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乐府诗的范围与分类

由于乐府诗概念的不确定性，人们往往以狭义和广义来界定乐府诗。如萧涤非在《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所言：“乐府之范围，有广狭之二义。由狭义言，乐府乃专指入乐之诗歌，故《文心雕龙·乐府》篇云：‘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而由广义者，则凡未入乐而其体制意味，直接或间接模仿前者，皆得名之曰乐府。”（萧涤非，1984:9）王运熙等则认为“文学史上的乐府诗，首先应是指汉代兴起的那种入乐可歌的歌诗，其次也应该包括后世文人模拟乐府旧题或自创乐府新题的作品”（王运熙，王国安，1999:6）。二者表述虽有不同，但都是从文学研究的视野着眼。对于狭义乐府的范围也有学者提出了主张，如梁启超认为：“右目录（《乐府诗集》）中所谓近代曲辞者，乃隋唐以后新谱，下及五代北宋小词，与汉魏乐府无涉；所谓新乐府辞者，乃唐以后诗家自创新题，号称乐府，实则并未尝入乐；所谓杂歌谣辞，则徒歌之谣，如前章所录者是。以上三种，严格论之，皆不能谓之乐府。舞曲、琴曲则古代皆有曲无辞，如小雅之六笙诗，其辞大率六朝以后人补作也。自余郊庙、燕射、鼓吹、横吹、相和、清商、杂曲七种，则皆导源汉魏，后代循而衍之。狭义的乐府当以此为范围。根据郑郭两书，分类叙录乐府作品，以汉魏为断。其六朝有作品，次章别论，唐以后不复列。”（梁启超，1996:33）此说从音乐学的角度划定了狭义乐府的范围。

随着王朝的更替和历代文人的不断探索，乐府范围逐渐扩大，乐府研究也已经演变为纯粹文学意义上的研究，研究范围也日趋一致，即以广义的乐府研究为主体，以乐府歌辞本体为研究对象。但对于乐府的分类，历代学者因所依据标准不同表述也各异。冯班在《钝吟杂录》中如此区分旧乐府与新乐府：

总而言之，制诗以协于乐，一也；采诗入乐，二也；古有此曲，倚其声为诗，三也；自制新曲，四也；拟古，五也；咏古题，六也；并杜陵之新题乐府，七也。古乐府无出此七者矣。……今之歌行，凡有四例：咏古题，一也；自造新题，二也；赋一物、咏一事，三也；用古题而别出新意，四也。（冯班，1985:35）

王运熙等人在《汉魏六朝乐府诗》中把乐府归纳成了两大类四小类，非常清楚明了（王运熙，2011:5）：

《隋书·乐志》和《通典·乐典一》沿袭汉明帝时的分法把乐府诗分为四类：①大予乐，郊庙上陵所用；②雅颂乐，辟雍飨射所用；③黄门鼓吹乐，天子宴群臣所用；④短箫铙歌，军中所用。但这种分类法渐渐跟不上乐府诗的发展，尤其是不能概括魏晋以后乐府诗的演变。例如，到了魏晋时期，新设立的清商乐署把包括清商三调在内的相和歌从鼓吹署里独立出来，此后鼓吹乐专指短箫铙歌和横吹曲辞。魏晋之初始设总章管理舞曲，后来瑟调、清调、平调都依琴来调整，琴曲也渐受重视。至于杂曲歌谣和新乐府辞是不入乐的，所以四分法并不适应时代的变化。同样，《宋书·乐志》中记载蔡邕叙说汉乐府分四类：①郊庙神灵；②天子飨宴；③大射辟雍；④短箫铙歌。这和上述四分法类似。

后来《晋书·乐志》又在四分法的基础上将汉乐府分为六类：①五方之乐，祭天神用；②宗庙之乐，祭祖先用；③社稷之乐，迎“田祖”祈祷丰年时用；④辟雍之乐，推行“乐教”时用；⑤黄门之乐，君臣宴会时所用；⑥短箫之乐，军中出师或奏捷时用。六分法和四分法一样，都是按曲辞乐调及其使用场合来划分的，基本限于宫廷典礼或聚会时所用的“官乐”，而在文学史上最有价值的，当时汉乐府官署在各地收集的民歌俗曲，甚少包括进去。

到了唐代，吴兢在《乐府古题要解》中又将乐府诗扩充为八类，即相和歌、拂舞歌、白纻歌、饶歌、横吹曲、清商曲、杂题、琴曲。此八分法将相和歌、清商曲等乐府精华包括其中，表明当时文人对民间俗曲的重视。元左克明编辑的《古乐府》亦分乐府诗为八类：曰古歌谣，曰鼓吹曲，曰横吹曲，曰相和曲，曰清商曲，曰舞曲，曰琴曲，曰杂曲。把乐府诗分为八类的还有著名学者陆侃如，他的《乐府古辞考》把乐府诗分类为：①郊庙歌；②燕射歌；③舞曲；④鼓吹曲；⑤横吹曲；⑥相和歌；⑦清商曲；⑧杂曲。同是八分法，其间还是存在较大差异的，可见历代学者皆认为各种属性和风格的乐府诗分类是自由的，不必禁锢在某一标准里。

明代徐献忠在其《乐府原》中曾将乐府诗分为九类：①房中曲；②安世乐；③汉郊祀歌；④汉铙歌；⑤横吹曲；⑥相和歌；⑦清商曲；⑧杂曲歌辞；⑨近代曲辞（徐献忠，1997:729）。清代顾有孝所辑《乐府英华》则将乐府诗分为十卷：①郊庙歌辞；②燕射歌辞；③鼓吹歌辞；④横吹歌辞；⑤相和歌辞；⑥清商曲辞；⑦舞曲歌辞；⑧琴曲歌辞；⑨杂曲歌辞；⑩近代曲辞（顾有孝，2001:518-519）。以上分类均未能超出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所分类之范围，故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共一百卷，收录了五千余首乐府诗，多为思想与艺术特色俱佳的民歌和文人用乐府旧题创作的诗歌。在现存的诗歌总集中，《乐府诗集》是成书较早，收集历代各种乐府诗最为完备的一部乐章和歌谣总籍，囊括了赵宋前除《诗经》《楚辞》以外的绝大多数歌诗，其中保存了不少业已失传著作中的珍贵史料，其历史与文学价值完全可以和《诗经》《楚辞》等典籍相媲美，对文学史和音乐史的研究均有重要参考价值，也成为宋以后历代文人研究乐府诗的最重要依据。

根据音乐性质的不同，《乐府诗集》分乐府诗为十二类，全书每一类均有总序，每一曲均有题解，对“本事”“本题”“本义”等皆有详细的勾勒与论述，对乐曲的起源、性质、演唱配器等均有详尽说明。各类乐曲在编写次序上，均以古辞在前，文人模仿作品在后，以此表明乐府古辞对后世文人的种种影响。为方便讨论，现根据《乐府诗集》分类介绍如下：

① 郊庙歌辞，共十二卷，祭祀所用，祀天地、太庙、明堂、籍田、社稷。是一种程式化的音乐，司马相如等所造《郊祀歌》十九章、《安世歌》十七章均属此类。

② 燕射歌辞，共三卷，宴会所用，以飨食之礼亲宗族，以宾射之礼亲故旧，以飨宴之礼亲四方宾客，是辟雍飨射所用。燕射歌辞即“乐有四品”之第二品“雅颂乐”，在演奏中经常加入《鹿鸣》《关雎》等国风乐歌作为间曲。

③ 鼓吹曲辞，共五卷，是用短箫铙鼓的军乐。鼓吹曲辞富有塞外音乐的特点，其中既有民间歌谣又有文人名作，如《上邪》《战城南》《有所思》均属鼓吹曲辞。

④ 横吹曲辞，共五卷，是用鼓角在马上吹奏的军乐。以《折杨柳》《出塞》为名的乐府诗多为横吹曲辞，如杜甫的《前出塞》九首与《后出塞》五首。

⑤ 相和歌辞，共十八卷，是用丝竹相和，都是汉时的街陌讴谣，是最具汉乐府艺术特征的歌辞，是诗与乐结合的完美整体，即汉代的“歌诗”。它的演变过程映衬着乐府诗的发展过程。《鸡鸣》《乌生》和李白的《从军行》《相逢行》均属此类。

⑥ 清商曲辞，共八卷，源出于相和三调（平调、清调、瑟调），皆古调即魏曹操、曹丕、曹叡所作。“清商”以清调以商为主音得名，南朝乐府绝大部分归于清商曲辞，如《子夜歌》《江南弄》一类乐歌均属此类。

⑦ 舞曲歌辞，共五卷，分雅舞、杂舞。雅舞收录历朝所制体现本朝开国精神的文、武二舞，用于郊庙、朝饗，杂舞收录朝廷用于庆典、宴会、娱乐活动的舞乐歌辞，用于宴会。如《巴渝舞歌》《鼙舞歌》《自纻舞歌》即属“杂舞”中的主体舞辞。

⑧ 琴曲歌辞，共四卷，有五曲、九引、十二操。汉时的琴曲歌辞已亡佚不可寻，《诗集》中所存多为后人伪托，主要流行于唐虞之时至隋唐时代，如《昭君怨》《明妃怨》《猗兰操》均属此类。

⑨ 杂曲歌辞，共十八卷，杂曲的内容，有写心志，抒情思，叙宴游，发怨愤，言征战行役，或缘于佛老，或出于夷虏。兼收并载，故称杂曲。多是一些散失了或残存下来的民间乐调，经乐府官署加以整理。杂曲形式上不合音律，与五言古诗接近。主要流行于汉至唐代。如《羽林郎》《焦仲卿妻》即属此类。

⑩ 近代曲辞，共四卷，也是杂曲，因是隋唐的杂曲，故称近代。近代曲辞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唐代曲辞、诗歌创作技巧的提高。“倚声填词”的创作手法也是在近代曲辞的创作中发展并成熟起来的，对词的产生起到了很好的铺垫作用。李白的《清平调》三首，王维的《渭城曲》均属此类。

⑪ 杂歌谣辞，共七卷，是徒歌、谣、谶、谚语。杂歌谣辞中的“杂歌”是入乐的，而“谣辞”不入乐，内容主要是里巷民歌和童谣，呈现出与别类不同的新鲜之感。《敕勒歌》《淮南王歌》即属“杂歌”。

⑫ 新乐府辞，共十一卷，是唐代新歌，辞拟乐府而未配乐，或寓意古题，刺美人事，或即事名篇，无复依傍。这类乐府辞收入《乐府诗集》中凸显了乐府的现实主义文学特色。杜甫的《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歌行，皆是新乐府辞名篇。

十二类之下又分若干小类。如《横吹曲辞》又分为汉横吹曲、梁鼓角横吹曲；相和歌辞分为相和曲、吟叹曲、平调曲、清调曲、瑟调曲、楚调曲和大曲等；清商曲辞分为吴声歌曲、西曲歌、江南弄；杂歌谣辞分为歌辞与谣辞两类；新乐府辞又分为杂题乐府、新题乐府、新乐府。每一小类之下又据曲调名再次分类。如相和歌辞之楚调曲分上、中、下三部，下又根据不同内容分别命名归类，如《白头吟》八首、《长门怨》二十七首，各曲辞皆按作者年代之先后顺序排列，非常便于查找以及研究曲辞间的继承关系。

十二大类中的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舞曲歌辞属于“官乐”，多为宫廷祭祀、宴飨聚会时所用，属于庙堂文学，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都较少可取成分。而相和歌辞、杂曲歌辞、清商曲辞、琴曲歌辞属“常乐”，其中保存了不少民间谣谚，正是最为后人所珍视的乐府菁华。“官乐”与“常乐”都是入乐的，而杂歌谣辞、近代曲辞、新乐府辞并不一定都是入乐的作品，尤其新乐府辞，创作之初皆未配乐。

《乐府诗集》把历代歌曲按各自曲调加以分类收集，使许多散佚作品得以汇编成书。例如，汉代优秀民歌《陌上桑》《东门行》等见于《宋书·乐志》，《孔雀东南飞》见于《玉台新咏》，还有一些则散见于《艺文类聚》等类书及其他典籍，经编者收集加以著录。特别是古代一些民间谣谚，大抵散见于各种史书和某些学术著作，《乐府诗集》中杂歌谣辞一类所收，多为前人所忽视。至于后来杜文澜的《古谣谚》等著作，则远比此书为晚，显然是在它的基础上编撰的。由于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收集的作品最为完备，分类也大体得当，为后世研究与整理乐府诗歌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因而影响较大。同处宋代的郑樵所作《通志·乐略》曾分乐府为五十三类，显然过于繁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