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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发生在比较与联想之后

明清小说补论(增订本) 作者:刘敬圻


问题发生在比较与联想之后

近年来,对《水浒传》及其有关史料的评述,越来越趋于深入,也越来越客观公允了。如对李贽的《忠义水浒传叙》,经过认识上的多次反复之后,许多研究者指出,这篇最早、最著名的《水浒传》论文,对于作家创作题旨的论断,最接近作品的本来面目。这一发现是很有意义的,它有助于廓清那些飘忽不定的形而上学迷雾,并引起人们对古代美学遗产的再度重视。

但问题恰恰是从这里引出来的。当人们从李贽的《叙》中受到有益的启示之后,某些文章中便出现一种简单继承的倾向,仿佛李贽当年的每一句话都接近客观真理,都可以当作打开《水浒传》之谜的钥匙。这种理解,显然不符合《叙》的实际。比如说,《叙》中有关宋江的那一段议论,就多有借题发挥、言过其实之嫌。全面肯定这一论断,并把它作为拨乱反正的理论依据之一,就难免引出新的疑惑、新的偏颇了。《叙》中那段议论原文是这样的:

独宋公明者,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卒至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辞。则忠义之烈也,真足以服一百单八人之心,故能结义梁山,为一百单八人之主。最后南征方腊,一百单八人者,阵亡已过半矣,又智深坐化于六和,燕青涕泣而辞主,二童就计于混江。宋公明非不知也,以为见机明哲,不过小丈夫自完之计,决非忠于君、义于友者所忍屑也。是之谓宋公明也,是以谓之忠义也。

上面的话,旨在赞誉宋江,其实,是把内涵复杂、独具个性的宋江性格简单化、类型化了。

据实看来,说宋江是“有忠有义之人”(也见《忠义水浒传叙》),尚可;说宋江是“忠义之烈”,则不妥。说燕青、李俊、二童等人“见机明哲”,尚可;说宋江不屑于采取“小丈夫自完之计”,则不妥。李贽之所以如此推崇宋江,实际上是一种寄托,一种自慰,即古人中常见的“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李贽的苦心,当然是很值得同情的,然而,正由于他掺进了太多的主观情致,其论断的科学性、精确性也就被大大地冲淡了。因而我们不应把他《叙》中的每一句话都过分当真。

提到忠义之烈,人们自然会产生某些联想。

众所周知,我国古代史传文学和戏曲小说中,并不缺少忠臣义士典型,其中可以称之为“烈”的人物,也比比皆是。倘把《水浒传》里的宋江,也放到古代忠臣义士的形象画廊中去考察,就不难发现,较诸那些被类型化了的、妇孺皆知的忠臣义士形象,宋江是颇有一点不同的。这种不同,并不单单是因为他走过一段被“逼上梁山”的曲折道路,而主要在于,他事君、处友的思想准则和道德风范,与传统的忠臣义士形象对不上号。

如前所说,宋江性格最醒目的特征便是信奉忠义。小说中那些“全忠仗义”的赞语,也并非虚比浮辞。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并没有依照古已有之的忠臣义士模式来塑造宋江。在宋江“事君”的全部活动中,作家没有赋予他“宗教的虔诚”;在宋江“处友”的全部活动中,作家也没赋予他“骑士的热忱”。什么“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忠肝盖地”“义胆包天”等等套话,用到宋江身上都不大合适。明白地说,宋江的忠与义,都远没有达到“烈”的程度。作为刀笔小吏,他的封建性不够浓重;作为义军首领,他的江湖气又不够强烈。在尽忠与尽义两个方面,他都相机行事,务实而不务虚,绝不墨守成规,作茧自缚。换言之,在宋江性格中,除了信奉忠义之外,还潜存着、表露着一种比忠义思想更稳定、更顽强的质素,这就是:对生存的欲望,对功名的需求。正是这种贯穿始终的功利观念,使宋江形象从古已有之的模式中脱颖而出,成了一个独具特色、非常个性化的、不同于以往(甚至以后的)任何“忠义之烈”的、既真诚地信奉忠义又执著地崇尚功利的艺术典型。

诚然,对“建功立业,官爵升迁”的向往,在封建知识分子中本是带普遍性的,其最高理想便是“生当鼎食死封侯”。这一点,连许多令人崇敬的志士仁人也不能免俗。他们也往往把尽忠报国(或见义勇为)与功成名遂当成一码事来追求。这是不足为怪的。问题在于,以往的小说戏曲作家大都不乐意深入细微地揭示这一类性格质素,大都不希望在自己心爱的正面主人公身上涂抹上谋功计利的色彩;以往作品中出现的志士仁人形象,大都是被净化了的、摈弃了一切人欲的、带着圣洁光环的超人。换句话说,罗、施以前,甚至以后的大多数小说戏曲作家,在为忠臣义士塑像的时候,往往把全部笔墨、全部热情都泼洒在主人公的“崇高”理性上面,而不在多侧面、多层次的性格刻划上花费功夫。宋江形象则不然。尽管他也是作家笔下的正面主人公,也被罩上一层淡淡的理性光泽,但总体看来,作家并没有把他神圣化,没有把他雕饰成一个供朝野人物共同景仰的道德楷模。作家大模大样地展示了他的一切。从而,为中国14世纪的文坛提供了一个多色彩的、立体的、像“现实的人”一样充满矛盾的忠臣义士典型。并且,作家在描述宋江“崇尚功利”这一性格侧面的时候,其笔调如同描述忠义行为一样的平和、坦直、郑重、严肃,字里行间无所褒贬抑扬,大有天经地义的味道。这一艺术现象,很值得注意。

看来,宋江性格的出现,反映着一种新的动向,即:我国古典戏曲小说的人物塑造,已经在更深刻的意义上,从人物性格结构的深层处,开始了从类型化典型向个陛化典型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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