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一天天过去，菲丽璞越来越少外出，到后来甚至都不去教堂了。她托辞身体不适，每日都待在卧室里。有一位朋友名叫玛尔特·勒派拉蒂，出身良家，可惜自幼丧亲，家道中落，于是借住在菲丽璞家，做菲丽璞的侍女和同伴。玛尔特还未看出这一切，因此只要任何人略微暗示些什么，哪怕吐露一句对教区长不利的话，她都非常生气；特兰坎先生出于父爱，担心菲丽璞有患上肺结核的可能；而家庭医生方东为人谨慎，未向任何人透露菲丽璞的真实情况。

卢丹市民众暗地里都挤眉弄眼，或者出于义愤，说这一切恶行终得报应。教区长与他的敌人们见面时，敌人们便在言语上加以恶毒的暗示；他那些权贵朋友们见到他也都摇头，其中崇拜拉伯雷的人更是用胳膊撞他，大加恭喜，言辞下流粗俗。至于格兰第本人，他对所有这些人只有唯一的回应，即他不明白他们在议论什么。对格兰第尚无偏见的人，一见到他坦诚庄严的态度，听到他直白诚恳的言语，便立刻相信了他的清白，毕竟从道德上来说，像格兰第这样的人物，怎么可能做过那些诽谤者污蔑他的事呢？这些相信格兰第清白的人包括尊贵的德·塞里赛和德·布鲁太太，他们仍然欢迎格兰第神父，即使在公诉人的大门对格兰第关闭之后，这些人家的大门仍然对格兰第敞开。到了最后，特兰坎的眼睛终于看透了女儿身体不适的实质，经过反复盘问，菲丽璞吐露了真相。于是在一夜之间，特兰坎由教区长最坚定的朋友，转为他最不能和解和最危险的敌人。此外，在所有的关系中，格兰第忘记了另一个人，而这另一位人物将引他走向不归之路。

孩子终于出世了。虽然特兰坎家窗户紧闭，将沉重的窗帘落下，又给菲丽璞盖上了厚厚的被子——家人原以为这样可以遮盖住所有的声音。年轻母亲的痛叫虽被蒙住，却还是清晰可辨，于是特兰坎先生那些热切好奇的邻居们自然知道喜事的来到。不到一个小时，这消息便传遍全市镇，而到了第二天早晨，一首名为“公诉人私生外孙女之歌”的下流歌谣就已经用别针别在了本地法院的大门上。有人怀疑这是一些新教徒搞的鬼，因为特兰坎先生在宗教上是非常守旧的，他抓住一切机会阻碍和折磨这些同城的异端分子。

同时，在这道德普遍堕落的时代，玛尔特·勒派拉蒂却挺身而出，以高贵的自我牺牲精神当众宣称孩子是自己的私生女，是她犯了错，是她被逼隐瞒自己的耻辱，而菲丽璞不过是她的女恩主，为她提供遮风挡雨之地罢了。当然，没有一个人相信她说的话，不过人们倒是敬佩这一高尚的行为。当婴孩一周大时，玛尔特将孩子送给了一名年轻的农妇，农妇同意做这孩子的养母，这事是公开的，以便世人都看到。新教徒们仍然不信，他们还在嚼舌头。为了平息那些下流的揣度之语，公诉人采取了一个古怪又可憎的法律手段，他公开抓捕玛尔特·勒派拉蒂，并将她扭送到了治安法官处。在法院里，玛尔特当着证人的面发誓，并被要求签署一份文件，文件上正式承认了她是那个婴孩的母亲，并承诺对这婴孩的未来负责。因为热爱自己的朋友，玛尔特签字了。其中一份文件被夹进了法院的档案室，另一份则被特兰坎先生洋洋得意地塞进了自己的口袋。

经过了程序的验证，谎言在法律上也就成真了。对于受过法律训练的头脑来说，法律的真实性是不证自明的。不过，公诉人随后沮丧地发现，众人根本就不信这一套。即使他当众高声宣读了法院的裁决，即使朋友们亲眼目睹了裁决书上的签名，并亲手触摸了法官的印章，他们仍然不过礼貌地一笑，便顾左右而言他了；他的敌人们则放声大笑，言辞极其刻薄。清教徒们的恶毒可以从他们一位长老的言辞中看出，这位长老公然宣称做伪证的罪恶远超过通奸；为了掩盖丑闻而蓄意作假者，比丑闻制造者还下流，更应受地狱之火的煎熬。

萨缪尔·加斯博士的中年时期与莎士比亚的青年时期，隔了一个世纪，这一百年可谓是多事之秋。在政府、社会经济组织、物理学、数学、哲学、艺术等方面，两个时代相比有着天翻地覆的变化。但至少有一个机构，在这一百年中毫无变化，那就是药房。按照罗密欧评论药房的话：

龟壳悬挂着

鳄鱼标本鼓塞着

各类丑陋的鱼皮漂浮着

至于药架子上么

尽是绿砂锅、囊袋、发霉的种子

还有空药盒

而在加斯的著作《药房》中，也描画出同样的药房景象：

此处躺着木乃伊

腐烂不堪，令人肃然起敬

彼处则悬挂着甲胄显耀的乌龟

不远处，乃是一些鲨鱼头

显出吞噬万物的气势

以及那飞鱼，其鳍羽喷张有力

头顶上一排排硕大的罂粟头

近处则挂着一只短嘴鳄，鳞甲积垢

便是在此处，在发霉的堆积中

腐烂着药物

解开那些干瘪的囊袋

内里无非是拔掉的牙齿堆埋

这样的药房，不仅是科学的殿堂，同时也是魔术师的实验室，集市结束时还变为演出场地。整个十七世纪，人们的精神乱成一团，当时的药房则可以作为种种稀奇古怪之事的象征。笛卡尔和牛顿生活的时代，同时也是弗拉德和迪格比爵士的时代；对数和解析几何的时代，同时也是武器膏药、通灵粉末、印章术的时代。罗伯特·波义耳，《怀疑派化学家》的作者，英国皇家科学院创始人之一，同时也有一部丹方谱流传后世，里面描述说：在月圆之夜割下的橡树皮，配上风干的寄生浆果，磨成粉，与野樱桃汁混在一起，可以治疗癫痫；对于治疗中风，需找到乳香（从爱琴海的希俄斯岛上的乳香树上流淌下的树脂），通过一个铜质的蒸馏器提炼出精油，再用鹅毛管往患者的一侧鼻孔中滴两三滴，“之后，再滴到另一侧鼻孔中”。如此可见，在那个时代里科学探索的精神虽然活跃，但巫术也同样盛行。

亚当先生的药房位于商人街，是个普通的店面，既不寒酸，也不富丽堂皇，是极其典型的十七世纪药房。要说店里只有木乃伊和犀牛角，那还是亚当先生谦虚了，他满可以吹嘘店里能提供西印度的乌龟、鲸鱼胎盘和八英尺的鳄鱼，存货应有尽有。货架上，摆满了盖伦派的植物；库房里，则堆满了瓦伦丁和帕拉塞尔苏斯的追随者们配制的各种时髦化学药物。大黄、芦荟存货很多，甘汞（亚当先生更愿意称之为“轻龙粉”）也不少。另外，如果病人喜欢植物性肝药的话，店里也备有干药瓜囊；如果病人愿意尝试更时髦的治疗方法，那么牙石催吐剂、金属锑也是有的。

假如病人不幸与妖女或情郎纠缠不清，那么也可以在匀桧、水银白垩之间或者菝葜、水银蓝油膏之间选择一味妙药。除此之外，亚当先生也能提供风干的毒蛇、马蹄和人骨，只是暂时缺货。至于更贵一些的，如蓝宝石粉末和珍珠，则需要特别预定，货到前付款。

自私生子事件之后，亚当先生的药房便成了一群密谋报复格兰第的人定期集会的司令部。这个阴谋小组的核心成员包括了公诉人特兰坎和他的外甥米尼翁教士、“刑事中尉”和他的岳父梅曼·德·西利、外科医生曼诺利，以及药剂师亚当先生本人。亚当先生身为本地的制药师、拔牙师和灌肠师，在搜集信息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于是，从公证人肖万的夫人那里（在亚当为肖万夫人的爱子泰奥菲尔配制一份驱虫剂时，肖万夫人偷偷告诉他的），药剂师得知教区长以八百里弗的投资取得了某处房产的第一抵押权，这个流氓眼看就要发财了。

还有坏消息传来。从德·阿曼涅克阁下的二号男仆的小姨子那里（这女人喜欢抱怨，并且是干艾蒿的定期买主），亚当得知格兰第第二天将赴城堡参加晚宴。得知此事后，公诉人皱起了眉头，“刑事中尉”一边诅咒一边摇头。德·阿曼涅克不仅是市长，而且还是国王的宠臣，要是他成了教区长的朋友和保护者，那就太可恨了。阴郁的众人长时间沉默着，直到米尼翁教士起身打破沉默，他说，他们唯一的机会在于挖出格兰第实实在在的丑闻，那么何不想法子抓他的现行？从酿酒商的寡妇那里找到突破口如何呢？

但是药剂师却沮丧地说，在这方面实在行不通，那寡妇的嘴严实得很，寡妇的女仆也忠心耿耿。曾有一日，药剂师扒着窗户上的一道裂缝朝寡妇房间里看，不料有人从楼上窗户当头浇下满满一壶尿……

时间就这么过去了。教区长心情宁静，气宇轩昂，厚颜无耻地继续忙他的事，照常享乐。不过很快，药剂师的耳朵里听到了最奇怪的谣言，说教区长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本城最有名的正派女子、虔诚的信徒德·布鲁小姐身上。

这位玛德琳·德·布鲁小姐是雷内·德·布鲁先生三个女儿中的老二。德·布鲁先生家财殷实、出身高贵，与本省所有显赫的家族都关系密切。玛德琳的两个姐妹都已出嫁，一个嫁给了医生，一个嫁给了乡绅，但玛德琳目下已经三十岁了，却依然未婚，倒是惬意自由得很。并非没有求婚者，但她却拒绝了每一个人，宁愿留在家中照顾年事已高的双亲，同时独自思考一些问题。她是那种静谧、神秘的年轻妇人，能压抑自己强烈的情感，外表也冷漠超然。虽然长辈们尊敬她，但同龄人和小年轻们却疏远她，认为玛德琳是一个假正经和扫兴的人，因为她从来不参加他们的狂欢。此外，她是非常虔诚的。虔诚自然好，但是将宗教侵入神圣的私人生活也不太好吧。想想看，玛德琳每隔一天就要忏悔，并在圣母像前一连跪上好几个小时，这可绝不是什么好事。人们弃她而去，而这却也正是玛德琳渴望的。

后来德·布鲁先生去世了。不久之后，德·布鲁太太又患了肿瘤，在漫长而痛苦的养病期间，格兰第时常在拜访菲丽璞·特兰坎和酿酒商寡妇的间歇，抽空去看看这位可怜的老妇人，为她带去宗教的慰勉。去世前，德·布鲁太太让玛德琳请教区长来为其进行临终礼仪，教区长向老妇人保证，他将保护玛德琳财产和精神的利益，就像关心他自己的利益一样。他将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履行这一诺言。

在母亲死后，玛德琳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抛却尘世的牵挂，献身于宗教。但是与她的精神导师交谈后，她发现导师与她意见相反。格兰第坚称，加入乌尔苏拉修女会或加尔默罗修会，穿上修女服，她的光芒将会被埋没，而在修道院之外，她才能做更多有益的事情。作为在卢丹土生土长的人，她的天职是用智慧自塑光辉灿烂的形象，给那些愚蠢的、满脑子都是虚荣心的少女们做榜样。他的言辞流利、雄辩，用词还有种神圣的意味。再加上他的眼睛明亮，整个脸庞也因内在的热情而容光焕发。玛德琳心想，这人看起来就像使徒，就像天使。他所说的一切必是真的、不证自明的。

于是，玛德琳继续住在老房子中，不过现在房子里就显得昏暗和空旷了。因此，她喜欢去找她的朋友（几乎是她唯一的朋友）弗朗索瓦·格兰第，每每要消磨大半天时间。弗朗索瓦·格兰第与哥哥同住，因此再自然不过了，有时格兰第会加入他们，看她为穷人缝补，为圣母或某位圣徒绣出华丽的衣服。突然之间，玛德琳的世界变得明亮了许多，似乎被灌注了一种神圣的意义，以至于自己的灵魂被幸福所充溢。

这一次，格兰第给自己设置了陷阱。作为一个勾引女人的老手，他惯常的伎俩是寻求一种冷静的处理方法，因为他面对的是女人慢慢点燃的内心之火。

她暂时的感官享受是隐忍的，因此会鄙弃那种明显的激情，而追求爱的无穷性——目的单单只是为了爱本身。但是，随着勾引行动的开展，有些事情似乎出错了，更确切地说，是有些事情做对了。在格兰第的人生中，他第一次发现自己真正地恋爱了，这恋爱不单纯只是为了将来情欲的满足，不单单只是为了享受玩弄一个处女的快乐，虽然这位处女的堕落将证明他的成功和他的优越地位。这一次，他是把眼前这个女子当成一个人来爱。这浪子的人生突然改变了，他对一夫一妻制产生了兴趣——这算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吧。不过，对于一位罗马教会的神父来说，迈出这一步，将使他陷入无数的麻烦之中，包括伦理上、神学上、教义上和社会上的麻烦。为了清除这些障碍，格兰第写作了那篇小论文来讨论神职人员的独身，本书在第一章曾提及此事。格兰第说，世上不会有人认为自己淫荡，也不会有人自认是异端；同时，也没有人能拒绝来自权威势力的命令，尤其是当这些命令就其本质来说被认为是良善的，将有助于一个人走向更崇高、更丰富的生活之时。接着，他用古怪的词句给出了合理的解释和丰富的辩词。他说，在特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无论权威机构提出什么样的哲学观点，只要能做出合理的解释，就会流行开来；而对于非正统行为的辩词，则要考虑当下的道德准则予以重新的诠释，以符合特定的环境。

格兰第的论文是那种动人的、听起来过于别扭的护教学典型模板。他爱上了玛德琳，并且深知这次的爱情在本质上是美好的，但是根据教会的章程，即使美好的爱情也是罪恶的。因此，他必须予以辩护，证明教会的章程并不像教廷所解释的那样，又或者说他本人在发誓遵守章程时所说的话并非他的真实意思。对于一个聪明人来说，要想找到足够的理由证明他想做的事情是正确的，真是再简单不过了。

在格兰第的论文中，他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显得无可辩驳，甚有说服力。更令人瞩目的是，玛德琳似乎坚定地相信他的论辩。要知道，玛德琳的虔诚本来已经到了缩手缩脚的地步，她不仅将贞节当成一种原则，更是她的习惯和气质；她视教义为绝对命令，她宁愿去死，也不愿意犯罪毁了自己的贞节。但是她现在恋爱了，有生以来第一次，这恋爱的激情如此澎湃，没过了长久以来她内心深处持之以恒所信奉的那种贞节观。既然遵循了自己内心的感受，那么当格兰第辩解说独身的誓约并不能束缚神父，而且神父有权娶妻时，她便自然信了他。倘若她做了他的妻子，她便能得到授权去爱他，因为爱丈夫本是妻子的责任。女人的逻辑是不可抗拒的，因此，她的爱人的论文中提及的那些伦理、神学观点，便无可撼动了。于是，在某个午夜，当教堂空荡荡，发出任何声音都能产生回响之时，格兰第实现了他向过世的德·布鲁太太许下的诺言，与她留在世上让他照顾的这位孤女缔结良缘。作为一位神父，他自问是否要将此妇人视为自己的正室，而当仪式举行之时，这位新郎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将戒指戴在了她的手指上。作为神父，他乞求神赐福于这对佳人；而作为新郎，他便屈膝接受这赐福。婚礼是很奇怪的，因为其背离了一般的律例、风俗、教规和法律，但他们本人却相信自己的婚姻是合法的。他们认为，在上帝面前他们互相爱慕，便是真正的婚姻。

在上帝面前？或许吧，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婚姻可没有旁人在场。对于卢丹市那些善良的市民们来说，玛德琳不过是教区长最新纳的一个妾罢了，只是一个假正经的小女人，看起来似乎黄油都不会在她嘴里融化，但其实她的本质好不到哪里去。这个假正经的女人如今普告众人自己贱如娼妓，她以最无耻的方式将自己那龌龊的肉体卖给了那个披着法衣的淫棍，这淫棍不就是戴着四角帽的公山羊么？

每个午后聚集在亚当先生悬挂的鳄鱼标本之下的人中，这愤慨的声音要比其他人士更高一些，怨气更毒一些。他们憎恶教区长，但教区长行事谨慎，他们暂时还无法将这最新的仇恨直接转化为对教区长的不利之举。于是，为了保护自己，他们按兵不动，只是嚼嚼舌根罢了。他们用侮辱的言语公然攻击教区长和玛德琳，以至于玛德琳的亲戚们不干了，他们觉得有必要采取措施遏制这种攻击。至于亲戚们如何看待玛德琳与神父的勾当，史无明证，我们现在能证实的只是他们像特兰坎一样，坚信法律的真实，具体的真实如未获得法律上的证明，便不足信。“法律的真实伟大无匹，统治万事。”据此信条，他们怂恿玛德琳以造谣罪起诉亚当先生，案子甚至都惊动了巴黎最高法院，药剂师被地方法院判定有罪。本地的一个地主，他既非德·布鲁家的朋友，也不喜欢格兰第，做了药剂师的担保人再次提起上诉。于是，又进行了第二轮听审，之后地方法院判定，维持原判。于是，可怜的亚当先生只好认罚价值六百四十里弗的巴黎币作为荣誉赔偿，承担两次诉讼的费用，并当着本地法官、玛德琳本人及其亲戚的面脱帽下跪，“用响亮并清晰的声音”宣告“他鲁莽而恶意地发表狠毒污蔑的言辞，攻击此年轻女士，他请求上帝、国王、法律以及本案的当事人玛德琳·德·布鲁小姐谅解，并承认她是一位美德、荣誉兼济的贞女”，至此，这事才算告一段落。法律上的真理大获全胜。本地的律师、公诉人和“刑事中尉”都承认了这次失败。他们明白，未来只能在暗地里做攻击格兰第和玛德琳的事了，毕竟玛德琳的母亲出身肖韦家族，德·塞里赛是玛德琳的表兄，德·布鲁家族则与塔巴尔、德勒、热内博等显赫的家族通婚。无论这姑娘干了什么，她都有这么多显赫的亲戚为其撑腰，是名副其实的富贵小姐。与此同时，药剂师彻底被毁了，这实在太糟糕，不过人生就是如此，天意难违。所有人都将背负自己那小小的十字架，正如使徒曾公正评价过的，每一个人都要背负起自己的重担。

马上，又有两位新人加入了对付格兰第的阴谋小组。

其中之一是律师皮埃尔·摩尼奥，此人小有名气，是王室律师。过去的几年中，他不停纠缠玛德琳，欲与她成婚，面对她的拒绝并不曾气馁。他依然期盼着在某一天可以娶这位姑娘，顺便得到一大笔嫁妆，并获得玛德琳所在家族盘根错节的影响力。得知玛德琳居然委身于教区长，他感到被骗了，属于自己的权利（他认为对玛德琳拥有诸种权利）也受到了侵犯，于是他怒火冲天。特兰坎先生同情他，倾听他的抗议，安慰他，并引介他加入阴谋小组。摩尼奥乐意之至，从此之后他便成了阴谋小组中最活跃的一员。

格兰第的另外一个新敌人是摩尼奥的朋友，一位乡绅，名叫雅克·德·蒂博。他曾经参过军，如今是黎塞留主教的一个民间代理人，积极投身于地方政治生活。初次见到教区长，蒂博就大不喜欢他。格兰第，不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神父嘛，本来只是低层中产阶级的一员，居然像骑兵一样留起胡须，举止还装出贵族样，炫耀起自己的拉丁文来好像是巴黎大学神学院的博士！现在，这厮胆大妄为到如此地步，居然勾引王室律师的未来新娘！很明显，像这样的事怎能让其继续呢！

蒂博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拜访格兰第最有权势的一位朋友及保护人杜·贝莱侯爵。蒂博对格兰第予以强烈的指责，并抛出一堆或真或假的恶行作为证明。侯爵被说动了，改换了阵营，此后他将自己的老朋友视为了不受欢迎的人。格兰第深感受伤，甚是焦虑。那些好管闲事的朋友们赶紧告诉他，让侯爵态度变化的背后怂恿者就是蒂博。当格兰第身着全套法衣正要进入圣克鲁瓦教堂时看见了蒂博，于是这位教区长对蒂博破口大骂，蒂博则举起他的马六甲手杖，以在格兰第的脑袋上敲上一棍作为答复。

卢丹市的战争掀开了新的一页。

格兰第首先发起进攻，发誓要向蒂博雪耻的他在次日清晨奔赴巴黎。对神父施以暴力可是渎圣之举，格兰第要向最高法院、首席检察官、大法官，甚至国王本人申诉。一小时之内，亚当先生就完全得知了格兰第的计划，他放下药杵，赶紧跑去告诉特兰坎，特兰坎立即派仆人通知反格兰第小组的其他人。大家立刻前来汇合，一番讨论后制定了一项反击计划。当教区长正在巴黎向皇帝倾诉苦难之时，阴谋小组的人已经在前往普瓦捷向主教投诉的路上了。他们以最好的法律文风起草了一份文书，指控格兰第勾引不计其数的已婚妇女和少女，不虔诚，不敬神，从不读祈祷书，并在教堂内与人有婚前性行为。想要让这些指控变成“法律上的真实”实在太轻而易举了，大家打发亚当先生到牲畜市场，找来名叫布格罗和谢尔博诺的两个混混，这两人略一思索，便声称愿意在任何文书上签字。布格罗倒是会写自己的名字，而谢尔博诺只能按手印。此事一了，二人拿了钱，就欢天喜地地跑去买醉了。

第二天早晨，特兰坎与“刑事中尉”骑上马，悠然地前往普瓦捷，他们在那里拜访了主教的法定代理人——宗教裁判所鉴定官。令二人大喜过望的是，原来格兰第早就在主教的黑名单中了。格兰第教区长的艳闻早已传到了上级的耳边。除了犯奸淫和言行失检之罪，骄傲是一项更重的罪过。例如，就在不久之前，格兰第竟大胆地侵犯主教的权威，他收人钱财，在没有取得主教颁发的结婚预告书的情况下，竟然擅自同意了一桩婚事。是时候修理修理这只傲慢的公鸡了，正巧卢丹的两位绅士也来指控他。

拿着鉴定官写好的推荐信，特兰坎与埃尔韦（“刑事中尉”的本名）便快马加鞭，前去拜见主教。主教住在位于迪赛的宫殿，宫殿地处城外四里格之远的一处富丽堂皇的城堡。

主教名叫亨利·路易斯·沙太涅·德·拉罗什波扎伊，是一位罕见的奇才，既出身高贵，同时也是博学之士，根据《圣经》的注释，他写出了许多预言著作。

主教的父亲名叫路易斯·德·拉罗什波扎伊，是约瑟夫·斯卡里格的保护人和终身的朋友，因此在未来的主教年轻时，曾有幸聆听那位无与伦比的学者的教诲，照马克·帕蒂森的说法，这位学者“有当时最伟大的智慧，并一直都在利用这种智慧汲取知识”。尽管斯卡里格有新教的思想，耶稣会对他写下的《时代新编年》也始终颇有微词，但主教却能在显赫的声名下始终安全地忠于自己的早年恩师。至于其他那些异端，主教阁下可就仇恨满怀了，他憎恶胡格诺派——此辈在他的教区里人数众多，为此，他尽其所能地让这些异端难受。雨落在游园会，同时弄湿好人与坏人；施舍之时，也不分被施舍者人格好坏；同样，坏脾气发作起来也是极其公平的，比如自己的天主教民们惹恼他时，主教就像对待新教徒们一样，也会采取严厉的措施。根据1614年孔代亲王写给当时的摄政王后玛丽·德·美第奇的一封信中所记，有两百个家庭被迫在普瓦捷城外扎营，却无法返回自己在城内的家，因为他们的神父——那个魔鬼般邪恶的东西——命令他的火枪手，对胆敢通过城门的人可以直接开枪射杀。那么这些人犯了什么罪呢？原来不过是因为他们效忠于王后任命的市长，但德·拉罗什波扎伊阁下却不喜欢这位市长。亲王请求王后陛下惩罚“这位神父前所未闻的傲慢行径”，当然此事最后还是不了了之。这位好主教继续统治普瓦捷，直至1651年在高龄时因一次中风丧了性命。

主教是一位易怒的贵族、小小的暴君、爱书的学者（对他来说，书房之外的世界不过是对神圣阅读行为的打搅，这种打搅令他抓狂），现在正是他在听取格兰第的敌人们对格兰第的控诉。半个小时后，主教下定决心，要给这位讨人厌的教区长些颜色看看。他派秘书起草了一份文件，亲自签署盖章后命令将格兰第抓起来，关到普瓦捷的主教监狱里去。此份文件移交给了特兰坎和“刑事中尉”，由其负责落实。与此同时，格兰第在巴黎也成功地向最高法院控诉了自己的遭遇，并且得到了国王陛下的秘密接见（多亏了德·阿曼涅克的帮助）。教区长将自己受到的不公用娓娓动听的语言倾诉给国王陛下，路易十三被深深打动，立刻下令紧急行动，确保正义得到伸张。于是不过几天时间，蒂博就接到传令，要在巴黎最高法院接受问询。蒂博立刻出发，随身携带着对格兰第的逮捕令。案子在法院听审，似乎一切在朝有利于教区长的方向发展，不过，当蒂博戏剧性地向法官们亮出主教的逮捕令时，一切似乎又朝反方向发展了。法官们阅读了逮捕令，宣布案子暂停审理，直到格兰第在他的上级面前澄清逮捕令的事之后再审。

这是格兰第敌人们的胜利。

在卢丹，针对格兰第行为的正式调查也在同时进行。首先负责主持调查的是公正无私的司法专员路易斯·肖韦，但不久之后肖万厌烦了，宣布辞职；于是，调查转由不公正的公诉人特兰坎负责主持。对格兰第的控诉此时源源不绝而来。圣彼得教堂的一位神父，令人尊敬的梅斯钦作证说，他亲眼看见教区长在自己的教堂里与妇女在地板上嬉戏（对于这种娱乐项目来说，地板显得有点儿冷）。另一位教堂神职人员，令人尊敬的马丁·布利奥，曾躲在一根柱子后面，窥见格兰第与德·德勒女士共坐交谈，这位女士乃是德·塞里赛先生（在其家族中，他享有“巴日”的地位）已故的岳母。

特兰坎故意改换证词，比如原先马丁·布利奥的证词仅仅提到“格兰第和这位女士说话时一手放在女士的胳膊上”的问题，现在改为了“犯下情欲之罪”。其实，那些没有做出不利于教区长的证词之人，她们的证词才是最有说服力的，比如那些随和的女仆、牢骚满腹的娘们儿、备受格兰第关怀的寡妇、菲丽璞·特兰坎以及玛德琳·德·布鲁。

德·阿曼涅克向格兰第保证，他将给德·拉罗什波扎伊阁下和宗教裁判所鉴定官写信，为他申辩。接受了德·阿曼涅克的建议，格兰第决定主动拜访主教。在从巴黎秘密返回之后，他只在家中住了一宿。第二天日出时分，他又出发了。到了早饭时间，药剂师亚当先生就得知了他的动静。一个小时之后，早格兰第两天返回的蒂博已经快马加鞭前往普瓦捷了。他直接来到主教的宫殿汇报，说格兰第回到卢丹后想要装出认罪悔改的样子，并计划主动来见主教，以避免被当众逮捕时的羞辱。蒂博又说，要不惜任何代价，决不能让格兰第的伎俩得逞。对此，宗教裁判所的鉴定官深表赞成。于是，当格兰第穿戴整齐，正步行前往主教宫殿时，立刻被皇家警官逮捕，虽然格兰第表示抗议，却并未大吵大闹，于是他被带往“普瓦捷的主教监狱”。主教监狱就在主教宫殿的一座塔内，格兰第进去之后被交给狱卒卢卡斯·古耶尔，关在一处潮湿的、几乎完全黑暗的牢房内。那是1629年11月15日，此时距格兰第与蒂博起冲突那天，过了还不到一个月。

牢房苦寒，犯人不被允许与外界联系，因此格兰第无法得到暖和的衣服。几天之后，犯人的母亲请求见犯人一面，同样被拒绝。经过两周可怕的、严酷的禁闭，犯人写了一封哀怨的信给德·拉罗什波扎伊阁下。

“大人阁下，”信开头这样称呼，“我过去一直坚信并教育俗众，受苦是通往天国的路，但我却从不曾体验这路，直到承阁下大恩，被束于此。因恐惧于地狱之命运，因追求拯救之希望，我的心深受触动。我这十五天来虽艰苦备尝，但早先那四十年的浮生荣耀，却从来不曾使我如今日这般接近上帝。”之后便是大段大段经过苦心琢磨的漂亮文章，充满了自负和《圣经》中的典故，似乎上帝已然“快乐地将一张人脸与一张狮面合二为一，也就是说，您的仁慈与我那些敌人的暴戾之心——他们希望毁灭我，如毁灭另一个约伯——共同催促着我往上帝的国度进发”。事到如今，他的恨已化为爱，他吁求报复的渴望已转为服务于敌人的热情。接着又是一段有关拉撒路的花哨文字，然后他引出最后的恳求，既然他已经度过两周的监狱生活，那么他的生命已经得到了完善，因此，他应该立刻被放出去。

通常人们很难相信，用矫揉造作的文字和种种花哨的技巧能表达坦诚、真挚的情感。可文学不同，文学是一种艺术自有的理论规则。不过艺术的实践，却可能遵循另一套规则。因此，在17世纪早期，像格兰第所写的这封信虽然荒谬，却能完全表达他真挚的感情。不必怀疑，他真的相信受苦让他更接近上帝，这的确是他的真实感受，但不幸的是他并不了解自己。他不知道，除非他付诸巨大的、持久的努力，否则只要一回到尘世的虚荣中，他就必然会忘掉受苦受难的价值。他的这种健忘可不需要十五天的时间，在他返回尘世虚荣的最初十五分钟内，他就会将苦难忘得一干二净。

格兰第的信未能平息主教的怒火，德·阿曼涅克及其好友波尔多大主教也都给主教写了信，还是未能使他息怒，当看到这个可憎的小人物居然拥有如此显贵的朋友，反而让这位主教更加痛恨格兰第了。何况，格兰第这两位所谓的朋友，居然敢命令他？他可是德·拉罗什波扎伊，一位学者！他想，波尔多的大主教算什么，比马厩里的马高明不到哪里去，却自以为可以建议他如何处置那个冥顽不灵的教区长？简直不能容忍。于是主教下令，对待格兰第这个人，要比以前更加严苛。

在这段艰难的时光里，教区长仅有的访客是那些耶稣会的人。他是他们的弟子，此时他们没有抛弃他。除了带来精神的安慰，善良的神父们还给他带来了温暖的袜子和外界写给他的信。从这些信里他得知，德·阿曼涅克已经争取到了首席检察官的支持，首席检察官命令特兰坎，作为卢丹市的公诉人必须重新启动对蒂博的诉讼，而蒂博则跑到德·阿曼涅克那里，希望能达成和解，但“诸位先生们一致”（市长的拼词错误令人诧异）认为不能妥协，否则“等于承认你的过失”。

教区长重新鼓起了勇气，就自己的案子又给主教写了一封信，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复。在蒂博跑来找他提议私了后，他再次给主教写了一封信，还是没有得到回复。到了十二月初，那两个受人钱财后指证格兰第的人被叫到普瓦捷接受审问，法官们原本很看重这两个人，可他们给人的印象实在是不敢恭维。尔后接受审问的是格兰第的下属神父热尔韦·梅斯钦，以及那个偷窥狂——他曾窥见格兰第与德·德勒女士坐在一处。这二人的证词在法官们看来跟布格罗、谢尔博诺的证词一样不可取信。就凭这样的证据指控一个人有罪，似乎是完全不可行的。不过德·拉罗什波扎伊阁下可不是那种会因司法公正和法律程序等琐事影响自己决定的人，于是在1630年1月3日，宗教法庭宣布了裁决，责令格兰第在每周五禁食，只准吃面包和水，为期三个月；禁止他五年之内在普瓦捷教区行使神职；终生禁止他在卢丹市行使神职。

对教区长来说，这一判决意味着他要蒙受经济损失，也意味着他晋升的希望彻底破灭。但是，他至少重获自由，可以自由居住在自己温暖的房子中，可以吃上丰盛的晚饭（周五除外），可以与自己的亲友叙谈，可以接待那位自称他妻子的女人来访（她得何等的小心谨慎啊！），最后，他可以自由地向德·拉罗什波扎伊的上级，波尔多的大主教申诉了。

格兰第给普瓦捷方面写了一封信，言辞虽倍显尊重，态度却依然决绝。他宣称，将把自己的案子上诉到大主教处。遭到这令人无法忍受的冒犯之后，德·拉罗什波扎伊怒发冲冠，却不能阻止。《教会法》承认连蠕虫也有权利，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鼓励它们扭动身子呢——世上还有比这更大逆不道的吗？

对于特兰坎和其他阴谋小组的人来说，格兰第将上诉的消息更是不受欢迎的。大主教与德·阿曼涅克关系密切，并且很讨厌德·拉罗什波扎伊。他们很有理由担心，格兰第一旦上诉就会成功，如此一来卢丹市就将永远被这位教区长折磨了。为了阻止格兰第上诉，格兰第的敌人们自己也开始寻求上诉，倒不是向更高的宗教法庭，而是向巴黎最高法院，毕竟主教和他的鉴定官都是宗教法官，只能予人精神上的惩罚，比如禁食，或在极端情况下将人逐出教门。如果没有民事法官的判决，一个罪犯不可被吊死，也不会受肉刑或烙刑，也不会坐监。既然格兰第已经犯了相当多的罪，得到了停止执行圣职的处分，那么他也极有可能在最高法院被判定为有罪。最高法院接受了这次上诉，并定于在未来的八月底予以审理。

这次轮到教区长寝食难安了。仅仅在六年前，一个名为勒内·索菲尔的乡村神父因“精神上的乱伦和渎神的猥亵”而被活活烧死。这件案子教区长记忆犹新，公诉人特兰坎也不曾忘记。幸亏德·阿曼涅克在自己的乡村别墅里——在这里他度过了绝大部分的春夏时光——再次为格兰第解忧，让他安心，毕竟索菲尔是被抓了现行，而此人在法院里也没有任何朋友。格兰第就不同了，他没有任何实际的罪证，而首席检察官也已承诺会给予帮助，或至少保持他仁慈的中立。一切都将平安无事。确实，当案件庭审时，法官们做出了一个判决，这个判决正是格兰第的敌人们绝不愿意看到的：法官们要求对普瓦捷的那位“刑事中尉”予以新的审判，这一次，法官们将是公正的，所有的证人需要接受最细致的盘问。眼看前景不妙，谢尔博诺干脆玩起了失踪，而布格罗不仅撤回了他的指控，还承认自己是在收受贿赂后才在证明文件上签名。至于那两位作证的神父，年长的马丁·布利奥早已否认了公诉人特兰坎强加给他的那些证词。而在新的审判开始前几天，较年轻的那位神父热尔韦·梅斯钦在一阵恐慌或许还混杂着悔恨的情绪中找到格兰第的兄弟，口述了一份声明，大意是他上次所言有关格兰第不敬神的罪名，诸如与女仆和主妇们在教堂的地板上嬉戏，午夜时分与妇女们在自己的住所幽会等，完全是不实之词，他之所以会这么说，全是受那些调查此事的人的暗示和怂恿。另一份不那么致命的证词，来自圣克鲁瓦教堂一位自愿作证的神父，他现在却揭露说特兰坎曾偷偷找到他，先是甜言蜜语诱哄，后是恫吓威胁，要他对格兰第进行不实的指控。

于是到了庭审那日，针对教区长犯罪的证据一个都没有了，倒是那些原告被发现有不少的罪证。公诉人颜面扫地，骑虎难下。如果他讲出自己女儿的事情，格兰第将罪不可恕，而他本人的那些不智之举，从某种程度上，能得到解释和宽恕。但说出真相将使女儿菲丽璞难以抬头做人，而他自己也将被人蔑视，成为他人或嘲弄或可怜的对象。

权衡之后，他选择了沉默。于是菲丽璞保留了体面，而格兰第，那个他憎恨至极的混账，被宣告无罪。至于他自己，作为绅士、律师和公诉人的荣誉，无可挽回地被玷污了。

现在，格兰第再无因“精神上的乱伦”被活活烧死之忧了，但停止执行圣职的禁令仍然有效，既然德·拉罗什波扎伊阁下无意怜悯他，格兰第也就只有继续向大主教上诉了。

那时候，波尔多大主教的职位还是埃斯库本·德·苏迪家族的传统营生。

弗朗索瓦·埃斯库本·德·苏迪的母亲名叫伊萨贝·巴布·德·拉布尔黛西耶，她是加布里叶·德·艾丝缇斯的姨妈，而后者又是亨利四世最宠幸的情妇，因此弗朗索瓦·埃斯库本·德·苏迪在他的职业上晋升极快。在23岁那年，他就被授予了主教的礼帽；次年，即1599年，他就当上了波尔多的大主教；1600年，他前往罗马，在那里人送绰号“下流红衣主教”或“妓院大主教”——这是有点刻薄了。返回之后，他将自己的时间用在了两个方面：一是大兴土木，建修道院，二是与本地的最高法院因各种琐事而凶猛地争斗，为此，他曾一度以教堂钟、经本、蜡烛的神圣之名，一本正经地宣布要将法院里所有人逐出教门。

1628年，在统治波尔多将近三十年之后，他弃世而去，大主教的职位由弟弟亨利·德·苏迪接任。

有关这位亨利大主教，塔勒芒是这么记录的：“德·苏迪夫人临死时告诉亨利，他其实是德·希伟涅大臣之子，而她已经为其争取了迈勒泽地区的主教职位和其他一些利益。她请求他，满足于已有的财富，不要再向他的继父索取任何东西。而他是这么回答的：‘母亲，我从不愿意相信你无法超越自己，但是现在我看出来了，原本你是一个更好的人。’但这并不妨碍他像其他的异父兄弟姐妹一样取得法律赋予的财产继承权，共计五万克朗——因为他打赢了财产官司。”

作为迈勒泽地区的主教（这是德·苏迪家族的另一个传统营生，在亨利之前任此职位的是他叔叔），亨利·德·苏迪是一个快乐而年轻的朝臣，他暂不受婚姻责任的束缚，自然也就无需拒绝享受风流韵事的乐趣。正因为他在这些韵事上开销很大，以至于迪蒂耶小姐用典型高卢风格的简约语言建议她的嫂子让娜·德·苏尔蒂，与迈勒泽主教阁下——也就是她的小叔子，那位花花公子——要多搞点私情。德·苏尔蒂太太大吃一惊，“上帝啊！这位小姐，你可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在说什么？我是在说，钱白白流出自家的大门可不是什么好事。你的婆婆对她的小叔子也是这般做的，他就是前任的迈勒泽主教。”

在风流韵事的间歇，年轻的主教主要忙于战争，首先是在陆地上，作为一名军需官和炮兵军备监督官；后来他将战线拉到了海上，成为了数艘战舰的舰长，并成为海军大臣，事实上，他几乎是一手创建了法国海军。

在波尔多，亨利·德·苏迪与他过世的兄长一样，继续与德艾培农市长争吵。大主教要求控制本地报关登记的权力，而市长则宣传他有首先挑选最新鲜鱼肉的权力。双方你争我夺，到了如下的程度：有一天，市长命令随从截住大主教的马车，并将马车往回赶；大主教自然要报复这样的羞辱，于是，他将德艾培农的警卫们全部逐出教门，并命令任何一个神父都不得在德艾培农家中的小礼拜堂做弥撒。作为回应，大主教还命令，波尔多所有的教堂里都必须进行公开的祈祷，以促使德艾培农公爵改宗。愤怒的公爵立刻予以反击，他发布禁令，凡在大主教宫殿附近有任何超过三个人的聚集，都属非法。当德·苏迪得知了这条命令后，立刻冲上街头，号召民众起而保护教堂的自由。市长立刻从自己的住处出来，意欲平息这场骚乱，于是便与大主教当面对峙。在一阵暴怒中，市长用自己的手杖打了大主教。德·苏迪阁下宣布，据此事实，市长已成被逐出教门之人。二人的争端被提交给了黎塞留，黎塞留决定支持德·苏迪。于是，德艾培农公爵被逐回自家的领地，而大主教则以胜利者的姿态控制了波尔多。只是到了后来，德·苏迪阁下自身也蒙受耻辱，塔勒芒写道：“在流亡中，他终于学会了一点儿神学。”

像亨利·德·苏迪这样的人物最能与格兰第相互赏识。自身原就是纵情声色的大主教，对这位教区长的诸种小罪过自然能同情、容忍；自身原本就是斗士的大主教，在下属中发现好斗者，自然也就大加欣赏。除此之外，教区长言辞风雅，嘴上没有一句俚语，说起话来多是有用的消息以及逸闻趣事，总而言之，他是大主教极妙的同伴。在教区长拜访完德·苏迪阁下之后，德·阿曼涅克写信给教区长，说了这么一句话：“他极其喜欢您。”这次拜访，时间是1631年的春天。大主教对教区长的喜欢之情很快得到了验证，他下令由波尔多宗教法庭重审教区长的案子。

一直以来，由红衣主教黎塞留掀起的民族主义革命稳步开展，现在，几乎是突然之间，凡是被卷进这场琐碎的外省戏剧之中的显贵，无一例外地都感觉到了这次革命开始影响到他们的私人生活。为了打破新教徒和封建寡头的权势，黎塞留说服国王和议会，命令拆除王国之内所有的堡垒。于是，数不清的塔楼被铲平，壕沟被填平，城墙改为两边绿荫的小巷。现在，轮到卢丹市的城堡了。

城堡最初由罗马人建造，在整个中世纪不断被修建、扩建，它是整个普瓦图省最坚固的堡垒。卢丹市建在一座山上，外围是一圈城墙，由耸立于山上的十八座塔楼予以保卫；在这道外围的城墙之内，是第二道城墙和壕沟。城中最高的建筑就是那巨大的中世纪城堡的主楼，1626年，刚由现任市长德·阿曼涅克刚刚将其修复。修复工程与城堡内部的改造花了德·阿曼涅克好大一笔钱，但作为国王的第一宫廷侍从，他得到了国王私下的承诺，即使城堡的其他部分都被拆毁，主楼将得以保留。

但黎塞留对此事持另一态度。对他来说，德·阿曼涅克只是一个不那么重要的小朝臣罢了，而卢丹市却是一批具有潜在威胁的胡格诺教徒的巢穴。不错，在最近的暴动中，这些胡格诺教徒表现得很忠诚；但在南方，德·罗汉公爵与英国人结盟，领着胡格诺教徒与法王的军队正混战于拉罗歇尔。所以说今日的忠诚决不能保证明日就不背叛，无论如何，这些胡格诺派都是异教徒。不，不，城堡不得保留，必须被铲平，城堡一铲平，顺带着也要废除一些这个城镇自古以来的特权，因为，既然剩下来的人主要是新教徒，这些旧日的特权也就毫无意义了。

黎塞留的计划是，将卢丹市拥有的特权转移到他自己的祖宅所在地。此地就在卢丹市的附近，还处于设计建造阶段，只能说是一座想象中的城市，将被命名为黎塞留市。

在卢丹市，铲平城堡的意见遭到了公众的强烈抵制。在那时，法国国内仍然动荡不安，和平还是个新鲜事物，倘若堡垒被铲平，那么城内的居民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都会觉得自身（照德·阿曼涅克的说法）“将任由各路军队蹂躏，受到各种暴徒劫掠”。此外，有关红衣主教黎塞留存有私心的谣言传得连国外都知晓了。等他完成他的计划，可怜的老卢丹市只怕连个村庄也不如了，顶多算是一个半荒废的村子。因为与市长关系密切，格兰第旗帜鲜明地站在卢丹的大众这边。而他的敌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全是黎塞留的支持者，他们对卢丹市的未来毫不关心，只想着如何拍黎塞留的马屁。于是，他们鼓吹铲平城堡，协力对抗市长。

此时的格兰第似乎正要取得诉讼的最终胜利，但他却遭到了一股巨大势力的威胁，这势力远胜于他一直以来所应付的那些敌人。此刻，教区长的地位甚是尴尬，他已被命令停止执行圣职，但却仍然是圣彼得教堂的本堂神父。在圣彼得教堂，他的兄弟是第一神父，行事自然站在他这一边。他的那些朋友们对他仍然不错；但他的敌人却视其为一个被主流社会所驱逐者；而在幕后，这个被驱逐者行使着皇家政府大部分的权力。因为，德·阿曼涅克要服侍国王，大部分时间被迫在宫廷供职，当他不在卢丹的时候，行政事务由其夫人和一个忠心的副官负责执行，市长明确告诉这二人，任何重要事项都务必与格兰第商量。这位被贬停职的神父，实际上担当着本城的副市长职务，是本城第一市民的家庭守护人。

在1631年夏天，特兰坎先生隐退了。对格兰第的第二次审讯中披露出来的种种事实，他的同工们和一般的公众都感到极大的震惊。为了报私仇，一个人居然做伪证、收买证人、篡改书面证词，很明显，这种人不适合承担法律职务。面对虽然沉默，但非常持续的压力，特兰坎只能辞职。原本他有权将自己的职位出售，但他却将这职位让给了路易斯·穆索，但有一个条件，这位年轻的律师只有娶了菲丽璞·特兰坎才能成为卢丹市的公诉人。对于亨利四世来说，举行一场弥撒就能取得巴黎，是很值得的。对于穆索先生来说，为了获得这么好的一个职位，要去忍受他的未婚妻失去童贞的事实，并忍受新教徒们的下流话，也是很值得的。

在举行了一场悄无声息的婚礼之后，菲丽璞终于安定下来，去承受她的惩罚——四十年无爱的婚姻。

同年十一月，格兰第被召唤至圣茹安德玛恩的大修道院，此处是圣俸颇多的波尔多大主教最喜欢的一处宅邸。在此地，格兰第得知他针对德·拉罗什波扎伊的判罚提出的上诉已然成功。停止执行圣职的命令失效，他可以再次自由行使他作为圣彼得教堂神父的职权了。除了宣布此事，德·苏迪阁下还提供了一些友好而非常通达的建议。他指出，法律上虽然恢复了他的职位，但却无法消除他敌人们的怒火，相反这会更加激怒对方，考虑到敌人数量众多、势力强大，他建议格兰第离开卢丹，在别的教区重新开始教职，重新过上平静的生活。格兰第答应认真考虑这些建议，但其实他早已下定决心，绝不考虑大主教的建议。他是卢丹的教区长，他要留在卢丹，不管他的敌人是谁——或许正是因为这些敌人的存在，他才更要待在卢丹市呢。他们要他走？好极了，他就留下来，就要激怒他们，因为他享受与人斗争的乐趣，因为像马丁·路德一样，他因怒火而快乐。

除此之外，教区长希望留在卢丹还有其他一些尚算体面的理由。卢丹是玛德琳的家，要她离开此地实在勉为其难。此地还有他的朋友德·阿曼涅克，阿曼涅克现在急需格兰第的帮助，就像格兰第曾经急需他的帮助一样。在城堡保卫战的紧要关头离开卢丹，就好比面对敌人之时弃盟友而去。

在离开圣茹安德玛恩返回住所的路上，格兰第下车拜访了路边一个村庄的神父，问对方他可否砍下一枝花园里生长的漂亮的月桂树。年老的神父很高兴地同意了他的请求，并且说，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像月桂叶一样，为野鸭和炖鹿肉提香。格兰第补充说，世上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像月桂枝一样，可作为胜利的象征。于是，手上抓着那胜利的月桂，格兰第骑马进了卢丹城。当晚，在近两年的沉默之后，圣彼得教堂里再一次响起了教区长那洪亮的嗓音。

与此同时，在药剂师亚当那悬挂的鳄鱼下面，阴谋小组的成员们不得不一边承认他们的失败，一边阴郁地讨论他们下次该如何行动。双方之间的争斗很快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格兰第胜利返回圣茹安德玛恩一两天之后，一位高贵的客人出现在卢丹城，他入住了“天鹅十字”酒店。此人是让·德·马丁，劳巴特蒙男爵，吉耶纳省上诉法庭的第一庭长，国务委员会成员，现为国王陛下的特使，前来卢丹解决城堡之争。

德·劳巴特蒙阁下现年41岁，官运亨通。他的一生证明，在特定的形势之下一个摇尾爬行的人比昂然步行的人走得更远。当然，最厉害的爬行者也是最凶狠的咬人者。在他的一生中，劳巴特蒙一面屈膝于权贵脚下爬行不歇，一面则对手无寸铁之人大快朵颐。现在，他收获颇丰，已然成为了上级最喜欢的下属之一。

在外表和举止上，这位男爵完全模仿了尤赖亚·希普，虽然后者两百多年后才出现在狄更斯的小说中。他个子很高，身躯不停扭动，湿漉漉的手不停揉搓，一直强调自己的谦虚和善良，与尤赖亚·希普一般无二。而他的阴毒，和那双紧盯最大利益的无情双眼，也与尤赖亚·希普相同。

这是劳巴特蒙第二次来到卢丹市。前年，他曾代表国王参加了德·阿曼涅克一个孩子的洗礼，因此市长有些天真地认为劳巴特蒙是他忠诚的朋友。其实，劳巴特蒙对他是没有友谊可言的，他只向权势效忠。德·阿曼涅克可没有多少权势，不过是国王的一个宠臣，而国王甚是懦弱，永远都不会向黎塞留首相说不。国王虽然向德·阿曼涅克承诺过保住他的城堡主楼，可黎塞留阁下铁了心要铲平城堡，如此一来，早晚（更有可能会早）国王会收回他的承诺，这是完全可以预料得到的。到了那天，德·阿曼涅克这个宠臣就会明白自己究竟是什么分量了——其实不就是一个无名小卒嘛，空有一个头衔罢了。

在前往普瓦图省前，劳巴特蒙拜访了德·阿曼涅克市长，许下他通常会说的效劳、友谊地久天长之类的承诺；抵达卢丹市后，他也认真地倾听德·阿曼涅克夫人的话，出人意料的是，他甚至对格兰第也很是彬彬有礼。然而在私底下，他与特兰坎、埃尔韦、梅曼·德·西利以及其他红衣主教的支持者进行了长久的磋商。

格兰第搜集情报的能力与药剂师亚当不相上下，他很快得知了劳巴特蒙的私下会议。他写信给德·阿曼涅克，提醒他要警惕劳巴特蒙，且最首要的是要警惕劳巴特蒙的主子——红衣主教黎塞留。但德·阿曼涅克却洋洋得意地回复说，国王陛下已经亲自写信给特使，明确下令，必须保留他的城堡主楼，城堡的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

皇家公函大约是在1631年12月中旬的时候寄给特使的，但是劳巴特蒙却不过将这信函塞进自己的口袋，对谁都只字不提。拆除城市外墙和塔楼的工作稳步进行，到了来年1月，劳巴特蒙离开卢丹，去别地处理一些更棘手的事情，此时施工者渐渐靠近了城堡主楼。格兰第质问负责拆迁工作的工程师，工程师的回复是，他的职责是铲平城堡的一切。格兰第擅作主张，以市长的名义命令士兵们围成一圈护卫城堡。

二月，劳巴特蒙返回卢丹，发现自己的小把戏暂时未能成功，便以这是自己不可原谅的疏忽为借口请求德·阿曼涅克夫人的原谅，同时还亮出了国王的亲笔信。城堡主楼算是临时保住了，但又能保住多久呢？要付出何等的代价呢？米歇尔·卢卡斯，国王陛下的私人秘书，同时也是红衣主教忠实的代理人，他接到命令要设法削弱德·阿曼涅克对国王的影响力。至于格兰第，红衣主教将在合适的时机以适当的方式对付。

1632年初夏，格兰第和德·阿曼涅克取得了他们的最后一次胜利，但也是最富自杀性的胜利。通过贿赂一个情报员，卢丹市里支持黎塞留的那帮人写给米歇尔·卢卡斯的一叠信被中途截下，这些信里除了许多恶意诋毁市长的字句之外，还包含清晰的证据，证明写这些信的人，一心一意要毁灭卢丹。德·阿曼涅克此时正住在拉莫特的乡间别墅，得知此事后立刻骑马回到了卢丹，他敲响了钟，召唤所有的居民。当着市民的面，他大声朗读了这些罪恶的信件，市民们怒火冲天，特兰坎、埃尔韦及其他阴谋小组的人不得不躲藏起来。但市长的这次胜利实在短暂，几天之后，当他返回宫廷，发现消息已经传到了宫廷里，黎塞留非常生气。国务大臣拉弗利埃尔是德·阿曼涅克忠实的朋友，他把德·阿曼涅克拉到一边，提醒他只能在他的城堡主楼和宫廷职位之间选择一个，说红衣主教阁下是绝不允许他两者兼得的，不管国王陛下目前的真实想法究竟如何，城堡主楼是保不住了。德·阿曼涅克领会了，此后他不再抵抗。一年之后，国王又写了一封信给他的特使，“劳巴特蒙先生，朕听闻卿之勤勉，……朕写此信，以表赞许。城堡主楼仍未拆除，但朕深信卿必能彻底夷平之，一物不留。”

一如以往，红衣主教总是有办法的。

像德·阿曼涅克一样，格兰第也在为自己而战。在恢复圣彼得教堂神父之职后的几天里，他的敌人们向普瓦捷的主教提出诉求，允许他们邀请其他神父举行圣礼，而不是让他们那声名狼藉的教区长来举行。德·拉罗什波扎伊阁下欣喜不已，自然同意了。他这么做意在惩罚胆敢质疑他判决的那个家伙，同时也是为了明确告诉大主教，赦免一事对格兰第虽然是宝贵的，但他德·拉罗什波扎伊可不敢苟同。

德·拉罗什波扎伊的教令又引起了新的丑闻。那是在1632年夏天，路易斯·穆索和他的妻子菲丽璞来到圣彼得教堂，为他们的头胎孩子举行洗礼仪式，格兰第原本可以将此事托付给别的神父，但不知出于何等不可思议的低级趣味，他选择了亲自来做这仪式。穆索提出了主教的命令，格兰第则坚称此命令非法，在与他前情人的现任丈夫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执之后，格兰第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自己的权力。

当这宗新的案子还有待审理之时，旧案子又被翻出来了。格兰第已然彻底忘记了他在监狱里写的那些充满慈悲情怀的信件，信件中那些有关“转恨为爱”、“吁求报复的渴望已然转为服务于诬陷他的人的热情”之类的言语可是很动人的。不过，既然蒂博曾用马六甲手杖打过他的脑袋，那么他是要赔偿的。德·阿曼涅克其实数次建议格兰第与蒂博干脆私了算了，但教区长却拒绝了蒂博提出的所有调解的请求。于是，当格兰第恢复名誉之后，他便向那些应付出代价的人，提起了那些陈旧的控诉。蒂博可是在法院里有门路的人，即使格兰第赢了案子，所获得的赔偿也少得丢人。为了区区24里弗的巴黎币，教区长毁掉了所有消除仇恨的希望——至少是与他的敌人取得相互理解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