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走遍江南九十九，不如南浔走一走

张帆出东郭，沽酒问南浔。

画屋芦花净，红桥柳树深。

鱼艘寒满港，橘市书成林。

吾道真迂阔，浮家尚越吟。

——［宋］戴表元《东离湖州泊南浔》

一、梦里水乡

这地区是文物精华之集中点，出过大诗人、大文豪、大艺术家、大书法家、大收藏家和音韵大师、大科学家。且不说别处了，光一个湖州府就出了曹不兴、沈约、赵子昂、陆心源、刘翰怡、庞元济、沈尹默、陆志韦、茅盾以及钱三强，更不必提起曾来担任刺史、太守等官职的王羲之、王献之、颜真卿、苏东坡等等有名文人了。何等的文采风流，都在这苕溪山水的倒影之中。

山因水而明亮，水出林而纯洁。山林平原都披着一身波光，好像月夜披着一身月色。那是氤氲迷漫的水汽。古诗里咏的是：“溪上玉楼楼上月，清光合作水晶宫。”果真如此，一点不假！不仅夜间的溪水星月、水中人家无不闪光透亮，而且白昼更加富丽。阳光逐波而生辉，照彻一切，而生七色。从帆船竹筏，菱藕鱼虾，到木石津梁以至两岸树木、行人、街坊，没有不是被水波荡漾着，被波光亮晶晶地闪耀并似从三棱镜中，折射出虹彩来的。

这里有水晶晶的水，水晶晶的太空，水晶晶的日月，水晶晶的星辰，水晶晶的朝云，水晶晶的暮雨，水晶晶的田野，水晶晶的寺院，水晶晶的宝塔，水晶晶的天主堂，水晶晶的耶稣堂，水晶晶的风车，水晶晶的水车，水晶晶的池塘，水晶晶的水网，水晶晶的荇藻，水晶晶的春草，水晶晶的垂柳，水晶晶的荷叶珠子，水晶晶的竹径，水晶晶的桑树园，水晶晶的蚕虫，水晶晶的油菜花，水晶晶的稻田，水晶晶的紫云英，水晶晶的稻香村，水晶晶的积谷仓，水晶晶的小岛，水晶晶的琼楼，水晶晶的玉宇，水晶晶的山庄，水晶晶的藤萝架，水晶晶的九曲桥，水晶晶的太湖石，水晶晶的雨巷，水晶晶的长街，水晶晶的绸缎店，水晶晶的歌榭，水晶晶的酒肆，水晶晶的野荸荠，水晶晶的水晶糕，水晶晶的橘红糕，水晶晶的灯火，水晶晶的炊烟，水晶晶的纺车，水晶晶的织梭，水晶晶的脚丫船，水晶晶的渔舟，水晶晶的烟波，水晶晶的野鸭，水晶晶的白鹭鸶，水晶晶的少女，水晶晶的老者，水晶晶的婴儿，水晶晶的心，水晶晶的梦，水晶晶的爱，水晶晶的铁环，水晶晶的陀螺，水晶晶的童年，水晶晶的灵魂，水晶晶的生命。这个水晶晶的小镇，水晶晶的倒影，映出这个水晶晶的世界！这是，呵！这是我的水晶晶的家乡！

——徐迟《江南小镇》

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徐迟一口气用了66个“水晶晶”来深情地描绘他的家乡南浔。那个晶莹剔透的梦里水乡，引得无数人心向往之。

“画舫千家夹明镜，石梁三道卧晴虹。”和许多典型的江南水乡一样，坐落于太湖南岸的南浔傍水而生，因水而兴。南浔地处长三角正中心，距上海125公里、苏州60公里、杭州95公里。境内名胜古迹众多，古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桑基鱼塘系统是世界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南浔古镇更是被誉为“江南六大古镇的封面”，还是中国丝绸文化、蚕桑文化、渔文化、湖笔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南浔取“南林”“浔溪”两名之首字，在南宋时期建镇。在南浔境内发现的洪城、花城、上石等古文化遗址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原始社会氏族部落就在此繁衍生息。

相传夏禹治水，划天下为九州，南浔辖域隶属扬州；春秋战国时期，南浔先后属吴、越、楚；公元前333年，楚以此为春申君之封邑，始建菰城县，南浔辖域隶属菰城县；西晋太康三年（282），分乌程县东乡置东迁县；南朝宋元徽四年（476），东迁县改名为东安县，次年仍复名为东迁县；隋开皇九年（589），东迁县并入乌程县；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分乌程县东南十五乡置归安县；民国元年（1912），乌程、归安合并为吴兴县；1949年5月2日，南浔解放，今南浔辖区隶属吴兴县。

1993年9月，湖州市区下设城区、南浔区、菱湖区三个区，南浔镇属南浔区。2011年6月30日，湖州南浔古镇管理委员会作为区政府派出机构正式成立，领导对古镇开展保护、利用、规划、建设和管理工作。

南浔古镇景区面积34.27平方公里，东至宜园遗址东侧，西至永安街，南至嘉业堂藏书楼及小莲庄，北至百间楼。古镇以南市河、东市河、西市河、宝善河构成的十字河为骨架，其间又有许多河流纵横交错，街和民居沿河分布，随河而走，以南东街、南西街为串联，构成了“十”字形格局，街巷肌理完整，河道水系基本保存。十字河两岸形成商业街道，既有傍水筑宇、沿河成街的江南水乡小镇风貌，又有众多高品质的私家大宅第和江南园林，形成了小桥流水人家与大宅园林交相辉映的街区特色。

南浔依水而名、依水而生、依水而美。水是南浔的根，水是南浔的魂。辖区近一半面积是河流、湖漾和良田，处处是碧波荡漾、鱼翔浅底的怡人景象，2015年晋级为国家生态区。古镇内拥有嘉业堂藏书楼及小莲庄、南浔张氏旧宅建筑群、尊德堂、大运河（江南运河南浔段、南浔丝业会馆及丝商建筑）5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庞氏旧宅、南浔粮站总粮仓、通津桥、洪济桥、颖园、述园快阁、董氏世德堂、寿俊堂等11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兴福桥、通利桥、新民桥3处市级文保点，生记米行、刘氏景德堂旧址、周庆云旧宅等20处历史建筑。

千年古桥、百年民居，以一镇之规模，坐拥超过20万平方米的古建筑群，这是南浔古镇的一大特色和优势。有人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是立体的图画，更是凝固的历史。一个时代的建筑能反映出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表现出一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人们的生活形式及内容，折射出一个时代人们的居住理念与思想情操。南浔的建筑包罗万象，凸显了南浔人开放包容的思想。家住南浔镇便民路的65岁居民方荣国经常拿着画板在古镇写生，他说：“我从小就生活在这里，这么多年，水乡面貌和中西合璧的建筑都保存得这么好，我不仅要把它留在自己的记忆里，也要画下来让更多的人知道。”南浔的这些建筑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融合了南北各地的建筑形式，又大胆地引进西方建筑的形式，既传统又开明，既坚守自我又能包容，在中国建筑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份丰厚的文化遗产。

“从建筑布局上可以看出，这些宅第的主人在建造西式建筑时并没有盲目追求和全盘照搬，只是吸收其中的精华，显示出他们既遵循传统文化的坚守，又博采众长的包容。”南浔文化研究者沈嘉允说。有形的宅第园林与无形的文化精神相互交融，相得益彰。因为保护与发展得力，南浔古镇近年来先后获得“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中国十大魅力名镇”等荣誉，并成为整体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中国古镇。

二、丝绸之府

南浔区隶属湖州市。湖州是世界丝绸文化发祥地之一。在湖州市郊钱山漾遗址出土的蚕丝织物，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蚕丝织物之一，有4700多年历史。湖丝不仅早已“冠绝海内”，而且经丝绸之路获“湖丝衣天下”的美誉。湖丝的主要生产地南浔，是名副其实的“丝绸之府”。

据史料记载，从三国六朝起，经唐、五代十国、宋、元奠定基础，至元、明形成，前后达1400年左右，清朝和民国前期为南浔“丝绸之府”的鼎盛时期。三国时，当地民间丝织业成为家庭副业，生产绢、绵等丝织品。东晋太元六年（381）吴兴太守王献之在任时以白练书写，有“王献之书羊欣白练裙，练即绢也”的记载。到南朝时期，吴兴郡丝、绵、布、帛生产交易进一步发展。

唐朝时，湖州蚕桑丝绸业相当发达，丝织品崭露头角，并作为主要贡品之一，其中吴绫、花绸等更为宫廷和官府所喜爱。北宋太平兴国元年以前，湖州设有专门的丝绸管理机构“织绫务”，所织绫、罗、缎等产品上贡朝廷，今天仍有“务前河”的名称。仁宗年间绫、罗印染有深红、浅红、淡红等色彩，类似玛瑙红，时称“湖缬”，驰名全国，为四川蜀锦所仿造。宋室南渡后，浙西湖州一带渐成蚕织中心，纺织品种多，花样巧，出现了不少名特产品，如吴兴的樗蒲绫、花绸，武康的“天鹅脂”丝绵，享誉京都。

元代的湖州，“桑麻如云，郁郁纷纷”，养蚕、缫丝、丝织、印染及丝绸买卖开始有了专业性分工，出现了机户、染坊、绢庄、绢市。元代湖州专以丝料纳贡，元代画家唐棣写诗道：“吴蚕缫出丝如银，蓬头垢面怎苦辛。苕溪矮桑丝更好，岁岁输官供织造。”

明代，随着蚕桑产区的扩大，湖州桑叶叶厚多汁，成为享誉全国的名桑品种。明初巨贾、湖州人沈万三的海外贸易中，很大一部分是丝绸贸易。到明代中叶，湖州已成为全国性的蚕丝中心产地，在数量和质量上均驰名海内。丝织业发达的苏州、南京和松江等地，所用蚕丝主要仰仗湖丝。福建福州倭绸和漳州纱绢，广东粤绸、粤缎等名优特产，必用湖丝。自明初至万历四十一年（1613），湖丝及丝绵、丝织品上贡岁办5万至6万斤，有“蚕丝之贡，湖郡独良”的记载。

湖州丝织业在明代中后期，出现了许多知名特产，如府城湖绉、双林包头绡纱及倪绫、菱湖水绸和纺纱绸，德清新市绵绸、武康“天鹅脂”丝绵等。这些特产行销多省且达日本和南洋，正德以后，远销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欧洲国家，形成“湖丝遍天下”的局面。官办丝织机构湖州织染局常年织造朝廷所派彩缎，有多色苎丝、纱、罗及织金闪色蟒龙、斗牛、麒麟、狮子等高级锦缎，闻名全国。贡品倪绫为双林本庄倪姓所织，明代朝廷奏本封面专用。明代湖州涌现了一批丝绸专业市镇，有菱湖、双林、南浔、琏市（今练市）、新市等，还形成了自成体系的蚕丝技术。

湖州蚕桑丝绸业在清代达到了鼎盛，成为国内四大绸市之一。南浔的辑里湖丝自明代擅名于江南，进而闻名于京城、四川、广东等地，甲于天下。江宁（今南京）、苏州、杭州三大织造局所用原料均仰湖丝供给，康、雍、乾三朝，湖丝与明代一样“衣被天下”，外销南洋、欧美，南浔、双林、菱湖三镇成为国内著名的蚕丝市场。

清末民初，南浔出现了近代中国最大的丝商群体，这个以“四象八牛”为代表的浔商群体，大力兴办现代丝绸企业，并进行了多元化投资，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唐代以后，南浔一直是历代丝绸贡品供应地，朝廷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宋代织绫务，元代生帛局、织染局，明代织染局，清代织染局。据传，明朝时朱国桢等重臣都将自己家乡的“七里丝（辑里丝）”推荐给皇帝，深受皇帝赞赏。清皇室内务府规定，凡皇帝后妃所穿“龙袍”“凤衣”必须用辑里丝织造绸缎加工裁制。

雍正、乾隆、嘉庆、道光皇帝都独爱用湖绉做的衣裤。他们的龙袍几乎都是在南浔定点御制的，价格昂贵。清光绪年间，慈禧太后在北京颐和园中辟桑园，建造养蚕和织绸用的绮华馆，下令到南浔选召一批精于蚕织的妇女进宫，教授宫女饲蚕、缫丝、织绸技艺。而在每年三月都仿古制行“皇后亲蚕礼”，由命妇祭祀先蚕嫘祖（蚕神），然后，宫女、蚕女随从采桑，在绮华馆进行蚕事。清代有人写了一首《清宫词》：“桑园深锁绿阴酣，油盖安车重祀蚕。召取吴兴村妇至，绮华馆内染云蓝。”记载了清宫祀蚕采桑等情景。南浔蚕妇在京颇得慈禧优眷，年余给假使归省亲，期满上京续职。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慈禧仓促出逃时，尚有一名南浔蚕妇随从到西安。

时间定格在1927年12月的一天。

上海，湖商蔡声白所在的美亚织绸厂时装表演队，借上海先施公司时装厅举行了专场表演，表演还约请了当时的著名演员黎莉莉、陈燕燕等加盟。这或许是中国首次丝绸模特时装表演。新颖的时装展示，吸引了人们的眼光，表演大获成功，这场表演同时拍成了电影。此前，蔡声白邀请电影摄影师陈惟中到美亚任职，专事电影拍摄，专门深入乡间桑林、村户蚕房和市镇的丝绸企业，把种桑、养蚕、缫丝、织绸等中国传统的丝业分工逐一精心拍摄下来，又和时装表演的场景合成一部纪录片，名为《中华之丝绸》。后来，蔡声白还组织了多场时装表演，参演者不仅有黎莉莉、陈燕燕、林楚楚、胡笳等演员，还有胡蝶、阮玲玉、周璇等当红大明星以及有“美人鱼”之称的游泳健将杨秀琼。

蔡声白是湖州双林人，生于1894年，1907年入湖州府中学堂，是一代文豪茅盾的校友。蔡声白作为清华学校的幼年生，于1914年赴美留学，在理海大学专攻矿冶工程，1919年9月毕业后回国。在短暂的合伙投资和企业任职后，1921年4月，蔡声白应邀进入有“丝业大王”之称的湖商莫觞清的美亚织绸厂任经理，据说莫觞清就是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中吴荪甫的原型。蔡声白是一个具有全球视野的企业家，深谙西方企业经营管理之道，又懂得巧用新兴时尚的媒体树立企业的品牌。他通过电影的方式，把丝绸诞生的全过程形象生动地展示出来，使人印象深刻。

美亚的时装表演成为独树一帜的企业品牌，美亚的声名也随之鹊起。当然，这是蔡声白精心规划的品牌战略，由此还诞生了美亚国货丝绸展览团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轰动全国以及足迹远至南洋的三次电影和时装表演大巡展。

1928年5月，蔡声白亲自率领美亚国货丝绸南洋展览团，开始在越南、马来亚等地巡回展览。这一巡回展览，不仅宣传美亚的丝绸产品，还打开了美亚的东南亚市场。展览期间，蔡声白不失时机地放映《中华之丝绸》短片，把江南水乡尤其是“丝绸之府”湖州的风土人情、蚕桑生涯以及影星们的优雅风姿以及美亚工厂的现代气息、丝绸时装的富丽轻柔介绍给当地的观众。当时的片子是无声的，放映时配上收音机的音乐，又用扩音话筒解说，使台下的观众看得如痴如醉，每到一地都引起轰动，赞美之声不绝于耳。此行，中国丝绸的魅力深入人心，引发了海外游子的思乡之情。当时，日本丝绸本已占领东南亚市场，1930年后，美亚丝绸的销量占该地区的60%。美亚形成了一条由种桑、养蚕、缫丝、织绸等环节构成的产业链。这一切，蔡声白都亲力亲为，严格把关，生产时装的原料采用的都是优质的湖丝，生产所需的丝织机都是当时最先进的进口纺织机械。美亚独创的“美亚葛”“文华葛”“爱华葛”“华绒葛”等花织物以及单绉、双绉、乔其纱等素织物都是市场上的畅销产品。

1932年5月至9月，美亚丝绸展览团途经广州、香港、汕头、厦门、福州、温州、宁波7个沿海大中城市，所到之处都刮起了一场美亚丝绸旋风。这样的轰动效应在1934年8月至11月的长江流域各省又得到了重现。这次旅程，由上海乘船溯江西上，经芜湖、九江，又经陆路转南昌、汉口、长沙，再折返沿江的沙市，又由水路下宜昌、万县而直抵重庆，所到城市都组织国货丝绸宣传大游行，万人空巷，场面甚为壮观。三次展览都边展边销，收益丰厚。

蔡声白是一个具有现代眼光的湖州丝商。1933年，他将美亚改组为股份公司，旗下有美亚一至十厂以及美艺、美章、美兴、美隆等20余家附设的分支企业，包括绸厂、绢厂、绸庄、绸缎局等。改制后的美亚股票上市，迅速上涨，成为明星股票。借助电影媒体，蔡声白通过时装表演，展示由湖丝编织的中国丝绸高贵雍容、富丽典雅的风貌，他因此被誉为“中国丝绸大王”。

蔡声白是湖州丝绸传奇的一个典型个案，也是湖州丝绸文化的重要代表，《中华之丝绸》已成为创意文化的经典之作。香港溢达集团掌门人就是蔡声白的外孙女杨敏德，溢达是今天世界重要的纯棉衬衫生产商，尽管已不是纯粹生产丝绸，但不求最好，但求更好的品牌意识仍一以贯之。

三、人文荟萃

作家徐迟在《江南小镇》中提到的第一个人曹不兴亦名弗兴，是三国时著名画家。孙吴吴兴（今湖州）人，生卒年不详。他在黄武年间（222—229）享有很大的声誉，被称为“佛画之祖”，与东晋顾恺之、南朝宋陆探微、南朝梁张僧繇并称“六朝四大家”，又与赵达的算术、严武的弈棋、皇象的书法等并称“吴中八绝”。

“江左画人吴曹不兴，运五千尺绢画一像，心敏手疾，须臾立成。头面手足，胸臆肩背，无遗失尺度。此其难也，唯不兴能之。”

曹不兴善画龙、虎、马及人物，其佛画成就对后世影响很大。据《贞观公私画史》载，其作品有《青溪龙》《赤盘龙》《南海监牧进十种马图》《夷事夷兽样》《桃源图》等，只可惜早已散佚，但之后的著名画家卫协直接师承其法。

传说曹不兴曾在为孙权画屏风时，画到一篮杨梅，曹不兴因为周围观看的人啧啧称赞非常兴奋，不小心误落笔墨，于是他便顺手将墨点绘成一只苍蝇。孙权来看画好的屏风时以为真有一只苍蝇飞到了画上，便举起手想要把苍蝇赶走，可没想到苍蝇竟然是画上去的。由此可以想象，曹不兴的写真艺术，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甚至能够骗过人的眼睛。这便是著名的“落墨为蝇”的故事。

据说曹不兴的动物画栩栩如生，特别是他画的龙，仿若腾云驾雾一般。赤乌元年（238）冬十月，孙权游青溪，看到一条赤龙从天而降，凌波而行。因此，他便让曹不兴把龙的形状画下来。曹不兴画得非常成功，得到了孙权的赞赏，珍藏于秘府。据说宋文帝时，曾逢久旱，一连几个月滴雨未下，田地干裂，庄稼焦枯。人们天天跪在地上，虔诚地向苍天祈祷，也不管用。后来，不知是谁的主意，取来曹不兴画的龙放在水旁，不一会儿，果然雷声隆隆，大雨倾盆。虽然只是一个巧合，但却说明了曹不兴画的龙形象生动，以至于人们信若神明。龙本是一种人心营构之象，能令人们以象为真的作品，其构思、技巧自然与当时的审美要求相吻合。

南齐的画家兼理论家谢赫称曾见到曹不兴画的龙头。有一次，他悄悄走进藏有曹不兴画的密室中，看到曹不兴画的一个龙头，栩栩若生，以为自己看到的是真龙头。谢赫叹服不已，曰：“观其风骨，名岂虚哉！”并在《古画品录》中将曹列为第一品第二人，透露出曹氏画风的基本面貌。谢赫是一位“点刷妍精，意在切似”的画家，他的赞赏表明他非常推崇曹氏精细的笔法与生动的写真技巧。

徐迟提到的第二个人沈约是南朝梁的开国功臣，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梁书·卷十三·列传第七》云：“璞元嘉末被诛，约幼潜窜，会赦免。既而流寓孤贫，笃志好学，昼夜不倦。母恐其以劳生疾，常遣减油灭火。而昼之所读，夜辄诵之，遂博通群籍，善属文……济阳蔡兴宗闻其才而善之；兴宗为郢州刺史，引为安西外兵参军，兼记室。兴宗常谓其诸子曰：‘沈记室人伦师表，宜善事之。’”

沈约小时候贫穷无靠，曾向族人乞讨，讨得几斗米，却被族人侮辱，他将米全部倒在地上离家出走。后来他富贵显赫后，不计前嫌，对侮辱他的人慷慨相助，因此被同郡人传颂。还有一则沈约念旧情的故事。有一次，沈约陪皇帝宴游，席中有一位女乐师是齐朝文惠太子的宫人。皇帝问她认不认识在座的人，女乐师说：“只认识沈家令。”沈约听后顿生怀旧之念，伏在座位上哭了，在座之人无不戚戚。皇帝也感到悲伤，因此中止了酒宴。

作为南朝文坛领袖，沈约学问渊博，精通音律，与周颙等创“四声八病”之说，要求以平、上、去、入四声相互调节的方法应用于诗文，避免“八病”，这为当时韵文创作开辟了新境界。其诗与王融诸人的诗皆注重声律、对仗，时号“永明体”，是从比较自由的古体诗走向格律严整的近体诗的一个重要过渡阶段。

在史学研究上，沈约博物洽闻，于晋、宋、齐、梁四代之史皆有撰述，所撰《宋书》更成传世之作。在沈约编纂《宋书》之前，南朝宋人何承天、山谦之、裴松之、苏宝生、徐爰等已相继编纂《宋书》。其中，徐爰以何承天、苏宝生等编纂的旧稿为参照，所修“国史”一度流行。然沈约指出其存在诸多问题，多非实录，难以取信。南朝齐永明五年（487）春天，沈约奉诏纂修《宋书》，针对徐爰《宋书》存在的种种不足，他在兼采众家编纂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编纂，于次年二月完成了纪、传部分七十卷，随后又耗时多年精心编纂《宋书》诸志，最终刊成《宋书》一百卷。

沈约开创了“因事附见”的编纂方法。此外，他还在《宋书》之中，灌注了对门阀士族与寒门庶族地位升降、佛教在南朝的传播与儒家伦理之间的张力、南北民族矛盾与融合等现实问题的深沉思考，提高了《宋书》的质量，使之在中古时代产生的多部断代体正史中占据着比较重要的地位。

除曹不兴、沈约外，湖州还有许多名人逸事。

赵孟（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是出生在吴兴的大书法家。他的一生历宋元之变，仕隐两兼，他虽为贵胄，但生不逢时，青少年时期南宋王朝已如大厦将倾，在坎坷忧患中度过。赵孟是一代书画大家，经历了矛盾复杂的一生。尽管很多人因赵孟的出仕元朝而对其画艺提出非难，但是将非艺术因素作为品评画家艺术水平高低的做法，是不公正的。鉴于赵孟在美术与文化史上的成就，1987年，国际天文学会以赵孟的名字命名了水星环形山，以纪念他对人类文化史的贡献。散藏在日本、美国等地的赵孟书画墨迹，都被人们视作珍品妥善保存。赵孟博学多才，能诗善文，懂经济，工书法，精绘艺，擅金石，通律吕，解鉴赏。特别是书法和绘画成就最高，开创元代新画风，被称为“元人冠冕”。在绘画上，山水、人物、花鸟、竹石、鞍马无所不能，工笔、写意、青绿、水墨，亦无所不精。他在我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自5岁起，赵孟就开始学书，几无间日，直至临死前犹观书作字，可见其对书法的酷爱程度。据《元史》记载，赵孟“篆、籀、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元鲜于枢《困学斋集》称：“子昂篆、隶、真、行、颠草，俱为当代第一，小楷又为子昂诸书第一。”其书风遒媚、秀逸，结体严整、笔法圆熟，世称“赵体”，与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并称“楷书四大家”。

赵孟传世书迹较多，代表作有《四体千字文》《洛神赋》《胆巴碑》《归去来兮辞》《兰亭十三跋》《赤壁赋》《道德经》等，著有《松雪斋文集》等。

明朝首富沈万三是个传奇人物，历史上关于他的传说很多，许多人都把他当成了财神，手捧金元宝，脚踩聚宝盆。沈万三生于元末，是湖州南浔人。他本名沈富，字仲荣，俗称万三，是元末明初江南第一富家，也是当时的全国首富。

元中叶，沈万三的父亲沈祐由湖州路乌程县南浔镇沈家漾村迁徙至周庄东垞，后又迁至银子浜。沈万三在致富后把苏州作为重要的经商地，他曾支持过平江（今苏州）张士诚的大周政权，张士诚也曾为沈万三树碑立传。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沈万三助筑都城三分之一，朱元璋封了他两个儿子的官；沈万三在南京还建造了“廊庑一千六百五十四楹，酒楼四座”，有了舒适的住宅。但不久，沈万三被朱元璋发配充军，在云南度过了他的余生。

关于沈万三如何致富，有许多传说。

清代著名文人褚人获《坚瓠集·聚宝盆》载：沈万三年轻时，家里贫穷，有一天，梦见一百多个身穿青衣的人求他救命。第二天早上，他见一渔翁捉了一百多只青蛙，准备剥剐了拿到市场上去卖。沈万三联想到昨夜的梦，动了恻隐之心，就拿钱买下，放生于池中。当天晚上，青蛙们呱呱地叫了个通宵，吵得他睡不着觉。他早晨起床后准备去驱赶，只见它们都环绕着一只瓦盆蹲着，他觉得很奇怪，于是便把那只瓦盆抱回了家。一天，沈万三的妻子在盆中洗手，一不小心，一只银钗掉在盆中，不料银钗一变二、二变四，不一会儿已是满满一盆，数也数不清。随后，他们便拿金银来试，也是一样。从此，沈万三开始富甲天下。

此外，还有乌鸦石、马蹄金等很多传说，不一而足。

那么，沈万三究竟是如何发财致富的呢？大致有三种说法：垦殖说、赠予说及通番说。经专家多方考证，最有可能的情况是：沈万三家族以垦殖为根本，可能接受过一些来历不明的资产，并以此为资本开拓商业，大胆通番，开展海外贸易，一跃而成为巨富。

朱国祯（1558—1632）是明代乌程南浔人，字文宇，号平涵，又号叫庵居士、守愚子。明万历十六年（1588）举人，十七年（1589）进士，累官国子监祭酒等职。天启元年（1621）提升礼部右侍郎，中途请告归，未上任。天启三年（1623）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后改文渊阁大学士，累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天启四年（1624）春晋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总裁《国史实录》，不久加少傅兼太子太保。时魏忠贤窃权，朱国祯为首辅叶向高助手，向高去职后，由韩爌继之；韩爌又罢官，朱国祯任首辅。旋为魏党李蕃所劾，朱国祯连上三疏，引疾归里。魏忠贤谓其党曰：“此老亦邪人，但不作恶，可令善去。”乃加少傅，赐银币，遣行人送归。崇祯五年（1632）卒，终年76岁，赠太傅，谥文肃。

朱国祯处逆境时，独能不阿，洁身引退。他性直率坦，虽然位至辅相，但家业萧然。朱国祯的南浔旧居原在马家港河东，窄小如普通人家。朱国祯居官能关心家乡民情，创议均田均役。他写信给巡抚说明赋役不平之弊，应计亩定役，贫民得苏。万历三十六年（1608），湖州大水成灾，荻塘塌损，田禾全没，朱国祯致书巡抚，力请救荒，重修荻塘（一名东塘）。湖州知府陈幼学洞察民隐，同心区划，荻塘大修，朱国祯撰《修东塘记》（文见刘祈春《乌程县志》）。

朱国祯告老归田后，留心典故，潜心著作，著有《明史概》142卷，《皇明纪传》30卷，《大政记》36卷，《涌幢小品》32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给予了良好评价，认为：“其是非不甚失真，在明季说部之中，尤为质实。”此外，尚有《朱文肃遗集》8册、《平涵诗文钞》2册。

历史上，南浔有“诗书之邦”和“镇志之乡”之美誉，“九里三阁老，十里两尚书”。据宋、明、清三朝统计，南浔籍进士有41人，宋、元、明、清时期，浔籍京官有56人，明、清两代任全国各地州县官的有57人。南宋至民国，在全国有影响的浔籍专家、学者有80多人。许多名人著书立说，学术研究成果丰硕。如：董斯张著有《吴兴备志》《广博物志》等，陈忱著有《水浒后传》，董说著有《易发》《西游补》《七国考》及大量诗集。清代有著述问世的南浔人达280余人之多，其中许多是具有较高价值的学术论著，如“南浔三先生”的施国祁撰有《金史详校》《金源札记》等，邢典撰有《书城杂著》等，杨凤苞撰有《南疆逸史跋》《秋室诗文集》，董蠡舟撰有《三国志杂校补》《补五代史汇误》《十六国史拾逸》等，沈垚撰有《地道记》《新疆私议》等，纪南星撰有《痘科集腋》等。明末至民国，撰写镇志蔚然成风，达10余部之多。

总之，南浔名人著述不胜枚举，其学术研究及著述领域包括经史、天文、史地、志书、水利、农艺、蚕桑、医学、乐律、音韶、六书、金石、书画、诗词，等等。有史家说，南浔“书声与机杼声往往夜分相续”，诚不为过。

历代许多南浔籍官员吏治廉明，为民称道者不乏其人。万历刑部主事张斗，以不畏权势、秉公执法而名垂青史。明末任徽州推官的温璜，召集义勇在绩溪、黄山等地抗击清兵而殉难。清雍正时，任湖南华容知县的董炎，在抗洪时身先士卒，同时对苗民赈粮，苗民颂其德，说：“非董公，吾族无遗种也。”他死后，民众立祠以祭祀他。乾隆时，张升吉在台湾大田奋击日本侵略者。道光、咸丰年间历任清廷驻韩、法、葡、日、比等国参赞、领事等职共12年的吴尔昌，能维护民族尊严，进行外交活动不稍屈挠。

南浔人民具有不畏权贵的反抗精神，不屈不挠，大义凛然。清顺治年间，一群充满抗清复明意识的南浔知识分子不畏权贵，重金购买朱国祯编写的《明史概》遗稿进行编写，此事被因贪污而免职的归安知县吴之荣钻了空子。此人平时就善敲竹杠，是个地道的小人。据说吴之荣敲诈不成后向清廷告密，结果主修《明史》的庄廷被剖棺戮尸，挫骨扬灰。庄允诚兄弟父子两代及子孙15岁以上者被全部斩首，凌迟18人。凡作序、校阅及刻书、卖书、藏书者均被处死，刻字工汤达甫，印刷工李祥甫，书店老板王云蛟、陆德儒惨遭屠戮。庄廷之弟庄廷钺也被凌迟处死，全族获罪。参与编纂的李令皙及其子李礽焘等4人，朱佑明及其子朱念绍、朱彦绍，朱克绍和侄子朱绎先后被斩杀，妻子徐氏吞金自尽。李令皙的幼子年方十六，学业极优，一位好心的官员十分怜惜，悄悄对他说：“你在审讯的时候别说16岁，说15岁，这样可以不定死罪而只是流放。”谁知这位看起来文质彬彬的少年慨然而言：“父兄已死，我为何要独生？”凛然就义！金庸的祖上查嗣庭在雍正年间遭文字狱致死，金庸《鹿鼎记》的开篇，讲的便是“明史案”这桩惨案。

除了“明史案”，还有清康熙年间复社领袖之一的董思、辛亥革命期间以巨款资助孙中山革命经费的张静江、庞青城、庞莱臣；参与攻打上海制造局的周柏年，以及在经济等各方面全力支持秋瑾从事革命的徐自华姐妹等。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期间，许多南浔籍儿女，投身疆场，张新华（女）等烈士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新中国成立前夕，党的地下组织在南浔成立，同时党的外围组织和南浔中学的爱国人士也积极开展工作，共同为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组织建设不断加强，党员数量不断增加，他们在各级党委领导下，按党章要求，团结同志，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起到先锋模范的作用。

四、钟灵毓秀，风华绝代

绿榆低映水边门，

菱叶莲花数涨痕。

苕霅风光夸四月，

缫车声递一村村。

做丝花落做丝忙，

尽日南风麦弄黄。

村里剪刀声乍断，

又看二叶绿墙桑。

这首描绘“桑基鱼塘”乡村风情的古诗，写的是南浔区和孚镇荻港村。

“桑基鱼塘系统”是我国独具特色的具有良性生态循环的古代农业生产模式，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其通过塘基种桑、桑叶喂蚕、蚕沙养鱼、鱼粪肥塘、塘泥壅桑的生态模式，在有效克服水涝、收到理想经济效益的同时，减少了环境污染，并形成了种桑、养蚕和养鱼相辅相成，桑地和池塘相连相倚的优美桑基鱼塘生态农业景观及丰富多彩的蚕桑文化、鱼文化，被誉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样板。和孚镇荻港村位于南浔区西部，地处杭嘉湖平原，是一个具有千年历史的水乡古村。这里不仅有古村落文化，还有鱼桑文化、耕读文化、儒商文化、园林文化、古桥文化、宗教文化等，水陌阡巷，古朴天成，商集连廊。历史上的荻港因四面环水、河道纵横，水中芦苇丛生而得名，“倚港结村落，荻苇满溪生”，自古就有“苕溪渔隐”之美誉。

“我家苕溪上，环舍清且涟。闲泛钓鱼艇，或棹采菱船。”这首来自雍正年间荻港进士章有大的五言诗便是对荻港水乡环境与生活的生动描述。荻港历来种桑和养鱼相辅相成，一方面，减少了农业生产中的污染；另一方面，使用天然肥料，可以保持土地肥沃不退化，实现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1992年，“桑基鱼塘系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世间少有美景，良性循环典范”；2018年4月19日，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国际论坛上，“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正式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授予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证书。

莽莽芦荻洲，纵横水乱流。

经营几岁月，勾画好田畴。

缘溪渔网密，人烟近市稠。

渔池疏凿又菱塘，堤土培高已种桑。

好兴农人说孝悌，桥南新辟读书堂。

这是荻港村的村歌，勾勒出一幅耕读传家、孝悌忠信的乡村景象。自古以来，荻港崇文尚礼、尊师重教，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书香底蕴，有章、朱、吴三大名门望族，荻港名人馆内集中展示了近百年来荻港的各界名人。一个荻港古村，曾走出2名状元，57名进士，200多名太学生、贡生，110名诗人（留有1600余首诗），近现代更是诞生了著名的地质学家、外交家、教育家、科学家、实业家等。

鸿远堂是荻港三十六堂声名较高的一座宅院，是荻港章、朱、吴三大家族中朱家的祖宅，国民党元老陈果夫的岳父朱五楼的故居。鸿远堂曾因火灾被烧毁，后来又被修复如初。故居建于1820年，有四开间三进深。正门前摆着一只大元宝，显示了朱家显赫的财势，也有招财进宝之意。故居前半部分为雕花门楼三间，由南至北，三进深，二天井。古色花窗，青石板天井。其东厢房西朝向，拱式门樘，上有砖雕文字：“鹿洞家声”。后半部分共三进深，二天井。古色雕花栏杆，前后六间厢房，青石板天井。其南天井有古石花坛一座，四周设石鼓凳四只。宅院前楼是用人更夫的住房，中间楼厅为中堂客厅。中间摆放着大圆台，平时分成两半靠墙摆放。每逢吃年夜饭或贵客临门时，大圆台就放在中间，表示全家团圆或是招待贵宾的最高礼节。

院子深处的楼房是朱五楼夫人们的住所。朱五楼一生中有四位妻子，前三位都没有生养，只有第四位妻子为他生下了两儿两女，大女儿便是陈果夫的妻子朱明珠。楼上的四个房间都是打通的，四位夫人时常相互往来，非常热闹。东边紧挨中堂的楼房是陈果夫与夫人朱明珠的住房，其下天井有石桌、石凳、花坛等园林设施。园内环境十分静谧雅致，草木幽深，院墙高耸，将一切喧嚣隔绝在外，是名副其实的“深宅大院”。

朱五楼在荻港赫赫有名，可谓家喻户晓。他本名叫朱方淦，“五楼”是字。他生于1861年6月，是大儒朱熹的后裔。朱五楼祖上原籍徽州，因避战乱，迁居湖州，后在荻港定居。

朱五楼幼年贫困，少年时代只身一人，赤脚持一把雨伞，进入上海苏州程家钱庄当学徒，曾被老板称为“赤脚财神”。相传朱五楼母亲曾在上海一户人家做保姆。19岁那年，朱五楼离开荻港到上海去投靠母亲。不可思议的是，他母亲的雇主在前一天晚上做了个奇怪的梦，梦到一个光着脚的送财童子，双手高举，各托着一样东西跑到他家来送财。

雇主醒来之后觉得十分纳闷：自己哪里都没有去过，怎么会做这么一个梦呢？他呆愣愣地想了半宿，百思不得其解。天亮后，雇主还是觉得这件事有些不同寻常，于是就坐在厅堂里等。到了下午，风云突变，下起了大雨，雨中有一个小伙子突然跑了进来，光着脚，两只手上托着两只布鞋。雇主一瞧，这不就是昨晚梦里那个“送财童子”吗？

这个小伙子正是朱五楼。他穿着新布鞋到上海，却正赶上下雨，舍不得淋湿布鞋的他急忙脱下鞋子托在手上，急匆匆地跑到了母亲做工的地方。雇主问清楚他的情况之后，就给他安排好差事，把他留在了自己家。后来，朱五楼在上海商界风生水起，这个传奇的故事也被大家慢慢传开，朱五楼便有了“赤脚财神”的称号。

雇主姓程，拥有福康、顺康、福源三大钱庄，为北市钱庄业的首领。朱五楼在程家钱庄练就了业务本领，并有双手快速打算盘的技能，时人称其为“飞朱”。朱五楼积攒下了第一份家业后，衣锦还乡的他修建了鸿远堂。在朱五楼故居中堂大厅里挂着的“远水振家声，文山传书胄”对联，就是当年历史变迁的写照。

1917年，上海钱业会商处改组为上海钱业公会，朱五楼当选首任会长，并一直担任这个职务到去世为止。辛亥革命后，陈英士任沪军都督，为筹集经费，曾向朱五楼提出要提用上海道库银存款。但上海道台刘襄孙已逃入租界，把存款的存折、前任移交清单等送交上海领事团团长、比利时驻沪领事馆。比利时驻沪领事馆以西方各国没有承认革命政府为由，拒绝将存折交给陈英士。陈英士与朱五楼协商，希望能有一个通融办法。朱五楼则坚持《上海钱庄章程》的规定：“认票不认人”，必须凭折付款。两人在闸北湖州会馆谈判多次，陈英士即把朱五楼软禁在湖州会馆。陈、朱两人同为湖州人，陈英士的侄子陈果夫是朱五楼的女婿，陈英士的哥哥是朱五楼在湖州的账房，双方关系一直很好，而今为了上海道库银争吵不休。两天后，经陈果夫奔走，双方终于达成了都能接受的方案，即由中国银行出具借据，向福康等存有库银的钱庄借款，待存折归还都督府后，由都督府凭存折取回中国银行的借据。风波之后，上海各报对陈英士评价很高，认为陈英士大公无私，虽是姻亲也不徇私办理。而上海钱庄业则更加信任朱五楼，认为他在枪口之下，仍能照章办事。一场风波，却提高了双方的地位和信誉。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上海开始罢工、罢市、罢课支持北京，而罢市关键在钱庄业。当时上海中小型商业来往大部分都通过钱庄，只要钱庄罢市，上海商业就会跟上。朱五楼以上海钱业公会会长的身份签发了钱业罢市决议，有力地支持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后，朱五楼提出了利用复市之际，停止使用外国银圆的动议。后来，朱五楼在支援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上也具有一定贡献。

朱五楼在第二任会长期间常因病出缺，提议委托秦润卿代理会长职务，他的嘱托得到上海钱业的赞同。后来秦润卿的出色表现充分证明了朱五楼的慧眼。

朱五楼的大女婿陈果夫后来成为国民党的元老，携夫人回荻港探亲时，住的正是朱五楼的鸿远堂。如今，朱五楼的后人都已不在荻港。朱五楼的孙子朱得亮居住上海，朱得年在台北，朱中健住广州，小外甥孙刘振安定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在上海开设公司。只剩下空荡深邃的鸿远堂和那些遥远年代里的传奇历史，在荻港小村中回响，流传到更远的地方。

荻港章氏乃村里的名门望族，章氏第六世霞桴公嘉猷弟兄三人，十分重视教育、培植子弟，代代相传。族中的章咸文曾亲自执教，将其子乃焯送入仕途，死后因儿子的关系诰封为朝议大夫。书塾迁入祖师堂后，取“土积成山，水积成川”之意，命名为“积川书塾”，寓意希望培养出更多的人才。

章荣初（1901—1972），原名吉初，又名增骅，祖籍湖州荻港，因他父亲章清儒在菱湖经营同丰祥丝庄而迁居菱湖。毕生致力于实业，到1949年，他的资产达1000万元以上，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浙江省资产雄厚的民族资本家。他致力于家乡的经济、文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章荣初幼年家境清贫，弟兄六人，排行第二。父亲章清儒节衣缩食，送他到老聚和纸坊私塾求学。教私塾的费健老先生为人严厉，执教不苟。章荣初自幼思路敏捷，口才很好，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而且擅长心算，经常得到老先生的赞扬。

章荣初读完小学，因生活所迫辍学，便到上海去当学徒。他勤奋刻苦、精心习业，很快掌握了商业技能。章荣初在做小学徒时就有壮志雄心。中医名家陈存仁曾自述：“幼年时，我经常到绸缎局里去玩耍，并和店里一个小学徒最为相得。一天，我揣着一块银圆反复把玩，对他不时卖弄，他看呆了。当时小学徒没有工资，每月只有月规钱二角小洋（是供理发、洗澡、添置鞋袜用的），因此，他将银圆拿过去放在手里把玩不已。小学徒说绸缎局里薪金最高的掌柜先生每月也不过8块大洋，普通职员不过4块至6块，而刚满师的学徒每月只有1块钱而已。你拜一个年，就拿到一块钱，真使我羡慕啊！……他的话不禁使我有些飘飘然起来，流露出一种骄傲的姿态。这个小学徒有些看不上眼了，反唇相讥地说：小开（上海人对小东家的惯称）！你不要得意，我满师以后努力做事，也会发达的，那时候我的钱一定会比你多，而且要买一辆漆黑闪亮的包车（私家两轮人力车），我高高地坐在包车上，你们这些小开一点没有能耐，可能已经做了乞丐，只能跟在包车屁股后面帮着推车，然后伸手向我讨个把铜板呢！我听后气得了不得。可是，他这几句话却深深地印在我心坎里，知道一个人如果没有本领，将来会沦为乞丐的……那个讥讽我的小学徒姓章名荣初，20年后他果然开了两家织布厂，又和刘鸿生合资开设了上海章华呢绒厂，是国产呢绒第一家，抵制了英国、日本对中国市场的垄断，振兴了民族工业，成为上海有数的大实业家……少年时的壮志雄心，经过刻苦努力终有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