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追求光明的文学青年

一 流亡岁月的心路历程

从山东家乡到湖北均县的艰险经历，拉开了贺敬之流亡生活的序幕。其实，到均县后，直至到达延安前，贺敬之一直处于流亡岁月中。

作为青少年时代的学生，流亡，是在特殊年代里人生旅途中一种特殊的生活状态，而在流亡生活中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则是由各人不同的心灵发展历程所决定的。当时，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着祖国大地，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抗日烽火遍地熊熊燃烧。在这国难当头、人民激奋的年代，流亡学生中，有的投奔国民党的军队，有的报考国民政府的军校，有的仍孜孜于个人读书成才，也有极少数沦为国民党三青团的走卒。然而，流亡学生中的绝大多数，将个人的命运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一到均县就开始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做时代的弄潮儿。贺敬之便是这些弄潮儿中年纪虽小却颇为引人注目的一个。

山东的中等学校，包括高中、初中和乡村师范，在抗日烽烟弥漫大地的动荡岁月中流亡到湖北后，组建了国立湖北中学，总校设在郧阳，师范部和简师部设在均县。均县有学生800多名。贺敬之同张延龄、陈德秀、孙炳成都插入均县分校简师部一年级二班学习。

当贺敬之他们到达均县时，这个武当山下的小县城里，抗日浪潮汹涌澎湃。冼星海的《在太行山上》等抗战歌曲日日夜夜响彻大街小巷。县城南北大街的墙壁上贴满了号召民众团结抗战的标语口号和学生宣传抗日的壁报。学校里课程较少，师生们纷纷走向街头，走向机关，走向工厂，走向农村，编演抗日救亡的小节目，高唱抗日歌曲，宣讲抗日道理。国文课老师选讲与抗日有关的教材，给学生提供抗日宣传资料。在这群热血沸腾的爱国学生中，人们渐渐发现经常闪动着一个少年学生的身影，他就是刚从山东结伴流亡到均县的贺敬之。

小小年纪的贺敬之，不仅经常为壁报写稿，在歌咏队伍里唱歌，还参加演戏，在一个描写中国平民家庭遭受日本飞机轰炸和鬼子抢劫惨景的独幕话剧里，他扮演一个小孩，台词不多，就在台上哭啊哭，哭得是那么伤心，那么动情，仿佛台儿庄大战那冲天的火光、隆隆的炮声和流亡途中难民们那惶恐拥挤哭喊着的情景，又浮现在自己的眼前，震响在自己的耳边。

特殊年代，常常促使那些有着独特生活经历和个人禀赋的青少年早熟。同均县简师部许多学生相比，贺敬之那好学、多思和政治敏感的特点，渐渐凸显出来。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抗日的统一战线时期，不少进步书刊在学校里能够读到。学校图书馆有进步的哲学、政治、经济、文学书籍，学生们也组织起读书会，凑钱买些进步书刊。给贺敬之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读了描写中国工农红军长途奋战去延安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和表现苏联地方军队投奔主力红军的《铁流》等革命书籍。一天，同学们传看一张《大公报》，贺敬之要来看了，见上面登有蔺风萼（柳杞）的一篇描写他自己从郧阳总校奔赴延安的生动经历的散文，开头一句就是“山谷里的水哗哗地流着”，深深吸引了贺敬之。这篇散文给贺敬之以强烈的震动，他的心灵深处开始萌生对延安的向往之情。

时局变化很快。由夏入秋，国民党战干团来学校“招生”以欺骗青年学生上钩，并派来军事教官在简师部增加军训课，训育主任还向学生吹嘘在武汉成立的三青团的“进步性”。与此同时，国立湖北中学里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林英纯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活动，有的进步学生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不少青年学生悄悄加入了“民先”^[1]。学生们从汉口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的宣传中了解到三青团的反动本质，认识了“民先”的进步性。贺敬之当时年纪很小，虽未加入“民先”组织，但他心明眼亮，唾弃三青团，倾向进步师生，积极投入抗日活动。由于他好学多思，接受进步思想快，因此懂的革命道理也往往比一般青年学生多。比他年长4岁的山东老乡、简师部同学李德让回忆说：“我从此认识了贺敬之，并从这位青年的言谈中受到不少启发。”^[2]

1938年冬，日本侵略军向湖北武汉地区大举进攻。国立湖北中学奉国民政府教育部之命迁往四川。从湖北均县到四川梓潼，有两千多里的崎岖路程，师生们徒步跋涉一个多月才到达目的地。他们白天走，晚上还搞宣传活动，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电线杆子》等抗日小戏。李德让曾这样记述这段艰难历程和感受：

记忆犹新的是，在长途跋涉中，我们翻山越岭，跨过无数条河流，在经白河至安康的途中，我们发现从敌占区逃出的难民。他们衣衫褴褛，愁容满面，肩挑背驮，扶老携幼，迈着沉重的双腿，一步一步艰难地在路上走着，缓缓地走向暂时无敌人魔爪的汉中平原。只有从他们的眼中闪着同我们青年学生一样的无比仇恨的光芒。

这一切对我们有志的青年来说，怎能不同情，怎能不激愤！无家可归的人们啊！何时才能回到可爱的故乡，与亲人团聚！^[3]

这种感受对于那么小年纪就远离家乡、历经磨难的贺敬之来说，尤为深切。难民们的惨状每时每刻都紧紧揪住他那颗年轻的心。一路上，“难于上青天”的蜀道，没有使他感到畏惧与疲劳，祖国的命运、人民的苦难，增强了他勇往直前、战胜任何艰难险阻的勇气和决心。行进途中，他和同学们的背包里装着他们最宝贵的“财富”，那就是他们凑钱购买的书籍。他深知，要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除必须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就是要多读书，多读那些深蕴革命道理、描写革命进程的书。深深吸引着他的描写延安革命生活的那本《活跃的肤施》^[4]就是他们到达安康时，他从一位同学那里借来看的。读着读着，如饥似渴地读着，他不禁心往神驰：啊，延安，多么诱人的地方啊！这本书在年轻贺敬之的心灵世界里，展现了一片充满光明的崭新天地。

1939年2月，庞大的师生队伍纷纷到达川北。从此，“国立湖北中学”更名为“国立第六中学”，下设四个分校。总校设在四川绵阳，三个分校分别设在川北其他几个地方。第一分校为师范学校，分师范部和简师部，校址设在梓潼县城。贺敬之随学校来到梓潼，在简师部学习，开始了他人生旅途中又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

梓潼这座小县城位于四川盆地的北部，依山傍水，涪江支脉梓潼河沿城西流淌，川陕公路穿街而过。梓潼境内七曲山上建有张亚子文昌庙，庙对面盘陀石上有一石床，相传唐明皇南逃至此曾卧息于上，梦见张亚子。元仁宗加封张亚子为“文昌帝君”。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县城迎接文昌巡幸潼城的场面依然盛大，虔诚的百姓光着上身，身上挂着点燃的油灯。梓潼县城内亦有一座文昌庙，六中第一分校就设在这座庙内。

贺敬之在梓潼求学期间，日寇在中国大地上的残暴肆虐和国民党政府的日渐腐败，使他越来越对黑暗现实不满。1939年农历五月初十、十三两天，日机在重庆上空狂轰滥炸，被炸死、炸伤的无辜居民3万多人，血洗街头，可国民党重庆市政府的一些公杂人员在处理死难同胞时却丧尽天良，乘机大发国难财。国内外舆论哗然，各国报纸纷纷发表评论，谴责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滔天罪行。贺敬之与学校里广大进步青年学生，个个摩拳擦掌，义愤填膺，决心以实际行动积极投身革命斗争，挽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祖国和人民。民族仇，阶级恨，激发了贺敬之长期积蕴于心的强烈的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

满怀救国救民抱负的贺敬之，努力学习学校里开设的国文、代数、历史、地理等各门课程，考试成绩在班里总是名列前茅。为了宣传抗日、推动救亡运动蓬勃发展，他还废寝忘食地参加歌咏活动和街头演出，成为一名积极分子。当时学校里壁报很多，贺敬之便与另外4名同学一起办了一个壁报叫《五丁》。他们5位同学办的这个赋有象征意味名称的壁报，名字取自古代传说：“天为蜀王生五丁力士，能献山，秦王（秦惠王）献美女与蜀王，蜀王遣五丁迎女。见一大蛇入山穴中，五丁并引蛇，山崩，秦五女皆上山，化为石。”^[5]又传说：“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屎金，蜀王负力。令五丁引之成道。”^[6]由陕南入四川的途中，有一峡谷名“五丁峡”，有一关隘名“五丁关”，即源自这些传说。可见贺敬之他们以“五丁”名壁报，面对当时国难当头的局势，其寓意是十分深刻的，充分表现出这批爱国青年学生的远大志向和追求光明与进步的满腔热情。贺敬之曾回忆说：“梓潼有‘五丁开山’遗址，我们当时办的壁报刊名也叫‘五丁’，那时办刊有五个人。‘五丁’这名字饶有诗意，在国统区尽管风雨如磐，可是有‘五丁’在，当然是不难摧毁的。”^[7]

革命斗争形势的迅猛发展，激发了爱国青年们的满腔热情，也让他们产生许多迷惘。贺敬之同当时一批进步青年学生一样，阅读更多革命书刊的愿望愈加强烈。他积极参加了同学组织的“挺进读书会”，成为其中的骨干，会员约10人，负责人是同班年龄较大的学生刘允盛和李锡恩。同学们节衣缩食，凑钱买书刊。读书会逐渐购买了一批进步文学书籍和一些宣传革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学等方面的书刊。这期间，贺敬之贪婪地阅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斯诺的《西行漫记》等书，还经常翻阅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和《解放》周刊等报刊，获得了大量的革命信息，明白了更多的革命道理，思想文化素质和政治觉悟得到显著提高。从这些书刊中，他不仅越来越明晰地了解了红军和革命，而且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大批杰出的人民革命的领袖人物。他的内心深处，热切地向往着那一片圣地，那一片在黑暗年代里祖国的光明所在、人民的希望所在的延安。

1939年下半年，国民党蒋介石假抗日真投降、积极反共的面目充分暴露了出来。大后方的学校里也一片昏天黑地，强化了法西斯教育。在梓潼第一分校，三青团大肆活动，公开收缴学生的进步书刊，查询并登记订阅《新华日报》的同学的姓名，监视学生的行动。贺敬之所在的那个班里，有个很坏的学生成了三青团员，常在教室里骂骂咧咧，叫嚷：“咱们这儿有共产党的孝子贤孙啦，你们小心点！”他还检查和偷看同学的信件。学校的训育主任、教导主任都去国民政府教育部受训，回校后积极执行CC特务的反动训导。教育部还派人来校审讯参加抗日宣传活动的积极分子。一时间，学校里的读书会和壁报均被取缔。军统特务刘魁升甚至持刀行凶，杀伤民先队员崔培祥。面对反动派的嚣张气焰，贺敬之和他的伙伴们展开了机智而巧妙的斗争。他们刨开墙上的砖，把书刊藏在墙里面，或者塞在无水的古井的砖缝里，或者藏在郊外的墓穴里与荒草中，待敌人不注意时，又取出来阅读，吸取斗争的智慧和力量。

自到川北后，在国立第六中学的四个分校里，一直有一批进步师生，如教师中的李广田、陈翔鹤、方敬、廉立之、张超等，学生中的侯金镜、朱寨、李方立、程芸平、孙跃东、刘允盛、贺敬之等，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分别在各个分校里，同学校反动当局及三青团、CC特务，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多种形式的斗争。他们高呼抗日口号，进行请愿与示威，反对压制抗日，反对贪污腐败，反对法西斯教育。特别是设在罗江的第四分校，学潮尤其高涨，早就搞得热气腾腾。

贺敬之是一个性格非常倔强的青年，他所树立起来的革命信念是无法动摇的。一天，训育主任宋东甫找贺敬之去谈话。宋东甫是山东省峄县许阳乡涧头集镇旺庄人，即贺敬之离开家乡时父亲送他去会见张延龄等同学的那个村子里的人。此人为梓潼分校国民党组织的主要头子，学校里的三青团就是他建立的。这是一个思想很顽固的国民党员。特别是到1939年秋后，国民党掀起了反共高潮，他就在学校里大力加强党务活动，监视进步青年，搜捕共产党人。贺敬之跟这个人从来没有接触过，可是他突然把贺敬之找去，主动套近乎。他说：“贺敬之，咱们是老乡啊！你这个小孩，我还是挺看重你的啊！都是我们家乡的嘛，你还是我的小老乡嘛，你要跟着我们走，那就好啊！我听说你呢，糊涂，要跟着他们走了。国家现在的情况呢，你难道不知道吗？你要吃哪碗饭喽？现在有大锅饭有小锅饭，大锅饭是国民党，小锅饭是共产党，那小锅饭吃不了几天了！”^[8]

其实，糊涂的并不是贺敬之。贺敬之的心里亮堂堂的。这个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正直善良的青年，这个在抗日战争烽火中走南闯北、迁徙流亡、历经磨难的青年，这个阅读了不少进步书刊、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的青年，这个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反对独裁、争取民主、追求进步的青年，这个长期以来憎恶黑暗、向往光明的青年，他怎么能不明白自己应当走一条什么样的人生道路呢！他自小在家中、在故乡，就亲身感受到了地主对农民的盘剥与欺压，国民党的腐败；流亡岁月中，他进一步认清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本质。早在北洛小学时，他就知道了红军，知道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知道了西安事变；到均县后，直至到梓潼，他更加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了解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革命领袖，了解了革命圣地延安。对他来说，已经找到了应当跟谁走而不应当跟谁走、是共产党有前途还是国民党有前途的明确答案。祖国的出路在哪里？人民的出路在哪里？他自己的出路在哪里？他倾慕着、向往着、渴望着那一片光明的圣地——延安。

二 感应着缪斯的琴弦

贺敬之在均县、梓潼的流亡岁月中，同广大进步师生一道，通过参加歌咏、演戏、办壁报、组织读书会，进行请愿与示威等各种形式，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同国民党顽固派的腐败与反共行径展开斗争。然而，贺敬之从事这些活动和斗争的主要武器，是他手中的那支笔，是他用那支笔逐渐学会的文学创作。他曾回忆说：“我是生活在民族危亡、人民受难的时代，作为人民的一分子，作为一个热血青年，应该发出声音，和人民一起共鸣。”^[9]是的，人民是“缪斯”，时代是“琴弦”，缪斯拨响了琴弦，深深地感动着、震撼着贺敬之这个热血青年的心，引起了他强烈的共鸣。他不能不发出他自己的声音，那来自他灵魂深处的颤动的声音。于是，他开始了诗歌和散文的写作。从此，他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均县分校简师部学习期间，抗日的热潮将贺敬之的诗情鼓动了起来。这些诗情最初是流注在他的作文中。国文老师有时从贺敬之的作文里挑选出写得较好的富有战斗性的诗篇，张贴在教室的墙壁上，让同学们观摩。据他的同班同学吕兆修回忆，当时贺敬之写作很勤奋，课余散步时，他还常把自己的新作朗诵给吕兆修或其他进步同学听。一次，吕兆修生病了，贺敬之写了一首小诗向吕表示慰问，诗的大意是：“雨落着，芭蕉叶上流泪。……呵，兆修。”^[10]这样的诗句当然相当幼稚，但也不难看出，年轻的贺敬之很会捕捉诗的形象，并显露出他善于通过形象来表达自己感情的诗的才能。

这期间，学校里的文学气氛很浓。贺敬之阅读到许多“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进步作品，特别是从解放区、抗日根据地流传来的和苏联翻译过来的进步的、革命的文学作品，进一步激发了他对文学的浓厚兴趣。

最使贺敬之难以忘怀的，是他在这里第一次有机会亲耳听到了著名诗人、作家臧克家、田涛、陈北欧等人来学校的讲演。特别是诗人臧克家用他那激动人心的诗句，敲响了青年诗歌爱好者贺敬之的心扉。当时，在均县简师部操场边的墙壁上，以第五战区战时文化工作团的名义出过一期壁报，壁报通栏就是署名“臧克家”写的一首诗，开头几句的意思是：在异乡里喜听熟悉的乡音，在救亡歌中我遇到你们这群青年人……这些诗句很快在学校里流传开来。臧克家是山东省诸城县人，此时任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战时文化工作团团长。到均县后，贺敬之曾读过臧克家的《烙印》等诗，知道他是山东人，是大诗人，很崇拜。一天，贺敬之从学校里贴出的海报上，得知臧克家等名人在操场上跟同学们见面并讲演，心里非常激动，为有机会能见到臧克家而深感光荣。他在操场上的人群中挤呀，拼命往前挤，终于兴奋地见到了他十分崇敬的著名诗人。他听到，臧克家不仅作了讲演，而且朗诵了登在壁报头篇的那首诗。诗人那浓重的山东口音，让同样是山东人的贺敬之难以听懂，但那诗的激情、诗的旋律，强烈地扣动了贺敬之的心弦。

贺敬之回忆说：“在那个时候，我的那个年龄，那个情绪，臧克家的诗，我还不能完全欣赏，完全领会。比较起来，艾青的诗，田间的诗，更使我感兴趣一些。我从当时的报纸上读过艾青的诗，最初读到的那首诗好像是批判周作人的。我那时更喜欢田间的诗，因为他的诗更贴近年轻人，更适合我的情绪。”^[11]在从均县到梓潼的路上，贺敬之读了不少田间的诗，这对他以后的人生道路和诗歌创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到达梓潼后，贺敬之阅读的文学作品就更多了。他们的“挺进读书会”购买了几十本文学书籍，贺敬之借来看了又看，其中如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高尔基的《母亲》、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等小说，他都爱不释手。进步文学作品的熏陶，革命浪潮的激励，使贺敬之的写作热情越来越高涨。他常给他们5人合办的《五丁》壁报写稿，主要是写诗，也写过一篇纪念鲁迅的散文。他们还在《五丁》上举办过一期纪念高尔基逝世三周年的专刊。由于对文学的特殊爱好，贺敬之开始结识了比他年级高的梓潼分校师范部的学生李方立，又通过李方立认识了与李同班的同学顾牧丁。李方立是山东巨野县（今成武县）人，曾就读于山东滋阳乡村师范学校，1938年春从山东流亡到均县。顾牧丁是江苏人，是该校唯一的一名非山东籍学生。他们三人都酷爱文学，经常在一起讨论诗歌创作。李方立回忆说：“1939年春，贺敬之的同班同学吕兆修（我的同乡）向我介绍了贺敬之，说他们班上有个小同学，很聪明，人挺好。我见贺敬之热情，很纯洁，说话有点结巴，平平静静，稳稳当当。有一次我与贺敬之看了一些文学作品后，他写了一首诗，我也写了一首。他的字写得好，还画些小画如画碗等，放在诗稿后面的空缺处，这样就办出了墙报。我们俩人合办了四五期墙报。”^[12]

当时国立六中第四分校设在罗江，那里的进步师生很多，革命气氛特别浓厚。著名进步作家李广田、方敬、陈翔鹤等人均在四分校任教，并先后加入了共产党。1939年6月起，李广田主编出版了一个名叫《锻冶厂》^[13]的小型铅印文艺刊物，发表师生们撰写的宣传抗日、争取民主的文章和作品。贺敬之从《锻冶厂》上读到李广田写的激动人心的《发刊词》和谈创作的文章，后又读到李崇霄（即李方立）创作的诗《警报前后》和《奔波在长道上的马群》，心里非常高兴。他自己也给《锻冶厂》撰稿。他同四分校的同学保持着联系，非常向往能转学到四分校，以便能更多地感受那里的革命气氛，更快地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和写作能力。1939年暑假的一天，正下着大雨，性格倔强的贺敬之，脚穿草鞋，打着把旧雨伞，一个人上路，步行一百多里的泥泞路程，途中在小店歇了一夜，才赶到罗江四分校。他找到李广田老师，要求转学到罗江分校就读。李广田告诉他，想转学的想法是好的，但四分校的人数太多，目前转学比较困难。贺敬之只好放弃转学的念头。第二天，他有幸在四分校的一间教室里，听了李广田老师上的一堂业余文学课，讲的是果戈理的小说《塔拉斯·布尔巴》，分析得生动有趣，给贺敬之留下深刻的印象。

从罗江返回梓潼后，贺敬之学习写作更加勤奋。他深感壁报这块阵地远远不能满足自己战斗的渴求，必须将自己心底的呼声，用文学作品的形式，震响更广阔的社会。于是，他开始不断地发表散文和诗歌，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迈着年轻而有力的步伐，一步一步地坚实地向前走着，探索着。

贺敬之正式发表的处女作是创作于1939年6月12日的一篇题为《诗人的出游及归来》的散文，以“贝文子”为笔名刊登在同年7月7日成都的《华西日报》上。这篇作品以象征和魔幻的手法描写“诗人”幻想通过“天国之路”走上“象牙之路”，结果同妻子都惨死在现实的“黑家伙”的绞索下，控诉了现实的黑暗和残酷。1939年8月23日、24日重庆《中央日报·平明》上，连载了贺敬之以“菽波”为笔名的散文《失地上的烽烟》。实际上，这篇散文更近似于短篇小说，虽然并无太复杂的故事情节，却写得波澜起伏，曲折动人。张大妈的丈夫一年前因相信“东洋人是人，人有良心，不见得见人就杀”，不听村民们的劝阻，执意要去被东洋兵占据了的城里看望姑母，结果死在东洋兵的刀下。儿子田青一心要为父亲报仇，穿上了军装，别上了手枪，加入了东村的游击支队。张大妈非常担心儿子会因此也被日本鬼子杀死。村子里改变了以往的平静，人们陷于极端的恐怖中。女儿桂儿告诉母亲，村里的马大不是好人，恐怕当了汉奸，村上可能要遭他的害。张大妈让女儿“不要胡扯”，相信“马大先生是我们村里的大好人，书香人家”。她认为这一切都是“天意”。然而，第二天上午，果然来了七个日本兵，骑着七匹狂嘶着的高头大马，打着一面血色的太阳旗，奔进村里。村里的青壮年小伙子都躲进麦地，妇女和小孩缩在家中。日本兵进村后，在马大的导引下，挨家挨户抢劫，孩子们被刺死，妇女们被奸污。鬼子刺伤了张大妈，并当着她的面将15岁的桂儿蹂躏致死。村民们躺在血泊中。麦田里的汉子们疯狂了，怒吼了，拿着标枪、锄头飞奔出来，刺进了鬼子的胸膛。以田青为首的游击队员们也从柏树丛里钻出来，围歼了日本兵，处决了汉奸马大。田青兴奋地举起手枪大声说：“弟弟哥哥们，我们现在知道日本鬼子这样地对待我们，我们安安的做‘良民’是不行的了，我们要杀尽鬼子才有好日子过！”他还号召大家“要干掉一切出卖我们的汉奸”。张大妈和村民们在一片“杀尽鬼子”的吼声中，都参加了游击队，誓死要和鬼子拼到底。这篇作品有声有色地描写了日本鬼子的骄横残忍，汉奸的卑鄙可憎，村民们的觉醒，游击队的发展壮大。作者很善于通过景物的描绘，情绪的捕捉，心理活动的展示，来表达人物的感情变化，塑造人物形象；也很善于突出重点，抓住典型，主要通过张大妈一家的悲惨命运，生动地表现出张大妈由只相信“天意”到加入游击队的觉悟过程。由此不难看出，虽然贺敬之在壁报上经常撰写诗歌，但他步入文坛时，也颇有写小说的才能，这与他从北洛小学开始，特别是到均县以后，大量阅读小说有关。开始他接触诗歌并不太多。同时可看出，即使他创作近似于小说的作品，也有他自己的鲜明特色，那就是具有散文和诗歌的强烈的抒情性。

贺敬之的另一篇散文，一篇动人的抒情诗似的散文，是他创作于1939年11月3日、发表在1940年1月13日重庆《大公报·战线》上的《夜》，笔名“艾漠”，被误印成“漠艾”。这篇只有一千来字的小散文，以“深秋的夜，是深沉的”为抒情基调，以“我”与“你”谈心的方式，实际上是年轻的作者内心的独白，抒发着一种流浪儿思念故乡和亲人、勇敢地面对现实的深沉而哀婉的情绪。这个运河畔的流浪者，在高原的深沉的秋夜里，仰望天上闪烁的星星，俯视漫漫野草丛里开着的小黄花，回忆起童年时代依偎在妈妈怀抱里数着星星的美好的日子，遥想故乡的小黄花也是这么开着，花间那条曲折的小路也是这么宁静，自己年老的父母在这秋风索索的荒凉的夜晚也正站立在东北方那块辽阔草原上的村庄里牵挂着远方的孩子。此时，他的耳畔响起了被敌人追逐到满洲的朝鲜阿里郎山岭的流浪者唱着的那支凄凉的仇恨者的歌，引起自己内心深处无限的忧郁与悲哀。然而，他劝道：流浪的人们啊，勇敢些，等候着明天吧，停止哭泣，永远要坚强地活着，永远扬起你那灼热的仇恨织成的脸庞！作品中深蕴着一种诗的激情，显示出一种诗的格调。贺敬之身上的诗人气质，从这篇散文里也生动地表现出来。

离开均县到梓潼的途中，特别是到梓潼以后，贺敬之阅读诗歌作品越来越多。缪斯女神将时代赋予他的艺术生命中的诗歌情结激活起来，他的诗情的激流沿着历史的河床汩汩流淌。贺敬之正式发表的诗歌处女作，是1939年8月16日创作于梓潼、刊载于1939年成都出版的《朔风》第一卷第三期上的《北方的子孙》，笔名“艾漠”。这首长达110多行的抒情诗，以“我是/年轻的/北方的子孙呵！”开头，抒写了作者童年时代对那充满了希望与失望的故乡忧郁生活的深切感受。诗中写道，他伴着那荒地、莽原、乌泥、秋天的黄沙和冬天的大漠风、冻雪“活过十多年”；他像那荒地的每一个孩子一样，守着一头老黄牛，生长在河边、湖畔，从老子的脸上看到了那质朴的“他们的忧郁”。接着，作者聪慧而敏锐地捕捉到一个独特的寓意深刻的象征着北方故乡的诗的意象——“忧郁的骆驼”。于是，他以孩子特有的心灵感受展示出故乡一年四季中忧郁的心迹：春天，那地面有绿色在生长的时候，孩子们的心却还温着往日的梦，穷苦，凶年，人们在命运的鞭子下流浪，死亡；夏天，庄稼苗子长起来的时候，在那荒土上，他们像望见了生命的喜悦，可又不能不担心黄水为患，生命会毁灭在水底，千万人会被圈在死亡的圈子里；秋天，大豆、高粱、棒子、谷子上了场，他们又拾起了跳跃的生命的歌子，但，讨账的要走了粮食，生命的源泉又干涸了；冬天，他们更从寒冷、饥饿和从塞北刮来的风中看见了“死亡的恐怖”。作者面对着北方那“忧郁的骆驼”，最后深情唱道：

祖宗，

将一支牧羊的鞭子

抛下来……

在那荒土上

我偷偷地活着十多年！

我是

年轻的

北方的子孙呵！

我会唱那

农歌

牧歌

吹那牛角，

在北方的荒土上，

我依恋的

年轻的灵魂！

这首诗短促急迫的节奏与旋律，颇受田间诗作的影响。诗中将长诗句分割成许多短行，使得诗情自由、活泼，腾挪跳荡，而谋篇布局首尾呼应，中间层层递进，整体结构相当严谨。作者创作这首诗时还不满15岁，正处于由少年向青年过渡的时期，诗中倾注的感情十分真挚动人，但在选词炼句方面还显得较为稚嫩。然而，贺敬之的诗才已跃然纸上。

1939年暑假后，贺敬之的诗友李方立、顾牧丁均从梓潼一分校师范部毕业离校谋职。李方立去三台县国民政府教育部第五战区中小学教员服务团话剧队当演员。顾牧丁到成都，1940年2月开始编辑《新民报》诗歌副刊《海星诗页》，后来又编辑出版《诗星》诗刊。这时顾牧丁发表过不少诗作，还出版了诗集。贺敬之同李方立经常保持通信联系，也与顾牧丁通信并给他寄去一些诗稿，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夜二章》和组诗《我们的行列》。

《夜二章》创作于1940年2月，以“艾漠”为笔名，刊发在1940年2月28日《新民报》副刊《海星诗页》第四期上。第一章中，作者面对升起在夜空的星星和响起在夜的边界呼喊着由灾难的路上摸索而来的人群的歌声，高唱“星星永不会失落”，歌声“也永远响动”，虽然唱出这歌声的歌者会被虐杀，但更年轻的歌者却会接踵而来，于是，在没有休止的夜里，“我们是一直用那赤热的期待，/期待天明呀！”第二章写在“寂静的月光”普照下，“太极星披着绣金的光”升起来了，作者同“寂静的广场”进行着心灵的交流与对话，他用自己的心灵对着广场大声呼唤：“你张开你那被封锁了的嘴巴”，“为了/我们对祖国/那燃烧的赤诚，/你说出吧，/你唱出吧”，请看，在无边的黑暗的地层里，在无止的悠长的岁月里，被欺害的善良的黑压压的人群，正把耳朵、眼睛“扭向吹风的暴响的铁栅外”，期盼着解放年代的到来。这两章诗，采取以静写动、寓动于静的艺术手法，意蕴深沉地表现了岩浆在奔突、地火在运行的人民革命形势，抒发了作者对黑暗必将逝去、光明必会来到的坚定信念和渴望祖国与人民早日获得彻底解放的焦灼心情。

《我们的行列》这组诗是1940年3月在梓潼创作的，全诗由6首小诗组成，分而可单独成篇，合而为严谨的整体。第一首《陌生的人儿》，通过第二人称“你”，写一位奔过大风沙、从战斗的日子里生长起来的“陌生的人儿”正在微笑、唱歌，于是，作者从心底歌唱着让“我们”采朵花儿插在“你”的头上，像在草原的那些骚动的黑夜里，湛蓝的天空上那颗金色的指人前进的星星；让“我们”围着“你”歌唱，像在宽阔的土地上听见过的群众的呼声，这样，“你”还得再站起来，“在中国的火光里/前进！”第二首《L·S》，描写一个正趴在草丛里缝他的破棉袄的“忧郁的家伙”L·S唱着那支有着庄稼味儿的“忧郁的歌”，他流浪了三年，在流浪的路途上永无休止地唱着：

流浪底路上，

活过那些辛酸的日子，

我底母亲哟，母亲……

母亲！

棉絮破了，

针儿断了，

只有思恋长大了！

北方，那荒漠的大地，

我，……我底母亲！

诗中流浪者对故乡、对母亲那牵肠挂肚的思念之情动人肺腑。第三首《赠给年幼的他们》也是通过第二人称“你”，抒发了作者对为革命献身的向往之情，他想象着自己年幼的伙伴、一个牧羊娃加夫“为了生”而“响亮”地死在了“敌人的枪下”，葬在那辽阔的草原上，闻着“可爱的土壤味”，“看着你的羊群”，那么安然地长眠着，子孙们都向坟墓低下头来，缅怀这位为了后代们“生活得如此自由”而壮烈地死去的“老子”，而“你”因为儿子、孙子都吃得了他们在中国应吃得的一份，也穿得了应穿得的一份，正在“笑得很舒适”，诗的最后写道：

但是，如今呢，

加夫——我底年幼的伙伴！

你还得再拿起你底手枪，

向该去的地方，

奔去！

——因为，

我们的工作

还没有完呵！

诗中动人地表达了一个革命者的情怀和抱负。第四首《我底小同志艾末》，诗中写的这个“小同志艾末”，才17岁，他对于一切都像“狼”一样注视着，期待“有一天”像期待母亲，永远念着祖国，对于他所应爱的一切都“灼烧般的爱着”，但是明天他就走了，他唱起歌“向他爱去的地方去”。这个“小同志”显然就是作者自己，他正在期待着“有一天”欢乐地向着“他爱去的地方去”。第五首《我们的行列》，作者骄傲地高唱“我们的伙伴”很多很多，多得数不清：

请看这些黑色的脸，

发着光呢，

请看这些红色的心，

烧着火呢。

诗情和诗心滚烫灼人！第六首《歌》，仅4句，作为全诗的尾章：

是春天来的

春天也要去

出生在哪里的，

也要到哪里去。

这6首小诗仿佛一气呵成，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抒写了年轻的流浪者们细腻而炽热的思绪和丰富而激越的内心世界，却流贯着一种共同的情感基调：立志抗日，怀念故乡，眷恋母亲，追求光明，向往革命。这也是贺敬之在梓潼时期的散文和诗歌创作的共同基调与主题。

组诗《我们的行列》，以“艾漠”为笔名，于1940年春刊发在顾牧丁主编的《新民报》副刊《海星诗页》上，后来顾又刊发在他于1942年4月1日编辑出版的《诗星》诗刊第二集第四、五期合刊上。其中第三首《赠给年幼的他们》，还曾以《工作未完啊》为题（笔名“艾漠”），在1940年7月20日出版的《诗星》第一集第一期上发表，同期上顾牧丁编写的《我们底阵容》中载有一段对作者的简介：“艾漠，作品多发表大公报战线，中央日报平明，新华日报……笔名有李西，贝文子，……因过流浪生活，原稿多存牧丁的手里，现又漂泊到北方去了……”^[14]

贺敬之在流亡岁月中，感应着缪斯拨响的琴弦，不断地唱着与时代和人民强烈共鸣的年轻流浪者的歌。他唱着这些向往革命、追求光明的动人的歌的时候，在与李方立的鸿雁传书中，正相互交换想法，倾诉着如何追求光明前途的心声。当《诗星》诗刊再次刊发他这组诗时，他已经到了他“爱去的地方”、他“该去的地方”、“星星永不会失落”而“太极星”（即北斗星）闪耀着金光的地方——革命圣地延安！

三 人生的跃进

贺敬之在梓潼虽然只生活了一年多，但这是他人生旅途上极为重要的一站。他曾深怀感情地说：“四川人民和山东人民都是我的母亲，梓潼是我的第二故乡，1938年我还不到15岁，离开梓潼时才16岁，梓潼对我一生影响很深。”^[15]他对“山东人民和四川人民共同哺育过的儿女”国立第六中学，更怀着眷恋、感激和自豪的深挚感情，他说：“国立六中，是我少年流亡时期的母校，是我奔赴延安的出发地。”^[16]

奔赴延安，这是贺敬之流亡岁月中逐渐明晰于心而终于做出的必然选择，也是步入青年时代的贺敬之最为重要的人生抉择，是他在人生道路上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跃进。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思想政治觉悟的不断提高，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日益深入的理解，对文学特别是诗歌的酷爱，这些是贺敬之做出这一人生选择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原因。

历史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生活有如大浪淘沙，时代是一面筛子，不断地筛选着人生的意向。抗日烽火燃烧起强烈的民族意识，尖锐的民族矛盾冲击着千百万年轻人的心，他们聚合在抗日的旗帜下，为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命运而激动，而战斗。然而，当国民党政府假抗日、真反共的反动面目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在全国人民面前时，阶级矛盾伴随着民族矛盾激化起来，时局更为动荡而复杂，人们的思想、立场和态度必然出现新的分化。青年人面对新的局势，不能不做出自己新的选择：是跟着共产党抗日反蒋，还是跟着国民党反共反人民，抑或是置身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之外为个人利益而奋斗？贺敬之同他的新伙伴李方立、程芸平、吕西凡等人，选择了奔赴延安、跟着共产党抗日反蒋的人生道路。贺敬之后来激动地回忆说：

“到延安去！”……这是曾震响在无数革命者的生命中的一个巨大的召唤声。怎么能够忘记，当我们还是少年或者青年的时候，在大半个中国的黑暗天空下，我们曾是怎样地在心中高呼着这句话！那时，我们还不敢说“延安”这个名字，我们说：“到‘那边’去……”是的，从此我们就开始了我们人生经历中最珍贵的一页，生命就变得如此壮丽了。^[17]

贺敬之人生经历中这最珍贵的一页是怎样翻开的呢？早在湖北均县时，柳杞那篇描述自己奔赴延安生动经历的散文，第一次强烈震动了贺敬之向往延安的心灵的琴弦。在从均县流亡到梓潼的途中，贺敬之阅读的那本描写延安革命生活的《活跃的肤施》，在他那年轻的心灵世界里展现了一片光明的崭新天地。在梓潼，《新华日报》、《解放》周刊和斯诺的《西行漫记》等进步书刊，进一步激发了贺敬之对延安的向往之情。特别是，1940年初春，贺敬之从同学那里借阅过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其中刊载有鲁黎的诗作《延河散歌》^[18]和周而复的短篇小说《开荒篇》，这些作品中闪现出的延安革命生活的理想光芒和涌动着的作家那炽烈的革命情感，深深地吸引了年轻的贺敬之。《延河散歌》中那种倾诉衷曲的质朴的诗风，那将延河边“窑洞的灯火”同“永远引导我们前进”“引导我们向黎明”的不落的“星星”和灿烂地开放着的“山花”融为一体的美好的艺术意境，不仅深刻影响了贺敬之的《夜二章》等诗歌创作，更将贺敬之的心引向了那令人神往的延安。

年轻的贺敬之在抗日反蒋斗争中的积极表现和文学创作中的革命倾向与才华，引起了梓潼一分校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密切关注，当时的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林英纯曾回忆说：“我们当时已经注意到贺敬之了。他人很小，不言不语，很纯洁，很能写。我们在暗中培养他，也准备发展他，只是因为他人太小，不能入党。我们就考虑把他保护起来，一是不让他暴露，二是想法把他送到延安去。我们给当时地下党三台中心县委负责同志谈过他的情况。”^[19]虽然贺敬之当时并不知道这些情况，甚至也不知道谁是共产党员，但他的心同共产党、同延安是息息相通的。他与李方立的往来通信中，相互倾吐着自己的人生意向，探讨着如何“到‘那边’去”的行动途径。

奔赴延安的机遇终于来到了。在湖北均县师范部读书时，李方立与程芸平、吕西凡同班，他们班上近20人曾成立“醒华剧团”宣传抗日，剧团的核心人物杨景湘（杨洛夫）是中共地下党员^[20]。到梓潼后他们仍然同班。1939年暑期毕业后，杨景湘与吕西凡去成都谋职，杨在进步刊物《战时学生》旬刊编辑部工作，吕考上国民党空军政治部神鹰剧团当演员。李方立与程芸平到罗江战时民众教育班学习，程芸平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李方立与程芸平到三台县国民政府教育部第五战区中小学教员服务团话剧队当演员。一天，李方立从《新华日报》中缝上见到一条消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四个系均招生。李见后十分欣喜，立即与程芸平商议去延安报考“鲁艺”，决定由程去成都找杨景湘联系转党的组织关系，李去梓潼筹集投奔延安的路费。程芸平到成都转好组织关系后，会见了吕西凡，吕也决定去延安，于是二人一起来到梓潼同李方立相会，三人住在梓潼县城南关外一家僻静的小旅店里。

李方立到梓潼后同贺敬之会面，谈到准备去延安的事，贺敬之表示要同他们一起去，态度非常坚决。李方立与程芸平、吕西凡商量，决定带年龄最小的贺敬之一起奔赴延安。临行的前一天晚上，李方立领贺敬之去旅馆会见了程芸平。贺敬之在那里又见到他们从成都带去的《七月》杂志，上面登有诗歌《延河散歌》和小说《开荒篇》，还有夏风的木刻，“鲁艺”的招生简章和募捐图书的启事，这使他非常激动，因为他很快就能实现自己美好的愿望——结伴奔赴向往已久的延安。程芸平回忆说：“李方立提出贺敬之也想去延安，并带他来到我们住的小店，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贺敬之，他人很小，穿一件小黑棉袄。我们让他在学校里等着。”^[21]

贺敬之回到学校，将准备去延安的消息告诉了他很尊敬的老师、班主任廉立之。这位思想进步的老师是山东泗水县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于1935～1937年在山东滋阳第四乡村师范学校任教，抗日战争期间随校入川，任教于国立六中梓潼一分校师范部。他教授历史课，经常讲讲时事，分析国内外形势，学生们非常爱听，对贺敬之投身革命起了很重要的影响作用。他得知贺敬之即将奔赴延安，十分高兴，大力支持，将自己几乎是月工资的一半约10元法币给了贺敬之，并嘱咐在路上务必多加小心。贺敬之内心深处非常感激廉老师。

这四位准备奔赴延安的青年中，只有程芸平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心灵手巧，擅长木刻。他去小刻字店刻了假图章，又自己动手刻蜡板油印了假护照，上面写着他们是国立第六中学学生，现去汉中投考西北联大。余下的几张空白假护照卷成筒儿塞进雨伞的竹把里带着途中备用。为了安全，他们都化用了假名，贺敬之化名“吴明”，还编造了接头暗语：“上级”称“父母”，“同志”称“兄弟姐妹”，“黑暗的国统区”称“这边”，“光明的陕甘宁边区”称“那边”，“旅途被捕”称“狼吃了”，等等。

1940年4月底，正是小麦吐穗、油菜开花、杏花染红枝头的季节。这天清晨。梓潼县城雾气蒙蒙，路灯还亮着，四位青年迈开了他们人生道路上庄严而豪迈的一步，满怀美好的憧憬奔向光明的未来，踏上了奔赴延安的艰险而漫长的旅程。吕西凡回忆说：“月暗星明，我们三人后半夜按计划向北郊走去，临近石桥时，发现前面有个人影晃动，贺敬之已经在那里等我们了。相会时四人欢喜至极，总算闯过了一道关口，可以轻松地继续进发了。这是我和贺敬之第一次见面，在星光下。”^[22]

贺敬之在四人中年纪最小，未满16岁，而他的性格却非常倔强。他们沿着嘉陵江畔，顺着川陕公路，翻山越岭，披荆斩棘，顶风冒雨，起早摸黑，爬悬崖，跨峭壁，避狼蛇，躲哨卡，绕开热闹城镇，专宿茅棚小店，历尽艰难险阻，贺敬之从不叫一声苦，喊一声累。一天，他脚上的草鞋破了，无法再穿，提出换一双，年长的李方立看了看，说：“哎哟，你这草鞋还可以穿一段嘛，咱们到前边再买吧。”贺敬之一听火了，抬脚往山沟一甩，破草鞋“嘣”一声飞下沟去，狠声说：“不要！”于是，他赤着脚走了几十里，脚掌上磨起了泡，流着血，始终不吭一声。李方立曾在一首诗里这样写道：

夜晚投宿在江畔，

靠近一道山沟嘴的小旅店。

这是孤零零的三间草房，

锅灶、店东、旅客混杂，

哪能够还有墙院。

我们躺在地铺上，简直就是上了悬空的荡船。

突然，房门咣当咣当，

我伸手没摸到身边的敬之，

他到底出了什么事故呢？

没等我开口多打听，

他又躺在我身边，

始终没哎哟一声。

天亮了，看看他快锛掉的指甲，

脚上就像咧着被打流血的孩子嘴。

原来他是出外去解手，

在门口跌了个大跟斗。

大家出主意要休息一天，

看他那一股子劲，

至少还能一天再走八十里。^[23]

也许李方立白天未注意到贺敬之赤脚行走打起了血泡，因此误以为是晚上外出时“跌了个大跟斗”，然而，贺敬之在行进途中那种顽强的精神，倔强的个性，真真切切地跃动在这篇诗的字里行间。

旅途是艰险的，有时甚至惊心动魄。四人行至陕南的褒城，住进一家小旅店，老板见是几位学生，故意刁难。他们忍无可忍，顶撞了几句，刁钻的老板怀恨在心，偷偷跑到关卡报告军警，说他们有嫌疑。军警当即赶来店里盘查，幸好四人从容镇定，巧妙应付，用假护照蒙混了过去。他们深感已进入危险地区，必须百倍提高警惕，决定四人分两拨行走，于是拿出备用的空白假护照，写上他们是山东流亡学生，现在要经宝鸡、西安等地回老家去。假护照也分两拨开，程芸平与吕西凡合开一张，走在前面；李方立与贺敬之合开一张，在后面行走。两拨人相距一天路程，约定沿途岔道处打上“→”号或写一个草书的“神”字，就靠这种联系暗号，分分合合，顺利地行走了十来天。可是，当李方立、贺敬之过了凤县，快到宝鸡的益门镇时，却见不到暗号了。他们只好在益门镇一家小铺里焦急地等待着，等了一天又一天，仍不见程、吕二人的身影，他们心急如焚，望眼欲穿，心中却坚信那两位同伴绝不会丢下他们，因为只有程芸平带有组织关系，因为他们是“四个”！果然把程、吕二人等来了，原来由于吕西凡在途中生病发高烧，又迷了路，走了许久才折回身来。四人会面，欣喜若狂，涌出了热泪，然而必须极力压抑着自己的感情，他们知道自己毕竟是化名的“还乡学生”。

这已经是5月份了，四人从宝鸡乘上火车到了西安，住进一家山东人开的小旅店。那天狂风猛刮，黄沙漫天，接着又下起大雨，因此国民党军警未来查店。第二天清早，程芸平先去探路，之后四人一道来到七贤庄1号第十八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24]，门口有十八集团军哨兵站岗，四人一闪身都钻了进去，说不出有多么兴奋和激动！贺敬之回忆说：“当我们来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时，一进传达室门，顿时感到门里门外两个世界，大家高兴得没法形容。当时办事处的同志正忙，还不能马上接待我们，我们坐在一边等，看到接待室四周墙上挂着马、恩、列、斯、毛画像，我们都很激动，便情不自禁地引吭高歌，我们唱《黄河大合唱》，唱《延安开荒小调》，还唱了好些在当时流行的抗日救亡歌曲。”^[25]是啊，这四位追求光明、投身革命的年轻人，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来到了自己的亲人身边，怎么能不引吭高歌呢？据程芸平回忆，他们在传达室等了一会儿，一位哨兵进去通报，出来一位20多岁的年轻女子，短发，穿一身灰色军装，扎着宽皮带，打着裹腿，非常精神，后来知道她叫王平。她问明情况后，说组织关系还没有到，让一位同志带他们去七贤庄7号办事处招待所住下。^[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