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乐府诗英译研究综述

第一节 乐府诗英译现状与趋势

中国古典名著的外译是弘扬中华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沟通中西文化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促进民心相通的最佳手段。乐府诗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夏商周时期，在汉魏南北朝时期空前繁荣，影响了整个中国诗歌的创作，实现了中国诗歌由简单的四言诗向五言诗和七言诗的转变，为中国格律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乐府诗因其在中国诗歌史上承前启后的地位更是兼具文学与学术的研究价值，曾经持续影响了中国的诗歌发展史，并促进了西方现代诗歌的发展，因而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乐府诗二千余年的创作历史以及多达五千余首的总量，也吸引了海内外无数汉学家和学者竞相翻译和研究。乐府诗的英译主要由海外译者（包括华裔译者）和中国译者完成，大致有以下特点和趋势。

一、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英国为中心

18世纪以来，长期旅居中国的英国传教士和外交官开始翻译中国文学，两个世纪中产生了一批颇具影响力的翻译家，如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1795-1890）、翟理斯（Herbert A .Giles，1845-1935）、韦利（Arthur Waley，1888-1966）等。通过他们，乐府诗被陆续译介到英国。德庇时在他的《汉文诗解》（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中第一次翻译了中国古诗。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分三章译介了汉、魏晋南北朝以及唐代乐府诗。韦利的《中国诗一百七十首》（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则包含了众多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乐府诗作，也是海外再版次数最多的乐府诗英译版本，稳步增长的销量充分显示出当时它在英语读者中接受的情况。

除了早期的传教士和外交官外，英国还有几位重要的学者也翻译了乐府诗，如比雷尔（Anne Birrell，1942— ）英译的《玉台新咏》（New Songs from a Jade Terrace: An Anthology of Early Chinese Love Poetry）和《中国汉代民间歌谣》（Popular Songs and Ballads of Han China）是两本汇集了两汉魏晋南北朝乐府诗歌精华的优秀译诗集。诗人克莱默·宾（Launcelot Alfred Cranmer-Byng，1872-1945）是最具代表性的非汉学家汉诗译者，他的《玉琵琶》（A Lute of Jade: Being Selections From the Classical Poets of China）对汉诗在欧美的传播所造成的影响是其他同期同类著述所无法替代的，直到今天还是许多美国大学中国古典诗歌课程的必读书目之一。乐府诗在英国的译介与传播给英国文学带来了清新的风气，开启了英国传统诗歌改革的大门，对意象派诗歌的生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进而持续影响到当代的英国诗歌。

二、20世纪中叶以美国为中心

在美国，乐府诗的译介始于庞德（Ezra Pound，1885-1992）翻译的《神州集》（Cathay）。它首先把中国诗歌传统带进了西方现代文化，催生了美国的新诗运动。王红公的《爱与流年：续百首中国诗》（One Hundred More Poems from the Chinese: Love and the Turning Years）中的乐府诗有大量译者根据“想象”的再创作。华兹生（Burton Watson，1925-2017）编译的《哥伦比亚中国诗集》（The Columbia Book of Chinese Poetry: From Early Times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每章之首都会以几百字的篇幅简要介绍诗歌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源流。周文龙（Joseph R .Allen）的《以他者的声音——中国乐府诗》（In The Voice of Others: Chinese Music Bureau Poetry）首次把乐府作为一个文类探究了其文本内部的互文性。宇文所安（Stephen Owen，1946— ）编译的《中国早期古诗解读》（The Making of Early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是在国外出版的乐府诗最完整的英文研究著作。此外，北美华裔学者柳无忌（Wu-chi Liu，1907-2002）和罗郁正（Ir-vingYucheng Lo，1922-2005）的《葵晔集》中也选编有大量乐府诗。乐府诗在美国的译介恰恰和美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两起诗歌运动兴起的时间重合，即20世纪初的意象主义运动（imagism）和20世纪中叶至后半叶的旧金山文艺复兴运动（San Francisco Renaissance）。这两次诗歌运动的共同特点是两者都极具开放性和包容性，为乐府诗的介入提供了可能。两次世界大战后，为抵制主流文化试图建立的新秩序，诗人们对浪漫主义情怀的极度渴望得到释放。乐府诗题材广泛、意象丰富和主题明朗这些特点向人们传递出一种积极的浪漫主义色彩，安慰了战后弥漫在美国的颓废情绪，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美国诗人去翻译、模仿，为美国诗歌的创作和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养料。

三、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以中国为中心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乐府诗英译与研究逐渐转变为以中国为中心。国内乐府诗专门的英译版本并不多见，目前主要有许渊冲（1921— ）、汪榕培（1942-2017）和李正栓（1963— ）的译本。三个版本译者的共同特点是“译而优则导”，在大量翻译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了各自的翻译理论，又在各自译论的指导下译出了风格各异的乐府诗。许译乐府诗“意美”“音美”“形美”；汪译乐府诗“传神”而且“达意”；李译版本遵循着“忠实对等，形神兼求”之原则。这些译论丰富了我国的诗歌翻译理论，并有效地指导了乐府诗翻译的实践。此外，杨宪益夫妇出版过一本《乐府》（Yuefu Songs with Regular Five-Syllable Lines，2001），其中共收入乐府诗24首。此后，外文社又出版了他们夫妇英译的《汉魏六朝诗文选》（2005），所选诗作多为乐府诗。遗憾的是，杨宪益很少谈及自己的翻译及翻译思想，因此，杨译乐府诗中诸如散体译诗、大量增删等明显特征的深层动因难免缺乏基于译者主体性的深入理论研究依据。

相对于汉代两百余年的历史以及达五千余首的乐府诗总量而言，汉乐府诗的数量相对较少。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中共收录了183首，再加上萧涤非所加的20首，共203首汉乐府诗，这也是目前公认的最权威的判断是否汉乐府的依据。而综观乐府诗英译的历史，我们发现乐府诗英译的译本则更少。在国内，汪榕培和许渊冲是汉魏两晋南北朝诗歌（含乐府诗）的优秀翻译家。汪榕培教授在1996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汉魏六朝诗三百首》（300 Early Chinese Poems 206 BC—618 AD）中收录了诗歌三百余首，其中所含诗歌并非全部乐府诗，2006年，该书经过修订，收入汉英对照《大中华文库》。2008年，在《汉魏六朝诗三百首》的基础上，《英译乐府诗精华》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2009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出版了许渊冲教授译著的《汉魏六朝诗》，其中包含了1992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诗英韵探胜》（On Chinese Verse in English Rhyme）和1994年由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中国古诗词六百首》（Song of the Immortals—An Anthology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中的一些乐府诗，译者还对部分诗作进行了改译。1994年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出版的王恩保等选注的《古诗百首英译》（100 Chinese Classical Poems in English）、1986年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丁祖馨等编译的《中国诗歌精华》（Gems of Chinese Poetry）、1989年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文殊选注的《诗词英译选》（Selections Of Chinese Classical Poems）、1996年卓振英所著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华夏情怀——历代名诗英译及探微》、1980年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方重编译的《陶渊明诗文选译》（Gleanings from Tao Yuanming）、吴伏生等译的《阮籍咏怀诗》（The Song of My Heart）等书均包括了一些乐府诗。2013年，李正栓也在他的《汉英对照乐府诗选》中选译了104首乐府诗，这也是以乐府诗命名且跨越几个朝代的一部乐府诗英译总集（以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为蓝本，加以精选而成）。此外则很少散见乐府诗的英译版本。

国内外的乐府诗研究正在逐渐走向成熟的阶段，研究者众多，研究著作也非常丰富（如余冠英，1953；萧涤非，1984；王运熙，2001；Birrell，1988；Allen，1992；Owen，2006等）。自中华文化典籍外译之初，乐府诗的翻译就从未间断，乐府诗的英译也存在多个版本，如《孔雀东南飞》已有国内外共八个英译版本。译本研究是国内典籍英译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但学术论文中关于诗歌英译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的英译研究方面。如以“唐诗；英译”为题的博硕论文自2002至2018年间已达百余篇（如李林波，2002；韩巍，2013；蔡丹妮，2017等），而以“乐府；英译”为题的博硕论文仅有三篇（贾晓英，2009；周忠浩，2009；张金锋，2013）。以唐诗的翻译与传播研究为主题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有十余项，如《唐诗在法语世界的译介和研究》（蒋向艳，2007）、《跨文化视阈下唐诗在西方的译介与研究》（李春蓉，2015）、《唐诗在德语世界的译介与研究》（张杨，2017）等，但自1996年至2018年间，尚未有乐府诗的翻译研究项目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可见，与乐府诗传播的广度和持久度相比，目前国内的乐府诗翻译研究（包括理论研究与译本）已明显滞后，迫切需要国内研究者尽快吸收和借鉴国外的成果，促进域内的乐府诗翻译和研究，加强乐府诗翻译与研究的国际合作，这无疑对书写中国翻译文学史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