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隆江畔的军人

顾梦舟

一间特别的小屋

院部系统搭建了一座很大的帐篷，分隔成四间办公室：一号是院部办公室，二号是政治处，三号是医务处，四号是后勤处。我被安排在院部办公室任收发。我对办公室主任说：“这个办公室太大了，可不可以给我隔一间小屋？我办公时不影响你们。”

主任立刻黑着脸说：“不行!不行!你想搞特殊？”贾政委正好从门口走过，听到主任说“不行”，忙问：“什么不行？”主任说：“小顾要隔一间小屋，我不同意，不能让她搞特殊。”政委说：“你应该同意，她是女孩子，隔开一点，她方便，你们也方便，有什么不好？就给她隔一小间吧。”从此，我有了一间约六平方米的小天地，可以放下一桌、一柜、一把小椅子，既是我的办公室，也是我的小书房。最初放进书柜的，只有从家里带来的《词源》《语法修辞》《古文观止》和鲁迅的《且介亭杂文》等书籍。随着扎木形势的发展，这个山间平坝的荒野上建起了银行、邮局、书店、百货公司等，我成了新华书店的常客，不断往我的书柜里增添新书，我的学识也慢慢地有所长进。成立战士演出队后，我开始编写歌词、快板以及小演唱等节目，为板报写些短诗和豆腐块似的小文章。

认识诗人杨星火

我调军医院不久，“川办”就将批准我入团的通知及团员的介绍信寄来了，我被选为军医院团支部宣传委员，在带领团员开展文体活动时，有机会邀请路过扎木的作家、诗人、英雄模范人物为团日活动讲课、作报告，其中就有著名诗人高平、杨星火，云南作家安枫等。

我认识杨星火同志是从一封信开始的。有一天，我在分拣来信时，看到一封写有“新河”名字的信，几乎问遍了全医院，都说不知道，也没听说过这个人。找不到收信人就该退吧，可来信只写了“内详”两个字，退也无处退，只得把信留下来。没过几天，听说星火要来扎木采访某部一等功臣，临时在医院住几天。我忽然想到那封“新河”的信，有可能就是“星火”的误写。几天后杨星火果然住进军医院了，我便拿着信去问她。她个子不高，着一身不太合适又肥又长的军装，扎着宽腰带，挎着军用布包，高原红的面庞，戴着厚厚的军帽。我走近她时，她笑望着我，我将信递到她的眼下：“同志，请看这封信是你的吗？”她接过信仔细看过后，微笑说：“是，是我的，是部队战士写的，两个字都写错了，谢谢你小同志，还为我保存着。”我趁机邀请她参加我们的团日活动，请她给我们讲讲文学知识。她谦虚地说：“呵，小同志，你给我出的题目太大了，我可没有那样的水平。”“那就按你的想法，给你们这些年轻人讲讲文学常识也行。”她同意了，爽快地参加了我们的团日活动，朗诵了她的新作《拉萨的姑娘出嫁到远方》等诗。活动结束时，她和我们一起高唱她作词、罗念一作曲的歌曲《叫我们怎么不歌唱》。

做接待工作

1954年，康藏公路延伸很快。4月2日，“王四号”在松宗召集各师主要负责人开会，解决粮食运输问题，组织七八百头牲口投入运输，用来不间断地为筑路部队提供补给。到了9月份，东线公路已修到通麦，西线也修到工布江达一带了，领导告诉说，康藏公路有望在年底前通车到拉萨。

9月下旬，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被选为国家领导人。班禅走青藏线，达赖走康藏线。领导指示要在波密地区举行一次大的迎送活动，决定从各部队抽调一些人员做接待工作。我被派往接待组，参与会场布置，做花、献花、端茶送水、陪吃、陪行、传送信息等工作。张经武代表陪同达赖喇嘛参加第一次全国人民代大会路过扎木，我们几位女同志走出长长的欢迎人群，走到张经武代表、达赖、阿沛·阿旺晋美面前，给他们献上用彩纸做的花束。然后把他们送进红楼，安顿好食宿。一直到第二天，等达赖做完布施，我们把客人送走，做完善后工作，才算完成任务。

自康藏公路通车以来，过往人员在此驻足停留的人多了起来。每每有首长或慰问团、代表团到来时，就通知我去接待组工作。除接待一号、二号、四号、五号等部队首长外，还参加过以下大型的接待工作。

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拉萨成立时，陈毅副总理率中央代表团前来祝贺。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原主任天宝副团长带领部分团员于6月初来到扎木，我被派去陪伴一位女歌唱演员，名字记不起来了，只记得她唱过一曲《桂花儿开放幸福来》的歌。她个子不高，人很美，稳重，不善言谈。我的任务是照顾她吃喝和安全。送她走时，她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了很多感谢的话，还邀请我去她家乡贵州做客，表示她会像我招待她一样招待我。我表示接受她的邀请，然后依依握别。

我还接待过独臂英雄李家安。在崇拜英雄的年代，每个出生入死的战斗英雄，都是我们青年人仰慕的对象。接待这样一位独臂英雄，真是三生有幸啊!休息时，我陪他在桃树林里散步，累了，就席地而坐。我问他怎么负的伤,他对我说，是在抗日战争的一次战斗中负伤后截肢的，此后一直随部队转战到云南。解放后，分配在部队后勤工作，组织上帮他安了家，这次派他参加全国慰问团来到西藏，真是一生的荣幸。我问他对西藏的印象如何，他说了两个字“艰苦”。我说：“现在好多了，公路通了以后，给养能保证了。扎木这个地方物产比较丰富，水果蔬菜都能吃上。不过比起你们四季如春的云南，还是很差的。你看，这里除了接待你们的红楼外，还是一片荒芜，是一个遍布帐篷的‘城市’。”如果一年以后你再来，这里可能就会崛起一座新城。他笑了笑说：“恐怕没那机会了，但我相信一年后，这里会繁荣起来的。”

第二天我去代表团时，他远远地叫我，很快走到我面前：“小同志，我们要走了，感谢你对我的照顾，请接受我的礼物。”我一看是淮海战役纪念章，不敢接受，说：“这个纪念章是你的荣誉呀，我不能要。”他说：“我的荣誉还有很多，请你与我分享一点好吗？”我有些不好意思：“这礼物太珍贵了。”我看他用独臂举着奖章，不忍心地接过礼物，向他庄严地行了一个军礼，用双手紧紧地握住他的手，把他送上吉普车，说了声“再见!”然后回到欢送的队列里，和大家一起摇动手臂，送别慰问团。

我还参加过接待苏联、法国、英国、美国、意大利等八国共产党记者团。晚饭后，在新修的施工局礼堂为他们举办舞会。参加这次舞会的有扎木办事处、五十三师、军医院等单位的男(女)同志。我们工作人员参与布置会场，摆放花生、瓜子、糖果、开水等。舞会开始后，我们这些没见过洋人的姑娘，还有些胆怯，背对着舞池，几个人边聊天边吃东西。接待组的领导批评说：“你们这样不礼貌，把身子转过来，洋人并不那么可怕，他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都是共产党员，是我们的同志。他们请你们跳舞时，要热情、端庄、大方。他们问话时，不要拘束，也不必顾忌什么，知道的就回答，不要耍小聪明，态度一定要诚恳。”

下一曲开始了，我们仍没有主动请谁跳舞。一个着浅黄色夹克的小老头，走到我面前，做了一个邀请的手势，我站起来，他主动牵着我的手，踏着舞步，旋转进入舞池。老头说：“你们中国姑娘在舞场上太不主动了。”我吃惊地问：“你是哪国人？中国话说得这样好。”他自傲地回答：“美国人。”“你是美国人呀!美国人不都是很高大的吗，你怎么这样矮小？”我马上站直身子同他比高矮：“看看，你还没我高哩。”他看看我的脚：“呵呵，你穿的是高跟鞋嘛。”我说：“作为男士，尤其是美国男士，就太矮了。”他有些惭愧：“生理问题，是由不得自己的。所以我才努力读书，用学识来弥补生理缺陷，才能当记者，来到中国，来到西藏，认识你这个小姑娘。”他又自豪地问我：“你知道美国吗？一个全世界最自由、最富裕、最先进的国家……”这支曲子奏完了，他拉着我坐下来，继续他的话：“以后有机会就来美国看看。我是美国的共产主义者，支持中国革命。”我打断他的话：“美国统治者到处挑起战争，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你们美国共产主义者怎么不反对？”他忙说：“我们共产党人当然是反对的，可我们的力量是有限的。所以我们才来到中国，向你们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学习。”他又认真地说：“你们毛主席是个不简单的伟人。他领导共产党浴血奋战二十八年，建立了新中国。他是一个有非常胆略的人，甚至敢于在世界屋脊上修筑公路。初听说时，我们好像在听神话。现在我亲眼看到了，你们把神话变成了现实，真了不起，我感受到了毛主席的伟大。”一个美国的共产党人，如此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评价我们修筑的康藏公路，使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感受到美国共产党人的可亲可敬。新的一曲开始后，我便把旁边一位女同志推荐给他，待他们旋转入舞池后，我轻松地坐着挑选着爱吃的食品。不一会儿，一个高大的外国人走到我面前：“小同志，请吧!”

我懒懒地站起来：“你叫我‘同志’？”此人的汉语比那个美国小个子说得还流利，我便直接问：“你是苏联人吗？是苏联老大哥吗？”他笑着说：“你说得很对，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志同道合的，都是在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我们愉快地跳完一曲，然后在一个比较安静的，又有很多好吃的角落坐下来，边吃边聊。我端给他一杯水，问：“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当然，”他说:“我的名字译成中文，就叫牛皮匠。你叫我这个名字好了。”“叫牛皮匠，多不好听呀。”他严肃起来：“怎么不好听？劳动人民的名字，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名字，不好听？”我马上说：“你觉得好听，我就叫你牛皮匠好了。”他笑了，然后便滔滔不绝地给我讲列宁的故事、斯大林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伟大作用，介绍苏联的工业发展、农业的集体农庄，人民生活的电气化，又讲到苏联的文化，讲到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肖洛霍夫、托尔斯泰、果戈里、普希金……他越讲越有劲，而且显得很自豪。讲得我都有点崇拜他了。

我说：“牛皮匠，你看，我们中国什么时候能赶上你们苏联？”他谦虚起来：“这个，我不好说。不过，我相信你们伟大的毛泽东主席，他有魄力打败美帝国主义，又敢于在世界屋脊的西藏——人迹罕至的荒凉之地修筑公路，还有什么事能难倒他呢!”我自豪地说：“是的，我们有毛主席领导，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赶上你们的今天。”他笑了：“我相信，有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你们的理想一定会实现。”他又问我：“想去苏联吗？如果有机会，来莫斯科看看，会受到热烈欢迎的。”我说：“想去啊，能不能去，不由自己决定呀。”又一支舞曲开始了，他拉着我：“来，我们再跳一曲。”我们愉快地跳起来。他说：“我们明天就出发，直到拉萨，你能来送我吗？”“不知道，我是军人，一切行动听指挥，如果派到我，一定去送你。预祝你一路平安。”

同学偶相遇

康藏公路全线贯通，帕隆江大桥架设好后，扎木、桑登连接了起来。扎木这个荒凉贫瘠的村庄已发展成为有万余人的城镇，大片的帐篷己逐渐被砖木结构的平房、楼房所代替。随之而来的是服务业、商业逐渐兴起。以前还只会用物物交换的方式补充生活所需的当地老百姓，开始懂得使用货币(当时只流通银元)从事买卖活动了。寄信的、买书的、逛商店的络绎不绝。在拥挤的人群中，我偶然遇到了师范学校的同班同学侯含清，我们十分惊喜地相互拥抱，然后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坐下，亲热地聊起来。她说：“你长高了，变成大姑娘了。”“是呀，这么多年了，能不长吗？你也长了，胖了，却还是那副圆圆的笑脸，还是那个少白头。”她轻轻地一声叹息：“我比你大好几岁哩，老了，姑娘时代已经过去了。”我说：“你这么年轻就说老，太消极了吧？”她伸手拍了我一下：“傻姑娘。”我不解地问：“什么叫姑娘时代已经过去了？”“还没听懂呀？我结婚了，还能是姑娘吗？”我惊愕地“哦”了一声，不知下面的话该怎么说了。她忍不住委屈地说：“我同一个老头子结的婚。”我马上激动地问：“为什么要同一个老头子结婚？婚后幸福吗？”她无奈地说：“就是为了组成一个家庭，别的什么都谈不上。”

听得出来，她对自己的婚姻是不满意的，我想问个清楚。“既然不满意，为什么要同他结婚？”她有些烦躁：“你还小，不懂，有些事自己是做不了主的。但愿你不要步我的后尘。”她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算了，已经过去了。告诉你，在扎木的还有我们四班(原师范学校)的孟廷清、李学明，把他们约来一聚如何？”我满口应承。这时我看她在四处张望，也不向我告别，径直向一个老军人走去。想必那人就是她的丈夫，为什么不向我介绍？

又是一个星期天，我们几个同班同学果然相约在帕隆江畔的桃树林里聚会了。记得有孟廷清、宋玉龙、李学明、侯含清、陈烈等。在学校时，男女同学是相互戒备，不接触，不说话的。这次在异地他乡相遇，格外亲切，真有“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感觉。大家热烈握手以后，席地而坐，无任何食物，唯一有的是自带水壶里的水。在静默一阵后，都激情澎湃地各自诉说着参军后的历程。其实大家做的几乎是同样的事：徒步负重行军，修建甘孜机场，修筑康藏公路。打钢钎，装炸药，爆破开山；搬石头，运泥土，碎石铺路。遇到补给困难时，挖野菜，摘蘑菇，捕捉地老鼠等。女同志还要加一条：为伤病员服务。只有侯含清不同于大家，她在温馨的小家庭里独享幸福。大家说，好久没有这样畅所欲言、心情舒适了。最后大家提议，下一次在侯含清家聚会，分享一点她的幸福生活。

遗憾的是，由于部队的流动，我们再没有相聚过。只是在出差时，偶尔单独相见过，都是来去匆匆而已。

畅游桃花源

想不起来是谁发起的，把扎木驻军的青年男女相约在一起，畅游桃花源。其中有五十三师、扎木办事处、陆军医院的数十人参加，尚能记得的男同志有韩琦勋、汪琪、李汉光、方尚虞、方明孝、张成治、营养师(忘了姓名)、赵丙南、刘世祯、李昆年等，女同志有我、徐承舜、朱光莲、金德珠、罗琼、林文奇、刘继蓉、张淑芳、杜凤瑞、曾承璐、吴倩等，可惜，真正能成为女同志“领袖”的丁亚萍，已调去日喀则和爱人团聚了。这次集体畅游的形式多种多样，自由组合。三三两两，爬山的爬山，玩水的玩水，聊天的聊天，玩得痛快，耍得开心。我则背着相机晃来晃去，这里照一张，那里照一张。累了，就坐在草坪上玩弄落在地上铺得厚厚的桃花瓣。兴致来了，又和小徐、小朱一起背诵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我说：“这里的桃花林，比陶渊明说的桃花林大多了，你们看满山遍野都是桃树，地上铺满厚厚的花瓣，如果林黛玉看到我们踩在花瓣上，她不痛心死了？”

小徐说：“扎木桃花源和陶渊明的桃花源有本质的不同，我们来这里可不是避战乱，而是为西藏的解放而来，使这块被隐没了几千年的美景重现人间，这是解放军的功劳。”小朱说：“是呀，如果不是毛主席派解放军进藏，这片美丽的土地，不知还要隐没多少年。只可惜，离我们家乡太远了。”我说：“将来公路修通了，还怕远吗？用发展的眼光看，说不定还会通飞机哩。”李汉光凑过来插话：“想在西藏通飞机，别异想天开了。”“什么异想天开？以前谁想到过要在这世界屋脊上修公路吗？可这条路就要修通了。最初恐怕也有人说是异想天开吧？”大家七嘴八舌，说得他脸也红了：“哎哟!你们女同志真厉害，我投降，我投降。”

中午了，我们围了几个大圆圈，摆着事先准备好的食品：水果、鱼、鸡以及各种罐头，各种进口饼干，花生，核桃等，我们边吃、边说、边笑、边跳，尽情地享用这些美味佳肴，尽情地抒发个人的情怀。这一天，大家玩得畅快。临结束时，一些女同志收集了许多桃花瓣，我问：“你们要学黛玉葬花吗？”“不是，用来洗脸洗脚，还可泡水喝。”有人喊：“女同胞们，小心中毒!”

晚上，我便同李汉光、李坤年等在放射科的暗室里冲印照片。

送小朱出嫁

小朱要出嫁了!这是我院第一个出嫁的姑娘，便成了全院的头号新闻，成为人们议论的中心。

我和小徐忙着为她准备嫁妆，翻箱倒柜就找到一套新军装、一双新袜子。小徐帮她梳头，穿衣服。我帮她整理行李，全部家当装在一个枕头套里打进背包。又把牙刷、牙膏、口杯、饭碗、小勺、凡士林(护肤用)等放进军用挎包。一应收拾停当，就等对方来车接人了。小朱一直心神不宁，在帐篷门前走来走去，同志们送给她一声声祝福，她总是羞答答的，或双手捂住脸，或把头埋进我或小徐的怀里或肩头上。我问她：“小朱，要开始新生活了，该高兴吧？”她只盯着我傻笑。小徐问她：“是不是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感？”她又盯着小徐傻笑。

接新娘子的吉普车终于来了，迎亲的是秦参谋。他拿着介绍信直接去了政治处，协理员把他带到帐篷宿舍处，便对我和小徐说：“这是来接新娘的秦参谋，你们两人就代表娘家单位把朱光莲同志送过去，听秦参谋的具体安排。你们两个要注意礼貌，少说话，特别是你这个‘年轻的老革命’，因为你半懂不懂，又爱说三道四。”我顶了他：“协理员，别叨叨了，对小朱交代几句吧。”

不知协理员对小朱说了些什么，小朱低着头呜咽起来。协理员对我和小徐说：“你们俩陪她去吧。”秦参谋从我的手里接过小朱的背包走在前面带路，小徐挽着小朱的手臂，我紧跟在后边。就在门诊部的帐篷前，小谢跑来，拿着一个沉甸甸的红布包：“小朱，我们大家祝福你，这里也买不到什么东西，大家凑了一些钱，表示一点心意。”小朱羞红着脸：“谢谢同志们，心意我领了，钱就免了吧。”我伸手接过红布包:“小朱，对同志们的祝贺不用客气，我替你收下了。”

不一会儿，来了许多人，围在小朱身边，说着祝福的话，然后将她送进贴有大红双喜剪纸的吉普车里，我和小徐一边一个坐在小朱旁边。秦参谋上车说声“走!”汽车轰的一声上路了。

汽车到了一五五团驻地停了下来。松枝和木料扎的大门披挂着红绸、红花，贴满了红双喜字。门前站着许多欢迎的人，簇拥着一个胸前戴着大红花、中等偏上身材、有几分英姿的军人走上前来。秦参谋将车门拉开，我们三人下了车，一边一个挽着小朱。有人送给秦参谋两个布条、两朵红花，示意我们分别给新郎、新娘戴上，并轻声对我们说：“要将新娘交给新郎，让他俩手牵手走在前面。”我们照办了。然后紧随在新郎新娘后面，走进挂满彩色纸花的会议室，一进门，里面的人全都站了起来，热烈鼓掌!

我和小徐被安排在旁席座位，小朱拘谨地站在新郎旁边。秦参谋宣布婚礼开始，立刻响起热烈的掌声。接着团政委讲话，都是一些如“永结同心”“白头偕老”“比翼齐飞”等祝愿的话。新郎亦简单地表态：“我们一定和睦相处，互敬互爱，不给组织添麻烦。”秦参谋叫小朱也说几句，小朱腼腆地不知所措，盯着我们，我们用眼神鼓励她，她说：“我和他的想法一样，和睦相处，互敬互爱，多做家务，照顾好他的身体，完了。”又是一阵掌声。秦参谋塞给小朱一盘糖果，又端一盘香烟给新郎，让他们招待来宾。他俩顺着座位撒糖撒烟。秦参谋宣布婚礼结束。大家簇拥着这对新人热热闹闹进入洞房。会议室就剩下我和小徐两个人，不知道下面还有没有我们的事。我对小徐说：“看来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该走了吧？”“那就走吧。”我俩从座位上站起来正往外走，秦参谋出现了，他热情地说：“请等一下，有车送你们。”我们说：“又不远，就自己走好了。”秦参谋说：“车子马上就来。”还是那辆吉普车。上车前，小徐说：“去跟新郎新娘告个别吧。”秦参谋马上说：“不用了，他们那里人太多了，房子小，挤不进，我代你们说一声好了。请上车。”我和小徐还是坐在后排，然后向秦参谋挥挥手，汽车开动了。我俩一路无语。我在想，小朱从此结束了姑娘的生活，成了受制于人的小媳妇，是幸福还是悲哀？回到单位，下了车，小徐才开口说话：“喂!你看新郎怎样？会对小朱好吗？”我不置可否地摆了摆手：“不知道，等小朱回来自己说。”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4年年初，我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不久，就被组织列为培养入党的积极分子，参加党课、列席党的各种会议，参加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等活动。

有一天，我参加了扎木驻军的乒乓球比赛，回办公室的路上，杨副院长叫住我：“小顾，今天又拿了女单第一名，为医院争光了。”我不好意思：“胜负都有一定的偶然性，其实小徐比我打得好。”杨院长鼓励说：“谦虚好，谦虚使人进步。你有没有考虑进步的事？”“当然想哪。”杨院长接着说：“你考虑过入党的事吗？”

我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沉思后说：“我还年轻，离党员条件还差很远，今后一定努力争取。”杨院长关切地说：“小顾，你一直表现不错，特别是在处理狂犬病人那件事上，大家对你是很赞赏的。”

这件事已过去有半年了。刚到扎木时，就听说部队有三怕：怕地震、怕“粗脖子病”、怕疯狗。1950年8月15日距扎木不远的墨脱以南发生了8.6级大地震，波及波密地区，人畜伤亡惨重。9月、10月又连续发生有感地震八九次。再就是当地食盐含碘量低，造成当地人甲状腺肿大发病率很高。仅雪卡一个17户81人的小村子，竟有68人患“粗脖子病”，这么高的发病率是相当惊人的，对部队人员有一定的威胁。还有就是狂犬病，这里野狗较多，据说有当地人被狗咬伤后，一个多月后发病，疯狂叫闹，狂躁挣扎而死，引起人们的恐惧。

有一个星期天，我在办公室值班，同志们都利用周日外出了，整个办公楼就我一个人。突然送来一个手脚都被捆绑着的狂犬病病人，只听他狂叫的声音，就让人受不了，门诊部只有一个值班护士，女同志胆小，不敢接近病人。我便去病房请来男外科医生,他说：“这种病，我院无条件收治，只有转昌都医院。”我说：“先给他打一针镇静剂，再转走怎样？”医生同意并立刻给病人注射了药物，片刻后病人安静下来。然后多方联系要车都没要到，我便跑到兵站拦截一辆返回昌都的卡车，说了许多话，驾驶员才勉强同意：“看在你这个女同志的分上，我同意把这病人拉到昌都医院。”病人送走了，大家松了一口气。本来也是值班人员应该处理的正常工作，被大家一渲染就了不起了。

今天杨副院长又说到此事，我不好意思地说：“那只是做了一件值班人员的平常工作，已过去这么久了。”杨院长说：“你的可贵之处，就在于遇事不推诿，事后不表功。我们几位领导就看好你这点，准备把办理密报的工作交给你。就这项工作要求，你也该入党。”我忙说：“我还没写入党申请呢。”杨院长说：“具体如何履行手续，韩琦勋秘书会找你谈的。”

第二天，办公室秘书韩琦勋同志果然找我了，指导我如何写入党申请，如何填写《入党志愿书》。两天后，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门诊部主任章廷栋和韩琦勋两人正式与我谈话，然后交支部大会讨论。

大约两天后，杨副院长找我谈话：“小顾,我今天代表党委正式同你谈话，从今天起，党委批准你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预备期为一年……”然后讲了我的优点，指出我的缺点：一是有点清高，与群众打成一片不够；二是说话太直，显得对领导不够尊重。鼓励我今后要努力学习，加强修养，做好工作，团结同志，严格执行民族政策，争取按期转正。我认真表态说：“不辜负组织的教育培养，克服缺点，发扬优点，努力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战士演出队

为了活跃部队文化生活，上级要求部队开展“兵演兵”的活动。我们医院以俱乐部为基础，成立了战士演出队，包括编写组、歌舞组、说唱组，约有二十几个人，由俱乐部主任刘世祯负责。被安排在编写组，演出时，还担任过报幕员。第一次走上舞台报幕，面对黑压压一片人，竟然把背得烂熟的报幕词全忘了，只得说一句：“演出开始。”回到后台，被刘主任一阵埋怨。我正想撂挑子时，政委给我做工作，再报幕时就自然多了。我们演出队的骨干有汪琪、吴倩、曾承璐、徐承舜等。除排演一些《毛主席的光辉》《歌唱二郎山》《叫我们怎么不歌唱》《筑路歌》《美丽的西藏，可爱的家乡》《歌唱祖国》等外，演出队还根据部队需要，适时地自编自演许多节目。

如配合医疗队下乡，编写排演了《红色医疗队之歌》，歌词：“炮声隆隆响，部队上前方。红色医疗队，出征上战场。”“左肩背着十字包，右肩扛着轻步枪，抢救伤病员，枪林弹雨里来往。”“藏胞有了病，免费给治疗，藏族人民心欢喜，亚姆亚姆门巴好!(门巴即藏语医生)”

七十五军医院到波密后，在荒地上自已动手新建一座崭新的帐篷医院。我们创作了朗诵诗《自己动手建医院》：“群山环抱，白雪皑皑。洁白的帐篷湮没在绿色的森林里，就像海洋里一朵朵起伏的浪花，这就是我们建的第一所军医院。”“过去，这儿人烟稀少，一片荒野，山边上只有三间土房，不到十个藏民。由于筑路和建设的需要，上级命我们把医院建在这里。”“我们两手空空，一无所有，没有物资不懂建筑技术，就凭着一颗红心和智慧的双手。”“我们是军人，是医生，是护士，是治病救人的白衣战士，又是木匠、泥瓦工，造房建屋不算外行。”“我们一锹一镐挖土，我们一木一石垒墙，我们一推一拉锯木料，我们一凿一刨做椅，做桌，做床。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建好了洁白的帐篷医院，为战士们治愈了伤病，为藏族群众守护着健康。”

我们这个战士演出队在波密已名声在外，“大收缩”后搬到昌都，军区还派了文工团的詹望、何良俊、孙殿英等同志来指导我们，合作创作了《白衣战士》《三杯美酒》等节目。1958年5月，创作了一个较有历史意义的《歌唱刘亨德》的表演唱。这个节目主要内容是：1958年1月6日，叛匪攻打扎木，昌都军分区杨司令率部增援，昼夜奔袭，在翻越海拔5500米的然乌山时，突遇大雪，一些没有经验的新战士冻伤了手脚，其中一名年仅18岁的新兵刘亨德因冻伤严重，送军医院时，双手已坏死，不得不截肢。这个新战士截去双手后，情绪很糟，多次想自杀。经党、团组织的帮助，有了转变，坚持做恢复性锻炼，能将小勺拴在截肢的手腕上，自己吃饭，拴上笔能够写字。他的坚强感动了医护人员，也激励了同类的伤病员。大约是6月的一天，张爱萍总长来医院看望伤病员，当陪同的院领导向张总长介绍完小战士刘亨德同志的事迹后，他来到这个英俊的伤残战士的病床前，亲切地为刘亨德披上衣衫，深情地说：“刘亨德同志，受苦了!听医院领导说，你很坚强，用残肢锻炼生活自理。很好嘛!是团员吗？”刘亨德羞愧地说：“还不够条件，我将努力向失去双手还学会弹琴的张家琛(抗美援朝的志愿军英雄)学习，做一个身残志坚、能自食其力的人。”将军感动了，紧紧握住刘亨德的一双残肢，激动地说：“你是我军的好战士，身残心更坚，我愿意介绍你入团。”在入团宣誓大会上，刘亨德举起左臂，庄严地宣读誓言。在向将军告别时，他眼含热泪表示决心：“我一定不辜负将军的希望，做一个合格的青年团员。”

乔迁新居

大约是1955年下半年吧，七十五军医院乔迁新居——帕隆江对面的桑登新修的一座砖木结构的现代化医院。有二楼一底的办公大楼，一楼一底的门诊楼、住院部、宿舍楼、医疗辅助设施楼，还有军人活动设施，如广播室、图书阅览室、俱乐部、乒乓室、会议室以及食堂饭厅。

医疗设施有放射室、检验室、无菌消毒室、理疗室、药房等。设立了外科、内科、妇科、儿科、牙科,医务人员由100余人增至200余人。

我们的帐篷医院变成了现代化正规医院，让大家兴奋不已，有一种苦尽甘来的甜蜜感。

有一天五十三师机要处送来一份电报称：有一批家属进藏，其中有军医院家属四人，请通知相关人员，做好食宿准备。我将电报送给院领导看后，遵照领导的指示，由我通知后勤安排住房，同时通知家属们的丈夫，做好迎接爱人和子女的准备工作。还请了些热心的女同志，帮助清扫布置房间。

进藏初期，由于交通困难，仅靠畜力运输，很难满足进藏部队的补给供应。为了使进藏部队无后顾之忧，十八军领导专门在距成都不远的大邑县境内，组建了部队家属基地，凡十八军来部队的家属子女均安排在这里。当时部队实行的是供给制，家属、子女的生活费用，全部由部队负担。政策还规定：有两个子女的，公家负担一个保姆的费用；有三个子女以上的，公家负担两个保姆的费用。家属们在内地的生活是很充裕的，不足的是多年来一家人难得团聚一次，子女不认识父亲的事常有发生。这是老西藏们多年以来情感深处难以启齿的伤痛。康藏公路通车以后，物资供应充足了，开始陆续安排家属分期分批进藏。

收到电报十多天以后，政治处老徐同志带的第一批家属来到了，每人带一个四五岁的小孩。由于坐了十多天的汽车，人人都是灰头土脸的，小孩除了眼睛是明亮的，全身上下全是尘土。家属们诉苦说：“这条路太难走了，弯弯曲曲、坡坡坎坎不少，有时汽车像在跳舞，有时像扭秧歌，有时像走在搓衣板上，咔咔咔地向前搓。说多难受就多难受，特别是晕车的，五脏六腑都抖散了，吐尽了。”有的说：“小孩才惨哩，带的东西走不到一半路就吃完了，只好跟着大人吃他们不喜欢吃的东西，开始还哭着喊着要这要那，过了几天什么都不要了，没力气了。这不，你们看看这些小家伙，个个都呆兮兮的，被汽车给抖傻了，可怜啊!”家属们说着说着抹起眼泪来。

我们几个女同志忙着帮小孩子洗脸，洗手，弄吃的。我把一桶印度饼干奉献了，其他同志还有奉献奶粉、水果罐头、进口软糖的，孩子们看到这些吃的东西，才露出一点笑容。然后我们又帮助他们的丈夫把家属、孩子、行李一个个送进新居。看着他们一家家团聚后的微笑，我们欣慰了。

这些家属和孩子来了后，给医院带来了生生的气息。尤其我们这些女孩子，像找到玩伴一般，一有空就往家属、孩子堆里钻，帮他们做能够做的事情，特别愿意帮他们到老百姓那里买东西。每次我都要同住一室的藏族同志四郎旺姆(汉名王玉莲)给我当翻译。她知道到哪家买鸡蛋，到哪家买水果，到哪家买牛羊肉。这个时期，一块大洋可买一筐鸡蛋，约有七八十个吧，也可买一筐核桃、一筐葡萄或一筐梨，不论什么牌的香烟一包，一块肥皂，可换一小袋虫草、贝母。群众没有价格概念，影响到我们的价格概念也淡薄了，出手就是一个大洋，他们卖给多少就是多少，互不讲价。每次帮家属们买回东西，他们都满意地说：“这里的东西怎么这样便宜？”然后就请我们星期天去吃饺子。

遭遇麻烦

有一天，我收到一封厚厚的信，没有来信地址。我纳闷，不敢拆开看，就拿着找协理员去。高度近视的协理员，将信紧贴在眼镜下面，“嗬，这么厚，都写些什么？我拆开看喽!”我说：“就是拿给你看的，看吧。”

协理员把信拆开，抽出信纸一看，惊叫一声：“乖乖!这人真能写。我念你听：小顾同志，你可能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还比较了解你。我为你写了一首诗，请你耐心看完，敬候你的回音。致革命敬礼!落名写的是二五八团。”协理员摇摇头，笑了：“这人在向你求婚哩。也怪，为什么不写真名，又不写地址，怎么回信呀？下面是诗，你自己看。”

我接过来，回到我的小屋，关上门慢慢看他的诗。题目是《留在我心中的那个身影》。

帕隆江畔，桃花丛里，

我看见一个身影，

一身绿色军装，紧系腰带，亭亭玉立。

军帽下露出两条长长的发辫，

手舞足蹈地和同伴们谈笑风生。

我隐藏在一株大桃树背后，

期待她转身好一睹她青春的风采。

我失望地看到她牵着同伴们的手匆匆而去，

留给我一个飘逸的背影。

在一次为慰问团组织的舞会上，

我再次看见那个身影，

她那婀娜多姿的舞步，

在我面前转个不停。

我埋怨煤气灯过于昏暗，.

使我无法把她的容颜看清。

我盼着下支舞曲邀请她共舞，

太多的人搡来挤去使我无法同她接近。

我想在舞会结束时能在门外同她一会，

我站在门口睁大双眼盯着一拨一拨出来的人群，

又让我失望了，原来大厅不只这一道门，

我责怪自己怎么这样愚蠢。

再一次扎木驻军干部集中在礼堂，

聆听远道而来的首长作报告，

又发现那身影就坐在前两排，

忍不住同左右的人把她议论，

都认识她是“年轻的老革命”，

这绰号缘于她入伍时还是儿童团的年龄。

我设想着怎样才能同她接近，

就在大会宣布结束，

她站起来猛然转身，

哦!一张娇嫩的娃娃脸，

看起来还是一个很不成熟的年龄。

这身影留在我心中好久好久，

求之不得，又挥之不去，

那张娃娃脸总在我眼前忽现忽隐，

多少个长夜都使我无法入睡。

我终于鼓起勇气写下这些文字，

吐露我心中的隐秘。

简略地表白我自己：

那年为打击侵略者我投笔从军，

枪林弹雨中侥幸生存，

战火洗礼中立过功勋。

胜利后从事文职工作，

个子虽不怎样修长可也不低，

平平常常的相貌也有几分英俊。

我想军人对军人会相互理解，

期盼有一天能收到你满意的回音。

帕隆江畔一军人

看完此信，我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拿着信找到丁亚萍，我们走到一个桃树林席地而坐。她接过信去看完后笑了，然后严肃地对我说：“小顾啊，你长大了，这是一封向你求婚的信，你的态度怎样？”我激动地说：“这人真怪，既然是求婚，就光明正大嘛，一会是二五八团，一会儿又写成帕隆江畔一军人，什么意思，猜谜呀？”

丁亚萍热心地说：“听我解释‘二五八团’的意思，就是说此人25岁以上，有8年以上军龄，是个团级干部。‘帕隆江畔一军人’，可能就是五十三师政治部的吧。你要有意思，我去帮你打听。”我问：“丁干事，你说，我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吗？比我年长的女同志多得是，干吗找到我？”丁亚萍笑着说：“这种事是不分年岁大小的。人家看中你，向你表白，没有错。你同不同意，是你的权利。还是认真考虑考虑。”我点点头：“好，就让我想想再说。”

这封信还没了结，我又收到了从河南来的信，心想是哪位河南同志回家探亲，来信谈内地情况。我高兴地拆开信一看，大吃一惊!信的抬头写道：“好媳妇，寄来的200元钱已收到，你刚过门，就向我们二老献孝心，乐得我们全家都合不拢嘴。村里人也为我儿娶了你这样的好媳妇称赞不已……”气得我正要撕信时，贾政委看到了，他喊住我：“年轻的老革命(他总这么叫我)，谁来的信，让你发脾气？”我顺手将信塞给他：“政委，你看嘛，是哪个坏蛋干的事？”他简略一看，也发火了，当即叫他的警卫员白挺才通知保卫科长去他住处，并安慰我不要因此事闹情绪，等把这个人查出来后，一定严肃处理。此后，只要是晚上我还在小书房看书，政委就派他的警卫员在帐篷外暗中为我站岗。

有一天，协理员通知我给办公室冯秘书办调动手续，我问：“冯大学生要高升了吗？(当时大学生很少，是部队的财富)”协理员含糊其辞地说：“正常调动，快去帮他把手续办了。”冯秘书，河南人，30来岁，大学生，个子不高，满脸胡茬，平时少言寡语，不苟言笑，工作上原则性强，给人一种有学问、有能力的大知识分子印象，人们都对他敬而远之。他调走数月以后，政委才告诉我，那封河南来信，就是他干的。听说此事后，他在我心中受尊敬的大知识分子形象，一下变成了一堆臭狗屎。

想不到，这样的事接踵而来。

“小顾，有人找你。”通讯员小史跑来告诉我。

“谁呀？”我不耐烦地问。

小史背后突然窜出一个人来：“是我，不认识啦？”

“嗨!是你呀，小夏!你不是在川办吗，怎么到这里来了？”

“我调军区机要处了，路过这里，就来看看。”

小夏是川办机要员。机要室和办公室是一个支部，出操、学习、开会、吃饭都在一起。机要室王主任是个老革命，又特别喜欢我们这帮小鬼，每逢节假日，就带着办公室、机要室的几个十几岁的小兵外出野营，或爬山摘野果、寻野生菌，或下河捉鱼、摸虾，自己动手做野餐。吃饱喝足了，就一起唱歌、跳舞、讲故事，战友之间相处得很亲密。我又是唯一的女同志，年龄最小，一直是他们的阶级友爱对象。这次小夏来看我，自然和往常一样友好。我让他进了我的小书屋。

他吃惊地说：“小顾，你现在好学了？几年不见，对你真要刮目相看了。读这么多书，长不少知识了吧？”

我说：“书买得多，看得少，慢慢看吧。真正体会到了‘学然后知不足’的道理，懂得了知识就是力量的箴言。”

“哦，小顾，你长大了，长高了，不再是川办那个小姑娘了。”他盯着我说了这么多。我说：“你也长大了嘛，我们分别有3年了吧？”“有了，我今年22岁了，你也有18了吧？”“是，今年我就有选举权了，成年人了，再不懂事，不就成白痴了？”

我们相视而笑，我留他吃了午饭，送他返回兵站。一路上，他告诉我川办那些人的变化。王主任和向教员结婚了，小殷、小樊还是老样子，孟参谋同小朱结婚了，大朱调去参加平叛牺牲了，那个影响你入团的常参谋调走了……我们握手告别时，互相都说：不要忘记来信。

第二天，兵站的同志送来一封小夏的信：“小顾，我们都长大了，可以说是两小无猜吧，是不是该谈婚论嫁了？其实，我一直很喜欢你，没有感觉吗？如果你不拒绝，我在拉萨等你。”

哇!我真的长大了？这些接踵而来的求婚信息，使我惶恐，使我不安，我开始烦恼了。

波密，人们誉为西藏的江南。1954年，正值桃花盛开的时候，我们随着康藏公路的延伸进驻到扎木。在这片美丽而荒芜的土地上，经过部队和地方的共同努力，基本上建成了一座小城市。特别是那座标志性建筑红楼，我在那里迎来送往过许多部队的和地方的领导，各代表团、慰问团、工作团。我的生命和政治进步，几乎和这座城市同步成长。可以说，波密的春天，也是我生命的春天。

1957年，根据形势的需要，中央制定了西藏“六年不改”的方针，西藏军队、地方进行大收缩，我们撤离了美丽幽深的桃花源，搬迁至三江汇流的昌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