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股不可遏制的新诗潮
——从舒婷的创作和争论谈起（节选）

刘登翰

一群年青的诗人向我们走来。带着他们的思考与探索，带着他们的成就与不足，引起诗歌界和评论界广泛的注意：赞扬或者非难。

舒婷是他们之中的一个。

像任何时代每一个带来新的艺术的诗人一样，他们走着自己时代所赋予的独特的生活道路，也开拓着自己与这生活经历相一致的艺术道路。他们从不成熟到成熟，从不被理解到被理解，从被拒绝到被接受。有时候这个过程甚至是相当漫长和曲折的。而往往，那些不易被理解和接受的部分，恰正是最有光彩和预示着发展的部分。因为，固有的艺术传统的惯性力里，往往本能地拒绝突破这种惯性的新的生命的到来。

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谈谈对舒婷创作的一些想法，因为，对于舒婷作品的许多争论，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也是对于包括舒婷在内的一批勇于探索的青年诗人的争论。

并非偶然的文学现象

舒婷的出现不是孤立的，偶然的。

一九七九年的诗歌创作，在新诗的发展史上将是值得记载的一年。一大批新人的出现，是这一年诗歌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

如果追溯一下这群年青诗人走向文学的历程，便可以发现，恰是耽误了这一代人青春的十年“文革”，造就了这一代人的歌手。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都成长在“文化革命”这波谲云诡的动荡的十年间。历史的曲折发展使他们普遍地都经历了从狂热的迷信到痛苦的觉醒，从苦闷的徘徊到真理的探求这样一个曲折而丰富的心灵历程。对十年变幻莫测的政治斗争的厌倦和反抗，使一部分不倦于思索的青年从政治转向文学。当他们发而为声，在表现自己冷静的思索时，便不能不带着这一代人的精神特征，展示出自己这个曲折的认识过程和复杂的心理变化，他们开始于“四人帮”时期的创作，便带着对于“四人帮”推行的那一整套极左政治的强烈的叛逆情绪，追求表现自己内心的真实，表现自己这一代人产生于那个特殊年代的真切的感受和思考。这就给新诗提出了一个富有挑衅性的问题：新诗能不能有诗人自己对于人、对于生活、对于政治独立的思考、评价和把握的形式？能不能有超出于那些传统的英雄主义感情和颂歌主题的，更广阔地表现普通人的，也是诗人自己的愤懑、痛苦、忧虑等等感情领域的天地？

思想上的“叛逆”，必然地要带来对于某些僵化了的艺术观念和形式的叛逆。时代孕育了一股新的感情潮流，也一定要给这股感情潮流开拓一条新的渠道。就新诗自身的艺术说来，建国以来它的发展是比较缓慢的。新诗反映生活的手段，基本上还是五十年代开始就形成的描写英雄主义感情和颂歌主题的借助生活场景描绘直抒激情的方法。对于表现日益丰富和复杂起来的社会生活和人的感情世界，这种植根于五十年代初期的感情土壤、相对说来比较单纯的艺术方法，当然是不够用的。特别经过“文化革命”以后，这种矛盾就更加尖锐了，艺术本身发展的要求，也在呼唤新的突破。

一批新人在倾诉自己丰富和复杂的感情世界时，同时也追求着更为丰富和复杂的表现手段。当然，他们的风格和形式上的艺术追求，也不尽相同。一部分作者的探索，主要表现在内容方面，以敏锐的思索和犀利的锋芒见长，大胆而深刻地触及了现实生活中某些重大而敏感的领域，在艺术上虽然也吸取了某些现代派的手法，但激情的直抒和生活场景的正面描绘，依然是他们主要的表现手段。另一部分作者则寻求内容和形式一致的创新。他们对于“时潮”的叛逆情绪和某些孕育自那个特定年代的感情，不是新诗传统的手法所允许表达的，而需要寻求概括生活的新的途径。他们开始于“四人帮”时期的创作，便回避直露而倾向含蓄的意象和象征；而他们展示自己内心历程和探索人的感情世界的趋向，又使他们比较容易地从某些西方现代派的诗歌艺术（或者间接从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某些接受现代派影响的新诗）中找到借鉴。通过自己内心的折光来反映生活，追求意象的新鲜独特、联想的开阔奇丽，在简洁、含蓄、跳跃的形式中，对生活进行大容量的提炼、凝聚和变形，使之具有一定象征和哲理的意味，是他们的主要特点。

舒婷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艺术环境中出现的。从风格上讲，她属于后一派，但又比这一派更为明朗。弄清了这一背景，我想对于理解舒婷的作品是有益的。

历史上每一种文学潮流的出现，都有它的必然性。有一个时期，一些反对这种“陌生而奇异”的探索的人，曾经想以无视的办法，来否认这股诗歌潮流的存在。他们或者轻易地判定这是二十年代徐志摩、李金发、戴望舒等“资产阶级诗歌流派”（？）的沉渣泛起，或者反对刊物为他们提供可怜的一点篇幅，以期把它和读者隔开，使其自生自灭。但是无视它的存在并不等于它不存在，更不能遏制它的发展。《福建文艺》持续将近一年的关于新诗创作问题的讨论，就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这股诗潮的生命力。勇于探索的新人们走在了前面，眼下需要评论家们严肃对待的，不是轻率地否定，而是像这批勇敢的探求者一样认真地思索一下，这股影响越来越广的新诗潮，已经给，并将继续给新诗带来一些什么新的东西，怎样才能促其更健康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