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探求”：风波骤起（1957年）

1957年（29岁）

进入江苏省文联创作组。

与陆文夫、叶至诚、方之、陈椿年等组织“探求者”，并起草启事。

发表短篇小说《不幸》。

“探求者”被定为“右派反党集团”。

高晓声回家结婚。

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1957年春天，江苏八位年轻有为的文学精英齐聚一堂，艾煊、方之、叶至诚、陆文夫、高晓声、梅汝恺、陈椿年、曾华，像左拉的梅塘之夜，他们也有美好浪漫的金陵之夜。

艾煊，35岁，当过兵，当过记者，1954年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长，并任省文联秘书长、党组副书记，组建了江苏省文联专业创作组。他正躲在苏州修改长篇小说《红缨枪》——即后来给他带来国际声誉的《大江风雷》的初稿。

比艾煊小6岁的梅汝恺在长篇小说《农场女儿》问世后，正在南京郊区板桥血吸虫病防治站体验生活，准备创作新的长篇小说。他也决定去苏州写作。

陆文夫与梅汝恺、高晓声同龄，文名最盛。1953年，处女作《移风》脱稿。1955年2月，短篇小说《荣誉》发表，荣获江苏省首届文学创作奖，并在英文版《中国文学》刊出。他被誉为文学新人，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华东分会。1956年第10期《萌芽》发表他的成名作《小巷深处》，文坛、读者初识“苏州陆文夫”。1957年春，他告别苏州小巷，来到省城。

1957年5月，高晓声进江苏省文联创作组，从事专业文学创作，从此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他开始在小说中表现人物的命运。

被称为老大哥的叶至诚也只有31岁，却已有14年的创作经历。他父亲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叶圣陶。1954年秋，他踌躇满志来到南京，踏上江苏省文化局剧目编审室岗位。但戏剧创作极不自由，层层审查，备受政治干涉，他深深失望了。1956年春，他任省文联党组成员、创作委员会副主任，与年轻作家相知相交，成为他们的“老大哥”，心头重燃文学希望。他一心想写出非凡之作。

方之是个小老弟，才27岁。搞土改时，互助组死了牛，他急得彻夜不眠，卖掉自己的手表为互助组买牛。他热情、真诚，像一团火。而他的短篇小说集《在泉边》、中篇小说《浪头和石头》，密切配合农村各项运动和工作。他的才华被框住了。他正处在苦闷之中。

《雨花》的编辑陈椿年极富个性，桀骜不驯，头发总是乱乱的，像是戳出的钢丝。转业军人曾华，一心只想投身文学创作。

八个人，都是虔诚的文学信徒，年轻的胸膛跳动着火热的心，不愿当人云亦云、亦步亦趋、趋时媚俗、平庸无为的文字工匠，而要当生活的斗士、文坛的骁勇，有个性、有作为的作家。志同道合，他们都在探求。

5月初，陈椿年奉命从文学讲习所提前毕业回到南京，参加《雨花》编辑部工作。他觉得刚刚创办的《雨花》，并未形成自己的风格，不如创办同人刊物。他找老友高晓声商量，高晓声找叶至诚，叶至诚找方之，一致认为要做点什么。

叶至诚担任省委宣传部文艺处指导员，兼省文联创作室副主任，住在南京杨公井的锡剧团宿舍。高晓声也住锡剧团宿舍。陈椿年住湖南路的省文联宿舍，两处距离遥远。5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陈椿年去看望他们，三人神聊。东拉西扯中，叶至诚说起1949年前他帮忙办《中学生》杂志的旧事。他们都认同，那时的刊物，基本上是同人办的。胡风派的《七月》、《希望》等不必说了，郭沫若他们的《创造月刊》、叶圣陶和夏丏尊的《开明少年》和《中学生》，林语堂他们的《论语》，都是这一伙那一伙信仰、志趣、文艺观相近的文人合力同心办起来的，自然而然形成了各自的风格和特色。如今所有的文学刊物一律办成“机关刊物”，都要讲究统一战线大团结，从前的鸳鸯蝴蝶派和左翼作家同刊亮相，刊物不得不面面俱到，东拼西凑，像个大杂烩，哪里还谈得上什么风格和特色呢！反过来说，原先各有风格和艺术观点的作家，到了“机关刊物”上也很容易磨平棱角，销蚀个性。

聊天中，陈椿年提出：“那么我们就来办它一个同人刊物怎么样？”叶至诚较为成熟，素来稳重，他只说：再想想，再说吧。聊天即兴，没有专门深入讨论，就转向别的话题。但对“机关刊物”的弊端，他们看法一致。

高晓声和陈椿年是老相识，几年前都曾是“文艺应为中心工作服务”的积极奉行者，都曾奉命写过剧本，都得过奖，也都从中感到莫大的苦恼，都觉得这套做法无非是遵从长官意志，搞图解政策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全无创作个性和创作乐趣可言，得了奖也全无“成就感”。他们对“双百”方针，对正在中国流行的苏联“解冻文学”作品和“复兴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传统”等提法，兴趣浓厚。他们还认为，所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正是文学作品公式化、概念化和粉饰现实的根源。高晓声对陈椿年想办同人刊物的提议有些心动，在另一次见面时问他可有什么具体设想，陈椿年设想办一份报纸型的周刊或旬刊，以便扩大发行量，比较容易养活自己。至于刊物的名字，他建议可否考虑“探索”二字？高晓声没有明确表态，说：“再找几个朋友商量商量。”

当时省文联成立创作室，叶至诚任副主任，成员有顾尔镡、方之、陆文夫、高晓声、滕凤章等，这是江苏第一支专业创作队伍。除了顾、滕，其他成员参加了几次“探求者”的聚会。谁去了就随便聊聊，不去也就算了，组合十分松散十分自由。没见到章品镇。

为了实现办刊愿望，叶至诚、方之、陆文夫等一开始就按组织程序，首先请示了江苏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长艾煊明确表示支持，说这些青年挺有积极性的嘛！文艺处派指导员周正良来做“联络员”，直接参与“探求者”的一切活动。周正良曾任苏南新专的辅导员，下乡剿匪反霸时还是陈椿年的组长，彼此无话不谈。省文联党组书记钱静人也多次要叶至诚汇报“探求者”的活动情况。“探求者”们的全部活动都是在党组织完全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没有背着组织搞任何名堂。在这一过程中，也从未听说有哪一位领导、哪一级组织批评反对他们筹组同人刊物。

在文联的会议室，叶至诚、高晓声、方之和陈椿年，与钱静人对话。钱静人说：“《雨花》创刊不久，你们何必另外再出一本刊物呢？这样好不好？你们照样办同人刊物，但不要另出单行本，我去跟俞铭璜部长说，让《江苏文化报》按期辟出一版《探求者》的园地，两版也行！”《江苏文化报》是省文化局出版的一份四开周报。钱静人还说：“如果给你们两个版，一个月也有八万字的篇幅了，可以了！”当时无论是省委宣传部还是文联党组，都确认同人刊物可以办，分歧只是办的方式，是在报纸上辟一专刊，还是出单行本。钱静人作为当家人，不能不考虑出单行本需要经费和办公地点等实际问题，他提出的意见，大家能够理解。

他的意见符合陈椿年原先想办成“报纸型”的念头，但又嫌它易受报社的限制，陈椿年不说话，持中立态度。但方之、高晓声激烈反对。好好先生叶至诚则嗨嗨嗨地在一旁笑着缓和气氛。

双方谈不拢，四个年轻人便去吃饺子。吃罢回文联，在会议室铺席睡午觉。睡不着，讲些省里文化界的鸣放点滴。方之建议：下午我们一同去找省委谈意见。三人都同意，要解决问题，只有找省委。

下午三时许，四人到了省委。出面接待的是分管文教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四人早商量好了，公推方之主谈，他是团市委宣传部长，能说会道。方之侃侃而谈，书记十分客气，十分礼贤下士的样子。他答复：“同人刊物是可以搞的，但怎么搞还要再商量。”

谈完了，回来的路上又公推陈椿年执笔成文，在《雨花》上发表。于是，七月号的《雨花》出现了四人署名的《意见与希望》一文，表达他们想办同人刊物的强烈愿望。

文章认为，江苏文学工作相当落后。问题何在？在于领导。领导问题有三。一，“长期以来，领导上片面地强调了文艺为政治服务，为运动宣传，而忽视了文学创作的特殊性。”二，“领导上虽然强调文艺要为政治服务，其实对文艺很不重视。”批评锋芒直指中共江苏省委和宣传部。三，“省委把文艺工作主要地当做了统一战线工作”。希望有四。一，是请有关部门的领导，给予作者、编辑相应的“政治待遇”，改变一些行政管理方式，扩大民主，信任知识分子。二，是“请领导上对江苏的文学创作，进行具体有效的安排”。三，是“请领导上重视剧本创作”。四，是“建议文艺界领导上提倡和支持作者们自由结合组织文学社团”。他们，勇敢地喊出了探求的强音。随即，他们付诸行动。

6月初，去连云港参观的陆文夫与曾华一起回来了。陆文夫刚到南京，就去叶至诚家。

6月6日，陆文夫见到高晓声的那一天，就是发起《探求者》的那一天。叶至诚的宿舍，陆文夫、方之、叶至诚、高晓声四人聚首，一见如故，坐下来便意气风发地纵论文艺界的天下大事。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勾起他们极大的兴趣和共鸣。叶至诚特别提到，听说毛主席讲要把王蒙同志从围攻中解救出来，更增添了他们反对、讥讽官僚主义的胆量和勇气。他们觉得眼下的文艺刊物一个模式，发表的作品大同小异，要改变此种状况，他们义不容辞，决定创办同人刊物《探求者》文学月刊，要在中国文坛上创造一个流派。一整天热烈讨论之后，议定由高晓声起草一个“启事”，阐明《探求者》的政治见解和艺术主张，由陆文夫起草组织“章程”，并四处发展同人。陆文夫马上打电话给在乡下的梅汝恺，让他回南京。

过了两天，叶至诚通知大家到他那里聚会。那个上午，到了七个人：叶至诚、方之、陆文夫、高晓声、梅汝恺、陈椿年、曾华。此外，尚有省委宣传部文艺处的一位。叶至诚作开场白，说同人刊物取名“探求者”，要办成一本正儿八经的文学月刊，由高晓声和陆文夫起草“启事”和“章程”。陈椿年担心：钱从何来？又怎样维持下去？叶至诚很有把握：“这些都有办法！”

主编请谁？叶至诚自认声望、资历、影响还不足以当头儿，大家不约而同：请艾煊。艾煊温和安静，一心为文，热心扶人，与他们心有灵犀一点通。为郑重起见，先由梅汝恺写信告知艾煊，再让陆文夫回苏州面谈，请他定夺。

陆文夫与艾煊详谈，艾煊不曾同意，也并未拒绝，却谈了一通如何在灵岩山和一位高僧论佛。

《“探求者”文学月刊社章程》和《“探求者”文学月刊社启事》很快写出来了。

“探求者”文学月刊启事

我们是一群年轻的文学工作者。我们的政治、艺术观点都是一致的。现在，我们结集起来，企求在同一目标下，在文学战线上发挥更大的力量。

对于目前有一些文艺杂志的办法，我们很不满意；认为他们不能够很好地发挥文学的战斗作用。这一些文艺杂志，虽然也明确文艺为政治服务；但是，编辑部缺乏独立的见解，显示不出探讨人生的精神；特别在艺术问题上，没有明确的目标，看不出它们的艺术倾向。这种拼盘杂凑的杂志虽然美其名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却反映了编辑部战斗力量的薄弱，以及艺术思想的混乱。这是用行政方式来办杂志的必然结果。

我们这个杂志是由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结社创办的。我们有自己的宗旨。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它具有伟大的生命力。我们愿意为这个制度的胜利，贡献出全部的力量。

目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刚建立不久。如果说建成社会主义的道路还在探索，需要不断地积累经验，吸取教训；那么，在建成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人生的道路就更为复杂，更需要多方面进行探讨。

社会生产关系改变了，人们的意识也随着改变。但是，总的来说，后者却远远地落后于前者。怎样促使思想意识较快地赶上时代，是一项极其迫切的任务。而文学必须参与这项巨大的工作。

思想意识的改变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思想意识中间，有坏的，也有好的。必须加以辨别。坏的要铲除；好的要继承、要发扬。这是一件细致复杂的事情。在新思想、新意识建立的过程中，有益的和有害的、正确的和错误的经常同时出现，错综地交织在一起，也必须加以辨别。有益的和正确的要扶植，要帮助他们成长；有害的和错误的要批判、要纠正过来。这更是一件细致复杂的事情。

近几年来，把一切旧东西看成坏的，把一切新东西看成好的，这种教条主义的观点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危害，阻碍了思想意识的健康发展，更突出地妨碍了年青一代的成长。

教条主义又把浩瀚统一的社会生活归结成支离破碎的教条，僵化了人们的正常生活。

再者，我们过去在长期的阶级斗争中，由于当时的需要，把政治态度作为衡量人的品质的主要标准，往往忽略了社会道德生活的多方面的建设。阶级斗争有它历史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但是，在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在人民内部的今天，我们看到了人们道德面貌上存在着各种缺陷，也看到了阶级斗争给人们留下了许多阴影，妨碍了人们之间正常关系的建立。人情淡薄，人所共感。

鉴于以上种种，我们将勉力运用文学这一战斗武器，打破教条束缚，大胆干预生活，严肃探讨人生，促进社会主义。

文学创作有过漫长的历史，积累了多种多样的创作方法。今天看来，就像打仗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兵器一样，只要对社会主义有利，各种创作方法都可以运用。我们不承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好的方法，更不认为它是唯一的方法。

创作方法有过历史的发展，现实主义的形成是一个大进步。恩格斯给现实主义下了定义。这个定义像一条红线，把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其他创作方法划分得清清楚楚。现实主义当然也在不断地发展。但是现实主义是否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而起质的变化，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至少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人能够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清楚地划出一条红线。一切有关的论文中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现实主义不同的论据仅仅是世界观的问题，没有或者极少接触到创作方法。世界观与创作方法有密切联系，但是不能混为一谈。不能把作家世界观的转换现象判断为创作方法的变化。社会主义的文学有了几十年的历史，出现了许多好作品，这些作品的创作方法是否就叫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我们认为尚有待于对具体作品进行认真分析研究，目前难下定论。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所有这些优秀的作品基本上都运用了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统一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其所以与原来的现实主义作品有所不同，是因为作家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故而能更正确地、深刻地理解现实和反映现实。除此以外，我们还不明白他们运用的创作方法为什么恰恰就叫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鉴于上述种种，我们认为现实主义在目前仍旧是比较好的创作方法。不断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运用现实主义的方法进行创作，就是我们的主张。我们的理论研究方向是：具体地研究古典作品和当代的优秀作品，探索他们的创作方法。只有这样，才能逐步明确现实主义在哪些方面是丰富了、发展了。那种在概念上打滚，空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洋洋宏论，我们认为毫无道理。

我们还认为，自愿结合来办杂志，和用行政方式办杂志比较起来有很多优越之处。

用行政方式办杂志的缺点在于它是“官办的”，尽管申明并非机关刊物，但是却摆脱不了机关刊物的性质。现在的文艺刊物是中央有几个，各省有一个，各自为政。各省杂志的任务大抵是：“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团结与培养本省作者，繁荣创作”；中央则扩而大之。因此都不得不面面照顾，杂志的内容也就不得不拼盘杂凑。另外，这些杂志编辑部的组成人员是用行政命令从各方面调过来的，编辑之间的观点往往各不相同；即使有艺术观点完全一致的编辑部，却又因为面面照顾，必须登载那些和本身观点相抵触的作品。所以杂志就谈不上独特的见解和艺术倾向，树立不起自己的风格来。

用行政方式办杂志的缺点还在于作者与编辑部是脱节的，作者得听凭编辑部的摆布。有时候同一编辑部对于作者的同一作品都会提出相反的意见；何况作者往往和几个编辑部接触，一篇稿件在几个编辑部旅行之后，听了各种各样的意见，修改了，发表了，而作品原有的特色往往也不见了。这就使作者难于认识自己，容易迷失方向，不仅无助于自己的风格的形成，相反的带来了苦闷。

我们这样来办杂志：我们是同人刊物，有自己的主张，自己的艺术倾向；我们把编辑和作者混同一起，稿件的主要来源就依靠同人，我们将在杂志上鲜明地表现出我们自己的艺术风貌。我们也竭诚地寻求同道，但绝不面面照顾。对于来稿，合则留，不合则去。我们期望以自己的艺术倾向公之于世，吸引同志，逐步形成文学的流派。

还有一点，用行政方式组织的杂志编辑部往往机构庞大，我们没有这个必要。杂志的编辑工作，由同人轮流担负，每班两人即可（行政、杂务另聘专人负责），同人在担负编辑工作期间，在经济上稍加补贴或不必补贴。这样可以减低杂志成本，避免赔钱。目前许多杂志，都在蚀本，需要国家补贴。我们两手空空，无本可赔，除要求政府帮助或贷给开办费之外，将逐步做到自给。

在文学上形成一个流派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经过不断地实践，不断地斗争。我们的办法，不是先形成流派再来办杂志；而是用办杂志来逐步形成流派。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形成文学流派才有可能。目前，我们提出的主张并不一定就是完善的，在今后的发展中将不断吸收养分，纠正错误。我们知道，我们会碰到很多困难；我们将刻苦学习，刻苦创作，克服困难，并尽量避免错误。党和政府支持我们，文学战线上的前辈会关心我们，与我们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给我们增添力量，广大读者会赞成我们，即使困难重重，也坚信事在人为，胜利必定。

章程和启事，有着极其鲜明的流派意识，宣扬了明确的文学主张，堪称一个文学流派的宣言，宣告“探求者”文学流派即将诞生。

他们将章程的打印稿直呈北京，不久就到了康生的手里。康生读后对身边的工作人员阴阳怪气地说：“听说这叶至诚是叶圣陶的儿子，嗯，嗯，嗯……”

高晓声、陆文夫他们当然不知道康生在打什么主意。他们把章程、启事油印若干份，分送文艺处、文联党组以及“探求者”各个成员，此外又多印了几份，由方之和陆文夫带去上海，去筹集经费，寻找支持，在上海文学界中征求“同人”。

方之、陆文夫是华东作家协会的会员。陆认识不少上海的青年作者，方自告奋勇同行。他们跑到上海的华东作家协会，先去看望巴金，之后拜访了叶以群、阿章、唐克新、姚文元等，希望他们加入。

巴金毕竟是“过来人”，已经感到气候的变化，明确表态自己不参加，并劝他们不要搞“探求者”，不要办“同人刊物”。

巴金在多年后的《悼方之同志》一文中说：

我只记得他和陆文夫同志一起来找我，谈他们组织“探求者”的打算……他们想在创作上多下功夫，约几个志同道合的业余作者“探求”。他们说已找某某人说过，得到那位同志的鼓励。我了解他们的心情，三十年代我们也曾这样想过，这样做过。这两位年轻人在创作上似乎有所追求，有理想，也有抱负。我同情他们，但是我替他们担心，我觉得他们太单纯，因为我已感觉到气候在变化，我劝他们不要搞“探求者”，不要办“同人杂志”，放弃他们“探求”的打算。……他们没有听懂我的话，我也说不清我的意思，他们当然不会照我的意思办。

叶以群、阿章、唐克新等人的态度模棱两可。只有初露峥嵘的姚文元，读了章程和启事，连声赞叹叫好，表示“你们办起来，我一定参加帮忙”。谁知人心难测，正是这个“金棍子”姚文元，根据方、陆送上门去的章程和启事，无限上纲任意“推理”，炮制了好几篇批判“探求”的大作，置人于死地，而把自己洗刷得干干净净，且又捞了一票政治资本。

被巴金婉拒后，血气方刚的方之很失望，说：巴金不是党员，我们别去听他。陆文夫有些沮丧，但没说什么。从上海回来，陆文夫顺便去了一趟苏州的家。他已冷静下来，想想巴金的意见恐怕有道理，于是写了一封信给南京市文联，信中说：“同人杂志，总觉得有小集团嫌疑，与提倡的集体主义思想有抵触，我想来想去，还是退出，不参加的好。”这封信救了陆文夫一命。后来追查，他虽受处分，但没被打成右派。

方之从上海回来，对妻子李艾华说起巴金：嘿，他怕什么！他怕，我们又怕什么？方之的意思很明白：我是小青年，是党员，没什么好怕的。“探求者”们觉得巴金不参加“探求”是因为胆小，没有理解巴金对他们的提醒和保护。不出几天，他们就倒了大霉。

高晓声也不怕，他非但写了纲领性的启事，而且勇敢实践“探求者”主张，创作了短篇小说《不幸》。小说从题材到立意都有独创性。他的笔触开始伸向人物的感情世界，捕捉和表现人们心理的微妙变化。小说描写深受丈夫精神压迫的女演员李素英的内心痛苦，细腻动人，批判的锋芒直指那个满脑子封建思想虚伪的“君子”丈夫。而这个独断专横、道貌岸然，“说尽真理，做尽坏事”身任剧团副团长、艺委会主任的丈夫，正是共产党员。《不幸》明显地体现高晓声创作的重大转折，他已经把文学创作从为宣传转移到为人生上来，并且举起了批判的匕首和投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