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亨利·赛德尔·坎比

好多文学人物执着于唯愿所为的梦想，梭罗是美国的典型代表，或许在全世界也是如此。他才华出众，建树颇多。钱宁将他誉为富于诗意的博物学家，在世界文学中，他可能也是翘楚；他的举止有悖流俗，是新英格兰精英的典范；爱默生又将他称作新教徒的极致；他是大自然的挚友、美国生态的最佳书记员、出色的植物学家、兴趣游移不定的鸟类学家和优秀的史学家；他还是臻于巅峰境界的散文作家。今天，他的作品声誉日隆，人们也日渐相信，他该归于为数不多的美国伟人之列，也该属于读者钟爱的文学家阵营。但是，除了散文家这一称谓，上述种种身份都难以解释他在今日的影响和地位。他的好多手稿尚未整理，这使热爱他的读者无由做深入的了解，不过，他们认为，梭罗充满了现代气息，相形之下，他的同仁却属于过去。这种感觉见于他的观念，也见于他的文风。虽然“经典”一词屡遭滥用，但他的作品无愧于这一称谓。

然而，时至今日，依然有一种观念颇为流行，有人将他视为专事描摹自然的作家，这有损于他的文学声誉。洛威尔^[1]和史蒂文森^[2]对他的批评未得要领，可是这些谬见却大行其道，连今日文学指南一类的书籍都打上了这种烙印。在他们的笔下，梭罗因遭受挫折而畏世远遁，最终沉入了伪科学观察的泥淖。我还没有见过像梭罗那样生活幸福的人，他的一生就是淋漓尽致的见证。他是新教徒的极致，但是，如果将他视为作家中专事自然题材的极致，如果觉得他因为博涉广求而自取其咎，如果带着这类印象翻开他的作品，则会大谬不然。

世人坚信，个人应该跟风习同步同趋，对成规墨守奉行，要不，他若非逃世者或异端，则必愤世者或蠢人。从耶稣时代的犹太人以讫《巴比特》^[3]一书中的美国人，均是如此，梭罗处身的社会亦然。容我再次重复，尽管不无过度简化之虞，梭罗却是执着于自我念想的人物，堪称空前绝后，古今独步。

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可谓如火如荼，人们既倾心于实务，又热衷于文化，梭罗跟他的同仁都是激进的先锋人物。这时，多数人心怀切愿与时俱进。路易莎^[4]的父亲奥尔科特欲将世界导向乌托邦，人们的粗鄙本能一如日光下的黄油，会在那里消失得影踪全无；爱默生在宣说他的新式教派；傅里叶及其同道为共产主义构想的经济秩序有望成功。这些先驱跟开发土地的人们一道由东方而来，他们蜂拥而至，渴望财富。彩虹近在眼前，触手可及。

同为激进的先驱，梭罗却是个异数。他也拥有一笔“资金”，却专为自己的理想追求和冒险计划而备。他无意离开新英格兰去寻找乌托邦，他自主营划，自度收支，只知道世上有一种宗教，即，“人与自然默然相契，融洽和睦地相处”。有康科德，他便有了天国，那是理想主义者的天堂，那是世界的缩影却胜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更小而易于认识和把握。他只想干自己想干的事情，并证明它有益有利，而且最终能够获得人生的升华和生命的幸福。

这种态度看似天真烂漫，实则不然。因为当世的各种思潮纷歧百出，梭罗希望摆脱这些干扰而感悟，而思考，而工作。他是纯正高尚的清教徒，他渴望自己的作为和快乐能够不折不扣地推衍开来，发扬光大，豁然醒目，得到升华。可是，世人溺于实务，耽于贪欲，更要命的是受制于成规和先例，这一切恰好让所有的人步履维艰，满怀创造的才智之士尤其难以施展。这时，工业革命的浪潮无所不及，逐利已经成了社会的主流，唯有成功才能自主自立，而成功意味着挣钱。人们一旦发现自己处身这样的时代，则唯愿所为的朴素愿望就会给现代文明社会提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机器对人的压迫，机器一般的生活对人的制约，以及现有生活状态对人的束缚。

现实如此，旧世界又求助无门。梭罗的时代尚无献身于自然的僧侣，而专事科学研究的群体日后才出现于剑桥，即使当时见于康科德，对充满创造、富于诗性的心灵，科学这件夹克还是显得太紧。康科德的农夫依旧努力在土地上寻求供养，梭罗热爱他们，可是，新的时代却在农业之外寻找机会。现在，从事农耕就意味着受制于某种模式，因之无暇获取其他感受和体验。在科南图姆种地自然比在制桶厂做工要好，因为这样既能贴近自然，健康的万物又触手可及，可是，这两种工作都会约束求索的大脑，照样会压制自由的灵魂。那么，如果这位热衷求索的人跟梭罗一样敏于识断，富有远见，则在这个有两千居民的镇子里，在这片仅有数平方英里的原野上，要想过自己的生活，要想在这里营谋生活给养，个中窘境一目了然——康科德就是伦敦，其森林和原野就成了一片大陆。因此，这位挚爱自然的乡村哲人转向了深远的探究，“没有原则的生活”及“非暴力抵制”这类牵涉更广的问题在叩问他的大脑，因为至诚至真的人总会向凌虐人类的极权政府和独裁体制发起挑战，而他本该在封冻的湿地寻找他的新地岛，在电报线路的嗡嗡中聆听他的歌剧，本该浸淫于自己的钟爱，去记录康科德的花蕾何时绽放，因为他笃信，在女神的眼中这桩举动跟出售房产同样重要。所以，他限于康科德一域的探究却富有更为深广的意义，这重意义在我们的时代更为分明。

虽然人们认为梭罗跟爱默生相似，但他并非爱默生的信徒。他面对的是大地和泥土，而非概而论之的完美理想，他的超验倡导常常基于新英格兰人的体验和经历。他是个机敏的作家，却非俏皮的写手。他性情寡合，脾气不佳，既是坚守信念的哲学家，又是精明机智的美国佬。他的康科德虽然萃集了诸如霍桑、爱默生、钱宁和奥尔科特这样的精英，以及风骚稍逊的一批文人，却也是最有新英格兰气息的小镇，甚至，最具美国色彩的地方。这里有来自异国的爱尔兰人，悭吝贪鄙的资本家，意有所图的慈善者，以及热情洋溢的建设者和僵化顽固的保守分子。这里既有世故圆滑的信条，也不无喋喋不休的感伤人物。不论是酒吧的买醉者，还是浸水草甸的猎户和渔人，根深蒂固的罪恶人性随处可见。康科德就处在这样的扰攘之中，但它依旧富于人性，与俄亥俄的温斯堡^[5]十分相似，也跟哈克贝利·费恩^[6]的家乡没有不同。梭罗并没有像其他新英格兰人那样对世界宣说并提供疗救，却锁定了美国这个世界的缩影，在这里做他心仪的事情，而没有将宝贵的光阴和精力浪掷于挣钱之类的事情。换句话，如何不跟康科德人竞争攀比，却能保证吃穿用度，保证阅读写作，还能摆脱家人邻里的压力与责求，得以保持自我，保持独立——任何人，要想远离流俗，要想独立生活，都会面临这些问题。梭罗很清楚这些千丝万缕的干系，但他在自己的人生中开辟了一条道路。《瓦尔登湖》旨在陈示如何最大限度地简化生活，该书以“穷学生”为读者，因为家居的人们肯定会以其他方式践行书中的信条。他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日记》，对于在熙熙攘攘的社会中如何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其中留下了周详的记录。《非暴力抵制》也是相同的探索，即人为了尊严该如何跟政府展开抗争。

梭罗唯愿所为的生活方式极具个人色彩，只能通过一部传记加以说明，而非篇幅如此短小的导言所能承载。本文意欲选取另一个角度解释他杰作中卓尔不群的执着和坚守，而他的守望实则涵盖极广，纵然时光逝去已近一个世纪，人们差不多可以断言：在美国作家中，他是最能经受岁月和时光淘洗的人物。

他渴望彻底全面地融入身边的大自然。他意欲使自己的生命延及树木、花朵、海龟和风暴，也融于旱獭、河流、松鼠和湿地，以求像蒙田洞悉人性那样认识它们。切勿认为他对人类比较淡漠。虽然在他的笔下自己的交游显得模糊朦胧，虽然他会从墙垣和树林抄道以避开镇上的街巷，虽然他珍爱离群索居的环境，但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他待人冷漠，只是他对身边男性的感情时而有悖常情（对女性谅非如此），事涉友情他辄为所困便系明证。与其说他对人类情感淡漠，不如说他更加热爱自然，在他眼中，人类，尤其他本人，只是大自然性灵的一个部分。日落现象实为光的衍射，海龟产卵只是个生理机制，但他几乎视而不见，所以，要想成为优秀的科学家，他确实过于主观。可是，康科德这片天地是他为作品着色的背景，而落日跟海龟又是这方天地的一个要素，所以，它们一旦进入敏感心灵点化而成的那个世界，自然会染上相应的色彩。在他看来，自然最值得探究，他都为了大自然而将自己钟爱的经典弃置一旁，因为他觉得自然是人们知之甚少而又在日常生活中忽略最多的因素。他喜欢康科德的农夫，因为他们至少了解大地，了解天空，也了解天地间的自然现象。但是，他并非一看了之，他的使命是认识，真切地认识他生活其中的康科德这个小天地，做到分毫不爽，尘纤不遗。在他看来，河流、湖泊、野草、鸟雀、走兽、树木，以及天空和风雨，都无法探索穷尽。因为他相信，人已经成了某种被机器同化的生命，所以对于生他养他的大自然已经丧失了敏感，这给他心灵中某些不可或缺的东西带来了毁灭。在这一点上，堪称最为现代的人物D. H. 劳伦斯也有过描述，两人可谓异曲同工，这一看法也得到了好多心理学家的支持和认同。

梭罗热爱自然到了痴迷的程度，所以也被人们渲染夸大了，恰好因为这个原因，他本人成了人类这种性情和气质的代表，成了一个典型的符号。人类历史上始终有梭罗这样的人物，他们对野性充满了炽热的迷恋。这些人，有的在打猎，有的在打鱼，有的在从事科学研究，不过，绝大部分是普通的男男女女，他们由于接近旷野森林与江河湖泊而获得了心灵的康复。他们在文学界有好多代言者：跟梭罗性情相像的维吉尔和乔叟，他无比景仰的莎士比亚，以及赫伯特^[7]、华兹华斯、柯尔律治和杰弗雷斯^[8]等人，这份名单难以穷尽。我想强调的是，在这些作家中，梭罗其人至纯至坚，矢志不移，其作干净明澈，无出其右。正如蒙田是人道主义者的代表，佩皮斯^[9]是搜奇辑佚的样板，弥尔顿是清教徒的标准，莎士比亚和莱昂纳多·达·芬奇是通人的别名，梭罗则是自然诗人的典范。这是他用文字铸就的卓越声誉，恰如他矢志不移地探究心仪的一切而成就了他“现代观察家”和“朴素哲学家”的美名。

梭罗的行止和愿望微有出入。我认为他会欣然认同我的如下论断（尤其在他生命的后期）：他一生都在漫步，都在深入地研究百草、松林、月光和康科德的河流，很多时候，他从中汲取了莫大的乐趣，他也兴味盎然地浸淫其中。这便是他的愿望所系，如果笔之于书的念想不曾占据他的大脑，则他会全力而赴，终生以之。

细读他的《日记》就会发现，他对自己的旨趣益发执着，也越加自觉，这一旨趣首先使他成了大自然的挚友，然后促使他将“大自然跟人类完美的感通”笔之文字。他虽然被自然美景慑服且为之狂喜，他的讲述却毫不矫情。他手中只有粗陋的工具和残缺的文献，因为不愿伤害生命而获知有限，但他付出了艰辛的劳作，最终在植物学方面做出了惊人的成就。他发现了林木的衍生之道，为特定区域制订了或许堪称完美的节候行程，并且，为康科德的人类自然史搜罗了丰富的资料，可惜英年早逝而未能结撰成书——尽管如此，他的讲述却毫无科学式的板滞和典重。

他的成果汇成了两部作品，《河上一周》与《瓦尔登湖》，他的天才和智识在第二本书中展现无遗，第一本书尽管被编得很糟，却足以成就一位作家的声誉。此外，他还为三本纪行之作准备了资料，只是最终未能付梓。他最后还从自己的《日记》中撷取了若干材料以为演讲的素材，这些文字后来集结为随笔和个别说理的作品，其中《非暴力抵制》流淌着他的哲学血液，《野苹果》充溢着他热爱自然的激情和审慎气质。这些作品早已为世人所传诵。

《瓦尔登湖》姑不置论，可惜他最后的计划成了未竟之愿。这部作品我曾谓以《康科德的人类自然史》，名之《康科德岁月》或许更为相宜，至今尚未从他两百万言的《日记》中辑出。他认为，既然诗人会为自己立传勒铭，则一部上乘的日记也足以成就他的毕生之功。只是，《日记》的材料繁复浩瀚，而其记述又不无辗转重复，甚或每每参差交错，他的宏愿因之被掩。要从这些材料中辑出他留名青史的巨作，非大手笔难以胜任。

梭罗的素材如此丰富，他常常在探索一种方式加以安排。我在别处曾经提到，梭罗以句段的写作为思考方式，这些句子和段落又以日记的形式加以充实和完善。他的《日记》并非新近感受的记录，而是早前提要的丰富和展开。他将自己关于简约生活的感想加以整合，就形成了一部作品，这便是他创造的写作方法，这部作品就是《瓦尔登湖》。即便是这部作品，也填满了观察心得与记录，唯有虑及他宏大的著述计划，这样安排材料的用意才会显豁明了。他打算以康科德的大自然为背景撰写该地的人类史，也想从人的角度撰写康科德的自然史。可是，他最缺的是时间。他的著述方式极端艰辛，他的时间安排足以让纽约的律师惭愧，所以，他远非史蒂文森眼中的闲人。他得制造铅笔，丈量土地，从事家务，而家务却不能等闲视之，试想家里需要修筑园子，或者，提笔之际会想到家里的猪等等情况。此外，他每天有大约四个小时的计划需要尽可能精神饱满地执行，那就是野外漫步，或是河上巡游，不时还要加上黎明或午夜的出行。他的实验就在这些行动中展开，报告也在这时形成，通常在荒野拟就，有时还在夜晚。因为追求科学的严谨和辞藻的完美，他还得通过《日记》加以完善扩充，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他每天的写作任务有多繁重。这还不算，因为他还有大量的阅读和学习任务。而为了写书，他还得挤出更多的时间，当然，在瓦尔登湖畔逗留的时候他算是获得了良机。这些作品跟爱默生的著作一样，都是日记的辑录。所需的句子和段落常常散见于不同的年份，需要整理、缀合、布局和协调，最终才能形成首尾一贯、意旨分明的作品。就著作的整理出版而言，我无法想象还有比这更为艰辛，也更加耗时的情形。

我们交代了梭罗的文学声誉，细数了他既已完成且体现他主导风格的作品，相形之下，两者之间并不相称的情况也算是得到了如实的说明。《瓦尔登湖》出版之后，他再没有书籍面世，仅仅为散文和纪行之作留下了丰富的素材，这些材料只需别人整理即可。他在四十四岁那年去世，临终还在为康科德的文化事业做艰苦的奠基工作。但求这部新的总集能够理想地展示他取得的所有成就。

他不惜耗费时间和精力就写作风格做过探索，他的著作因为打理段落而被搁置延误了下来。梭罗对辞令风格故作不屑，因为他相信，如果作品远离生活，则辞句一文不值。我之所以说他故作姿态，乃是因为，如果他的风格真有不足，则是辞藻失之朴野，这种感觉在他申发新颖的切身感受时尤为分明。他喜欢粗豪奔放的风格，乃至对语言中的粗鄙要素情有所钟。然而，他有美国佬的感受，毕竟也详读过经典，这些都使他的文字呈现出率性真挚的面貌。梭罗最好的散文可以跟十九世纪的任何作品媲美。他语句精悍，声韵铿锵，命意机敏警悟，炼字异彩纷呈，他真率的措辞时而朴质，时而雄辩，所有这些，都使他的作品成了美国有史以来最为上乘的散文，非但十分出色，也是地道的美国作品。他质朴的智慧浓缩在字里行间，随着讲述而源源流出，使得表达效果更为强烈集中。在美国，这已经成了传统，它依然活在卡尔·桑德堡一九三六年出版的《人们，好样的！》之中。他会讲述故事，也会营造警句，取譬设喻出人意表，安排节奏颇具匠心，让人觉得作品的乐感源自思想而非辞句。可是，他最漂亮的特征见于诗化散文，见于隐约朦胧却又豪纵无礼的段落，他将奔放的激情和冷酷的现实融入了文句，这种辞令只能是充满信心的十九世纪居民的手笔，只能是上帝治下的新英格兰土人的手笔，也只能是自由独立的美国佬的手笔，但是，通常只有梭罗本人才可以写出。这一风格见于《瓦尔登湖》中这段著名的文字：

如果你端庄正立，直面逼真的事实，你就会看到太阳的两面都在放光，像一把月形的东方短刀，在它将你从心脏到髓脑分做两半的时候，感受它那华美的锋刃，此时，你就会欣然地结束尘世的旅程。不管是生是死，我们只求真实，如果我们正处在弥留之际，就让我们谛听喉头急促的喘息，感受大限来临的幽冷；如果我们活着，好，继续我们的事业吧。

这里呈现了一种世界情怀，它强劲有力，生气灌注，是纯粹根据自身律法塑造的结果；它清晰醒目，显豁分明，又完全是康科德这座小城孕育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