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壮士襟怀，清切俊爽

——“南渡”后之季世词风

泰和八年（1208）十一月，章宗崩于金中都安福殿。章宗无子，其叔卫绍王永济嗣位。此时，金源在蒙古铁骑的步步紧逼之下，时迁世移，国势日颓。自章宗后期起，金帝国即呈颓势，宇文懋昭在《大金国志》卷二一《章宗皇帝纪年》中即说：“章宗性好儒术，即位数年后，兴建太学，儒风盛行，学士院选五六人充院官，谈经论道，吟哦自适。群臣中有诗文稍工者，必籍记名姓，擢居要地，庶几文物彬彬矣。惜其十年以后，极意声色之娱，内外嗷嗷，机事俱废；间出视朝，不过顷暂。回宫与郑宸妃、李才人、穆昭仪并马游后苑，因留宴，俟月上，奏鼓吹而归，以是为常。张天贵、江渊等用事，聋瞽昏荒，朝中陈奏便宜，多不经主省览。爱王叛于内，边衅开于外，盗贼公行，道路充斥，边疆多事，兵连祸结矣。”^[1]刘祁《归潜志》卷一二亦云：“然文学止于词章，不知讲明经术为保国保民之道，以图基祚久长。又颇好浮侈，崇建宫阙，外戚小人多预政，且无志圣贤高躅，阴尚夷风；大臣惟知奉承，不敢逆其所好，故上下皆无维持长世之策，安乐一时……”^[2]章宗泰和六年（1206），铁木真完成了蒙古大漠的统一，一时间蒙古铁骑摧枯拉朽，兵锋所指，所向披靡。可接掌金帝位的却是年老的卫绍王，“柔弱鲜智能”，并非合格储君。据史载，章宗在世时，卫王永济曾代表金朝到净州（今内蒙古四子王旗一带）去接受蒙古朝贡。铁木真见永济“美髯须，天资俭约，不好华饰”^[3]，但一接触，即发现其不过是无能的贵族王孙。精明强干的铁木真自不把他放在眼里，因此“见永济不为礼”。以至章宗驾崩，“帝（成吉思汗）问金使曰：‘新君为谁？’金使曰：‘卫王也。’帝遽南而唾曰：‘我谓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为之耶？何以拜为！’即乘马北去。”^[4]章宗晚年，“既无继嗣，而诸叔兄弟多在，章宗皆不肯立，惟欲立卫王”^[5]。故卫绍王执政，“政乱于内，兵败于外”，内外交困，国家日益衰败。至宁元年（1213）八月，权臣胡沙虎弑杀卫绍王。章宗兄完颜珣即位，是为宣宗。宣宗亦无力挽狂澜之才智，其“性本猜忌，崇信执御，奖用吏胥，苛刻成风，举措失当”^[6]，故金王朝的战车在其驾驭下不可逆转地奔向毁灭的深渊。贞祐二年（1214）五月，为避蒙古兵锋，宣宗下诏弃中都迁汴京，史称“贞祐南渡”，自此国势日蹙。在宣宗执政的十余年间，他忠奸莫辨，昏招迭出，先向蒙古屈辱求和，再与西夏断交，又不顾大臣反对，发动侵宋战争，以至金国三面受敌。而朝中悍将专权，近侍用事，叛乱频生，帝国危在旦夕。元光二年（1223）十二月，宣宗病死，其子完颜守绪继位，是为哀宗。哀宗虽有抗蒙图强之志，但大势已去。天兴三年（1234）正月，在蒙军和宋军的联合进攻之下，辗转流徙的哀宗于蔡州（今河南汝南县）自缢，煌煌至盛的金帝国终于悲壮地落下了帷幕。

第一节 “南渡”士风与词风之变

与“大定明昌”词坛相比，“南渡”时期词坛的文化语境又发生了新的变异。自章宗辞世、卫绍王即位，乃至宣宗南渡，金帝国不可挽救地走向了灭亡前的挣扎期。整个国家外有强敌来攻，烽火狼烟，国境日蹙；内有佞臣贵戚，飞扬跋扈，赋税严苛，民不聊生，甚至百姓风起，参加红袄义军，可谓是内忧外患交迫。由于国运不同、士风不同，因而词风迥异。同时，此时期以女真为代表的北方民族与中原地区汉民族已完成融合，一种新的金文化正日益定型、成熟。并且，经过有金一代近百年的文学积累，此时期的文学家们开始在理论上对文学进行深入的思考。所有的这些因素对词的创作面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金源板荡与士人地位、心态的变化

家国剧变的形势以及金朝末年“喜吏恶儒”的政治生态，使得士人的地位、心态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直接影响了“南渡”词人的创作，乃至文坛的审美走向。

即如上文所述，章宗殁后，卫绍王侥幸即位，而权柄实际掌控在“贪残专恣”的佞臣胡沙虎（纥石烈执中）手中。结果卫绍王称帝不到六年，即为胡沙虎所弑。章宗庶兄、年过半百的完颜珣得立，是为宣宗。宣宗为感念胡沙虎迎立之功，拜其为太师、尚书令兼都元帅，封为泽王，其子弟数人均官居要职。后胡沙虎部将朮虎高琪因战败而害怕被杀，故先发制人，率兵杀死主帅胡沙虎。然后退到应天门待罪，“宣宗赦之，以为左副元帅”^[7]。胡沙虎、朮虎高琪之辈皆为出身低贱的胥吏，且都是贪婪无能之佞臣，然皆得宣宗奖用，可见“南渡”之后金国朝政的混乱与败坏。在这种胥吏政治的环境下，士人几无地位与尊严可言。元好问《内翰冯公神道碑铭》即云：“自卫绍王专尚吏道，既以高琪当国，朝士鲜有不被其折辱者。”^[8]刘祁则更近一步分析指出：

宣宗立于贼手，本懦弱无能，性颇猜忌，惩权臣之祸，恒恐为人所摇，故大臣宿将有罪，必除去不贷。其迁都大梁可谓失谋。向使守关中，犹可以数世，况南渡之后，不能苦心刻意如越王勾践志报会稽之羞，但苟安幸存以延岁月。由高琪执政后，擢用胥吏，抑士大夫之气不得伸，文法棼然，无兴复远略。大臣在位者，亦无忘身徇国之人，纵有之，亦不得驰骋。又偏私族类，疏外汉人，其机密谋谟，虽汉相不得预。人主以至公治天下，其分别如此，望群下尽力难哉。故当路者惟知迎合其意，谨守簿书而已。为将者，但知奉承近侍以偷荣幸宠，无効死之心。倖臣贵戚，皆据要职于一时，士大夫一有敢言、敢为者，皆投置散地。此所以启天兴之亡也。^[9]

以朮虎高琪为首的胥吏们根本不把士大夫放在眼里，对于直言时政者、欲有所为者，皆极力排挤、贬黜。《归潜志》记载了许多文人遭到迫害的事例：许古：“南渡，为侍御史。时丞相朮虎高琪擅权，变乱祖宗法度，公上章劾之。上知其忠，常庇翼之，凡有奏下尚书省，辄去其姓名。然竟为高琪所中，贬凤翔幕。”^[10]刘元规，字元正：“少擢第。南渡，为侍御史。时朮虎高琪为相，擅权，公数抗言事，争殿上，出同知昌武军节度使事。后为户部郎中，行部河中，坐事斥。”^[11]甚至像赵秉文这样官至六卿的文坛领袖人物也不免杖责，《归潜志》卷八记载：“兴定初，朮虎高琪为相，恶士大夫，有罪辄以军储论加棰杖，在位者往往被其苦。俄命赵公摄南京转运司，未几，果坐误粮草事，当杖。既奏，宣宗曰：‘学士岂当箠邪？’高琪曰：‘不然无以戒后。’遂杖四十，公大愤焉。”^[12]

以上这些还都是有地位的士人，至于那些初露头角、有抱负的寒士更无晋身出路，终被胥吏政治扼杀。如：“李经天英，锦州人。少有异才。入太学肄业，屏山见其诗曰：‘真今世太白也。’盛称诸公间，由是名大震。字画亦绝人。再举不第，拂衣归。南渡后，其乡帅有表至朝廷，士大夫识之，曰：‘此天英笔也。’朝议以武功就命倅其州，后不知所终。”^[13]张伯玉“许州人，伯英运使弟也。少有俊才，美丰姿，髯齐于腹。为人豪迈不羁，奇士也。初入太学，有声。从屏山游，与雷、李诸君及余先子善。雅尚气任侠，不肯下人。再举不中，遂辍科举计”^[14]。高永“渔阳人。倜傥尚气，轻财好交游。颇读书，喜谈兵。文辞豪健，长于论事。尝从屏山游，与李长源、元裕之、杜仲梁、李稚川相善。累举不第，家甚贫。正大末，余居淮阳，信卿持诸公书来谒，因为定交。留月余，西去。未几，同在南京被围。尝上书言事，不报。以病死。自号应庵……”^[15]

曾有云“金以儒亡”，实际不然，自章宗后期起，士人儒生即受尽排挤，《金史·文苑传》里就记载着章宗后期兴起文字狱，打击摧抑士人的史实。比如《周昂传》“路铎以言事被斥，昂送以诗，语涉谤讪，坐停铨”^[16]。《刘昂传》：“会掌书大中与贾铉漏言除授事，为言者所劾，狱辞连昂。章宗震怒。一时间人如史肃、李著、王宇、宗室从郁皆谴逐之，铉寻亦罢政。昂降上京留守判官，道卒。”^[17]《王庭筠传》：“承安元年正月，坐赵秉文上书事，削一官，杖六十，解职。”^[18]而后在金亡前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国家政权皆由短视无能的胥吏贵戚所把持，士人的正确主张从未得到当政者的重视，甚至其中敢言、敢为者，“皆投置散地”，遭到无情打击，残酷迫害。与此同时，金廷君臣上下醉生梦死，只求苟安。每当蒙古兵临城下，君臣惟有相对而泣，无计可施；而当蒙古军退却之后，则又去寻欢作乐。君臣商讨时政，也不过是做样子走过场，凡遇到关键问题，即宣布下次再议，每每如法炮制。就是这般因循苟且，得过且过，直至金朝灭亡。如此说来，金亡与儒生、儒学何干？儒生士人地位低下不为用，还可举一旁证。据《元史·张德辉传》载，定宗二年（1247），此时金亡已逾十三年，忽必烈召见金遗老张德辉，问曰：“或云‘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有诸？”张对曰：“辽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亲睹。宰执中虽用一二儒臣，余皆武弁世爵，及论军国大计，又不使预闻，大抵以儒进者三十之一。国之存亡，自有任其责者，儒何咎焉！”^[19]

这样，蒙古入侵、贞祐南渡、佞臣当道、胥吏跋扈，残酷的现实无情地摧残着士子文人，他们心中曾经的立致公卿的自信与豪健，如今已成迂腐的笑料，其时运不济的愤慨可想而知。于是或心灰意冷消极避世，或愤郁不平，指天问地，将如此不遇、失意之心绪发之于诗章，词风因而迥异于前代。

二、“三教合一”与文学的发展

金代后期，作为汉文化内核的儒道释思想已深入人心，成为整个金代社会的文化基础，并且出现了“三教合一”的现象。“三教合一”的哲学思潮发端于李唐，流变于北宋，在金代中后期再度兴盛起来。这种思想文化的特质，势必有助于理论家对文学理论进行深入的思考，从而影响“南渡”词坛的创作风尚。

当时，不仅像文坛领袖赵秉文、李纯甫以及杨云翼这样士大夫文人的思想是“儒道释”兼综的，甚至就连此期发展兴盛的道教之一派——全真教皆具备“三教合一”的思想特质，可见“三教合一”思潮的普及与影响力。赵秉文有诗《和杨尚书之美韵四首》，其一云：

河南夫子两程子，要与洙泗继后尘。濂溪先生为张本，舞雩风里浴沂春。

从中可以见出其对北宋理学的崇奉态度。赵秉文是力主儒释道合一的。他曾说：“学佛老与不学佛老，不害其为君子。柳子厚喜佛，不害为小人；贺知章好道教，不害为君子；元微之好道教，不害为小人。亦不可专以学二家者为非也。”^[20]只是三教之中，他更侧重儒学。刘祁还记载：“赵闲闲本喜佛学，然方之屏山，颇畏士论，又欲得扶教传道之名。晚年，自择其文，凡主张佛老二家者皆削去，号《滏水集》，首以‘中’和‘诚’诸说冠之，以拟退之原道性。杨礼部之美为《序》，直推其继韩、欧。然其为二家所作文，并其葛藤诗句另作一编，号《闲闲外集》，以书与少林寺长老英粹中，使刊之。故二集皆行于世。”^[21]杨云翼在《滏水文集引》也肯定赵氏三教中重儒的思想：“学以儒为正，不纯乎儒非学也。文以理为主，不根于理非文也。自魏晋而下，为学者不究孔孟之旨而溺于异端，不本于仁义之说而尚夸辞，君子病诸。今礼部赵公实为斯文主盟，近日择其所为文章，釐为二十卷，过以见示，予披而读之，粹然皆仁义之言也。盖其学一归诸孔孟而异端不杂焉，故能至到如此，所谓儒之正、理之至，尽在是矣。天下学者景附风靡，知所适从，虽有狂澜横流，障而东之，其有功吾道也大矣！”^[22]对赵秉文这种试图以儒来统御三教的努力，刘祁曾同王若虚有过讨论，刘说：“公（指赵秉文）既欲为纯儒，又不舍二教，使后人何以处之？”王答：“此老所谓藏头露尾耳。”^[23]可见，“三教”思想在赵秉文那里相互交织的情形。

另一位领袖人物李纯甫则是“三教”之中颇倾心于佛的，并且他这种思想还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其在《重修面壁庵记》中曾自述说：“屏山居士，儒家子也。始知读书，学赋以嗣家门，学大义以业科举。又学诗以道意，学议论以见志，学古文以得虚名。颇喜史学，求经济之术；深爱经学，穷理性之说。偶于玄学似有所得，遂于佛学亦有所入。学至佛则无可学者，乃知佛即圣人，圣人非佛，西方有中国之书，中国无西方之书也。吾佛大慈，皆如实语，发精微之义于明白处，索玄妙之理于委曲中。学士大夫犹畏其高而疑其深，诬为怪诞，诟为邪淫，惜哉！龙宫海藏、琅函贝叶无虑数千万言，顶之而不观，目之而不解。且数百年老师宿德，又各执其所见，裂于宗乘，汩于义疏，吾佛之意扫地矣。悲乎！”^[24]元好问也说他“三十岁后，遍观佛书，能悉其精微。既而取道学书读之。著一书，合三家为一。就伊川、横渠、晦庵诸人所得者而商略之。毫发不相贷。且恨不同时与相诘难也”^[25]。李纯甫晚年，“自类其文，凡论性理及关佛老二家者，号内稿；其余应物文字如碑志、诗赋，号外稿。盖拟《庄子》内外篇”^[26]。这与赵秉文的以儒为内，以佛、老为外，显然有很大的不同。

总之，赵、李二家虽各有侧重，然以“三教合一”为尚当是不争的事实。在他们的倡导下，士人阶层的思想或重于儒或偏向于佛，自是“三教”兼综。刘祁即看到此点，比如其《归潜志》卷四记刘祖谦，称其“兼通佛老百家言，从赵闲闲、李屏山诸公游，甚为所重”^[27]。又卷五记董文甫“为人淳谨笃实，学道有得，其学参取佛老二家，不喜高远奇异，循常道”；“盖其于六经、《论》、《孟》诸书，凡一章一句皆深思；思而有得，必以力行为事，不徒诵说而已”^[28]等等，随处可见。这种“三教合一”思想文化的特质势必对文学创作发生直接的作用，比如儒家直面现实的创作精神、忧患意识以及忧国忧民的传统，道家对现实的批判、重视个体解放的主体意识，佛家的“吾性本真”、“境界至上”的思想等等，必然会影响到诗词创作。

三、理论的思考与文学的实践

“三教”合流对文学的影响，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就是促进了理论家们对文学理论问题的深入思考，而这种思考反过来又直接指引了此期包括词文学在内的文学实践。有感于明昌时期浮艳的文风，有感于金末风雨如晦的现实，赵秉文、李纯甫等人分别提出了一系列文学理论主张，并且通过争鸣、讨论的方式形成了金源末年两种重要的理论流派。但不管哪种派别，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救世之弊，希望通过振作文风，有助于金帝国的复兴。

如前文所述，金朝在章宗后期就埋下了积弱的病根，即如刘祁所说，此时期“颇好浮侈，崇建宫阙，外戚小人多预政，且无志圣贤高躅，阴尚夷风；大臣惟知奉承，不敢逆其所好，故上下皆无维持长世之策，安乐一时，此所以启大安、贞祐之弱也。”^[29]“浮侈”的腐朽生活，使得曾经勇猛无比的猛安谋克斗志尽失，使得整个社会充满享乐苟安的风气，而“浮艳”文风正是这种风气的反映，于是革除“浮艳软媚”、倡导刚健的“宗唐”的文学，并以此振作人们的精神就变得极为必要。所以，赵秉文打起“文以意为主”的旗帜，李纯甫提出“言为心声”的口号，向浮艳文风发起攻击。

赵秉文在《竹溪先生文集引》中提出：“文以意为主，辞以达意而已。古之人不尚虚辞，因事遣辞，形吾心之所欲言者耳。”^[30]他在《答李天英书》对“意”作了解释：“至于诗文之意，当以明王道，辅教化为主。”可见，其文学观之鲜明的儒家功利主义倾向。其实，赵氏所论“文以意为主”并非赵氏之独创，其来自于唐人杜牧：“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答庄充书》）与赵秉文同时代的周昂（？—1211）也非常看重“以意为主”的理论，他告诫其甥王若虚：“文章以意为之主，字语为之役。主强而役弱，则无使不从。今人往往骄其所役，至跋扈难制，甚者反役其主。虽极辞语之工，而其文之正哉？”^[31]显然，周昂也是针对浮艳文风而言的。与周昂不同的是，赵秉文在此基础上，又提出用“宗唐”师古的主张，继承《诗经》以来的“风雅”精神以实现其振作文风的目的。其“师法古人”的主张在《答李天英书》中有较为系统的论述：

足下之言措意，不蹈袭前人一语，此最是诗人妙处，然亦从古人中入。譬如弹琴不师谱，称物不师衡，工匠不师绳墨，独自师心，虽终身无成可也。故为文当师六经、左丘明、庄周、太史公、贾谊、刘向、扬雄、韩愈；为诗当师三百篇、《离骚》、《文选·古诗十九首》，下及李、杜；学书当师三代金石、钟、王、欧、虞、颜、柳，尽得诸人之所长，然后卓然自成一家。非有意于专师古人也，亦非有意于专摈古人也。自书契以来，未有摈古人而独立者：若扬子云不师古人，然亦有拟相如四赋；韩退之“惟陈言之务去”，若《进学解》则《客难》之变也；《南山》诗则《子虚》之余也。岂遽漫汗自师胸臆至不成语，然后为快哉？^[32]

所论虽然都是诗文，但也是可以适用于金词创作的。这也就是为什么闲闲词多师法东坡，以继续光大东坡豪健词风为己任的原因了，故元好问云：“其所制乐府，大旨不出苏黄之外”^[33]。苏轼主张“以诗为词”，认为词与诗一样，也是表达心声的工具，具有诗歌的功能。无疑，赵氏对此亦有发扬。

与赵秉文“师古”主张不同，李纯甫则提出“师心”的理论。他在《西岩集序》中指出：“人心不同如面，其心之声发而为言，言中理谓之文；文而有节为之诗。然则诗者，文之变也，岂有定体哉？故三百篇，什无定章，章无定句，句无定字，字无定音。大小长短，险易轻重，惟意所适，虽役夫室妾悲愤感激之语，与圣贤相杂而无愧，亦各言其志也已矣！”^[34]可见，李纯甫没有像赵秉文那样强调文学的教化功能，而是认为诗不过“各言其志也已矣”。并且由于个性、际遇的原因，李氏气度殊为豪迈，一度对人生极其自信、甚至狂傲。李氏“少自负其才，谓功名可俯拾，作《矮柏赋》，以诸葛孔明、王景略自期。由小官上万言书，援宋为证，甚切。当路者以迂阔见抑，士论惜之。中年，度其道不行，益纵酒自放，无仕进意。得官未尝成考，旋即归隐。居闲，与禅僧、士子游，惟以文酒为事。啸歌袒裼，出礼法外，或饮数月不醒。人有酒见招，不择贵贱，必往，往辄醉。虽沉醉，亦未尝废著书。至于嬉笑怒骂，粲然皆成文理。”^[35]故其在诗文风格上，他更倾向于师法韩孟诗派，强调“字字皆以心为师”，将自我磊落不平之气和豪迈个性襟怀都展现出来，表现文学的抒情性特质。

所以詹杭伦据此指出：“赵秉文和李纯甫的分歧，主要在“师古”还是“师心”上。”^[36]二人为此曾有过争鸣，比如《归潜志》卷八即记曰：“李屏山教后学为文，欲自成一家，每曰：‘当别转一路，勿随人脚跟。’故多喜奇怪，然其文亦不出庄、左、柳、苏，诗不出卢仝、李贺。晚甚爱杨万里诗，曰：‘活泼剌底，人难及也。’赵闲闲教后进为诗文则曰：‘文章不可执一体，有时奇古，有时平淡，何拘？’李尝与余论赵文曰：‘才甚高，气象甚雄，然不免有失支堕节处，盖学东坡而不成者。’赵亦语余曰：‘之纯文字止一体，诗只一向去也。’……兴定、元光间，余在南京，从赵闲闲、李屏山、王从之、雷希颜诸公游，多论为文作诗。赵于诗最细，贵含蓄工夫，于文颇粗，止论气象大概。李于文甚细，说关键宾主抑扬，于诗颇粗，止论词气才巧。故余于赵则取其作诗法，于李则取其为文法。”^[37]但强调文学创作要具有独创性，则是赵、李共同的主张，反对浮艳文风则是双方共同的理想。他们尽管有争论，但二人彼此友谊很深，刘祁还记述说：“李屏山视赵闲闲为丈人行，盖屏山父与赵公同年进士也。然赵以其才，友之忘年。屏山每见赵致礼，或呼以老叔，然于文学间未尝假借，或因醉嫚骂。虽愠亦无如之何。”^[38]当时两人在文坛上被人誉为“李赵风流两谪仙””（《杨弘道《鹧鸪天·留赠元遗山》）^[39]。1223年李纯甫去世，赵秉文为其作《墓表》，在其后的《和刘云卿》诗中还感叹：“屏山殁后使人悲，此外交亲刘与雷。”其《送宋飞卿》又说：“瘦李髯雷隔存没，只愁诗垒不成军。”表达了惺惺相惜的哀挽之情。

由是观之，以赵秉文、李纯甫为代表的金末文学理论家，对包括词学在内的文学之风格论、创作论、源流论等理论问题都做了认真而深入的思考和辨析，而后的元好问、王若虚则在他们的基础上将金代文学理论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峰，这无疑是百年以来金代文学发生发展乃至成熟的重要标志。有了理论指导的文学实践必然会有大的创获，无疑，“南渡”词人的成就即是这种理论影响下的产物。

第二节 “南渡”词风貌

在金末兵连祸结、内忧外患的时局背景下，许多有志的文人从明昌时代的奢靡逸乐之中清醒过来，振作文风，试图挽狂澜于既倒，于是词坛风尚为之一变。正如清人伍绍棠所指出的：“逮乎汴水南迁，连疆日蹙，龙蛇洞，豺虎纵横，羁人同楚社之悲，朝士有新亭之泣。譬之杜樊川之感慨，乃喜谈兵；刘越石之清刚，辄闻伤乱。”（《金文最·跋》）故金初即影响词坛的东坡词风，此时期得以进一步发扬，词家们试图以慷慨呜咽之音呼唤人们救亡图存的斗志。另一方面，还有一部分文人，面对时代的剧变、现实的黑暗，他们感到绝望，于是或逃于佛禅，或避于山林，吟咏山水之情，将悲慨之感诉诸于诗酒隐逸之中。代表此时期这种词风变化的词家有很多，以唐圭璋《全金元词》所收词家及其词作为基本参照，以文学活动主要集中在金室“南渡”至金亡（1234）的二十年时间为考察中心，略为统计，约有词人19家，其所传词凡41首，从而构成新一代词人的创作风貌。如以卒年先后为序，列表如下：

续表

其中以赵秉文、李纯甫最为代表。与“大定明昌”词人相比，“南渡”词人的词风表现出新的变化。

一、忧伤的季世情怀

如上所述，“南渡”时期的社会形势已迥异于“大定明昌”时代，国家陷入板荡之期，故词人融北方民族之刚健，盛唐诗风之骨力，东坡词之豪爽俊逸，以及心中矛盾的济世情怀为一炉，使得词坛慷慨激荡，波澜起伏。

主盟此期文坛的是赵秉文。赵氏，字周臣，号闲闲居士，磁州滏阳（今河北磁县）人。史载赵氏幼颖悟，读书朗畅若夙习然。世宗大定二十五年（1185），二十七岁的赵闲闲进士及第，释褐安塞主簿。明昌六年（1195）入为应奉翰林文字。宣宗兴定元年（1217）拜礼部尚书，兼侍读学士，同修国史、知集贤院事。哀宗即位，改翰林学士，兼益政院说书官。正大八年（1231），汴京戒严，上命为敕文，以宣悔悟哀痛之意。秉文指事陈义，辞情俱尽。三月，撰《天兴改元诏》，闾巷传诵，拜诏皆痛哭。秉文历仕五朝，官至六卿。好学深思，未尝一日废书。其诗文书画皆工，是大安三年（1211）党怀英去世之后，金源文坛的领袖人物。元好问《中州集》赵秉文小传谓其工书翰，“字画有晋魏以来风调，草书尤警绝”^[40]。刘祁《归潜志》亦云，赵秉文“幼年诗与书皆法子端（王庭筠），后更学太白、东坡，字兼古今诸家学。及晚年，书大进。诗专法唐人，魁然一时文士领袖”^[41]。

赵氏文章长于辨析，畅所欲言；其诗，七言长诗，笔势纵放，不拘一律；律诗壮丽，小诗精绝；五言古诗则沉郁顿挫学阮嗣宗，真淳简淡师陶渊明，《中州集》收录其诗63首。诗文今皆收入《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存诗六百余首。据史载，朝使至自河、湟者，多言夏人问秉文及王庭筠起居状，其为四方所重如此。元好问高度评价其道德文章：“盖自宋以后百年，辽以来三百年，若党承旨世杰、王内翰子端、周三司德卿、杨礼部之美、王延州从之、李右司之纯、雷御史希颜，不可不谓之豪杰之士。若夫不溺于时俗，不汩于利禄，慨然以道德、仁义、性命、祸福之学自任，沉潜乎六经，从容乎百家，幼而壮，壮而老，怡然涣然，之死而后已者，惟我闲闲公一人。”^[42]元人郝经也以诗评之曰：“金元一代一坡仙，金銮玉堂三十年。泰山北斗斯文权，道有师法学有渊。”^[43]《中州乐府》辑录其乐章6阕，近人周泳先《唐宋金元词钩沉》辑为《滏水词》一卷，计9首。唐圭璋《全金元词》增补1首。赵氏词有10首传于世。

赵秉文是一个使命感极强的人，贞祐三年（1215），面对国家的危局，他不顾年老（57岁），上书提出“愿为国家守残破一州”^[44]。而后日以时事为忧，甚至食息顷不能忘。每闻一事可便民，一士可擢用，大则拜章，小则为当路者言，殷勤郑重，不能自已。在文坛上，他有感于明昌、承安年间极意声色之娱的士风以及浮艳尖新的文风，试图以文学的风雅精神来改变这种奢靡的风气，振作摇摇欲坠的国势。对此刘祁《归潜志》卷八中记述说：

明昌、承安间，作诗者尚尖新，故张翥仲扬由布衣有名，召用。其诗大抵皆浮艳语，如“矮窗小户寒不到，一炉香火四围书”。又“西风了却黄花事，不管安仁两须秋”，人号“张了却”。刘少宣尝题其诗集后云：“枫落吴江真好句，不须多示郑参军。”盖讥之也。南渡后，文风一变，文多学奇古，诗多学风雅，由赵闲闲、李屏山倡之。屏山幼无师传，为文下笔便喜左氏、庄周，故能一扫辽宋余习。而雷希颜、宋飞卿诸人，皆作古文，故复往往相法效，不作浅弱语。赵闲闲晚年，诗多法唐人李、杜诸公，然未尝语于人。已而，麻知几、李长源、元裕之辈鼎出，故后进作诗者争以唐人为法也。^[45]

詹杭伦认为，金源“南渡”后，赵氏以礼部尚书身份执掌文坛二十余年，他之所以能主导文坛风气的转变，主要有三个要素：第一，其创作实践和理论起了示范和号召作用；第二，他主持科举考试，录取体现新型文风的士人；第三，喜奖掖后进，在他周围聚集了一群志趣相投的文人。^[46]比如《归潜志》卷一○即载：“泰和、大安以来，科举之文弊。盖有司惟守格法，无育材心，故所取之文皆猥弱陈腐，苟合程度而已。其逸才宏气、喜为奇异语者往往遭绌落，文风益衰。及宣宗南渡，贞祐初，诏免府试，而赵闲闲为省试，有司得李钦叔赋，大爱之。盖其文虽格律稍疏，然词藻庄严绝俗，因擢为第一人，擢麻知几为策论魁。于是举子辈哗然，诉于台省，投状陈告赵公坏了文格，又作诗讥之。台官司许道真奏其事，将覆考，久之方息。俄钦叔中宏词科，遂入翰林，众始厌服。”^[47]赵秉文《答麻知几书》亦记其事：“前者足下与李钦叔各魁省贡，群口謷謷，争为毁訾。及钦叔连中两科，然后心服。如使足下一第后试制策、试宏词，当与钦叔并驰争光，未知鹿死谁手也。”赵氏扭转文风的主要做法就是反对“适意而安”（《适安堂记》），主张士人在各自的处境中尽自我本分以振国势。具体表现就是以风雅精神革除浮艳之风。比如，正大三年（1226），赵秉文出使西夏，但中途辄命返。面对衰微国运，诗人途中作《郑子产庙》、《过阌乡》等二十几首诗，沉郁顿挫，怀古伤今，充满骨力。如《过阌乡》：

秦关百二天下壮，百万雄师未能傍。函关未了又潼关，潼关之败何等闲？九龄斥逐姚宋死，边将邀功从此始。今年西屠石堡城，明年又起渔阳兵。朝廷欲藉边将重，不觉胡雏心暗动。禄山前死未可知，虽有渔阳突骑将奚为？自古明王重用武，莫笑书生陈腐语。

表面上，诗人处处说唐代，其实句句讽金朝，名为咏史，实为伤今，感慨忧伤几不能自已，其目的自是希望金源君臣从唐人那里领悟兴亡之道。再如其《杂拟十一首》之第七首：

空斋日无事，起坐横鸣琴。明月入我牖，照见万古心。古风不复还，中有太古音。置琴挂壁上，吾道无古今。

小诗也感慨遥深，字里行间荡漾着一种时代的悲伤。在赵秉文为数不多的词作中，《秦楼月》也是表现其对国事忧虑、沉郁苍凉的代表作：

箫声苦。箫声吹断夷山雨。夷山雨。人空不见，吹台歌舞。　　危亭目极伤平楚。断霞落日怀千古。怀千古。一杯还酹，信陵坟土。

“秦楼月”即“忆秦娥”。歌词借一连串伤感的意象，传达出词家对时局艰危的忧伤感喟。词境开阔，苍凉高古。李献能《浣溪沙·河中环胜楼感怀》也是同类的作品：

垂柳阴阴水拍堤，欲穷远目望还迷，平芜尽处暮天低。　　万里中原犹北顾，十年长路却西归，倚楼怀抱有谁知？

李献能（1192—1232）是金源后期的文坛宿将，“南渡”后特赐的词赋进士。其先世以功为金吾卫上将军，时号“李金吾家”。昆弟皆能文，从兄献卿、献诚、从弟献甫，相继擢第，故李氏有“四桂堂”云。献能“资禀明敏，博闻强记，辈流中少见其比”^[48]。年二十一，以省元赐第，廷试第一，复中宏词优等。授应奉翰林文字，考满再留，在翰苑者凡十年。后出为鄜州观察判官。因荐举复应奉，迁修撰。正大末，以镇南军节度使充河中经历。正大八年，蒙古兵来攻，河中陷，奔陕，权陕府行省左右司郎中。天兴改元，陕中军变，遇害。关于其人格，元好问《中州集》称许之：“为人诚实乐易，洞见肺腑。世间狡狯变诈，纤悉无不知，然羞之不道也。与人交，不立崖岸，杯酒相然诺，赴难解纷，不自顾藉。虽小书生以爱兄之道来，亦殷勤接纳，倾筐倒庋，无复余地，时辈以此归之。”^[49]在翰林日，应机敏捷得体，故赵秉文、李纯甫尝曰：“李献能，天生今世翰苑材。”^[50]其诗长于风雅，歌词乐章尤为所长。然多亡佚，《中州集》仅存其诗20首，《中州乐府》仅录其词3首。吴梅《词学通论》曰：“词虽不多见，而气度风格，酷似秦少游。……卓然名手也。”^[51]况周颐因《江梅引》称其为“赋物圣手”^[52]。此处所举之《浣溪沙·河中环胜楼感怀》，乃金词名作。词人既有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又有对当政者苟且偷安、嫉贤妒能的愤懑。自己在朝中蜗居十年之后，本欲对国家有所贡献，特别是当此国运危难之际。但“南渡后，宣宗奖用胥吏，抑士大夫，凡有敢为、敢言者，多被斥逐”^[53]，故词人被贬逐于偏远的河中。天色阴沉，天地迷蒙，强敌压境，词人登临家乡之环胜楼，感到的是气氛的压抑，国家前路的迷茫。下片抒写怀抱，真是“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一腔抱负与备受压抑的愤懑该向谁诉说呢！故况周颐评曰：“《浣溪沙·环胜楼》云：‘万里中原犹北顾，十年长路却西归，倚楼怀抱有谁知？’尤为意境高绝，以南北明贤拟之，辛幼安殆伯仲之间，吴彦高其望尘弗及乎？”^[54]将李献能与辛弃疾相提并论，甚至吴激都望尘莫及，虽未免过誉，但亦见出本词在后世人心中的份量。

相似的作品，还可举高永的《大江东去·滕王阁》：

闲登高阁，叹兴亡满目，风烟尘土。画栋珠帘当日事，不见朝云暮雨。秋水长天，落霞孤鹜，千载名如故。长空澹澹，去鸿嘹唳谁数。　　遥忆才子当年，如椽健笔，坐上题佳句。物换星移知几度，遗恨西山南浦。往事悠悠，昔人安在，何处寻歌舞。长江东注，为谁流尽今古？

高永（1187—1232），初名夔，字舜卿。后李纯甫为改今名，字信卿，号应庵，渔阳（今天津蓟县）人。为人不拘小节，元好问称其“有幽并豪侠之风”。读书略通，即弃之去。累举不第。贞祐初，居嵩州（今河南嵩县一带），从李纯甫游，其学遂进。正大末，上书言事，不报。与李汾、元好问、杜仁杰等亦相善。喜谈兵，文辞豪健，诗“豪宕谲怪，不为法度所窘”^[55]，有中唐刘叉风调。天兴元年，病卒于汴京，年四十六。其歌词所传仅此《大江东去·滕王阁》一篇，见于元风林书院《名儒草堂诗余》，但却以此孤篇名传词林。歌词咏古迹叹兴亡，抒发的亦是季世之忧伤苍凉之感，表达词家无法效力国家的愤慨，以及对国事艰危的忧虑。

由此可见，赵秉文、李献能、高永等“南渡”词人一方面以士人的责任感关注着家国时事，唱出了金末社会衰败沉沦的挽歌。另一方面则以士人的使命意识，抒写了朝政黑暗、人生不遇的深悲巨痛，其初衷无非是倾己之力缚住金帝国这驾奔向灭亡深渊的战车，但现实的无情与冷酷打碎了他们的梦想。即如史公奕所叹：“锦囊三矢传遗恨，不救朱三着赭黄！”（《李雁门》）^[56]也正是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努力和感叹，才使得此时期的词坛充溢着一种慷慨、忧伤的悲剧美感。

二、“修辞立诚”的创作精神

与上述“忧伤的季世情怀”相联系的是南渡词人“修辞立诚”的创作精神。“修辞立诚”语出《易·乾》：“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唐人孔颖达疏曰：“辞谓文教，诚谓诚实也。外则修理文教，内则立其诚实，内外相成，则有功业可居。”^[57]也即是面对政治腐败、危机深重的社会现实，“南渡”词人不管是力图挽狂澜于既倒的积极用世，还是回归山林、回到内心的消极出世，他们皆以手写心，或慷慨以任气，或放意于田园，旷达与感伤相杂，豪情与苍凉相合，书写出了特殊时代下词人真实的心灵史。

即如前言，“南渡”文坛实际上存在着文学主张、创作风格都有所不同的两个文学流派，一个是以赵秉文为代表的师法古人、崇尚风雅的流派，一个是以李纯甫为核心的性格多豪迈雄放、文学创作多喜奇峭的流派。李纯甫（1177—1223），字之纯，号屏山居士，弘州襄阴（今河北阳原）人。承安二年（1197），二十岁登经义进士第。喜谈兵，泰和六年，章宗南征，之纯两次上疏策其胜负，后战情多如其所料。宰相爱其文，荐入翰林。到了北兵乱起，他又上疏论时事，不报。宣宗迁汴，升左司都事。时朮虎高琪擅权，纯甫观其必败，以母老辞去。既而高琪事败被诛，纯甫复入翰林，连知贡举。后任京兆府判官。元光二年（1223）卒于汴京，年四十七。纯甫今存文7篇，词1首，诗二十四题共29首。刘祁说：“屏山幼无师傅，为文下笔便喜左氏、庄周，故能一扫辽、宋余习。”^[58]故其诗词任才使气，豪气干云：

借问高书记，南征又北征，从军元自乐，游子若为情。笔下三千牍，胸中百万兵。伤弓良小怯，弹铗竟何成。惨淡风尘际，悲凉鼓角声。别家四十日，并塞两三程。斗绝牛皮岭，荒寒燕赐城。吟边白鸟没，醉里暮云横。感慨悲王粲，颠狂笑祢衡。虎贲多将种，底用两书生？（《赠高仲常》）

这是李氏赠高宪（？—1212）的诗作。据李纯甫《屏山故人外传》载，高宪年未三十而诗有千首。故诗中李氏对高宪的文武之才备加推崇，并对其不得重用而愤激不平，诗风流走刚劲。李纯甫的同类作品还可看《赤壁风月笛图》：

钲鼓掀天旗脚红，老狐胆落武昌东。书生那得麾白羽，谁识潭潭盖世雄？裕陵果用轼为将，黄河倒卷湔西戎。却教载酒月明中，船尾呜呜一笛风。九原唤起周公瑾，笑煞儋州秃鬓翁。

诗人借苏轼不为所用之酒杯，浇自己一腔不遇之块垒。纯甫少喜谈兵，慨然有经世志。中年以后，度其道不行，纵酒自放，转而学佛，以求内心的解脱。刘祁之父刘从益即评曰：“如屏山之才，国家能奖养挈提使议论天下事，其智识盖世人不可及。惟其早年暂欲有为、有言，已遭摧折，所以中年纵酒，无功名心，是可为国家惜也！”^[59]可谓中的之言。李纯甫词仅传一首，其词云：

几番冷笑三闾，算来枉向江心堕。和光混俗，随机达变，有何不可？清浊从他，醉醒由己，分明识破。待用时即进，舍时便退，虽无福，亦无祸。　　你试回头觑我，怕不待峥嵘则个。功名半纸，风波千丈，图个甚么？云栈扬鞭，海涛摇棹，争如闲坐。但樽中有酒，心头无事，葫芦提过。（《水龙吟》）

词作语词诙谐近于调侃，豁达之中蕴含时代隐忧，无奈之际传达人生的悲慨。

再看高宪的《三奠子·留襄州》词，亦是“修辞立诚”的显例，从中即照见出词家的性情面貌：

上楚山高处，回望襄州。兴废事，古今愁。草封诸葛庙，烟锁仲宣楼。英雄骨，繁华梦，几荒邱。　　雁横别浦，鸥戏芳洲。花又老，水空流。著人何处在，倦客若为留？习池饮，庞陂钓，鹿门游。

高宪，字仲常，辽东人。泰和三年（1203）乙科登第。官博州防御使。辽阳破，没于兵间。其天资颖悟，博学强记，在太学中，诸人莫能相抗衡。“自言世味澹，无所好，惟生死文字间而已。使世有东坡，虽相去千里，亦当往拜之”^[60]。高宪乃渤海词人王庭筠之甥，幼学外家，故诗笔字画俱有王氏之风。词题“襄州”即襄阳，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故历代文人登临此地常不免发兴亡之感、失意之悲。高宪亦不例外，上片言当年风云驰骋的英雄，如今早已风流云散，只留下破败荒凉的几堆荒冢而已。下片写自身，昔日请长缨、系天骄的雄心壮志，今已消磨殆尽，之所以还想“留襄州”，是因欲“习池饮，庞陂钓，鹿门游”。歌词把登临怀古与写景抒怀和谐地融汇在一起，字里行间蕴含着词人英雄末路的凄凉和苦涩，词人之性情毕现。

与李纯甫、高宪词相比，王渥的名作《水龙吟·从商帅国器猎，同裕之赋》则状写出别一种气概与骨力：

短衣匹马清秋，惯曾射虎南山下。西风白水，石鲸鳞甲，山川图画。千古神州，一时胜事，宾僚儒雅。快长堤万弩，平冈千骑，波涛卷、鱼龙夜。　　落日孤城鼓角，笑归来、长围初罢。风云惨淡，貔貅得意，旌旗闲暇。万里天河，更须一洗，中原兵马。看鞬櫜呜咽，咸阳道左，拜西还驾。

王渥（1186—1132），字仲泽。太原人。兴定二年（1218）进士。调管州司候，不赴。受时帅所知，连辟三府经历官，在军中凡十年。后辟宁陵令，有治绩。正大七年（1230），赴宋议和，应对敏捷，宋人重之。还，迁一官，为太学助教，转枢密院经历官，俄迁右都司事。天兴改元（1232），以左右员外郎从赤盏合喜提兵出援武仙，遇北兵大战，殁于阵。年四十七。仲泽性明俊不羁，博学无所不通，元好问称其有文采，善议论，妙于琴事，字画有晋人风，而诗是其专门之学。其辨博为李纯甫所称许，云“天下三谈士”，王渥其一也。《中州集》卷六存其诗11首，《全金诗》卷三一增补1首，《中州乐府》辑其词1首，即此处所举《水龙吟》。该词词题“从商帅国器猎”，是说此时完颜斜烈（名鼎，字国器）正镇商州。“同裕之赋”即谓与元好问等共同赋此词牌。元好问同调词前小序亦云：“从商帅国器猎于辽阳，同仲泽、鼎玉赋此。”古时狩猎，往往有练兵、讲武意味，且当时金帝国尚有相当强大的军事力量，故王渥等对于金室尚存振作之望，因而全词写得威武雄壮，豪气干云，有声彻天地之概。而词家的雄豪之气、壮士襟怀更是溢于言表。不仅如此，元好问认为王渥诗也颇能见其赤诚之情性，在《中州集》王渥小传后元氏附录了王渥两首诗，分别是《九日登颍亭见寄》：“茫茫襄城野，岁晏多风埃。野田半已荒，草虫鸣更哀。西风吹白云，大隗安在哉？七圣之所迷，而我胡为来？我本林野人，初无经世材。失身鞍马间，坐令双鬓摧。安得元紫芝，共举重阳杯。诗成西北望，九山郁崔嵬。”元氏评曰：“读之尚可以见斯人胸怀之仿佛。”另一首为《颍上诗》：“不才被弃翻为福，拙计无营却似高，是处青山可埋骨，谁家白酒不消忧。夕阳转屋卧林影，急雨坏桥喧水声。”元好问记曰：“人喜传之。”^[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