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吟诵简史

吟诵用作美读汉诗文的方法，在我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从“吟诵”的生成历史看，吟诗早于诵诗，吟诵诗歌早于吟诵文章。

最早的吟诵活动自然要数诗歌吟咏。众所公认，诗歌源于劳动，早在人类未有文字之前就诞生了。赵元任先生在他的《〈新诗歌集〉序》中曾指出：“诗歌不分化的时候，诗也是吟，歌也是吟。”^[1]因此，我们可以说，诗歌从它在原始社会里诞生之日起，就开始被先民们吟咏了；诗歌吟咏原本带有一种全民的性质。

周代，诵诗是当时的大学（即太学）以及小学里都开设的一门必修课，请看下面几则文献资料的记载：

这是官办的贵族子弟学校教学诗歌吟诵的情况。到了春秋时代，孔子第一个起来私人办学。这位精通音乐和文学的大教育家非常重视将吟诵《诗》与音乐、舞蹈相结合，平时花很多的时间教授弟子们“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在他的弟子中间，子游和子路很能弦歌《诗》，曾子和原宪歌唱和吟咏《诗》很出色，这是文献资料中记载的。不仅如此，据《太平御览》引《庄子》逸篇中的文字记载：“仲尼读《春秋》，老聃踞灶觚而听。”能使老聃津津有味地听读，可以想见孔子朗诵《春秋》的水平一定很高。笔者以为孔子堪称我国古代第一位著名的诗文吟诵专家。降及战国，《诗》《书》《礼》《春秋》等经典著作仍为人们所诵习。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代产生了《春秋》三传，其中“公、穀两家善读《春秋》本经：轻读，重读，缓读，急读，读不同而义以别矣”^[2]。节奏鲜明，以声显义，可说是这两家诵读《春秋》的特色。此外，以奇文《离骚》为代表的楚辞继《诗经》之后蔚然郁起，人们吟讽它，赏玩它，自不待言；屈原本人在《渔父》中自述：“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行吟”，就是漫步吟咏。总之，在先秦时代，国人喜尚吟诵诗文已形成传统。

汉魏六朝是我国吟诵之学得到重要发展的时期。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由于统治者的提倡，人们普遍重视诵习诗书。

汉武帝时，《易》《书》《诗》《礼》《春秋》等五部儒家典籍被尊为“五经”，并在太学里特置“五经博士”，专门负责传授。东汉时太学大发展，质帝时太学生多达三万人。不用说这些受业的太学生人人必须诵读经书，就是那些入小学读书的童子也得在这方面练好基本功。《汉书·艺文志》记载：“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吏。”“讽”就是背诵。汉代教育当局这种规定无疑会极大地刺激学童、士子去拼命讽诵诗书。东晋王嘉在《拾遗记》中记载了东汉人贾逵幼时听读经书的故事：

这故事固然表现贾逵这位东汉著名经学家和文学家从小聪明绝顶，有惊人的记诵能力，但同时可说明汉人对诵读经书多么重视。《孔雀东南飞》中的女主人公刘兰芝出嫁前是个寻常人家的女孩儿，当然不存“讽书做官”之想，然而“十六诵诗书”，当时社会崇尚诵习诗书于此亦可见一斑。

（2）由于声律论的兴起，人们吟诵时注意对作品音节美的玩味。

西晋时候的陆机在《文赋》中第一次讲到作品的声律之美：“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即是说作品音节的更迭变化，就好像鲜艳的五色织成了漂亮的锦绣。到了齐梁，沈约、周颙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创立了声律论，从而对诗歌的创作和鉴赏产生重大影响。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提出：

这一段话的前面几句讲写作诗歌时，如何使作品语言的声音做到“宫羽（相当于后人说的平仄）相变，低昂互节”“音韵尽殊”“轻重悉异”，在有规律的变化中表现出和谐的音节美；后面几句则从声律美的角度评价曹植、王粲等诗人的作品，称赞他们的那些名篇因为“音律调韵，取高前式”而历来赢得人们的讽诵传赏。

与沈约同时的刘勰在他的文论巨著《文心雕龙》中专门写有《声律》篇，除阐发声律理论外，特别强调“声画妍蚩，寄在吟咏”，也就是说，必须通过吟咏才能辨别作品音节的美丑。

让我们从《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的一则故事中看一下六朝人玩味作品音节美的实例吧。

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虎在运租船中讽咏，声既清会，辞文藻拔，非尚所曾闻。”可见袁虎的咏诗所以使镇西将军谢尚叹赏不能已，原因之一就是袁虎咏诗的声音实在“清会”美听。

（3）由于佛教和道教音乐的影响，吟诵诗文的腔调得到丰富和发展。这一点，我们将在本书第八章探讨吟诵腔调时再作具体论述。

到唐代，格律严整、音调铿锵的近体诗产生了，整个诗歌创作进入了百花争妍、万紫千红的黄金时代，诗歌吟诵也随之在更大的范围内展开。

唐代的许多皇帝不仅能写诗，而且喜欢吟诗，请看下面几则材料所记：

唐代皇帝还爱听近臣吟诵诗歌，比如：

郭山恽虽未将两诗诵完，但于此可见唐中宗对诵诗很感兴趣，把它当作如同舞蹈和音乐一样可以取乐的一种艺术，而郭山恽的诵诗也一定非常出色，否则怎敢在那种场合献丑。

唐代的诗人如群星灿烂，一个个都是吟诗的爱好者：他们或者自吟自赏，或者吟味他人之作，或者聆听他人吟诵，这方面的资料极多，随手拈取几例吧。

时代造就伟大的诗人，人民爱诵优秀的诗歌。“李杜诗篇万口传”，此话一点也不夸张。事实上，除李杜这两大家外，不少诗人的名篇佳句在当时广为传诵，兹举几例：

这里特别需要提到的是，白居易的诗歌由于语言通俗易解，因而得到更广泛的传诵，“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5]，即使如《长恨歌》《琵琶行》那样的长篇也赢得了国人的普遍喜爱，以至“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6]。

总之，在唐代，从皇帝到大臣，从文人雅士到村夫牧童，从和尚道士到宫女歌伎，吟诗成了人们普遍的爱好，成了时代的一种风尚，成了诗歌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

唐代的文人学子读文同样喜用吟诵的方法。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在《进学解》中描述自己平时“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古文运动的另一位倡导者柳宗元在《与友人论为文书》中写到这样一件事：

友人欲观自己文章，他回答说，现在文集编好了，就请管理书籍的仆人吟诵给您听吧。这自然是一种谦虚的说法，但由此可见唐代吟文之普遍：连“治书苍头”都能“吟讽”，何论文人学子！

不仅如此，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还提出了著名的“气盛言宜”之说：

在他看来，如果文章的气势盛大，那就能使句式的长短与声调的高下自然相宜；换言之，文章的气势是从句式的长短和声调的高下两个方面体现出来的。这个说法无疑对古文的创作与吟诵产生积极的指导作用。

宋元明清四代，吟诵之学得到更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首先，这个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广为传诵的启蒙读物。比如北宋人编的《百家姓》、南宋王应麟编的《三字经》、南宋谢枋得和明王相先后选编的《千家诗》、明吕得胜编的《小儿语》、程登吉编的《幼学琼林》、萧良有编杨臣诤校补的《龙文鞭影》、清人编的《增广贤文》、李毓秀编的《弟子规》等，以及在此之前已流传、南朝梁周兴嗣编的《千字文》，由于这些启蒙读物大多用韵语写成，读起来朗朗上口，易诵易记，加上内容又切合识字和普及文化知识的需要，所以在民间得到广泛传播，我们从下面几则材料中即可见一斑。

启蒙读物的如此风行，使吟诵这一传统的读书方法得到极大的普及，其影响之久远，一直到解放以前。

其次，这个时期吟诵的作品，不仅有一向处于正统地位的诗与文，而且有新起的词。词原是入乐歌唱的，为什么人们还要用吟诵的方法来赏玩，个中原委将在本书第三章“词的吟诵”部分探讨。

复次，这个时期吟诵的腔调受到戏曲音乐的影响，因而得到丰富和发展，这一点在本书第八章“吟诵腔调”部分将具体论述。

最后，这个时期吟诵的理论研究大为加强。比如，南宋的朱熹、元代的刘绩、明代的李东阳和唐顺之等都对吟诵之学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见解，尤其是清代的桐城派作家揭橥的“因声求气”说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人们的吟诵实践起到了很好的推进和提高的作用。

“五四”新文化运动一起，传统文化受到猛烈冲击，吟诵也一度被人们冷落。朱自清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反对封建文化，这自然是时代潮流所趋，是“五四”运动的一大功绩，但把吟诵这个千百年来普遍使用、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美读汉诗文的方法也当作封建的东西加以废除，这不能不说是这场运动的一个偏颇。此举给学校国文教学以及国人赏读古典文学作品所造成的损失使许多有识之士感到惋惜，于是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直到四十年代，，不少著名的教育家、学者、文学学学家为继承吟诵传统做出种种的努力。

一是大声疾呼学校的国文教学应当恢复传统的吟诵方法。20世纪30年代初，夏丏尊和叶圣陶两位先生用故事的形式为中学生合写了《文心》一书，书中借“王先生”的口对中学生们说：

这个倡言得到了朱自清先生的热烈响应，他著文写道：

后来叶圣陶和朱自清两先生联手合著《精读指导举隅》一书，于1942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叶先生在此书“前言”中又一次强调吟诵的重要：

夏、叶、朱三位先生都是当时的名家，他们如此大力倡导吟诵，这对大中学校的国文教学恢复传统的读书方法自然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

二是对吟诵本身进行研究。仅笔者所见到的，就有以下几种论著。

20世纪20年代，唐钺先生发表《散文节拍觕测》一文^[12]，指出古典散文同诗歌一样也有节拍，并发出呼吁：“作者极希望国中有人从事于此事的精密研究。”其后，1927年8月，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赵元任先生为自己的《新诗歌集》写了篇序，序中精辟地论述了“吟”同“唱”的区别及其联系。

30年代对吟诵的研究往往引进一些西方的概念和理论。先是吴世昌先生在1933年出版的《文学季刊》创刊号上发表《诗与语言》的论文，此文从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以及读诗心理的角度详尽地探讨了古典诗词的声音与读者被引起的情感之间的关系，虽有些说法还可商榷，然不乏精彩之处。接着，黄仲苏先生于1936年出版了《朗诵法》一书，这可说是第一部专门研究朗诵方法的著作，被钱基博先生称之为“当代之绝学”^[13]。书中虽也论及语体文的讲读方法，但主要谈的还是古诗文的吟诵方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40年代初，洪深先生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写成了长篇论文《戏的念词与诗的朗诵》。这篇长文并非专论古诗的吟诵，但于戏的念词与诗的朗诵之中“求其共通，复于共通之中求其变异。新旧兼融，中西共冶”^[14]，吟诵爱好者读后会获得不少启发。另外，朱光潜先生于1943年出版的《诗论》和收在1946年出版的《谈文学》中的《散文的声音节奏》一文，都涉及古诗文的吟诵，虽非专论，而有真知灼见。

三是身体力行，从事吟诵教学。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近代著名教育家、国学大师唐文治先生（1865—1954）早年出使日本时，曾从桐城巨子吴汝纶那儿学得吟诵古文之法，自20世纪20年代起主持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期间，十分重视古诗文的吟诵。他提出“熟读精审，循序渐进，虚心涵泳，切己体察”十六字读书法，并在吴汝纶传授的吟诵之法的基础上创造了富有特色的吟诵腔调，即出名的“唐调”，时人争相效法。1948年，上海大中华唱片公司曾录制他吟诵古诗文的唱片，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唐老先生前后主持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凡三十年，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能吟会诵的国学专门人才，他们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了著名的学者、专家，唐调通过他们得以很好地传承和发扬。

解放以后，总的看，吟诵式微，在大学古典文学和中小学语文教学中不很时兴，未能引起国人的普遍重视，这与提倡不力和受“左”的思想的干扰不无关系。但应该看到，就全国范围而言，吟诵的传统并没有完全丢掉。在思想宽松时期，大学古典文学教师和中小学语文教师，凡能吟会诵的，教到精彩处或讲得高兴时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吟诵起来，这时准会博得学生们的一片掌声。打倒“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的口号深入人心以及对外文化交流的扩大，吟诵渐为更多的国人所重视，这门中华绝学现出了再兴之兆：在高等学校里，不仅那些能吟会诵的古典文学教师在平时教学中重视吟诵艺术，而且有些学校还开设了吟诵课，举办吟诵讲座，专门向学生传授吟诵之学；许多古代文学研究会、诗词学会开会时往往安排吟诵诗词的内容；电台、电视台有时播放有关吟诵知识讲座和展示吟诵的节目；每逢春节、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各地常常开展多种形式的诗词吟诵活动；“常州吟诵”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全国和一些省市建立了吟诵学会，开展抢救、整理、研究和宣传吟诵的工作；为了让吟诵走进更多的校园和课堂，许多地方举办吟诵骨干教师培训班；对吟诵的理论研究和推广很有热起来的苗头，出版了多种吟诵论著、吟诵读本和吟诵光盘；海内外吟诗交流日渐增多；教育部、国家语委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组织开发“中华经典资源库”重大公益项目，聘请国内吟诵专家吟诵经典诗文。这是一个重要的契机。笔者相信，如果我们能将上述这些活动坚持下去，扩大开来，那么总有一天吟诵之学将在我们这个东方文明古国再度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