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开笔：小试牛刀（1951—1956）

1951年（23岁）

出版诗集《“王善人”》。

1950年下半年到1951年上半年，高晓声写了不少东西，“但对文艺创作还是十足的门外汉，什么典型呀，形象呀，听都没听说过。只知道作品要起宣传作用。”（高晓声，《自传》）

在写小说之前，他也写过不少东西，如小戏、散文、说唱、诗歌、弹词开篇等，配合宣传工作。那时的他根本不懂艺术品和宣传品的区别，要宣传，要完成领导布置的任务，就写。写得好不好，自己也没数。

“51年下半年开始苦闷，觉得自己写文章写不好，想摸一条路，又摸不到，几乎就不写东西了。”（高晓声，《自传》）

为什么最后写小说？高晓声说不出所以然。写小说，有渊源。从小，他看得最多的、给他影响最大的是小说。乡下孩子，戏剧接触得少。诗，他很感兴趣。父亲对古体诗很有研究。他曾主动要父亲教自己，父亲却说，“小孩子懂什么？”诗心就此冷淡。

说来好笑，1951年春节前，他出差去松江，路过上海，站在新华书店看了一些诗集，明白了“原来这样就是诗”，觉得不稀奇，自己也能写，思如泉涌，提笔就写：

走遍东、西、南、北庄，

那个勿晓得“三槐堂”。

王家祖上做大官，

王家代代比人强：

千亩良田属他有，

一片楼房尽姓王，

若将财主比财主，

最富要数“三槐堂”。

一写就写出长诗《“王善人”》《洋地主》《北周乡六日》《过去现在比一比》《庆丰收》《动员大会》《搓绳》7首诗歌，且由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以《“王善人”》的书名发行。那时还没有出版社呢。这大概是被囚禁的诗心偶然一次放风吧。此后他几乎再也没认真地写过一首诗。然而，民歌、说唱这些形式，隐隐约约伴随了他一生的创作。

《“王善人”》嘲讽阴险毒辣的伪善人大地主王子良；《洋地主》揭露地主与官府勾结，出动武装欺压农民；《北周乡六日》叙写土改前夕，人民政府的工作队下乡帮助农民“捉螟”治虫；《过去现在比一比》，直接抒发农民热爱新社会的朴素感情；《庆丰收》表现翻身农民喜获丰收和回忆对比；《动员大会》篇幅最长，展现农会主任、工人代表、雇农兄弟、贫农、中农、二流子、学校里的先生、工商界代表在土改动员大会上的发言和心态。

当时的机关青年干部中，只有陈椿年写了些剧本和小说发表在苏南、上海的报刊上，但也没出过书。《“王善人”》引起小小的轰动。志趣相投，陈椿年与高晓声的交往多了起来。

《“王善人”》的稿费168万元——旧币，几年后一万比一折合新币，这可算发了一笔小财。大家嚷着请客，高晓声买了几斤花生米和牛肉干，几个人胡吃海聊一番。从此，高晓声被视为机关里的“一支笔”。

1951年3月8日，姨母找到高晓声。高晓声去监狱探望父亲。

这一年，高晓声在吴县、浒管两乡参加土地改革工作，夏天见许多大姑娘上身只穿一个肚兜，感到寒心。

1951年底起，中央人民政府在国家工作人员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1951年冬，苏南八个文工团集中在常熟整编，高晓声与几个同事临时抽调在集训委员会工作，在那里待了整整半年。

1952年（24岁）

在吴天石家吃年夜饭。

带队到宜兴进行文化普查。

1952年春节前，机关里三反运动正紧张，临时抽去的人大多调回机关，只剩下高晓声一人。吴天石兼主任，高晓声做事务工作。大年夜那天，高晓声住在苏南公学的招待所里，形单影只。虽然少年时就失去了家庭的温暖，习惯了孤独清冷的生活，但此情此景，也有一阵阵寂寞涌上心头。晚饭时啃了两个馒头，便关门看小说。看完半本书，听见有人敲门，高晓声问是“谁”，应声是“我”。一听嗓音，高晓声就知道是吴天石，连忙开门。吴天石特地邀高晓声到他家去吃年夜饭。到吴家时，已过深夜十一点半，全家人都在，只高晓声一个客人。吴天石的一片诚挚，深深打动了野小子高晓声。

春天，吴天石要给文工团员作报告，嘱咐高晓声根据了解的情况，写一篇讲话的草稿给他，高晓声照办。作报告时，吴天石拿着草稿上了讲台；讲话时，也从不曾放下稿子，一直举在眼前，像在照本宣读一样。只有高晓声一个人明白，吴天石讲的，与他写的完全不同。高晓声立时明白自己的工作做得非常糟，如坐针毡，浑身冒汗。可是事后吴天石从未提起此事，而高晓声却怎么也忘不了。教人懂得“自知之明”，这该是个范例了。

谢忱下乡土改，先到无锡，后到苏州。再后，调到苏南区党委——设在无锡，其时尚未成立省委。

从1950年5月起至1952年7月，高晓声先后在苏南文联筹委会和苏南文联的编辑组工作，任组员。苏南文联的领导高野夫、章品镇、王怀泽、吴天石等都认为高晓声善于分析问题。1952年7月，高晓声调苏南文化局社会文化科工作，任科员，直至年底。

高晓声与谢忱在无锡重又碰头，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星期天，时常结伴逛街。

夏天，叶至诚从松江文工团调到位于无锡新生路19号的苏南文联。高晓声听说了，却未碰到。当晚，高晓声在浴室洗澡。所谓浴室，也就是本机关里一间普通平房，放几只木盆。他发现一旁的澡盆里是一位陌生青年，便猜想是叶至诚，一问果然是。他们就这样一丝不挂赤条条地相识并相知。两人关系融洽，总有说不完的话，说起话来也做到了一丝不挂赤条条的境地。

这一年，高晓声在松江县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相比无锡、武进，这里缺少农业机械。昆山乡只有一部脚踏脱粒机，天马乡只有一部牛推脱粒机。

1952年，在文工团集训委员会工作，积极要求入党。“三反”后，高晓声打了入党报告，未被批准。

秋天，高晓声带一个20来人的文化工作队到宜兴进行文化普查，走遍了宜城、徐舍、张渚、丁蜀、张泽、大浦、周铁、和桥。民间艺术家芮全富刻纸出色，高晓声热心地推荐他到省里工作。在徐舍镇改作小学的一个庙里，高晓声对蒋小云塑的送子观音赞不绝口。其他菩萨塑像都被清除了。

1953年（25岁）

与叶至诚到松江体验合作化运动。

大妹王婉琴到南京读高中。

苏南、苏北、南京三地合并建立江苏省，苏南文联并入省文联。汪海粟任省委宣传部部长。1953年元旦，作为政府工作人员，高晓声来到省城南京工作，在苏南文化局任社会文化科科员，从事群众文化工作至3月底。这是他第二次来南京。

吴天石出任省教育厅长。从别人嘴里，高晓声得知吴天石看了自己写的东西，多次赞扬。

叶至诚、姚澄已结婚成家。高晓声、方之、陆文夫、陈椿年等单身，常去叶至诚家聊天、吃饭。叶至诚好客，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小孟尝君”。姚澄烧菜，高晓声喜欢吃咸鸡。

1953年4月至11月17日，高晓声在扬州的江苏省文化干部轮训班工作。在轮训班，先后担任秘书、教务股长、团总支宣教委员、俱乐部主任，十分忙碌。他与杨澈、俞介君等关系融洽。在那里，他学到不少创作技巧。从那时起，到1956年，高阅读了几百本小说和剧作，开阔了眼界。

1952年，江苏没能参加北京举行的全国戏曲汇演。1953年，省文艺处、文化局、锡剧团支部、团部都在为1954年将要在上海举办的华东地区首届戏曲观摩演出积极准备，重排了两出大戏、一台小戏，先到上海演出听取意见。11月去上海演出，观众反应不佳。回到南京一时无戏可演，大家情绪低落。

1953年11月18日，高晓声到省文化局搞创作。

冬天，南京连下几场大雪，很冷。叶至诚和由他带领的小组到松江天昆区山阴乡里搞粮食统购任务，小组成员之一是高晓声。

1953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正在中国大地兴起：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那个自然村有十来户人家，自发办起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他们办社的曲折经历和热情十分感人，高晓声和叶至诚很想以此作为生活依据，给锡剧团写剧本。两人便在那里体验合作化运动。住在山阴一间又矮小又破旧的屋子里，夜里严寒难当。他们各带两条被头，一垫一盖，但被子太薄，冷得不行。于是并床，两垫两盖，一头颠倒睡，亲如兄弟，彼此把对方的脚焐在自己的两个胳肢窝里，每边一只，抵御隆冬。

大妹王婉琴到南京读高中。吃、住、学费、零用开销，都由高晓声全力支持。哥哥的恩情，大妹铭记于心。

1954年（26岁）

与叶至诚创作锡剧剧本《走上新路》。

接受文学家直接指导的创作训练。广泛阅读中外名著。

发表《解约》。

春节过后几天，回城的高晓声、叶至诚又结伴重返山阴。

没过多久，两人回到南京。就在回来的路上，他们一起兴奋地勾勒剧本的轮廓。到了南京，两人天天在一起，谈人物，列提纲，天天在叶家吃饭。他们同甘共苦，一起酝酿剧本创作，一起享受成功喜悦。更加愉快的是他们没有因为成功争名夺利。两人都把对方的劳动和智慧看得高于自己，都真心诚意地把对方让到自己的前面去。叶至诚年长，署名时高晓声把自己的名字放在后面。

年初，陈椿年去高晓声住处玩，只见房门大开，人却不在，桌上摊着一叠稿纸。陈椿年一看，是《走上新路》的未完成稿。他坐下来一页一页地看着等主人回来，直到看完，高晓声仍未出现。陈椿年便写了满满几页读后感留给他，掩上房门，径直离去。

过了些日子，陈椿年在叶至诚家里遇到高晓声，说：“你们的稿子写得很漂亮！”高晓声只是笑笑说：“你的信我们两人也看到了。”不置可否，就低头抿酒。接着就说些下乡时天寒地冻，只能把两床薄被叠加起来，两人合被而眠，互相把对方的脚焐在胳肢窝里，才没冻出病来等等闲话。高晓声本是爽快人，这次说话为何顾左右而言他？两年后陈椿年才悟出，那是高晓声对自己正在执笔的“配合互助合作运动”的稿子，抱有某种遗憾和烦恼的暗示，尽管此稿确实文采斐然。

初稿完成，修改定稿。高晓声、叶至诚给多幕锡剧剧本定名为《走上新路》。

剧本扉页题词：

每一个农业合作社

都有它自己的故事，

这一出六场歌剧

不过是一个故事的开始。

《走上新路》的梗概：江南某地新成立农业合作社，中农张伯文和儿子学才因受富农周洪发挑唆退社，周洪发窃取会计权，而正副社长刘炳根、李瑞珍意见相左。区委批评刘炳根的右倾思想，支持李瑞珍清除富农，团结中农，合作社走上新路。

剧本对原始生活进行了再创造，没从农民自发办社的角度入手，而在两个合作社干部在对待刚组织起来的人事方面不同的认识和态度上做文章。高晓声熟悉农民生活，头脑灵活，又出生在锡剧之乡常州武进地区，加快了剧本创作进程。

省锡剧团从各市锡剧团调来骨干演员，加紧排练。王汉清饰演男主角刘炳根，锡剧“皇后”姚澄饰演女主角李瑞珍。

9月，剧团赴沪演出。高晓声没去。演出的第二天，上海越剧团的院长袁雪芬对姚澄说：“听我们剧院的同志说这个戏好，今天特地来观看的。”叶至诚的父亲叶圣陶、母亲吴默林，华东文化部长夏衍和戏曲专家田汉、张庚也来看戏。

观摩演出接近尾声，评奖结果揭晓，《走上新路》获六个一等奖。叶至诚、高晓声获剧本一等奖。锡剧振兴，此剧是个里程碑。锡剧，流行于江苏南部和上海。系常州、无锡一带的曲艺“滩簧”，于民初在上海发展形成。一度称常锡文戏。后稍没落，而振兴锡剧，高晓声功不可没。家乡人写家乡戏，熟门熟路，倍感亲切。

《走上新路》配合农业合作化运动，为政策宣传服务，备受重视。省锡剧团回到南京，先向南京观众汇报演出，随后去丹阳、无锡一带巡演。地区、市、县的锡剧团大多派人来学习，评剧、豫剧、沪剧移植。社长刘炳根的唱词“北起河边南到山，东西横贯两三里。这野野豁豁一大片，都是合作社的田和地。踏遍田埂三百条，不沾社外一脚泥……”传诵大江南北。苏南一些合作社的年轻人，也自发搭起草台班演出。可高晓声还是淡淡的，默默地继续在省文化局做他的行政二十级科员，在朋友面前全无“成名”的得意之色，还是个不哼不哈的“阴间秀才”。

这段时间，他接受文学家直接指导的创作训练，底气更足。同时，他扑进书海，集中阅读文学书籍。少年时代主要阅读中国古典作品，现在涉猎中外名著：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的作品，高尔基、契诃夫的作品，巴尔扎克的作品，凡有译本的都读。还有托尔斯泰、莫泊桑、德莱赛、马丁·安德逊、尼克索、雨果、梅里美、小林多喜二等人的作品。再就是中国著名作家的作品：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赵树理的短篇小说、欧阳山的《高乾大》、柳青的《铜墙铁壁》、杜鹏程的《保卫延安》……这次集中阅读，开阔了眼界，提升了思想境界，改善了艺术修养，直接影响了他的创作。他生在农村，长在农村，自然而然选择了农村题材。

1950年4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是新政权成立后出台的第一部法律。该法规定：坚决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家庭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禁止重婚、纳妾；禁止童养媳，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禁止任何人借婚姻关系索取财物。成稿于1951年的《南通专区婚姻法贯彻执行情况检查报告》称：据南通县不完整统计，在婚姻法颁发前，共有童养媳32 101人。

1954年，《文艺月报》第2期发表高晓声以婚姻法为背景的短篇小说《解约》，获江苏文学评比一等奖，引起文坛关注。

《解约》清新可人，笔调轻松幽默，语言简洁含蓄，努力刻画农村青年反对封建习俗追求婚姻自由的精神风貌，人物个性鲜明，初露文学才华和潜能。《解约》的价值在于作者“在歌颂农村青年战胜封建包办婚姻，获得爱情婚姻的自主权的同时，还涉及到了他们的爱情道德观，从另一侧面表现了他们的新思想、新作风的成长。”（《中国当代小说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陆克寒认为，对新《婚姻法》的宣传是小说叙事的基本主旨。不可否认，小说《解约》的创作具有“从生活出发”叙事基础，这一点在小说开篇的人物潜在冲突的布设、人物心理能量的积聚等叙事铺垫中处处可见，但作者叙事的整体运作，表明其叙事要义在于宣传《婚姻法》；小说铺展的张、陈“解约”故事，在作者的叙事操作下，实际成为一则“宣传案例”。“从生活出发”的自发创作，由于叙事操作中“着眼于工作”“着眼于形势”的思维定势的宰制，最终成为一份“文艺宣传品”。因此《解约》虽具有某些艺术品的因素，但就其叙事主旨与叙事特质而论，难脱宣传品的属性。（陆克寒，《高晓声早期小说的创作定式与叙事操作——以〈解约〉为例的论析》，《文艺争鸣》2013年第11期）

高晓声回顾说：“那时候我学习写作各种形式的作品，如诗、说唱、短篇小说、歌剧、电影剧本。”当时受到欢迎的《解约》《走上新路》，“基本上是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但它反映的是社会主义生活，基调是开朗的，方向是明确的。这些作品反映了我当时思想比较单纯，对党对社会主义完全是一片赤诚之心。”（高晓声，《曲折的路》，《四川文学》1980年第9期）

遇见苏南新专同学吴镕时，高晓声劝他说：你在基层工作，生活多彩，但不要光埋头工作，要动动脑筋，有点想象力。搞文学总要有点“想入非非”，才能写出现实而又浪漫的作品。

高晓声在省文化局搞创作，至1954年11月25日。11月26日起，高晓声因肺结核，住院休养。

1955年（27岁）

去无锡市肺结核防治院接受治疗。

与邹主平热恋。

与陈椿年讨论“文艺为中心工作服务”。

《剧本》月刊第3期发表《走上新路》。5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7月，由华东戏剧研究院主编，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华东地方戏曲丛刊·走上新路》。还出版了剧照连环画。

7月，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发表，省锡剧团带着《走上新路》下到苏南农村演出。各地争相邀请。

7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解约》单行本，收入高晓声的短篇小说《解约》、陆文夫的短篇小说《风波》。

高晓声去无锡市肺结核防治院接受治疗。

高晓声的大妹妹，比哥哥小8岁。小时候被大姨王佩华领养，改名王婉琴。长大了，亲友都叫她“阿婉”。母亲患肺病。阿婉和哥哥的肺病，都是母亲传染的。两个舅舅死于肺病。当时没什么药，有药也买不起。1955年的一段时间，高晓声在无锡梅园疗养。阿婉同在那里疗养，见证了哥哥真正的初恋。

邹主平也在梅园疗养。阿婉与邹住前后屋，她先结识邹。在阿婉的印象里，邹主平，小学音乐教师，长得漂亮，为人热情，一手字也娟秀。两人相处融洽，快乐。拐了一个弯，阿婉让人牵线，高晓声与邹主平见面，两人热恋。

阿婉的普通话与常州话一样流畅。她和哥哥讨论过说话口音，不明白哥哥怎么拗不过来，说不了普通话。大约在乡下待得太久，太喜欢乡下话了。高晓声与邹主平全无隔阂，乡人乡音，情投意合，亲密无间。但两人都患肺病，慎重起见，一直拖着没有谈婚论嫁。

谢忱也到了南京工学院，好朋友再次聚首。一天，高告诉谢：“我有女朋友了！漂亮得很哪！”谢忱不信：“你在搞文学创作吧！”“不信？有照片为证。”高晓声进房拿来照片。确实，姑娘很美。

年底，农业合作化掀起高潮，恰逢中央文化部通知举办首届话剧会演，参赛条件是必须有本省新创作的剧本。省里便让叶至诚和陈椿年赶写一个。这一回轮到陈椿年“走上新路”了。关进锡剧团一间斗室，他整天伏案，吃睡都由叶至诚招呼。写完一幕，省话剧团便立马油印赶排一幕。最头痛的是：文联、文化局、宣传部、农工部一个一个过堂，每位首长都发指示，陈椿年遵命改了一遍又一遍，头昏眼花，苦极、怕极，领教了“文艺为中心工作服务”的滋味。高晓声来了，劈面就说：“你怎么头发长得像个囚犯？”陈椿年牢骚满腹：“这哪是搞创作？这是逼着我这个苦力在瞎翻跟斗！白白把一个好好的题材糟蹋了！”大叹苦经。高晓声听了半晌不作声，末了笑道：“那你可以不听他们的嘛！”陈椿年说：“不听不行啊！逼上梁山啦！”高晓声拍拍屁股，撂下一句：“不行就拉倒嘛！”说罢扬长而去。

此剧改到最后，陈椿年厌烦极了。随团进京会演，自己都不想看。谁知竟得了一大堆奖，剧本创作奖、演出奖、表演奖，作者还得了一笔奖金，并被送去参加首届全国青年作者会议。朋友们向他祝贺，他尴尬别扭，每次都连忙岔开话题。到了此刻，回想那时高晓声的“王顾左右而言他”，这才如梦初醒。

从那以后，不论是高晓声还是陈椿年，谁也不愿再干类似的“美差”了。

陈椿年从北京回来，听说高晓声生病住院，便去梅园的无锡市肺结核防治院看望。他见到高晓声的妹妹王婉琴，也在病房见到瘦瘦的怯生生的姑娘小邹，小学教师，也是病员。高晓声得的是肺病，需要调养，在疗养院住了很长时间，后来就跟小邹自由恋爱了。艾煊有事到无锡，坐了轿车去看高晓声。

回到南京不久，陈椿年就被调往正在筹建的《雨花》编辑部任诗歌散文组长，又立即被保送去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学习。正是陈椿年，在无意中点燃了“探求者”的火炬。

1956年（28岁）

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

担任《新华日报》文艺副刊编辑。

《小青龙》出版。

周扬提出“同人刊物也可以办”，高晓声等欢欣鼓舞。

写自传。

高晓声继续住院休养。

1956年初，高家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

3月，由江苏文联介绍，高晓声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

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走上新路》。

高晓声担任《新华日报》文艺副刊编辑。

5月13日，在《新华日报》发表《谈话剧“浪潮”的人物创造》。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高晓声与李鸿兴合署的短篇小说集《小青龙》，内容多为民间故事的演绎。

高晓声笃信“民间文学对于文学创作的巨大意义”，始终认为“民间故事往往很动人，往往很出奇，往往很能启发人的智慧，使人变得聪明，它使得我能够赋予它新的形象和内涵”。（高晓声，《我的小说同民间文学的关系》，《苏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1956年，中国文艺界召开了四个有影响的会议：2月是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3月是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6月是第一次全国戏曲剧目会议，11月是文学期刊编辑会议。这些会议的共同宗旨是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活跃思想，活跃文艺。毛泽东在1956年4月25日和28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两次提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课题，并说：“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

9月14日，本着“无事不可对党言”“与党交心”的精神，高晓声写了自传。自传长达9000多字，是1956年前高晓声人生经历最原始、最准确的第一手资料。而多年后他写的散文《那边半本戏》中，提到范淮静、殷主任，都出现了记忆失误。自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陈述父亲的历史和自己的经历，第二部分着重回顾、检讨自己的思想历程，“这几年来的工作表现，劳动态度一贯比较好”，“一向比较认真负责”。“总的来说，目前基本观点掌握了，基本立场站隐（稳）了。但是完整的世界观还没有引（形）成，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学得少而肤浅，个人主义的潜意识还存在，一不警惕，有时就危害工作，需要抓紧改造。”

10月1日，中国评剧院扮演《走上新路》的场景，作为天安门广场游行献礼。

在11月中宣部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上，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等积极主张文学期刊应当“多样化”，不赞成全都是清一色“机关刊物”的倾向。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会议总结报告中阐发“双百”方针，特别提到刊物的特点，首先要有自己的鲜明主张，要有倾向性，要有民族风格，要有地方特色，要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他明确提出“同人刊物也可以办”，说这是“为了有利于提倡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自由竞争”。

同人刊物，就是一批信仰、志趣、文艺观相近的文人自愿结合所办的非官方出版物，这种刊物容易形成各自的风格和特点。二三十年代，这类刊物比比皆是：郭沫若的《创造月刊》、林语堂的《论语》半月刊、叶圣陶的《开明少年》、黎烈文的《中流》……同人刊物不要“编制”，不要政府拨款，办刊经费自筹，编辑和作者大多是尽义务。同人刊物成为那时编创人员自由创作、自主交流的重要舞台。但此类刊物在1949年后几乎绝迹。周扬的讲话，重新燃起一些作家、编辑试办同人刊物的欲望。

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第四期全体学员列席旁听了11月的会议。当时各省都在筹办“纯文学”刊物，但这些“省级”刊物多半尚未正式出版，这个会议显然是想通过讨论明确办刊方针。陈椿年耳闻目睹了周扬和冯雪峰唇枪舌剑的争论。办同人刊物的主张，正是周扬在反驳冯雪峰时明白无误宣布的。

周扬是文艺界党的思想的化身。周扬的总结报告肯定将作为文件传达下去，但陈椿年等不及了，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当天晚上就写信，把这一喜讯告诉在南京的高晓声和叶至诚，以为办同人刊物不但是政策允许的，甚至是当局所提倡的。当时他并没有想到，更没有提出“我们也来办它一个”，只是以为今后的创作环境必将更加宽松自由了，为此感到由衷的兴奋，忍不住想和朋友们分享而已。同是参加这次会议的《江苏文艺》主编、江苏文联副秘书长章品镇证实：“在周扬的报告里听到中宣部已委托巴金、靳以创办一个《文学季刊》型的大型同人刊物。这个内容不待我的传达，已在江苏许多有志于文学创作的青年中盛传……”

北京来的消息使高晓声、叶至诚等欢欣鼓舞。年轻人跃跃欲试，都在谋求创作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