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里的书缘

陈忠实

第一次借书和第一次创作

上到初中二年级，中学语文课搞了一次改革，把语文分为文学和汉语两种课程，汉语只讲干巴巴的语法，是我最厌烦的一门功课，文学课本收录的尽是古今中外诗词散文小说的名篇，我最喜欢学了。

印象最深的一篇课文是《田寡妇看瓜》，一篇篇幅很短的小说，作者是赵树理。我学了这篇课文，有一种奇异的惊讶，这些农村里日常见惯的人和事，尤其是乡村人的语言，居然还能写文章，还能进入中学课本，那这些人和事和这些人说的这些话，我知道的也不少，我也能编这样的故事，写这种小说。

这种念头在心里悄悄萌生，却不敢说出口。穿着一身由母亲纺线织布再缝制的对襟衣衫和大裆裤，在城市学生中间无处不感觉卑怯的我，如果说出要写小说的话，除了被嘲笑再不会有任何结果。我到学校图书馆去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踏进图书馆的门，是冲着赵树理去的。我很兴奋，真的借到了赵树理的中篇小说单行本《李有才板话》，还有一本短篇小说集，名字记不得了。我读得津津有味，兴趣十足，更加深了读《田寡妇看瓜》时的那种感觉，这些有趣的乡村人和乡村事，几乎在我生活的村子都能找到相应的人。这里应该毫不含糊地说，这是我平生读的第一和第二本小说。

我真的开始写小说了。事也凑巧，这一学期换了一位语文教师，是师范大学中文系刚刚毕业的车老师，不仅热情高，而且有自己的一套教学方法，尤其是作文课，他不规定题目，全由学生自己选题作文，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这真是令我鼓舞，便在作文本上写下了短篇小说《桃园风波》，大约三四千字或四五千字。我也给我写的几个主要人物都起了绰号，自然是从赵树理那儿学来的，赵树理的小说里，每个人物都有绰号。故事都是我们村子发生的真实的事情，农业生产合作社由初级转入高级，把留给农民的最后一块私有田产——果园——也归集体，包括我们家的果园也不例外。在归公的过程中，发生了许多冲突事件，我依一个老太太的事儿写了小说。同样不能忘记的是，这是我写的第一篇小说，已不同于以往的作文。这年我十五岁。

车老师给我的这篇小说写了近两页评语，自然是令人心跳的好话。那时候仿效苏联的教育体制，计分是五分制，三分算及格，五分算满分，车老师给我打了五分，在“五”字的右上角还附添着一个“十”字加号，可想而知其意蕴了。我的鼓舞和兴奋是可想而知的，同桌把我的作文本抢过去，看了老师用红色墨水写的耀眼的评语，然后一个个传开看，惊讶我竟然会编小说，还能得到老师的好评。我在那一刻，在城市学生中的自卑和畏怯得到缓解，涨起某种自信来。

我随之又在作文本上写下第二篇小说《堤》，也是村子里刚成立农业社时封沟修水库的事。车老师把此文推荐到语文教研组，被学校推荐参加西安市中学生作文比赛评奖。车老师又亲自用稿纸抄写了《堤》，寄给陕西作家协会的文学刊物《延河》。评奖没有结果，投稿也没有结果。我却第一次知道了《延河》，也第一次知道发表作品可以获取稿酬。许多年以后，当我走进《延河》编辑部，并拿到发表我的作品的刊物时，总是想到车老师，还有赵树理笔下的田寡妇和李有才。

在灞河眺望顿河

我准确无误地记得，平生阅读的第一部外国文学作品，是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

我读初中二年级时，换来一位刚从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语文老师，姓车。他不仅让学生自选作文题，想写什么写什么，而且常常逸出课本，讲些当代文坛的趣事。那时正当“反右”，他讲了少年天才作家刘绍棠当了“右派”的事。我很惊讶，便到学校图书馆借来刘绍棠的短篇小说集《山楂村的歌声》，读得很入迷且不论，在这本书的“后记”里，刘绍棠说他最崇拜的作家是苏联的肖洛霍夫，我就从这儿知道了《静静的顿河》。耐着性子等到放暑假，我把四大本《静静的顿河》书借来，背回乡村家里。

当时，我的年龄不够农业合作社出工的资格，便和伙伴们早晚两晌割草，倒不少挣工分。逢着白鹿原上两个集镇的集日，先一天后晌在农业社菜园趸了黄瓜、茄子、西红柿和大葱等蔬菜，天不明挑着菜担去赶集，一次能挣块儿八毛的，到开学就挣够学费了。割草卖菜的间隙和阴雨天，我在老屋后窗的亮光下，领略顿河草原的美丽风光，感受骁勇彪悍的葛利高里和风情万种的阿克西尼亚；书页里的顿河总是和我家门口的灞河混淆，顿河草原上的山冈，也总是和眼前的骊山南麓的岭坡交替叠映。我和我的伙伴坐在坡沟的树荫下，说着村子里的这事那事，或者是谁吃了什么好饭等等，却不会有谁会猜到我心里有一条顿河，还有哥萨克小伙子葛利高里和漂亮的阿克西尼亚。我后来才意识到，在那样的年龄区段里感知顿河草原哥萨克的风情人情，对我的思维有着非教科书的影响，尽管我那时对这部书的历史背景模糊不清。我后来喜欢翻译文本，应该是从这次《静静的顿河》的阅读引发的。此后便基本不读“说时迟，那时快”和“且听下回分解”的句式了。

书念到高中阶段，我在学校图书馆发现了肖洛霍夫的一本短篇小说集《顿河故事》，便借来读。平时功课紧张不敢分心，往往是周六回家，沿着灞河河堤一路读过去，除了偶尔有自行车或架子车，不担心任何机动车辆撞碰。这部集子收录了大约二十篇短篇小说，一篇一个故事，集中写一个或两个人物，几乎都是顿河早期革命的故事，篇篇都写得惊心动魄。这是肖洛霍夫写作《静静的顿河》之前的作品，可以看作练笔练功夫的基础性写作，却堪为短篇小说典范。

到上世纪60年代初，我高考名落孙山，回到老家做乡村教师。当确定把文学创作正经作为理想追求的时候，我从灞桥区文化馆图书室借到肖氏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该书写的是苏联搞集体农庄的故事，使我感到可触摸可感知的亲切，其中一些情节总是让我和身在的农业合作社的人和事联系起来，设想把作品中的人物名字换成中国姓名，完全可以当作写中国农业合作化的小说。

直到前几年，我才读了他的那篇超长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这是他最后一部影响深远的作品。至此，我算是把他的主要著作都拜读了。写作这个短篇小说时的肖洛霍夫，从精神和心理气象上看，安全蝉蜕为一个冷峻的哲思者了。他完成了生命的升华。

一个空前绝后的数字

对柳青长篇小说《创业史》的阅读，在我几乎是大半生的沉迷。

那是1959年的春天，我从报纸上看到，柳青新著长篇小说《创业史》即将在《延河》杂志连载的消息，早早俭省下两毛钱等待着。我上到初三时，转学到离家较近的西安市十八中学，在纺织城东边，背馍上学少跑十多里路。当我从纺织城邮局买到泛着油墨气味的《延河》时，正文第一页的通栏标题是手书体的“稻地风波”（《创业史》的初定名），背景是素描的风景画，隐没在雾霭里的终南山，一畦畦井字形的稻田，水渠岸边一排排迎风摇动的杨树，是我自小看惯了的灞河风景，现在看去别有一番盎然诗意。当我急匆匆返回学校，读完作为开篇的《题叙》，便有一种从来未发生过的特殊的阅读感受洋溢在心中。

这部小说巨大的真实感和真切感，还有语言的深沉的诗性魅力，尤其是对关中人情的细腻而透彻的描写，不仅让我欣赏作品，更让我惊讶自己生活的脚下这块土地，竟然蕴藏着可资作家进行创作的丰富素材。或者说白了，我们熟视无睹的乡村的这些人和事，在柳青笔下竟然如此生动而诱人。我第一次开始关注自己生活的这块土地。我几次忍不住走出学校大门，门外便是名叫枣园梁上的正待抽穗的无边的麦田，远处便是隐隐约约可见山峰沟谷的终南山，在离我不过四五十里地的少陵原下，住着柳青。我的发自心底的真诚的崇拜发生了。十二三年后，“文革”中备受折磨的柳青获得“解放”，我在大厅里听柳青讲创作时，第一眼看见不足一米六个头、留着黑色短髭的柳青，顿然想到我在枣园梁上校门口眺望终南山的情景；三十四五年后的初夏时节，我和长安县的同志在柳青坟头商议陵园修建工程，眼见着柳青坟墓被农民的圈粪堆盖着，我又想到十七岁时在枣园梁上的眺望。

我紧接着到位于灞桥镇的西安三十四中学读高中，镇上的邮局不售《延河》，阅读中断了。随之得知巴金主编的《收获》一次刊发《创业史》，我托在西安当工人的舅舅买到了这期《收获》，给我送到学校，我几乎是置功课于不顾而读完了《创业史》（第一部）。我在该书发行单行本的时候，又托舅舅买了首版《创业史》。我对文学的兴趣已经几乎入迷，这部小说的反复阅读当是一个主要诱因，高中二年级时，我和班里几个喜欢文学的同学组织起学校的第一个文学社，办了一份不定期的文学墙报，开始发表自己的作品。

我后来进入社会，确定下来文学创作的人生命题，《创业史》是枕前的必备读物。1973年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时，许多人说我的语言像柳青。编辑把这篇小说送柳青看，他把第一章修改得很多，我一字一句琢磨，顿然明白我的文字功力还欠许多火候。我后来到南泥湾劳动锻炼，除了规定必带的《毛泽东选集》，还私藏着《创业史》，在南泥湾的窑洞里阅读，后来不知谁不打招呼拿去了，也不还。我大约买了丢了丢了又买了九本《创业史》，这是空前的也肯定是绝后的一个数字。

关键一步的转折

我的人生道路的关键一步转折，发生在1978年的夏天，从工作了10年的人民公社（乡镇）调动到当时的西安郊区文化馆。

我当时正负责为家乡的灞河修建八华里的防洪河堤。在我们那个很穷的公社，难得向上级申请到一笔专项治理灞河的资金，要修筑一道堤面上可以对开汽车的河堤，在那个小地方，就称得上是一项令人鼓舞的宏伟工程了。工程实际上是从1977年冬季开始的，我作为工程负责人，和七八个施工员住在一道红土崖下灞河岸边的一幢房子里，没有床也没有炕，从邻近的村子里拉来麦草铺在地上，各人摊开自己带来的被褥，并排睡地铺了。我那时候心劲很足，想一次解决灞河涨水毁田的灾害，为包括我的父母妻儿生活的村子在内的大半个公社修建一个造福的工程。为此，我从早到晚都奔跑在各个施工点上。一个严峻的节令横在心头，必须在初夏灞河涨水之前，不仅要把河堤主体堆成，而且必须给临水的一面砌上水泥制板，不然，一场大水就可能把河堤冲成河滩。工程按计划紧张地进行，4月发了一场大水，河堤只是局部损伤，我的信心没有动摇。

到初夏时节，我在麦草地铺上打开一本新寄来的《人民文学》杂志。夜晚安排完明天的事儿，施工员们便下棋，或者玩当地人都喜欢玩的“纠方”游戏，平时我也是参与者。这一晚我谢辞了下棋和“纠方”，躺在地铺上看一篇小说，名曰《班主任》，作者是我从未听说过的刘心武。我在这篇万把字的小说的阅读中，竟然发生心惊肉跳的感觉；每一次心惊肉跳发生的时候，心里都涌出一句话，小说敢这样写了！请注意这个“敢”字。我作为一个业余写作者，尽管远离文学圈，却早已深切地感知到其中的巨大风险了，极“左”的政治思想影响下的文艺政策更“左”得离谱，多少作家都栽倒了，乃至搭上了性命。《班主任》竟然敢这样写，真是令我心惊肉跳。

我在麦草地铺上躺不住了。我走出门不过50米就到了哗哗响着的灞河水边，撩水洗了把热烫的脸，坐在河石上抽烟，心里又涌出一句纯属我的感受来，文学创作可以当作事业来干的时候终于到来了。这是我从《人民文学》发表《班主任》这样的小说的举动上所获得的最敏感的信号。我几乎就在涌出这句话的一刻，决定调离公社，目标是郊区文化馆，那儿的活儿比公社轻松得多，也有文学创作辅导干部的职位，写作时间很宽裕，正适宜我。到即将完成河堤工程的6月，我如愿以偿到小寨所在的郊区文化馆去了。我的仍然属业余文学创作的人生之路开始了。

《班主任》在文学界的影响可谓深远。文学界先把其称为中国的“解冻文学”的先声，这里所说的“解冻文学”，是借用了苏联20世纪50年代初形容文学现象的一个名词；随后又称它是新时期文艺复兴的发轫之作。其实，两种称谓的意思相近，即都是从极左文艺政策下解放出来的第一声鸣叫，一个时代开始了，我的人生之路也发生了关键一步的转折。

摧毁与新生

1982年5月，陕西作家协会在延安举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40周年纪念活动，胡采主席亲自率领七八个刚刚跃上新时期文坛的陕西青年作家到延安去，我是其中之一。有一个细节至今难忘，胡采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外的场地上，给我们回忆童年他亲耳聆听毛泽东讲话的情景。我和几位朋友却在一张大照片上寻找当年胡采的照相，竟然辨认不出来。最后还是由胡采指出那个坐在地上的年轻人，说是当年的他。相去甚远了。四十年的时光，把一个朝气勃勃的小伙子变成了睿智慈祥的老头，我的心里便落下一个生命的惊叹号。

参加这次纪念活动的几个青年作家，各自都据守在或关中平原或秦岭山中或汉中盆地的一隅，平时难得相聚，参观的路上吃饭的桌上就成为交流信息的最好平台。尤其是晚上，聚在某个人的房间，多是说谁写了一篇什么好小说，多好多好值得一读。说得多的是路遥，他的一个中篇小说即将在《收获》发表，篇名《人生》。这天晚上，大家不约而同聚到路遥房间，路遥向大家介绍了这部小说的梗概，尤其是说到《收获》责任编辑对作品的高度评价，大伙都有点按捺不住的兴奋，便问到《收获》出版的确切时间，路遥说已经出刊了。记不清谁提议应该马上到邮局去购买。路遥显然也兴奋到恨不得立即看到自己钢笔写下的文字变成铅字的《收获》，还说他和邮局有关系，可以叫开门，便领着大家出了宾馆，拐了几道弯，走到延安邮局门口，敲门敲得很响，也敲得执拗。终于有一位很漂亮的值班女子开了门，却说不清《收获》杂志到没到货，便领着我们到其已关灯的玻璃柜前，拉亮电灯。我们把那个陈列着报纸杂志的玻璃柜翻来覆去地看，失望而归。

我已经被路遥简略讲述的《人生》故事所沉迷，尤其是像《收获》这样久负盛名的刊物的高调评价，又是头条发表，真是迫不及待的阅读期盼。我从延安回到文化馆所在地灞桥镇，当天就拿到馆里订阅的《收获》，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这部十多万字的中篇小说《人生》。读完时坐在椅子上是一种瘫软的感觉，显然不是高加林波折起伏的人生命运对我的影响，而是小说《人生》所创造的完美的艺术境界，对我正高涨着的创作激情是一种几近彻底的摧毁。

连续几天，我得着空闲便定到灞河边上，或漫步在柳条如烟的河堤上，或坐在临水的石坝头，却没有一丝欣赏古桥柳色的兴致，而是反思着我的创作。《人生》里的高加林，在我所阅读过的写中国农村题材的小说里，是一个全新的面孔，绝不类同于此前的文学作品里的任何一个乡村青年的形象。高加林的生命历程里的心理情感，是包括我在内的乡村青年最容易引发呼应的情感。路遥写出了《人生》，一个不争的事实便摆列出来，他已经拉开了包括我在内的这一茬跃上新时期文坛的作者一个很大的距离，我的被摧毁的感觉源自这种感觉，却不是嫉妒。

我在灞河沙滩长堤上的反思是冷峻的。我重新理解关于写人的创作宗旨。人的生存理想，人的生活欲望，人的种种情感情态，准确了才真实。一个首先是真实的人的形象，是不受生活地域文化背景以及职业的局限，而与世界上的一切种族的人都可以完成交流的。到这年的冬天，我凭着在反思中所完成的新的创作理念，写成了我的第一个篇幅不大的中篇小说《康家小院》，后来获得了《小说界》的首届评奖。许多年后，我对采访的记者谈到农村题材的创作感受时说出一种观点：你写的乡村人物让读者感觉不到乡村人物的隔膜就好了。这种观点的发生，源自在灞河滩上的反思，是由《人生》引发的。

一次功利目的明确的阅读

在我的文学生涯中，阅读不仅占有一个很大的时间比例，而且是伴随终生的一种难能改易的习惯性意识。即使在把一切出版物都列为“黑书”禁封的“文革”年代，我的“地下式”的秘密阅读也仍然继续着。然而，几乎所有阅读都不过是兴趣性的阅读而已，都只是为了增添知识，开阔视野，见识多种艺术风格的作品。只有一次阅读是怀有很实际很具体甚至很功利的目的，这就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次阅读。

那时候我正在酝酿构思第一部也是唯一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大约用了两年左右的时间。随着几个主要人物的成型和具象，自我感觉已趋生动和丰满，小说的结构便很自然地凸显出来，且形成一种甚为严峻的压力。这种压力的形成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由，在我是第一次写长篇，没有经验自不必说，况且历史跨度大，人物比较多，事件也比较密集，必须寻找到一种恰当的结构形式，使得已意识和体验到的人物能得到充分的展示；另，在这部小说刚刚萌生创作念头的时候，西北大学当代文学评论家蒙万夫老师很郑重地告诫我说，长篇小说是一种结构的艺术。他似乎担心我轻视结构问题，还作了一个形象化的比喻，说长篇小说如果没有一种好的结构，就像剔除了骨头的肉，提起来是一串子，放下去是一摊子。我至今几乎一字不差地记着蒙老师的话，以及他说这些话时的平静而又郑重的神情。当这部小说构思逐渐接近完成的时候，结构便自然形成最迫切也最严峻的一大命题。

我唯一能作出的选择就是读书。我选择了一批中外长篇小说阅读。我的最迫切的目的是看各个作家怎样结构自己的长篇，企望能获得一种启发，更企望能获得一种借鉴。我记得当时读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最具影响的两部长篇，一是王蒙的《活动变人形》，一是张炜的《古船》。我尤其注意这两部作品的结构方式，如何使多个人物的命运逐次展开。这次最用心的阅读，与最初的阅读目的不大吻合，却获得了一种意料不及的启发，这就是，每一部成功的长篇小说，都有自己风格独特的结构方式，而平庸的小说才有着结构形式上相似的平庸。我顿然省悟，从来不存在一个适宜所有作品的人物和故事展示的现成的结构框架，必须寻找到适宜自己独自体验的内容和人物展示的一个结构形式，这应该是所谓创作的最关键的含义之一；我几乎同时也理顺了结构和内容的关系，是内容——即已经体验到的人物和故事决定结构方式，而不是别的。这样，我便确定无疑，《白鹿原》必须有自己的结构形式，不是为了出奇一招，也不是要追某种流派，而是让白嘉轩、鹿子霖、朱先生们，能拥有一个充分展示各自个性和命运的比较自然而顺畅的时空平台。

小说出版许多年了，单就结构而言，也有不少评说，有的称为网状结构，有的称为复式结构，等等。多为褒奖的好话，尚未见批评。我一直悬在心里的担心，即蒙老师告诫的那种“一串子、一摊子”的后果避免了。我衷心感激已告别人世的蒙老师。

我也感慨那次较大规模又目的明确的阅读，使我获得了关于结构的最直接最透彻的启发。其实不限于长篇小说，其他艺术样式的创作亦是同理，这实际已触摸到关于创作的最本质的意义。

米兰·昆德拉的启发

米兰·昆德拉热遍中国文坛的时候，大约稍晚加西亚·马尔克斯几年。从省内到省外，每有文学活动作家聚会，无论原有的老朋友或刚刚结识的新朋友，无论正经的会议讨论或是三两个人的闲聊，都会说到这两位作家的名字和他们的作品，基本都是从不同欣赏角度所获得的阅读感受，而态度却是一样的钦佩和崇拜。谁要是没接触这两位作家的作品，就会有一种落伍的尴尬，甚至被人轻视。

我大约是在昆德拉的作品刚刚进入中国图书市场的时候，就读了《玩笑》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生活在别处》等。先读的哪一本后读的哪一本已经忘记，却确凿记得陆续出版的几本小说都读了。每进新华书店，先寻找昆德拉的新译本，甚至托人代购。我之所以对昆德拉的小说尤为感兴趣，首先在于其简洁明快里的深刻，篇幅大多不超过10万字，在中国约定俗成的习惯里只能算中篇。情节不太复杂却跌宕起伏，人物命运的不可捉摸的过程中，是令人感到灼痛的荒唐里的深刻，且不赘述。更让我喜欢昆德拉作品的一个因由，是与马尔克斯《百年孤独》截然不同的艺术气象。我正在领略欣赏魔幻现实主义的兴致里，昆德拉却在我眼前展示出另一番景致。我便由这两位大家迥然各异的艺术景观里，感知到不同历史和文化背景里的作家对各自民族生活的独特体验，以及各自独特的表述形式，让我对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发生了新的理解。用海明威的话说，就是要“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这个“句子”不是指通常意义上的文字，而是作家对生活——历史和现实——独特的发现和体验，而且要有独立个性的艺术表述形式。仅就马尔克斯、昆德拉和海明威而言，每一个人显现给读者的作品景观都迥然各异，连他们在读者我的心中的印象也都个性分明。然是，无论他们的作品还是他们个人的分量，却很难掂出轻重的差别。在马尔克斯和昆德拉的艺术景观里，我的关于小说的某些既有的意念所形成的戒律，顿然被打破了；一种新的意识几乎同时发生，用海明威概括他写作的话说就是，“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只有寻找到不类似任何人而只属自己独有的“句子”，才能称得上真实意义上的创作，才可能在拥挤的文坛上有一块立足之地。

在昆德拉小说的阅读过程中，还有一个在我来说甚为重大的启发，这就是关于生活体验与生命体验的切实理解。似乎是无意也似乎是有意，《玩笑》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两部小说一直萦绕于心中。这两部小说的题旨有类似之处，都指向某些近乎荒唐的专制事项给人造成的心灵伤害。然而《玩笑》是生活体验层面上的作品，尽管写得生动耐读，也颇为深刻，却不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那样让人读来有某种不堪承受的心灵之痛，或者如作者所说的“轻”。我切实地感知到昆德拉在《生》里进入了生命体验的层面，而与《玩笑》就拉开了新的距离，造成一种一般作家很难抵达的体验层次。这种阅读启发，远非文学理论所能代替。我后来在多种作品的阅读中，往往很自然地能感知到所读作品属于生活体验或是生命体验，发现前者是大量的，而能进入生命体验层面的作品是一个不成比例的少数。我为这种差别找到一种喻体，生活体验如同蚕，而生命体验是破茧而出的蛾。蛾已经羽化，获得了飞翔的自由。然而这喻体也容易发生错觉，蚕一般都会结茧成蛹再破茧而出成蛾，而由生活体验能进入生命体验的作品却少之又少。即使写出过生命体验作品的作家，也未必能保证此后的每一部小说，都能再进入生命体验的层次。

阅读自己

一部或长或短的小说写成，那种释放完成之后的愉悦，是无以名状的。即使一篇千字散文随笔，倾诉了自以为独有的那一点感受和体验，也会兴奋大半天。之后便归于素常的平静，进入另一部小说或另一篇短文的构思和谋划。到得某一天收到一份专寄的刊登着我的小说或散文的杂志或报纸，打开，第一眼瞅见手写在稿纸上的文字变成规范的印刷体文字，便潮起一种区别于初写成时的兴奋和愉悦的踏实，还掺和着某种成就感。如果没有特别紧要的事相逼，我会排开诸事，坐下来把这部小说或短文认真阅读一遍，常常会被自己写下的一个细节或一个词汇弄得颇不平静，陷入自我欣赏的得意。自然，也会发现某一处不足或败笔，留下遗憾。我在阅读自己。这种习惯自发表第一篇散文处女作开始，不觉间已延续了四十多年，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阅读自己的另一个诱因，往往是外界引发的。一般说来，对自己的作品，如上述那样，在刚发表时阅读一遍，我就不再翻动它了，也成了一种难改的积习。有时看到某位评论家的评论涉及我的某篇作品的文那一段温习一回，往往发生小小的惊讶，当初怎么会想出这样生动的描写，再自我欣赏一回。同样，遇到某些批评我的评论中所涉及的情节或细节，我也会翻出旧作再读一下，再三斟酌批评所指症结，获得启示也获得教益，这时的阅读自己就多是自我审视的意味了。我的切身体会颇为难忘，在肯定和夸奖里验证自己原来的创作意图，获得自信；在批评乃至指责里实现自我否定，打破因太久的自信所不可避免的自我封闭，进而探求新的突破。几十年的创作历程，回头一看，竟然就是这样不断发生着从不自信到自信，再到不自信，及到新的自信的确立的过程，使创作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新探寻。

有一件事记忆犹新。1978年是改革开放的标志性年份，也是被称作中国新时期文艺复兴的一个标志性年号。正是在这一年，我预感到把文学创作可以当作事业追求的时代终于到来了。1979年春夏之交，我写成后来获得全国第二届短篇小说奖的《信任》。小说先在《陕西日报》文艺副刊发表，随之被《人民文学》转载（当时尚无一家选刊杂志），后来又被多家杂志转载。赞扬这篇小说的评论时见于报刊，我的某些自鸣得意也难以避免。恰在这时候，当初把《信任》推荐《人民文学》转载的编辑向前女士，应又一家杂志之约，对该杂志转载的《信任》写下一篇短评。好话连一句都记不得了，只记得短评末尾一句：陈忠实的小说有说破主题的毛病（大意）。我初读这句话时竟有点脸烧，含蓄是小说创作的基本规范，我犯了大忌了。我从最初的犯忌的慌惶里稍得平静，不仅重读《信任》，而且把此前发表的十余篇小说重读一遍，看看这毛病究竟出在哪儿。再往后的创作探寻中，我渐渐意识到，这个点破主题的毛病不单是违背了小说要含蓄的规矩，而是既涉及对作品人物的理解，也涉及对小说这种艺术形式的理解，影响着作品的深层开掘。应该说，这是最难忘也最富反省意义的一次阅读自己。

这种点拨式的批评，可以说影响到我的整个创作，直到《白鹿原》的写作，应该是对“说破主题”那个“毛病”较为成功的纠正。我把对那一段历史生活的感受和体验，都寄托在白嘉轩等人物的身上，把个人完全隐蔽起来。《白鹿原》出版十余年来有不少评论包括批评，倒是没有关于那个“毛病”的批评。

我又有启示，作为作家的我，在阅读自己的时候，不宜在自我欣赏里驻留太久，那样会耽误新的行程。

原载《海燕》200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