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收并蓄，抑扬参半的状态

毋庸讳言，嘉靖本中的曹操形象，与诸葛亮形象相比较，还比较粗糙，还保留着一些毛坯子的痕迹。透过这些痕迹，可以清晰地观察到罗贯中创作思想的矛盾。

首先，有的情节，破坏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违背了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最突出的例子是杀吕伯奢。这一情节，是作者捕风捉影，凭想象虚构出来的  ¹ 。虚构故事，本是历史小说习以为常、近情合理的艺术手段；孤立地看，这个故事也的确十分精彩。然而，从全局看，杀吕伯奢的事件（指的是虚构吕伯奢其人，并让曹操恩将仇报，将他杀死一事），并不是在那一特定境遇中必定要发生的，也不是曹操性格发展逻辑的必然，可以说，是强加于他的外在行动。试想，在曹操奋勇刺卓和会盟讨卓之间，硬是安插这个恩将仇报的故事，是何等地不协调。它像赘瘤一样，附着在曹操形象上面，丝毫也溶化不进他此时此刻的性格中去。由于在小说开始不久，就出现了这个情节，此后，曹操形象中不断增加的那些璀璨夺目的成分，似乎都因此而显得黯然无光了。这个情节，对读者的感情影响极大，夸张点说，它简直起了一丑遮百俊的作用。它不仅损伤了历史人物，也损伤了艺术形象本身（参见拙文《关于〈三国志演义〉的研究方法》第一部分“‘从熊猫是熊谈起’中评析‘杀吕伯奢’”故事的文字）。

其次，作者还依据裴注、《后汉书》和其他轶闻逸事中的线索，塞进了左慈戏曹操、老梨树骂曹操以及马腾伏后的阴魂现形索命等荒诞不经的文字。这类文字用简单、拙劣、粗俗的笔法，进行封建纲常伦理的说教，无论就思想倾向或就艺术手法而言，都是《三国志演义》的败笔。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嘉靖本曹操形象的几个主要侧面，没有天衣无缝地、自然和谐地融为一体，它们之间，存在着平分秋色，相互游离的现象。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曹操形象的艺术魅力。换句话说，嘉靖本中的曹操，尽管已跳出“类型化”窠臼，告别了单一型模式，并开创性地构成一个矛盾型性格框架，却不那么圆熟，不那么精致，不那么天然浑成。它留下某些毛坯子痕迹。一方面是人物性格内涵的空前深邃，一方面是艺术或技术处理的较为粗疏，两者之间呈现出一种不尽平衡、不尽协调状态。这是很可惜的。

凡此种种，或许是任何一位14世纪小说家都难以超越的局限，但同时也告诉我们，罗贯中完成曹操形象的过程中，其创作思想的确存在着难以解决的矛盾。一方面，他极其自然地接受了南宋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尊刘抑曹”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又郑重地参阅了《三国志》及魏晋以后各个时代、各家各派对曹操的描述与评论，从而，使他的曹操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种兼收并蓄、抑扬参半的独特面貌。当曹操与董卓、二袁、吕布、张绣、李傕、郭汜等大小军阀发生冲突的时候，作者的同情显然在曹操一方；而当曹操与献帝、刘备（他们其实并非同类）发生冲突的时候，作者的同情便转向献帝、刘备一方了。这种摇摆不定的倾向性，从嘉靖本中看得十分清楚。鲁迅在研究了嘉靖本之后，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凡首尾九十七年（184-280）事实，皆排比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间亦采平话，又加推演而作之；论断颇取陈、裴及习凿齿孙盛语。”  ² 这段话，对罗贯中所用材料及创作思想的芜杂性，作了精辟的概括。

众所周知，《三国志》、裴注、《平话》对三国人物的态度很不相同，陈、裴、习、孙诸人的历史观点也大相径庭。陈寿《三国志》是把曹魏视作正统的，即后人所说的“帝魏寇蜀”派，虽然他对吴蜀也较客观公允。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上搜旧闻，旁摭遗逸”，务求周悉，他是一位搜集保全史料的专家。至于习凿齿和孙盛，则是旗帜鲜明的“尊刘抑曹”派人物。显而易见，他们提供的史料，肯定是众说纷纭，他们的论断，也必然多有观点相悖之处。对此，罗贯中竟然一一兼收并蓄了。换言之，在浩如烟海的史料面前，他审慎，矛盾，举棋不定，他在尊曹和抑曹两派之间徘徊。这种矛盾态度，贯穿于曹操形象的始终。下面，补举两例，以资说明。

先看曹操第一次出场。曹操第一次出场，安排得十分“隆重”。作者用不同笔法，从不同角度，反复介绍这一重要角色。而这一层层介绍，却自相矛盾，没有和谐地统一在一起。

开头的评语，赞叹他是“一位好英雄”“胆量过人，机谋出众”“用兵仿佛孙吴，胸中熟谙韬略”，但同时，又把他与齐桓、晋文、赵高、王莽（他们也并非一类人）类比，说什么“笑齐桓晋文无匡扶之才，论赵高王莽少纵横之策”（毛本已删）。

介绍曹操家世时，强调指出他“乃汉相曹参二十四代孙”，其曾祖曹节“仁慈宽厚”（并插入了曹参善待邻人的佳话），其父曹嵩“忠孝纯雅”等（毛本已删）。如此介绍家世，显然是龙生龙、凤生凤的意思，绝非明扬暗抑笔法。

接下去，插叙一则曹操少年时代诈中风的故事，以证明他 “自幼便奸”；接着，又转引桥玄、何颙、许劭对曹操的评议，其中，桥、何的评议旨在赞赏，许劭的评议则重在贬斥。

最后，又追叙曹操青年时期仗义执法、忤犯豪贵的事迹，又是对曹操的褒扬（见《刘玄德斩寇立功》）。

这种罗列材料，无所适从的态度，在曹操死后的诗词论赞中，表露得尤为分明。曹操死后，作者首先引用三段热情洋溢的诗文，评说他的非凡才智和毕生功绩：

诗曰：“雄哉魏太祖，天下扫狼烟。动静皆存智，高低善用贤。长驱百万众，亲注十三篇。豪杰同时起，谁人敢赠鞭？”（毛本已删）这显然是曹操的赞歌，咀嚼不出任何抑曹的味道。

其论赞曰：“操知人善察，难眩以伪。识拔奇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与敌对阵，意思安闲，如不欲战，然及决机乘胜，气势盈溢。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对之流涕，然终无所赦。雅性节俭，不好华丽。故能芟刈群雄，几平海内。”  ³ 如此全面周严、简明精当的论赞，在整部小说中十分少见（毛本已删）。此外，全文转录了《三国志·武帝纪》的“总评”，其结语是：“（太祖）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毛本已删）古代史学家对曹操的赞许，莫过于陈寿和司马光，罗贯中在小说中一字不易地采纳了他们的论断。

然而，对曹操的论定，并未到此结束。在陈寿的“总评”之后，则罗列了“前贤”“宋人”的贬曹诗。其一曰：“杀人虚堕泪，对客强迫欢。遇酒时时饮，兵书夜夜观。秉圭升玉辇，带剑上金銮。历数奸雄者，谁如曹阿瞒？”其二曰：“堪叹当年曹孟德，欺君罔上忌多才。昆吾直上金銮殿，蔓草空余铜雀台。邺土应难遮丑恶，漳河常是助悲哀。临风感慨还嗟叹，向日英雄安在哉？”（见《魏太子曹丕秉政》；毛本改为《邺中歌》）这等诗作，虽不足以与司马光、陈寿的赞语相抗衡，却足以说明，罗贯中在创作的全过程中，对曹操形象，始终持亦褒亦贬、既抑且扬的态度。

罗贯中何以如此莫衷一是？原因是多方面的。一、历史上的曹操，本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其自身就充满着矛盾。由于历史条件和其他种种主客观限制，任何一个古代作家，都难以透过那些相互矛盾的现象，精当地把握再现与表现这一复杂人物的“度”。二、复杂的社会现象，复杂的历史人物，总要引起人们的争议，而曹操尤甚。他的历史功罪，被争议了千有余年。他受尊崇的年代，有人辱骂他；被辱骂的年代，也有人尊崇他，民族矛盾尖锐激化的金元时期也无例外（参见陈登原《国史旧闻》第一分册，卷十七）。这种状况，自然不能不影响罗贯中对这一性格的思索。三、罗贯中和大多数古代作家一样，其世界观也充满了矛盾。他的政治观念、历史观念、伦理观念中，先进与保守、清新与陈腐的东西，往往交织在一起。这些矛盾必然制约着他对曹操这一客观事物的态度，并反映到塑造曹操形象的各个环节中来（素材的选择，情节的安排，环境气氛的渲染，人物性格的刻划等）。

从嘉靖本的曹操形象中，我们不是实实在在地看到了罗贯中创作思想的大杂烩状态了吗？不是既看到了他的卓越与深刻，也看到了他的平凡与浅浮吗？

1979年夏改定

（原载《文学评论》1980年第2期）

注解：

1《三国志·武帝纪》注中，汇集了有关曹操路经吕伯奢家的史料有三，均不见有吕伯奢出场，更无曹操将其杀害的文字。

2《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03页。

3《资治通鉴》（卷六十九），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1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