古栗里高情，雄豪割据，戏马空陈迹。醉里谁能知许事，俯仰人间今昔。三弄胡床，九层飞观，唤取穿云笛。凉蟾有意，为人点破空碧。

“倦游”、“倦客”是蔡氏词中出现频率颇高的词汇。即以“倦游”为例，像“为写倦游兴，说与水云知”（《水调歌头》［东垣步秋水］）、“倦游岁晚一笑，端为野梅留”（《水调歌头》［玻璃北潭面］）、“夜慢慢，只有澄江霁月，应知我，倦游兴”（《水龙吟》［水村江水无声］）以及“莫话旧年梦，聊赋倦游诗”（《水调歌头》［空凉万家月］）等等，简直比比皆是。厌倦了官场的尔虞我诈，畏惧于权力中心的惊涛骇浪，于是词人很自然地追慕以陶渊明为代表的“东晋奇韵”，渴望实现“魏晋诸贤”的境界，过一种超然脱俗、摆脱现实羁绊、身心自由的生活。可以说倦游思归与企慕隐逸是蔡氏萧闲词的两大主题。《蓦山溪·和子文韵》：“东晋旧风流，叹此道，虽存如缕。黄尘堆里，玉树照光风，闲命驾，小开樽，林下歌奇语。萧闲老计，只有梅千树。”挣脱官场牢笼、寄身于山水之间，过一种隐士的生活该是多么的美好！《小重山》词：“东晋风流雪样寒。市朝冰炭里，起波澜。得君如对好江山。幽栖约，湖海玉孱颜。　　梅月半斓斑。云根孤鹤唳，浅云滩。摩挲明秀酒中闲。浮香底，相对把渔竿。”感慨“市朝冰炭里，起波澜”的凶险，描摹梅、月、酒、明秀峰等使人相亲的意象，表达对“浮香底，相对把渔竿”生活的向往。还有《满江红》（半岭云根）：“人间世，争蛮触。万事付，金荷醁。老生涯、犹欠谢公丝竹。好在斜川三尺玉，暮凉白鸟归乔木。向水边、明秀倚高峰，平生足。”用庄周“触蛮之战”的寓言，以及谢安、陶潜的故实，倾诉自己逍遥于山水之间而心意自得的慧心。

据统计，萧闲词中出现“东晋奇韵”一词不下20余次，足见蔡氏对林下隐士、江山渔翁那种摆脱了现实牢笼，对与天地自然俯仰共度的人生境界的深情向往。不难发现，与倦游、隐逸主题相应的，是萧闲词高逸旷远的词风，“雅”与“逸”是这种词风最重要的关键词。沧海烟云、月影荷塘、泠泉风竹、青松奇石，构成了一幅幅清逸超尘的词境。而这种词境的锻造，实际是蔡松年将其家国之叹、人生沦落之悲艰难转化的结果，也可以说这是他消释、超脱其“羁臣”意识的艺术策略。明人毛凤韶也看得明白：“《中州乐府》，作于金人吴彦高辈，虽当衰乱之极，今味其辞意，变而不移，悯而不困，婉而不迫，达而不放，正而不随，盖古诗之余响也。”（《中州乐府》跋）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50章讨论元词体貌时亦云：“慷慨激昂者，悲歌以当泣；洁身自好者，有托而潜逃；即为臣为奴者之作，也时有隐痛难言之苦”^[46]。此论虽是郑氏标举元词时的断语，但此处用以讨论金初宇文、吴、蔡等词人之“羁臣”意识的内涵也颇为恰切。

第三节 词学旨趣的故国传统与北地品格

在金初词坛上，宇文虚中、吴激、蔡松年等词人，含“羁臣”之悲，得江山之助，笼天地自然，吐胸中垒块，以如椽之笔，承东坡逸怀浩气，结北地壮美雄奇之品格，唱响了金源曲子词的序曲。

一、继承北宋词学“以诗为词”的理念

自北宋中期以后，词坛“以诗为词”渐成风气，包括苏轼在内，许多著名词人如王安石、贺铸、黄庭坚、周邦彦等皆“以诗为词”。这样，佐酒侑欢、以俚俗为格的曲子词经北宋文人的百年经营，典雅华美渐成主流。至北宋末年，甚至有人认为词与诗一样，已备雅颂之旨，比如宋人杨冠卿即云：

天朝文物，上轹汉周，而其大者固已勒之金石，与五三六经并传于无终穷。若夫骚人墨客，以篇什之余，寓声于长短句，因以被管弦而谐宫徵，形容乎太平盛观，则又莫知其几。名章俊语，前无古人，盛丽如游金张之堂，妖冶如揽嫱施之袪；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47]

在此风气下，由宋入金的文人自然会将故国词风带至金代词坛。上文所举的《念奴娇》（疏眉秀目）、《人月圆·宴北人张侍御家有感》以及《春从天上来》（海角飘零）等，使事用典，含蓄蕴藉，即足以证宇文虚中、吴激等对这一词学传统的承继。这种剪裁、化用前人诗句典故之法，实际已成此时期由宋入金词人一个极为重要的艺术手段。看吴氏《满庭芳》（千里伤春）：

千里伤春，江南三月，故人何处汀州。满簪华发，花鸟莫深愁，烽火年年未了，清宵梦，定绕林丘。君知否，人间得丧，一笑付文楸。　　幽州。山偃蹇，孤云何事，飞去还留。问来今往古，谁不悠悠。怪底眉间好色，灯花报、消息刀头。看看是，珠帘暮卷，天际识归舟。

该词通篇用典，而且或化用前人诗句或直接隐括前人的诗篇，手法多样。其起句涵化南朝梁丘迟《与陈伯之书》：“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文意，随后“满簪”三句，则用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意，同时还化用了《春望》诗中“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等句。其“孤云”句则暗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而结句“珠帘暮卷”则出自王勃《滕王阁诗》“珠帘暮卷西山雨”；“天际识归舟”，则是谢朓《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诗中的成句。同时最后三句还隐括了柳永《八声甘州》词中“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的思路。这种化用前人诗文典故的手法，浑然天成，一如己出，其家国之思、沦落之感，尽得以出。

这是吴激词使事用典的情形。蔡松年也是这方面的高手。他最喜欢化用的是东坡诗词歌赋中的词句。金人魏道明为蔡词作注，其最主要特点就是处处寻找其词如何从东坡中来。如《水调歌头·送陈咏之归镇阳》：“东垣步秋水，几曲冷玻璃。沙鸥一点晴雪，知我老无机。共约经营五亩，卧看西山烟雨，窗户舞涟漪。雅志易华发，岁晚羡君归。　　月边梅，湖底石，入新诗。飘然东晋奇韵，此道赏音稀。我有一峰明秀，尚恋三升春酒，辜负绿蓑衣。为写倦游兴，说与水云知。”魏氏注曰：

“几曲冷玻璃”句注：东坡：“二十四桥亦何有，换此十顷玻璃风。”又：“相望六十里，共饮玻璃江。”又：“归路万顷青玻璃。”“无机”句注：东坡：“岂惟见惯沙鸥熟。”“五亩”句注：东坡：“五亩渐成终老计。”“涟漪”句注：东坡：“西山烟雨卷疏帘。”“华发”句注：东坡：“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羡君归”句注：东坡：“回首吾家山，岁晚将焉归。”“赏音稀”句注：东坡：“东晋风流王谢家。”“水云知”句注云：东坡：“凭君说与东风知。”^[48]

再如魏氏注前引之《念奴娇》（倦游老眼，放闲身）曰：

“染出千林赤”句注：东坡：“暮宿淮南村，已度千山赤。”又“蔚如千林春”。“感时怀古”句注：坡词：“感时怀旧一悲凉。”“醉里谁能知许事，俯仰人间今昔”句注：东坡：“酒阑不必看茶梗，俯仰人间今古。”“唤取穿云笛”句注：东坡：“湛然先生善吹铁笛，有穿云裂石之声。”“换取”字如东坡“换取阿香推雷车”。“为人点破空碧”句注：“点破”字如东坡“孤舟如凫鹥，点破千顷碧”。^[49]

这种注释在魏道明《萧闲老人明秀集注》中多达240余则，虽不免有穿凿之嫌，但这也足以说明蔡氏对东坡词风的喜爱程度以及对东坡以来“以诗为词”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与吴激相类，他或借用东坡的诗词辞藻，所谓“炼字面”，或融化东坡诗词之意境，翻出新意，为己所用。其最负盛名的作品《念奴娇》（《离骚》痛饮）：

《离骚》痛饮，笑人生佳处，能消何物。夷甫当年成底事，空想岩岩玉壁。五亩苍烟，一邱寒碧，岁晚忧风雪。西州扶病，至今悲感前杰。　　我梦卜筑萧闲，觉来岩桂，十里幽香发。嵬隗胸中冰与炭，一酌春风都灭。胜日神交，悠然得意，遗恨无毫发。古今同致，永和徒记年月。

元好问《中州集》称此词为“公（蔡松年）乐府中最得意者。读之则其平生自处，为可见矣”^[50]，并将其判为《中州乐府》的压卷之作。其起始三句典出《世说新语·任诞》：“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51]词人化用此典，其意是说自己欲效“魏晋诸贤”，也做一个“痛饮酒，熟读《离骚》”的名士。于是他从《晋书·王衍传》中化出“夷甫”二句，史载王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风姿详雅”，“口不论世事，唯雅咏玄虚而已”^[52]。《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顾恺之《王夷甫画赞》亦云：“夷甫天形瑰特，识者以为岩岩秀峙，壁立千仞。”而“五亩”以下五句，词家又引出第二位晋代名士谢安。说晚年的谢安“东山再起”，苦撑危局，使东晋取得了“淝水之战”的胜利，然树大招风，位高遭嫉。后因病还都，“闻当舆入西州门，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谢氏死后，所知羊昙，即“辍乐弥年，行不由西州路”，一次偶过西州门，“悲感不已，以马策叩扉，诵曹子建诗曰：‘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恸哭而去”。蔡氏援引谢安故事，其用意，魏道明注曰：“是时公方自忧，恐不为时之所容，故有此句”^[53]。随后蔡氏再化王羲之《兰亭集序》“永和九年，岁在癸丑”句意，表达自己放情丘壑，回归山林的深沉愿望。全词使事用典，虚实相映，章法紧凑而跌宕，而宦海之险、归隐之思尽在其中。故清人张蓉镜评曰：“读其《念奴娇》一阕，激昂慷慨，宜乎遗山称为集中压卷之作。”（张蓉镜跋语）杨义也看到：“此词在慷慨激荡的苏轼词风中，隐藏词人反复吟咏到的‘身宠神已辱’、‘世途古今险，方寸风涛惊’的危机感。”^[54]

“以诗为词”的手段除了化用前人诗文典故以外，还表现在对“词序”的使用上。“词序”盖源于“诗序”，在苏轼等人那里，将诗序之法引入词中，金初由宋入金词人则继承了这种擅用词序的手法，并且发展一步，大量使用题序，尤其是蔡松年词，传世的84首词中大约有70首之多使用了题序，而且词序本身写得精美，完全可当作一篇独立、优美的散文来读。试看几则：

《水调歌头》（云间贵公子）题序：

曹侯浩然，人品高秀，玉立而冠，其问学文章，落尽贵骄之气，蔼然在寒士右。惜乎流离顿挫，无以见于事业，身闲胜日，独对名酒，悠然得意，引满径醉。醉中出豪爽语，往往冰雪逼人，翰墨淋漓，殆与海岳并驱争先。虽其生平风味，可以想见。然流离顿挫之助，乃不为不多。东坡先生云：“士践忧患，焉知非福？”浩然有焉。老子于此，所谓兴复不浅者，闻其风而悦之。念方问舍于萧闲，阴求老伴，若加以数年，得相从乎林影水光之间，信足了此一生，犹恐君之嫌俗客也，作水调歌曲以访之。

《念奴娇》（倦游老眼）题序：

仆来京洛三年来未尝饱见春物。今岁江梅始开，复事远行。虎茵丹房东岫诸亲友折花酌酒于明秀峰下，仍借东坡先生赤壁词韵，出妙语以惜别。辄亦继作，致言叹不足之意。

《水龙吟》（太行之麓清辉）题序：

余始年二十余，岁在丁未，与故人东山吴季高父论求田问舍事。数为余言，怀卫间风气清淑，物产奇丽，相约他年为终焉之计。尔后事与愿违，遑遑未暇。故其晚年诗曰：“梦想淇园上，春林布谷声。”又曰：“故交半在青云上，乞取淇园作醉乡。”盖志此也。东山高情远韵，参之魏晋诸贤而无愧，天下共知之。不幸年逾五十，遂下世，今墓木将拱矣，雅志莫遂，令人短气。余既沉迷簿领，颜鬓苍然，倦游之心弥切。悠悠风尘，少遇会心者，道此真乐。然中年以来，宦游南北，闻客谈箇中风物益详熟。顷因公事，亦一过之，盖其地居太行之麓，土温且沃，而无南州卑溽之患。际山多瘦梅修竹，石根沙缝，出泉无数，清莹秀澈若冰玉。稻塍莲荡，香气濛濛，连亘数十里。又有幽兰瑞香，其他珍木奇卉。举目皆崇山峻岭，烟霏空翠，吞吐飞射，阴晴朝暮，变态百出，真所谓行山阴道中。癸酉岁，遂买田於苏门之下，孙公和邵尧夫之遗迹在焉。将营草堂，以寄余龄。巾车短艇，偶有清兴，往来不过三数百里，而前之佳境，悉为己有，岂不适哉。但空疏之迹，晚被宠荣，叨陪国论，上恩未报，未敢遽言乞骸。若黾勉驽力，加以数年，庶几早遂麋鹿之性。双清道人田唐卿，清真简秀，有林壑癖，与余作苍烟寂寞之友。而友人杨德茂，博学冲素，游心绘事，暇日商略新意，广远公莲社图，作卧披短轴。感念退休之意，作越调水龙吟以报之。

故清人张金吾编纂《金文最》，收录蔡氏文章13篇，除《苏文忠公书李太白诗卷跋》以外，其余的全是词序。吴激传世词有10首，但其中5首有题序，如前举之《春从天上来》、《人月圆》之外，还有《满庭芳》（柳引青烟）题序为“寄友人”、《木兰花慢》（敞千门万户）题序是“中秋”以及《瑞鹤仙》题序为“寄友人”，虽都很简短，皆属点题之作，但这也足以说明其对故国这一词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二、苏学北行，得北地江山之助

《四库全书总目》云：“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约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55]宋人胡寅则指出：“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手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56]苏轼以雄大的才力、开阔的胸襟进入词文学的领域，大大开拓了词的题材、意境、风格等各个方面。其具体表现形式之一就是无一事不可入词，无一意不可包蕴。作为由宋入金的“羁臣”词人，继承了这种词学的传统和观念，何况吴激、蔡松年辈尚与苏门有或近或远的师承渊源呢！

前文已提及，吴激为苏门文人王履道之外孙。王履道（1076—1134，此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及《宋史》本传推算）即王安中，字履道，号初寮，中山阳曲（太原）人。年十四荐于乡，学于苏轼、晁说之。而吴激岳父——米芾（1051—1107）也对苏轼执弟子礼，且与东坡有着长达二十年的友情。米氏一名黼，字元章，号鹿门居士、襄阳漫士等。先世太原人，徙襄阳，寓居润州（今江苏镇江）。历知雍丘县、涟水军，以太常博士出知无为军。徽宗时为书画博士，擢礼部员外郎，出知淮阳军。米氏善画工书，画创“米氏云山”，书与苏轼、黄庭坚、蔡襄等合称四大家。并且，王安中与米芾皆有词集传世。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一“歌词类”即著录王安中《初寮词》一卷，米芾词存《宝晋英光集》中，《彊村丛书》辑为《宝晋长短句》一卷。元好问称吴激“工诗能文，字画得其妇翁笔意”^[57]。《金史》卷一二五也谓：“工诗能文，字画俊逸得米芾笔意。”这都说明吴氏对北宋文化浸染之深，故其词接受北宋词学传统，自在情理之内。蔡松年与苏门的关系，虽不如吴激那么近，但也有一定渊源。据魏道明《明秀集注》透露，蔡氏的原配妻子乃是王履道之小女，如果魏氏所言可信，那么蔡松年也算间接出于苏门了。即使抛开这种家族姻亲关系，即从蔡氏词本身来看，蔡氏也是以东坡为师的。

吴、蔡等人师事东坡的原因，除了师承、姻亲等方面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东坡的文化人格是化解其内心深沉之“羁臣”意识的良药，东坡善处忧患的人生智慧——其深计远虑的理性精神、深照妙理的达观态度、清醒深刻的自省意识以及化解悲苦的幽默机趣，都使飘零异邦、有家难回的“羁臣”们获得了心灵的皈依，在某种程度上，东坡已成为他们精神的导师。这是“苏学行于北”的内在原因。所以，金词之清劲伉爽的词风，主要是通过吴、蔡等由宋入金文人“学苏”完成的。同时，苏学北行也是胡汉文化融合，即女真民族接受、喜欢苏轼的结果。苏轼人格中那种不拘小节的豪健旷达、那种与生俱来的幽默风趣，都与这个民族粗豪乐观、幽默豁达的民族心性相暗合，这正是“苏学行于北”的根本原因。

近人陈匪石指出：“雄阔而不失怆楚，蕴藉而不流于侧媚，卓然成自金迄元之一派，实即东坡之流衍也。”^[58]因此，由宋入金词人是在故国词学传统，尤其是苏轼词学理念影响下，开疆辟土，创造金源词风的。而这种开拓是继承中的开拓，同时也是开拓中的继承，其具体表现就是其创作植根于北地土壤之上，与女真等北方民族文化实现了融合。对此唐圭璋、钟振振有过这样一段论述：

北国气候干烈祁寒，北地山川浑莽恢阔，北方风俗质直开朗，北疆声乐劲激粗犷，植根于斯，故金词之于北宋，就较少受到柳永、秦观、周邦彦等婉约派、格律派词人的影响，而更多地继承了苏轼词的清雄伉爽。金人即便赋儿女情、记艳游事，亦往往能寓刚健于婀娜，譬如燕赵佳人，风韵固与吴姬有别；则其酒酣耳热、击壶悲歌之际的激昂慷慨，不问可知。^[59]

这种东坡风味与北地文化品格的融合，首先表现在吴、蔡词词境的阔大上。前引蔡松年之追和东坡“大江东去”的《念奴娇》（《离骚》痛饮），即是显例。在蔡氏眼中，王衍、谢安、王羲之等魏晋名士实际都未能忘怀世事、高蹈远举，故他要超越前贤，去过一种真正的玄虚雅咏、超俗绝尘的生活。笔势疏朗雄健，词境阔大奔逸。与蔡松年相比，吴激词格略显纤弱，但就词境而言，还是迥别于那些偎红倚翠之作的。比如其《木兰花·中秋》“敞千门万户”，虽是中秋思归之传统名目，但其“瞰沧海”、“眺河汉”、“浩然对影垂杆”等壮阔气韵与心中故国家山之思有机契合，那种铺红叠翠之词是不能与之相比的。所以，吴蔡诸公师事子瞻，但又与北国质直开朗的风俗、劲激粗犷的艺术相结合，其词因而呈现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境界。

再者，与这种阔大之境相谐，吴、蔡等由宋入金词人的创作还有一种清劲俊逸的气势。《金史》吴激传称其“尤精乐府，造语清婉，哀而不伤”，蔡松年本传也说其“文辞清丽，尤工乐府”。在吴激词中，清丽的江南风物、飘渺如烟的回忆、如泣如怨的哀愁，构成了一种清雅的境界。不仅如此，吴氏词还常有高亢雄壮之音，不消说有“海角飘零”的豪气，“谁挽银河”的磅礴，还有《满庭芳》的刚劲壮美：

射虎将军，钓鳌公子，骑鲸天上仙人。少年豪气，买断杏园春。海内文章第一，属车从、九九清尘。相逢地，岁云暮矣，何事又参辰。　　沾巾。云雪暗，三韩底是，方丈之滨。要远人都识，物外精神。养就经纶器业，结来看、开阖平津。应怜我，家山万里，老作北朝臣。

绮丽阴柔之中含蕴着的是词家心中的干云豪情。而在蔡松年词中，则最喜用“清”字，据笔者统计，在蔡氏所传的全部词中，“清”字共出现了44次之多。吴、蔡从苏轼那里汲取了旷达飘逸的境界，摒弃浮艳华丽之格，出之以清劲刚方、俊发踔厉之气。表现形式之一就是企慕魏晋风流。苏轼一生服膺于陶潜，蔡松年更从渊明身上汲取精神的力量。“陶令东篱高咏，千古赏音稀”（《水调歌头·闰八月望夕有作》）、“渊明千载意，松偃斜川道”（《千秋岁》），而且他还将对陶渊明的喜爱，推而广之，追慕魏晋时王羲之、谢安等名士们的高远情韵。吴激也是东晋高贤的崇拜者，其号“东山”即取之于谢安“东山高卧”之典。吴、蔡向往魏晋风度，因而其词自有一种清旷俊逸的美感。再有，以吴、蔡为代表的金初词人喜欢冰霜风雪等冷峻凄寒意象，这一方面体现了北地自然风物对词的影响，同时也是词家有意追求的结果。吴激词中常写北国浩荡风沙，以此作为南国清秀山水的对照，表达其故国家山之思。蔡松年祖籍余杭，长于汴都，19岁入金，终老北地，故北国凄寒景物遂为其词常用意象，并且这种物象的选择也有力地支撑了蔡氏萧闲词清爽刚健之气。缪钺先生对宋人审美风尚曾有这样一个评判：“静弱而不雄强，向内收敛而不向外扩张，喜深微而不喜广阔。”^[60]可饱经北宋文化浸染的吴、蔡等“羁臣”文人，一旦身入北地，与女真人朝夕面对，与女真文化对话融合，其审美追求却与宋人渐行渐远，甚至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故清人况周颐论曰：

南宋佳词能浑至，金源佳词近刚方。宋词深致能入骨，如清真、梦窗是；金词清劲能树骨，如萧闲、遯庵是。南人得江山之秀，北人以冰霜为清。南或失之绮靡，近于雕文刻镂之技；北或失之荒率，无解深裘大马之讥。……宋、金之词之不同，固显而易见者也。^[61]

这就是吴、蔡为代表的由宋入金词人的创作，代表了词文学在金初时期的最高成就，并成为一种标志和典范，锻造了新的审美方向，开辟了词的新时代，也开辟了词史的新境界。

总之，金词经由宋入金文人之手而肇始发端，因此获得了很高的起点，正如顾敦所指出的：由宋入金的文人们“以高文化加入低文化，如酵入面，就表现出他们的力量来了。他们的工作，在中国文学史上，却不限于结束过去，还要开拓将来。他们以前辈的资格，扇新朝的大风，再垦殖、再灌溉，于是金文苑中又开出鲜丽馥郁的花朵来了”^[62]。所以，金初词坛是北宋词风在北地的一种延续——如对苏轼旷达词风的继承、善于化用前人诗文典故以及喜用词序等等。但它又不是一种简单的承继，民族文化融合之初的碰撞给词人内心造成的巨大冲击，给词风带来的抑郁苍凉之感，以及浑莽恢阔、质直开朗的北地文化给柔弱的词体带来的刚健清新的影响等，都使得此时期的词显示出不同于北宋词，也迥异于南宋词的北派风貌。

[1] 脱脱等《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卷一二五《文艺传序》，第2713页。

[2] 脱脱等《金史》，卷二《太祖纪》，第36页。

[3] 脱脱等《金史》，卷二八《礼志一》，第691页。

[4] 脱脱等《金史·太祖纪》，第39页。

[5] 庄仲方《金文雅·序》，清光绪十七年江苏书局精刻本。

[6] 王庆生《金代文学家年谱》，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13页。

[7] 脱脱等《金史》，卷七九《宇文虚中传》，第1792页。

[8]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清嘉庆十六年刻本，卷四二。

[9]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八：“淳熙中，孝宗念其忠死，始赠开府仪同三司，谥肃愍，且为置后。其孙绍节今为右司郎中。”

[10] 脱脱等《金史》，卷七九《宇文虚中传》，第1791页。

[11] 赵秉文《滏水集》，《石莲盦汇刻九金人集》本。

[12] 王灼《碧鸡漫志》，见李孝中等辑注《王灼集》，巴蜀书社，2005年，卷二，第247页。

[13] 元好问《中州集》，卷一《吴激小传》，第12页。

[14] 脱脱等《金史》，卷一二五《吴激传》，第2718页。

[15] 王庆生《金代文学家年谱》，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34页。

[16]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三《政宣上帙二十三》，第173页下。

[17] 王庆生《金代文学家年谱》，第37页。

[18] 脱脱等《金史》，卷一二五《吴激传》，第2718页。

[19] 刘祁《归潜志》，卷八，第84页。

[20] 脱脱等《金史》，卷一二五《蔡松年传》，第2715页。

[21]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八《靖康中帙七十三》，第725页上。

[22] 脱脱等《金史》，卷一二五《蔡松年传》，第2715页。

[23] 脱脱等《金史》，卷一二六《文艺传赞》，第2743页。

[24] 脱脱等《金史》，卷一二五《蔡松年传》，第2716页。

[25] 元好问《中州集》，卷一《蔡松年小传》，第22页。

[26] 脱脱等《金史》，卷七九《宇文虚中传》，第1792页。

[27] 刘祁《归潜志》，第83—84页。

[28] 元好问《中州集》，《中州乐府》，第539页。

[29] 脱脱等《金史》，卷一二五《吴激传》，第2718页。

[30] 洪迈《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66页。

[31] 沈谦《填词杂说》，见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一册），第630页。

[32]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见唐圭璋《词话丛编》（第四册），卷三，第3821页。

[33] 元好问《中州集》，《中州乐府》，第539页。

[34] 刘祁《归潜志》，第84页。

[35] 王奕清等《历代词话》，见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二册），卷九，第1270页。

[36] 张宗《词林纪事》，清乾隆刻本成都古籍书店复印，1982年，卷二○，第539—540页。

[37] 陈廷焯《词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大雅集》卷四，第185页。

[38]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见唐圭璋《词话丛编》（第四册），卷三，第3821页。

[39] 叶申芗《本事词》，见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三册），卷下，第2374页。

[40] 元好问《中州集》，第120页。

[41] 洪皓《鄱阳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四。

[42] 脱脱等《金史》，卷一二五《蔡松年传》，第2717页。

[43] 对此问题，今人刘锋焘有《论“吴蔡体”》（《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3期）、李静有《“吴蔡体”探辨》（《学习与探索》2007年2期）、王定勇有《“吴蔡体”之体格探赜》（《宁波大学学报》2008年4期）等专文论述。

[44] 韩愈《五百家注昌黎文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一。

[45] 唐圭璋《全金元词》，第11页。

[46]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作家出版社，1957年，第750页。

[47] 杨冠卿《群公乐府序》，见《客亭类稿》卷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8] 蔡松年撰、魏道明注《萧闲老人明秀集注》，《石莲盦汇刻九金人集》本，第1—2页。

[49] 蔡松年撰、魏道明注《萧闲老人明秀集注》，第12—13页。

[50] 元好问《中州集》，卷一《蔡松年小传》，第22页。

[51] 刘义庆撰、张万起等译注《世说新语译注》，中华书局，1998年，第758页。

[52] 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卷四三，第1236页。

[53] 蔡松年撰、魏道明注《萧闲老人明秀集注》，第701页。

[54] 杨义《中国古典文学图志》，三联书店，2006年，第191页。

[55]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中华书局，1997年，卷一九八，第1808页下。

[56] 胡寅《向芗林〈河套边集〉后序》，《斐然集》，卷一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7] 元好问《中州集》，第12页。

[58] 陈匪石《声执》，见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五册），第4961页。

[59] 唐圭璋、钟振振《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前言》，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

[60] 缪钺《宋诗鉴赏辞典·序言》，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第13页。

[61] 况周颐撰、屈兴国辑注《蕙风词话辑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8页。

[62] 顾敦《辽文学》，《之江学报》1卷3期，193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