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变法与党争

一　初仕凤翔

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十一月十九日的黎明，朔风凛冽，地冻天寒的晓色朦胧中，郑州城里出来一簇旅人，约有六七匹乘骑，跟着一辆大车，来到西门外。

这一行中，三匹马并辔联行在前面，中间那匹马上，坐着一个高颧大耳、浓眉插鬓、双目炯炯有神的青年，即是要赴凤翔府出任签书判官的苏轼；紧靠在他身旁骑着一匹瘦马的那个瘦长个子是他的弟弟苏辙；稍微落后一步的马上，则是年岁相若，但留着一把大胡子的他的朋友马梦得；后面那辆车上，是从行的内眷——王弗夫人、不满三岁的儿子迈和两三个婢仆。

苏氏两兄弟，二十余年的生命中，从来形影不离，未曾分开过一日，如今行至郑州的西门郊外，蓦然惊觉，必须于此告别，就情不自禁地惶恐起来。

苏轼骤然勒住马头，看了那清瘦的弟弟一眼，脸色突然变得非常苍白，嘴角抽动了一下，差点流下泪来。

一路来，无论是在屋子里的，或是走在路上的行人，个个都很安详快乐，随行的僮仆们非常诧异，何以这位去上任做官的主人，却要这么悲伤。

兄弟俩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苏轼的头脑里，忽然变得茫茫的一片空白，骑在马上，心神恍惚，摇摇欲坠。今儿早上明明没有喝过酒，何以虚飘飘地直有晕眩的感觉？仿佛看见弟弟挥挥手，急急忙忙回去了，他还策马高冈上，一直眺望那个骑在瘦马上的颀长的身影。

忽然间，连这个熟悉的背影，也被无情的坡垄隔断了，只看到他头上那顶乌帽，一耸一耸地，一会儿出现，一会儿又隐没到山坡后面不见了。

苏轼定定神，转上荒茫的驿路，然后，他就在马上构想一篇诗作，要寄给苏辙：

不饮胡为醉兀兀，此心已逐归鞍发。

归人犹自念庭闱，今我何以慰寂寞。

登高回首坡垄隔，但见乌帽出复没。

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

路人行歌居人乐，童仆怪我苦凄恻。

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

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

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

这次，苏轼把朋友马梦得带到凤翔去，原因起于喜欢涂墙抹壁，写“题壁诗”。

杞人马梦得，字正卿，原在京师里做“太学正”的学官，生活清苦，性情耿介，所以“学生既不喜，博士亦忌之”。有一天，苏轼去访他未晤，随手抓起笔来在他书斋壁上，题了杜甫《秋雨叹》的三首之一。苏轼自己说是“初无意也”，但那首诗却是以资质明丽的决明草，将在风雨中随百草一同烂死，用来比喻书生的命运，感慨最深的一章。原诗是：

雨中百草秋烂死，阶下决明颜色鲜。

著叶满枝翠羽盖，开花无数黄金钱。

凉风萧萧吹汝急，恐汝后时难独立。

堂上书生空白头，临风三嗅馨香泣。

写者无意，读者有心，马梦得看了，决心不做这终身坐冷板凳的学官，宁愿跟从苏轼到凤翔府去做幕僚。

从汴京陆行到凤翔，重过五年前旧游的渑池，再访奉闲的精舍。不料从前接待过他们的那位老和尚已经死了，变成庙后一座新造的墓塔；兄弟俩曾经题诗在上面的寺中墙壁，也已颓坏，更无字迹可循。苏轼觉得人生变幻无常，不过如天上飞翔的鸿鸟，偶然在雪地上留下一二爪痕，一忽儿便又各自西东飞散，了无踪影。作诗告诉苏辙：“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这满怀孤独的旅人，心里只是一片苍茫。

来自京华的苏轼，行程所经的关中地区，尽是地方残破、村落萧条的景象，这还是仁宗康定、庆历年间，西夏兵连年入寇陕甘，所造成的破坏和灾害，到现在仍未恢复元气。

宋代两大外患，契丹之外，就是西夏。

契丹本来亦是游牧民族，其富以马，其强以兵。但自五代时，辽太祖阿保机立国后，竭力倡导耕织，已渐次进为农业社会。宋辽关系亦自改观，澶渊和谈后，辽每岁坐得大宗银绢，建设内部，似已无意南侵，所以北宋当前之患，实为西夏。

西夏的祖先，原是唐末庆州党项族的酋长李思恭，当时做夏州（今陕西靖边）节度使。至宋，他的儿子虽曾一度叛离中朝，但至李德明继位后，一方面受宋朝西平王的封号，一方面又受契丹大夏国王的册封，身事两朝，相安无事。

然而，李德明的儿子李元昊，野心勃勃，不以他父亲的保守态度为然，屡屡劝他不必臣事宋朝。德明说：“吾族三十年衣锦绮，都是宋朝的恩赐，不可负！”元昊却说：“穿皮毛，事畜牧，这是我们番人的本等。天生英雄，应当自为帝王，何必要穿别人赏赐的锦绮。”他也确有能力，率兵西破吐蕃、回鹘（纥），夺甘州，尽取河西的土地，因此被立为太子。仁宗明道元年，德明病死，元昊继立，他便整军经武，建立政治体制，大力发挥他的抱负，国势日强。不久，就据有了现在的宁夏、陕西、甘肃的大部分和内蒙古西南部分的领土，分立一十八州，奠都兴庆（今宁夏银川），实现了自当皇帝的野心。立国后，遣使奉表宋朝，说他已自建国，国号“大夏”，建元“天授”，要宋朝“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仁宗不能忍受元昊的公开叛逆，便下诏削夺他的官爵，断绝双方的互市，并且揭榜边城，重赏缉购元昊的头颅，于是西夏兵便连年入寇陕甘了。

康定元年，元昊引兵攻保安军，破金明寨（今陕西安塞），直薄延州城下，宋兵大败。朝命韩琦安抚陕西，韩又举荐范仲淹知永兴军，同负经略招讨之责。不料韩主集中兵力，先发制贼；而范则稳重，主张屯兵营田，备边观衅。主帅的意见不同，政策遂不一致。至庆历元年二月，西夏倾全国之力，入寇渭州（今甘肃陇西县西南），好水川一役，宋军又是大败，于是朝廷将陕西分为四路，以韩琦、王㳂、范仲淹、庞籍各领重兵，都二十万人环边守御，以抑西夏凶焰。但是庆历二年之秋，西夏兵又再度入寇渭州，幅员六七百里之间，焚荡抢掠，几成赤地，自泾邠以东，各地都只闭垒自守，莫能救御。

西夏军虽然年年入寇，屡屡得胜，但其人马的伤亡也很严重，财用亦复不继。而宋朝既于西边布下重兵，韩范两人虽然战守意见不同，但其治军严明，风纪大振，则是一样。更重要的是他们两人倾全力收拾边疆的人心，诸羌畏威怀恩，不敢轻犯。所以西夏兵于大肆焚杀掳掠之后，无力长期占领，就撤兵自去。

基于此一情势，宋与西夏终于庆历四年，达成和议，由宋朝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岁赐币帛，西边自此才得安静。事距苏轼之去凤翔，已经相隔十八九年了，但是陕甘两地，经历那种野蛮的焚烧劫掠，原始性战争的杀戮和破坏，西夏兵所至城邑，不但庐舍田地都变成了废墟，所有壮丁牲畜又全被掳劫而去，连资以恢复生产的人力、畜力和工具也都没有了。劫后荒原，亘二十年而不得恢复。苏轼一路所见，地旷人稀，萧条满目，处处都还是战争留下来的残迹，以及苟活在残迹上赤贫的百姓。

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苏轼到凤翔府签判任。

现任太守宋选，字子才，郑州荥阳人，进士出身，早年在京，曾与司马光、韩宗彦、沈遘同为三司僚属，做地方官又一向声望甚好，温文尔雅，颇能敬礼同僚。他也是今年八月才来凤翔的，待苏轼尤其温厚，使初次出仕的这个青年人颇有“幸遇”之感，如《和子由除日诗》说：“兄今虽小官，幸忝佐方伯。”《东湖诗》说：“予今正疏懒，官长幸见涵。”日后与宋选的儿子，画家宋汉杰书说：“某初仕即佐先公，蒙顾遇之厚，话及畴昔，良复慨然！”

凤翔县令胡允文，在蜀时曾从老苏问学，至此方才识面，相得甚欢。

苏轼住居官舍，在府衙之东北，为州长官官邸之西邻，府衙的后圃，高柯乔木，森荫繁茂，城北的终南山色都为这丛丛树木所遮蔽。而他的园内，却只有一株老槐，一株榆树，一株不够大的枣树，非常荒伧。苏轼在廨北葺一小园，开辟一方隙地，筑一亭，亭前为横池，分堂屋北厦的一部分，装置轩窗曲槛，可以俯瞰池水。堂屋南边，加建回廊，廊之两旁各凿一池，引府廨的水注入池中，种莲养鱼于池内。

池端造一板桥，以达池北，手植桃杏松桧三十余本，使与原有的槐榆相映带，老槐树上有野鹤巢居，又买了一丛牡丹花，种在池北。

苏轼辛辛苦苦经营这个小园，只为“临池饮酒”而已，但一想到任期有限，“三年辄去岂无乡，种树穿池亦漫忙”，自己也觉得好笑起来。

抵任之初，时逢新年假期，苏轼得有闲暇，遍游凤翔附近的名胜，浏览古物。

首谒孔庙，参观了保藏在那里的石鼓。这十个石雕的大鼓，表面刻有铭文，唐时出土，当时大家认是周文王时代的石刻，但据最近研究，推定为战国时代秦灵公（？—前415）或秦襄公（？—前766）时的制作。很多唐代诗人为此古石刻作诗，而以韩愈的《石鼓歌》为最知名。初时这批石刻还随便散置在原野的露天里，雨淋日晒，无人看顾，还是韩愈的朋友郑余庆将它搬进凤翔县的孔庙里保存起来。

石鼓上的铭文，欧阳修录时存四百六十五字，磨灭不可辨识者过半，但仍是古文字学和考古学上非常重要的资料。苏轼用心辨认，在所作《石鼓歌》中，说他“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钳在口”。初寻偏旁，再一点一画地推详，只能认得十之一二，其余的文字，像雾里的月，稂莠间的禾，见面不识，它似乎只是轩辕、仓颉的朋友，李斯、李阳冰的前辈，苏轼虽有“余生也晚”的惆怅，但当面对这个古代战鼓的形象，禁不住要缅怀周代的王化政治，而慨然谴责暴虐的秦政，对帮凶法家李斯更投以无情的讽刺，如言：“自从周衰更七国，竟使秦人有九有。扫除诗书诵法律，投弃俎豆陈鞭杻。当年何人佐祖龙（始皇），上蔡公子（李斯）牵黄狗。登山刻石颂功烈，后者无继前无偶。皆云皇帝巡四国，烹灭强暴救黔首。六经既已委灰尘，此鼓亦当遭击掊。……”自古以来，野心家一旦拥有权力，便都挂起救国救民的招牌而无所不为，也不愁没有人来歌功颂德。

苏轼游城北街开元寺，看了先秦的诅楚文碑，观赏了吴道子画的佛像和王维的画竹。吴道子画的是双林树下，朝暾晕彩，中有菩萨正在讲说寂灭之理，很多人在听道。王维画竹两丛，交柯乱叶，飞动若舞，而一枝一叶都有来处。

在性情上，苏轼很喜欢吴道子雄放得浩如波翻的笔墨，称他“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王维本是诗人，以诗心写竹，苏轼称其“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两者比较，苏轼认为吴道子的画虽然“妙绝”，但总还是画工之画，而对于王维所写的竹，则衷心倾倒，说道：“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

长安，从前有座故藏经龛，唐明皇所建，四边各有一门，门各两扇，门板的两面，都是吴道子画佛像真迹，阳面是菩萨像，阴面是天王像，共十六躯。

广明之乱时，藏经龛遭贼兵焚烧，有个和尚抢下四扇门板从兵火中舍命逃出。奔至半途，力竭不支，他想了一个办法，将门板各穿一洞，套在头颈上跑路，如此辗转来到凤翔，寄住在乌牙僧舍里。他死后，这四扇门板留在那里已经有一百八十多年了。

有人花十万钱将它买了下来，恰巧给苏轼看到。其时，他已经做了一年多的官，身边稍有积蓄，想到父亲平生别无嗜好，就只喜欢书画，收藏一百余件，但没有吴道子的真迹，他就和这个画主商量，照原价购买，以此献与父亲，这四扇门板就成了老苏收藏中天字第一号的珍品。

苏轼再游凤翔东北郊的天柱寺，参观了杨惠之雕塑的维摩像。维摩的造型，显得病骨支离如枯龟。苏轼不禁生出一个感想，天下的至人，本来已将生死置于度外，人的肉体像天上的浮云一样，随时变灭，全不足恃，只有心灵才是主宰的永恒。世上尽多体格非常壮硕而心病独多的人，宛转人间，才堪悲悯。

岐山风物，实在不堪入目，“有山秃如赭，有水浊如泔”。苏轼老是怀念他家乡澄碧的蜀江，后来发现东门外，有个东湖，为古饮凤池的旧迹，“入门便清奥，恍如梦西南”，才使他的休沐假日，有个去处，一游再游。

以上诸游，各有诗篇，连同《真兴寺阁》《李氏园》及《秦穆公墓》三诗，合为《凤翔八观》。

苏轼到底年轻，又是一个文人气质偏重的人，被派到这荒凉的凤翔来，不免时有“尔来走尘土，意思殊不堪”“人生营居止，竟为何人卜”的慨叹。趁着新年假期，游山玩水，访古、读画、写诗，是他的兴趣，而“扶风古三辅，政事岂汝谙”则又是初仕当时的心理压力，但见别人都很忙碌，只能独自一个，往东湖去寻求一醉，借求片刻的解脱。

所幸者，王弗夫人贤淑，使他由衷敬爱；与弟辙虽然远别，但是还可通信。“诗成十日到，谁谓千里隔。一月寄一篇，忧愁何足掷。”

二　怀乡念弟

嘉祐七年（1062）正月，到任谢执政启，述其任务曰：

所任签署一局，兼掌五曹文书。内有衙司，最为要事。编木筏竹，东下河渭；飞刍挽粟，西赴边陲。大河有每岁之防，贩务有不蠲之课。破荡民业，忽如春冰。于今虽有优轻酬奖之名，其实不及所费百分之一。救之无术，坐以自惭。惟有署置之必均，姑使服劳而无怨。过此以往，未知所裁。

上面所说的，都是苏轼在签判这个职务上该做的工作。核判五曹文书，虽已甚繁，但是本等的工作，且不说它。凤翔府有两大特别任务，一是终南山特产的木材，每年均须编成木筏，自渭水放入黄河，运往中央，供皇家土木建造之用；二则凤翔是对西夏边防军的兵站基地，要负责集运粮米和刍秣，供给军需。这两大事务，且都以“衙前”被征召的老百姓来义务工作，困难重重，何况黄河堤防，每年要修，贩务征课，更是繁杂。苏轼是甚不耐烦的人，苦于被事务工作所困。

衙前之役，始自五代，而宋承之，是由政府征召百姓义务担任官物之供给或运输的一种制度。老百姓服役“衙前”，费时失业不说，更须担负运输中途的风险，如公物损失，就必须赔偿，这无穷无尽的负担，使老百姓几至无以为生的地步。凤翔这地方，原来土地富足，中产之家所有土地，不以亩计，而以顷为计算单位，上户不可以顷计而计以赋。但自西夏之变，经历战争以来，如汤沃雪，顿见消融，有产者残存不及十之三四。战争的伤残未复，而又重之以衙前重役，一般人民，既负劳役，更苦于赔偿，因而破产者，比比皆是。

苏轼遍问老校：“何以至此？”老校说：“木筏之害，本来还不至于到此地步，假如政府能将时间安排得好，趁渭水黄河都未涨水时放筏操运，以时进止，费用省而危险少，衙前服役的老百姓负担就轻。目前的毛病，出在政府令不以时，叫木筏逆拒水势挽运，就造成数不清的灾难了。”苏轼分析后，认为有理，就着手修订衙规，使衙前可以自择水工的运作时间，筏行不发生危难，老百姓就不必于出力冒险之余，再来承担公物的赔偿。此案经过宋太守的核可后实施，从此衙前之害，减了一半。

七年二月，诏令淹水诸州减决囚禁。凤翔所属共有十县，苏轼被派往宝鸡、虢、郿、盩四县，督饬减刑释囚的公事。至十七日事毕，回程朝谒盩厔东南二十余里的太平宫，瞻仰二圣御容，泛舟南溪，复游楼观、大秦寺、延生观，访玉真公主遗迹，观仙游潭，取中兴寺玉女洞的飞泉，从郿县归府复命，就整个游程，写成五百字的五排一首，寄与苏辙。

三月，因久旱不雨，苏轼赴郿，祈雨于太白山之上清宫。数日后，虽有微雨，父老以为不足，于是，再陪宋太守亲往祭祷，回程路上，便见道中有云气自山中来，如群马奔突而至车座左右，苏轼一时好奇心起，开笼收云归家，作《攓云篇》。

太守祭祷灵应，不久，大雨沛然而下，老百姓奔跃欢呼，垂枯的二麦，立见复起，生气洋溢。苏轼以北亭为喜雨之所，作《喜雨亭记》。凡是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人，对这篇名文，大多耳熟能详，所谓：“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岁且荐饥，狱讼繁兴，而盗贼滋炽。……”

苏轼有位好夫人，王弗夫人非但精明干练，而且颇识大体。苏轼在外面做些什么，回到家去，夫人一项一项地要问个仔细，她说：“你离开父亲远了，凡事没人指点，不可以不谨慎。”她常引用公公说过的话来警戒苏轼。苏轼在家里见客，她就站在屏风后面，听他们说些什么，然后对丈夫说：“某某这个人，说话模棱两可，一味逢迎你的意向，你何用与这种人谈天。”有的人惯会拍马，跑来表示热络，夫人说：“这种朋友，不会长久，交情套得那么快，其去也必速。”苏轼非常佩服她的眼光和见识。

一年大雪，住宅庭前积雪甚厚，只见古柳树下约有一尺见方的地方，独无雪迹，等到天晴了，这方土地又高起数寸来，苏轼怀疑是古人窖藏丹药之处，丹药性热，所以地不积雪而土又坟起，他想发掘。王弗夫人说：“假使先姑在，一定不会许可的。”

这是引用程太夫人不许发掘纱縠行老宅中地下大瓮的故事，如此婉转谏阻，使苏轼觉得惭愧而止。

然而，西北的强风黄土，凤翔府的官吏生涯，处处都使苏轼感觉厌倦。重九日，他不愿参加群官欢聚的“府会”，独自一人跑到东门外的普门寺去玩，怀乡念弟，心情郁闷。作《壬寅重九不预会，独游普门寺僧阁，有怀子由》诗：

花开酒美盍言归，来看南山冷翠微。

忆弟泪如云不散，望乡心与雁南飞。

明年纵健人应老，昨日追欢意正违。

不问秋风强吹帽，秦人不笑楚人讥。

西北早寒，九月下旬，天已微雪，再作怀子由二首，如言“愁肠别后能消酒，白发秋来已上簪”“江上同舟诗满箧，郑西分马涕垂膺。未成报国惭书剑，岂不怀归畏友朋”等，情绪非常低落。

苏辙十九岁登第五甲进士第，二十三岁中制科，一鼓作气，可以算得其进也锐了，不料除命商州推官，被知制诰王安石驳回词头，不肯撰告，事情便在执政间琢磨拖宕了整整一年，弄得意气消磨殆尽。一直到今年七月，诰命才下来，而老苏在京，身旁别无侍子，苏辙便以这个理由，辞不赴任。

商州与凤翔毗邻，假使苏辙赴商，还可希望能来凤翔一聚，现在又落空，寄诗慰弟说：“远别不知官爵好，思归苦觉岁年长。”“著书多暇真良计，从宦无功漫去乡。”再说，商山也不是一个什么好地方，苏轼听商州县令章惇说，商州人说话像外国语，一句也听不懂，很多人生着大脖子（甲状腺肿），不辨肩颈，这个样子的地方，不去也罢，诗言：“夷音仅可通名姓，瘿俗无由辨颈腮。答策不堪宜落此，上书求免亦何哉！”

自秋徂冬，苏轼身体一直不好，十一月间，大雪数日，索性赖在床上不起来，年前年后，怀念故乡度岁的年中行事，作《馈岁》《别岁》《守岁》及《和子由踏青》《蚕市》诸诗。

八年正月十五，大家都在欢度元宵夜，只有苏轼在家，独坐无聊，一个人跑到城北街的开元寺东塔院去看王维的壁画。其时，夜色已阑，苏轼凝眸注视，但见残灯影下的画中僧人，个个都栩栩欲动的样子，竟是看得呆了，对于诗人画家的笔墨，自此便有更深一层的领悟。

三　陈希亮

嘉祐八年（1063）三月，仁宗皇帝崩于福宁殿，四月一日，皇太子赵曙即位，是为英宗。英宗自少体弱，时方卧疾，由光献太后曹氏权同处分国事。

是年正月，宋选罢凤翔太守，眉州青神县人陈希亮（公弼）自京东转运使来代。

陈希亮身材矮小、清瘦，而为人刚劲，面目严冷，两眼澄澈如水，说话斩钉截铁，常常当面指责别人的过错，不留情面。士大夫宴游间，但闻陈希亮到来，立刻阖座肃然，语笑寡味，饮酒不乐起来。他对待僚属，自然更加严厉，竟然有很多人吓得对他不敢仰视。

苏轼虽是以京朝官差充签书节度判官厅公事，简称签判，仍是幕职，有如现在地方政府的秘书长，职掌赞襄郡政，综理诸案文移，斟酌可否，签拟后报告首长，或罢或行。他与长官公事上的关联，非常密切，而两个人的性格，却是如此的冰炭不相融合。

苏轼性豪阔，不会官僚滑头，而做事却勇于负责，意见不同时，便要据理力争。这二十七八岁的签判，年少气盛，就不免形诸辞色，一点不肯屈就退让。

陈希亮也有意要裁抑这个锋芒太露的后辈，对他也一样地端起架子，毫不客气，使苏轼更难忍受。

府衙中的吏役，为了对这位制科出身的判官表示敬重，大家尊称之为“苏贤良”，这颇类似现代人之称某博士者一样，实是一件平常小事。不料被陈知府听到了，大怒，愤然骂道：“府判官就是府判官，有什么贤良不贤良的。”把那吏役打了板子，这当然使苏轼十分难堪。

苏轼写的公事，他也毫不客气地涂抹删改，往返不休，此在以文章自负的苏轼，更不容易忍受。

陈希亮官僚架子很大，同僚晋见，任在客座中等候，久久都不出来接见，甚至有人在客位中打起瞌睡来。苏轼心生不平，作《客位假寐》诗，讽刺他：

谒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

岂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

同僚不解事，愠色见髯须。

虽无性命忧，且复忍须臾。

两人之间的摩擦，造成日深的成见。苏轼益发落落寡合起来。他不预府宴，中元节也不过知府厅。陈希亮抓住这一点，竟然上奏朝廷纠劾他，被朝廷罚铜八斤，苏轼也都不管，只是日后作谢馆职启中，才说：“一参宾幕，辄蹈危机，已尝名挂于深文，不自意全于今日。”

陈希亮于廨宇后圃，筑造一座凌虚台，以望南山，请苏轼作记，轼乘此机会浇了他一头冷水，如言：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日的荒草野田，岂知有今日的凌虚台？而从前秦穆王的祈年、橐泉，汉武帝的长杨、五柞，隋之仁寿殿，唐之九成宫，其宏丽坚固，将百倍于凌虚台，而今复为破瓦颓垣，又安在者？所以结尾狠狠地讽刺他道：“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这是对陈知府奏劾一事，给予针锋相对的答报。

陈希亮是眉州人，苏陈两家原是数代世交，论辈分，且比老苏还长一辈，当他读过《凌虚台记》的稿子后，不易一字，吩咐上石，并且慨然道：“吾视苏明允，犹子也；轼，犹孙子也。平日故不以辞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惧夫满而不胜也，乃不吾乐耶！”

后来，苏轼因其子陈慥之请，为作《陈公弼传》，其中有一段说：

公于轼之先君子为丈人行，而轼官于凤翔，实从公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形于言色，已而悔之。

原任凤翔法曹张琥，本与苏轼为进士同年，共事两载，曾同游真兴阁寺。嘉祐八年十一月，调职回京，苏轼作《稼说》送其行，其中有一段说：

……吾少也有志于学，不幸而早得与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谓不早也。吾今虽欲自以为不足，而众且妄推之矣。呜呼，吾子其去此而务学也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吾告子止于此矣。子归，过京师而问焉，有曰辙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语之。

读此文所言，显见苏轼当时已经体谅到陈希亮这位老前辈，为要矫治他少年早达的弊害，所设下的苦心，因此说“已而悔之”，因此作《稼说》以赠同年张琥。但是赠文张琥，却真个是“与非其人”，此君阴险贪鄙，热衷利禄，元丰年间，改名张璪，官知谏院兼侍御史知杂事，诗狱案起，他与李定共治此案，必欲置苏轼于死地者，就是这个同年。

陈希亮于凤翔任上，因将他州馈送的公使酒，据为私有，坐赃去职，抑郁而殁。后人造作希亮之所以获罪，系由于欧阳修代轼报复的谣言，实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妄人妄语。

希亮有四子，唯幼子陈慥（季常）不乐仕进，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苏轼在岐山碰到他，他正带了两个朋友，骑马携箭，在长林丰草间出入射猎。两人自此相识，高谈用兵及古今成败之事，陈慥自以为是“一世豪士”，苏轼很喜欢他的游侠气概，遂成莫逆之交。

仁宗崩，以韩琦为山陵使。兴筑皇陵，需用竹木，饬由凤翔供应，而“编木筏竹，东下河渭”，则为签判苏轼的专职。不幸其时天旱，渭河干涸，挽木不下；而山陵工期迫切，运材须于限定时日内到达，否则，这延误王事的责任，怎么担当得起。诗言：“桥山日月迫，府县烦抽差。……千夫挽一木，十步八九休。渭水涸无泥，菑堰旋插修。对之食不饱，余事更遑求。”苏轼整日忙于督抽差役，集材付运，弄得寝食不安，整整忙了五个多月，直至是年秋间，才算交完差，透了一口气。

然而刚刚交完皇差，又逢地方大旱，苏轼祷雨于太白山，不验，再经虢县，渡渭水而祷于磻溪。回程自阳平入斜谷，九月至终南，住在太平宫的溪堂里，得遂一读《道藏》的宿愿。

自来凤翔，他对于这么许多牵连不断的吏事，厌倦不堪，以为除了浪费生命之外，身名两皆无益。案牍劳形，问囚理讼，不知所为何来，从前所学，完全抛弃，而一官在身，却又不得不奔走劳役，弄得心神俱疲。他在《和子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诗中，大发牢骚：

役名则已勤，徇身则已媮。

我诚愚且拙，身名两无谋。

始者学书判，近亦知问囚。

但知今当为，敢问向所由。

士方其未得，惟以不得忧。

既得又忧失，此心浩难收。

…………

然而，在这一年中，苏轼仍有出其所学，极论民生国是两篇大文章，一是《上韩魏公论场务书》，以所见凤翔老百姓为衙前之役所困，请求政府行宽大久长之政；二是《思治论》，指出嘉祐政治之弊，症结在于没有一定的国策，所以法弊而事无成。

关于前者，苏轼指陈凤翔的老百姓所最怕的，莫如衙前之役，而课役的标准，从每一人家的盘碗锅罐算起，长役十千，乡户及二十千者，都该占股一分。一分之役，名为十千可办，其实须十五六千至二十千，役重如此，老百姓焉能不穷。

课役本只限于上户，但事繁而役不足时，则递取其次，而现在家赀二百千者都须服役。事实上，连盘碗锅罐都计算在内，家赀不满二百千者，何以为民，则任何人已皆不免于衙前之役，困穷可知。

苏轼希望政府行宽大久长之政，以官榷优与人民，先裕民而后裕国。

苏轼作《思治论》，立论甚大。他说，世有三患，终莫能去：一是宫室祠祷繁兴，钱币茶盐法坏，加以庞大的军事费用，天下常患无财；二自澶渊之盟后，辽与西夏，日益骄横，而宋则战不胜，守不固，天下常患无兵；三则选举法严，吏不重视考功，考铨之法坏，天下常患无吏。

这三大问题的形成，是由于国家没有通盘的计划，没有一定政策之故。五六十年来，规模未立，虽有很多人对这三个重要问题，游谈聚议而上，但都各就个人的见解，做枝枝节节的议论，人心不同，好大者欲王，好权者欲霸，而偷者欲休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朝廷发一政，则曰“姑试行之”，成功与否不可知，前政尚未见效，而后政又发，政令纷纭而法日弊，故症结在于“其始规模未立，其卒事功无成”。

他的主张是政府应该于众论中“从其可行者而规模之，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日夜以求合于其所规模之内，而无务出于其所规模之外。其人专，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

苏轼虽然以最大的政治热忱上书时宰，力求稍解老百姓衙前之役的困苦，但是韩琦方欲持重，决不能用这新进的书生之言。

英宗即位，覃恩各有升迁，苏轼在凤翔，其本官为大理评事，是年晋升为从八品的大理寺丞。

翌年，改元为治平元年（1064）。

正月，苏轼自清平镇至盩厔县，商洛令章惇率同僚苏旦、安师孟自长安来谒，同游楼观，访老子出关时的关令尹喜的旧宅与授经台，经五郡城而至大秦寺、延生观；下山西行十余里而至黑水谷，谷中有仙游潭，潭上有南北二寺，倚峻峰，面清溪，林木深翠，怪石不可胜数；潭水深不可测，以绳缒下数百尺不得其底，以瓦砾投之，翔扬徐下，好久才不见；水深如此，而两岸万仞绝壁，山壁之间架一独木为桥，危险万分。章惇邀苏轼过桥去题字山壁，苏轼谢不敢，诗曰：“犹有爱山心未至，不将双脚踏飞梯。”

章惇说：“你不去，我去。”他平步过桥，乘索挽树，摄衣而下。以黑漆濡笔，在石壁上书大字曰：“苏轼章惇来。”再照样攀绳拊树而还，神色不动。苏轼拍拍章惇的背脊道：“子厚他日必能杀人。”

“为何？”惇问。

“能自判（拼）命者，即能杀人。”轼答。

苏轼既不敢过桥，遂与诸人向潭北循黑水而上，至南寺，以章惇远来，留他们在寺午餐，诗有“野馈惭微薄，村沽慰寂寥”句。饭后，章惇等将往渼陂，遂别。

苏轼还至岐山，与文同相遇于岐下。文同，字与可，梓州梓潼人，他们是西蜀的同乡。与可长得眉清目秀，而志气方刚，淡泊名利。他是画竹的名家，倾谈之下，苏轼称他有四绝，诗一、楚辞二、草书三、画四，为作《文同画竹赞》。与可向人说：“世无知我者，惟子瞻一见识吾妙处。”自此订交，以后相见之日虽不多，却成为死生不渝的好朋友。

治平元年八月，西夏又大举犯边，入寇静边寨，围童家堡。仓猝之间，朝廷暂以当地的转运使摄帅事，而他却与军中的副总管发生严重的摩擦，军无纪律，民心惶恐，沿边各城，风声鹤唳，整个西北边区都为之动摇。

大军云集西边，凤翔为边军的粮秣供应中心，苏轼职掌所在，就日夜忙于“飞刍挽粟，西赴边陲”的任务，疲惫不堪。

幸而朝廷诏以端明殿学士王素再知渭州，自许州移镇平凉，泾原故老互相欢贺，沿边将士听说老将重来，踊跃传呼，从此旗帜鲜明，鼓角欢亮，军容大振。西夏习闻王素威名，闻讯立即撤兵，至素到任时，虏围已解，他不过宴劳将佐而已，而人心大定。

韩琦以派驻陕西的戍兵太多，军粮不足，请科陕西民户，三丁抽一，籍为义勇军，得十四万人。军粮不足而籍民为兵，因为义勇可以不必供食之故。当时的谏官司马光上疏累谏，不听。诏下之日，苏轼便须巡回所属各县，亲自提举这件“刺勇”的大事，而他所亲眼目睹的，则是“愁怨之民，哭声振动”。但这是诏令，地方官责在奉命行事，一点办法也没有。

幸而三年任期届满，苏轼遂于是年十二月十七日罢签到任。宋有“磨勘”之法，文资三年一迁，武资五年一迁，苏轼以磨勘得升官为殿中丞。宋吏，殿中省监、丞各一人，掌奉天子玉食、医药、服御、幄帟、舆辇、舍次之政。其实有官无职，只是衔名而已。

苏轼携家带眷，回开封去，自长安而至华阴，时又寒冬腊月，霪风凛冽，道路泥泞难行，只得全家留在华阴的旅舍里度岁，忍寒苦吟：

三年无日不思归，梦里还家旋觉非。

腊酒送寒催去国，东风吹雪满征衣。（《华阴寄子由》）

四　亡妻·丧父

治平二年（1065）正月，苏轼返京，与父亲和弟弟一家团聚。旋奉诏命，差判登闻鼓院。

这登闻鼓院是谏官组织中的一个单位，隶属于司谏和正言，掌管收受官民投递的章奏表疏，不论是说朝政得失、公私利害，还是理雪冤滥等，皆许到鼓院来击鼓进状，如为告密或检举官吏，并许密封呈进。吏民如有冤屈，都可借此申告，是北宋政制中一个很好的制度。

英宗皇帝自在藩邸，久已习闻苏轼的文名，是时，便欲循唐朝的先例，特命召入翰林，知制诰。

宰相韩琦以为不可，对曰：“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进用，然后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复异辞矣。今骤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适足以累之也。”

英宗说：“且与修注，如何？”

琦对曰：“记注与制诰为邻，未可遽授。不若于馆阁中近上贴职与之，且请召试。”

英宗说：“未知其能否，则试之。如轼，有不能耶？”

韩琦仍然坚持苏轼年少资浅，未经试用，不可骤与侍从之职，最后决定依照一般通例，召试学士院，且与馆职。

殿陛间这番讨论的言语，不免外传，欧阳修还怕执政官中有与韩琦不睦者（暗指曾公亮），借此挑拨是非，所以特地向苏轼解说，苏轼道：“韩公所以于某之意，乃古之所谓君子爱人以德者。”对于韩琦此举，倒是后来的史论家有很多批评，以为韩琦号为名相，但面对杰出异能的人才，仍计寻常尺寸，不能破格擢用，认为他太官僚化了。

二月，召试学士院。试两篇论文，题一为《孔子从先进论》，一为《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论》，轼复以最高分的“三等”入选，于治平三年（1066）二月乙酉，得以殿中丞直史馆。

宋设三馆——集贤院、史馆与昭文馆，掌管校雠典籍，管理图书等事。馆职首重文才，故试论文，一经入选，便为名流，其职位高者为修撰，次为直馆，再次为校理，卑者曰校勘、检讨等。苏轼作《夜值秘阁呈王敏甫》诗，一时也颇有些许富贵气象：

蓬瀛宫阙隔埃氛，帝乐天香似许闻。

瓦弄寒晖鸳卧月，楼生晴霭凤盘云。

共谁交臂论今古，只有闲心对此君（藏书）。

大隐本来无境界，北山猿鹤谩移文。

苏轼既已回京供职，老父得人随侍，闲居南园已历三年的苏辙便开始活动，三月得为大名府推官。

但至五月二十八日，苏轼忽又逢丧妻之痛。夫人王弗时仅二十七岁，只有一个儿子，还不满七岁。他俩的婚姻生活只有十年，而这十年里面，正是丈夫出外求取功名，家庭残破，离合无常的艰难时期。她在家侍奉翁姑，勤俭谨肃，声闻戚党；到随夫游宦凤翔，深知她的丈夫缺乏社会经验，生性又大而化之，她就专心注意他在外面的每日行事，细心观察与丈夫交往的朋友，以她精明的头脑，帮他辨析人情事理，及时谏诤，避免上当。

王弗夫人的谨言慎行，正是苏轼所最缺乏的修养。她的精明干练，使苏轼对她产生很多依赖，隐然做了丈夫的护身神，而今一旦丧逝，怎不令他痛恸。

父亲也嘱咐儿子道：媳妇从你于艰难，将来，你必须要将她葬在其姑之侧。这在当时的家族观念里，是一种崇尚与敬爱的表征。所以苏轼作《亡妻王氏墓志铭》说：“君得从先夫人于九泉，余不能。呜呼哀哉！余永无所依怙。君虽没，其有与为妇，何伤乎？呜呼哀哉！”

苏轼对夫人王弗的敬爱，也永远不衰。后十年，熙宁八年（1075）的正月二十日，他在密州梦见夫人，犹是凄切难遣，作《江城子》词：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六月初六，殡王夫人于京城之西，后来运柩回籍，葬于翁姑茔墓之西北八步。

这些年来，苏氏的家运实在不好，死亡相继，骨肉凋零，苏洵《极乐院造六菩萨记》说：“自长女之夭，不四五年而丁母夫人之忧。……其后五年，而丧兄希白（苏澹），又一年而长子（景先）死，又四年而幼姊亡，又五年而次女卒。至于丁亥之岁，先君（父苏序）去世，又六年而失其幼女（嫁程之才之八娘），服未既，而有长姊之丧。悲忧惨怆之气，郁积而未散。”越四年，轼、辙兄弟又丁程太夫人之忧，所谓“三十年之间，而骨肉之亲零落无几”，这也是促使老苏誓去远游四方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曾不几年，丧母之后，苏轼又悼妻亡。距妻亡十一个月，治平三年（1066）之四月，老父忽又疾革，二十五日逝世，享年五十八岁。苏洵所编礼书，甫经脱稿，由欧阳修领衔，与礼官李柬之、宋敏求、陈绎、李育、姚辟、苏洵等联名奏上，尚未得报；而私撰《易传》，亦未完稿。临终前，苏洵遗嘱两件大事：“未完成的《易传》，希望他们两兄弟续写成书；兄澹（希白）过世得早，子孙未立，要他们照顾；妹嫁杜氏，死而未葬，要轼负责葬事。”苏轼涕泣受命。后于熙宁元年遵遗命为这个杜氏姑母茔葬于眉山，又当他官可荫补亲族时，奏请荫补大伯父（苏澹）的曾孙苏彭，都决定于这个时候。

苏洵逝世事，奏闻于朝，英宗诏赐银一百两，绢一百匹。苏轼辞赐银绢，为父求赐官爵。六月九日诰赠光禄寺丞，同时特饬有司备具船只，载送灵柩归蜀。

韩琦、欧阳修各致厚赙，均辞不受。

据欧阳修所撰墓志，苏洵的著述有《文集》二十卷、《谥法》三卷、又《易传》未成。另见于其他著录者则有《洪范图论》《皇祐谥录》（《宋史·艺文志》）及《批点孟子》二卷。

六月，兄弟扶护父亲的灵榇和王弗夫人柩，一舟两棺，自汴入淮，溯江而上。

至江陵，初识他夙所敬佩、风骨嶙嶙的刘挚，其时他为江陵府的观察推官；在途中又与史馆的同事李师中相遇，其时师中方欲出守凤翔，赴任中山。

兄弟护丧还乡，遵礼在家守制。治平四年八月，合葬父母于武阳（彭山）县安镇（蟆颐）山之老翁泉；同时葬王弗夫人于其侧。

家居无事，苏轼在整理旧书中，发现父亲疏写数纸祖父（苏序）的事迹，似乎是想要写篇行状而并未完稿的残篇，于是决定代他父亲了此心愿，撰《苏廷评行状》。然后又将这篇行状抄录副本，写了信托人携交曾巩，求撰墓碣书。《曾南丰集》有《赠职方员外郎苏君墓志铭》，即是轼所求文。

居丧期间，听了许多道家的神秘故事，也看了不少名画，他的族兄僧惟简从成都来看他，以苏辙所得的河朔兰亭拓本交他带回寺去刻石，并为作跋。苏轼在凤翔所购得的四扇吴道子画四菩萨真迹的门板，这次也带回家来，就代他父亲施舍给惟简的庙中，要惟简造一大阁，专藏此画，且绘苏洵像于其上，以为永念。造这大阁预算需钱百万，苏轼认捐二十分之一。

熙宁元年（1068）七月除丧。十月，苏轼续娶王弗夫人的堂妹王闰之为继室。闰之夫人字季璋，青神县王介（君锡）的幼女，其弟王箴（元直）于苏轼前次母丧归乡时，两人尝同坐在庄门前吃瓜子炒豆者，现在则已长大，时从苏轼问学。

十二月，轼、辙兄弟再度携同家属还京，将乡中祖坟的修护照看，田宅的出纳经纪，亲戚家的酬酢等事，委托了老邻居而又总角之交的杨五哥（济甫），如遇大事，则要堂兄子安做主。

同乡的父执辈王淮奇（庆源）、蔡褒（子华）、杨宗文（君素）来送行，蔡褒在他纱縠行的老宅中为种荔树一棵，说待荔树长大，望能见他回来。

但是苏轼此去，过了二十二年，他还在杭州任上，不能还乡，《寄蔡子华》诗，无限惆怅：

故人送我东来时，手栽荔子待我归。

荔子已丹吾发白，犹作江南未归客。

五　荆公变法

宋代继承天下于唐之安史、黄巢之乱，五代十国的军人割据之后，国家经历长达六十余年的分裂和战争，民穷财尽，积弱已深，而开国不到二十年，外患又起，初受北方契丹族辽人的入侵，一败于高梁河，再败于歧沟，大小八十一战，宋只胜了太原一仗。太宗两次亲征，被辽兵包围，仅得身免，而股为箭伤，每年都要发病，自此签订了不平等的“澶渊之盟”，年输大宗币帛，暂得相安。

不料羌夏又崛起于西北，他们以游牧民族强悍的骑兵，环伺边境，年年入侵。沿边地方，遭受扫荡式的洗劫、掳掠和破坏，政府不得不在沿边设置重兵，又须消耗极大的军费和补给。后来虽稍平靖，但是宋朝每年均须输与白银一百二十五万余两，其他庆节、聘问、赂遗近幸诸费，几是正额的一倍。似此敲骨吸髓的剥削，使原本疲弱的国力，不但没有休养生息的机会，更是斫伤日甚，几至衰竭的困境。

何况辽居上游，俯以临宋，夏与辽结，托以自重，掎角之势已成，宋朝腹背皆是强敌，这是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而年轻有为的神宗皇帝，适于是时践祚。

神宗赵顼，是英宗的长子，母为宣仁太后高氏，生于濮王府邸，嘉祐八年始侍英宗入居庆宁宫，隆准龙颜，仪表英伟，治平三年（1066）十二月被立为太子，四年正月正式即位。

神宗在藩邸时，留心国事，已知民穷财困，军政敝弛的情况，有志于富国强兵，而深患历来的执政皆非其人，譬如“濮议”，只是讨论如何尊礼他的祖父一事而已，无关国计民生，但是朝臣聚讼纷纭，数年不决，舍大论小，心里甚不谓然。

神宗好学深思，即位后，更欲奋发有为，心里隐藏着一段国恨家仇，曾于滕元发（范仲淹的表弟）陛见时，因他向以熟谙兵学出名，所以留他长谈天下事，语及北辽，神宗说：太宗自燕京城下兵败，被北虏穷追不舍，仅得脱身。行在服御的宝器，都为所夺。随行的宫嫔，皆沦陷虏中。太宗股上中了两箭，每年都要发病，其崩，也是箭创复发之故。像这样的不共戴天之仇，我们还要年年捐献金帛以事之，为人子孙者，应当这样的吗？

言下，不禁唏嘘哭泣起来。

宋太祖对于唐及五代藩镇之祸，亲身体验，非常警惕，所以建国之初，竭力裁抑兵权，建立一个文治国家，是其基本政策。文彦博对神宗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就是说明宋代行士大夫政治的特性。

士大夫十有九为文章之士，果于有为者少，乐于无事者多，尤其是出身高门华族的子弟，更缺乏淬厉奋发的志气；而且表面上国家承平百年，大家也就耽于苟安，但求逸乐，因而形成非常保守的政治风气，民心士气，也一样萎靡不振，这是神宗所不满意的现实。苏轼也说：

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杰之士，务以其所长，角奔而争利，惟恐天下一日无事也。是以人人各尽其材，虽不肖者，亦自淬厉而不至于怠废。……天下既平，则削去其具，抑远天下刚健好名之士，而奖用柔懦谨畏之人。不过数十年，天下靡然无复往时之喜事也。于是能者不自激而无以见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废而无用。当是之时，人君欲有所为，而左右前后皆无足使者，是以纲纪日坏而不自知。（本集·策略第四）

神宗所面对的现实，就是这样一个墨守成规、无人乐有作为的朝局。神宗首先试探几个老臣。

一日，对文彦博说：“天下敝事甚多，不可不革。”

彦博对曰：“譬如琴瑟不调，必解而更张之。”但他并无具体建议。神宗认为国家当前最大的困难，在于欲举兵而兵不足，欲足兵而饷不济，所以“政事之先，理财为急”。过了几日，又试探他说：

“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大臣宜共留意节用。”

神宗的心事，不便直讲，恐怕引起敌国注意，只好说“养兵备边”。文彦博的对答，就更不着边际。

四月，知汝州富弼入见，神宗与他从容坐语，竟至日昃。帝问以治道，富弼知道皇帝锐于有为，对曰：

“人君好恶，不可令人窥测。可窥测，则奸人得以附会其意。陛下当如天之鉴，人之善恶皆所自取，然后诛赏随之，则功罪无不得其实矣。”

久之，帝又以当前大事为问，则对曰：

“陛下临御未久，当先布德泽，愿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赏边功，干戈一起，所关祸福不细。”帝默然良久。

环顾盈廷朝士，几乎无人可以与言大计。神宗苦闷之中，马上想起一个夙所闻知，“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的王安石来。

在当时的政治社会里，大家心目中的王安石，是个馆阁之命屡下，辄辞不起的高士，朝廷数欲授以美官，他都辞不应召。嘉祐时，来朝为知制诰，未及大用，又因母丧而出居江宁，韩维和吕公著和他比较接近，非常佩服他的品德和学问，逢人便为称扬。北宋官场里面，人人勇于猎官，争权夺利，视为本等，像王安石这样耿介自重的人，实所罕见，使国之大老如富弼、文彦博、韩琦、司马光等都视之为“圣人复出”，非常钦重。

神宗在颍邸，韩维为太子记室，讲书时，如获神宗称许，便说：“此非维之说，维友王安石之说也。”韩维迁官庶子时，又荐王安石自代，因此，神宗对王安石这个名字印象很深，即位未久，便欲召见其人，而安石不至。神宗问辅臣道：“安石历先帝朝，屡召不赴，人以为不恭；现在召又不至，果真是病还是有所要求呢？”

其时左相韩琦专权，右相曾公亮很不服气，他就趁这机会力荐安石，想用他来离间韩琦，遂对曰：“安石真辅相材，必不欺罔。”

韩琦求去，以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对，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然卿去，谁可属国者？王安石何如？”

韩琦对曰：“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

于是召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安石迟迟其行，六七个月后，才到閤门报到。熙宁元年（1068）四月，越次召对。

帝问：“治国以何者为先？”

安石对曰：“择术为先。”

帝又问：“唐太宗如此？”

安石对曰：“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繁，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晓，以为高不可及耳。”

帝曰：“卿可谓责难于君，朕自视眇躬，恐无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辅朕，庶同跻此道。”

接着一日，讲席终了，群臣告退，帝独留安石坐，说：“有话欲与卿从容谈论。”接下去说道：“唐太宗必须有魏徵，汉昭烈必须有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但魏徵、诸葛，都不是随时可有的人物。”

安石对曰：“陛下诚能为尧舜，则以天下之大，人民之众，百年承平，学者不为不多，而虑无人助治，是陛下择术未明，推诚未至。即有贤者，亦将为小人所蔽，卷怀而去。”帝曰：“何世无小人，虽尧舜之世，亦不能无四凶。”“惟能辨四凶而诛之，此所以为尧舜！”

安石退而进《百年无事札子》，论曰：“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伏惟陛下知天助之不可常，知人事之不可急，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这番话，针对神宗亟欲有为的兴奋心理，发生极大的作用。越日，遂再召安石问曰：“卿条陈众失，想必已一一有所经画，试为朕详言设施之方。”

安石对曰：“天下风俗法度，一切颓坏，在于廷臣。庸人则安习故常而无所知，奸人则恶直丑正而有所忌，有所忌者创之于前，而无所知者和之于后，虽有昭然独见，恐未效功，早为异论所胜。陛下诚欲用臣，恐不宜遽，谓宜先讲学，使于臣所学本末不疑，然后用之，庶粗有所成。”

神宗对于当时的保守政风及那些老成的旧臣，本不满意，一听安石变风俗、立法度的新论，有深得我心，契合非常之感。这情形，很像秦孝公之得商鞅，刘备之见孔明，君臣遇合，如鱼得水。

自此，神宗专任安石，而安石之主张变法，也确为时势之所急需。强敌压境，外患严重，幸无战争，但须年付北辽和西夏无穷的需索，割地献金，了无餍足。而庙堂内外，泄沓成风，人皆安于无事，不乐有为。按照实际，大宋帝国到这时候，早已民穷财尽，国用空虚，军备政事两皆窳败的衰颓局面，再不及时振奋求变，则未来的命运，恐怕就不堪设想了。

所以王安石倡言变法之初，朝中重臣莫不对他高远的理想寄以厚望，也都钦佩他那任劳任怨的政治勇气与抱负。不幸他自视过高，而个性又非常偏执，满朝臣士，在他眼中，不是庸人，就是奸人，目无余子，而独行其是。譬如与人论政，难免两议不合，他就当面骂人：“公辈坐不读书耳。”有人提出与他相异的意见，他就一概诋之为“流俗之见”。甚至对神宗说：“陛下要以先王正道，胜天下流俗。故与天下流俗，相为轻重。流俗权重，则天下之人归流俗；陛下权重，则天下之人归陛下。”

安石既目盈廷朝士皆为流俗，则这番话不啻是教皇帝与群臣对立。这种绝对排斥他人的态度，使人人对他不满，如御史中丞吕诲说他“好学而泥古，不通世务”；参知政事赵抃、唐介说他“难当大任”；侍读孙固认为他“狷狭少容”，没有宰相的度量。

然而神宗仍欲付以大政，对安石说：“人皆不能知卿，以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

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

帝问：“卿所设施，以何为先？”

安石说：“末世风俗，贤者不得行其道，不肖者得行无道，贱者不得行礼，贵者得行无礼。变风俗，立法度，最为方今之所急。”

安石更揭橥“人主制法，而不当制于法。人主化俗，而不当化于俗”的大原则，来坚定神宗的信心，神宗也决心付与大政。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遂除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开始执政。这个月里，苏轼、苏辙兄弟刚刚回到汴京。

安石在朝，得皇帝的专任于上，独行其是，大家只好暂时缄默，而整个行政中枢，几成瘫痪，只有王安石一人，在唱独角戏。当时人说中书省里的人物，有生老病死苦之分，盖指王安石生，曾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赵抃苦。

安石执政，神宗首从其议，诏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以安石与知枢密院陈旭（升之）共领其事。

宋朝本有三司使之设，包括户部、盐铁与度支三使，掌理全国财赋，而王安石所另设的这个制置三司条例司，其范围为“掌经画邦计，议变旧法”，实为一个最高国策的企划机关。这个议变法、定国策的组织，却以财经组织的形态而成立，则新法的目的，完全侧重财政需要，已经十分明白。宋朝老百姓的税负甚重，熙宁时全国的岁入，比唐代已经高出二三十倍，生产总额的增加有限，哪里还有增税的余地？如要在此之外设法搜括，其流于聚敛，实为必然的趋势，而聚敛造成民生的痛苦，也是持重的旧臣群起反对之最大原因。

苏轼还朝，依例请求注（派）官，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这官告院属于吏部，掌管官吏和将士的勋封、官告等事务。一般来说，这是一个储才之地；对苏轼来说，则是被投闲置散，所谓职务，不过司官方辞章的撰制而已。

苏辙到京后，闻神宗有“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之语，因以上疏曰：“所谓丰财者，非求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事之害财者三：一曰冗官，一曰冗兵，一曰冗费。”疏上，神宗批付中书说：“详观疏意，知辙潜心当世之务，颇得其要，郁于下僚，使无所伸，诚亦可惜。”即日召对延和殿，亲任为新设立的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检详官。神宗面命，辙不敢辞。

安石又起用章惇为三司条例官，曾布检正中书五房公事，推荐吕惠卿同为条例司的检详文字。

惠卿，福建泉州人，自真州推官秩满入京，与安石论经义，大蒙赏识，即加延揽。从此事无大小，安石皆倚惠卿为主谋，凡所建请章奏，亦都由惠卿主稿，而苏辙与他却常议论不合，时生龃龉。

安石被命执政，御史中丞吕诲首先发难，袖章弹劾。当时司马光还说他：“众喜得人，奈何论之。”吕诲说：“安石虽有时名，然好执偏见，轻信奸回，喜人佞己，将败国事。”疏上，神宗不听，还其章，遂求去，出知邓州。

熙宁二年（1069）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使薛向主其事。均输本以“从贵就贱，用近易远”调节物资，平定物价为主，用意很好。不过此事如由政府来做，不免有官营买卖、与民争利之嫌，诚如苏轼所言：“虽不明言贩卖，既已许之变易，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未之闻也。”苏轼更说，若官吏更从此中贪黩，则商贾之利未必可得，而整个政治风气，却将为之败坏。（《上神宗皇帝书》）

知谏院范纯仁奏言王安石变祖宗法度，掊克财利，民心不宁。又进所作《尚书解》，阐明尧舜禹汤文武的行事。神宗亟于求治，轻易延见小臣，纯仁谏曰：“小人之言，知小忘大，贪近昧远，愿加深察。”及均输法行于六路，纯仁奏曰：“陛下欲修先王补助之政，今乃效桑弘羊均输之法，掊克生灵，敛怨基祸。”疏中攻击王安石“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异己者为不肖，合意者为贤人。……人才不可急求，积弊不可顿革。倘欲事功急就，必为𪫺佞所乘”。神宗留章不下，纯仁只好求去。其后，侍御史刘述、刘琦、钱顗劾奏安石，皆被遣出。

朝廷从制置三司条例司之请，派遣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八人分赴各路，视察农田、水利和赋役。苏辙深知这八位专使分赴各路，必将力求民间余利，设法聚敛，以迎合上意，民不堪命矣，而众莫敢言。苏辙往见本司另一长官陈旭（升之），向他陈说，从前嘉祐末年，朝廷遣使宽恤诸路，尚不免造事生非，还奏多不可行，为天下笑，现在又何以异于曩时。希望他能加以阻止，而陈旭不敢言。

安石拟变常平广惠仓法为放贷青苗，与吕惠卿商议定案后，拿出一本小册来给苏辙，苏辙研究后，列举种种理由，大加反对，安石当时说：“君言诚有理，当徐思之。”

一个多月后，京东转运使王广渊来说：“放青苗钱，年可获息甚巨。”安石就决定付诸实行。苏辙上书力争，触怒安石，将加以阻挠之罪，幸陈旭解救，才得无事，苏辙只得求去，上疏言：“每于本司商量公事，动皆不合。臣已有状申本司，具述所议不同事，乞另除一合入差遣。”

皇上问曾公亮该如何安置苏辙。曾对曰：“可堂除差遣。”帝从之，诏除河南府留守推官。

实施新政的最高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现在已由诡诈善辩的吕惠卿当家，而一切新法的草拟，安石说个纲要，都由曾布斟酌条目，编为法典。其他如辩驳反对派的议论，解析法理以坚定皇帝的信心，也都由曾布主稿，他是新政派的理论家。

在吕、曾二人的翊赞下，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法，于短短的两三年间，相继兴作，令行天下。

王安石新政后面，不能说没有高远的理想。如方田、青苗、均输、市易，原是想要造成一个裁抑兼并、上下富足的社会；如保甲制度，为想造成一个兵农合一、武装自卫的社会；如兴学校、改科举，为要造成一个开明合理、教育普及的社会：都是适应时代要求的革新措施。问题在于操之过急，流弊自生，而“徒法不能以自行”。王安石最大的失策，始因于他的性格之“举一偏而尽沮公议，因小事而先失众心”。像推行新法这样的大事，经纬万端，人事上的助力非常重要，而他却刚愎自用，不惜牺牲本来很好的关系，如欧阳修、富弼是竭力掖进他的前辈，司马光是同辈中的好友，程颢、苏辙且都与他共事，他都轻予放弃。而失败则在于“所用非人”，君子不愿与他合作，则小人就乘虚而入，人言安石独善柔佞逢迎之辈，其实也是事势使然。史言：安石秉政时期，“忠厚老成者摈之为无能，狭少儇辩者取之为有用；守道忧国者谓之流俗，败常害民者谓之通变”。这说法固然有点偏颇，但是后来事情证明，“法非不良，而吏非其人”。熙宁变法的失败，这是最大的症结。

六　党争的发端

熙宁元年（1068）十一月，将举行郊祀，执政以河朔伤旱，国用不足，乞请南郊勿赠金帛。帝召学士会商，司马光说：“救灾节用，常自贵近始，可听也。”

王安石则以为：“大臣不能，当辞职，不当辞禄。国用不足，是由于未得善于理财的人才之故，徒节用为无益。”

司马光曰：“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而已。”

安石答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

光愤然道：“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此是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见武帝之不明耳。”

这次御前会议的争论，是这两个时代巨人观念对立，第一次发生的直接冲突。

王安石抱有极大的理想，要富国强兵，以救国家贫弱，所以认为区区节用，无济于事，而司马光则是实事求是的稳健分子，认为养民乃治国之本，夺民所有，官未必富而民乃先贫，远不如节用以积余财，培养本源，徐徐取用。

王安石与司马光，品德学问，都是当代第一流人物，同负社会重望，但是两人的学术背景和政治思想，却又完全不同。荆公是经学家，著作有《三经新义》，他是个高调子的理想主义者，所以诵述尧舜，执持周礼，他所要实施的新法，都从古制中传承而出。如青苗法自比于《周官》的泉府；免役法本于《周官》；保甲之制，起于三代的丘甲；市易法则如周之司市、汉之平准。他认为宋代开国百年，至今贫弱已甚，但幸天下无事，正宜及时讲求正道，本诸先王之意，变更法度，为富国强兵之计。

而司马光则是史学家，所以编纂《资治通鉴》，他是个标准的经验主义者，以为生今之世，时与古异，三代的古制，极不适用于今日。所以他主张有选择地承袭近代汉唐相治的法制，仍须按照实际利害，逐步改良应用。

温公认为仁义是治国之本，有为之政，往往背义而言利，利国者未必不病民，他更不信王霸之辨，认为治道“不过使百官各称其职，委任而责成功；养民不过轻租税，薄赋敛，已逋责而已”。

这两个政治思想绝对相反的人，同在政府，形成尖锐的对立。宋代实行士大夫政治，而士大夫政治本质上就含有政党政治的特性，于是王荆公成了革新派的领袖，司马光做了守旧派的代表人物。如从地缘关系来看，安石新政，代表南方知识分子开明进取的精神，而司马光则代表北方人稳健和保守的传统。

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开始执政，请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司马光甚不以为然。一日，光侍讲席，讲述曹参代萧何的史事，从而论及变法，安石的左右手吕惠卿起而辩驳，两人竟在御前争论起来。

司马光说：“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公卿侍从皆在此，愿陛下问之。三司使掌天下财，不才可以罢黜，不可使执政侵犯它的职权。今又置三司条例司，是为什么？”

惠卿语塞，就掉转头来对司马光做人身攻击，声色俱厉，纷訾不已。皇上说：“相与论是非，何必如此。”

既罢讲，司马光气貌温粹，而吕惠卿则怒气冲天，过了许久，还说不出话来。

旁观者道：“一个陕西人，一个福建仔，怎生厮合得着。”

当时反对新政的元老旧臣，如张方平、范镇、富弼、司马光等，都很器重苏轼的才华和人品，也都欣赏他的议论，鞭辟入里。盖因苏轼为学，基于传统的儒学，比较守旧，他的政治思想，以“人性本善”为出发点，认为道德乃人性之根本，政治不过用以矫治人类后天的浇薄，所以道德与政治必须相辅而行，才成治道之大备，故上皇帝书曰：

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浅，而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与贫。

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富且强，不救于短而亡。

他在新政“富国强兵”的目标上，加上了一顶道德风俗的大帽子，这不但是急求有功的王安石所不愿闻，也与神宗的愿望南辕而北辙。

新政的重点，在于富国，是要以政治的强制力量来达到充裕府库的目的。君相之意如此，奉行的官吏就变本加厉，唯利是图，使青苗法变成强派的“必借之债”，免役法使贫民不免于追逋，保甲法使农民不得安于畎亩，市易法成为不肖官吏的市利之具，不但流为“聚敛”，甚至不惜严刑以求利，斫丧国本，为害甚烈。苏轼道：

夫兴利以聚财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福。省费以养财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何以言之？民者国之本，而刑者民之贼。兴利以聚财，必先烦刑以贼民，国本摇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赏。

安石推行新政，为环境所驱迫，因习惯之推移，为欲迅赴事功，不惜用刑赏来推动新政的施行。奉行的官吏，莫不畏刑乐赏，就不择手段以更重的严刑酷罚，来压迫小民，贯彻法令。安石这样的做法，使他倾于法家的唯法主义而不自知，使原已困穷不堪的生民家破人亡而不恤。

苏轼对法家的攻击，更是激烈，他说：

古之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阔，老成初若迟钝。然终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

服膺儒学的苏轼，自少反对法家，在凤翔作《石鼓歌》，初见其端，后作《志林》中有一节，“商鞅用于秦”，更说：“商鞅以苛法治秦，桑弘羊以理财佐汉，二子所操皆‘破国亡宗’之术。后世虽谬加称道，而自君子视之，二子之名如‘蛆蝇粪秽’，言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

苏轼坚决反对新法，针对时事，特别攻击“聚敛”和“法家”两端，在当日保守派的议论中，确实具有代表性的作用和地位。而他的语言文字，又那么愤激，含有非常强大的煽动力量，足以风动四方，元老重臣们或多或少会受他言论的影响，馆阁清流间不良舆论之所以形成，新政派也有理由怀疑是苏轼鼓动起来的。

安石对三苏的为学，本来存有甚深的偏见，认为苏氏所学是春秋战国时代的霸术，正是他所倡导的王道政治之正面敌人，所以一提到苏氏，总认为他们都是“纵横策士之流亚”，表示不屑的态度。

当苏辙辞去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检详官时，神宗有意用苏轼来接替这个位置，以此就商于安石：“苏轼如何？观兄弟俩的学问，颇相类似，可使代辙否？”

安石对曰：“轼兄弟大抵以飞钳捭阖为事。”

神宗问：“如此则正宜配合时事，何以反为异论？”

“轼兄弟学本流俗，朋比沮事，如朝廷不行先王正道，才合这班流俗朋比者的心意。”安石的悻悻之情，如闻声口。

不久，神宗对司马光说：“谏官难得，卿为朕择其人。”司马光退而举苏轼、王元规、赵彦若三人。安石立即反对道：“与司马朝夕切磋者，即此刘攽、苏轼之徒耳。”

因此，神宗未用司马之荐。

王安石眼中，苏轼是个可恶的游说之士，是反对派领袖司马光幕后的智囊人物。

七　新政暴风

熙宁二年（1069）九月，实施青苗法，引起朝廷内外一片反对的浪潮。

青苗法是用政府籴常平米的本钱，春散秋敛，借与农户，出息二分，本意在于青黄不接时，救济农民的困乏。不料付诸执行，官吏竟将此一优良的社会融资政策，变作政府放债取息，增加库收的工具。二分利息，本已不轻，照韩琦说：“春贷十千，半年之内，便令纳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岁终又令纳利二千。则是贷万钱者，不论远近，岁令出息四千。”则政府竟自成了盘剥重利的高利贷，难怪范镇要说：“物议纷纷，皆云自古来未有天子开课场者。”

宋代老百姓的租税负担，已经非常沉重，韩琦论青苗，又说：“今天下田税已重……更有农具、牛皮、盐钱、曲钱、鞋钱之类，凡十余目，谓之杂钱。每于夏秋起纳，官中更加细绢斛斗，低估价例，令民将此杂钱折纳。……诸如此类，不可悉举，取利已厚，伤农已深，奈何更引《周礼》，谓放青苗取利，乃周公太平已试之法。”

欧阳修说：“田野之民，安知周公泉府为何物？但见官中放债，每钱一百文，要二十文利耳。若使天下晓然，知非为利，只乞除去二分息，但纳本钱。”

青苗法不但重利盘剥，实行后，产生一个最大的流弊，就是“抑配”，即强迫摊配。原来诏令规定青苗钱的贷放是“取民情愿”则与之，不许追呼、均配和抑勒。而提举使务以多散（放）为功，订立各郡的定额，州郡要达到定额，只能不分贫富，像配给一样强迫借与，又使贫富相保，终于致使贫者还不出钱流散逃亡，富者为之破产。韩琦疏言：“今所立条约，乃自乡户一等而下，皆立借钱贯陌，三等以上，更许增借。借钱一千，纳一千三百，是官自放钱取息，与初诏相违。又条约虽禁抑勒，然不抑散，上户必不愿请；下户虽愿请，请时甚易，纳时甚难，将来必有督索、同保均赔之患。”所以苏轼说：“青苗不许抑配之说，亦是空文。果不抑配，其间愿请人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家若自有赢余，何至与官交易？此等鞭挞已急，则继之逃亡，逃亡之余，则均之邻保。”

从此以后，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每日忙于逮捕积欠官钱的贫户，官厅里则日夜鞭打这些穷人，很多人“因欠青苗，至卖田产、鬻妻女，投水自缢者，不可胜数”。

顾名思义，贷放青苗钱，当然只以农户为限，但官吏为欲邀功，竞争贷放的实绩，城市里本无青苗，也强迫市人接受放款。事闻于帝，神宗便问安石道：“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强与之。”安石勃然进曰：“苟从其所欲，虽坊郭何害。”

其性情的固执，不惜强辞夺理来卫护己见，实已到了不讲道理的程度。如三朝老臣富弼，看到皇帝如此专任安石，自忖无法争得过他，只好称疾求退。神宗问他：“卿即去，谁可代卿者？”弼荐文彦博，帝默然。良久，帝问：“王安石如何？”富弼也默不作声。

张方平极言新法之害，不忍亲见这样的朝局，力求外放。神宗多方挽留，而方平去意甚坚，遂出知陈州。陛辞时，神宗还问：“能复稍留乎？”对曰：“退即行矣。”

方平辟苏辙为陈州学官，二月，辙亦离京，苏轼更是孤单，后作《次韵子由初到陈州见寄》诗，有曰：

旧隐三年别，杉松好在不？

吾今尚眷眷，此意恐悠悠。

闭户时寻梦，无人可说愁。

还来送别处，双泪寄南州。

苏轼是个最不能忍事的人，面对如此的政事，不堪满怀失望，但也无处诉说，就又常常怀念故乡的祖宗坟墓，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实现还乡之梦。

其时，神宗欲用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光固辞不拜。

神宗将这事就商于王安石，安石说：“司马光外托劘上之名，内怀附下之实。所言尽害政之事，所与尽害政之人。而欲置之左右，使与国论，此消长之机也。”

司马光是反对派的领袖人物，王安石不欢迎他，是当然之事，所以更进一层说：“光才岂能害政，但在高位，则异论之人，倚以为重。”

理想主义的人，常常看不起保守人物，认为他连害政的本事都没有，皆是他身边那些异论之徒在掀风作浪，意指苏轼、刘攽等人。

参知政事赵抃，为反对派遣青苗提举官，四出扰民，恳求去位，又出知杭州。

熙宁三年（1070），改诸路更戍法，立保甲法、募役法。

保甲法的目的，是为解决兵制问题，实施兵农合一的制度，籍乡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为保，保丁授以弓弩，教以战阵，是即改“募”为“征”，恢复唐代的府兵旧制而已。

但是宋至仁宗朝时，国家承平已久，势官富户，占地无限，土地渐次集中。失去土地的农民，变成大量的游民。政府将这些游民，收编为军队，资以衣食，才不致扰乱社会。所以宋代的佣兵，国防意义少，救济意义多。

保甲法则放弃了这许多过剩的劳动力，使到处充斥的游民，失掉出路，饥寒所迫，必然流为盗贼。河东、陕西、京西一带，寇贼成群，白昼行劫，则是实施保甲以后，不久就发生的现象。另一方面，征召有业的农民，训练为兵，不得尽力田地，妨碍生产，甚至有不能维持生计，弃家逃亡者。更不应该的是，保甲需要武器（弓弩），政府也不供给，责成他们自购。百姓买一弓，要花千五百钱，买十支箭，要六七百钱，城里有人典当了衣物买弓箭的。保甲五日一教，实在也教不出什么战阵能力来，后来又改为一月教练三天，则更是有名无实了。

宋代原来采用佣兵制，所以人民须服力役，而徭役的负担非常沉重。役别有“衙前”，主官物之供给或运输，以里正、户长、乡书手课督赋税，负催征与偿逋的责任，以耆长、弓手、壮丁逐捕盗贼，以承符、人力、手力、散从给官使奔走，县曹司至押录，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杂职、虞候、拣掏等，各以等第差充。

民户分九等，上四等须给役，下五等可免。役使频仍，生赀不给，老百姓为逃避徭役，土地不敢多耕，骨肉不敢相聚，以免提高户等，即须差役。

募役法又称免役，得据家赀高下，各令出钱雇人代役，合于“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在熙宁新法中，可以算是最适合社会需要的便民良法。可惜执行的官吏，务求役钱增羡，变成聚敛之具。单丁女户，原无力役义务，现在则要担负助役钱，另又在役钱上平添百分之二十的免役宽剩钱，说是备以应付水旱之灾的需要，实是分外的搜括。

唐改租庸调为两税，宋承之，两税中既已包括“庸”（免役钱）在内，再征役钱，不啻庸外增庸。苏轼道：“今两税如故，奈何复欲取庸。”又说：“女户单丁，盖天民之穷者也，古之王者，首务恤此。”而欲致君于尧舜的新政，却“忍不加恤”。至于从役钱再加征二分的宽剩钱，则更是明目张胆的搜括了。

还有一个最大的漏洞，每人出钱多寡，既随家赀高下而定，而家赀高下，又随官吏审定，漫无标准，不但人民巧避失实，而吏缘为奸，或指富为贫，或指贫为富，颠倒混淆，任意敲榨，老百姓真是没有命了。

神宗胸怀隐痛，亟求富国强兵，以御外侮。王安石虽然明知变法大事，决不能速求成效于年岁之间，但至一旦负起实际责任来时，他却不能控制。新制日下，法令滋彰，一法尚未成功，另一法已经颁布，使奉行的官吏都茫然不能省记，老百姓在新政暴风下，只有惶惑或恐惧的份儿，人心浮动，谣言四起。更糟糕的是安石用刑赏来压迫地方官，促令积极推行新政，地方官怕推行的成绩不好，时间落后，自身要遭罪谴，只好不择手段，加倍压迫到老百姓身上去，如再加上胥吏的浑水摸鱼，从中舞弊，则纷扰苛刻，任何良法美意，都会变成残民之具。

新政之来，势如暴风，老臣的反对无用，言官的诤谏不听，“道不同，不相为谋”，他们只好纷纷求退，朝中就换了一批新人进来，如赵抃罢，以韩绛为参知政事；吕公弼罢，以冯京为枢密副使；曾公亮罢，冯京升参知政事、以吴充为枢密副使。至熙宁三年十二月，王安石与韩绛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拜真相之职。

余如知审官院孙觉奉派视察实施青苗的情况，说了“民实不愿与官相交”的实话，坐奉诏反复之罪，贬知广德军；御史中丞吕公著反对青苗和任用吕惠卿，神宗怒贬知颍州；知制诰宋敏求、苏颂、李大临为反对安石引荐李定为监察御史里行是破坏法制，坐累格诏命而落职，而天下人壮之，称之为“熙宁三舍人”。监察御史里行程颢、张戬，右正言李常及其他言官薛昌朝、林旦、蒋育等皆因论政触怒王安石，都被罢斥，出为外郡。

熙宁三年（1070）三月，吕惠卿知贡举，苏轼被命为编排官。从这一年起，天子御试，不用诗赋，专考策问，而应考的举子则迎合时势，争言成法的缺失。有叶祖洽者，邵武人，对策中竟说：“祖宗法度，苟且因循，陛下当与忠智豪杰之臣，合谋而鼎新之。”考官宋敏求、苏轼都欲将此卷黜落，而主考官吕惠卿却擢为第一。

苏轼大为气愤，以为朝廷今年殿试，专考策论，目的本在咨访治道，而结果则是士登甲科者，多以谄谀得之，而叶祖洽尤其荒谬，诋祖宗以媚时君，竟然大魁天下，何以正风化？退而自作《拟进士对御试策》一题，进呈皇上曰：“臣恐自今以往，相师成风。风俗一变，不可复返。正人衰微，则国随之。”

他以拟作的策论，极言时政。一曰：“今陛下使两府大臣侵三司财利之权，常平使者乱职司守令之治。刑狱旧法，不以付有司，而取决于执政之意；边鄙大虑，不以责帅臣，而听计于小吏之口。百官可谓失其职矣。”二曰：“事有决不可欺者，苟有其实，不敢辞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谓之放债取利，可乎？……则使二三臣者，极其巧辩，以解答千万人之口。附会经典，造为文书，以晓告四方之人。四方之人，岂如婴儿鸟兽，而可以美言小数眩之者。”最后，他提出郑重的警告：“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输之策，并军搜卒之令，卒然轻发，又甚于前日。虽陛下不恤人言，持之益坚，而势穷事碍，终亦必变。他日虽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复自信乎！”

苏轼向神宗直言，目前正是一个危险而黑暗的时代，形容当前的情况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危境，他说：“臣愿陛下解辔秣马，以须东方之明，而徐行于九轨之道。”

疏上，神宗仍是取这状文给王安石看。安石说：“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又以不得意之故，其言遂跌荡至此。”

苏轼亦自知位微言轻，不足挽救危机，再去求见宰相曾公亮，希望他能挺身出来，救国救民。殊不知安石请置条例司，更张政事，曾公亮初曾大力支持，现在虽已悔恨，也不能说话了，所以御史们每到中书论事，他都俯首无言。苏轼对他满腔热望，只得到公亮一句话：“上与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

在这一片新政排斥的浪潮中，馆阁同人中有很多朋友被放外任。旧例，同舍在饯行席上，通行分韵赋诗为别。苏轼满腹牢骚，无法克制，就不免在那些诗上发泄他的苦闷。

钱藻，字醇老，杭州钱武肃王的后裔，为人清谨寡过，治事简静，人称长者，以秘阁校理出守婺州（今浙江金华）。苏轼很羡慕他得遂所愿，避开这变乱嚣杂的都城，一方面又可惜这么一个品学兼优的人，不在天子左右而远去地方。青苗法行，做州长官的恐怕免不掉要日以敲扑鞭笞老百姓为专职了。诗曰：

子行得所愿，怆恨居者情。

吾君方急贤，日旰坐迩英。

黄金招乐毅，白璧赐虞卿。

子不少自贬，陈义空峥嵘。

古称为郡乐，渐恐烦敲搒。

临分敢不尽，醉语醒还惊。

刘攽，字贡父，与苏轼往来密切，非常交好，时为馆阁校勘。他与安石，本是旧友，而性好谐谑，居常要开安石玩笑，安石对他早已心有芥蒂。

安石当政，骤行新法，贡父反对青苗，贻书劝止，书中说：“介甫为政，不能使民家给人足，无称贷之患，而特开称贷之法，以为有益于民，不亦可羞哉。”他又说，历史上皇甫镈、裴延龄之聚敛，商鞅、张汤的变法，没有一个人是有好下场的。安石大怒，斥为泰州（今江苏泰州）通判。苏轼作诗送行，便劝他少说话，多饮酒：

君不见，阮嗣宗，臧否不挂口。

莫夸舌在齿牙牢，是中惟可饮醇酒。

读书不用多，作诗不须工。

海边无事日日醉，梦魂不到蓬莱宫。

…………

这首诗，显然是对言论获谴，提出抗议，当时即被众所传诵。苏轼后与刘攽在扬州重遇，作诗曰：“去年送刘郎，醉语已惊众。”殊不知凡此均是祸根。

早几年，有件司法案子引发争议。登州太守许遵（仲涂）上州狱，以该州妇人阿云伤夫一案，照犯杀伤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判处，请从减论。安石时为翰林学士，帝命与司马光合议。安石主以许遵为是，司马光则持异议，认为妻子伤夫，悖逆伦常，不可轻减。当时的宰相富弼、曾公亮都同意司马光的看法，而审刑院大理寺官齐恢、王师元、蔡冠卿从法的立场，也认为许遵的原判不当，参政唐介与王安石数于帝前争论，相持不下。

至安石参政，催促结案，于是吕公著、韩维等就遵照安石的意思定谳，而大理官齐、王、蔡等，都因该案被贬外放，蔡冠卿知饶州（今江西鄱阳）。

在当时盛行威胁利诱的政风之下，刚强有骨力的士大夫已经罕见，苏轼推重蔡冠卿的风骨，则曰：

怜君独守廷尉法，晚岁却理鄱阳柂。

欧阳修门下的大弟子曾巩（子固），也被出为越州通判。苏轼在此饯行席上，细数师门人物，不禁感慨丛生。王安石向任外官，并无籍籍之名，因曾巩的介绍，始游欧阳之门，借欧阳的大力揄扬，遂致通显，以至今日的纷纭变局。又念欧阳老师平生求才若渴，所以他门下，贤与不肖，难免混杂，如蒋之奇竟然诬告老师帷薄不修，使他精神上遭受莫大的打击，求为外郡，身体很坏，憔悴不堪。而现在新政中大红特紫的吕惠卿，也是欧阳修于嘉祐二年安石为知常州时，推荐给他，与之为友的。

苏轼将这林林总总的感慨，写入《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诗中，一曰：“醉翁门下士，杂沓难为贤。”又曰：“翁今自憔悴，子去亦宜然。”最后对子固申其同情之意，就说现在当道者，胸襟褊狭，苦无容人之量，而好为大言，故曰：“但苦世论隘，聒耳如蜩蝉。安得万顷池，养此横海鳣。”

苏轼在京师的朋友，虽然很多，但真正气味相投合的，只有文同一人。二人始于凤翔任内，订交岐山，相处的时间甚短；但幸此时，文同被调到京师来做集贤校理，两人同在馆阁，休沐之日，几乎无不相聚一处。

苏轼不随便称赞别人的诗，但对欧阳修诵读文同佳句：“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欧阳笑道：“与可无此句，与可拾得耳！”

盖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文同是画竹名家，他教苏轼画竹，同游净因院，两人合为这座庙宇里新粉的墙壁，画上丛竹枯木，苏轼又徇住持道臻之请，为作《净因院画记》。与刘攽共看文同作草书，“落笔如风，初不经意”，谈诗论画，十分相得。虽然文同为人，与苏轼完全不同，他非常沉静厚重，不撄世故，那时候，京中议论纷纭，文同从不参与一言，在京不到一年，为议宗室袭封事，坚持要照典礼行事，被夺一官（降一级），他就乘此请还乡郡，出守西蜀的陵州。苏轼送行诗说：“夺官遣去不自觉，晓梳脱发谁能收。”将夺官大事，比作早晨梳头，掉落头发一样，不值得计较，非文同的高操，不足以当此语，也只有苏轼豁达的胸襟，才能道出这样的奇句。

文同去矣，热情奔放的苏轼，却一直怀念着文同的静厚，《题赵屼屏风与可竹》云：

与可所至，诗在口，竹在手。来京师不及岁，请郡还乡，而诗与竹皆西矣。一日不见，使人思之。其面目严冷，可使静险躁，厚鄙薄。今相去数千里，其诗可求，其竹可乞，其所以静厚者不可致，此予所以见竹而叹也。

八　上皇帝书

熙宁四年（1071）正月，神宗欲用张琬直舍人院，枢密副使冯京举荐刘攽、曾巩、苏轼三人，同备采择，上不答。

王安石主张改科举，兴学校。

经学家的安石，以为国家设科取士，应以经世之学为主，诗赋无裨实用。他说今之取士，“记不必强，诵不必博，略通于文辞，而又尝学诗赋，则谓之进士。……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虫篆刻之学，以此进至乎公卿；才之可以为公卿者，困于无补之学，而以此绌死于岩野，盖十八九矣”。故欲更改贡举法，并且罢废明经等科。进士科免试诗赋，专考经义论策，以通经有文采者为合格。群经中废《春秋》与《仪礼》，又设新科曰“明法”，试律令、刑统大义等，以待不能应试进士的士子。

神宗并不反对经学，但对此议不能无疑，乃诏下两制、两省、待制以上官，御史、三司、三馆杂议。

苏轼以为“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假使君相无知人之明，朝廷无责实之政，则变更贡举，徒滋纷乱而已，上《议学校贡举状》。

关于立学，苏轼以为自昔庆历年间，朝廷固已诏令各州县立学，而至今惟有空名仅存，如今何必变更，徒费民力，“今之学校，特可因循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于吾世足矣”。苏轼认为取士的准则，最重要的只是德行与文章两项，“德行”不是试场考得出来的，“欲兴德行，在人君者，修身以格物，审好恶以表俗”。如从设科立名以取之，则是教天下相率为伪而已。

就文章来说，确是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但从政事来说，则诗赋、策论，两皆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科取士，不过如是，而且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欲废之”。再说，经传子史，即使真的读通，也无益于从政，何能寄望于粗识大义之人。他说：“今进士日夜治经传子史，贯穿驰鹜，可谓博矣。至于临政，曷尝用其一二。顾视旧学，已为虚器，而欲使此等分别注疏，粗识大义，而望其才能增长，亦已疏矣。”

奏上，神宗悟曰：“吾于此议，本亦有疑，读了苏轼这番议论，意为释然了。”即日召见。

帝问：“方今政令得失安在？即使是朕个人的过失，都可坦白指陈。”

苏轼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

神宗听了，不禁为之悚然。

苏轼所对，与他所上议状中言对照来看，更加明白：“夫时有可否，物有废兴。方其所安，虽暴君不能废；及其既厌，虽圣人不能复。故风俗之变，法制随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强而复之，则难为力。”盖他认为变革是一定要有的，但不能急求有功，揠苗助长。

苏轼的理论是，一切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变更，都须因应时势的需要而逐渐推行，社会的生活和风俗因时变化于先，法律制度跟着革新于后。假如以为法令代表政治权力，六七少年关门制作出来白纸黑字的公文，竟是一帖万应灵丹，足以一笔抹杀宋代百年的积弊，足以强迫改变社会的风俗，这是过分的迷信。人类均有惰性，未必能于旦夕之间信任新制之利，甚或发生疑惧，则就产生顽强的阻力，而至于完全的失败。

神宗求治太急，所以才听言太广。范纯仁也劝谏过不要随便延见小臣，至安石陷于孤立，而事又急需人为时，就引用急功近利之徒，而进人太锐，使整个政治的人事结构，一两年间，面目全非。不但法令滋彰，朝局动荡，且使一向稳定的经济社会，为之骚扰和紊乱。

苏轼慷慨陈辞，使神宗为之悚然动容，稍停，温谕曰：“卿三言，朕当熟思之。凡在馆阁，皆当为朕深思治乱，无有所隐。”

苏轼退朝后，兴奋不已，遂将这次召见经过，向朋友同事说了。事闻于安石，安石不悦。

据说，神宗于召见苏轼后，有意欲用为修起居注，此职是接近皇帝身边的侍从近臣，怎能让反对派的苏轼去做？事为安石所格，因而有“权开封府推官”之命。

关于贡举取士的方法，神宗再与安石商量时，安石对曰：

若谓此科尝多得人，自缘仕进别无他路，其间不容无贤。若谓科法已善，则未也。

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

安石此论，谓人才须从教育扎根，从经义策论甄拔器识之士，原是正论。但他忽略了通明经义，不能期望于急求功名的举子，而经义有无实用价值，更是可疑。历史教育，是直接的经验教育，具有实用价值；诗赋之作，看似无用，但从熟读经史而出。安石的主张，所悬目标太高，往往画虎不成反类犬，此事亦然。

神宗是非常讲究文辞，重视史学的，本意并不以安石的主张为然，朱弁曰：

行中尝与坡言，裕陵晚年深患经术之弊，其时判国子监，因上殿亲得宣谕，令教学者看史。是月，遂以“张子房之智”为论题，上索第一人程文，览之不乐。

坡曰：“予见章子厚（惇），言裕陵元丰末欲复以诗赋取士，及后作相，为蔡卞所持，卒不能明裕陵之志，可恨也。”

由是可见，神宗当看了苏轼的《议学校贡举状》时，所说“意为释然”的话，并非空言，只因安石一再坚持己意，帝才曲从其请。

于是，熙宁四年，诏罢诗赋，罢明经诸科，专以经义论策试进士，同时分置学官，教育州县子弟，次第付诸实施。

其次，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用自所训释的《三经新义》来取士，史言：

初安石训释《诗》《书》《周礼》。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晚居金陵，又作《字说》，多穿凿附会，其流入于佛老，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

王氏的《三经新义》，本自有学术上的价值，但不该颁之学官，使科举变成一种统治思想的工具。宋代士风，揣摹已成习惯，考官既不敢不以《三经新义》的解释作衡文的唯一标准，则天下的举子，别的书都不必看，专诵王氏章句，博取功名，但又并不了解其义。正如从前考明经科的学究，死背注疏一样，根本谈不上开明器识，培养人才。举子既以《三经新义》为猎取功名的利器，就不再读史，对于古今人物及时世治乱之迹，漫无知识。元丰初年，举人试卷中竟然有“古有董仲舒，不知何代人”这样荒谬的程文，闻者以为笑。而安石暮年，也自觉悟其失败，叹道：“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也。”

安石又有《字说》二十四卷之作，笑话更多。

《字说》成书于元丰年间，但他构思历有多年，自言“平生精力，尽于此书”。安石解释字的形意，概照自己的意思，穿凿附会，强为解人。殊不知中国的字体，经历篆隶等等多少时代的变易，但凭东汉以后所存，以偏旁类次的字形，望形生义，从而取解，就不免笑话百出了。一说：

王荆公在熙宁中，作《字说》行之天下。东坡在馆，一日因见而及之，曰：“丞相赜微窅穷制作，某不敢知。独恐每每牵附，学者承风，有不胜其凿者。姑以犇（奔）、麤（粗）二字言之，牛之体壮于鹿，鹿之行速于牛，今积三为字，而其义皆反之，何也？”荆公无以答，迄不为变。

而好谐谑的刘攽则更当面戏弄王安石道：“三鹿为麤，鹿不如牛；三牛为犇，牛不如鹿。谓宜三牛为麤，三鹿为犇。若难于遽改，欲令各权发遣。”权发遣者，宋时公文用语，小官骤得高缺，资历浅不能正式任命者，皆号“权发遣”，故并谑之。

据传，安石曾问苏轼“鸠何以从九”，轼开他玩笑道：“鸤鸠在桑，其子七兮，连娘带爷，恰是九个。”

安石说：“波者，水之皮。”苏轼听了，笑道：“滑者，水之骨。”

又一则说，荆公喜说字，客曰：“霸字何以从西？”安石说：“以西在方域主杀伐。”接着说了一大篇理由。其时另一人说：“霸从雨，不从西也。”安石又随口答道：“为时雨之化耳。”其无定论而好强辩也如此。

所以，《东坡志林》有一则记安石想法太多，有好穿凿的毛病，曰：

王介甫多思而喜凿，时出一新说，已而悟其非也，则又出一说以解之，是以其学多说。尝与刘贡父食，辍筋而问曰：“孔子不撤姜食，何也？”贡父曰：“《本草》，生姜多食损智。道非明民，将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也，故不撤姜食，所以愚之也。”介甫欣然而笑，久之，乃悟其戏己也。贡父虽戏言，然王氏之学，实大类此。

庚辰（哲宗元符三年，轼在海南）三月十一日，食姜粥甚美，叹曰：“无怪吾愚，吾食姜多矣。”因并贡父言记之，以为后世君子一笑。

苏轼被任为开封府推官，据说是有人忌他以小官横议国是，欺他缺乏行政经验，故意坑他。这话不是没有因由，宋人矜重馆职，任馆职者，为国家所储养的英才，为未来公卿贤相的后备人选，惯例是“优予廪禄，不责以吏事”。苏轼本官“直史馆”，且是馆职中的高等，而现在却将繁杂无比的首都地方行政事务，套在他的头上，欲以困之，事实显然。

虽然苏轼并不在乎这些，欣然就任，但是此一出处，决定苏轼终神宗之世，流转在地方官的命运里，不能出头。至于能力，他自有足够的聪明，办事迅捷，决断精明，在任声名很好。

熙宁四年（1071）正月，宫中派出中使到开封府来传谕，要买浙江制作的元宵花灯四千余盏。主办单位调查了市价报上去后，续有诏令“减价收购”，于是开封府就将市上浙灯，全部“拘收”，禁止私买。

苏轼忍不住不说话，上《谏买浙灯状》：

……臣始闻之，惊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窃为陛下惜此举动也。……卖灯之民，例非豪户，举债出息，蓄之弥年。衣食之计，望此旬日。陛下为民父母，惟可添价贵买，岂可减价贱酬？此事至小，体则甚大……

他希望朝廷收回前命。目前外面有很多谣言，士人间传说科场要改期，商人说京城将榷酒，吏忧减俸，兵忧减廪，朝廷并无其事而谣诼繁兴，可见“陛下勤恤之德，未信于下，而有司聚敛之意，或形于民”。所以要请皇上凡遇游观、苑囿、宴好、赐予之类的开支，应饬有司务从俭约。

此状奏上，神宗从善如流，立即诏罢购买浙灯的前命。

苏轼既蒙皇帝殿前温谕，又闻买灯停罢，惊喜过望，北向阙廷，感动得不觉流下泪来。

“为朕深思治乱”这句琅琅玉音，整日盘旋在胸臆间，不能一时或释。自从服满还朝，适逢王安石推行新政，这短短的两年间，政局扰攘，人事剧变，不仅朝局如今面目全非，而雷厉风行的新政，又尽是峻刻的剥削和聚敛，谁都可以预见生民即将遭逢空前的苦难。倘如老百姓的生存权利受到威胁，则后果就不堪设想。西蜀王小波、李顺叛乱的阴影，时时从尘封的记忆中袭上心头，作为一个有良知、有血性的知识分子，怎能不挺身而起、为民请命？

他并非不知道王安石得君之专，以及新政派垄断一切的作风，多少元老重臣，都被迫得相率走避。宋自立国以来，言官向被尊重的传统，也不惜因此破坏。今已台谏一空，苏轼，他只是一个区区八品闲官，怎能拂逆巨龙的鳞甲？倘如不自量力，他将付出何等重大的代价，也是谁都明白的后果。

然而，老百姓自己没有讲话的机会。英明的神宗，求治之心过分激切，不暇冷静思考，九重之内，听不到千家万户的号哭，也看不到老百姓咬牙切齿的冤苦。苏轼则来自田间，原是老百姓中的一分子，彼此血肉相连，痛痒关切，有一种单纯而强烈的感情，对受苦受难的老百姓抱持着情不自禁的同情心，逼得他要挺身出来，“为民请命”。

苏轼内无畏怖，外无所求，皇帝既许建言，他也不能漠视同胞们悲惨的命运，不替天下哀苦无告的老百姓，说出他们的艰难和困穷。假使因此必须要他肝脑涂地，则东汉范滂的影子在他前面，他也有这份道德勇气承受一切，做一个伟大的悲剧英雄，毫不顾虑个人的祸福。

于是，熙宁四年（1071）二月，苏轼撰进长达三千四百余字的《上神宗皇帝书》。略曰：

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

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陛下不以财用付三司，无故又创制置三司条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以万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财。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功，茫如捕风，道路皆知其难。……汴水浊流，不以种稻，今欲陂而清之。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糜帑廪，下夺农时，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于民。……自古役人，必用乡户。今者江浙之间，数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单丁女户，盖天民之穷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鞭挞已急，则继之逃亡，不还，则均及邻保。势有必至，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议者必谓：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陛下坚执不顾，期于必行。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侥幸之说。未及乐成，而怨已起。臣之所愿陛下结人心者，此也。

臣愿陛下务从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爱惜风俗，如护元气。仁祖持法至宽，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故升遐之日，天下归化。今则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俾常调之人，举生非望。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者？……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佞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而民德归厚。臣之所愿陛下厚风俗者，此也。

……祖宗委任台谏，许以风闻。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将以折奸臣之萌也。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世之防，朝廷纪纲，孰大于此。

……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今者物论沸腾，怨讟交至，公议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顾不发，中外失望。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使台谏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万一有小人居其间，则人主何缘知觉？臣之所愿存纪纲者，此也。

三月，朝廷诏令各路监司实地考察“青苗抑配”情形，又将选择三路试办。苏轼续有《再上皇帝书》，他将立条例司、遣青苗使、敛助役钱、行均输法，四海骚动，行路怨咨的情况，譬喻为医生用人的性命来试验毒药，断言道：“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亡随之。”他说：

自古以来，国家存亡寄托在四种人的身上：一曰民，二曰军，三曰吏，四曰士。这四种人的人心一失，足以生变，今陛下一举而兼犯之。

一、青苗、助役法成，则农不安；均输之令出，商贾不行。

二、并省诸军，迫逐老病，而军始怨。

三、内则不取谋元臣侍从，而专用新进小生；外则不责成守令监司，而专用青苗使者，多置闲局，以摈老成，而吏解体。

四、今用事者欲消进士，纯取明经，虽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权，自以为功，而士始失望。

苏轼毅然直指谄谀之人，但求逢迎，不怕欺罔，所以凡是说军心乐于合并，百姓乐于青苗者，都是谗言，皆不可信。最后，他竟直指神宗“人皆谓陛下圣明神武，必能徙义修慝，以致太平。而近日之事，乃有文过遂非之风，此臣所以愤懑而太息不能已也”。这样的话，在那个时代，杀头尚有余辜，苏轼之奋不顾身，固然可惊，而神宗的宽容，尤不可及。

最后他以汉代末年贾充留朝而成晋氏之乱的史事，申言小人之党难去，讽劝神宗勇决。后来事实证明苏轼的预见，终神宗之世，尽是吕惠卿、韩维、曾布、蔡确之流，把持政柄而不能去，即使王安石亦被排挤。

苏轼此一谏稿真迹，经宋室南渡的战乱，仍为冯氏三代所珍藏，陆放翁题跋东坡谏草云：

天下自有公论，非爱憎异同能夺也。如东坡之论时事，岂独天下服其忠，高其辩，使荆公见之，其有不抚膺太息者乎！……

早在苏轼甫登进士第时，欧阳修介绍他的门人晁端彦（美叔）到兴国浴室来访，由是订交，往来甚熟。这期间，端彦即常劝他言语谨慎，苏轼却说：“我性不忍事，心里有话，如食中有蝇，非吐不可。”

还有一次，又谈到这个问题，苏轼说：“某被昭陵（英宗）擢在贤科，一时魁旧，往往为知己。皇上（神宗）赐对便殿，有所开陈，悉蒙嘉纳，已而章疏屡上，虽甚剀切，亦终不怒。使某不言，谁当言者？某之所虑，不过恐朝廷杀我耳。……”

苏轼停顿一下，等待端彦的反应，而端彦默不作声，苏轼浩叹久之，续曰：“朝廷若果杀我，微命亦何足惜！只是有一件事，杀了我后，好了你。”

两人相与大笑而起。

苏轼两上皇帝书，极论时事，即使日常与人聊天，也常讥诮时事时人。文同极不以为然，替他担忧,每每苦口劝诫，而苏轼不能听从。到被出为杭州通判时，文同作送行诗，还郑重叮咛：

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

九　遭诬

神宗是个开明的英主，喜欢听多方面的意见，所以王安石常将外来的地方官，引见皇帝，用以证见新政的成功，坚定皇帝的信心。范纯仁谏勿听信小臣之言，苏轼有听言太广之诤，都是针对这个情形而发。在安石方面，当时反对新政的人太多，很担忧这年轻的皇帝，会被众口动摇，所以竭力劝说神宗，为人主者必须“独断”。有一个独断的君主于上，必然连带产生“专任”的大臣于下，这是王安石巩固新政及其领导地位的一策。

开放言论，众谋国是，在苏轼看来，是比什么问题都重要的先决条件。他要揭破安石“独断”论的企图，限于位卑职小，没有办法进言。适逢开封府考试举人，苏轼被派为考官，就借发策来鼓励正论，以“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公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何也”为问。王安石看到了，认为是讽刺他，非常愤怒。

初，言官群起反对新政，数月之间，台谏一空。一日，安石独对，向神宗进言曰：“陛下知今日所以议论纷纭之故何在？”

帝曰：“此由朕置台谏，皆非其人。”

安石说：“陛下遇群臣无术，数失事机，别置台谏官，但恐如今日措置，亦未能免其纷纷。”

于是安石荐淮南转运使谢景温为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景温不能得官于中朝，以妹嫁与安石之弟安礼，结为姻亲，安石援以为助。

神宗又诏近臣举荐谏官，翰林学士范镇应诏奏举苏轼，可当其任。景温深恐苏轼这个劲敌，一旦当上谏官，必攻新政和新政派的人，遂先发制人，奏劾苏轼前于英宗治平三年丁父忧，扶丧归蜀时，沿途妄冒差借兵卒，并于所乘舟中，贩运私盐、苏木和瓷器。这件劾案，诏下江淮发运湖北运使逮捕当时的篙工水师，严切查问，又分文六路，按问水行陆行所历州县，令向苏轼曾经差借的兵夫舵工侦讯，又查知时任天章阁待制的李师中，其时，曾与苏轼遇于中途，就要他出来作供伪证，故意将这案子，闹得雷厉风行。

师中，字诚之，治平中自广南还京，他曾在史馆与苏轼共事。苏轼扶丧返蜀，师中出守凤翔，道出江陵，曾相邂逅。师中是个光明磊落的气节之士，岂肯为人做伪证。而各地方查问的结果，贩货的事根本子虚乌有，而所谓冒借兵卒一节，只是有几个眉州派出来迎接新太守的兵夫，因便送苏轼至京而已，并无冒差事实。穷治年余，毫无所得。

当景温劾苏案付查之初，声势严厉，似有将兴大狱的模样。范镇上疏为苏轼辩诬，他说：“苏轼于治平中丧父，韩琦赠银三百两，欧阳修赠二百两，轼皆辞谢不受，而现在言官劾他舟中夹带私盐贩卖，能得多少？岂有不受赠银而冒险私贩，博取蝇头小利之理。”

其时，司马光为乞外放，入对垂拱殿，神宗问曰：“王安石素与卿善，何自疑？”

这句问话的背后，显然有安石所说的苏轼在幕后操纵司马，反对新政的此一猜疑在内。司马光就趁势对曰：

“臣素与安石善，但自其执政，违迕甚多。今迕安石者如苏轼辈，皆肆行诋毁，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削黜，但欲苟全素履。”

帝曰：“青苗有显效。”

光对曰：“兹事天下知其非，独安石之党以为是耳。”

神宗说：“苏轼非佳士，鲜于侁在远，轼以奏稿传之。韩琦赠银三百两而不受，乃贩盐及苏木瓷器。”

光凛然对曰：“责人当察其情，轼贩鬻之利，岂能及所赐之银乎！安石素恶轼，陛下岂不知？以姻家谢景温为鹰犬使攻之，臣焉能自保，不可不去也。且轼虽不佳，岂不贤于李定，定不服母丧，禽兽之不如，安石喜之，乃欲用为台臣，何独恶于轼也。”

神宗果然“独断”不悟，“专任”安石如故。熙宁四年九月，司马光罢知永兴军。

是年，诏开贤良方正制科，范镇举荐台州司户参军孔文仲对策，文仲策言九千余字，力论新法不当。宋敏求定为异等，安石大怒，持请神宗御批，令以原官回任。范镇不服，疏争：“文仲草茅疏远，不识忌讳，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为圣明之累。”疏上不报。

于是范镇以“臣言不行，无颜复立于朝”，请求致仕。略曰：

……臣论青苗不见听，一宜去；荐苏轼、孔文仲，不见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认母，坏人伦，逆天理，而欲以为御史，反为之罢舍人，逐台谏；王韶上书，肆意欺罔，以兴造边事，事败则置而不问，反为之罪帅臣；不用苏轼则掎摭其过，不悦孔文仲则遣之还任，以此二人，况彼二人，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其能逃圣鉴乎？

续复极言青苗之害，指责王安石以个人的喜怒定国家的刑责，结曰：“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疏入，安石大怒，执着这份疏状，气得手都发抖，就亲自草制，诋斥范镇，命以户部侍郎致仕，凡所应得恩典，一概削去。范镇谢表说：

愿陛下集群议为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为腹心，以养中和之福。

这话，完全针对王安石而发，天下闻而壮之。苏轼往贺范镇致仕，说：“公虽退，而名益重矣。”

范镇愀然不乐道：“君子言听计从，消患于未萌，使天下阴受其赐，无智名，无勇功，吾独不得为此，命也。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范镇自此日与宾客赋诗饮酒，有人劝他称病，杜门谢客，以防政治迫害，镇曰：“死生祸福，天也。吾其如天乎！”

司马光在永兴军，随又乞判西京留台，屡请不报，最后一疏曰：

……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见不如吕诲，公直不如范纯仁、程颢，敢言不如苏轼、孔文仲，勇决不如范镇。臣畏懦惜身，不早为陛下别白言之。轼与文仲皆疏远小臣，乃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虎狼之怒，上书对策，指陈其失，隳官获谴，无所顾虑，此臣不如轼与文仲远矣。

今陛下惟安石是信，附之者谓之忠良，攻之者谓之谗慝。臣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谓谗慝者也。若臣罪与范镇同，即乞依镇例致仕；若罪重于镇，或窜或诛，所不敢逃。

神宗一再挽留，而司马光去志已坚，最后只好从其所请。既至洛阳，他就从此绝口不谈时事，邀约一批史学者如刘恕、范祖禹等着手编撰历史巨著《资治通鉴》。

被司马光骂为禽兽不如的李定，字资深，扬州人。少年时受学于王安石，熙宁二年由孙觉推荐，以秀州军事判官召来京师，谒谏官李常，常问曰：“君从南方来，老百姓对青苗法以为如何？”定曰：“人民称便，皆大欢喜。”常说：“举朝方共争此事，君莫作此言。”李定往见安石，告知此事，并说：“定但知据实说话，不知京师乃不许说。”

安石闻言大喜，将他引见神宗。帝不次拔擢，命以定知谏院，宰相说：“前无选人除谏官之例。”遂拜权监察御史里行，陈襄奏弹不得，宋敏求以其资格不合，封还词头，翌日自行辞职。依次轮值李大临、苏颂，相继封还，拒不撰告，如此更奏更下，一直换到第七个人，才得通过，而宋、李、苏三人，坐“累格诏命”的罪名，同时落职。马永卿《元城语录》载：“此乃祖宗德泽，百余年养成风俗，公论之不为屈如是，齐太史崔杼弑君，杀三人而执笔如初，何异。”

御史陈荐继起奏劾李定前为泾县主簿时，闻母仇氏死，匿不服丧。诏下淮浙转运使问状，还奏：“李定以父年老，求归侍养，不云持所生母服。”定自信：“实不知为仇所生，故疑不敢服。”盖其生母早为其父所出而改嫁。

宰相曾公亮请饬追服，安石力主不必，且罢陈荐的御史职，改官李定为崇政殿说书，而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复言：“李定不孝之人，不宜居劝讲之地。”并且辞侵安石。李定不能自安，求解职，乃以为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吏房公事。

李定不服出母之丧，到底不是大逆不道的罪行，而全台总攻，满朝讹议者，不过是借李定以反对王安石而已。

恰巧这时候，长安大尹钱明逸奏报：有个从前做过知广德军的朱寿昌，扬州天长人，生七岁，其父朱巽为长安太守时，出其所生母刘氏另嫁，母子不相闻问者五十年，寿昌宦游四方，多方寻母不得。熙宁三年，与家人诀别，弃官入秦，断荤茹素，刺血写经，沿途散布，祈有遇合，行次同州，果获重逢，其时刘氏已经七十多岁了。

神宗以为至孝，召寿昌赴阙，时适群攻李定不服母丧的热潮中，安石甚忌寿昌，但付审官院，使授河中府通判，希望他赶快走而已。

这更激起士大夫间的伦常正义之感，纷纷作诗褒扬朱寿昌的孝行，居然汇印成书。苏轼后亦作贺寿昌得母诗，曰：

嗟君七岁知念母，怜君壮大心愈苦。

羡君临老得相逢，喜极无言泪如雨。

…………

这首诗里，通篇称扬朱寿昌的孝行，其中只有“此事今无古或闻”及“西河郡守谁复讥”两句，被人附会为讥刺安石袒护不孝之人，因此结怨李定，导生后来的诗狱，其实非是，那是党争之祸，并非私怨。

谢景温劾奏苏轼一案，也是当时政争中的一件大事。其中，御史风闻言事，可以不负责任，而横遭诬陷的苏轼，则无反证足以自明，只好静待侦查，待到查无实据，他就乞请外调。

神宗批出：“与知州差遣。”中书认为不可，拟令通判颍州。神宗又再改批：“通判杭州。”

苏轼自签判凤翔至今，已经十年，屡经“磨勘”迁官，现为监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部，位仅次于侍郎，已足够知州的资格了。何况他又望重士林，名满天下，但是中书硬要压抑，神宗也只好指个东南第一大都会的美缺给他。

宋为防止地方割据，以文人出守列郡，自下湖南，复置通判，由中朝直接选派京朝官担任此职，一切公事须经通判联署，才能生效，目的在以通判牵制知州，削弱地方首长的权力，以免尾大不掉。

这个制度，却产生另一流弊，即知州与通判经常发生摩擦，如欧阳修《归田录》言：

国朝自下湖南，始置诸州通判，既非副贰，又非属官。故尝与知州争权，每云我是监郡，朝廷使我监汝，举动为其所制。太祖闻而患之，下诏书戒励，使与长吏协和，凡文书非与长吏同签书者，所在不得承受施行，自此遂稍稍戢。然至今州郡往往与通判不和。

往时有钱昆少卿者，家世余杭人也。杭人嗜蟹，昆尝求补外郡，人问其所欲何州，昆曰：“但得有螃蟹无通判处则可矣。”至今士人以为口实。

这一两年来，朝中耆老和反对新法的朋友，一个一个地离京远去，失意京华的苏轼觉得送行者比远行人还要难堪，他对钱藻说：“子行得所愿，怆恨居者情。”送吕希道知和州说：“年年送人作太守，坐受尘土堆胸肠。……我生本是便江海，忍耻未去犹彷徨。”环顾四周，越来越觉得孤独难耐。

“交朋翩翩去略尽，惟吾与子犹彷徨。”馆阁同事秘书丞刘恕（道原），是最后一个仅留的朋友，忽然听得他已向朝廷乞准回乡省亲，行有期矣，苏轼心里更是难过。

刘恕，字道原，筠州人，家居庐山之下，为当代第一流的史学家，上下数千年间的史事，可坐而问，娓娓而谈，如数家珍。恕与安石有旧，安石执政，有意邀请刘恕到三司条例司去帮忙，恕说：“天子付公大政，正宜恢弘尧舜之道，不应以利为先。”说他自己不懂经济事务，一口回绝了。

当时王安石权倾天下，谁也不敢在他面前这样说话。道原不但说了，后又条陈新政之不合众心者，贻书劝请复旧，在稠人广座中，即使当着安石门生的面，也毫不为他忌讳，痛论时政得失，甚至觌面指摘安石的错误，气得安石脸色发青。后来他们就断绝了往来。

刘恕将行，苏轼作《送刘道原归觐南康》诗，因为刘是史学家，遂牵连想起一辈历史人物，借来发泄心里的悲愤。如言：“孔融不肯下曹操，汲黯本自轻张汤。虽无尺棰与寸刃，口吻排击含风霜。”以孔融、汲黯比刘恕，以曹操、张汤比安石，而十分称赏道原那种知识分子所仅有的劲气，徒手搏虎的勇敢。

道原曾说那班得意忘形的新政人物，恰如喝醉了酒的狂人在手舞足蹈，不过引人发笑而已，故诗曰：“自言静中阅世俗，有似不饮观酒狂。衣巾狼藉又屡舞，傍人大笑供千场。”

十　惘惘出都

苏轼幸已逃过谢景温诬告这一关，出为杭州通判。离京在即，回首从政以来，忽已十年，当初一心以为参加了匡时济世的大事业，不料自少至长，努力追求的政治生活，竟如儿戏一般荒谬，幻灭的悲哀，令他惘然若失。

人生真有命运这样东西，挡在前面，引领人懵懂前行吗？尽管有人不肯承认它，以为人自有力主宰一切，不幸有更多的经验事实，使人们不得不承认：人，实在很脆弱，常被命运所捉弄。

苏轼未第制科以前，声名先已上达九重，初次诣阙陛见，英宗皇帝即欲破格擢用为知制诰那样的御前重职，宰相韩琦提到“馆职必先试而后用”的规例，英宗还说：“不知能与不能，才要考试。如轼者，有所不能耶！”君主的信任达到如此深切的地步，不能不说是罕见的异数。然而，谁能想到英宗会那么短命，还来不及用他就已崩殂。

神宗是个对文字很挑剔的君主，他先已喜欢苏轼的文章，初次召见，听了他那明快的议论，认为足以破疑解惑，即欲拔置左右，委为修注官。无奈格于王安石的反对，以后又屡在御前谤毁他不是个纯正的学者，终以谢景温的诬告，逼得苏轼只好自请外放。

士人从仕，能得人主的知遇，该是多不容易的造化，而苏轼是既得其“知”，而无其“遇”。

熙宁四年（1071）七月，苏轼挈带一家大小——继室闰之夫人、发妻所生现已十三岁的长子苏迈、去年新生的次子迨等，乘舟出都。先到陈州去谒候张方平，与在陈州做学官的弟弟苏辙晤聚。

船中无事，做了八首小诗，其中有一首说：

鸟乐忘罝罦，鱼乐忘钩饵。

何必择所安，滔滔天下是。

刚从政治罗网里脱逃出来的苏轼，一出都城，便觉天地辽阔，心想另求一个安身之地，应该不难，实在觉得没有违心背性，非要做官不可的道理。

陈州城北有个柳湖，是当地的一大名胜。湖边古柳万株，树皆合抱，南山老松，蛟龙蟠屈，苏辙曾有《柳湖感物》之作。

苏辙诗鄙薄柳花的浮浪而爱松性的坚实，这见解很合乎他的个性。但是老兄以为不然，和诗说：“子今憔悴众所弃，驱马独出无往还。惟有柳湖万株柳，清荫与子供朝昏。”这样的好友，为何要讥评它？何况宇宙万物，四时各有盛衰，南山孤松如压在雪底，即使“抱冻不死”，人家看不到，它也无法表显于世，还有谁来赞扬它呢？苏轼今日自有这个感慨：物各有遇有不遇，但是千万不能被埋没。

苏轼在陈州弟家，盘桓了七十多天。张方平因反对新法，于熙宁三年正月出判应天府而至陈州，哪知陈州的监司官，现在也都换了一班新进的后生，趋时兴利，道不相谋，方平说：“吾衰矣，雅不能事少年，不如归去，以全吾志。”遂向朝廷再三要请以南京留台名义告了老。苏轼作《送张安道赴南都留台》诗说：“我亦世味薄，因循鬓生丝。出处良细事，从公当有时。”

在陈州初遇张耒。耒字文潜，淮阴人，其时方从苏辙问学，所以起初别人都说他是“少公之客”。他的诗，学白乐天，务为自然平淡，尤精绝句，如《偶题》云：“相逢记得画桥头，花似精神柳似柔。莫谓无情即无语，春风传意水传愁。”苏轼称之曰：“文潜容衍靖深，独若不得已于书者。”至元祐中，苏轼在翰林，荐耒出任馆职，始为东坡门下四学士之一。

九月间，兄弟相偕同往颍州，晋谒致仕后闲居里第的欧阳老师。

欧阳修文章风节，负天下重望，但于英宗治平年间朝廷“濮议”中，被吕诲、彭思永攻击得灰头土脸。平生提携后进，不遗余力，但被门生蒋之奇造作“帷薄不修”的蜚语，连遭污蔑，意冷心灰。自治平四年出知亳州后，就接二连三以体弱多病为辞，自请退休。到调知蔡州时，更是决心求去，门人蔡承禧劝他道：“公德望为朝廷所重，未及引年（规定告老的年纪），岂容遽去？”欧阳修叹道：“某平生名节，为后生描摹殆尽。惟有速退以全节，岂能更待驱逐乎！”

北宋士大夫间的风气，败坏到这个地步，也是苏轼所意想不到的现实。欧阳修一生更历忧患，精力早衰，他的头发完全白了，终年牙痛，已经脱落了好几个，两耳重听，本来是深度的近视眼，这时候，几已接近失明了，仅辨黑白而已。最严重的是患有多年的消渴疾，即今之糖尿病，时发时愈，全身肌肉消瘦，自言“弱胫零丁，兀如枯木”，以致步履维艰，更形衰老。

苏轼认为欧阳的年纪还不算太老，身体之所以坏到这个地步，显然是忧劳过度之故，只看自己还只三十六岁，头上已生白发，忧劳伤身，真不值得。《颍州初别子由诗》说：“……我生如飞蓬。多忧发早白，不见六一翁。”

唐诗以抒写感情为主，几已写尽人类情绪上各种隐微曲折的变化，穷极工致，后人很难在这上面更有超越的成就。而宋代的散文非常发达，宋人就以锻炼文章的方法，用之为“知性之诗”，别辟途径，与唐诗争胜。所以，中国诗史中，咏物诗为宋人的特色。

欧阳修的《日本刀歌》，又是宋人咏物诗中的代表之作，自己是此中高手，这次却出个难题给苏轼，要他为所珍藏的石屏风赋一首诗，于是便有《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诗：

何人遗公石屏风，上有水墨希微踪。

不画长林与巨植，独画峨眉山西雪岭上万岁不老之孤松。

崖崩涧绝可望不可到，孤烟落日相溟濛。

含风偃蹇得真态，刻画始信天有工。

我恐毕宏、韦偃死葬虢山下，骨可朽烂心难穷。

神机巧思无所发，化为烟霏沦石中。

古来画师非俗士，摹写物象略与诗人同。

愿公作诗慰不遇，无使二子含愤泣幽宫。

物，本是“死”的东西，要将它写“活”，实在不大容易。苏轼早年在凤翔时，写过一首《石鼓歌》，将历代文字流变间的人物，一一引进诗中，便将活泼泼的生命赋予了死的石鼓，后世评者认为胜于韩愈的旧作。

石屏风这个题材，更是平凡，不过石上有纹，颇似松影而已。苏轼运用其丰富的想象力，联想出两个画松的古人，因这两个画家生前不遇，想象这块石上的松影，定是这毕、韦二人，含愤地下的精气，沦入石中所形成的画面。经此点染，便在这本是“块然一物”的石屏风里，添入了画师的灵魂，写成一篇非常生动的好诗。难怪欧阳为之大乐。

欧阳修虽然须发尽白，满身疾病，但据苏轼说，气色甚好，谈锋还是很健。苏轼劝老师道：“已将寿夭付天公，彼徒辛苦吾差乐。”那些当权的人，只有辛苦，哪里能如老师这样自由自在的快活，这是安慰老人的话，但也想不到未及一年，欧阳便在颍州谢世。

兄弟俩在颍州欧阳家住了二十天后，于此分手，在苏轼的感觉中，认为相较以前三次分别，此次滋味特别酸冷。

兄弟两人，虽然一样的不得意，但是苏辙走得早，毛羽未伤，所以苏轼称之曰：“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

苏轼自嗟临事如病热狂，不能节制进退，现在则像一个喝醉酒的人，摔了一个大跟头，幸而没有受伤，倒也吓醒了迷梦。《颍州初别子由》诗里，写尽只有兄弟二人自己才能体会的人生失意的哀伤。

苏轼自颍入淮，再过泗州时，记得五年前扶丧回蜀，在此遇到逆风，三日不能开航，船上人劝他向僧伽灵塔祷告，果有应验。苏轼认为只是“巧合”，大公无私的神明，何分厚薄，而做祷告的人，都只为了私自的方便。耕田的农夫希望下雨，而割草的人却要天晴，去舟要顺风，来船便将抱怨，假使人人都要祷告得称心如意，这神明岂不太难做了。

这次情形不同当年，万一再遭逆风，苏轼决定不再求神，怅然道：

今我身世两悠悠，去无所逐来无恋。

得行固愿留不恶，每到有求神亦倦。

…………

行至龟山（今江苏盱眙），诗曰：

我生飘荡去何求，再过龟山岁五周。

身行万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白头。

…………

苏轼从中国西南的边城眉山出来，而今将往东南的海滨，已经走尽了半个中国的一条直径，如此奔波劳碌，真还不知所为何来。

在泗州与一旧识的庵僧重逢，别来不过五年，但却发现他的头上也有白发了。时间是造物主之极大的公平，无分贵贱，无分劳逸，到时候都将同样老去，奔走道路的劳人和闲卧庵中的和尚既然一样，则又何苦如此“徒劳”。

苏轼离京时，还是秋暑难当的七月，一路盘桓，直到十一月二十八日，始抵杭州，途程几已半年。

杭州府衙，设于凤凰山之右麓，依山兴建，府廨左右，分设通判南厅北厅各一所，另一通判鲁有开住南厅，苏轼便居北厅。

住入官邸后，依照俗例，要祭灶，要请四邻吃酒，乃作绝句两首，代柬寄陈州苏辙：

眼看时事力难胜，贪恋君恩退未能。

迟钝终须投劾去，使君何日换聋丞。

圣明宽大许全身，衰病摧颓自畏人。

莫上冈头苦相望，吾方祭灶请比邻。

杜甫《秋雨叹》共三首，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认为东坡书于马梦得斋壁者，必为“雨中百草”之第一章。以其感慨最深，故今梦得决心辞去学官而浪迹江湖，今据此。

“九有之师”，言秦军之壮大。上蔡公子为李斯，斯将就刑，顾谓次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史记》）

本集：《四菩萨阁记》。

本集：《亡妻王氏墓志铭》。

本集：《记先夫人不发宿藏》。

〔宋〕曾慥：《高斋漫录》。

本集：《书文与可墨竹诗叙》。

〔宋〕李廌：《师友谈记》。

本集：《四菩萨阁记》。

〔宋〕王铚：《默记》。

堂除差遣：又称“堂差”或“堂选”。宋制，京官选人一般由吏部选差，其有特殊功勋则由政事堂（中书门下）直接奏注差遣，堂差较候选于吏部为速。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

〔明〕薛应旂：《宋元通鉴》。

〔宋〕王称：《东都事略》。

〔宋〕释惠洪：《冷斋夜话》。

〔宋〕朱弁：《曲洧旧闻》。

〔宋〕朱弁：《曲洧旧闻》。

〔宋〕陈师道：《后山丛话》。

〔宋〕岳珂：《桯史》。

〔宋〕邵博：《闻见后录》。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

〔宋〕朱弁：《曲洧旧闻》。

〔宋〕叶梦得：《石林诗话》。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本集：《范景仁墓志铭》。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

〔宋〕邵博：《闻见后录》。

西河郡守暗指李定。《史记·吴起传》：吴起出卫郭门，与其母诀，啮臂而盟曰：“起不为卿相，不复入卫。”顷之，其母死，起终不归，后仕卫为西河守。

蒋之奇诬欧阳修与自家的甥女通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