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发言权

在驻波恩的英国大使馆工作的这三年时间里，我所陪同过的访客当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弗里茨·埃勒[80]。一九六三年时，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国防与外交政策上的领导人物，而且普遍认为他会当选未来的西德总理。我从旁听的联邦议院的辩论中了解到，他也是阿登纳总理和西德国防部长弗朗兹·约瑟夫·施特劳斯尖刻而又机智的对手。因为我私下里表达过对这两人的反感，同埃勒表现出来的如出一辙，故而能够有机会陪同他访问伦敦，这让我感到非常高兴。他此次出行，需要与英国议会的各党派领袖进行会谈，包括工党党魁哈罗德·威尔逊[81]和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82]。

当时最为紧迫的问题是德国的发言权：若是爆发核战争，在从德国基地发射美国导弹的决策上，波恩政府能有多少发言权？埃勒不久前在华盛顿与肯尼迪总统及其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就已经探讨过这个问题了。大使馆派给我的这个工作，是在他停留英国期间全程陪同，概括地讲，就是同时担任私人秘书、杂役和翻译。当然啦，埃勒这个人绝不是傻子，他的英语水平，比他实际对外透露出来的要好得多，尽管如此，他还是更喜欢通过翻译过程来让自己获得更多额外思考的时间。所以，当有人告诉他我并非是个训练有素的专业翻译时，他也毫不在意。此次行程为期十天，安排得非常紧凑。外交部给他在萨伏伊酒店订了一间套房，给我定的房间则在隔了几道门的同一条走廊上。

每天早上五点，我都会在河岸街上的小摊贩那里买份报纸，坐在酒店休息大厅（环绕在我耳边的是萨伏伊酒店真空吸尘器发出的飕飕声），在报纸上把埃勒今天会晤之前应该要了解的每则新闻和评论都标记出来。完成之后，再把这份报纸摆在他的套房门外，回到自己的房间里，等待我们开始晨间慢跑的信号——每天七点，非常准时。

戴着黑色贝雷帽，身穿防雨风衣，大步走在我身边的埃勒，长着一副严峻且不苟言笑的样貌，不过，我知道他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的人。我们会朝某个方向走上十分钟，每天的方向都会有所不同。十分钟后，他会停下脚步，张开双脚，低着头，双手在背后绞起，眼睛紧盯着地面，一口气说出我们刚才经过的店面和黄铜铭牌上的名字。而我则负责逐一核对。就这样，在几次来回之后，他跟我解释说，这是他在达豪集中营时刻意培养的意志训练法。大战爆发前不久，他因为反对纳粹政府，“图谋叛国”，被判入狱十年。一九四五年，在臭名昭著的达豪囚犯“死亡行军”[83]中，他设法从队伍中逃走了。一直到德国投降之前，他都潜伏在巴伐利亚。

这种意志训练显然很有用，因为在我的记忆中，他从来没有记错过任何一个店名或铭牌。

* * *

接下来的十天会晤，完全是见识威斯敏斯特[84]很好、好和不太好的热火朝天之旅。桌边的那一张张面容，我至今仍历历在目，当时的某些声音也仍在耳边回响。在这些声音中，我发现哈罗德·威尔逊的声音异常容易让人分心。我身上并没有专业翻译理应具有的客观态度，对眼前人物的声音与特质太过感兴趣。我尤其记得威尔逊没有点燃的烟斗，以及他拿烟斗来当舞台道具的戏剧般的动作。至于那些被认为是高层对话的具体内容，我一点都不记得了。我们的对话者们和我一样，对国防议题所知甚少，真是谢天谢地，因为我虽然从“相互确保摧毁战略”（简称MAD）[85]相关的各种恐怖词汇里恶补了一系列专业术语，但无论是英文还是德语，我依旧难以理解它们的意思。我绝不相信我曾经从嘴里吐出过这些词语，时至今日，我都怀疑自己是否认识它们。

只有一场会面在我记忆中始终不可磨灭，无论是视觉、听觉还是从谈话内容上皆是如此。那是我们十天行程的高潮：据说将是未来总理的弗里茨·埃勒在唐宁街十号拜会了当时的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

* * *

时间是一九六三年九月中旬。同年三月，陆军大臣约翰·普罗富莫[86]对下议院发表个人声明，否认与克莉丝汀·基勒之间有任何不当关系。这位基勒小姐是个在夜总会工作的英国姑娘，处于当时伦敦知名的整骨师史蒂芬·沃德的保护之下。已婚的陆军大臣养情妇或许该被严厉谴责，但也并非前所未闻的罕事。不过，据基勒自己的说法，这位陆军大臣同时和苏联驻伦敦大使馆的海军武官[87]共享她这位女伴——这就过分了。倒霉的整骨师史蒂芬·沃德成了替罪羊，在一场经过多番捏造曲解的审判之后，史蒂芬没等到正式判决出来就自杀了。六月，普罗富莫辞去了政府和议会里的职务。十月，麦克米伦也辞职了，理由是健康不佳。埃勒和他的会面是在九月，距离他投降缴械只有几个星期的时间。

我们到唐宁街的时候迟到了，这从来都不是个好兆头。理应派来接我们的政府车辆并没有出现，我身穿黑色外套和条纹长裤，不得不走到马路中间，拦住路上经过的一辆车，迫使对方停下来，并且要求司机尽可能快地把我们带到唐宁街。驾驶员是个穿西装的年轻人，旁边还坐着一位女乘客，可想而知，他认为我疯了。不过，他的那位乘客却责怪他，说道：“快呀，快载他们去，要不然他们就要迟到了。”于是，那个年轻男人只好咬着下唇，乖乖照她说的去办了。我们爬进后座，埃勒给了年轻人自己的名片，说欢迎他们随时到波恩玩。不过我们仍旧晚了十分钟。

被引进麦克米伦的私人办公室后，我们很正式地道了歉，并坐了下来。麦克米伦一动不动地坐在办公桌后面，长了红褐色斑点的双手搁在身前。他的私人秘书，同时也是威尔士禁卫军士兵，之后不久即封爵的菲利普·德·祖卢埃塔坐在他的旁边。埃勒用德语道歉，说车子迟到了，我用英文再翻译一遍。首相双手的下方是一块玻璃，玻璃下面是字体大到可以倒着看清的首相专用简报，上面的内容是埃勒的个人简历，其中手写的“达豪”单词也是非常之大。当麦克米伦说话的时候，他的手不停摸着玻璃，好像在读盲文一样。他那贵族风格的含糊发音，就像艾伦·贝内特[88]在讽刺作品《边缘之外》里精准表现出来的那样：像是老式留声机以非常缓慢的速度播放唱片。他右眼眼角处流下一行止不住的泪水，淌过脸上的纹路，流进了他的衬衫衣领里。

麦克米伦先用态度犹疑不决的爱德华时代礼仪说了几句客气的欢迎词——他们给你安排得舒适吗？有没有好好照顾你？他们有没有给你提供适合交流的人员？——然后，他又以显而易见的好奇语气问他想来谈些什么。好吧，这个问题，至少让埃勒觉得十分意外。

“Verteidigung。”埃勒答道。

国防。

了解情况之后，麦克米伦翻阅了一下自己的简报，我只能设想他的眼睛就跟我的眼睛一样，再一次被“达豪”两个大字吸引住了视线，因为他此刻脸色一亮，说道：

“嗯，这样啊，埃勒先生，”他突然用精神饱满的语气说道，“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受了苦，而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里也吃了不少苦头。”

然后，他停顿了一下，等待毫无必要的翻译。

接着又是一番客套话的交流，埃勒先生是个顾家的人吗？是的，埃勒承认，他确实是个顾家的人。我也及时地翻译了。依照麦克米伦的要求，他逐一介绍了自己的孩子，并说自己的妻子也致力于政治活动。我也照实翻译了。

“对了，我听说，你曾经和美国国防专家交谈过。”麦克米伦又看了一眼玻璃下方那张大字印刷的简报，用一种诙谐又惊讶的语气说道。

“Ja.”

是的。

“贵党里也有国防专家吗？”麦克米伦询问时的语气，就仿佛一个受到围攻的政治家正在同情另一个受到围攻的政治家。

“Ja.”埃勒回应的语气比我想象中更加尖锐。

是的。

我抽空朝祖卢埃塔递了个眼神，指望能够唤来他的帮助。自然，这是召唤不来的。和埃勒近距离相处一个星期之后，我了解到，如果对话进行得不如预期，他就会很不耐烦。我知道他并不惧于展现出他的失望。我知道他非常认真地为这次会面做了准备，远远超过其他几次会面。

“他们来找我，你知道吗？”麦克米伦伤感地抱怨道，“这些国防专家。就我所知，他们应该也去找你了。他们还跟我说，那些炸弹会落在这里，会落在那里。”——首相的手在玻璃上分派着炸弹的位置——“不过，你在‘二战’里吃了苦头，我在‘一战’里也吃了苦头！”——又是那种发现了新大陆的语气——“你我都知道，那些炸弹想落在哪里就会落在哪里！”

我还是设法翻译了他的话。就算是用德语来讲，也只花了麦克米伦用英文讲那些话所需时间的三分之一，而且，相比英语，这段话听起来时的荒谬感也加倍了。等我翻译完，埃勒沉思了一会儿。沉思的时候，他那张憔悴脸上的肌肉不由自主地上下起伏。然后，他猛地站了起来，伸手碰了碰贝雷帽，感谢了麦克米伦的接见。他在等我起身，所以我也站了起来。麦克米伦和我们一样意外，半起身跟我们握了握手，然后又跌回椅子里。在我们走向门口的时候，埃勒转向我，发泄他的怒气：

“Dieser Mann ist nicht mehr regierungsfähig.”

这个男人已经没有能力再在政府里任职了。这句公式化的说法，听在德国人耳里会非常怪异。或许是他最近从哪里读到或者听来的。不管具体是怎么回事，反正，祖卢埃塔都听见了，更惨的是，他懂德语。一声暴怒的“我听见了”飘进耳中，更加印证了我的猜想。

这回政府的公务车在等着我们了。但埃勒宁可走路，他低着头，双手背在身后，眼睛盯着前方的道路。回到波恩，我送给他一本刚出版的《柏林谍影》，并且坦白自己就是作者。圣诞节来临时，他在德国媒体面前对此书不吝褒奖。同年十二月，他正式当选为德国国会反对党领袖。三年之后，因癌症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