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本书的写作缘起及学术构想

将本书内容作为一本专著，是笔者近年在一些师友刺激下产生的想法。各章节的写作则各有因缘，前后绵延十四年。

书中最先产生写作念头的是第二章“《柳毅传》中的‘洞庭’”。1991年春，笔者在研读洞庭湖历史变迁的论文时注意到，柳毅传书的洞庭湖实为太湖。于是写了一篇札记，并在向谭其骧先生汇报学习进展时说及此事。谭先生起先不在意，当听说在中古时期洞庭湖、君山，太湖、洞庭山两处湖山均名“洞庭”后，很感兴趣，当即指示：“你应该写一篇文章，放到一个通大路的刊物上去发表，——不过，现在不许做，要等到你博士毕业以后。”笔者也就谨遵师命。毕业后继续从事湖北的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对这一问题未再提起。曾有某杂志编辑约稿，应以该札记，数年后得知，居然已经发表⁽²¹⁾。此次整理书稿，对该文作了全面改写。除了补充资料、详细论证，所涉及问题也有大幅度提升，大体实现了当初向谭先生口头汇报时的想法，可惜已不及请先生斧正了。

本书中最早写成的单篇，是第三章“‘巫山神女’的生成环境”。时为1999年，与当时的研究生林涓女士合作的。那以前笔者曾注意到，文学史界对巫山神女的意象很感兴趣，但从未有人从地理角度加以探讨。而笔者在湖南师大地理系读本科时曾选修过毛政旦教授开设的《山地气候》课，课堂上毛先生经常用其武冈乡音念叨“巴山夜雨”，还在黑板上随手画出多种原理图以示其意，其声在耳如昨。因此笔者邀林涓合作，而她正好少长于昆明，对山地气候有切身感受。该文被《文学遗产》接受后，于2004年发表⁽²²⁾，极大地提振了笔者沿这一思路继续前行的信心。

1990年初，笔者在为撰写硕士论文而研读资料时发现，《续高僧传》中有与《桃花源记》结构一模一样的故事。故事里的避世者自称避曹魏，而主人公去访问时已是元魏。当时要忙硕士论文，也就没管它。念博士时读陈寅恪先生的《〈桃花源记〉旁证》，其中主要结论有一点是“真实之桃花源居人所避之秦乃苻秦，而非嬴秦”⁽²³⁾，很好奇此点是不是受到《续高僧传》的启发。因陈先生对内典无疑很熟悉。但此事甚复杂，加上博士论文工作压头，只好仍将它放下。迁延有年，直到2000年秋，笔者赴日本爱知大学做学术访问，本想趁机将它撰写成文，但尚未开工，李孝聪先生又邀我参加他承担的盛唐工程子项目《唐代的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的研究。于是我再次将其放下，集中精力撰写了一篇《唐人心目中的文化区域及地理意象》⁽²⁴⁾，亦即本书第一章内容。此文于2002年4月杀青，收集资料后写作约花了一整年。之后才腾出手来，将那些桃花源型故事论述成文⁽²⁵⁾。

在研究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的过程中，因集中思考“江汉”的问题，曾注意到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自称“少长江汉”。按照对“江汉”的经典解释，那么他应该是湖北人。2003年春，笔者总算得空研读相关资料，然而大失所望。该文的空间逻辑混乱不堪，而且主题游移不定，词句也相当鄙陋，绝对不是有一定文化水准的人基于自身经历而撰写的辩诬雪谤之作，完全是一个缺乏实际经历、对文中提到的地名不甚了了、对李白在安州的具体经历也不甚清楚的想象之作。科举时代一些三家村学究经常训练学生模拟古人作文，此文的性质大抵类是。于是笔者写了一篇《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考伪》⁽²⁶⁾。

该文撰成后，曾呈请中文系二三好友指正。承查屏球教授告知，古典文学界向来认为杜诗中“江汉”在出峡前后有两种涵义，出峡前指巴蜀，出峡后指江汉平原。笔者觉得这样的见解不可思议，于是写作了《杜诗中的“江汉”》⁽²⁷⁾，此即本书第二章首节。复旦古籍所吴冠文博士看到这两篇文章后，发表了《〈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考伪〉质疑》⁽²⁸⁾；于是笔者又撰写了《中古文学作品中“江汉”含义的再讨论》⁽²⁹⁾。

吴博士大抵还是坚持清人的旧说，认为“江汉”可指巴蜀。她并没有就“江汉”的含义补充论据，却指出了历代文人有将蜀地称作“江汉”的传统。由此刺激笔者理清了将“江汉”指称蜀地的空间逻辑。为此要感激吴博士。

2001年，学兄胡阿祥教授策划一套《河流文明丛书》，约笔者承担《湘江》一册。该丛书要求用随笔风格写学术内容，促使笔者对古代文艺作品中的“潇湘”意象作了一番清理。该部分内容亦曾单独发表⁽³⁰⁾，此次收入本书作了大幅度改写。

第四章是着手最晚，也是写作时间延续最长的。该章从2009年5月开笔，直到今年3月结束，首尾五年。可以说是笔者受学以来写得最艰苦的一篇文章。这五年中当然也做了些其他的事，但种种超出预期的困难是它迟迟不能终篇的根本原因。

该章的初因是对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关于禽言诗的那篇著名长注感到疑惑。他提出禽言是“想象鸟儿叫声是在说我们人类的方言土语”，笔者想从历史方言地理的角度进行检验。工作展开后发现这完全不是问题，隐藏于其背后的人鸟关系才是要关注的重点。于是复习从大学以后就置之度外的《中国动物地理》，思考历史时期中原地区的鸟类种群，发现解语鸟禽在中原地区自古就存在。这样一来问题才比较明朗：禽言诗兴起之前，主要活动于中原地区的诗人之所以未能写出禽言诗，并不是没见过那些解语鸟，而是认为那些鸟鸣根本就不是在说人话。

多亏现在这个拥有电子检索的时代，为资料搜集提供了极大方便。通过对历代禽言诗进行统计，笔者想到可以从解语鸟禽在汉唐间的表现入手，检讨历代诗人对于鸟声判读的变化。这样才算把问题核心给抓住。此后又透过北方诗人对南方环境感知的深入，以及南方诗人受到启发后对自身方言优势的发挥，终于比较清楚地说明了禽言诗兴起的一些关键。并由此检讨了4至10世纪中国文学对环境感知的深入过程。

在第四章主体部分厘清之前，笔者并没有想到要将上述各篇章组成一本专著。当时的想法是先慢慢积累，到合适的时候按主题发展成若干著作。2012年秋，突然间发现，其实以上内容已经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共同主题：地理意象。于是对各部分进行了程度不等的整理加工，组织成一个主体为四章的结构。

本书所谓“中古”并无严格年代界限，大致以唐代为重心，具体到各章节则以讨论所需为度。有些章节基本上就唐代展开讨论；有些章节则上起先秦，下迄明清；并不强求一律。

“意象”一词在文学界应用很广；自六朝以降，它就是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文心雕龙·神思》篇有曰：“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³¹⁾此中“意象”，袁行霈先生认为“显然是指意中之象，即意念中的形象”⁽³²⁾。鉴于这个概念“既没有确定的含义，也没有一致的用法”，袁先生自己为它给出了一个定义：“物象是客观的……但是物象一旦进入诗人的构思，就带上了诗人主观的色彩。这时它要受到两方面的加工：一方面，经过诗人审美经验的淘洗与筛选，以符合诗人的美学理想和美学趣味；另一方面，又经过诗人思想感情的化合与点染，渗入诗人的人格和情趣。经过这两方面加工的物象进入诗中就是意象。”⁽³³⁾

不能不说，这样的定义稍微有点远。地理学中对于意象（Image）的理解相对较简明，它指的就是客观世界在人类主观世界中的反映。换句话说，地理意象就是对地理客体的主观感知。

由于对内涵限定较少，地理学中意象的外延似乎比在文学中稍大。地理学者不强调意象是否经过某种“加工”，因为人类的环境感知必然要受到其价值取向、文化背景的制约。就是说，凡进入主观世界的客观物象其实都经过了主观选择；因此，凡地理意象都值得从感知的角度加以研究。

不过相对而言，本书特别关注一些类型化的地理意象。这些意象之所以能类型化，显然是可以反映一些特定的文化观念，具有特别丰富的文化地理价值。

现在略陈本书的学术构想。

第一章“唐人心目中的文化区域”，属于感觉文化区的研究。之前笔者做过一项湖北的工作，已见于上述。湖北那项研究在空间上是一个区域，时代则从先秦一直通下来。这一章在时间上只包括唐，属于断代性质；空间上就没有再截取，覆盖了全国。这是参考谭其骧先生生前的理路，做两个相互对称的样本，以期对于感觉文化区在中国历史上的表现建立纵横两方面的参照。

以往学界对于文化区的探讨，主要是基于形式文化区。那种研究看起来很客观，因为每个区都是根据某项具体指标而划出来的，不是主观认同出来的。但选取指标本身是一项不免主观的工作。况且，就资料而言，现存史料的分辨率显然不可能一致。例如《史》、《汉》中记中原地区的风俗连宋、卫都可以分得很清楚，而广大的南方楚越之地则大而化之。因此笔者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对于历史文化区域的研究，感觉文化区比形式文化区更有意义。因为前者是通过古人的认同而复原出来的，它本身就是当时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结构性的一部分。曾经用于指导古人的日常生活，并深刻影响其对世界的认知。形式文化区当然也有意义，但它更多的是一种思维求证的意义；它对今人的意义可能更大于对古人的意义。

限于时间和精力，本书对感觉文化区只讨论了唐代。但有唐绵延近三百年，衣冠文物之盛，影响所及并不止于它实际存在的那段时间。同时，感觉文化区大多由来有自，形成之后也并非朝夕可改。因此，希望本章不仅对中古时期的相关研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而且对整个中国历史时期的相关探讨都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第二章“地名与文学作品的空间逻辑”，内容分四部分，围绕的是“江汉”和“洞庭”两个地名，强调的其实都是一个空间逻辑的问题。

文学史研究对于历史地名向来重视，但由于其目标只在读通文学作品，带有很强的实用倾向，因而文学史学者所做的地名考释往往只强调具体语境，而不关心一般情形，不关注历史地名本身的规则。例如，他们不太注意区分地名的“特指”与“泛指”，也就是地名的本义与引申义。以至于见到杜甫在某首诗中用“江汉”指巴蜀，便以为“江汉”这一地名中本来就有指巴蜀这么一个义项。一个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地名，活生生被他们硬劈成两个。

更要命的是，他们还会从个人的想象出发，对历史地名作出一些纯逻辑的推论。例如，他们注意到嘉陵江有条支流在某些文献中曾被称作“西汉水”，便说嘉陵江流域有江、有汉，因之可称“江汉”。他们注意到三国时孙吴曾领有今湖南省境，便断定今湖南在历史上亦可称“吴”。而全然不顾“江汉”、“吴”这两个地名在历史上的实际使用情况。这从实质上已不是在研究历史，而是在创造历史了。要研究历史，这样做演绎是不行的，得做归纳。得从古人对某地名的具体用例中，找出其得名的确切依据，以及其使用的实际情形。那样的结论才是科学、合理、可信的。

近年笔者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地理在古代是一门很实用的学问，是古人日常生活所需，不可一日或缺的。因此，从地名之间的空间关系，可以对文学作品作出一些基本判断。由于空间关系很直观，一目了然，通过空间逻辑得出的判断往往比其他逻辑更过硬。中古时期的小说对人物、时代往往虚构，而对空间场景却大多采取征实的态度，以至于史家经常引小说作为空间史料，这应该是中国文学中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特点。

第三章“类型化文学意象的地理渊源”，是笔者关于文学地理的一种尝试。近年来文学地理的研究颇为引人注目，特别在文学史界，出现了若干种专著。但那些研究一般都是对作家和作品进行统计分析，因而其中的“地理”往往只体现为一种分布态势，或者是作为背景的人文社会环境。事实上，地理因素完全可以参与文学创作。它可以成为作家的灵感，作家发挥想象力的凭据，从而形成一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类型化意象。

本章分三节讨论三种不同类型的地理意象，第一节巫山神女为虚拟文学人物，第二节潇湘为一文化地域，第三节竹林寺传说为具有特定文学内涵的空间类型。其中第一节视角比较独特，第三节内容较为稀见，相关研究都很少；而第二节则学界颇多相关成果，特别是关于“潇湘”语汇以及绘画中的潇湘图、潇湘八景，近年发表的各种论著简直令人目不暇接。其中，关于潇湘图画的研究比较偏向艺术史或中外文化交流史，虽然也会涉及潇湘意象，毕竟非其研究主旨；而关于“潇湘”语汇的探讨，则必然要对“潇湘”意象进行分析。

在这里可以看出视野的分殊。从文学角度探讨“潇湘”意象，虽然也不能不考量“潇湘”作为地理实体，但目标还是其中的“意”，如恨别思归、愁苦闲适之类⁽³⁴⁾。而本书作为一项历史地理学研究，关键是考察其中的“象”；即，潇湘作为一个地理空间而给人留下的空间感、场景感。这种空间感不是哲学、社会学意义上用以形容“公共领域”的“空间”，而是有长宽高、有声光色的物理空间给人的感觉。本书尤想揭示其作为一种空间概念在历史上的流变过程。

在中古文学中，类型化的地理意象非常多，以往很少加以专门探讨。这方面还需将来继续努力。例如中古乐府中的“巫山高”、“陇头水”，唐人吟咏中经常出现的“淮南落木”，以及唐宋词牌中的“望江南”、“八声甘州”等等，都值得展开作专题探讨。

第四章“‘禽言’与环境感知中的生态呈现”，旨在讨论地理意象的深化过程。前三章基本上是将地理意象看作静态概念，然后对其展开讨论；而这一章则以鸟声为中心，着重探讨地理意象的动态变化。

毋庸赘言，地理感知是一个不断对既有知识进行更新、颠覆、转化的过程。其中既受制于环境本身，更受制于文化取向、知识背景等人文因素。环境产生刺激，文化背景决定接受及转化能力。可以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动态反馈过程。

中古以前，中国文学对于鸟声的感知非常单薄。《诗》三百虽然以“关关雎鸠”开篇，但其中的鸟声单调无比。而且，字里行间的人鸟关系非常淡漠。诗中有“鸟言”，但纯粹只是诗人的想象，与环境感知中的鸟声无关。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唐前期。因而，永嘉丧乱后大量北方诗人移居南方，新鲜的地理环境刺激他们只是在视觉上有所发现，由此在中国文学中兴起田园诗、山水诗。中唐以后，迁流到南方的北方诗人开始用听觉感知环境，这才发现鸟声对于环境的价值。于是人鸟之间的感情距离也大为拉近。酝酿到北宋，终于由自小与禽鸟相亲近的南方诗人写出成熟的禽言诗。

从“鸟言”到“禽言”，在文学上是写作技法的变化；在地理上，则是环境感知从景观到生态的契入；而在观念上，更是由食物链上的竞争者到生态系统中相互依存关系的转变。此后，诗人的腹笥中就多了一些生态意象，如“不如归去”、“山深闻鹧鸪”之类。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学中的一次突破性发展。

中古时期文学作品中的地理感知显然还有一些其他变化，本书不及进一步展开，且待将来继续探讨。

以上便是笔者对本书的基本构想。总体而言，笔者希望各部分都能有一定的创获，而且彼此能有相得益彰的联系。是否能实现这一目标，敬希方家同好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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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个人感觉，在中国传统概念中，与西文Culture更接近的概念其实是“风俗”。

(2) 《春秋左传正义》卷26，第1901页。按，本书尽量用简注形式，引用典籍及专业参考著作，其版本信息一律见书末主要参考文献；叙述所及、统计所需者，以及征引论文，则仅随文注出。

(3) 《三国志》卷4注引习凿齿《汉晋春秋》，第122页。

(4) Ronald Wardhaugh：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 p.28.

(5) 丁文江：《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载《科学》第8卷第1期，1923年，第10—24页。此文流布极广，近已收入多种丁氏文集，如欧阳哲生主编之《丁文江文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及朱正编注之《丁文江集》（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此文发表后，1924年初傅斯年在与顾颉刚先生通信中对此有所评论，后以《评丁文江的〈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为题揭载于《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1卷第10期，1928年，第221—225页。傅氏此文亦流布甚广，近已收入其多种文集，如朱正编注之《傅斯年集》（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及黄振萍、李凌己编《傅斯年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

(6) 初刊《大公报》“浙江文献展览会特刊”，1936年11月3日。此文转载甚多，见《贺昌群文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74—178页。

(7) 载《复旦学报》1986年第2期；又见《长水集续编》，第171—188页。

(8) 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3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6—88页。

(9) 张晓虹：《文化区域的分异与整合——陕西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朱海滨：《近世浙江文化地理研究》；李智君：《关山迢递：河陇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10) 其中特别重要的有：《秦汉风俗地理区划》，载《历史地理》第1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5—67页；《从九州异俗到六合同风》，载《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第4期，第60—68页。

(11) 载《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下册，巴蜀书社1990年版，第571—630页。后收入《河山集》五集及《唐代历史地理研究》。

(12) 初刊于《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3辑，第25—50页。后收入《河山集》五集及《唐代历史地理研究》。

(13) 载《历史地理》第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0页。

(14) 辛德勇：《唐高僧籍贯及驻锡地分布》，载《唐史论丛》第4辑，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第287—306页；李映辉：《唐代佛教地理研究》；介永强：《西北佛教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15) 王开队：《康区藏传佛教历史地理研究》。

(16) 张力仁：《文化交流与空间整合——河西走廊文化地理研究》。

(17) 张伟然：《南北朝佛教地理的初步研究》（上、下），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4辑，第225—241页；1992年第1辑，第219—245页。

(18) 载《历史地理》第16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6—185页。又见拙著《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19) 张伟然：《试论湖南的历史文化区域》，载《地理学报》第50卷第1期，1995年，第59—65页。又见拙著《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20) 张晓虹、张伟然：《太白山信仰与关中气候——感应与行为地理学的考察》，载《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9卷第3期，2000年，第197—205页。

(21) 张伟然：《柳毅传书之“洞庭”考》，载《中国地名》1998年第5期，第10页。

(22) 林涓、张伟然：《巫山神女：一种文学意象的地理渊源》，载《文学遗产》2004年第2期，第20—27页。

(23) 见《金明馆丛稿初编》，第178页。

(24) 载《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第307—412页。

(25) 张伟然：《竹林寺与桃花源——一种本土佛教传说的形成与演变》，载《觉群·学术论文集》第3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第196—208页。

(26) 载《九州学林》第2卷第1期，2004年，第74—85页。

(27) 载《文史知识》2005年第1期，第114—121页。

(28) 载《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3辑，第287—298页。

(29) 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第89—95页。

(30) 张伟然：《潇湘的意象及历史》，载《历史学家茶座》第6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29页。

(31)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卷6，第493页。

(32) 袁行霈：《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见氏著《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上编，第51页。

(33) 《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上编，第54页。

(34) 台湾学者衣若芬女士在《“潇湘”山水画之文学意象情境探微》一文（载台北中研院文哲所《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20期，2002年，第175—222页）中提出，潇湘文学意象情境有“恨别思归”、“和美自得”。而时靖在其硕士论文《最多吟兴是潇湘——唐宋诗学中的潇湘意象》（华东师范大学，2010年5月）中提出，潇湘意象传统内涵包括舜、二妃、渔父、屈原，到了唐代表现为“隐”与“仕”的矛盾、愁苦与闲适的交织，到宋代潇湘意象成熟后则表现为虚实相间的神秘浪漫之美、晶莹剔透的玲珑之美、婉约之中贞坚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