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今年4月14日，梁启超九个子女中最小的儿子梁思礼与世长辞，享年91岁。梁启超逝世时，梁思礼只有5岁。梁启超特别疼爱他，称“老白鼻”（老Baby）。在回忆父亲时，梁思礼说：“我出生时父亲已51岁，虽然他非常爱我，但我没有机会能像我的大兄姐们那样亲身从父亲那里获得直接教导。……有人曾问我：‘你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我回答：‘爱国！’‘爱国’也是我们全体兄弟姐妹们所继承下来的宝贵遗产。我们九人中有七人在海外学习，个个学业优秀，但是我们没有一个留在国外，个个都学成归国，报效祖国。”^[1]

在“致孩子们书”中，不乏梁启超告诫子女认真读书、学成报效祖国的话语，可谓情深意长，但没有鼓励孩子读名校，去升官发财，也没有强迫孩子去学所谓的“热门专业”。如1927年8月29日信中，梁启超叮嘱女儿思庄学成后早日归国，“可以做爹爹一个大帮手，我将来许多著作，还要请你做顾问哩”。此时思庄正在国外攻读生物学，一年预科读完，升二年级，梁启超非常高兴，因为此前“你们弟兄姊妹，到今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很是我们家里的憾事”，“中国女子还没有人学这门……因为这门学问与一切人文科学有密切关系”^[2]。梁启超多么期盼几年后女儿学成归国，与女儿共同探讨、研究学问。

梁启超的九个子女人人成才，又各有所长，被誉为：“一门三院士，满庭皆才俊”，其中梁思成是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梁思永、梁思礼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科学院院士。

二

梁启超信札的另一亮点是：梁启超在世的最后三年，不顾重病缠身、党派纠缠，夜以继日地工作。“致孩子们书”中，处处流露出梁启超爱国救国的心声，他说：“所以我打算在最近期间内把我全部分的主张堂堂正正著出一两部书来，却是团体组织我绝对不加入，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那种东西能救中国。”^[3]梁启超深知“开民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他以著书立说、授课演说的一贯做法救中国。

摧残梁启超身心最直接、最严重的，当属北京协和医院对肾病的误诊。伍连德医学博士很快就知道割去右肾是误诊引起的，“致孩子们书”中这样说：“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伍连德对梁启超“下很严重的警告”，他说：“割掉一个肾，情节很是重大，必须俟左肾慢慢生长，长到大能完全兼代右肾的权能，才算复原。”“当这内部生理大变化时期中，左肾极吃力，极辛苦，极娇嫩，易出毛病，非十分小心保护不可。”他还下了戒令：“节劳一切工作，最多只能做从前一半。”^[4]这次意外的误诊和医疗事故，给身体造成的伤害是巨大的，但无论病情多严重，忠告多严厉，对于真正的工作狂来说，若无其事。他自己说：“大抵我这个人太闲也是不行，现在每日有相当的工作，我越发精神焕发了。”^[5]在他给子女的信中，每每隐瞒身体每况愈下的实情，总以报喜不报忧的言辞来安慰儿女们。

肾部手术满一年后，梁启超去协和医院住院“切实检查一番”。在1927年4月2日致梁思顺信说：“据称肾的功能已完全回复，其他各部分都很好，‘赤化’虽未殄灭，于身体完全无伤，不理他便是。他们说惟一的药，只有节劳，此亦老生常谈。”^[6]梁启超不遵医嘱，旧疾复发，且益厉害，几天后在信中道出苦衷：“我近来旧病发得颇厉害……本来近日未免过劳……在学校总是不能节劳的。”^[7]梁启超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是清楚的，6月14日信中说：“你爹爹已经是上年纪的人，这几年来，国忧家难，重重叠叠，自己身体也不如前。”^[8]

1927冬季，夜以继日地伏案写作，使梁启超身体受到极大伤害。11月14日致梁启勋函说：“日来旧恙微发，大抵因连作两文一、《〈王静安纪念号〉序》，二、《张子武〈墨经通解〉序》。之故。”^[9]12月12日，再次证实医生所说过劳的危害：“我的病本来已经全愈了二十多天，便色与常人无异，惟最近一星期因做了几篇文章，实是万不能不做的，但不应该接连着做罢了。又渐渐有复发的形势。如此甚属讨厌，若完全叫我过‘老太爷的生活’，我岂不成了废人吗？我精神上实在不能受此等痛苦。”^[10]

次日，给梁思顺的信说：“我的体气底子本来极强，这点小病算什么。况且我已经绝对采用你们的劝告，把养病当一件大事了，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呢？”又告诉女儿：“近来著述之兴大动，今晚本又想执笔，被王姨捣乱干涉。”看似挺矛盾的信前信后，实际不矛盾，梁启超“养病”只是说说而已，著书立说才是首要。病情无情地加重，梁启超并没预感到所剩余的时光不多，他还劝在加拿大的女儿不要急着回国探亲，说：“外交部又不调动你们，你索性等到我六十岁时才回来祝寿也不迟哩。”^[11]一贯乐观的梁启超，认为再过五年才六十岁，过六十大寿是理所当然的事。

瞒得过别人却瞒不过自己。12月17日致梁启勋函说：“一昨又小小发烧，静眠廿余小时乃愈。老态渐露，动辄有小病，殊可厌也。”^[12]月底再函：“吾数日来旧恙又剧发。”^[13]

在国外或身边的子女无不规劝父亲以养身为重，工作的事可缓就缓。梁思成事后说：“家人苦谏节劳，然以学问欲太强，不听也。”^[14]

梁启超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是清楚的，1927年7月1日给梁启勋的信说：“至于病的远因，恐怕总是因为一个腰子，分泌力到底差些，所以易出毛病。”^[15]自1928年起，身体每况愈下，发病不断。

四月初，“头晕接连两日，呕吐只一次，今日已全愈了。原因是在四五日前，精神太好，著述兴味太浓，一时忘了形，接连两晚破戒，晚上也做些工作，以致睡不着，而早上又已起早惯了，因此睡眠不足，胃的消化力便弱起来。头晕全是胃的关系。”^[16]过劳导致头晕呕吐，都是旧疾隐患、体弱多病的表现。

六月中旬，还是因过劳，“因为批阅清华学生成绩，一连赶了三天，便立刻发生影响，真是逼着我做纯粹的老太爷生活了”^[17]。万般无奈之下，梁启超不得不辞去清华研究院和北平图书馆的工作。

辞去北平图书馆馆长职务，还继续操劳《中国图书大辞典》的编纂，1928年8月22日在给梁思顺的信中说：“这件事我本来做得津津有味，但近来廷灿屡次力谏我，说我拖着一件有责任的职业，常常工作过度，于养病不相宜。”此时的疾病已相当严重了，“一个不提防，却会大发。一次发起来虽无妨碍，但经两三天的苦痛，元气总不免损伤”，所以“已决意容纳廷灿的忠告，连这一点首尾，也斩钉截铁的辞掉”^[18]。

北平图书馆的职务是6月辞去的，同时，还辞去清华研究院的工作，在5月8日给梁思顺的信中述说心中的极不情愿，想继续撑着。“我清华事到底不能摆脱，我觉得日来体子已渐复元，虽不能摆脱，亦无妨，因为我极舍不得清华研究院。”^[19]

1929年1月29日，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57岁。梁启超在世的最后三年，虽已重病缠身，又备受工作、党派纠缠，但他仍以自己一贯的做法——著书立说、授课演说救中国。

梁启超的家书，不是一般的家书，而是充满爱国爱家的家书。在“家书”中可以看到他对祖国的爱，也可以看到他对孩子们的爱。只有祖国强大，孩子们才能更加茁壮地成长，他的“著书立说”，正是为了救中国。

三

本书的第二部分是“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中的梁启超函札。

南长街54号，是梁启超、梁启勋兄弟在北京的故居，梁启超经常往返于京津之间，南长街54号便是梁启超著述、会客、休息的地方，也遗留下一批书籍、手稿和信札等物件。由梁启勋及其后人珍藏，尘封近百年，经整理后，公布于世。

2012年10月24日至26日，汤志钧出席由清华大学主办，中华书局、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协办的“梁启超与现代中国”研讨会，作题为“关于梁启超遗著”的学术报告，并为新公开的“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作鉴定，在“‘南长街54号’梁氏重要档案特展”开幕仪式上演讲并剪彩。

汤志钧在研讨会上说：“今天有幸看到‘南长街54号’里面收藏的东西，感到非常重要。梁启超一生年龄不大，但是留下来的东西很多，而现在看到的珍藏材料就感觉到非常珍贵。第一封信谈关于广智书局的情况，澳洲的情况；《时报》当时是上海的第二名，第一名是《新闻报》，也谈到《国风报》的情况，都是梁启超非常重要的报纸。另外比如说1914年对冯国璋的情况，关于林长民所做的一些事情。”还说：“手稿当中我感觉最有价值的东西、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清代学术概论》之前的准备工作。里面提出清代学者开山之石的一些人物，下面有很多派别，清代的新派、文学派、浙派、易理派等等，从这里边看出梁启超在写书时候的准备工作，也正是写《清代学术概论》时候的准备工作，可以很好地在这些方面研究一下。”

“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中有梁启超信札241通，许多信札是首次披露的。汤志钧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序》中说：“《档案》搜录了大量手札，其中很多是写给他的弟弟梁启勋的。梁启勋追随兄长历时甚久，从书信中不但可以考察梁氏行踪、交谊，还可看到他在晚清、民初‘家事、党事、国事无不令人气尽’的感受。”新发现的梁启超信札，为即将出版的《梁启超全集》增添了新内容，为学界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们为此书的顺利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注释：

[1]梁思礼：《〈梁启超家书〉前言》，见林洙编：《梁启超家书》，11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

[2]《致孩子们》［1927年8月29日］。本文所提书信，均见本书。

[3]《致孩子们》［1927年5月5日］。

[4]《致孩子们》［1926年9月14日］。

[5]《致孩子们》［1926年10月14日］。

[6]《致梁思顺》［1927年4月2日］。

[7]《致孩子们》［1927年4月19、20日］。

[8]《致孩子们》［1927年6月14、15日］。

[9]《致梁启勋》［1927年11月14日］。

[10]《致孩子们》［1927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