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公安派是晚明崛起的一个文学流派。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是袁宗道、袁宏道和袁中道。由于袁氏兄弟是湖北公安人，所以世称公安派，并把袁氏兄弟称为公安三袁。

（一）

袁宗道，字伯修，号石浦，在公安三袁中是长兄。他生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卒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十二岁入学，十九岁中乡举，二十七岁中进士，授庶吉士，翰林院编修。万历二十五年（1597）充东宫讲官，任春坊中允、右庶子等职。

伯修是公安派的带头人。清人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说：“公安一派实自伯修发之。”《明史·文苑传》中也有记载：“先是王（王世贞）、李（李攀龙）之学盛行，袁氏兄弟独心非之。宗道在馆中，与同馆黄辉力排其说。”

伯修的思想，深受思想家李贽的影响。他受教于李贽，主要在禅学方面。他很早就钻研心性之说，并试图“以禅诠儒”，寻求释儒两家的合一。他的弟弟小修在《石浦先生传》中说：“七、八年间，先生屡悟屡疑。癸巳（1593），走黄州龙潭问学，归而复自研求。”比起两位弟弟，他的儒家思想要更浓一些，对儒家的“中庸”思想极感兴趣。他的为人也比两位弟弟稳实严谨。中郎在《出燕别大哥、三哥》诗中，形象地描写了他这位长兄的性格：“长兄见老成，劝余勉为吏。钱谷慎出入，上下忌同异。”伯修爱慕白居易、苏轼，因此为自己的书斋起名“白苏斋”。著有《白苏斋类稿》二十四卷。

在公安三袁中，伯修的文学创作，从数量到成就都不及他的两位弟弟。他为人平恕，自甘淡泊，因此他的诗文也都有质朴、淳厚、温雅的气度，显露出他独特的“性灵”。小修评论他的创作“诗清润和雅，文尤婉妙。然性懒不多作”。（见袁中道《石浦先生传》）

（二）

袁宏道，字中郎，号石公，生于隆庆二年（1568），卒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中郎“年十六为诸生，即结社城南，为之长，间为诗歌古文，有声里中。”（见《明史·文苑传》）二十岁中举，二十五岁中进士。

万历二十三年（1595），袁宏道任吴县知县，时年二十七岁。虽然顺从了当时世俗的成规，从科举而进入仕途，陷入官场的羁绊，但是以风雅倜傥自居的袁宏道，不久就对这种生活厌倦了，这种情绪在他任吴县职期间，与亲友的书信中多有表露。他在给友人丘长孺的一封信中说：“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粮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这里道出一任七品知县，不得不曲意周旋于形形色色的差使之中的苦处。他在吴县仅作了两年官，便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辞职。这时期创作的诗文收在《锦帆集》中。

辞官后的袁宏道，怀着摆脱羁绊的欣喜心情，纵情山水，“走吴越，访故人陶周望诸公，同览西湖、天目之胜，观五泄瀑布，登黄山、齐云。恋恋烟岚，如饥渴之于饮食。时心闲意逸，人境皆绝。”（见袁中道《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以下简称《中郎先生行状》）这个时期，袁宏道创作了大量的诗文，都收在《解脱集》中。

他三十一岁（万历二十七年）起任顺天府（今北京市）教授。当时宗道也在京作官，中道入了京都太学。兄弟三人在城西崇国寺建了蒲桃社，时常与朋友论学赋诗，并遍游幽、燕名胜。这时期所创作的诗文，收在《瓶花集》中。

万历二十八年（1600），袁宏道请假回到故里公安，不久伯修下世，他很伤感，也无意再作官。于是家居六年，“时于城南（指公安县城南）得下洼地，可三百亩，络以重堤，种柳万株，号曰柳浪。先生偕中道与一二名僧共居焉。潜心道妙，闲适之余，时有挥洒，皆从慧业流出，新绮绝伦。而游屐所及，如匡庐、如太和、如桃花源，皆穷极幽遐，人所不至者无不到。”（见《中郎先生行状》）袁宏道居柳浪馆六年，除了游历，便专门读书，研究佛学。至此他的文学创作和思想更臻于成熟圆通。这时期他创作的诗文收在《潇碧堂集》中。

万历三十四年（1606），袁宏道三十九岁，第二次入京作官，起任吏部郎官。这时期他曾到陕西作过主考官，遍游秦中诸名胜，所创作的诗文收在《华嵩游草》中，这一次作官也不到四年，便请假南归，途中与中道游百泉（在今河南辉县西北），遍游襄中诸名胜（袁中道在《南归日记》中较详细地记载了这段历程）。这时他的故乡公安遭了水灾，于是移居江陵沙市。袁宏道在沙市修了一座楼，起名砚北楼；在砚北楼前又盖起一座三层小楼，可以瞭望长江，起名卷雪楼。这里就是他最后的归宿，万历三十八年（1610），袁宏道卒于此。

袁宏道纵情山水，洒脱豪放，是一位风雅潇洒的名士。他也是一位干练廉洁的官吏。在吴县为官廉正，政绩卓著，深得百姓的拥戴，连当时在朝的宰相申时行也曾感叹“二百年来，无此令也”。他是公安派的领袖。在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建立公安派的理论中，起了重要作用，在明代文学史上有着不可低估的功绩。他与李贽交往甚密，自称为李贽弟子，思想和文艺主张都深受李贽的影响。

袁宏道的创作有《袁中郎全集》。他的散文的成就远远超过了他的诗歌，尤其他的山水游记，大都文笔婉丽清秀，“灵动俊快”，寄寓了他的理想、情怀，显露了才情。他的尺牍也写得很好，大都感情真挚，语言亲切平易而富于风趣，不乏传世精品。

（三）

袁中道，字小修，生于隆庆四年（1570），卒于天启三年（1623）。在袁氏兄弟中，小修年寿最长，但是科场中却不如两位兄长那般顺达。他历尽科场的辛酸，直到四十六岁，才考取进士。授徽州府教授，迁国子博士，历任南京礼部主事，吏部郎中等职。

中道在少年时代就显露了文学才华，十多岁便写了《黄山》、《雪》两篇赋。青年时的袁中道以豪侠自命，走马击剑，饮酒娱乐，纵情山水，“足迹所至，几半天下”。中年以后，由于科场失意，更加嗜酒纵欲。这时他写的诗文，多反映了这种伤感的情绪。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中这样描写他的弟弟：“盖弟既不得志于时，多感慨；又性喜豪华，不安贫窘；爱念光景，不受寂寞。百金到手，顷刻都尽，故尝贫；而沉湎嬉戏，不知樽节，故尝病；贫复不任贫，病复不任病，故多愁。愁极则吟，故尝以贫病无聊之苦，发之于诗，每每若哭若骂，不胜其哀生失路之感。”

中道最崇敬的两位人物，是中郎和李贽。他的思想、风度、文艺主张都与中郎相近，而又不及中郎那般锋芒毕露。所以他能对公安派的理论及创作，作出较客观的评价。

袁中道的创作，数量上超过他的两位兄长。现存的诗文，包括《珂雪斋前集》、《珂雪斋近集》、《珂雪斋选集》，以及《游居柿录》，都是他在世时刻印出来的。现合为一集，总名为《珂雪斋集》。小修的散文成就也超过他的诗。他写的传记《李陵温传》、《梅大中丞传》、《赵大司马传》、《江进之传》，都很出名，刻画人物生动而传神。他的山水游记写得很美，因为他精于鉴赏书画，艺术造诣很高，所以他的游记，多用画家重笔渲染的笔法，把山光水色描绘得瑰丽多姿，充满了诗情画意。

（四）

时代造就了公安三袁，也造就了公安派。中国封建社会到了明代中叶，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开始在封建制度的母体内孕育产生。新的经济因素的诞生，不可避免地引发出新的文化精神与旧的文化传统反复较量。这一时期的复古主义的高涨与反复古主义的斗争，正是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思想文化领域矛盾斗争的一种反映。

明代中期复古主义的文艺思潮，具体地体现在明代文学复古主义运动上。其代表人物是前后七子。“前七子”指明弘治（1488—1505）年间，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文学派别。他们针对明初文坛被“台阁体”束缚的诗文创作和文风萎弱的时弊，以复古为号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取“台阁体”而代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矫枉过正，走向形式模拟的歧途。“后七子”是指嘉靖（1522—1566）到隆庆（1567—1572）年间以王世贞、李攀龙为首形成的文学派别，他们是继“前七子”之后，明代文坛的又一股复古主义流派。他们推崇何（何景明）、李（李梦阳），效法秦汉盛唐，提倡格调、法度，其复古主张基本与“前七子”一致。“后七子”左右明代文坛达四十年之久，其声势极盛，追随者极多，以致当时诗文模拟成风。

前后七子在明代文坛统治了将近一个世纪，他们复古模拟的形式主义的文学主张，一度给文艺创作带来了普遍衰退的后果。也遭到一些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到了明代晚期万历年间，进步思想家李贽、焦竑、徐渭、汤显祖等人的一系列主张就代表了反复古主义的思潮。他们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对公安派理论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

李贽（1527—1602）是明代杰出的思想家，文艺理论家。他对程朱理学提出批评，反对以封建伦理道德扼杀人的欲望。李贽文艺理论的核心是“童心说”。（见《焚书》卷三《童心说》）他强调作家要保持纯真美好的心灵，挣脱世俗传统思想的束缚，敢于把自己对于社会生活的真实感受和见解写出来。这一主张显然和复古派的文艺观背道而驰，它反映了明代中叶以后，要求个性解放的进步思想。汤显祖（1550—1616）既景仰李贽，又与袁氏兄弟多有交往。他提倡文艺创作应重“情”，重“意趣神色”，并对通俗文学、小说、戏曲的地位给予了积极的肯定。

公安派的理论，是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受李贽、汤显祖、徐渭等人进步思想影响，在同复古主义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

一、公安派反对复古，提出了“世道既变，文亦因之”的文学发展观。袁宏道在《雪涛阁集序》中指出：“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他的弟弟中道在《花雪赋引》中说：“天下无百年不变的文章。”他们认为文学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不同的时代就应该有不同的文学。“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也，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这里所说的“势”，就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变革，文学的发展也必将不断推陈出新的客观规律；违背了这个规律就是复古倒退。

二、公安派从文学的发展观出发，在创作中反对因袭模拟，倡导创新。

明代中叶以后，由于复古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在文学创作中，模拟因袭成风，形式主义泛滥。“凡有一语不肖古者，即大怒，骂为野路恶道。”（见袁宗道《论文上》）袁宗道在《论文》中尖锐地批评了这种形式主义的弊病：“司马迁之文，其佳处在叙事如画，议论超越。而近说乃云：西京以还，封建宫殿，官师郡邑，其名不驯雅，虽子长复出，不能成《史》。则子长佳处，彼尚未梦见也，而况能肖子长乎？”这段文字还可以看出，三袁所反对的是形式主义的模拟古人，而不是笼统地一概排斥古人。袁中道就曾告诫他的侄子祈年和彭年：“若辈当熟读汉魏及三唐人诗，然后下笔。”（《珂雪斋集》卷三《蔡不暇诗序》）袁宏道更明确提出学古不必泥古的观点。他们主张“见从己出”，倡导文章要有“精光不灭”的创见。

三、三袁发展了李贽的“童心说”和汤显祖“唯情论”的文艺思想，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论。

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中，赞扬小修的诗“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第一次提出了这一文学主张。“独抒性灵”，就是要求文学创作以抒发自己的真性情为主。他们认为各人的“性灵”是不相同的，因此文学创作应从各自的“性灵”出发，“不拘格套”，“信心而出，信口而谈”（袁宏道《与张幼于》），作品就会有自己的真面目，就有自己独特的创作个性。

袁氏兄弟的“性灵说”，除了真性情的涵义外，还包含着“灵”的一层涵义。“灵”即指“慧黠之气”，对于作家来说，就是“才气”“美感”。因此，三袁提出的“独抒性灵”的创作论，不仅要求作家表现真实性情，而且还要表现这种天生的“灵气”。同时他们还强调在文学作品中表现“趣”：“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中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见袁宏道《叙陈正甫会心集》）在这段话中，袁宏道已经对“趣”作了解释，那就是人对美的欣赏领悟。作家在作品中表现这种“趣”，必须不受限制地抒发自己的喜怒哀乐，嗜好情欲，聪明才智。三袁在他的山水游记中，充分地体现了这种“趣”。

四、三袁与李贽、汤显祖一样，对通俗文学给予了高度的赞扬。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中极力称赞民歌《擘破玉》、《打草竿》，在《徐文长传》中赞美徐渭的杂剧《四声猿》，在《觞政》中把儒家经典与小说戏曲相提并论；他还把《西厢记》推为元曲之首，并盛赞小说《金瓶梅》、《水浒传》等。在晚明统治者强调道统，而鄙视小说、戏曲一时成风的情况下，三袁对通俗文学的卓识，同样具有离经叛道的色彩。

（五）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是三袁文艺思想的核心，他们的诗文创作实践，也基本体现了这种文学主张，从内容和形式上形成了三袁文学创作的独特风格。

一、“独抒性灵”是三袁社会理想在创作主张上的体现。由于“性与俗违，官非其器，万念俱灰冷，唯文字障未除”（袁宏道《与朱司理》），因此“任情而发”，“任意歌咏”，“独抒性灵”这些才是他们致力于诗文创作的真正意图。

在三袁的诗文中，虽然大量的是有关山水题材的作品，但是他们涉及社会现实的创作，也是很值得重视的。三袁作品中的人物传记，就明显地表现了三袁思想的叛逆特色。如袁宏道的《徐文长传》，袁中道的《李陵温传》、《回君传》等，这些传记作品中富有个性的人物，大都是在封建社会的沉重压抑下，或离经叛道，或科场失意，怀才不遇，或穷困潦倒，作者深刻地揭示了这些人物与社会的尖锐冲突。袁宏道为徐文长写传，他显然不仅仅限于写徐文长的奇人奇事，而是慨叹于许许多多失意者的共同遭际，这也正是袁宏道真实感情的流露。这类作品描写的视点与倾向性，明显地表达了作者的社会理想，与作者自我舒展个性的人生理想是相一致的。

三袁诗文的重点，是描写自然山水的作品。他们的社会理想、个性在现实中得不到施展，只能通过纵情山水和山水题材的作品，曲折地表现出来。也就是“借山水之奇观，发耳目之昏聩；假江河之渺论，驱肠胃之尘土”。（袁宏道《与陶石篑》）因此三袁山水题材的作品，总是鲜明地表现了作者摆脱社会束缚的喜悦，从大自然中探寻人生的乐趣，慰藉苦闷的心灵，从而追求个性人生的自由。因此，三袁的诗文，不是对自然山水纯客观的描摹，不是仅仅追求自然形态的逼真，而是在湖光山色的描绘中，展现出作者浓郁的主观情趣，从而达到一种“情与景会”的艺术境界。

这种“情与景会”的艺术特色，首先表现在三袁山水诗文的写意性上。这一点在袁宏道的山水游记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往往信手写来，轻轻着笔，淡淡点染，而性灵流溢，情趣盎然。如他在游记《西湖二》中，写了西湖初春的桃李争妍，并且极力地赞美西湖傍晚的山容水色，虽只寥寥数笔，读后却使人感受到“别是一种趣味”的风致，它既是一篇游记，又是优美的抒情散文。这种“情与景会”的艺术境界，还表现在作者对自然山水的偏爱上。如在《爽籁亭记》中，袁中道有一段听泉的描写。他在对泉水作了富于变化的描绘中，展现了听泉爱泉的丰富感受，乃至把听泉的感受与对人生的思考统一起来。把作者陶醉于自然山水的情怀，表现得惟妙惟肖。又如袁宏道游飞来峰，“直穷莲花顶，每遇一石，无不发狂大叫。”游五泄，发现奇石“相顾大叫”，“跳吼大石上”，游桃花源而留连忘返，无不表现了他们这种对山水的癖好。

从三袁自然山水题材的作品所描写的对象来看，也具有它的特色。其一，作者所偏爱的，进入诗文的自然景物，或自然质朴；或变幻多姿，富于生机；或新奇而富有个性。这种选择提炼的倾向性，与三袁反对传统束缚，追求个性自由的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二，三袁笔下的自然景观，富于世俗生活的情趣。在对山水景物的描写中，穿插了世俗的生活情景，并使之交融统一。如袁宏道《虎丘》，并没有更多地着笔于山水，而是出色地描绘了苏州人中秋之夜游览虎丘的盛况，以及赛唱吴歌的情景，是一幅展现吴中风俗的精美图画。在《灵岩》中，对“响屧廊”和“西施履迹”的一段描述，以及僧人的“瞪目不知所谓”，仆人的“徘徊色动”，也充分表现了世俗之乐，给人以鲜明的印象。

二、从表现形式上，三袁的诗文具有朴素自然、通俗浅近，不拘格套的特色。这也是受晚明时期通俗文学，以及市民阶层审美趣味影响的结果。

在语言上，三袁强调“本色独造语”，也就是不加粉饰、不事雕琢、不蹈袭古人，用作家自己的语言，去抒写自然趣味和心灵感受。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强调口语化，甚至提炼俗语俚语，使之入诗入文。这一特点在三袁的诗文创作中有着普遍的表现。这种通俗浅近的语言风格，是作者追求形式上“不拘格套”的一个方面，也是对当时僵化摹古文风的突破。

三袁“不拘格套”的创作特色，还表现在体裁的多样化。而且他们通过自己出色的创作，使许多不被当时文人重视的体裁，焕发出生气。如三袁的尺牍、日记、题跋、随笔，或抒情，或议论，或叙事，都写得挥洒自如，而又简洁凝炼，很有特色。

三袁的诗文创作，受明代中、晚期反理学、反复古主义思潮的深刻影响，在思想内容和形式风格上，都有新的开拓。对明代以及后来进步文学的发展，有积极的影响。但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公安三袁的创作成就又是有限的，他们并没有造成中国文学发展的新高峰。这与他们所生活的时代有关，也有三袁主观方面的原因。三袁所倡导的“独抒性灵”，从一个方面说，由于回避了艺术与现实的联系，就易于导致文学创作脱离社会现实，追求个人情趣的倾向。因此表现在他们的创作中，多偏重于抒写个人的闲情逸致，积极的人生追求较少，往往缺乏深刻的社会意义。

本书选目以能反映公安派的思想及创作特色为标准，并收录了历来流行的名篇，照顾到这套丛书的普及性、通俗性特色，因此所选散文部分多于诗歌，而散文部分，又以山水游记为主。入选诗文原文主要依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白苏斋类集》、《袁宏道校笺》、《珂雪斋集》，并参阅了一些注释本，吸收了一些有关研究成果。本书在注译过程中，得到武汉大学中文系李健章先生、唐福龄先生的指教；武汉大学古籍所的陈世饶先生审阅了全稿，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武汉大学古籍所所长宗福邦先生复审了书稿；武汉大学古籍所资料室的汪波同志提供了宝贵的图书资料。在此谨致谢意。

任巧珍（武汉大学文学院古籍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