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大学，一个时代——蔡元培与北大

颐和园路5号，早春的阳光洒向北大西校门的灰瓦屋檐，厚重的朱门上，跳跃着阳光清脆温暖的乐句，清冽的风迎面而来，带着朝阳的气息，我走进北大。一路上大树的枝桠向着湛蓝的天空伸展着丰富的木刻线条，那天空的蓝，让我想到了北京大学门匾上的蓝底红字；那阳光下粉色的花瓣明媚的笑，翠绿的新柳轻舞的身，犹如北大一代代学生们青春别样的美。

走过拱形优雅平缓的校友桥，我想起了卞之琳的名篇，“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人生如棋，人人都身在历史的剧情中，那一代人的命运深深地编织进了中国现代历史风云变幻波澜壮阔的情节中，他们面临的选择，中与西、新与旧、现代与传统、个人与民族、启蒙与救亡。蔡元培思考着教育是如何帮助被教育的人，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份责任；陈独秀思考着中国青年之于中国社会的不可推卸的责任；李大钊思考着“青年强则中国强”的进化论理念；鲁迅思考着如何掮住黑暗的闸门，放青年们到宽阔和光明中去，塑造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的青年，选择中国未来的道路……

他们启发的是青年，培育的是青年，他们相信青年是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他们推崇进化论的理路，他们相信进步将替代保守，光明会战胜黑暗，历史、现实、未来是一条向着曙光的延长线。

春水清亮如镜，华表伫立无语，默默地见证着那百年的烟云，百年的思绪，那思绪在历史的烟云中穿越，时而激荡冲击着年轻人的心潮，时而平缓沉淀着时光的陶冶。

走过北大办公楼，我走向一条铺满落叶的小路，感觉自己走过岁月的曲折和蜿蜒，穿过历史的峰峦和烟云，不断地走近他。沉静，岁月淘洗后的沉静，坚实，历史大潮冲刷后的坚实，蔡元培先生的塑像近在眼前，朴实而坚毅。鲜花，一支支的鲜花，一束束的鲜花围绕着他的塑像，表达着不会被时空阻隔的对话，不同年代的北大学子们有着相同的感叹：“北京大学虽然在维新变法中成立，却是在蔡元培先生担任校长时才得以真正诞生。”

一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里程碑。12月的夜，漫长而黑暗，12月的风，凛冽而刺骨，漫漫的长夜，呼啸的北风，滴水成冰的严寒，湖面冻结成路面，已经照不出树木苍劲的身影，蔡先生凝视着窗上的冰花，心中构思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春天。

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学开学，蔡元培在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他主张，“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他指出：“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蔡先生的话语掷地有声，为北大发展指明了方向，“为全国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计”。他的演讲犹如冬日的阳光从窗外透射进来，一道道光芒温暖着寒冷的空气，一颗颗年轻的心开始了对春天的憧憬。

当时还是北大学生的罗家伦后来回忆说：“那深邃、无畏而又强烈震撼人们心灵深处的声音，驱散了北京上空密布的乌云，它不仅赋予了北京大学一个新的灵魂，而且激励了全国的青年。”

这个春天注定有许多事情要发生，蔡元培对北京大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他聘请了陈独秀、夏元瑮分别出任文科、理科学长，聘请胡适、李大钊、鲁迅、刘半农、梁漱溟、李四光、丁西林、马寅初、钱穆、周作人、陶孟和等到校任教，北大开启了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

蔡先生走在北大的校园里，凌厉的北风变得平和了，桃枝上冒出了一个个结实的花苞，阳光清亮地掠过冬眠的湖面，跳跃在来来往往年轻人的身影上。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推行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制度。他设立了评议会，将其作为学校最高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评议员由教授选出。后来，又在各学门(系)设立教授会。随后又设立北京大学行政会议、教务会议、总务处。教授治校，规范校纪，北大之师生面貌，焕然一新。

罗家伦评价说：“陈陈相因、敷衍塞责之流弊由此尽去。”北大不但从此成为中国最自由的大学，也成为中国最规范的大学。

蔡先生的心中浮现出一个画卷：一座全新的，属于北大师生的教学楼——北大的红楼。

1918年，蔡先生心中的蓝图变成了现实，红楼竣工了，矗立在东城区沙滩北街，在那个年代的光影中特别引人注目，红楼坐北朝南，为西洋风格的砖木结构大楼，整体建筑呈“工”字形，含地下室共五层。从此红楼成为20世纪初中国最重要的人文舞台，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史在此生动地展开。

1920年，蔡元培更是石破天惊，在北大招收女生，开启了中国大学教育男女同校之帷幕。有人质疑：“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何不先请教育部核准？”蔡先生回答：“教育部大学令，并无专收男生的规定。”

二

虽然我没有看见一张当年完整的排课表，但就这些已知的课程设置和授课者已经是一份精神盛宴了，那是一个动荡的时局中多么让人安慰、让人兴奋，让人充实的精神盛宴呀，分享知识的果实，倾听思想的花开，选择个人的前途，思考中国的命运。

每周五下午，鲁迅先生的脚步声会在红楼中响起，他总是先到教员休息室休息片刻，以绿茶润口提神，然后步入二楼的第二教室，开始讲授“中国小说史”。鲁迅先生的文章那是长短皆宜笔力千钧闪耀智慧的光芒，鲁迅先生上课那是生动幽默，出口成章，引人入胜得让学生忘了下课，他对小说的分析，他对人物的评价，那是见解独到切中肯綮，他的课堂中洋溢着思想的魅力和青春的活力，前来听课的不仅是国文系的学生，还有外系和外校的学生，有时还有从外地赶来听课的学生，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成为中国小说史研究开山之作，鲁迅的课堂也是那个时代青年心中最酷炫的青春记忆。

北大的学生之所以是幸福的，在于他们下了鲁迅先生的课堂，还可以上其他名师的课，不同的课程，同样的精彩，胡适先生的课也同样广受追捧，有他讲课的教室也是济济一堂，小的教室容纳不下，就搬入大讲堂。他讲课不发讲义，自己也少用讲稿。他讲课内容会旁逸斜出，让学生们大感兴趣。如讲中国文学史(宋元明清部分)时，他先从文学评论的角度，介绍王若虚的《滹南遗老集》；讲《红楼梦》和曹雪芹时，他给学生们介绍了曹寅写给康熙皇帝的奏折，学生们最喜欢的还是听他的演讲。

最有趣的是胡适讲“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课程时，还有梁漱溟先生同时开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们两个唱起了哲学课程的对台戏。一边是留学美国的留洋博士讲中国哲学，一个是布衣长衫的传统学者讲东西方文化，他们同时在两间教室中开讲，这是多么精彩的戏码呀，这场哲学对台戏吸引了众多学生，因为两位都学养丰厚，思路清晰，不仅讲得融会贯通，头头是道，而且都鞭辟入里，各有所长。

如果说胡适和梁漱溟还是在课堂上，各说各的哲学和文化，那么胡适与钱穆有关老子问题上意见相左，就是当仁不让的相互论辩了。胡适的说法，老子是春秋晚期人，略早于孔子；钱穆的说法，老子是战国时人，略早于韩非子。一次教授会上二位先生相遇，钱先生说：“胡先生，《老子》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了。”胡先生说：“钱先生，你举的证据并不能使我心服；如能使我心服，我连我老子也不要了。”两人相对而笑。钱穆是在1930年，经胡适、顾颉刚提携进北大的，但不妨他们各持己见，相互论辩，可见当年北大平等交流的学术氛围和探索精神。当有学生问及胡适，钱先生讲的与他不同，究竟谁对谁错时，他说：“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们应该自己去选择，看哪个更近真理。”可见胡适的胸襟和气度。

蔡元培先生在北大讲授的课程是“美学”。有位学生的回忆录中记下了当时课堂的情境：“他教的是美学，声浪不很高，可是很清晰，讲到外国美术的时候，还带图画给我们看，所以我们觉得很有趣味，把第一院的第二教室完全挤满了。第一院只有第二教室大，可坐一二百人……挤得连讲台上都站满了人，于是没有办法，搬到第二院的大讲堂。”

1917年，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设立文、理、法三科研究所，培养研究生，这是中国高校最早的研究所。1918年，他创立《北京大学月报》，又是中国最早的大学学报。蔡先生积极开展学术交流，邀请杜威、罗素、班乐卫、普朗克等名家到北大讲学。1919年，蔡元培撤销文、理、法科，学门不再隶属于科，并改学门为学系，设14个学系。蔡元培废除年级制，实施选科制，以发展学生个性，沟通文理，蔡先生力图将北大办成以文、理两科皆为重点的综合性大学。

1920年，李大钊开设“唯物史观”课程，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列入大学教程。钱玄同等提出的《新式标点符号修正案》在全国颁布执行。1925年，刘半农发表《四声实验录》。1926年，李四光著《地球表面形象变迁的主因》，创建地质力学理论。1926年开始，顾颉刚等编《古史辨》，创“古史辨派”。1930年，朱光潜著《文艺心理学》，在美学界形成重要流派，可以说，当时有多少学派，北大师生中就有多少学派，不同的学派，可以开课论道；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可以同席探讨。

初秋的凉风吹动着莘莘学子的衣袂，又是一个新的学年，红楼前前后后，又都是来来往往的师生，蔡先生站在红楼的窗前，望着北京秋日湛蓝的天空，心中有一丝欣慰。他提出的，“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的教授”，以“提起学生研究学问之兴会”，正在北大形成一种尊师重教锐意探索的学风，他提出的用才宗旨：“见解主张可以不相同，学术论点可以不相同，但学问不可以不高深，品行不可以不严谨。”

这样的教授学者正在北大形成一支塑造青年、改造国民、影响社会的教师队伍，一支引领各个学科领域研究方向的教师队伍。这样的教师队伍正在形成北大自由思考，兼容并包的学术氛围和精神风骨，这样的教师队伍组成了一个不断延续的名单，这是一份历经百年的风雨沧桑依然熠熠生辉的名单，这是一份延续着中国文化的传承，汇聚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名单，这是一份让后辈钦慕仰望引为楷模而勇猛精进的名单，这份名单渐渐地凝结成北大恢弘的历史和深厚的文脉。

历史学家顾颉刚说：“这所维新变法遗存下来的旧书院摇身一变，遂成为中国现代大学之楷模，成为新思潮旋风之中心。”

三

这份不同寻常的名单中的主要成员还是那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杂志《新青年》的主将和重要撰稿者，而孜孜不倦地阅读《新青年》，受其思想影响的主要读者中当然也少不了北大的青年学生。

1916年9月1日，《青年杂志》易名《新青年》在上海出版。陈独秀在改刊后的《新青年》第一期上发表《新青年》一文，他号召青年做“新青年”，与李大钊的《青春》表达了同样“青年强则中国强”的理念。陈独秀在文中要求自命“新青年”者要与“旧青年”诀别，而李大钊的《青春》则号召“新青年”以“今日青春之我”去“扑杀昨日青春之我”。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那里，“青春”“青年”是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他们推崇进化论的理路，他们期待以青春鲜活的生命开创中国的未来。

1917年初，陈独秀接受了蔡元培校长的聘请，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由他主编的《新青年》的编辑部也随之从上海迁移至北京。1918年1月《新青年》从第4卷第一号起实行改版，改为白话文，使用新式标点，带动其他刊物倡导和开展了白话文运动。以《新青年》为核心的新文化阵营，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向全国辐射着思想的光芒和精神的能量，新文化运动迅猛发展。

1918年4月，因倡导文学革命而倍受攻击的胡适再次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他在文章中指出，我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的国语。

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时首次使用“鲁迅”这个笔名，随后一发而不可收，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大量杂文随感和白话小说，《孔乙己》《药》《风波》《故乡》这些石破天惊的作品，让文学革命拥有了颗粒饱满的果实，使《新青年》成为“议论”和“创作”并重的杂志，有一种理论和创作相得益彰的生命力，推动着新文学运动的全面展开。

1918年12月，周作人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文章《人的文学》，他提出了对新文学的看法，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就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非人的文学，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

1919年1月，《新青年》刊登了李大钊的演说《庶民的胜利》。他在文中指出，我们对于这等世界的新潮流，应该有几个觉悟：须知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必经一番苦痛，必冒许多危险。须知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

《新青年》中的一篇篇文章，犹如冷寂寒夜里的灯光，那灯光透彻着漫漫的长夜，那灯光就是思想的光芒，思想的光芒可以撕开厚重而冰冷的长夜，迎接一个晴朗的黎明。

思想既可以坚定自己的信念，照亮自己，驱除脆弱，驱除犹疑，驱除畏惧，也可以照亮别人，照亮那些年轻人的心，让他们即使在寒冷和黑暗中也敢于前行，因为他们走向的是一个新的黎明，中国的黎明。

四

1919年5月4日，红楼西面的铁钟，敲响了爱国的钟声，北大的热血青年在红楼北面的操场集合，整队出发奔赴天安门，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广场，思想的力量终于汇聚成了行动的洪流，他们的口号，“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他们的选择，拒绝在外交史上留下中国的屈辱，拒绝在黑暗的中国被奴役和统治，他们坚持做一个有脊梁、有思想的人，用自己的行动迎接一个光明的中国。他们的力量被中国近代史深深地铭记，五四运动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推动了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是中国现代史上的思想革命和启蒙运动。

《新青年》以“科学”与“民主”的核心理念，引导青年拥有多元并存的开放心态，与北大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学术自由，开放进步的思想和精神是相辅相成的，这种思想和精神凝聚成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文化合力，成为五四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和精神能量。

百年前的中国正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辛亥革命失败，西方列强入侵，袁世凯复辟帝制，北洋军阀统治下，黑夜茫茫、贫困衰弱，满目疮痍的中国向何处去？中华民族如何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废除科举制后中国的教育如何发展？教育要培养怎样的新人，用什么思想来启蒙青年，塑造青年的人格，探寻出中国走向光明的路径？

一个具体的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往往会被具体的情形所局限，如何在有限的历史环境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如何唤醒更多的人来改变这现有的秩序？唯有思想可以冲破历史的束缚，冲破现实的重重障碍，抵达理想的未来，抵达光明的彼岸。

蔡元培先生站在中国现代历史的转折点上，他以北大为中心，构建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新模式，他以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的理念，凝聚了一支以思想和学术、以人格和胸襟，以行动和生命引领学生，改变中国未来的教师队伍。梁漱溟先生曾这样评价蔡元培校长：“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美国教育家杜威赞誉蔡元培先生时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人。”

他一生鞠躬尽瘁，廉洁自律，一直没有自己的房产。1936年时，蒋梦麟、胡适等发起集资为他建造一所住宅，作为对他70岁生日的献礼，后来因抗战爆发，此事被搁置。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先生长眠于香港，欠下医院千余元医药费，他的身后事，由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先生代筹。弟子蒋梦麟送上旗帜，“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推他为“万流景仰，高年硕学”；毛泽东唁电称他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对这样的评价蔡元培先生当之无愧。在北大的校园，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他的塑像周围还是四季不断的鲜花就是一种可见的证明。2016年的5月，北京大学校庆期间，在北大的校园里上演了北大艺术学院原创的音乐剧《元培校长》。这是音乐剧的主创者引导观众与元培先生的对话，这是当代青年对元培先生的理解与对话，这是对他敢于打破旧有的僵化的教育体制，给北大注入新的活力的推崇与致敬。他的生命融入了北大的岁月，他开启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进程。

夕阳洒下金色的余晖，蔡先生的塑像在光芒中有一种深沉的力量。我离开了塑像，想象着蔡先生的浙江诸暨口音，让我分外亲切，因为我的祖母，也是诸暨人，而我从小是跟着祖母长大的。沿着临湖路，我往北大档案馆方向走，眼前的天幕让我惊叹，我没有想到落日是如此有力，如此嫣红，又如此沉静，如此端庄，橙色的光芒晕染着西边的天空，一点点变淡，一点点变柔，远处的树木，伸展着枝丫，将高大苍劲的身姿依偎在晚霞的柔光里……

沿着这条路，我一直往前走，仿佛就能与红日相遇，仿佛能听到他们百年前的足音，仿佛能感受百年前红日尽染过的思绪，从黑暗向着光明行走，那是布满艰辛和困苦的探索，那是思想觉醒，意志顽强的探索，我知道并不是每一天都有红日映照，并不是对每一条路都知道曲直，并不是每一次出发都通往胜利，唯有执着向前，坚定向前，以不屈的信念，以不懈的努力，去迎接黎明的曙光……

写到这里，一缕缕春风吹拂着我的发梢，现在是2016年的春天，我想象着1916年的12月，一阵阵的北风吹起他的衣襟，风起云涌，沧桑巨变，一百年过去了，他的思想和理念，他的选择和实践凝成了北大的精神和风骨，汇成了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和精神资源。

原载《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