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久的悔
——忆母亲

一

我的母亲姓曹，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农历七月十九日生于建湖县高作镇大墩村。她行三，待字闺中时，外公、外婆叫她三姑娘，嫁给我父亲后，叫她三（俗字，义同姑），没有正式的名字。直到1946年土地改革时，母亲已43岁，儿孙满堂，因为土地证上需要有名字，我的大哥王荫——这时担任高作区政府文教区员，正忙着搞“土改”，觉得母亲没有正式名字不合时宜，便给她起了个名字：曹效兰。效是辈分，我的大舅曹效淦，二舅曹效云，老舅（即小舅）曹效庭。母亲有了自己的正式名字，她很高兴，但又觉得不习惯，不好意思。好在这个名字平时并不使用。这里顺便提及，我的大嫂姓黄，也没有正式名字，也是“土改”时，我大哥给她起名黄立英。她的这个名字，有时倒还用得着，如后来成立农业社、人民公社，社员记工分，就用上这个名字了。大哥在晚年，倒常常当面叫她黄立英，这大概就是“与时俱进”吧。其实，在我母亲、大嫂那一辈的农妇中，有很多人即使在“土改”后，仍然没有正式的名字，不过是张氏、李氏之类而已。她们默默地在土地上耕作，生儿育女，燃尽生命之灯的最后一滴油后，便像秋风吹走一片落叶，无声无息地消逝。

我的外公叫曹嘉坤，是位木匠世家。起码在方圆二十里内，很多人都知道木匠曹家，手艺出众。但他去世较早，大概在1922年。我在童年时，曾听母亲说过，她与我父亲王公恒祥（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农历五月四日——1975年2月22日）成家后，外公曾来我家，母亲在村中小店买一个铜钱的红糖，放在焦屑（即焦麦面）里，用开水冲泡后，请外公吃，外公吃后非常满意。这在当时乡村的贫苦人家，称得上是待客的上等茶点了。母亲说，外公的木匠活，不但能干粗活，并且挑大梁，如盖房上梁、架风车、造船上大捺（船两侧最关键的一根又粗又大的船板），还会干细活，做八仙桌、木箱、梳妆台、马桶等。外公死于嗝病，即食道癌。外公死后，能继承其优良手艺的是二舅、老舅。母亲曾告诉我，二舅十四岁时，个子已经很高，但毕竟还是小把戏（小孩）面孔。有一次有家人家来外婆家，请大舅给他们支风车，大舅不行，二舅便自告奋勇去了。这家当家的见后，说：来这么个小木匠，能行吗？二舅自尊心很强，一听扭头就走，后经好言劝说，才留下干活。他身手矫健，技术精良，当天就把又高又大的风车支起来。当八面由蒲叶制成的帆，在风的吹动下，使风车不停地运转，牵动水槽里的木板，不断将河水运作到稻田里时，田家放起了鞭炮，赞不绝口，夸小木匠本事真大。从二舅的故事里，母亲使我懂得：人，从小就应当有志气，并有真本事。岁月无声逐逝波。转眼间就已是1947年秋天。“土改”后，不少翻身农民家有余粮，便想经商，搞运输，于是造船成风。远的不说，与我村一河之隔的孙四爹，他的弟弟、我庄东头的孙五爹，都请了十几个木匠造船。当时我在读小学，放学回家，便去看孙五爹家造船。木匠师傅有二十多位，但我二舅、老舅，起了关键作用。我亲眼看到了上大捺的情景，二舅最后要把那块大的船板，使劲推向船体，满脸通红。在把麻丝与油灰用凿子塞进船缝时，需用斧头敲打凿柄，又是我二舅带头敲打，其他木匠师傅跟着敲，并随着他变换节奏，发出悦耳的声音，俨然是现代音乐中的打击乐章。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那扣人心弦、催人奋进的木工乐章，随着二舅、老舅慈祥、亲切的面影，仍在我的眼前浮现，在我的耳畔回响。母亲一直要我像舅舅那样勤劳、有本事，我一直铭记着。尤其是老舅的善良、刚直，更影响我一生。

当然，对我母亲影响最大的人，是外祖母。她姓张，生于清同治九年（1870年），卒于1950年春天。那天全家人——包括我的父母，正在热热闹闹替她老人家过八十大寿，老人含笑而逝，成了真正的喜丧。乡人都说，老人能在庆祝生日那天去世，是很少见的，实在是件喜事，只有积德行善的人，才能有这个福分。外祖母很慈祥，我从记事起，即喜欢跟她在一起，对她及舅舅、舅母十分依恋。儿时常听母亲说起河西张家，那就是外祖母的娘家，用今天的话说，那里是她的根，也是我的根重要组成部分。所谓河西是指建湖县与阜宁县交界的一条大河——俗名阿拉河的西边，靠近公兴庄（镇）的一个独家村。因为常听母亲、外婆说河西张家的故事，我对老外婆的娘家一直心向往之。直到1948年春天，我已虚岁十二岁了，外婆的大侄子——我喊他张大舅，托人带信给我父母，说他们家大姑娘出门（嫁人），邀请他俩去吃喜酒。他俩忙于农活，加上无论是婚丧喜事，凡是受到亲友的邀请，母亲总是让我或二兄春才去，吃顿好饭。当时农村的宴席，简称“六大碗”，即羹、肉圆、红烧肉、鱼、百页、青菜豆腐。其中肉圆算是六碗中的上品，约定俗成，每人只吃三只。每当遇到这样的事——我的家乡称为“出人情”，母亲总要关照我们：要听大人的话，要喊人——也就是叫长辈，吃饭时要斯文，不能筷子乱夹，尤其吃了三只团子（肉圆）后，不能再吃，被人笑话。这次我主动要求去张大舅家出人情，母亲说好，给了我一万元（相当于现在的一元），算是人情钱，要我跟外婆的妹夫、与我同村的孙姨公同去。我们走了二十几里路，才走到阿拉河边。不久前，解放军华野第12纵队，与国民党军队打了一仗，河边用门板构筑的掩体，仍历历可数。在河对岸，有高高的碉楼。姨公说，那是大户人家防土匪用的，并不是国民党军队修的。我们乘渡船过河，没走多远，就看到了一个大风车。姨公说：这是张家的风车，风车前面那个小舍，就是张家。我向舅公、舅奶奶及表舅、舅妈们一一请了安，他们见我已读高小，个子又高，都夸我一表人才，说三姑奶、三姑爹（我的父母）真是好福气。我吃了喜酒，在房前屋后走了一圈，觉得这里地势较高，在阳光下，水田上面倒映着蓝天下一朵朵冉冉逝去的白云，觉得老外婆的娘家真美。我想象老外婆在这里度过的童年、少年的情景……呵，那还是大清王朝的时候呢，不管我怎么想象，脑子里总是模模糊糊，甚至是空白一片。

然而，此行我觉得收获很大。河西张家虽世代务农，却有被古老农业文明长流水浇灌出来的农耕文化气氛。张家很重视礼节，客人入席，长幼有序，姨公年高德重，坐主席，但姨公谦让者再，方肯入席，其他人也是彼此谦让，良久才坐下，使我看到了古代乡饮酒礼的遗风。张大舅致词时，先深深打躬长揖，感谢亲友来贺喜。他当过村干部，致词时几次说“因为”、“但是”之类，听者不免感到新奇。老舅公极爱听说书、小唱本。他的小儿子张三舅读过几年私塾，农闲时，读小说、唱本给舅公、舅奶奶等人听，有机会时，他们又把这些故事“批发”给别人。我的外祖母待人和颜悦色，彬彬有礼，很会讲故事，这跟她生长在河西娘家那样的文化氛围里，显然是很有关系的。而我母亲堪称是外祖母最好的继承者，不但为人温和、慈祥、爱整洁，而且讲故事很生动，有时还表情丰富。大墩曹家与河西张家颇有相似之处。因外公去世早，大舅、二舅都未上过学，目不识丁，只有老舅读过几年私塾，再加上他聪敏好学，不仅能经常给外婆、舅母、表兄等读小说、唱本，扮演着河西张三舅一样的角色，而且能写信，文从字顺。20世纪80年代，他给我写过两封信，信封的背面两头，分别写了“封”、“护”两个大字，俨然是清朝、明朝人写的家书，真是古风犹存。这两封信至今我仍保存着，睹物怀人，勾起我对老舅不尽的思念。回想起来，猫是老虎师傅的童话，是外婆教我的，而孟姜女、白蛇传的故事，是我儿时在炎热的夏夜，母亲在打谷场上，一边摇着麦秆编成的扇子，或挥动着用晒干的稻秧编成的佛麈，驱赶着蚊子、牛虻，慢慢讲给我——当然还有二哥、大姐等听的。有时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第二天就缠着她再讲。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1943年盛夏，天气酷热。这年我虚岁七岁，晚上，夜幕低垂，当时没有任何污染，空气清新，数不清的星星，好像就在我们的头顶上眨着眼睛。母亲正在打谷场上给我们讲故事，忽然一道红色的流星从我们头顶上穿过，庄上的维大奶奶，同三奶奶等，都立刻下跪，我大吃一惊，母亲忙说：不要害怕，刚才穿过去的叫祸殃，经过的地方都要死人，但年纪大的老人下跪，祸殃就一跪三千里，我们这块（这里）就不会有灾殃了。这大概就是母亲对我关于民俗文化最早的启蒙教育了。

母亲对我说过，她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外婆对她的恩情。她儿时出天花，当时清末的穷乡僻壤，哪有良医良药？面部奇痒难忍，忍不住用手去抓，外婆则一再告诫她，千万抓不得，否则抓破了，就会成为麻脸。外婆并用旧布把她的手包扎起来，喂水喂饭，悉心照料。母亲感激地说：要不是你外婆奶奶把我的手包扎起来，当时我年纪小，肯定会用手在脸上乱抓，那妈妈很可能就是个一脸大麻子的黄脸婆了！母亲的童年、少年时代，中国还是个女人必需裹小脚的时代。用白土布，把两只脚紧紧地缠裹起来。母亲说：两只脚疼得钻心，晚上夜深人静，更疼得撕心裂肺，难以入眠，只好将两只脚不断朝墙上蹬。外婆看到母亲这样痛苦，实在于心不忘，说：“算了吧！不裹了！反正你长大了，也是嫁给种田人，脚太小，还不好下地做农活呢。”于是，母亲终于从痛苦中解脱。虽然，母亲的脚因毕竟裹过，脚趾有些变形，便幸亏“解放”得早，毕竟还是大脚，走路、干活，都与常人一样。其实，从这一点上也可充分看出老外婆的开明、宽厚。而我母亲，完全继承了老人家的宝贵品格。

二

我的母亲只活了七十岁（虚龄）。她的一生非常勤劳，但不幸的是，她多次遭遇过丧子、丧女之痛。

母亲十六岁时，经高作镇西北厢的木匠孙师傅介绍，与父亲王恒祥订婚。母亲曾和我说起当年订婚的情景：在媒人的陪同下，父亲身穿长衫，辫梢上系着红头绳——我一听就禁不住笑了，问道：啊呀，拖根辫子，还扎红头绳，好看吗？母亲微笑着说：好看——挑着一担礼物（有给母亲的衣服料子、茶食等），往她家走来。她远远地看着父亲，觉得他五官端正，人很精神，只是个子比较矮，还没她高呢（父亲身高大约一米六，母亲身高近一米七），第二年，母亲就和父亲在陆陈庄租邻人陈四文家的二间小屋内结婚了。家乡有从汉唐传下来的结婚闹新房的风俗，“闹新房无大小”，有人简直是胡闹，捉弄甚至侮辱新娘。闹新房时，有人看着她的脚说“新娘子脚太大！”母亲觉得有点难为情。从此，父母相敬相爱，栉风沐雨，苦度光阴，经历了战争及“文化大革命”的苦难。他俩都一字不识，却含辛茹苦培养我们弟兄三人——春友（参加革命后改名王荫）、春才、我都成为文化人。对父母的大恩大德，我们是没齿不忘，时刻铭记在心的。

按照民国中期《续写王氏宗谱》的记载，我们的老祖宗是朱元璋灭了张士诚后，被朱元璋从阊门外强行迁徙到今建湖县高作镇西北长北滩垦荒的。这“长北”二字，大有来历。今天的建阳镇，在南宋时诞生了千古不朽的民族英雄陆秀夫，按宋史和别的史籍记载，当时的建阳镇叫长建乡长建里。因此，长北滩就是长建乡西北的草滩之意。这里地近黄海，滩地有大量盐碱，长满芦苇。把这样的不毛之地开垦成能种稻、麦两季的熟地，老祖宗们当年的披星戴月、饥寒交迫、辛苦耕作，可想而知。

图6 图中老者是六叔恒万，1988年10月13日摄。已故。

我们的始祖是揜石公，世代务农，传到我祖父凤高公这一代，已很贫穷。家中只有五亩薄田，却育有五男一女。祖母吴氏，民国元年（1912年）即病故，我的六叔恒万尚在幼年。迫于生计，父亲十三岁时，即去西北厢一家富农家做小长工，为人佣耕，他学会了用牛。这家的女主人人称金大师娘，会看手相。她有个老姑娘——即最小的女儿，美丽、活泼，20世纪50年代初，曾跟我一起在坟地里放过牛，我们很聊得来，至今成了我少年时美好的回忆——这当然是后话了。

父母结婚的第二年，长兄出世。这时的父亲，因为去年秋天，家乡发大水，庄稼被淹，颗粒无收，加上祖父病故，家境十分艰难。无奈之下，父亲随二伯恒廉、五叔恒全，以及别的族人逃荒到我们老祖宗的老家苏州去谋生。用今天的话说，也就是打工。父亲一字不识，只能干最粗重的活。他抬过轿子，给虎丘山的游人牵毛驴、赶毛驴，后来则长期拉黄包车。母亲生下大哥后，一人操持家务，还要照顾还是小孩的六叔。（1955年，我考取复旦大学后，假期中去苏州探望二伯及六叔一家。六叔深情地说：“你父母结婚时，我已丧母，就跟你父母睡在一个床上。老嫂比母啊，你妈妈待我就跟我母亲一样。”因为儿时的这个特殊经历，六叔对我母亲一直念念不忘，很依恋，见了她总有说不完的家常话。）母亲后来接到父亲来信，她抱着大哥，搭船去了苏州，与父亲团聚。虽说是家人团聚，但那是什么样的家啊，不过是搭在阊门一堵城墙下聊避风雨的窝棚而已。奋斗了几年，才好不容易在今天桃花坞街道尚义桥东河岸旁的一块堆满碎烂砖瓦的空地上，用泥土、毛竹、瓦片盖起了三小间低矮的房子，算是有了比窝棚强的安身立命之地。其实，在我们家路北仅隔一条马路的是“小人堂”，专门放死婴小棺材的地方，一到夏天，往往散发出阵阵尸臭。然而，父母就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也是我的出生地。20世纪50年代，这个小屋还在，我在故宅门前停立良久，想起母亲、父亲的辛劳，禁不住潸然泪下。而今，这个旧居早已拆毁，盖起了属于居委会的小饭店。这些年来，我每次去苏州，都要去看一下这个小饭店，坐在尚义桥上沉思，回想着父母在这里度过的艰难岁月，感慨万千。

我所说的艰难岁月，是确如其分的，父亲拉了几年黄包车，收入微薄，后在苏州名医曹沧洲（曾给慈禧太后看过病）家拉包车，收入有所提高，但要养活一家人，父亲的压力十分沉重，他的背已经驼了。母亲去苏州后，到1937年秋避日寇战火，逃难回建湖的近十五年间，先后又生下五男二女，即春虎、小三、小四、春才、我，以及姐姐王保子、玉宝（后改名淑珍），喂奶、喂饭，把屎把尿，日夜操劳。保子姐六岁时，被病魔夺去生命。1935年夏，苏州霍乱猖獗，死亡枕藉，七天内三兄、四兄相继死去，他俩仅仅在人间活了五岁、三岁。春虎兄活到六岁，已读小学了，却不幸被疯狗咬伤，救治无效，抽搐三天后，痛苦地死去。含辛茹苦养育的儿女一个个撒手人寰，母亲的眼泪一次又一次地哭干了！春虎的语文读本，父母一直保存着，后毁于“文革”。我曾几次看过这本书，封面上有春虎的毛笔字签名，稚拙中透出童真。显然是受了1927年大革命的影响，这个课本上有歌颂工农的内容，赞扬“工人拳头大”。后来我上大学后，买到了20世纪30年代尊孔复古者编的《历代尊孔记》，书中大骂这本教科书煽惑人心，鼓吹犯上作乱。从此，春虎在我的脑海里，更加挥之不去。他没有留下照片，但我能想象他的面影。走笔至此，心中不胜苍凉。我的过早夭折的三兄一姐，如果生在富贵人家，很可能他们现在还活着，母亲又岂能空将血泪付东流！虽然他们去世多年，但母亲没有忘记当年失去他们的切肤之痛。我在少年时，常常听母亲说起他们的去世前后的前景，连连摇头叹息。

1949年春天，母亲又遭遇一次使她痛断肝肠的丧女之痛：小妹玲英不幸病逝。

这年春天似乎特别阴冷，已经过了清明，仍常有凄风苦雨，我们还穿着冬天的棉袄。妹妹玲英，已经十岁，在大卜舍河东的卜家庄初小，读三年级，校长是孙竹老师。她自小聪明伶俐，长相端庄。皮肤虽不白，但大眼睛，鼻梁很挺，口齿清楚，善解人意。她四岁时，就缠着大哥（这时他是蒋王小学的校长）背着她到学校去玩，五岁时，就要求上学，大哥说她太小，母亲说，这小丫头这么喜欢读书，就让她去读吧，反正她想去就去，识几个字就算几个字，也不参加考试，就让她读了玩吧。就这样，她进了学校。当然，她实足年龄才四岁，时间久了，就坐不住，便让她出去玩，或回家跟母亲在一起。1944年夏天，她得了痢疾，吃不下东西，病了几个月，瘦得皮包骨头，奄奄一息。所幸后来吃了沈王庄小学老师、又懂医道的刘不麟先生开的中药，才走出死神的阴影。后来，母亲带她搭民船到苏州探望父亲，住了个把月，回来后，她特别高兴。她成天玩父亲给她买的一只微型檀香木制的小木鱼，用小木棍击打，发出笃笃笃的清脆声响。这时我们已搬家住在与蒋王庄西一河之隔的孤舍，租了绰号孙五聋子家的三间草房。门前的牛车篷边，就有一条沟头子（比较宽的水沟），玲英在沟头边把木鱼放在水上，以为它会飘浮，不料它立即沉下去，再也见不着。她伤心地哭了好久。岁月悠悠，六十多年过去了，玲英的哭声，仿佛仍在我的耳边抽抽泣泣。在1947年春节的玩文娱（文艺演出）及1948年夏天动员参军的文艺室宣传活动中，她都参加了乡政府组织的文艺宣传队，与柏家排行老二的小妹妹，合演打花鼓，边舞蹈，边唱。她扮过小生，手拿小镗锣，也扮小旦，手拿花鼓。她记性很好，唱词背得很熟，演出时不需要大人提词。她每次演出都很认真，吐字清晰，唱到最后一句，都会跳一下，转身，与小柏几乎脸碰脸。母亲非常欣赏她那一跳的动作，认为很亲热、很优美。演出结束后，玲英回到家里，母亲连连夸奖，笑着说：“妈妈就喜欢你那一跳！”1948年夏天特别炎热，宣传队中高作镇上一位姓吕的扮演《小放牛》中牧童的少年，及与我一起演出“打连湘”的家兄春才，都热得中暑，当场晕了过去。玲英这时实足年龄才八岁，满脸淌汗，却从不叫苦叫累，在酷日下跟宣传演出队，走遍全乡一个又一个村庄，在打谷场或麦田里演出，受到乡亲们热烈欢迎。但是，谁能想到，1949年4月，死神却突然把魔爪向她伸来。有天中午，她放学回家，走路有点跛，母亲问她怎么回事？她说右腿腿根有点疼，母亲还以为是不小心扭伤了，并未在意。中饭后，她仍坚持去上学，可是傍晚放学回家后，我大嫂对她说：“小（姑），宝宝（指侄女爱云，后来三岁时不幸患惊风去世）在哭呢，摇一会儿摇篮怎么样？”玲英痛苦地说：“大嫂子，我腿像话（厉害、严重）疼呢，没力气摇了。”她头上冒着冷汗，晚饭也吃不下，身上发烧。父母这才感到问题的严重。第二天一早，父亲去高作镇上请唯一的私人医生，也是本家堂叔王恒保（后改名王体元）前来诊治。此公做过小学老师，1944年他在蒋王小学教书时，我和春才都是他的学生。他主要是靠自学，学会治病。在蒋王小学教书时，他家中就已有药柜，很多中药，供患者治病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向来有亦儒亦医的传统，一边授徒教课，一边悬壶济世。看来恒保叔也是继承了这个传统。当然，他只是个小知识分子，仅仅跟许家桥东的塾师徐孝三先生（此公活到20世纪50年代才去世。他脸色较黑，微麻，近视眼，穿着长衫，有时来我们庄上聊天。庄东头的孙二哥玉堂，也曾经是他的学生。我清楚地记得，他有次拿来几本盐城徐某编的《徐氏类音字典》，给我看，说徐某跟他是一家子，并翻开书本，指着徐的照片，对我说：你看，假山后修竹新篁，多高雅！并说他要去盐城拜访徐某。他很喜欢谈盐城掌故，盛赞清末盐城知县的梅花诗写得极好，并当即背出）读过几年私塾，后来去上海，买了一些中、西医的书籍回来自学，无师自通，成为乡村医生。至于医疗水平，可想而知。解放初，他搬家到高作镇后街，开私人诊所，土墙上刷了石灰，写着“中西医内外科”几个大字，未免夸张其事。恒保叔来我家看了玲英的腿，腿根红肿，他诊断是“离胯疽”，要父亲将大蒜捣烂，敷在患处，又要他用竹篾扎一个喇叭形的筒，糊上纸，将艾点燃，艾烟经过纸筒，直薰患部。可是，经过这样的治疗后，病情却急转直下，不停地说着胡话。母亲非常担心，与父亲商量后，第二天下午，赶紧请人去湖垛镇，让当时在湖垛镇小学担任教导主任的大哥回来。大哥闻讯，先向镇上的一位医生咨询，买了一贴“消治龙”膏药，当晚走了25里路，赶回家。大哥一摸玲英的脑门，烧得烫手，立刻把膏药贴在患处，但无济于事。一个小时后，她呼吸渐弱，进入弥留状态，母亲见状不妙，一边哭，一边喊着“玲英啊，玲英哪”，给她换衣服，女孩生命的本能驱使，给她穿裤子时，她竟然用手极力往上拉，以致手上沾了不少膏药。穿好衣服后，她就在全家人的哭声中，永远告别了泣不成声的母亲、忍不住放声大哭的父亲，以及挚爱她的兄、嫂、姐姐，她抱过、哄过的侄子爱东、侄女爱云……按照乡俗，父亲把她抱到外间堂屋（进门第一间），地上已铺了一张席子，让她头朝北，躺在席上。母亲给她梳头，扎好两条辫子，我清楚地记得，她的头发浓密，辫子快与肩齐了。农家女孩哪有什么好衣服，她是穿着一身浅红带格子的土布衣服，及母亲给她千针万线纳（制）成鞋底的布鞋走的。父亲似乎不相信她已死去，不时把手伸进她的衣服内，摸摸她的胸口，叹息着说“玲英胸口还是热的”，总希望她的心脏能重新跳动，活过来。其实，父亲不知道，她是发着高烧去世的，遗体不会很快就冰凉。人已故去，入土为安。第二天天亮，父亲托邻人去曹家，请老舅为她打棺材。老舅进门，摸着玲英的手，叫着她的名字，大哭一场。他用床板为玲英做了一副棺材。中午时分，父亲、大哥将玲英抬进棺内，老舅没想到，她虽然只有十岁，个子已经很高，只能勉强将她放进棺材内。盖上棺材板前，全家人知道，今后再也看不到玲英了，都放声大哭，邻人也都流下了伤心的泪水。按照乡俗，舅舅是不能为外甥女封棺的，否则对舅舅不利。但老舅毫不犹豫地拿起斧头，哭着，为玲英封棺。母亲说，玲英喜欢念书，把课本装在书包里，放在棺内，好让她在阴间继续上学。她喜欢玩铜钱，母亲把二十几枚铜钱，放在旧罐头盒内，连同大哥给她买的一个皮球，一起放进棺内。邻人蒋大爷、孙五爷将棺材抬到我家田里靠近田埂处，挖土埋下，垒了坟头。玲英的去世，给母亲沉重打击，她明显地衰老了。玲英还留下一本作文本，一直保存到“文革”被毁。她的毛笔字一笔不苟，作文本很整洁。我曾拿给母亲看，她眼泪哭干了，唯有长叹。这年夏天，母亲曝晒衣服，看到玲英的衣服，特别是她的棉鞋，母亲又不禁叫着“玲英啊，玲英啊”，大哭起来，边哭边说：“这双鞋穿了一个冬天，还像新的一样，鞋内一个褐斑都没有啊。”受母亲影响，玲英很爱整洁，从不弄脏衣服。她很节俭，父母、舅舅过年给她的押岁钱，她根本舍不得花，过了年都交给母亲。母亲给她煮个咸鸭蛋，她舍不得一次吃完，居然吃两三天才吃完。玲英的去世，成了母亲也是全家人心头永久的痛。我比她大三岁，少不更事，常与她拌嘴，甚至嫌她不听话，老是到母亲那里告状，说我偷偷下河洗澡，母亲怕我淹死，总要严厉训斥，我迁怒玲英，不但骂过她，还打过她。她去世后，随着我的长大，每念及此，我特别懊悔，也更加怀念她。读高中时，我写过比较长的新诗悼念她，诗稿一直保存着，直到“文革”时被“四人帮”的爪牙抄走，毁灭。我常常梦见她，还是生前模样，似乎在阴间，小孩子不会长大似的。前年清明节前，我即将动身返乡为父母也为玲英扫墓前夕，我忽然梦见玲英与几十个女孩头顶红布，举行集体出嫁仪式。礼堂的墙壁上，点着无数红蜡烛，但烛光微弱，在冷风中幽幽地摇曳着。不见父母和其他家人，也见不到一个新郎，场景凄楚、诡异，我禁不住老泪纵横，直至哭醒。返乡后，我将这个梦境说给大哥听，他百思不得其解，唯有叹息。十多年前，在我的提议下，大哥以我们三位兄长的名义，在玲英已迁至父母坟边的墓前，立了一块碑，刻着她的名字与生卒年。如果她地下有知，当经常偎依在母亲、父亲膝下，共叙天伦。

图7 1946年土改后，我家迁居大卜舍。我在这个小村庄长大，直到1955年上大学后，才远离故土。1995年3月31日摄。

图8 前排左二是老舅曹效庭。摄于1988年10月16日。后患食道癌去世。

图9 2008年清明节笔者返乡为玲英扫墓。

三

母亲生我养我，我对她的报答，微不足道，特别是随着我步入老年，回首往事，痛感对不起她，我欠她的太多、太多了。

1937年农历四月九日清晨，母亲生下我。春才兄仅比我大两岁，母亲既要呵护我，也要照顾他，分外辛苦。不久，随着大上海的沦陷，日寇轰炸苏州，法西斯的铁蹄蹂躏江南，向南京进逼。我家的邻居都是没文化的草民，母亲抱着我离开家门，躲避轰炸时，他们纷纷告诫母亲：“抱着小孩怎么行？小孩哇哇一哭，日本鬼子飞行员听见了，朝我们头上扔炸弹，我们全都没得命了！”今天看来，说婴儿的啼哭，日寇飞行员能听见，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在那“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人们乱哄哄争相逃命的时刻，母亲怎能拗过众人？只好把我放在家中，上面加了一个木盆，以事保护。等日寇飞机飞走，母亲赶紧跑回家中，见我仍在熟睡，一颗吊着的心才放下来。“山河破碎风飘絮，水深火热是贫民。”父亲和母亲商量，兵荒马乱，在苏州没有安全感，生计更加艰难，不如他留下帮曹沧洲医生看守家业（曹家已举家避难乡下），母亲和我们回江北，投奔外祖母。秋天，母亲抱着我，带着大哥、二哥、姐姐，乘逃难民船，踏上归程。有时敌机在上空盘旋，母亲抱着我，只好躲到河岸茅草丛里。在外婆家暂时落脚后，曾有一家富户的新生儿缺奶，有人曾介绍母亲去给这孩子喂奶，当然是给钱的。但母亲拒绝了，说：“我的奶水只够春瑜吃，我不能让自己的伢子（小孩）饿着。”我懂事后，母亲曾跟我说起这件事，我感激她的慈母之爱。

我从虚年龄四岁开始就记事了。这一年，有两件大事：一是大哥结婚，家中来了很多亲戚，老舅妈还送了我用布缝制的玩具小毛驴，我非常喜欢。大嫂是坐船，从蒋王庄后的小河旁靠岸，走进我家新房的。大哥画了好多张三国戏里的董卓、吕布、貂蝉，以及身上爬满小孩的大肚弥勒佛、刘海戏金蝉，裱起来，挂在墙上。次日早上，我走进新房，大嫂已起来，从碗里拿了两个大枣给我吃。当然，我也依稀记得这婚姻的风波：大哥作为知识青年，想反抗这场他还在孩提时就订下的，对大嫂一无所知、毫无感情的婚姻，但无用，激愤之下，他用小刀戳破自己的大腿，血流如注，表示绝不结婚。父母请来他在苏州读小学的一名同窗劝说他，无效。父亲终于发了火，用皮带打了他一顿，他万般无奈，只好同意结婚。在这场风波中，母亲除了苦口婆心地劝说，抹眼泪，还能做什么呢？再一件大事，就是这年秋天，新四军的一个连队，住到我们庄上。随着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1942年，贫穷的蒋王庄终于有了庄上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新式的抗日民主小学——蒋王小学。这年我虚岁六岁，与春才在一起上学读书。母亲的手很巧，用土蓝布为我和春才，各缝了一个书包，背在身上上学，别的小伙伴见了，都很羡慕。他们多数人都没有书包，只好手拿书本、笔墨去上课。虽说是新式小学，私塾的遗风犹在。开学那天，母亲包了一菜篮粽子，煮熟了，送给文弱书生夏一华老师和同窗分食，我们还给老师磕了头。我自幼脑子灵活，反应敏捷，夏老师很喜欢我，便让我当了小组长。母亲知道了，眉开眼笑，以后每天早晨，都叫醒我，笑着说：“小组长，起来吧，吃早饭，上学去。”并帮我穿好衣服。我在七岁时，在大哥的辅导鼓励下，曾在陈吕召开的峰北乡村民大会上演讲，说新四军攻克阜宁的意义，九岁时，又在西北厢召开的高作区抗日儿童团成立大会上演讲，宣传抗日，并当选为区儿童团文娱委员。我自小胆大，并不怯场，在乡里传为佳话。直到我上了大学后，回家探亲，父亲还告诉我，有次他在西北厢北边割牛草，有位也在割牛草的老汉与他攀谈起来，说：“你家的春瑜，九岁时就敢在全区大会上演讲了，难怪他现在上了大学，将来一定有大出息！”难得的是这位老爷子，时隔十多年后，还记得我那次演讲，但至今我并无大出息，真是辜负了这位老人家的厚爱，愧对江东父老了。

但是，我自幼顽皮、淘气，不断给母亲带来麻烦。五岁那年，母亲下地割麦，跟我说：“小三子，你就跟妹妹玲英一起在家玩吧。”我不肯，偏要跟她下地。母亲只好同意。她带了两把镰刀，一把备用。母亲割麦时，还特地关照我：“你人还小，可不要拿镰刀啊！”话音刚落，我就拿起镰刀，试图跟她一样割麦，但手起刀落，砍在左脚背上，立刻鲜血直流，痛得我哭起来。母亲立即从穿的大褂上，撕下一块布条，把我的脚包起来，背我回家，一路上抱怨我：“你就是不听话！叫你不要碰镰刀，你居然拿刀割麦了，你才五岁，怎么拿得动啊！”转眼间，六十五年过去了，我的左脚背上，还留着那块刀疤，真是不听母亲言，吃亏在眼前。教训深刻啊！

我六岁那年夏天，下了几场暴雨，河水猛涨，我和春才去河边玩，不小心栽到河里，幸亏春才及时挣扎着爬起来，向母亲报警，母亲赶紧请了邻人蒋国仕（俗称银二爷）等，跑到河边，我已被河水冲走，不见踪影。银二爷立即下河，游到河中心时，隐隐看到有个小辫子在沉浮（我留着所谓“分头”，夏天出汗多，母亲便给我梳了一根朝天辫子，还扎着红头绳）马上游过去，把我救到河岸上，倒提双脚，我吐了不少河水，才活过来。母亲受此惊吓，严厉禁止我和春才学游泳。家乡是水乡，河流密如蛛网，下河游水有着巨大的诱惑。直到1946年夏天，我九岁了，才在同庄小学同学王桂凤（后改名王瑞符）、王桂田、王斯鼎等的带动下，偷偷学会了游泳。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这年秋天，我在露天厕所如厕时，受一条突然穿过的草蛇惊吓，与我一起玩的小伙伴蒋宝佐发出惊叫，我猝不及防，后滚翻跌入农家积肥用的很深的厕内，遭到没顶之灾，吞进很多糟粕，至今每一思及，仍觉恶心、揪心。宝佐平时反应迟钝，这次却甚机敏，飞奔到庄上，叫来我大嫂，将我救起。母亲大惊失色，不嫌脏臭，给我脱光衣服，用河水冲洗全身。不少庄民围观，有几位老太太都对母亲说：“跌进厕所的小孩，肯定活不过三年！快拿刷马把（用竹片扎的刷马桶的刷子）在春瑜头上用力打三下，他就能活过三年！”母亲照办了，但哪里舍得用力打？不过是轻拍三下而已。我不知道我一直活到现在的老而不死，是否要归功于刷马把的三击顶？奇怪的是，尽管我读书甚杂，但从未见文献上有此记载，大概是古代“淮夷”遗留下来的奇风怪俗吧。第二年夏天，我再次闯祸。与春才到大西庄的河岸旁，无端要将桥板捧起，可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我刚把桥板捧起几寸高，便无力再捧，立即放下，右手中指被砸下一块肉，仅有一根筋连着。春才见状，忙将这块肉复原，用手捏着，拉着我跑回家，在供奉灶神的香炉里，抓了一把香灰，捂在中指上，用布条包得严严实实，并嘱我不可告诉母亲。可第二天，母亲还是知道了，把春才骂了一顿，说他不带好头，更骂我：“饭养黄了牙，捧桥板干什么？那是好玩的吗！把手指砸烂了，那还了得吗？”并发狠要打我们一顿。然而，母亲也只是说说而已，她拆开布条，重新又撒了些香灰，用比较干净的布包裹起来。我照样玩耍，并不感到怎么疼痛。个把月后，母亲拆掉布条一看，那块肉居然跟手指长在一起了，只是留下一道非常明显的伤疤，而且右手中指，比起左手的中指，又粗又扁，直到今天，伤痕依旧。母亲不禁笑着说：“小三子，算你命大，灶神爷保佑你这只手指头，跟没受伤一样。”

儿童都有些叛逆心理，我在童年时，更相当突出。有一次，母亲叫我到大西庄去“出人情”，我与这家人家的小孩闹别扭，不想去，母亲说我不知好歹，有“六大碗”不去吃，干脆家里饭也不吃算了！她分明说的是气话。我却顶真了，躲了起来，吃中饭时，没有找到我，吃晚饭时，还不见我踪影，这下母亲急了！一家人在庄上到处找我，眼看太阳已经落山，庄上人七嘴八舌，怀疑我恐怕玩水，淹死在河里了，大哥只好下河寻找。后来，还是一个成天淌着口水，说话有些结巴的青年在草堆旁发现了我，大声叫着“春瑜在这里呐！”家人、庄上人才松了口气，“解除警报”。母亲看到我，骂也不是，打也不是，叹了口气，说：“你已两顿饭都没吃，赶紧回家吃饭吧。”现在看来，我在顽童心理支配下演出的这幕闹剧，太无道理，真是害苦了母亲。

我真的太淘气、贪玩了。四岁时，我就睁大好奇的眼睛，在家里乱翻东西，总想找出好玩的东西，把母亲的针线匾，大哥的书籍、写字台的抽斗等，翻得乱七八糟，母亲打我的屁股，大哥揪我的耳朵，并无成效。我到处乱跑，在赤日炎炎下，爬树掏鸟窠，钻到草堆里捉迷藏，而且常常是全身一丝不挂，又怕烫，不肯用热水洗澡，结果头上长了很多虱子，还害了不少疖子（长脓包），母亲还得抽空给我蓖头，挤脓包，用豆叶贴上去，一边挤，一边说：“知道你疼，不挤不行哪！你太皮了，毒日头下瞎跑干什么呀！你要是满头都是疤，长大了媳妇都请（娶）不到！”母亲的话，我哪里听得进去？照样疯跑。至今，我的右太阳穴上、头部、后脑勺，都留有不少疤痕，都是童年顽皮付出的代价。所幸继承了父母的优势，头发多而密，将疤痕都盖而不彰了，因此对娶媳妇毫无影响，幸何如也。后来，我曾对妻子过校元女士说起这些童年往事，她拨开我的头发，说：“你是野人。”平心而论，我小时候真是太野了！我经常做一些莫名其妙的玩具，小木棍、竹竿等，都用牙咬断。母亲曾笑着说：“我看你除了生铁，还有什么咬不断的？”我知道，她是说我像老鼠似的。

从童年到少年，由于我太顽皮，喝生水、受凉，经常感冒、发烧、闹肚子疼。穷乡僻壤，缺医少药，发烧时，母亲用一块冷毛巾敷在我的脑门上，并端来一碗麦片饭，放了几块咸菜，说：“头疼发热，干饭一咽！”那个年头，我家常常是一天三顿子（碎大麦片）粥，吃顿干饭，就是改善生活，增加营养了。有时我烧得比较厉害，吃不下，她便去老舅家，借来一些大米，放在小的布口袋内，置于粥锅内，粥熟了，袋里的米饭也熟了。母亲说：“你看，这是白米饭呀，吃吧。”我起不来，他便喂我。我病情稍缓，能自己喝一碗粥了，母亲便感叹地说：“唉，你什么时候能吃上饱饭了，伤风就好了。”这样的感叹，我也记不清母亲说过多少遍。但有的时候，我发着高烧，总不见退烧，母亲疑心我是被那位已死的长辈游魂摸了头，便用两根竹筷放在碗内，左手扶着筷子，右手掬了一把水，慢慢浇到筷子上，口中不断叫着是爹爹吗？奶奶吗？外公吗？等等，如果叫到谁左手脱手，筷子能站立不倒，就立刻到门外给这位亡灵烧纸钱。这样弄，有时间我还真好了。现在看来，这与扶箕一样，其中有很深奥的心理因素，起码有着心理暗示、诱导的积极作用。但有时无用，我仍然烧得厉害，母亲疑心我在外面玩，把魂丢了，便在门外给我叫魂。母亲高声叫道：“春瑜家来！”我大嫂立即在家中应道：“家来了！”这样要叫很多遍。夜深人静，我听着母亲凄厉的呼唤，随着冷风越过树梢、越过屋顶，消失在空廓的原野里，悲凉、恐惧，在我的心头久久驱之不去。第二天，邻人都来问讯：“春瑜好些了吗？”母亲忙说：“难为你呀，好些了。”我肚子疼时，母亲会用两个大拇指按摩，仍不见效，便用量米的升筒，将纸点着，放进筒内，然后扣到腹部，把寒气吸出来。此法俗名叫拔升筒，很有效。我也记不清母亲给我拔了多少次。但有时候，母亲这一招也不灵了，我肚子痛得在床上打滚，只好请业余扎针灸的乡亲，给我扎针。先后有陆陈庄卖牛的孙大爷（人称孙大师）、韦家庄的陆永柏（曾当过村长，故人称陆村长）、大卜舍南的吉如松（人称吉爹爹，当过生产队长）。他们都是义务行诊，为人厚道。陆村长患有胃病，身体很差，但每次为我扎针，都很热情、周到。这三位前辈在20世纪五十、六十年代相续去世。1945年春天，我们一家住在大西庄本家王二爷及王斯和兄的家中。我、春才、玲英、侄子家俊（后改名爱东），都患上麻疹，我和春才都很严重，发着高烧，眼睛睁不开，不能进食，不住地呻吟。母亲给我们喂水。入夜，她通宵没有合眼，守护着我们，几次开门，看天亮没有。好不容易熬到天亮，她请来邻人孙二爷（小名二飞）、斯和兄，用门板当担架，把我和春才抬到六里路外的高作镇北的一位中医家，经诊治开了中药，回家服下，几天后，退了烧，才逐渐康复。斯和兄是党员，后被秘密派到无锡工厂搞工运，死于肺病；孙二爷病逝于20世纪60年代，他们都曾有恩于我，深切地怀念他们。这年夏天，我的叔母（六叔恒万妻）来我家玩，母亲准备包饺子招待她。春才打着伞，冒雨到河岸旁割韭菜，不料河对岸地主孙兰清家的一条恶狗，竟游过河来，追着春才狂吠，他用纸伞抵挡，狗把纸伞也咬碎了。虽然，所幸狗并未咬到他，但他素来老实、胆小，经此惊吓，大概是胆破了，一病不起，没几天，就面黄如纸，吃了医生开的中药，也不见效，病势日益沉重。有一天，春才已人事不知，母亲以为他要撒手人寰了，哭着替他换了过年才穿的新衣。情急之下，母亲请人叫来孙大师，他看了春才病状后，沉稳地说：“没事啊，有救呢！”掏出几根银针，在腹部、腿上扎了下去。果然，也不过一顿饭工夫，春才的病情便明显好转，晚上，他想喝粥了，母亲高兴地说：“好啊，他想吃饭了，真的有救了！”走笔至此，不仅想起中国科学院的某院士，竟然胡说中医是伪科学，必欲弃如敝帚而后快。一派胡言！倘没有业余中医孙大师，春才还能活命吗？就连我，倘不是中医治好我的病，恐怕早已到阴间的第一把手那儿，报到过了！此公标榜是研究理论物理的，却没有专著问世，动辄对别人大批判，包括在“文革”中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昏昏然不知今夕是何年。这种浪得虚名，招摇过市者，才是道道地地的伪科学。

母亲一生勤劳，辛辛苦苦。1946年，“土改”后我家分到了三间房，十六亩稻麦两季的好田，两亩有待开垦、三年免税的荒地，父亲也告别苏州，回家务农，买了耕牛，从此生活明显改善。但母亲勤俭持家，依然终年粗茶淡饭。但是，我和春才小学毕业后，读初中，初中毕业后，我读高中，春才读工专（华东第二工业学校，在扬州），我后来又读大学，母亲及父亲等，宁可自己“汗滴禾下土”，节衣缩食，供我们上学。读大学期间，我差不多一年两次，回家探望母亲、父亲。后来当了研究生，我与过校元女士结婚后，冒着严寒，回家探望母亲、父亲。当时已是饥馑在全国蔓延，很多人活活被饿死的非常时期，母亲仍千方百计做了汤圆，一起欢度春节。校元虽生在无锡城里大户人家，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但为人善良、质朴，母亲很喜欢她。第二年，我儿宇轮出生，他满月后，我给他拍了照片，寄给母亲，母亲看后，格外高兴。但谁能想到，“文革”开始后，我因参与上海第一次炮打张春桥的活动，多次被整，到1970年春，第三次被隔离（其实比坐正式的牢房，有过之无不及），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过校元受株连，被迫害而死。母亲深知我素来个性倔强，怎么能受得了如此屈辱？宇轮才八岁，我怎么能照顾好他？她患了食道贲门癌（开始被误诊为胃下垂，无疑延误了对症下药），我的家破人亡的遭遇，无疑加重了母亲的病情。她在病危时，头脑非常清醒，要我大哥立即给上海师大拍电报，要我带着宇轮，赶回去，见最后一面。可是，由于“四人帮”爪牙（其中的一个姓赵，“四人帮”粉碎后，被开除党籍，定为“三种人”，已患肝癌死去）的刁难，等我们父子赶到村口，邻人孙二嫂沉痛地对我说：“你老妈妈昨晚已没了，连夜下葬。”从此，我就永远失去了母亲！进了家门，我放声大哭，家人也都跟着哭起来。傍晚，大哥、侄子爱南等，陪我到母亲的坟前祭拜，爱南不顾大哥的劝阻（当时正是“文革”中期，严禁土葬，母亲还是棺葬的；又严禁焚化纸钱，说这是迷信、“四旧”），烧了几张纸钱。是时也，暮色沉沉，寒风萧索，我的热泪，洒在燃着微火的纸钱上，心中悲凉到极点，这沉沉黑夜，何时是尽头？在回家的路上，我高一脚、低一脚地踏在田埂上。我已很多年没有在夜晚走乡间小路了。忽然想起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不朽名作《教我如何不想她》的最后一段：“枯枝在冷风里摇，野火在暮色中烧，啊，西天还有些儿残霞，教我如何不想她？”此情此景，引起我对这首歌词的强烈共鸣，也加深了对它的理解。年年月月，每当日暮时分，遥望西天天幕上的些儿残霞，我便想起了当年跪在母亲墓上痛哭的情景，无边的思念、悔恨，便涌上心头：倘没有我在“文革”的惨痛遭遇，母亲不会走得那样早。可是，今生今世，我是无法弥补了。我不知道有没有来世？如有，我要告诉母亲：我还要做您的儿子。但您放心，我再不会像今世那样，顽皮，给您添乱。如果您还是农妇，我只读完小学，就跟您一起务农，“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听您讲故事，我也读古典小说给您听，官场的是是非非，去他娘的蛋，不关老子屁事，再不会参加保卫谁、打倒谁的无聊勾当，让您担惊受怕。母亲，您知道，我也已七十岁了，看透了世事、人生，您要相信，儿子说的这些话，是句句出自肺腑啊！

母亲，我是多么地怀念您……

2007年7月10日下午挥泪写毕于京华老牛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