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曹操性格

《三国志演义》的版本甚多。明嘉靖元年（1522）刊印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版本。这个版本距小说的成书时间虽逾百年，内容文字也难免经后人改易增损，但与清康熙年间出现的毛纶、毛宗岗评改本（即后来的通行本）比较，毕竟更接近原作面貌。考察罗贯中笔下的曹操形象，研究罗贯中的思想和创作，似应从这个版本入手。

与旧戏舞台上的粉面奸臣判然有别

本世纪50年代，两位受人尊敬的史学家曾经对罗贯中表示极大愤慨 ¹ 。他们认为，罗贯中“肆意歪曲历史，肆意丑化曹操”，《三国演义》“简直是曹操的谤书”，到了70年代，一些论及曹操或曹操形象的文章，又往往搬出鲁迅当年的一段话：“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如此说来，罗贯中笔下的曹操形象，果真全然不似历史上那位英雄吗？鲁迅的评论，包括“嘉靖本”在内吗？

从嘉靖本看，罗贯中笔下的曹操形象，其主导方面，依然是东汉末年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军事家，是有志于除残去秽、定乱扶衰、统一北部中国的英雄  ² 。这个形象，与旧戏舞台上的粉面奸臣，是判然有别的。

如，生机勃发、勇于进取的政治家风貌。

曹操和刘备一样，都是在镇压黄巾的不义之战中登场的。曹操镇压黄巾这一不光彩经历，在小说中被一笔带过；他最先引起读者注意的，是“讨卓事件”。这段故事，是以《三国志》裴注为基础，参考了《平话》，经作者巧妙加工，糅合而成的。

小说详尽描绘了讨卓事件的背景。董卓入洛阳后，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灾难；文武百官，一筹莫展，处境狼狈。就在满朝公卿相聚一堂，谈虎变色，“尽皆掩面而哭”之际，坐中一人抚掌大笑曰：“满朝大臣，夜哭到明，明哭到夜，焉能哭死董卓耶？”此人，便是骁骑校尉曹操。他毛遂自荐，决意冒杀身灭族之险，谋刺董卓（见《曹孟德谋刺董卓》一节）。谋刺董卓的行为，果敢但又鲁莽，结果是失败了。之后，曹操潜归故里，发矫诏，招义兵，会盟十七路诸侯，讨伐董卓。

会盟讨卓几节，写得有声有色，其阵容，其声势，都相当壮观。这些文字，实际上是为曹操立传。令人不得不赞赏的是，这次联合行动虽由曹操发起，但他却真心诚意推举当时实力最强的袁绍做盟主，自己则呼前跑后，甘愿充当联络员之类的角色。他一面尽心尽职辅佐袁绍成其大功，一面与袁家兄弟只重名分、不重人才的偏见进行有理有节地抗争，促进了讨卓行动的进展。当董卓连战失利、溃退长安之际，又是曹操当机决断，乘胜追歼残敌，企望一战而天下定。可惜袁绍之辈，各怀异心，按兵不动，“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力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³ 终于坐失良机，讨卓行动便从此夭折。

讨卓的失败，打消了曹操对大军阀们的幻想。在与袁绍们同谋共事的过程中，他发现，号称“四世三公”“强盛莫敌”的大人物，原不过是“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的疥癣之徒，把安邦定国的大计寄托在这伙人身上，无疑是钻冰求酥。“竖子不足与谋！”这是曹操从讨卓中取得的教训。在这个意义上，讨卓的失败，恰恰是曹操芟刈群雄、削平海内、统一北方这一壮举的起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统一北方的战争中，曹操被描写得才能出众，充满生机。《三国志》说他“运筹演谋”“明略最优”，小说对这种评语，作了形象生动的“注释”。以官渡之战为例。罗贯中对这场战事的描述，虽不似赤壁之战那样酣畅淋漓，但读来却使人感到质朴自然，真切可信。《三国志·武帝纪》记述这一战役的文字，不满六百字，《平话》中是个空白。罗贯中凭借有限的素材，充分发挥他的艺术想象力，把史书上的六百来字，扩展为六千余字，借助对比、烘托手法，十分经济地、从容不迫地揭示出两个截然不同的性格。正是在朴素无华的笔墨中，把曹操“以至弱当至强”（他以粮草不足的七万人摧毁了袁绍粮草充裕的七十万人）的才能和气度，描绘得惟妙惟肖。“战争是力量的竞赛”  ⁴。在官渡的一场竞赛中，袁绍的实力虽十倍于曹操，可是，他刚愎自用，拒不吸纳谋士的智慧，结果化优势为劣势，变主动为被动，落得兵败将亡，众叛亲离。曹操则与此相反。在平定袁绍的全过程中，他虚怀若谷，不耻下问，择善而从，灵活机变，结果化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一举挫败强敌，奇迹般地壮大了自己。在这场战争中，曹操的主观能动性被表现得恰到好处，令人叹服。此外，在平定吕布、张绣、马超的最后决战中，也都十分生动别致地再现了曹操坚韧的进取精神和卓越的指挥才能。

在罗贯中笔下，曹操不仅是“运筹演谋”的指挥官，而且是“披坚执锐”的斗士。从《曹操起兵讨董卓》始，到《魏太子曹丕秉政》止，作者以大笔浓墨，描述了曹操三十余年戎马关山、南征北讨的军旅生涯。征袁术时，攻城不利，他“自至城下，看诸军搬土运石，填壕塞堑”；当城上矢石如雨下，有两员末将临危退缩时，他“掣剑亲斩于城下”“自下马，接土填坑”。于是，“大小将士，无不向前，军威大振”“城上看见，并皆失色”（见《曹操会兵击袁术》一节）。这类情节，均不见于史书与《平话》，而是罗贯中的艺术创造。即使在吃败仗和暂时受挫的局势下，曹操也总是被写得乐观、豪爽，对扭转战局满怀信心。在罗贯中笔下，曹操和诸葛亮虽个性色彩迥然不同，但都是一旦认定目标，便锲而不合，百折不回的人。

再如，唯才是举、随能任使的博大胸襟。

千百年来，一直盛传着刘备“泣送徐庶”“三顾茅庐”的故事，其实，在嘉靖本中，类似的佳话，曹操比刘备实有过之。只是由于毛本的广泛流传，扩大了拥刘反曹的偏见，致使曹操知人善任的远见卓识，或被忽略，或被曲解了。

历史上的曹操，原以知人善任著称。司马光说他“识拔奇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对此，罗贯中非但没有抹煞，且以赞赏的笔调，细腻入微地展现了出来。

“吾任天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曹操这句名言，说明他深刻地理解人才、路线和事业的关系（见《曹操引兵取壶关》一节）。他在用人方面的识见，早在会盟讨卓中，在对待刘、关、张的器重上，已初见端倪。此后，由于他不论贵贱，唯才是举，攀龙附凤的谋臣策士，纷至沓来，呈现了“文有谋臣，武有勇将，翼卫左右，共图进取”的兴盛局面。史书中说他“拔于禁、乐进于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  ⁵ 从小说中看，此论并无夸张。曹操一方的人才，不仅济济可观，而且源源不绝，比之吴蜀，有明显优势。李卓吾（或托名者）批评《三国志演义》中，每读至曹操爱将惜才的情节，便禁不住由衷赞叹：“老瞒每见人才，便思收拾，如徐晃等无一放过，只此便是伯王之本。”“文若（荀彧字。—引者注）的有计策，老瞒亦能用之，所以成大业也。”  ⁶ “只一庞德，孟德多方得之，如何不干得成事业！”  ⁷ 李卓吾（或托其名者）之所以连连感叹，是被一幅幅生动形象的画面激发出来的。在这一系列画面中，曹操对典韦、许褚披肝沥胆，典韦、许褚舍生忘死扶救曹操，以及曹操两祭典韦、三哭郭嘉、痛悼庞德等场景，都令人过目难忘。一部百二十回的巨著，仅有刘备三请诸葛、孙权抚慰周泰等故事，似可差与比肩。

曹操威镇中原、位极人臣以后，在用人问题上的胸怀，更加广阔。他考虑问题的着眼点，并不拘泥于一人一将之得失，而在于赢得天下舆论的同情，以吸引一大批真正理解并忠于自己事业的将士。厚遇刘备、不追关羽的故事，就十分生动地展示了这种政治胸襟。

刘备投奔曹操、曹操厚遇刘备的故事，不见于《平话》。这个故事，是据史书有关记载，经过艺术想象，生发而成的。从小说中看，刘备先后两次投奔曹操，都不过是“勉从虎穴暂栖身”的权宜之计，曹操则自始至终以诚相待，恩礼并加，并允其来去自由。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此胸襟，真是谈何容易。刘备第一次投曹时，曹的谋士就力主翦除刘备，以绝后患，但当即被曹操断然拒绝。他懂得，“方今正用英雄之际，不可杀一人而失天下人之心”，不可做“除一人之患，以阻四海之望”的蠢事。他待刘备“以上宾之礼”，表荐他为豫州牧（见《曹操兴兵击张绣》一节）。不久，刘备再次被吕布所困，失城池，散二弟，陷老小，弄得不胜狼狈，复来投奔曹操。曹操一如既往，热诚款待。平定吕布后，又引他觐见献帝，拜左将军之职，封宜寿亭侯。此时，一班谋臣无不为曹操担忧，并提醒他说：如今皇帝认刘备为叔，这等局面，恐“于主公无益”。曹操则恢廓大度地回答：“玄德与吾结为昆仲，安能外向耶？”依旧与刘备“出则同舆，坐则同席，美食相分，恩若兄弟”（见《曹孟德许田射鹿》一节；毛本已删改  ⁸ ）。曹操煮酒论英雄，刘备学圃搞韬晦之计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期。之后，刘备借截击袁术之机，取得兵权，叛离曹操而去。至此，曹操也不深加追究，他只是笑了笑说：“彼既去矣，若再追，恐成怨矣。”干脆了事大吉（见《关云长袭斩车胄》；毛本已删）。在那君择臣、臣亦择君的动乱年代，曹操宽宏豁达的气度，怎能不赢得部属的拥戴和舆论的同情？正如程昱所说：“主公有王霸之才，某等皆不及也。”

曹操礼遇关羽，更是小说中脍炙人口的精美文字，其高潮是为关羽送行。《平话》中关羽离曹营一段，十分粗陋，那里面的曹操是个凶狠怯懦的笨伯。罗贯中对《平话》提供的线索，予以根本改造，他精心构思，细心创作，不仅丰富了情节，重要的是，他把本来贬斥曹操的故事改造为褒扬曹操的故事了。罗贯中是这样写的：曹操得知关羽不辞而去的消息。先是“大惊”，但很快镇定了下来，明智、通达、干净利落地处理了这一举世瞩目的事件。一是赞赏关羽之行。对关羽的离去，曹的部下皆忿忿然，有的主张追而杀之。曹操力排众议，再三称道关羽：“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义士”“来去明白，乃天下之丈夫”“千金不可易其志……此等之人，吾甚敬之”。这些话，既表彰了关羽，又激励了部属，十分机敏得体。二是笼络关羽之心。曹操非但不追诛关羽，而且“轻身”“飞奔前来”，亲自为关羽送行。此举当即得到反响，关羽表示：“久感丞相大恩，微劳不足补报。异日萍水相逢，别当酬之。”（毛本有删改）三是成全关羽之志。赠别之后，曹操又三番委派专使，通令沿途关卡不得刁难关羽一行。他何以如此周到？仍在“取信于天下”。嘉靖本于此处引诗评曰：“为爱英雄越古今，三番遣使意何深。应非孟德施奸狡，正是捞笼天下心。”（见《云长擂鼓斩蔡阳》一节；毛本已删）

“云长胆大，孟德量大，真都是英雄。”这是“李卓吾批评三国志”一书的评语。在这个故事中间，罗贯中还特意插入裴松之在《三国志注》中赞扬曹操的一段话：“曹公知公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义。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于此乎？斯实曹公之休美。”（毛本已删）  ⁹

以上是爱将惜才，并准其来去自由的佳话。

曹操“不念旧恶”的故事，在小说中，也屡见不鲜。破袁绍后，发现了“许都及曹军中诸人”与袁绍“暗通之书”，谋士建议“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曹操却说：“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于是，“尽将书焚之，遂不再问”  ¹⁰ 。袁谭死后，王修无视曹操禁令，前往哭尸，曹操不仅不怒不恼，反而视王修为“义士”“礼修为上宾”。攻占汉中后，“念张鲁封仓库之心，重重相待，封鲁为镇南将军。”凡此种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都颇得人心，也符合曹操集团的长远利益。

曹操与部属相处，还有个十分可贵的作风，即从谏如流。在罗贯中笔下，曹操虽机谋出众，却并不刚愎自用。通常情况下，他能博采众议，以部属的智慧弥补自己之不足。在小说中，描述曹操听从劝谏，改变原有决策，进而夺得胜利的文字，达二十余处。官渡之战相持阶段，曹操“军马疲乏，粮草缺少”，意欲退军，又“迟疑未决”“乃作书”，遣人去许昌，向荀彧讨教。荀彧回书力主“画地而守”，待机反攻，“曹操得书大喜，令将士各效勇力守之。”（见《曹操官渡战袁绍》一节）郭嘉才智超人，一直受到曹操器重；他病亡于征途后，曹操在极度悲痛中，仍一丝不苟，虔诚地照他的遗计行动，从而，勿需一兵一卒，至为妥善地解决了辽东问题（见《郭嘉遗计定辽东》一节）。这些故事，具体生动地揭示了主公与部属之间谐洽无间、肝胆相照的正常关系。

纵观嘉靖本，曹操断然拒谏、一意孤行的情状，并不多见；而听到劝谏后，便“曰然”“曰善”“大喜”“回嗔作喜”“从之”“赦之”“乃免”“遂罢”等等，却俯拾皆是。即使对提过错误意见的人，他也能予以鼓励，以保护他们勇于劝谏的热诚。西击乌丸凯旋回师后，第一件事，就是“重赏先曾谏（阻）者”，即大力抚慰反对西击乌丸的人。他说：“孤前乘危远征，侥幸成功……不可以为法。诸君之谏，万安之计，是以相赏。后勿难言之。”这等胸襟气度，确实是难能可贵的。难怪后人赞叹说：“以善推人，以恶自与，并谋兼智，其谁不欢然尽心悉力以为之用？”  ¹¹

有人以祢衡为例，证明曹操不识贤愚，气量狭小，不能容人。曹操是否有气量狭小的毛病？无疑是有的，《三国志》就说过“太祖性忌”。但祢衡的例子，并不足以说明问题。试想，“曹操是个办事人”  ¹² ，他喜欢的自然是能够对他的事业有益无害的才人壮士。祢衡的表现如何呢？他除了小题大作地“脱了光膀子骂人出风头”  ¹³ 外，还有什么业绩？孔融向曹操推荐此人的时候，也不得不事先声明说，此人“不能容物，出语伤人”“几番欲荐于丞相，诚恐冒渎”（毛本已删），可见，祢衡是惯于无理取闹的。尽管如此，尽管他当众侮辱了曹操（而且还颇有点泼皮牛二的味道）'，更侮辱了一班文臣武将  ¹⁴ ，曹操也并没有杀他。“魏武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李白《望鹦鹉洲怀祢衡》），李白这两句诗比较切合曹操当时的心绪。曹操对祢衡轻蔑得很，轻蔑到不屑于杀他的地步。

再如，赏功罚罪、严正不苟的法治观念。

历史上的曹操，是以奖惩分明著称的。司马光说他“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这一点，《平话》不曾触及，小说中却有逼真的描绘。姑举数例。

淯水兵败后，夏侯惇部下乘乱掳掠，受到于禁严厉制裁。被制裁者不满，反诬于禁“造反”。于禁受诬，并不剖白，“分辩事小，退敌事大”，大敌当前，他仍全力整兵坚垒，迎击张绣，义无反顾。这等襟怀举止，使曹操大为动容。战后，当即表彰他说：“淯水之难，吾甚狼狈。将军在乱中，能整兵讨暴坚垒，有不可动之节，虽古之名将，何以加之。”赐他“金器一对”“封益寿亭侯”；同时，“责夏侯惇治军不严之过”（见《曹操兴兵击张绣》一节）。

博望兵败后，得知于禁曾提出过较为切实的作战方针，只是由于夏侯惇一意孤行而致败。于是，又一次厚赏于禁（见《献荆州粲说刘琮》一节）。李卓吾读至此处，又不胜感慨：“战败赏人，此等举动，他人莫及。”  ¹⁵

徐晃挫败关羽后，曹操重赏三军，遍观徐晃所战之地，“大喜而赞曰”：“孤军兵三十余年，不能及也。”（毛本已删）“徐晃之功，逾于孙武穰苴矣！”“徐公明真有周亚夫之英风矣！”（见《关云长大战徐晃》一节）

曹操嘉奖功臣，热诚慷慨，而惩处违纪者，则毫不容情，亲眷子侄亦不例外。爱子曹彰即将率部出征，曹操郑重告诫他说：“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动有王法，尔可戒之。”堂兄弟曹洪，“年幼躁暴”，不听劝谏，失掉了战略要地潼关。“操大怒，喝斩”之。虽经“两班文武，皆跪”请免，也判了个死缓，“待日后有功准罪，无功诛之”（见《马超兴兵取潼关》一节）。

曹操割发代首的故事，也是他法制观念的重要体现，以往，常常把它当作玩弄权术的表演而加以否定。在这段描述中，曹操确有故作姿态的举动，如“掣所佩剑欲刎”之类，但是，故事的主导方面，却颇有深义。自春秋以来，历代统治者无不强调“法不加于尊”“刑不上大夫”一类超脱法制的特权，而作为丞相和行军主帅的曹操，在战马受惊，无意中践踏麦田之后，却能清醒地意识到：“吾自制法，吾自犯法，何以伏众乎？”并坚持以割发自惩的方式，来维护法令的尊严，致使“万军悚然，兆民受福”  ¹⁶ 。这种执法守法、律己儆百的作风，时至今日，不仍然是难能可贵的吗？

《三国志演义》中名将如云，治军有方的佼佼者，也大有人在。但是，在治军方面，赏功罚罪如此严正不苟的人物，也只有曹操、孔明、吕蒙而已。

再如，体恤百姓、惜农以时的民本思想。

曹操采取过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可引性措施。小说虽然没有正面描写曹操这个方面的作为，但不少章节，直接或间接地展现了他保护和重视农业的清明愿望。征张绣时，他号令三军，不准作践麦田，不准掳掠百姓，违者“并皆斩首”。此令一出，“凡官军过麦田，并皆下马，以手扶麦相递传送而过”，沿途百姓无不“望尘遮道而拜，称颂圣德”（《曹操会兵击袁术》）。征袁绍时，他重申军纪：“如有下乡杀人家鸡犬者如杀人罪”，于是“军民震服”。仓亭大捷后，众将领一致要求乘胜进兵冀州，熟稔兵法的曹操，否决了将领们这一合乎用兵章法的请求。其理由是“见今禾稼在田”，连续进兵，“枉废民业”“姑待秋成，取之未晚”。众将领困惑不解，议论不休。曹操开导他们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若废民业，纵得空城，有何用哉？”（《曹操仓亭破袁绍》；毛本已删）正是在民本思想支撑下，围困冀州时，曹操“教于后军讨粮食”，济助“在城中受苦”的数万百姓（毛本已删）；攻克冀州后，便急令宣告：“河北居民，遭兵革之难，尽免今年租赋。”（《曹操引兵取壶关》）

有人说，曹操这一套做法，纯系刁买民心，万不可被他迷惑了眼睛。这种见解，似是而非。曹操本是封建王朝的政治家，他的政治行为，自然谈不到“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这是无需时时事事加以说明的。他的严明军纪，惜农以时，体恤民情等等，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更有效地巩固所得城地，发展自己的实力，维护封建国家的利益。“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曹操对民和邦的关系，说得何等清楚。他和一切有头脑的古代政治家一样，恤民、养民与用民、使民之间的因果关系与互动关系是不言而喻的。从这一角度着眼，说曹操是在刁买民心，无疑是可以的，但实际又是多余的。何况，在罗贯中笔下，“刁买民心”（姑且用这个词）的头号专家并非曹操，而是刘备。所不同的是，刘备的“刁买民心”，大都是姿态性的，主要起着造舆论的作用；曹操的“刁买民心”，则大都落实在具体的政策法令上，对安定秩序，呵护生产，当即收效。正如章太炎《魏武帝颂》所说：“务稼穑故民孳殖，烦师旅而人不病”  ¹⁷ 。一个古代政治家，能时时事事察觉人心向背的极端重要，能时时事事记得民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的道理，在拟定政策法令，采取重大决策时，能密切关注平民百姓的情绪，毕竟是明达过人之处。

再如，不畏人言、不惮风险的求实精神。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各路诸侯纷纷崛起。罗贯中的小说，成功地再现了“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的时代氛围；再现了曹操“奉天子以从众望”  ¹⁸ 、吞吐八荒、炙手可热的气势；也再现了以帝后为中心的公卿士大夫集团对曹操猜忌谤议、积毁销骨这一严重局面。有史以来，任何识见超迈的宰相，都难以取得平庸皇帝的充分信赖。一生谨慎的诸葛亮，仍不免遭到刘禅的疑忌，细行不修的曹操，又怎能见容于献帝？从《白门曹操斩吕布》之后，献帝和曹操之间的对峙，就日趋尖锐并表面化了。曹操的功绩愈大，权势愈重，王霸之志愈显，献帝的疑忌就愈深。对这一局势，曹操了如指掌，但他不畏人言，不惮风险，无意激流勇退。他在《大宴铜雀台》一节中，发表了一篇自明心迹的讲话，其中虽难免有冠冕堂皇之辞，但主旋律是称得上磊落坦荡的。他说：“或有一等人，见孤强盛，任重权高，妄相忖度，言孤有篡逆之心，此言大乱之道也。……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孤所封武平侯之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害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也。”他是在权衡了于己于国的全部利弊之后，才确定了这种决心。不篡位，也不弃权。不能因为害怕戴上篡逆的恶名而给自己和国家带来灾难。古今有识之士，大都欣赏曹操不畏人言的精神。这一性格特征，同样没有被罗贯中埋没。

综上所述，嘉靖本中的曹操形象，被作者赋予了多方面的、色彩分明的英雄性格内涵。面对这一系列描述，无论如何，也难以得出“肆意歪曲历史、肆意丑化曹操”的结论。这样的《三国志演义》，怎能看作曹操的谤书？这样的曹操形象，怎能与旧戏舞台上的粉面奸臣相提并论？

需要强调的是，在上述五个方面的描写中，作者的主观思想和作品的客观思想，基本上是统一的。在这些地方，作者不仅通过生动感人的情节场面，有时还借助“特别地说出来”的方式，抒发对曹操的赞赏之情，如郭嘉、荀彧论曹操的“十胜”“四胜”（毛本删去“四胜”），王粲誉曹操为“人杰”（毛本已删），以及若干直抒胸臆、热情褒扬曹操的诗词论赞（毛本多已删）等（参见拙文《三国演义嘉靖本与毛本校读札记》）。

由此可见，把曹操形象与董卓形象相提并论，是不符合作者旨意的。把曹操形象与袁绍、吕布等形象相提并论（尽管也承认曹操比他们“机智而有才能”），也是不符合作者旨意的。从嘉靖本看，罗贯中笔下的曹操，与诸葛亮、周瑜、刘备、孙权一样，都是大动乱中涌出的、卓尔不群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军事家的艺术形象。他具有这一阶层人物的英雄气质，同时，由于具体的政治环境、生活经历和心理素质的不同，又产生了他独特的性情、风格和行动。当我们习惯地注意到曹操形象中那些常常被人诅咒的成分（对此，下面还要一一论析）的时候，万万不可以偏概全，无视这个形象中所包含的令人喜爱的英雄气质。

注解：

1郭沫若《读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光明日报》1959年1月25日。翦伯赞《应该替曹操翻案》《史学》，1959年2月版，专刊第152期。

2嘉靖本中写曹操第一次出场：“为首闪出一个好英雄“（《刘玄德斩寇功》一节）。毛本改为：“为首闪出一将”。

3曹操《蒿里行》，《三曹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页。

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460页。

5《三国志·武帝纪》注，转引自《魏书》，见《三国志》（第一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4页。

6《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一百二十回》第十四回总评及眉批。

7《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一百二十回》第六十七回总评。

8毛本将曹操的回话改为：“彼既为皇叔，吾以天子诏令令之，彼愈不敢不服矣。况吾留彼在许都，名虽近君，实在吾掌握之内，吾何惧哉！”与嘉靖本原意大相径庭。

9毛本删去赞赏曹操的论赞，增加了关羽“秉烛达旦”的故事。

10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有“史官”诗曰：“尽把私书火内焚，宽洪大度播恩深。曹公原有高光志，赢得山河付儿孙。”

11洪迈《容斋四笔》，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644页。

12《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83页。

13《曹操论集》，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35页。

14见嘉靖本《祢衡裸体骂曹操》一节。毛本第二十三回。

15《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一百二十回》第四十回眉批。

16《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一百二十回》第十七回总评。

17《魏武帝颂》，《章太炎诗文选注（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57页。

18嘉靖本《迁銮舆曹操秉政》一节中，“荀彧进曰：奉主以从人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仁义以致英雄，大德也。……曹操乃大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