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阿德莱德动物园的熊猫

俗话说，人离乡贱，物离乡贵，这就是我每次来到阿德莱德动物园，置身于翠竹环绕、小桥流水的熊猫馆时的感受。这座造价几百万澳元，设施堪比五星级酒店的熊猫馆为两只熊猫提供了各600平方米的户外活动空间，池塘、瀑布、假山应有尽有，有5 000多株植物和900吨岩石供其攀爬，还有一块温度可以降至12摄氏度的水冷石供其避暑。看着皮毛润泽，一副养尊处优神气的福妮和网网，不由想起一篇题为《南京动物园的熊猫脏得像狗》的报道，看来确实有命运这回事，不由得你不信。若以人类的物质需求和价值标准来看，肯定会有“同猫不同命”的感触。可谁知熊猫们又是怎么想的呢？身为南半球仅有的两只熊猫，福妮和网网孤独是不言而喻的；听惯了抑扬顿挫的四川话，却冷不丁听到满耳不知所云的澳洲英语，那种困惑、惶恐以及说不清道不明的乡愁又如何排解；更不要说每天朝夕相对的是一个既未一见倾心又无法日久生情的唯一异性，其中的郁闷又怎一个“愁”字了得。

最冷的冬天是阿德莱德的夏天

喜欢观星的儿子常抱怨南半球的星太少，看不到满天繁星，可是在北半球长大的我见到的满天繁星也只存在于儿时夏夜纳凉的遥远记忆——在那个电视机很少，没有空调，不知光污染为何物的年代。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跨越了一条赤道、半个地球所来到的这个国度，要适应的岂止是夏夜疏疏朗朗的星空？那个让我魂牵梦萦的杏花春雨的江南不会在冬季大雨滂沱，我那以火炉著称的故乡在酷暑季节最多令你感觉像蒸桑拿，而不是这里好像十个太阳照在你皮肤上的灼热火辣。最不可思议的是没有明显的季节感，只要西风一起，一夜间气温从40℃降到20℃不在话下。海明威说过，最冷的冬天是旧金山的夏天。没去过旧金山的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直到前年圣诞节前的一个candle night，穿了厚毛衣的我在阿德莱德那个盛夏的傍晚依然冻得瑟瑟发抖，我才真切地体会到海明威的精妙。

拥抱多元文化

小儿子一岁半刚上幼儿园的时候，每天放学时我问他中午吃了什么饭，他永远回答我“couscous”（古斯米：一种用肉、蔬菜和蒸粗麦粉做成的食物），我立刻想到曾在三毛的书里读到过，这是一种北非人喜欢的传统主食，但具体什么样子没见过，更没尝过。于是问大儿子，“Ben，你知道couscous是什么吗？”岂料一向自诩对澳洲的各种食物比我们有更多了解的他困惑地抬起头来“不知道，学校餐厅没有。”随即忿忿不平地说，“真羡慕予施，他可以天天吃。”我忍不住笑了，“非洲食物能好吃到哪里去？”心里却有个疑问，这个我们排了大半年队才得以入学的本区最好的幼儿园怎么会天天吃同样的东西呢？会不会是予施特别喜欢吃才这么回答我，或者就是他刚学会说话不久，这个词比较容易发音？于是委婉地问幼儿园老师，“请问孩子们的午餐经常是couscous吗？”老师笑了，“营养师每星期都准备一周五天不同的菜单给我们，couscous大概一周会有一次。不过予施很喜欢，每次都差不多能吃至少一碗。”我这才恍然大悟。看来澳洲的多元文化意识真的是从婴幼儿时期就开始培养了。难怪我有时看到他们的印度裔老师瓦莎教那些话还说不清楚的幼儿唱一些印度童谣，而孩子们似乎都很喜欢这种活泼欢快、节奏感极强的异域音乐。不过在我看来一直没有什么唱歌天赋的予施可能只有滥竽充数的份儿了。想不到有一天接孩子时，瓦莎笑眯眯地同我说，“你知道吗，今天予施走过来拍拍我，叫了我一声‘莎瓦’，顺便说一句他一向把我名字反过来念，然后就开始唱一支我教给他们的印度歌，唱得一本正经，我们几个老师都笑翻天了。”

在澳洲经常可以听到“拥抱多元文化”这样的说法，总感觉是政治上的一种宣传，可此时我具体地体会到了这句话于我的意义，那就是我的儿子沐浴着澳洲的阳光，吃着非洲的食品，唱着印度的歌谣，身上却流着龙的传人的血液。

回到家里我含笑地问大儿子，“Ben，知道couscous是什么吗？”他敏感地看着我，“怎么？他们又吃了？”我被他的反应逗乐了，“不是，妈妈今天晚餐给你做。”

天鹅湖

昨晚有幸看到了澳大利亚芭蕾舞团的经典剧目《天鹅湖》，堪称完美精湛的演出，连不是芭蕾舞迷的我也看得如痴如醉。白天鹅的纯洁哀婉，黑天鹅的狂野魅惑，四小天鹅的活泼灵动及无与伦比的和谐，布景的亦真亦幻无不令人激动欣喜；而且极尽轻盈飘逸的舞步和阿德莱德交响乐团或热烈或舒缓的悠扬演奏融合得天衣无缝，令人叹为观止。演出期间座无虚席的观众区鸦雀无声，而每个段落结束后迫不及待的掌声却一次比一次持久热烈，谢幕时我好奇地看了一下时间，掌声竟长达四分钟之久。

中间休息时，无论是酒吧还是化妆间，看到的女性都精心装扮，精致的面容，炫目的首饰，华丽的披肩，手上都拿着小巧的晚装包，仿佛她们才是今晚的主角。我庆幸穿了一件漂亮的大衣，但匆匆出门时拿的一个休闲手袋却和这个场合不太搭调。我不禁要想，可能每个女人的潜意识里都渴望成为一个芭蕾舞娘，因为那种芭蕾舞娘所独有的高贵优雅、窈窕轻灵不正是每个女人所梦寐以求的女性美的极致吗？

予施的幼儿园生活

朋友们好奇为什么予施每天上学这么开心，我的理解是，在安全、关爱的环境中尽可能给孩子最大限度的自由，他的幼儿园就做到了。

幼儿园里有一个很大的后院，有沙坑、海盗船、吊床和一座小亭子，还有一个微型的农场，养了公鸡、荷兰猪和几只白兔。天气好的日子，孩子们在外面自由地奔跑、追逐，或在沙坑里做sand cake，或围着围裙在画板上涂鸦，总有几个老师在附近密切地注视着。刮风下雨的日子，孩子们分成几个小组，围坐在室内读故事书，用橡皮泥做手工，唱歌，或真材实料地用面粉、黄油做点心，男孩子则更喜欢和男老师Lee一起拼装火车轨道。

予施有四五个固定的好朋友，他告诉我，他要玩Deen，Oscar，Cohen，Suzhao和Mathew，我很欣慰他有这么些朋友心甘情愿地每天被他玩。有一次他的铁杆朋友Deen突然和新来的Oscar成了朋友，冷落了予施，予施大哭。老师告诉我，“予施今天心碎了”，我担心地问，“那他吃了午饭没有？”老师笑着说，“哭完之后，吃了两碗饭。而且下午他主动和Oscar交了朋友，三个人一直玩在一起。”真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孩子，而且对形势认得这么清楚。看到不平之事，予施首先会介入，如果不奏效就tell off（报告）。一次他意识到Ignatius找到了一辆消防车玩具，就用手上的卡车去交换，谈判破裂后就找到老师Sam说，“Please tell Ignatius to share，5 minutes，then Yushi's turn.”（请让Ignatius和我分享，他玩5分钟，然后就轮到予施了。）结果他如愿以偿。

予施最看不惯班上一个长得像洋娃娃似的金发碧眼的伊莎贝拉，因为这个小姑娘野性十足，经常不穿鞋袜光着脚在外面跑，爱干净的予施总想着制止她这么做，未果。于是有一天放学时他指着手上一圈细细的牙印告诉我，“伊莎贝拉咬的。”我立刻问他，“你哭了没有？”他勇敢地摇摇头，“没有，予施咬伊莎贝拉tummy（肚子）的。”我大吃一惊，想不通这么高难度的位置他是怎么咬到的。

曾给予施最喜欢的老师Sam看过一段自己录的予施打电话给他的好朋友Maggie的搞笑视频，Sam笑得前仰后合。结果前天放学时Sam故作神秘地同我说，“你知道吗，今天我和Maggie通了电话！”“啊？”我不明所以，因为Maggie不是这个幼儿园的，Sam也从未见过她。Sam笑着说，“予施今天拿了一个玩具积木，假装是电话放在耳边，然后嘴里发出“ring，ring”的电话铃声，跟我说，Sam，我的电话响了！我就说，那你快接啊！他假装按了一下接听键，回过头小声对我说，“It's Maggie，you want to talk to her？（是麦琪，你要和她说话吗？）”，于是我就接过电话说，“Hello Maggie！”今天下午Maggie一共打来三次电话，我有幸和她说了两次话。我开心地笑了，真希望自己能从小再活一遍，当然，如果我亲爱的妈妈不介意的话。

医院里的指路条

因为一个明天要切除胆囊的病人需要签手术同意书，我匆匆忙忙赶到皇家阿德莱德医院。虽然这所医院我一周至少来两三次，但方向感不好的我还是不太记得有些科室的位置，着急的时候更是成了路盲。今天要去的是病房，只记得上次就绕昏了头，于是干脆先到了问询处问明方向，刚报出S5病区，里面的义工迅速撕下一张便条，划掉一行字之后递给我（那行字是指引去别的病区的路线）。我按照上面的指示，不费任何周折到达了病房。心里不禁感慨这种细节上的周到给人带来的方便。这种指路条基本上本市的大医院都有，而且细化至你去不同的部门，就得到一张不同的规范指路条，省去了很多口舌，而且避免了言语有时可能引起的意思含糊，问路者也不需要记住复杂的路线。

经常听刚来的人们抱怨澳洲人办事效率低下，我倒觉得不可一概而论。从问路这件事来说，确实能以最短的时间为访客提供最有效的帮助。一次去伊丽莎白医院的眼科，一位眼底病变的老人需要在右眼球上打针以控制水肿，护士看过病历后就走过来在他的右眼皮上贴了一个小小的黄色笑脸贴纸。我这才注意到等待打针的病人，其中基本为老人，每个人的左眼或右眼皮上都贴了这么一个笑脸。看着那一张张褶皱的脸上的稚气笑脸图案，我不由地微笑了，多么聪明可爱的做法，既避免了给错误的眼睛打针，又避免了一次次询问，要知道有的老年病人根本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哪只眼睛需要治疗。一转身又看到治疗室门上令人莞尔的绿色独眼外星人的图片，再听着医生护士们善意地称呼老人们“Young Man”（年轻人）或“Young Lady”（年轻的女士），而显然被这样宠惯了的老人们一副当之无愧的泰然表情，我的笑意更深了；环视四周，除了护士们穿着色彩温馨的制服，男医生清一色的西装革履，女医生一律的衣着时尚，丝袜高跟鞋。所有的细节都刻意让你忘了这是令人生畏的医院，但又丝毫没有给医院的服务意识或医护人员的专业素养打上一丝一毫的折扣。成天在医院里见证病痛，甚至生老病死，不免真诚地希望每一个人，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都能远离医院。但是，有这样完善的医疗体系和人性化的服务做保障，即便进了医院，人们也知道，他们将得到的是最妥帖的照顾。

在澳洲看病

写此文是受国内想移民澳洲的亲朋好友之托，把我所了解的澳洲医院体系说给有需要的朋友知道，谨供参考。

在澳洲做翻译最常去的地方就是医院了，所以来澳洲以后才发现中国和澳洲在医疗理念和诊断过程上的差异。具体一点说，我的感觉是，中国医生更多是凭经验诊断，而澳洲更依赖客观的各项检查，再有经验的澳洲医生都不会不经过他认为必要的一系列检查就轻易地凭经验下结论，换言之，他们相信仪器多过他们自己的判断。经常碰到资历不太深的年轻医生，通常叫做registrar，即在训专科医生，在问诊过后通常要请教指导他们的资深医生（他们称之为老板的），才可以做出诊断或确定治疗方案。要知道，这样的在训专科医生都是上过5～6年的医学院，当过一年的实习医生和一年的住院医生才得到的头衔，而且要当了4～6年的在训专科医生才能称为正式的专科医生，即Consultant。但即便是独当一面的成熟医生，遇到自己拿不准的问题都会告诉病人说，要征求另一个医生的看法，他们称之为“seek second opinion”。很多病人都会抱怨在公立医院就诊等候时间长，其中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此。

澳洲医生问的问题也相当的具体和细化，例如疼痛，他们一定要让你量化，即0度是不痛，10度是极度痛，相当于分娩之痛，那么你的痛是几度的，初来看病的中国人往往要想很久才不确定地给出一个数字，因为不习惯这种在澳洲司空见惯的问法。对于慢性病病人，医生一般每次要问起目前所服用的药物和剂量，不少中国病人既不记得药名，也不把药带来，所以我常常听到这样的回答，“那个小的白色药一天一粒，另外一个粉色的椭圆形的，一天三次，一次一粒。”我如实翻译完之后再看医生的眼睛，瞪得比药丸还大。

心理医生也是澳洲人经常要见的，不过心理医生并不是医生，曾不止一次听见病人尊敬地称呼心理医生为Doctor，然后对方就会认真地说，“我是心理医生，不是doctor。”后来才发现，心理医生没有处方权，受过的专业训练和医生不同，所以不能算是医生，心理疾病领域里精神科医生才是医生，是有处方权的。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职业是职业治疗师，又称作职能治疗师，通常是提供生理或心理障碍方面的职能治疗。走进职业治疗师的房间，感觉又像车间，又像厨房，炉子、各种大小的锅还有锅铲，同时还有缝纫机和其他很多机器。亲眼目睹过才知道，这些设备都不是虚设的。上次一个手臂骨折的病人，需要一块刚好包住她手臂的塑胶以避免骨头错位，职业治疗师就一次次在锅里煮那块事先裁好的塑胶，煮软之后再反复试戴定型。还有一个手指被机器切断的伤者需要一个由特定布料做的指套以帮助保暖，促进血液循环，职业治疗师就立刻化身为裁缝，量大小，画线，剪裁，缝纫，并细心地缝制了两个，供他替换。

相信很多人都已经知道在澳洲看病是不可以直接去医院挂号的，除非是看急诊。所以有了病都是要先找家庭医生，家庭医生看不了的才推荐去看公立医院或私立医院的专科，公立医院轮候期较长，从几个月到四五年的都有，私立医院倒是不需要等，可费用高，除非有私人保险，否则一般人支付不起。顺便插一句，因为曾在家提起过家庭医生的工作性质，即小病看不死，大病治不了，而年薪有三四十万之多，所以又想赚钱又怕担责任的大儿子嘉予就特别想成为一名家庭医生。

话说回来，如果已经打算在澳洲常住，那么办一份私人保险还是有必要的。曾给一位脑垂体长了良性肿瘤的患者翻译过，因为没有私人保险，就等待在公立医院进行手术切除，等几个月之后终于轮到她了，肿瘤已经大到必须连脑垂体一起切除，以至于她今后需要终身服用激素。在这里也不能责怪澳洲的医疗体系，因为是全民医保，那各大医院的手术室自然是排得满满的，而且有一个分轻重缓急的优先原则。例如上次老公让家庭医生推荐做一个常规的肠镜检查，医生初步评估为不属于高危人群，就排在了1年以后，之后又连续收到医院的两封信，分别又延后了两个月，也就是说已经排在了2014年的2月，我也没往心里去，等再次收到皇家医院的信，还没打开我就已经有点恼了，以为又改期了，结果怎么着？日期同上次一样，一天都没挪后，但把手术时间从14：00延至14：05，这些死脑筋的澳洲人啊，就晚5分钟也值得发一封信，要知道我每次给做肠镜的病人翻译，前面的至少一个小时都是在等待，但是这就是他们办事的方式，等归等，但程序上一丝不苟。

澳洲医生的分工很细，尽管在成为专科医生之前都受过多年的全面训练并在各个部门都积累了一定的临床经验，但他们绝对不会越俎代庖。上周一个病人在伊丽莎白医院看乳房专科，看完之后就问医生，她最近觉得卵巢部位疼痛是怎么回事，结果医生真诚地说，“我说不好，我只负责上半身，下半身的问题你还是找妇科医生比较好。”

停车之痛

早就听讲阿德莱德医院有“疯狂星期二”之说，因为不知为何总是在周二这天忙得不可开交。因此尽量避免在星期二接医院的工作。这次一不小心疏忽了，等到了医院停车场，看见满场无头苍蝇般转悠的近20辆车才猛然想起，来错日子了。跟着这些车在停车场转来转去，眼看加入的车越来越多，停着的车却没有离开的迹象，好不容易开走一辆车，我却离得那么远。我又不敢像一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司机敢把车停在明令禁停的草坪上。不由想起以前一个经常乘火车出行的朋友同我说的话，再拥挤的火车上，只要你能一节节的车厢找过去，都能找到座位。那为什么我在停车场一圈圈绕下来，却看不到一个车位？茫然地打着方向盘，竟然不由自主想到了我们在迪拜时认识的一个博学而激进的巴勒斯坦朋友奥马尔，他在停车场上刚看好一个车位就被一个半路杀进来的当地人抢了先机，奥马尔一不做二不休立刻开车把那辆车顶了出去，并大声说了句“我已失去了我的国家，我不能再失去我的车位！”每当我为找不到车位而烦恼的时候就忍不住想起这个勇气可嘉的朋友，并庆幸自己背后有着一个可以时时想念的国家。和伊丽莎白医院相比，皇家医院的停车更令人头痛，前者不管怎么说还有停车场，后者地处市中心，最近的停车场都要步行至少10分钟，而且还往往都停满了。记得我刚转为南澳驾照的时候，停车水平还很烂，一次在医院附近好不容易看到一个付费的车位，却发现旁边的车停得很偏，刚好压线。虽然我当时开的是小巧的三菱Mirage，但自知之明告诉我停进去相当困难。苦于没有别的选择，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车停下了，再一看，线看不到了，因为占了右边车的部分位置。管不了那么多的我快速离开了。工作完回来的时候，远远看见挡风玻璃上贴着一张纸，心里一惊，难道超时被罚了？走近一看，不是罚单，是一张从日记本上撕下来的纸，纸上用愤怒的字迹写着“白痴，你停车一定要占两个车位吗？！”再一看，天哪，旁边那辆车紧紧贴着我的车，我的门都打不开，只好从副驾驶位上车。正发愁怎么能顺利倒出去，一对路过的老夫妻一眼看出我的窘境，马上走过来指挥我倒车，等我笨拙地终于把车倒回马路上，手心已经全是汗了。

每个人的字典

沿着阿德莱德的母亲河——托伦斯河的河边散步，一块不规则形状的金属铭牌吸引了我的注意，仔细一看，上面刻了一句话“The limits of my language mean the limits of my world.”（粗译为：我的语言有多么丰富，我的世界就有多么广阔。源于出生于奥地利的英国哲学家维根斯坦）。这么一句简单却饱含哲理的话带给人很多思考，可以这么理解，即每个人所认知的世界都是由他所能掌控的语言范围来界定的；也就是说，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部自己版本的字典，里面的词汇和词义的诠释都是各不相同的。这就是为什么对有的人来说是司空见惯，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是忍无可忍，因为他们的字典里“公平”的定义不同；为什么会有“甲之熊掌，乙之砒霜”，因为他们的字典里的“价值”大相径庭；有的笑话让某些人捧腹，却让另一些人无动于衷，因为他们的字典里“幽默”作不同解。所谓“酒逢知己”指的大概就是引为知己的两个人用的很可能是同一版本或类似版本的字典；而“话不投机”也可以简单地比作“中华大字典”遭遇了“小学生标准字典”。

善意的社会是人文的社会

中国有句话叫做“日行一善”，我时常要刻意提醒自己这么做。但在澳洲生活久了我发现，澳洲的主流社会正是这么做的，而且做的像呼吸一样自然。我每天遇到的几乎每一个人，认识的不认识的，都会用一种自然而然的善意让你感到，What a wonderful world！（多么美好的世界！）

我在停车场漫无目的地乱转时，经常有拿着车钥匙的人示意我跟着他走，把车开走前还不忘给我一个灿烂的笑容，这就是善意。

一次早上匆匆出门，上了公车才发现钱包没拿，身无分文，尴尬地向司机解释，司机宽厚地一笑，挥挥手就让我进去坐下，没有一句责备或不满，这就是善意。

到了工作的法庭，因为上午下午的案子都要我翻译，中午只能在附近买午餐，身上没带钱，又不能饿肚子，只好厚着脸皮向素昧平生的前台接待借钱，刚说明来意，她立刻拿出钱包，递给我二十澳元，我不好意思地说，十块就够了，她俏皮地一笑，“亲爱的，饭后你可能需要买一杯咖啡。”这就是善意。

临时接了工作出门，想起嘉予没带钥匙，又没空给他送去，于是打电话给学校，办公室的老师让我留言，说会转达给他。嘉予放学后我看见书包里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纸条，里面用清秀的字迹写着，“妈妈让你放学自己回家，钥匙在门边的蓝色小花盆里。”和我的原话一字不差。这就是善意。

在医院工作完了，正准备签字，才发现发票留在车里，而停车的地方在一公里开外，于是为难地和前台的主管商量该怎么办，她立刻安慰我，没关系，给你的中介打个电话，让他们把发票发传真给我们，我马上给你签字。然后不厌其烦地去了两趟传真室，拿到了传来的空白发票后满脸笑容地递给我。这就是善意。

因为停车耽误了，等赶到需要翻译的职业介绍所已经迟到了10分钟，却被告知，客户因为听不懂，已经于5分钟前离开了。这就意味着我这份工作没做，不光拿不到钱，中介还会不满。看到我懊恼的样子，那位年纪较大的工作人员让我坐下，从电脑里找出一个手机号给我，“这是客户的电话，你试试打给他，看他能不能回来。”我立刻拨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客户的女儿，说她不和父亲在一起，父亲也没有手机。挂了电话，我告了辞，正要离开，他叫住我，你还没让我签字呢？我惊讶地回头，“可是我什么都没做啊？”他狡黠地一笑，“你不是帮我打了个电话给他吗？”我笑了，不是为了这几十块钱，是为了这份善良和善意。

当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人都秉着善意、信任、与人方便的原则和其他人相处，和谐社会又怎是个遥不可及的梦呢？

受害者代言人

中介派我去位于阿德莱德市中心North Terrace的著名酒店式公寓Oaks Embassy Apartment Hotel为阿德莱德受害者权益保护局局长迈克尔做翻译，并言明让我在大堂等。时间过了十分钟才看见头发花白、身形挺拔的迈克尔和一位身材修长气质优雅的女士匆匆赶来，连连和我说对不起。看着他们两个一身考究的打扮，我心里一阵疑惑，到底是要见什么人呢？又看见迈克尔手上一个厚厚的黄色信封，我不禁猜测，难道是重要的物证？和他们一起坐电梯来到走廊尽头的一个房间，刚一敲门，门就开了，一对中国的中年夫妻含笑地引我们进去，然后介绍说他们是吉吉的父母，显然是第一次和他们见面的迈克尔笑着连连点头，介绍说旁边的女士是他的同事莎拉，并打开信封说，“这是给你们的一点小礼物。”原来里面是一条土著人手绘的毛巾和一盒本地产的巧克力。随即又关切地问起吉吉在医院的情况。虽然一头雾水，我依然掩饰着满心好奇如实地翻译着，迈克尔这才转向我揭开谜底，“吉吉是中国留学生，三周前一起谋杀未遂案的受害者，重伤，在医院治疗，是我们安排她的父母从中国来照顾她，所以他们要求和我见个面。”噢，我震惊而难过地看了一眼那对老实的父母，正在想他们是哪里人。迈克尔已经问了这个问题，原来是来自湖北武汉从事汽修工作的。当迈克尔问他们是不是自己的生意时，憨厚的父亲不好意思地说，给别人打工。迈克尔立刻说，“和我一样，我也是为别人打工。”一直没开口的莎拉也连忙举手说，“还有我，我也是。”吉吉的父亲笑了，“你们是为政府工作，不一样。”迈克尔沉吟了一下说，“也对，不过不完全是，我是监督政府的，我是由总督指派的ombudsman（监察专员），在总检察长的部门负责受害者权益的，如果执法部门或警察对受害人不公正，我就要出面调查。”我们三人听了肃然起敬，吉吉的父亲说，“在你找到我们之前，中国大使馆的一秘就让我们和你联系。”迈克尔一下坐直了，“真的？他们竟然知道我的存在，难不成是听到过我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吗？”他的玩笑让气氛一下轻松起来。吉吉的父亲称赞他风趣，迈克尔立刻像个老朋友似的拍拍他肩膀，“我太太常说，我的幽默感会给我带来麻烦。你也是当丈夫的，你懂我的意思。”话音一落，连始终一脸焦虑神色的吉吉妈妈都忍不住笑开了。当知道吉吉是独生女的时候，迈克尔表现得不可思议，“我不了解中国的这个政策，我是家中九个孩子中的长子，我太太家里五个孩子，她也是老大。”吉吉的妈妈睁大了惊讶的眼睛，然后悲伤地说，“现在才知道只有一个孩子是多么不好，出了事就是百分之百。”迈克尔眼神中满是理解和同情，半天没说话。然后开口问道，“你们以前来过南澳吗？”他们两个点点头，“来过两次，看到这里很美丽，很安全，我们就放心让女儿在这里读书了。”迈克尔有些惭愧地低下头，“现在，你的这个理想被粉碎了吧？发生了这样的事。”谁知吉吉爸爸诚恳地说，“通过这件事，我们看到了澳洲政府的慷慨和人道。”没想到听到这样的回答，迈克尔和莎拉立刻动容了，眼神中同时流露出释然和感激。当问他们住在这里习不习惯时，吉吉妈妈连连说，“太习惯了，像自己家一样，谢谢你的安排。”迈克尔说，“我只是打了电话给这个酒店的业主，他是受害者支持协会的成员，于是立刻同意安排一套房间给你们免费住，他的酒店每年有一些这样的额度给需要帮助的人，今年的额度全给了你们。”

得知吉吉爸爸周六要回中国，他立刻从包里拿出一张出租车票，嘱咐道，这样你就不用付车钱了。接着又体贴地问，“请问你们需要一些现金帮助吗？”吉吉妈妈不好意思地点点头，他立刻说，“冒昧问一句，先给你两百澳元这个周末用够不够？”看到对方点头，他温暖地一笑，“我明天就叫人送来，”然后有点尴尬地说，“因为我身上从来没放过这么多钱。”

临走时，吉吉父母希望迈克尔能和吉吉就读的南澳大学商量一下，因为她手伤得很重，不能写字，又要继续住两个月的医院，希望把剩下的三门选修课通过网上授课的形式完成，这样好赶上明年三月的毕业典礼。迈克尔安慰他们说，“学校应该可以安排口试的，不用担心，并且保证会尽快和学校沟通。”回到大堂，迈克尔才告诉我，“我和学校都知道吉吉明年三月毕不了业，因为她有一门功课没通过，但是她自己还不知道，我们也隐瞒了她的父母，因为不想他们再有更多压力。”我有点惊讶了，因为素来知道澳洲人的直来直去，连患绝症的病人医院都坚持要告诉患者本人，哪怕病人是十来岁的孩子都要求这么做，因为向病人隐瞒病情是违法的。可为了受害者和家人的心情，他们竟然一反常规，想得如此周到。

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避免犯罪，但如何对待受害者，为弱势群体争取权益和福祉，给不幸的人带去关注和尊重却是文明的一个标志。

澳洲的学前教育

下午接予施的时候，他的老师Sam拉住我说，予施是个非常温柔的孩子。噢？我感兴趣地期待她往下说。Sam说道，今天有个叫做玛莎的小女孩摔倒了，一直在哭，予施走过来，轻轻地摸摸她的脸，拉拉她的头发，问道“Are you all right，Marsha？”（你还好吗？）玛莎听了，委屈地更大声哭起来，予施只好走开。过了几分钟，予施走回来，再次问，“Are you OK？”玛莎又大哭。予施于是安静地在她旁边坐下，轻轻地抚摸她的手臂，直到玛莎恢复平静。

过了一会儿，他们玩钓鱼的游戏，每人一个玩具钓竿，但因为孩子多，阿妮米亚没有，于是站在一旁，难过得快哭了。老师安慰她，等别的孩子玩过了，就轮到你了。于是她只好走开。过了五分钟，予施找到Sam，问她阿妮米亚在哪里，Sam指了指旁边的沙坑，予施走过去，对她说，“Here is the fishing rod，it's your turn now，Anemia.”（给你钓鱼竿，现在轮到你了，阿妮米亚。）

Sam意犹未尽地说，只要班上来了新的孩子，予施总是拉着他的好朋友Deen一起去和那个孩子玩，直到他/她适应了新环境，找到新朋友，予施才离开。而且，如果有大孩子去抢婴儿室的玩具，予施一定会据理力争，把玩具拿回来，说“This is for the babies.”（这是给小宝宝玩的。）

听到这里，我的心里充满温柔的感动和自豪。18个月就来到幼儿园的予施耳濡目染了其他孩子和老师的关爱态度，学会了分享，学会了凡事讲究次序，学会了吃完饭把盘子清理干净放回厨房，学会了打扰了别人要说“Excuse me.”，从别人那里得到任何东西自然而然地说“Thank you.”。学会了在小伙伴伤心时过去给一个拥抱，学会了放学时和每个人道别，并在看到同伴父母来接时第一时间准确地拿上他的书包给他们送去。我经常听到刚来澳洲的年轻父母们抱怨澳洲的幼儿园不教孩子东西，但是从我的两个孩子（嘉予没在澳洲上幼儿园）身上我看到了，澳洲幼儿园教的是比单纯的知识更重要的，即怎样成为一个受欢迎的、尊重他人也被他人尊重的社会人。我以前也像许许多多望子成龙的中国父母一样，认为只要孩子读书出色，其他都是次要的，于是才有了今天学业出众而性格比较自我，较少为他人着想的嘉予。但我只要一咳嗽甚至打个喷嚏，比他小八岁的予施就会停下手上的任何事情过来拍拍我的后背；我去扔垃圾时，他会主动把门打开，然后站在门外等我过去；嘉予惹我生气的时候他会过来小声说“妈妈，不生气。”每当此时，我就觉得，能让孩子成为一个善良、热情、开朗、懂得爱和关怀、富有同情心的人，这是比培养出一个冷漠的律师或高傲的医生来说更成功的教育。

澳洲小学的教室

参加了予施的家长会后参观了一下他们二年级的教室，感觉里面的每一样东西都让我无限好奇。柜子里有专门教孩子们系鞋带的纸板做的鞋子，码放整齐的澳洲学生字典，按照每个孩子阅读水平分类的读物（每天由孩子自己换取新的读物）。白板上贴着孩子们本周做手工时团队合作的照片，在白板的另一边贴着各种职务和对应的孩子的名字，与我们小时候枯燥的“值日生”头衔相比，他们的听起来更加高大上而且社会化，有“信使”（负责拿通知、信件和接教室里的电话）、“老师助理”（发放作业）、“照明协调员”（负责电灯开关），还有“设备经理”，我就不理解了，结果予施给我举了个例子：比如老师会说，设备经理，你能把尺子递给我吗？

班上一共22个孩子，分坐四张桌子，每个孩子做了什么值得嘉许的事情，就会得到“钱”，金额从50到1 000澳币的游戏钱，每周挣钱最多的那桌孩子有权选择一个奖品，而玩iPad半个小时是大多数孩子都会选择的奖品。

教室里还贴着一些金句，连大人看了都觉得深受启发，如“成功的人给我激励”，“可以有不同意见，但不可以刻薄”，“如果生活是一局游戏，难道我们不是同一条船上的吗？”

看了这些，我只想，再上一回小学。

顺手牵羊即是罪

有一个斐济的老太太是老公店里的忠实客户，虽然很少买东西，即便买也是钱包之类的小玩意，但退休拿养老金的她逛购物中心已成了每天必做的功课，再和生意清淡的店主聊聊天，一天的时光很快就打发了。老公对找他聊天的客户从来都心甘情愿地奉上两只耳朵，再陪上一个鼓励的微笑，于是有很多平时没人说话的祖母级的客户都乐意来找他聊聊天，有时顺便买点东西，我就打趣他是“老年妇女之友”。可是最近几个月却一直没见到斐济老太太的身影，老公说，没听她说要去旅游，上次见到她看上去身体也很好，不太可能突然生病，莫非是……我们俩对看一眼，心领神会，被购物中心禁足了？这时老公突然想起来，说上次确实听见她在附近一个店里与人发生争执，没多久保安也来了，看来真有这个可能。

说起来有意思，澳洲的零售业都免不了要遭遇“shoplifting”（顺手牵羊）。而且据统计，顺手牵羊在零售业的各项损失中占的比例高达40％。顺手牵羊者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有职业的，有的则纯属个人爱好。顺手牵羊者大都抱有侥幸心理，但殊不知在澳洲顺手牵羊一旦被捉，就是要去警察局做笔录，取DNA，上法庭，然后罚款或强制参加数百小时的社区劳动；更重要的是，会留案底，因为顺手牵羊（即金额在150澳元以下的店内偷窃）就算犯罪。有了案底，以后再填写任何表格时在有无犯罪记录一栏里就不能再写否了。只有在极少的情况下，比如说涉及金额很小，加之认罪态度好、年纪小而且是初犯，法官才可能网开一面，同意不留案底。因此，在澳洲顺手牵羊的犯罪成本相当高，遗憾的是，很多人在事发之前都以为不过是小事，退还物品或补上钱款就可以了结，结果才发现远远没这么简单。

认罪态度也很重要，如果在监控录像、人证（各大超市均有伪装成客户的保安人员巡视）等确凿证据面前还和警察顶着干，就有可能使得指控升级为“偷窃”。而且，除非有很好的理由，比如医生证明你得了健忘症或精神错乱，否则还是乖乖承认有罪是上策，因为如果不认罪，那么就要走到审判这一步，不仅耗时长，承担高额的庭费和律师费，还因为控方证据确凿，败诉可能性极大，到时就有可能坐牢。

我曾给好几个有这样“遭遇”的中国人翻译过，其实涉及的金额都很小，只有十来块澳元。有一个人是在Coles拿了几包口香糖塞在衣袖里没付钱，结果除了罚了几百块之外，还被Coles所在的整个购物中心禁足，不得再次进入，一旦发现，对方就有权报警抓他。还有一个从中国来探亲的男子，在唐人街的肉铺买了一块猪肉，十几块钱，初来乍到的他换算成人民币之后吓坏了，看着没人注意就把肉拿出去了，结果被带到警察局，两个警官给他录口供，取DNA，这样的阵仗差点让他心脏病犯了，不停地要求服用随身带的药，结果警局的医生因为无法确定药的成分，不让他服用，但向他保证如果发生紧急情况会第一时间叫救护车。在警察局被盘问了近三个小时之后他被告知一周后要上法庭，而且还给他一张地图，标明唐人街中央市场所毗邻的三条街道是他必须禁足的区域。我惊讶得都说不出话来，再看看那个男人，标准的欲哭无泪。

可能有的人会认为这里的法律太过离谱，小题大做，但换个角度来看，在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低犯罪率是以高昂的犯罪成本换来的。

澳洲大选的选票是如何统计的

路过一位澳洲朋友的公司，本打算问个好就走，谁知他兴致勃勃地告诉我说，上个周六打了一份临时工，挣了377澳元（未扣税的），还代缴养老金。因为他的工作很稳定，收入也不错，正奇怪什么样的临时工作值得他牺牲宝贵的一天周末，他已经迫不及待地告诉我，“我在投票站帮了一天忙，从早7：30到晚上9：45。”“噢？我也来了兴趣，你参加点票了？”“是啊，我们投票站10个人，一共点了大约12 000张选票，手工点的。”“怎么知道选票的数目呢？”“你记得在投票箱旁边有个工作人员，每个人投票之后，他按一下手中的小东西，发出‘click’的声音，这就是计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