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二十二岁，德莫夫三十一岁。他们婚后过得挺好。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在客厅的四面墙上挂满了她自己的和别人的画稿，有的配了镜框，有的没配。靠近钢琴和放家具的地方，她用中国的阳伞、画架、花花绿绿的布片、短剑、半身像、照片……布置了一个热闹而好看的墙角……在饭厅里，她用民间版画裱糊墙壁，挂上树皮鞋和小镰刀，墙角立一把大镰刀和一把草耙，于是布置成了一个俄罗斯风格的饭厅。在寝室里，她用黑呢蒙上天花板和四壁，在两张床的上空挂一盏威尼斯式的灯，门边安一个假人，手拿一把戟，好让这房间看上去像是一个岩穴。人人都认为这对青年夫妇有一个很可爱的小窝。

每天上午十一点钟起床以后，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就弹钢琴，或者要是天气晴朗，就画点油画。然后，到十二点多钟，她坐上车子去找女裁缝。德莫夫和她只有很少一点钱，刚够过日子，因此她和她的裁缝不得不想尽花招，好让她常有新衣服穿，去引人注目。往往她用一件染过的旧衣服，用些不值钱的零头网边、花边、长毛绒、绸缎，简直就会创造奇迹，做出一种迷人的东西来，不是衣服，而是梦。从女裁缝那儿出来，奥莉加·伊万诺夫娜照例坐上车子到她认识的一个女演员那儿去，打听剧院的新闻，顺便弄几张初次上演的新戏或者福利演出站的戏票。从女演员家里一出来，她还得到一个什么画家的画室去，或者去看画展，然后去看一位名流，要么是约请他到自己家里去，要么是回拜，再不然就光是聊聊天儿。人人都快活而亲切地欢迎她，口口声声说她好，很可爱，很了不起……那些她叫做名人和伟人的人，都把她看做自己人，看做平等的人，异口同声地向她预言说，凭她的天才、趣味、智慧，她只要不分心，不愁没有大成就。她呢，唱歌啦，弹钢琴啦，画油画啦，雕刻啦，参加业余的演出啦，可是所有这些，她干起来并不是凑凑数，而是表现了才能。不管她扎彩灯也好，梳妆打扮也好，给别人系领带也好，她做得都非常有艺术趣味、优雅、可爱。可是有一方面，她的才能表现得比在别的方面更明显，那就是，她善于很快地认识名人，不久就跟他们混熟。只要有个人刚刚有点小名气，刚刚引得人们谈起他，她就马上认识他，当天跟他交成朋友，请他到她家里来了。每结交一个新人，在她都是一件十足的喜事。她崇拜名人，为他们骄傲，天天晚上梦见他们。她如饥如渴地寻找他们，而且永远也不能满足她这种饥渴。旧名人过去了，忘掉了，新名人来代替了他们，可是对这些新人，她不久也就看惯，或者失望了，就开始热心地再找新人，新伟人，找到以后又找。这是为了什么呢？

到四点多钟，她在家里跟丈夫一块儿吃饭。他那种朴实、那种健全的思想、那种和蔼，引得她感动，高兴。她常常跳起来，使劲抱住他的头，不住嘴地吻它。

“你啊，德莫夫，是个聪明而高尚的人，”她说，“可是你有一个很严重的缺点。你对艺术一点兴趣也没有。你否定了音乐和绘画。”

“我不了解它们，”他温和地说，“我这一辈子专心研究自然科学和医学，根本没有工夫对艺术发生兴趣。”

“可是，要知道，这可很糟呢，德莫夫！”

“怎么见得呢？你的朋友不了解自然科学和医学，可是你并没有因此责备他们。各人有各人的本行嘛。我不了解风景画和歌剧，不过我这样想：如果有一批聪明的人为它们献出毕生的精力，另外又有一批聪明的人为它们花大笔的钱，那它们一定有用处。我不了解它们，可是不了解并不等于否定。”

“来，让我握一下你那诚实的手！”

饭后，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坐车去看朋友，然后到剧院去，或者到音乐会去，过了午夜才回家。天天是这样。

每到星期三，她家里总要举行晚会。在这些晚会上，女主人和客人们不打牌，不跳舞，借各种艺术来消遣。剧院的演员朗诵，歌剧演员唱歌，画家们在纪念册上绘画(这类纪念册奥莉加·伊万诺夫娜有很多)，大提琴家拉大提琴，女主人自己呢，也画画，雕刻，唱歌，伴奏。遇到朗诵、奏乐、唱歌的休息时间，他们就谈文学、戏剧、绘画，争辩起来。在座的没有女人，因为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认为所有的女人除了女演员和她的女裁缝以外都乏味、庸俗。这类晚会没有一回不出这样的事：女主人一听到门铃声就吃一惊，脸上带着得意的神情说：“这是他！”这所谓“他”指的是一个应邀而来的新名流。德莫夫是不在客厅里的，而且谁也想不起有他这么一个人。不过，一到十一点半钟，通到饭厅去的门就开了，德莫夫总是带着他那好心的温和笑容出现，搓着手说：

“诸位先生，请吃点东西吧。”

大家就走进饭厅，每一回看见饭桌上摆着的老是那些东西：一碟牡蛎、一块火腿或者一块小牛肉、沙丁鱼、奶酪、鱼子酱、菌子、白酒、两瓶葡萄酒。

“我亲爱的matre d'htel！”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说，快活得合起掌来。“你简直迷人啊！诸位先生，瞧他的脑门子！德莫夫，把你的脸转过来。诸位先生，瞧，他的脸活像孟加拉的老虎，可是那神情却善良可爱跟鹿一样。啊，宝贝儿！”

客人们吃着，瞧着德莫夫，心想：“真的，他是个挺好的人。”可是不久就忘了他，只顾谈戏剧、音乐、绘画了。

这一对年轻夫妇挺幸福。他们的生活，水样地流着，没一点儿挂碍。不过，他们蜜月的第三个星期却过得不十分美满，甚至凄凉。德莫夫在医院里传染到丹毒，在床上躺了六天，不得不把他那漂亮的黑发剃光。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坐在他身旁，哀哀地哭。可是等到他病好一点，她就用一块白头巾把他那剃掉头发的头包起来，开始把他画成沙漠地带以游牧为生的阿拉伯人。他俩都快活了。他病好以后又到医院去，可是大约三天以后，他又出了岔子。

“我真倒霉，奥莉卡！”有一天吃饭时候，他说，“今天我做了四次解剖，我一下子划破两个手指头。直到回家我才发现。”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吓慌了。他却笑着说，这没什么要紧，他做解剖的时候常常划破手。

“奥莉卡，我一专心工作，就变得大意了。”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担心他会害血中毒症，就天天晚上做祷告，可是结果总算没出事。生活又和平而幸福地流着，无忧无虑。眼前是幸福的，而且紧跟着春天就要来了，它已经在远处微微地笑，许下了一千种快活事。幸福不会有尽头的！四月、五月、六月，到城外远处一座别墅去，散步，素描，钓鱼，听夜莺唱歌。然后，从七月直到秋天，画家们到伏尔加流域去旅行，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要以这团体不能缺少的一分子的身份参加这次旅行。她已经用麻布做了两身旅行服装，为了旅行还买下颜料、画笔、画布、新的调色板。里亚博夫斯基差不多每天都来找她，看她的绘画有了什么进步。每逢她把画儿拿给他看，他就把手深深地插进衣袋里，抿紧嘴唇，哼了哼鼻子，说：

“是啊……您这朵云正在叫唤：它不是夕阳照着的那种云。前景有点儿嚼烂了，有点儿地方，您知道，不大对劲……您那个小木房有点儿透不过气来，悲惨惨地哀叫着……那个犄角儿应当画得暗一点儿。不过大体上还不错……我很欣赏。”

他越是讲得晦涩难解，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反倒越容易听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