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前言

经过大半年时间的组稿、审稿和编辑加工，《文学理论前沿》第十一辑马上就要与专业文学理论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见面了。我像以往一样在此重申，本丛刊作为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的会刊，由学会委托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负责编辑。由于目前国际文学理论学会尚无一家学术刊物，而且该学会秘书处又设在中国清华大学（王宁任该学会秘书长），因此经过与学会主席希利斯·米勒教授等领导成员商量，决定本丛刊实际上又担当了国际文学理论学会的中文刊物之角色。自2009年起，由于本刊主编王宁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聘为讲席教授，因而本刊将由上海交大和清华大学两大名校联合主办，这应该说是一种卓有成效的强强联合吧。值得我们欣慰的是，本刊第一辑到第十辑出版之后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反响，不仅读者队伍日益增大，而且影响也在逐步扩大。可以说，本刊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第一步已经实现。尤其值得在此一提的是，从2008年起，本丛刊已被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列为来源集刊，2012年第二次入选，这已经充分说明本刊在学界的影响力了。2010年，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2013年并入新组建的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曾对各种集刊进行了整顿，一些集刊停止出版，而本刊得以幸存。直到本辑即将编辑完毕，我们又欣喜地得知，本刊再度入选2014—2015年度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这对本刊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和鞭策，我想我们今后的任务不仅是要继续推出高质量的优秀论文，还要争取在国际学术界发出中国学者的强劲声音。读者们也许会看出，本刊自这一辑起的一个变化就是改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每年出版两辑，今后逐步向学术期刊过渡。

正如我在第一辑编者前言中指出的，我们办刊的立足点是两个：一是站在国际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前沿，对当今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提出我们的研究成果，同时也从今天的新视角对曾在文学理论史上有过重要影响但现已被忽视的一些老话题进行新的阐释；二是着眼于国际性，也即我们发表的文章并非仅出于国内学者之手，而是在整个国际学术界物色优秀的文稿。鉴于目前国际文学理论界尚无一家专门发表高质量的反映当今文学理论前沿课题的最新研究成果的长篇论文的大型集刊，本刊的出版无疑填补了这一空白。与国内所有集刊或期刊不同的是，本刊专门刊发20 000～25 000字左右的既体现扎实的理论功力同时又有独特理论创新的长篇学术论文10篇左右，最长的论文一般不超过30 000字。当然对国外特稿有所例外。所以对于广大作者的热心投稿，我们不得不告诉他们，希望他们在仔细研究本刊的办刊方针和研读各辑所发论文之后再寄来稿件。本刊每一辑发表境外学者论文1～2篇，视其是否与该辑主题相符，这些论文分别选译自国际文学理论的权威刊物《新文学史》和《批评探索》（主编者拥有这两家刊物的中文版版权）或直接向境外学者约稿。国内及海外学者用中文撰写的论文需经过匿名评审后决定是否刊用。自本辑起，每一辑的字数为200 000字左右。

读者也许已经看到，本辑与第十辑的栏目设置有一些不同。第一个栏目依然是过去既定的“前沿理论思潮探讨”。本栏目讨论的话题是当今西方乃至国际学界的一些前沿理论话题，这一栏目所发文章既有国内著名学者的新作，同时也包括年轻的学术新秀的博士论文精华。顾祖钊的论文重提苏珊·朗格的生命形式论，认为这是对西方传统文论的继承和超越，有着深厚的学理渊源，同时也是对20世纪主流形式论和“语言学转向”的负面效应的即时反拨。他还指出，郎格的理论并没有过时，它不仅可以激活中国古代文论，创建一种中西融合的以生命形式为中心的文论体系，而且还可以使美学摆脱唯物与唯心、理性与非理性、一元与多元、绝对与相对等哲学问题的纠缠，走出西方文论和美学的窠臼，以中国的道家思维方式为基础，重建一种新的生命美学。希望他的论文能够引起更多的学者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接下来的三篇论文都有着鲜明的文化批评和意识形态特征。李同路作为一位海外学者，一直关注国内的文学和文化理论讨论，他在论文中首先指出，中国传统的文化主体性与普遍主义话语丧失之后，以西方中心论为前提的“民族—国家”范式长期以来主导着现代中国的文化和理论生产。对于这种不太正常的现象，国内学者并没有注意到。通过对鲁迅、周作人和莫言的作品的分析，他指出，应该建立我们自己的文化主体性和普遍主义话语，这就需要将鲁迅的历史使命感、社会批判意识与实践精神，以及周作人的文化视野、个性主义与理性反思精神的双重传统结合起来。它的成败，取决于知识分子能否站在民间立场去关注个体的命运，关注以这些个体为主体的社会实践。张汝雯的论文虽然讨论的是后殖民翻译理论，但众所周知，这一翻译理论主要来自后殖民主义文学和文化理论，它被引进翻译研究领域后为“文化转向”起到了极大的推波助澜作用。因而，她认为，在翻译研究实现“文化转向”后，后殖民理论观点被用来审视翻译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大大地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地。她还在文章中详细阐述了后殖民理论对翻译研究领域的影响，梳理了后殖民翻译理论的一些主要观点，以便为后来的研究者继续这方面的探讨铺平道路。在当今的美国文学批评界，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最近成了一股新崛起的力量，它的崛起客观上是对依然存在着男性中心主导的生态批评的一种补充。在这方面，华媛媛的文章对这一新兴的文学批评理论作了一番精细的梳理。她认为，随着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在文学批评领域内地位的确立，批评家们开始把生态女性主义思考作为文学批评的组成部分。在她看来，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是一个进程中的理论，它在二十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因此她的论文试图追溯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在美国的兴起和发展，审视生态批评、女性主义批评，以及生态女性主义在其兴起和发展过程中的相互作用，进而对这一阶段的发展特点进行概括。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理论，最近较少受到文论界的重视。本刊虽然过去也发过少数探讨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和叙事学方面的论文，但依然在这方面有所欠缺。在这一栏目接下来的两篇文章分别从语言学的角度对当代文学理论批评中的一些现象作了新的思考：赵奎英从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角度对名词化的生态价值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生态诗学意义作了细究，作者凭着扎实的语言学和文学知识，在理论与批评实践方面游刃有余，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名词化既可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欺骗”，也可能是绿色语法的资源，其生态或反生态功能要联系具体语境来看；当名词化在文学语境中使用时，它有助于生成生态审美的效果，有利于生态整体世界观的重建，名词化也因此可以说具有一种生态诗学、美学功能。可以说赵奎英的论文为今后生态批评和生态诗学的研究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隗雪燕则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结构主义以来的批评理论对语言的应用作了反思。她在对结构主义之前的西方文论中的语言因素作了回顾后指出，传统的语言观是朴素的、零散的，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与之相比，结构主义时期的理论家们将文学语言作为一个单独门类进行研究，其语言观在当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影响下，呈现出体系化的特征。而到了后结构主义时期，言语与语言、语言与文字、能指与所指等概念之间的传统等级关系被消解，语言获得了彻底的解放。然而，语言完全不受限制的嬉戏也难免不走向意义的虚无。通过对结构主义语言观的分析和批判，作者认为，鉴于其“多元共生”的时代特征，在一个有着多元阐释特征的“后理论时代”，语言必定呈现阐释的多元化。

本辑第二个栏目是“中国当代文论大家研究”，在这个栏目中，我们特约胡俊博士写了一篇关于蔡仪美学思想的论文。蔡仪作为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美学家和文论家之一，有着自己独特的美学思想和文学理论观，虽然较之他的不少同时代人，他应有的历史地位和学术思想似乎已被许多人所忘却。但是胡俊依然通过仔细的研究，归纳出了蔡仪美学思想的当代意义。具体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蔡仪的唯物认识论美学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认识论为哲学基础和研究方法，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方向探索中国现代美学体系的先河，标志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开始。接着，她又指出了蔡仪美学思想的当代意义，这些意义具体体现于四个方面：区分了原本在西方美学中混同的美与美感；区分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美学与机械唯物论美学；在美学研究领域内首创自然美、社会美等基本范畴；这些已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学科体系建构的基本模型。因此，她的结论是，蔡仪美学思想的延续和拓展可以对接和启发当代美学的发展乃至未来美学的发展：一方面，他的唯物认识论美学可以通往科学主义的认知美学；而他的自然美论则可以和西方当代的环境美学、生态美学等自然美学进行对话。我们希望，这篇文章的发表能够引起更多的人关注蔡仪这个几乎被遗忘了的美学家和文论家的理论遗产。

本辑的第三和第四个栏目分别是“海外特稿”和“大家访谈”，但讨论的话题都是关于世界文学的，而且两位美国学者各抒己见：潘则健强调研究世界文学应重视直接用源语言来研究文学，而戴姆拉什则重视通过翻译阅读世界文学。把他们的不同看法放在一起，实际上为我们在中国的语境下提出我们自己的世界文学理论建构有着有益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今后我们还要选发一些这类文章和访谈。

本刊的编定已经过了2013年，临近春节时分，大家都在忙着过节，我在此谨向为本丛刊的出版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清华大学出版社编辑人员致以深切的谢意。我们始终期待着广大读者的支持和鼓励。

王宁

2014年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