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篇

当我写下后面的记录，说得确切点，写下其中的大部分时，我独住林中，距离任何邻居都有至少一英里之遥，就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瓦尔登湖岸上，我亲手盖的一栋房子里，全靠自己双手的劳动度日。我在那边住了两年零两个月。如今，我又回到文明生活中寄迹了。

要不是镇上的人对我的生活方式特别关注，东询西问，我本不会如此冒昧描述自己的经历，以引起读者注意的。有人认为询问这类事不恰当，可我却不这么看，鉴于当时的具体情况，倒是十分自然而又恰当的。有人问我当时拿什么充饥；是否感到孤独害怕；如此等等。另一些人出于好奇心，想知道我把收入中多大的份额捐献给慈善事业，而那些有一大家子的人想知道我收养了多少个穷孩子。因此，要是我在本书中尝试对若干此类问题作答，务请对我并不特别感兴趣的读者多加包涵。在多数书中，第一人称“我”常被省去；可是本书却加以保留；这一点，就自我意识而言，正是最大的不同之处。我们通常很容易忽略：归根到底，发言者总是第一人称。要是我能做到知彼有如知己，那我就不会如此喋喋不休老谈自己了。不幸的是，我阅历浅薄，只能囿于这个主题。再者，就我而言，我要求每个作家迟早要能对自己的生活作一个朴素忠实的描述，而不只是写他道听途说得来的别人的生活；这种描述要仿佛是他从远方寄给自己亲人的，因为要是他过着诚实的生活，那一定是在于我很遥远的地方。也许，这些记录格外适合穷学生阅读。至于其余读者，则可各取适合他们的部分。我相信，没有人会去干撕开缝线穿衣裳的事，因为衣服只有合体，才会穿起来舒适。

我乐意谈的，与其说是有关中国人和三明治岛上居民的事，不如说是和你们有关的事，你们是本书的读者，据说都生活在新英格兰；我要谈的是有关你们的境况，特别是你们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城里的外部境况，或者说是环境，我要谈谈它的现状，谈谈是否非得在这么糟糕的环境里度日，是否它已到了无法改进的地步。我在康科德旅行了很多地方，所到之处，不论商店、办公场所，还是田野，所有的居民在我看来全都是在用千百种令人惊异的苦行赎罪。我曾经听说婆罗门教徒的情况正是如此，他们毫无遮掩地坐在四面皆火的地方，眼睛直盯着太阳；或者身体倒悬，头垂在火焰之上；或者侧着身子转望天空，“直至他们的身体再也无法恢复原状，这时除了液体外，别的任何食物都无法通过扭曲了的脖子输入胃中”；或者终生用一根链条拴在树下度日；或者像毛毛虫那样，用自己的身体来丈量巨大帝国的广袤幅员；或者用一只脚站在柱子上面——甚至这类有意识的赎罪行为，也未必比我每天目睹的景象更加难以置信，更加令人惊讶。赫拉克勒斯的十二件苦差，和我邻居所做过的那些比较起来，简直是小菜一碟，因为苦差只有十二件，而且有个尽头，可我总也见不到这些人宰杀或者擒获任何一头怪兽，或者做完任何苦差。他们也没有伊俄拉斯这样的朋友，用一块烧红的烙铁来烧灼九头蛇的头颈，所以割去一个蛇头，便又长出来两个蛇头。

我看到一些年轻人，我的同乡，他们的不幸在于非得去继承农庄、房屋、谷仓、牲口和农具不可，因为这些东西是得来容易摆脱难。要是他们出生在空旷的草场上，由狼喂大，那就好得多，因为这样一来他们更容易看清自己得在怎么样的一片土地上劳动。是谁把他们变成了土地的奴隶？当世人命中注定只能忍辱过活时，他们又怎么会享受60英亩地的出产呢？为什么他们生下来就得开始自掘坟墓呢？他们必须过人的生活，推着所有这些东西前进，尽力之所及把日子过得更好些。我曾碰见过多少个可怜的、不死的灵魂，几乎都被生活的重担压得透不过气来，在生活的道路上匍匐前进，推着一座75英尺长、40英尺宽的谷仓向前去，还有一座从未打扫过的奥吉亚斯王的牛棚，100英亩的土地、耕地、草地、牧场和小林地！那些没有继承产业的人，虽不必缠身于这类继承下来的牵累，也觉得不拼命干活，便无以安抚和养育几立方英尺的血肉之躯。

可是，人是在一种错误的笼罩之下劳动的。人的大半截很快就被犁入泥土中去，化成肥料。正像一本古书所说的，人受到一种看似真实的、通常称为“必然”的命运的指使，总是把金银财宝储藏起来，接着，蛀虫和铁锈便来腐蚀，小偷则入室盗窃。这便是蠢人的一生，生前他们未必清楚，但一旦走到了生命的终点站，就会恍然大悟。据说，丢卡利翁和皮拉从头顶往身后扔石头，从而创造了人类：

Inde genus durum sumus，experiensque laborum，

Et documenta damus quâ simus origine nati．

或者，像雷利用铿锵的音韵译成的诗行：

从此人变成了硬心肠，忍苦耐愁，

证明我们的身躯，生来铁石结构。

对错误的神谕一派盲从，把一块块石头从头顶往身后扔，它们掉到哪里连看也不看。

大多数人，甚至在这个较自由的国度里的人，也由于无知加上错误，满脑子装的都是些人为的忧虑，干的全是些不必要的耗费生命的粗活，这就造成了他们无法去采摘生命的美果。他们的手指因干苦活过度而笨拙不灵，颤抖得格外厉害，要采摘美果已无能为力。的确，从事劳动的人无暇日复一日地使自身获得真正的完善；他无法保持人与人之间的最高尚的关系；他的劳动一进入市场便会贬值。他除了充当一部机器外，没有时间做别的。他如此经常动用他的知识，又怎能想起自己的无知呢？——而这是他成长的需要。对他进行评价之前，我们有时还得免费供应他吃饭、穿衣，并用提神的饮料使他恢复精力。我们天性中最优良的品质，一如水果上的粉霜，只有小心轻放才能保全。可是，我们对待自己也好，彼此相待也好，都不那么体贴。

大家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是贫困的，度日维艰，有时可以说连气都喘不过来。我毫不怀疑，阅读本书的人当中，有的确实吃了饭而无力付还全部饭钱，或者无力偿付那些快要或已然磨坏了的衣服和鞋子，可你们还是从债主那里挖走了一个小时，用这段借用或偷来的时间阅读这本书。显然，你们许多人都过着十分低微卑贱的生活，这个我靠磨炼出来的经验一眼就看得清；你们老是处于没有回旋余地的境地，想要着手干点营生，设法摆脱债务，而这却是一个十分古老的泥坑，拉丁文称之为æs alienum——别人的铜币，因为古时有些钱币是用铜铸造的；你们仍然靠这个别人的铜币活着、死去、埋葬掉；你们老是答应明天要偿还，明天要偿还，可今天却死掉了，无法偿债；你们老是设法去讨好人家，求人照顾，使尽各种方法，只要不是犯罪进监牢；你们撒谎、阿谀、投票，自己缩进一个谦恭礼貌的硬壳里，要不就自己膨胀起来，笼罩在一层浅薄浮夸的慷慨大方的气氛之中，这样才能使左邻右舍相信你们，让你们给他做鞋、制帽、做衣服、造马车，或替他添置杂货；你们把钱物藏在一口旧箱子里，或藏在一只外面涂上泥灰的袜子里，或为了更加保险起见，藏在一个用砖头砌成的库房里，无论藏在什么地方，也无论钱物是多还是少，你们以为这样一来便可积蓄点钱物来应付生病的日子，殊不知反而把自己累病了。

有时令我惊奇的是，我们竟会如此轻浮（我几乎可以这么说），去专注于这种虽然罪恶却多少是从外国搬进来的黑奴苦役形式。我们有着这么多又精明又阴险的奴隶主，把南方和北方一齐囊括起来奴役。和一个南方的监工打交道已不容易；和一个北方的监工相处就更加困难；但最坏的是你成为你自己的奴隶监工。你在谈人的神圣吗？请看看公路上那个赶马的人吧，他日夜兼程直奔市场；难道他的内心还激荡着一种神圣之感？他的最高职责无非是照顾马匹吃饲料和喝水。他的命运，同运输的赢利比较起来，还算一回事吗？难道他不是在替一位名声赫赫的老爷赶马吗？哪里还有他的神圣，还有他的不朽呢？你看他那副提心吊胆和卑躬屈膝的样子，整天都弄不清在担忧着什么，哪里是什么不朽或神圣，而是心甘情愿地认定自己是奴隶和囚徒，这是他靠身体力行给自己赢得的名声。公众舆论同我们的个人意见比较起来，只不过是个软弱无力的暴君。一个人对自己有着怎样的想法，这决定了他的命运，确切点说，指明了他的命运。甚至要在西印度地区提倡想象力与创造力的自我解放——有哪个威尔伯福斯在那边去实现它呢？再想想那片土地上的妇女吧，她们在编织着梳妆用的坐垫，等待着临终之日，对自己的命运不显出过于青嫩的关心！仿佛是可以消磨时间而又不会损害永恒。

大多数人过着忍气吞声的绝望生活。所谓听天由命无非就是一种习以为常的绝望。你们总是从绝望的城市走到绝望的乡村，并用水貂和麝鼠的盛装来安慰自己。甚至在人类所谓游戏和消遣的背后也隐藏着一种模式化而又不为人察觉的绝望。在这类游戏中并无娱乐可言，因为娱乐是随工作而来的。须知不做绝望的事才是智慧的特征。

当我们应用问答教学法的语言来思考问题：到底什么是人的主要目标，什么是生活的真正必需品和手段时，看起来仿佛人们特意选择了这种共同的生活方式，原因是他们更喜欢这种方式而不是任何别的。不过，他们确实相信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然而清醒健康的人永远牢记：太阳升，万物明。抛弃我们的偏见永远都不会太迟。世上任何一种思想方法或行为方式，不管它多么古老，如不经证明便不能信赖。今天每个人视为真理而随声附和或予以默认放过的事，明天可能被视为虚假，纯属空言，可有些人却曾把它当作一片祥云，以为会化作甘霖洒落在他们的田野上。老年人认为你们办不到的事，你们做了努力，发现自己办得到。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老人可能一度不很懂得添点燃料便可保持火种长燃不熄；新人却把一点干燥的木头放到水锅下面，他们绕着地球转，像鸟飞得那么快，真是那句成语说的：“有点要气死老人的味道。”年增岁长未必就更适于充当年轻人的导师，因为所得往往不及所失。我们几乎可以质疑，最聪慧的人又能否从生活中学到点具有绝对价值的东西？老实说，老年人并没有什么十分重要的忠告可以赠送给年轻人，他们本身的经验残缺不全，而他们的生活明摆着已是一场场悲惨的失败，他们对此谅必心中有数，无须明言。可能他们心中还留下一些与那经验不相一致的信念，只是他们没有以前年轻了。我在这个星球上已经生活了约莫三十年，还从未听到过我的长辈给我哪怕是只言片语有价值的或诚恳的忠告。他们从未告诉过我什么东西，也许无法告诉我什么中肯的东西。面前摆着的是生活，对我来说是一场在很大程度上未曾体验过的实验；尽管老一辈人对此有过切身的体验，但于我并无助益。要是我拥有什么我自认为有价值的经验的话，那我确信我的前辈导师们对此连提也没有提过。

有个农夫告诉我：“你无法光靠吃蔬菜过活，因为蔬菜不能提供任何长骨骼的东西。”因此，他虔诚地把每天的部分时间用于给他的身体提供长骨骼所需的养料；他边走边说话，跟在耕牛后面，这些耕牛靠吃蔬菜长的骨架，猛拉着他和他那副重犁前进，不顾那一个个障碍。在某些环境里，例如对于走投无路的人和病人，某些东西的确是生活必需品，同样这些东西在另一些环境里只能是奢侈品，而到了又一些环境里却成了完全陌生、一无所知的东西。

人生的一切境界，上至高山之巅，下至低谷之底，在某些人眼里似乎已为他们的先辈踏遍，而所有的东西也无一不为前人关注所及。根据伊夫林的说法，“智慧的所罗门制定了一些条例，规定树木之间应有的距离；而罗马的执政官则做出决定，你可以多少次到邻居的土地上去捡掉下来的橡实而不会犯侵害罪，橡实中多少份额应归邻居所有”。希波克拉底甚至还留下了医疗说明书，指导我们如何剪指甲：指甲应剪得不长不短，要与手指头平齐。毫无疑问，把丰富多彩而又充满欢乐的人生化为乌有，这种单调乏味而又无聊之感和亚当一样古老。可是人的能力却从未获得估量；我们也不能根据任何先例来判断人能够做些什么，因为至今为止他尝试过的事是很少的。不论至今为止你有过什么样的失败，“别苦恼，我的孩子，有谁会指定你去做你迄今未做完的事呢”？

我们可用一千次简单的试验来测验我们的生命；例如，使我的豆子成熟的同一个太阳，也同时照亮了像我们地球一样的星球系。要是我记住了这一点，那便可以防止一些错误。我为豆子锄草松土时还没有感应到这样的光亮。星星是一个个多么奇异的三角形的顶点！在宇宙各种各样的星宿中，有着多么遥远而又不同的生命在同一个时间里凝望着同一颗星星！大自然和人生正如我们不同的体制那样各不相同。谁说得准，生活会给别人提供个什么样的前途？还有什么比我们彼此的目光一瞬间的对视更伟大的奇迹吗？我们应该在一小时之内经历这个世界的一切时代；唉，所有时代的所有世界。历史，诗歌，神话！——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像这样阅读别人的经验更让人惊异和增长见闻。

我的邻居视为好的那些东西，我灵魂深处却相信大部分是坏的，要是我还对什么事感到后悔，那大概就是我的循规蹈矩了。是什么魔鬼迷住我的心窍，让我的行为这么规矩？老年人，你可能会说出你能够说出来的最聪明的话——你已经活了七十年了，也有过某种荣誉，可我却听到一个不可抗拒的声音，要我不去遵循你所说的那一套。一代人放弃另一代人的事业，就像离开搁浅的船一样。

我认为我们可以完全信赖的东西要比我们现在所信赖的多得多。我们少为自己操点心，便可诚心诚意地在别处多给他人以关怀。大自然既能适应我们的长处，也同样适应于我们的弱点。有些人整天没完没了，忧心忡忡而又过度紧张，这几乎形同不治之症。我们都生来喜欢夸大自己所做的工作的重要性；可是我们没有做的还有多少呀！还有，要是我们病倒了又怎么样呢？我们是多么的警惕！下定决心不靠信仰生活，只要能够避开；我们整天处在警惕之中，到了夜晚不情愿地做祷告，把自己交托给变化莫测的运数。我们被迫生活得极其精打细算，极其真诚，崇敬我们的生活，否定变革的可能性。我们说，这是唯一的生活之道；可是，生活之道多种多样。正如从一个中心可以画出许多条半径一样。一切变革都是值得思考的奇迹；不过那是时刻都在发生的奇迹。孔夫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当一个人把他想象出来的东西当成他所知的东西时，我可以预见到：所有的人最终将会把他们的生活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

让我们来思考一下：我所谈到的那些麻烦事和令人担忧的事情中，大部分是些什么？有多少我们必须为之操心，或者至少应小心留意？尽管我们置身于物质文明世界之中，可是过一过原始边远地区的生活一定会有好处，哪怕只是为了懂得什么是生活的一般必需品，了解人类曾采用过一些什么样的办法去获取它们；或者甚至翻阅一下商人们往日的流水账，看看人们在杂货店里最常买些什么，储藏些什么货物，也就是说，最大宗的杂货是些什么。因为时代的演进对人类生存的基本法则影响甚微；正如我们的骨骼很可能和祖先的骨骼没有什么区别。

“生活必需品”这几个字，我指的是一个人靠他自身的努力所得到的某些东西，它们从一开始就特别重要，或在长期的应用中变得对人类的生活异常重要，以至于几乎没人会试着不用它们来过日子（不管是由于野蛮、贫困，或是哲学上的原因），即便有，也是极个别的。对许多人来说，具有这种意义的生活必需品只有一种，即食物。对于美洲的草原野牛来说，生活必需品无非是几英寸厚的丰美草地，加上可饮用的水，除非它还要找寻森林和山岳作掩蔽地。没有任何一种野兽需要食物和掩蔽地之外的东西。人类的生活必需品在这种气候下可以准确地分为下列数类：食物、住所、衣服和燃料；因为在获得这些必需品之前，我们是无法自由地考虑人生的真实问题以及成功的前景的。人类已经创造出来的不仅有房屋，还有衣服和熟食；而且很可能是由于偶然发现火能生温，以及随后对火的应用（开初当成奢侈品），这才使得现在烤火取暖成为生活的必需品。我们注意到猫狗获得了同样的第二天性。靠着适当的住所和衣着，我们便理所当然地保存住体内的温度；但如衣着和住所的温度过高，或者燃料的温度过高，也就是说，外部的温度高于我们体内的温度，这不就等于说烧烤开始了吗？自然科学家达尔文谈及火地岛的居民时说，当他那些穿得暖和又坐近火旁的随行人员还远没感觉太热的时候，这些一丝不挂的野蛮人尽管待的地方较远些，却让他惊讶地看到，他们竟“在这样的烘烤之下汗流浃背了”。所以，我们听说，新荷兰人裸着身体泰然行走若无其事，可欧洲人穿着衣服却在打冷战发抖呢。是否就无法把这些野蛮人的结实同文明人的智慧结合在一起呢？按照李比希的意见，人的身体是一个火炉，而食物则是保持肺部内燃的燃料。天气冷时我们吃得多些，天热则吃少些。动物的体温是缓慢的内燃造成的，一旦内燃过旺，便出现疾病与死亡；反之，由于燃料不足，或因通风不良，火便熄灭了。当然，生命的体温不宜与火混为一谈；类比就到此为止吧。从上面列举的来看，“动物的生命”几乎就成为“动物的体温”的同义词了，因为食物可视为保持我们体内火焰不熄的燃料——而一般所说的燃料只是用以煮熟食物或从体外增加我们体内的热量，住所与衣着也只供保持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和吸收的热量。

因此，对我们的身躯来说，最必需的是保持温度，是保持体内的生命体温。我们花费很大力气去求得的不但是食物、衣着和住所，还有床铺。床铺也就是我们的睡衣，我们是靠夺取鸟巢和鸟胸上的羽毛来营造这个住所中的住所，正像鼹鼠在地洞的一端营造它用树叶和草做成的铺一样。穷人总惯于诉苦，说这是一个冰冷的世界；我们总是把自己的大部分苦恼直接归因于冰冷，身体上的冰冷，同时也是社会上的冰冷。夏天在某些气候区里面，使人有可能过着天堂般的生活。燃料除了用来煮熟人的“食物”之外，这时没有需要了，太阳就是人的火；太阳的光线足以充分地烤熟许多果实；食物一般说来更加多种多样，也更易得到，至于衣着和住处则是全不必要或半不必要的。当前，在这个国家里，我根据自己的经验发现，一把刀、一柄斧头、一把铁锹、一辆独轮车等少数工具就足够了；对于勤奋好学的人来说，则还有灯光、文具再加上几本书，这些东西的重要性仅次于必需品，只花一点点钱就能买到。可是，另一些不那么聪明的人，跑到地球的另一边，到那些野蛮而又不卫生的地区去，全副身心投入生意中去，一晃就十年二十年，目的是谋生——也就是说，求得舒舒适适地过温暖的生活，可到头来还是死在新英格兰。那些过着奢侈生活的富人就不是只保持舒适的温暖，他们要的是很不自然的热；正如我前面指出过的，他们是被烧烤着，烤得自然很是时髦。

大多数的奢侈品以及许多所谓使生活过得舒适的东西，不但不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是确确实实有碍于人类的进步。谈到奢侈舒适，大智者往往比贫困者更为俭朴。中国、印度、波斯和希腊的古哲学家，都是同一种类型的人，身外的财富再怎么匮乏，可内在精神生活却丰富无比。我们对他们了解不多。可我们所知道的竟已如此丰富，这真是了不起的事。更近代的一些改革家和各族的恩人的情况也如此。一个人只有站在我们称之为甘贫乐苦的优越地位上，才能成为一个公正无私或有见识的观察者。奢侈生活结出来的果实也是奢侈的，不管是在农业或商业方面，还是在文学或艺术领域。当今之世，有哲学教授而无哲学家。可是，教授哲学是令人羡慕的，正因为过着哲人的生活一度令人神往。当一名哲学家不仅要有敏锐的思想，甚至不仅要建立一个学派，他要热爱智慧，从而按照智慧的指示去生活，过一种简单、独立、宽宏和信任的生活。他要解决一些生活问题，不但要在理论上，而且要在实践中。伟大的学者和思想家的成功通常是朝臣式的成功，而不是帝王式的、也不是英杰式的成功。他们循规蹈矩，力求把生活对付过去，实际上和父辈的所作所为一样，所以他们也绝不是人类更高贵的祖先。但人类到底是怎样退化的？是什么使得各个家族没落衰亡？那种造成国家萎靡不振和崩溃毁灭的奢侈，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性质？我们能否确信在自己的生活里并非如此？哲学家甚至在其生活的外在形式上也走在时代的前面。他的衣食住所及取暖，都和他的同时代人不同。一个人如若不用比别人更优越的方法去保持他的生命之热，又怎能成为一个哲学家呢？

当一个人用我描述过的那些方式求得温暖的生活时，他接下去还需要什么呢？肯定不是更多同一类型的温暖，如更多更丰富的食物，更宽敞更豪华的房子，更漂亮更多样的衣服，更多久燃不熄和更炽热的火炉，等等。当他已得到了那些为生活所必需的东西之后，便会选择别的东西而不必再去谋求同样的多余物了；现在可以大胆冲出谨小慎微的生活，他不必再干那种卑微的苦活的假期开始了。看来土壤适宜于种子，因为种子已经把它的胚根向地下伸扎了，所以现在它也可以满怀信心把它的嫩枝往上面伸展。为什么人牢牢地在土地上扎下了根之后，却无法同样地向天空伸展呢？——那些更高贵的植物，是根据其远离土地、在空气和阳光里最终结成的果实来评价的，它们受到的待遇与那些卑微的蔬菜不同，蔬菜尽管可能是两年生的植物，却只被栽培到生好了根茎时为止，而且为了要让根茎长大，时常把上面的枝叶剪掉，使大部分人在开花时节辨认不出它们。

我无意给那些具有坚强勇敢性格的人制定规章，因为他们不论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都会把自己的事安排得妥妥帖帖，而且营造起房屋来可能比最富裕的人更豪华，也更挥金如土，却不会使自己穷困潦倒，不知道自己在怎样生活着——说实在的，我不知道是否真有像上面设想的那种人；我也无意给另一些人制定规章，他们恰好就是从当前的真情实况中获得鼓舞和灵感，并如情侣那样情投意合，珍惜着此情此景——在某种程度上，我把自己也列入其中；我这番话不是对那些在任何境况下都能安居乐业的人说的，他们都懂得自己是否安居乐业。我的话主要是对那些心怀不满，对自己艰难的命运或时世空发牢骚的人说的，其实他们对那些境况是能够加以改善的。有这么一些人，发起牢骚来慷慨激昂，没完没了，因为据这些人自己的说法，他们是在尽义务的。我还想到那看上去像是富裕，实则是一切人中最贫乏的一类人，他们积累了一堆杂七杂八的东西，却不懂得该怎样去利用或摆脱，结果是金脚镣、银脚镣，自己锻来自己戴。

要是我想把过去若干年中希望如何度日的想法讲出来，可能会使那些略知我生命中这段历史真相的读者感到诧异；也一定会使那些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的人为之惊讶。所以我只略谈几件一直挂在心头的事就行了。

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在任何天气、任何时辰，我都渴望抓住关键时刻，并在我的杖上刻痕记下这个时刻；我渴望立足于过去和将来这二者的汇合点，也即现在这一刻，准备起跑。希望你们对若干晦涩难懂之处予以原谅，因为在我这个行当，秘密比起别的行当来格外多，这不是说我故意要保守秘密，而是因为它和这个行当所特有的性质分不开。我倒乐意把举凡知道的事和盘托出，绝不在自己的门口贴上“不准入内”的字样。

很久以前我丢失了一条猎犬、一匹枣红马和一只斑鸠，至今仍在寻找。我曾对许多旅行者说起过它们，描述它们的踪迹，以及它们对什么样的呼唤会有回应。我遇见过一两个人曾经听到猎犬的吠声和奔马的蹄声，有人甚至还见到斑鸠飞入云层后面，他们也急于要找回它们，就像是自己失去的一样。

不只是期望着看日出和黎明的到来，而且可能的话，还要看自然本身！夏天和冬季，有多少个早晨，在任何一个邻居忙于料理他的事务之前，我早已把自己的事安排妥了！毫无疑问，我的许多同乡都见到过我办完事回来，那些黎明时动身到波士顿去的农民，或者动身去干活的伐木工人，都曾碰到过我。的确，我从未在太阳升起的过程中出过什么力，可是，不容置疑的是，太阳升起时你正好在场，这才是最重要的。

多少个秋日，唉，还有冬日，我是在城外度过的，我试听着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一经听到立即传送。我把全部资本往那里面投，我迎着这种消息奔跑，几乎连气都喘不过来。要是这种消息与两个政党有关系，毫无疑问，它一定会成为最新的消息登在报上。别的时候，多守望在悬崖或树顶的瞭望台上，电告任何一个新到来客的消息；或黄昏时刻在山巅等待着天黑下来，好抓到点什么，尽管我不曾抓到很多东西，而这些东西像天赐的食物那样，阳光一照便消失。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曾担任一家发行量不大的报纸的记者，这家报纸的编辑从不认为我的大量稿件适于刊登，所以，正如作者们经常碰到的情况那样，我费尽了力气得来的只是一番辛劳。不过，既然是这样，我的辛劳也就是其本身的报酬。

多年以来，我是一个自行任命的暴风雪和暴风雨的监察员，并忠实地履行我的职责；我还自任检查员，要是不检查公路，便是检查林间小道和所有近路，以确保道路畅通，深谷上面的桥梁一年四季都可通行，大众的足迹证明了它们的便利。

我也曾照料过镇上的野兽，这些野兽总是要越过篱笆，给忠实的牧人带来一大堆麻烦；我还得照料农庄各个人迹罕至的偏僻角落，尽管我并不总知道约拿斯或者所罗门今天是否在某一块田地上劳动，这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得给红越橘果、沙樱、荨麻树、赤松、黑梣、白葡萄和黄色紫罗兰等浇水，这些植物在干燥的季节不浇水便会枯萎。

总之，我一直这样做了很长时间，我可以毫不自夸地这么说，我一丝不苟地对待我的工作，直到后来情况越来越清楚：原来镇上的人并不愿意把我列入镇公务员的名单里，也没有给我一份领干薪的闲职。至于我的账簿，我敢发誓说我一直把账目记得清清楚楚，然而却从来没有人查过，更不要说有谁来承兑，来付账和结清账目了。不过，我从未把心思放在这种事儿上。

不久以前，有个流浪的印第安人跑到我邻居一位著名律师的住所兜售篮子。他问道：“你要买篮子吗？”回答是：“不，不要。”那个印第安人走出大门时惊异地喊叫着说：“你是不是想让我们饿死？”看到他那些勤奋的白人邻居生活得那么富裕——那位律师只需把他的辩词编织起来，然后就像魔术一样，财富和地位也便接踵而至，印第安人对自己说：我要做买卖，我要编篮子，这是我能够做的事。他想：编好了篮子，他就算是完成了自己分内该做的事，接下去责任就在白人身上，轮到他们去买这些篮子了。可他没有发现：他必须使篮子值得别人去购买，或者至少使别人认为值得，或者就做点别的什么东西值得别人去购买。我也编织了一种结构精巧的篮子，但我没有使别人感到值得去买。可是，就我而论，我也同样认为值得去编织。我没有去研究如何把篮子编得让人们感到值得去买，而是研究如何才能避免非得去出售这些东西不可。为人们赞扬并认为成功的生活，只不过是生活中的一种。为什么我们非得夸大其中之一而贬低其他的生活呢？

我发现我的同胞们不大可能会在县政府办公大楼里给我谋求一席之地，也不会让我担任个牧师副职或在别的什么地方给我一个糊口的职位，我必须自己另想办法，所以我越来越把整个注意力转到森林上去，那边的一切我更加熟识。我决定立刻投入生意活动，不像通常那样，等待资本凑足才干，我用的就是手头这点微薄的资金。我到瓦尔登湖去的目的不是去过俭省的生活，也不是去过挥霍的生活，而是去障碍最少的地方经营一些私人业务，因为缺少点业务常识、经商营业的才能就不去完成它，似乎不仅有些悲哀，更有些愚蠢。

我总是力求养成严格的生意习惯；这种习惯对每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要是你是和天朝做买卖的，那么，在某个塞勒姆港的岸上设立个小小的账房也就够了。你可把本国出产的物品，全是些土产，许多的冰和松木，还有一些花岗石，由本地货轮装载输出。这都是些好生意。你对所有细枝末节，凡事都亲自监督；既是领港员和船长，又是业主与保险商；买进、卖出兼记账；阅读收到的每一封信；发出的信件全都亲自起草或过目；日夜监督进口商品的卸货工作；你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出现在海岸的许多地方；——水运装载最多的货物经常在泽西岸上卸货；充当你自己的电报机，不知疲倦地扫视着地平线，对那些沿着海岸线行驶的过境船只通报情况；坚持稳定地迅速发送商品，以供远地一个贪多务得的市场的需求；让自己消息灵通，知道各个市场的情况，了解各地战事与和平的前景，预测到贸易和文明的趋向——利用一切探险的成果，利用新航道和航海技术上一切改进的措施；——还要研究航海地图，各个暗礁、新的灯塔和浮标的位置应加查明，对数表要不断加以校正，因为由于某个计算人员的失误，船只常常会触礁破裂，无法抵达友好的码头——这里有着拉佩鲁兹的未被透露的命运；——还有那应齐步跟上的宇宙科学，要研究所有伟大的发现者和航海者，伟大的探险家和商人的生活，从汉诺和腓尼基人直至今天；总之，要时刻登记库存货物，这样你对自己的境况才会心中有数。这对一个人的能力来说是一种磨炼——其中牵涉到赢利和损失的问题，利息的问题，净重计算法的问题和各种估量，这都需要有广泛的知识。

我曾想到瓦尔登湖应该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不仅仅因为有铁路再加上可做冰块贸易；这里还提供了种种有利条件，把这类条件吐露出来恐非明智之举；这是一个优良的港口，也是一块好基础。这里没有像涅瓦河上那样的沼泽地需要去填充，虽然你必须到处去打桩奠基。据说一次涨潮加上西风，加上涅瓦河上的冰块，便会把圣彼得堡从大地的表面上席卷而去。

由于经营这种生意一开始就缺乏通常拥有的资本，所以很难揣测能在何处筹集到此类事业依然不可或缺的用品。至于衣服，这一下子就接触到问题的实质上去，我们购买衣服时总是喜欢新奇，重视人们的意见，而不注意衣服的真正实用性如何，让一个有工作做的人回想一下穿衣的目的吧：首先，是要保持生命必需的热量；其次，在当前这个社会状况下，是要把赤裸的身躯遮盖起来。他就可以作出判断：有多少必要的或重要的工作可以完成，而又不用给他的衣橱增添东西。帝王和皇后一套衣服只穿一次，尽管这衣服是由裁缝专门制作的。看来皇上陛下是无法尝到穿一套称身衣服那种舒适的感觉了。皇上陛下实际上无异于一架挂着清洁衣服的木头架，可我们的衣服却一天天更加和我们自己浑然一体，从而更具穿衣者的性格特征，以至我们舍不得将其弃置，正如对待自己的躯体那样，要弃之不顾，哪能没有依依不舍之情，哪能不求助于医疗器械的治疗，哪能没有黯然凝重之感。没有人会因为衣服上有个补丁便在我心目中降低了地位；可是我确信，通常人们更渴望穿上时髦的、最少也是干干净净没有补丁的衣服，而不问良心是否完美无缺。但是，即使衣服上的口子没有补好，暴露出来的最糟糕的缺点无非就是粗心大意吧。我有时用这样的方法来试验我的熟人——谁会穿上一条膝盖上有补丁或多了两条缝线的裤子呢？多数人好像都相信，如果这么做就会毁掉一生的前途。他们就是拖着一条跛腿蹒跚进城，也要比穿着一条破裤更好受些。要是一位绅士的腿意外受伤，总有办法使之好转痊愈，可是如果同样的意外把他的裤脚管弄破，那可就无救了，因为他考虑的不是什么东西真正值得尊敬，而是什么东西受到了尊敬。我们认识的人并不多，可认识的衣服和裤子却很不少。你用最后一身行头去给稻草人打扮起来，你没有行头陪站在一旁，谁不立刻向稻草人致敬呢？前些日子我经过一片玉米地，靠近那根戴帽穿衣的木桩，我认出了那个农田的主人。他只是比我上次见到时稍为受到风吹日晒的侵蚀。我听说过有这么一条狗，它对凡是穿着衣服、走近主人房屋的任何一个陌生人都吠叫起来，可却很容易让一个光着身子的小偷弄得一声不叫。这里有个很有趣的问题：要是人们脱掉了衣服，他们相对的等级地位还能保持到什么程度？在这种情况下，你能否在一群文明人里面确切地说出哪些人属于最受尊敬的阶级？当法伊弗夫人从东向西作环球探险旅行走到俄罗斯的亚洲部分时，她说：前往会见地方当局时，她觉得自己应换掉旅行服装，因为她“现在身在一个文明国家里，这里是根据人的衣衫来评价人的”。甚至在我们民主的新英格兰各个城镇里，人们偶然拥有财富，并在衣着和设备上显露出来，就使得财富的占有者几乎无往而不受尊敬。但是，那些产生这种敬仰的人，数目很多，却都是些异教徒，所以应给他们派去个传教士。另外，凡是衣服就需缝纫，而缝纫却是一种你可称之为没完没了的工作；至少妇女的衣裳就是从来也做不完。一个终于找到工作做的人，并不需要穿上一套新衣去工作；对他来说，那套满是灰尘、不知在阁楼上放了多久的旧衣裳也就够了。一位英雄穿旧鞋的时间，要比他的仆从穿的时间更长些——要是英雄也有仆从的话；打赤脚要比穿鞋子的时间更长，英雄光着脚板走路也能适应。只有那些前往参加晚会和到议会厅去的人才非得穿上新衣不可，衣服经常变换，正像那里面的人经常变化一样。但如果我的外套和裤子、我的帽子和鞋子都适合于穿去向上帝做礼拜，那么它们便是合适的，难道不是吗？有谁曾看到他自己的旧衣服——他的外套破得分解成当初的原料，就是拿去送给哪个穷孩子也谈不上是一种施舍行为了呢？——说不定这个穷孩子还要拿去送给一个更穷的孩子，或者应该说是一个更富有的孩子，因为他能做到什么都不要便把日子打发过去。我说，要提防所有那些要求穿新衣而不要新穿衣人的企业。要是没有新人，新衣怎能合身？如果你面前摆着一份工作，你可以穿着旧衣裳去试试看。一切人所需要的不是去利用什么，而是去做什么，或更准确点说，去成为什么。也许，我们不应去谋求添新衣，不管旧衣裳已经变得多么破损、肮脏，就这样一路做下去、经营下去，或航行下去，直到自己觉得像是新人穿旧衣，并且觉得，保持这种情况像是旧瓶装新酒一样。我们去旧迎新的时刻，正如禽类换羽毛的季节，必然是生命中一个重大的关键时刻。潜鸟隐藏到偏僻的池塘去换毛。蛇也是这样蜕皮，毛虫也这样脱壳，全都是由于体内机能的运作和扩张造成的；因为衣服无非是我们披在最外面的一层护膜，也是一番尘世的烦恼。不然的话我们将发现自己是在虚伪的幌子下扬帆前进，不可避免地最终要被自己和人类的意见所唾弃。

我们一件接一件穿上衣服，好像我们是一些外生植物，要依靠外加的东西来生长似的。穿在外面的常常是薄而花哨的衣服，无非是一层表皮或假皮，它并不分享我们的生命，这里那里剥下来也不会有致命的损害；经常穿的较厚的衣服，是我们的包壁或皮层，而衬衣则是我们的韧皮或真树皮，这层皮一旦给剥掉便不能不留下伤痕，从而给人造成损害。我相信，所有的种族在某些季节里都会穿着相当于衬衫的东西。一个人最好应穿得非常简单，使得他在黑暗中能一伸手便摸到身体，同时最好在各方面生活得十分紧凑，做好准备，如果敌人占领了城市，他也能像古代那个哲学家，空手不慌不忙地走出城门。一件厚衣服在多数情况下顶得上三件薄衣服，而便宜的衣服也能以顾客感到合适的价钱买到；一件厚上衣花5元钱即可买到，一穿就是几年，厚裤一条2元钱，牛皮长统靴1元5角一双，夏天帽子一顶2角5分，而冬天的帽子则为6角2分半，或者自己在家里做一顶更好的帽子，价钱微不足道，一个人穿上这么一套他自己赚来的衣服，哪里能穷到无法找到些聪明人来向他表示敬意呢？

当我要定做一件特别款式的衣服时，那位女裁缝用一派认真的神情告诉我说：“时下人家都不做这种款式了。”说时并不加重“人家”一词的语气，仿佛她是在引证命运之神那样非人的权威，于是我发现我想要做的款式难以做成，原因无非是她不敢相信我说的是真的，不相信我如此轻率。当我听到这种神谕般的词句时，顷刻间我堕入了沉思之中，暗自把每个词分别加以重读，以便抓住其确切的意义，弄清楚“人家”和“我”有多大程度的血缘关系，以及人家在这件对我有如此密切影响的事情上拥有什么权威。最后，我颇想用同样神秘的方式来回答她，也不对“人家”一词加重语气——“的确，人家近来不曾做这种款式的衣服，不过现在人家又在做了。”要是她只量我的肩宽而不量我的性格，仿佛我只不过是一根挂衣服的钉子，那么这样给我量身又有什么用处呢？我们崇拜的不是美惠三女神，也不是命运三女神，而是时髦女神。她权威十足地纺纱、编织和剪裁。巴黎的猴王戴上了一顶旅行帽，美国所有的猴子便全都来学样。我有时感到绝望，在这个世界上要借助于人们的力量去办成几件简单而朴实的事，简直是不可能的。他们首先必须用一架强力压榨机压过去，把脑子里各种旧观念挤出来，压得他们无法立刻站起来走动，然后那里面还会有个人脑子里怀着那么一条蛆虫，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放进去、孵出来的，甚至连火也消灭不了，你的气力都白花了。不管怎样，我们不会忘记，有一种埃及小麦据说是由一个木乃伊流传到我们手里的。

总的说来，我认为不能说在这个国家或其他任何国家，衣服已经上升到艺术那样的崇高地位。目前，人们总是能弄到什么就穿什么。他们像失事船只上的水手一样，在海滩上能找到什么就穿上什么，并隔了一点距离，不管是空间还是时间的距离，互相嘲笑着对方的装束服饰。每一代人都在嘲笑老式样，可又虔诚地追求新式样。我们一见到亨利八世或伊丽莎白女王的装束便给逗乐了，仿佛这是食人岛上的大王和王后的装束似的。一切服装一旦不穿在人身上便会显得可怜或古怪。只有穿衣者眼神严肃，生活真诚才能抑制住笑声，使任何人的装束受到尊重。一个穿着五颜六色补丁衣服的丑角突然一阵腹痛发作，他的服装也便带有这股腹痛的味道。当士兵被炮弹击中时，破旧的衣服也形同君王的紫袍。

男男女女对衣服新式样的这种既幼稚又原始的爱好，使多少人为之心神不定，眯着眼睛看万花筒，指望可以发现这一代人今天所需要的图案。制造商都懂得，这种爱好完全是反复无常的。两种式样的不同之处，无非是某种颜色的线多了或少了几根，一种式样会很快销售出去，而另一种式样则摆在架上无人过问，然而经常出现这种情况：过了一个季节，后者又变成了最时髦的式样。对比之下，文身算不得是所谓的丑陋风俗。不能仅仅因为刺花是在皮肤上，无法改变，就说它野蛮。

我不能相信，我们的工厂体系是为人们提供衣着的最好方式。技工们的情况正日益变得像英国技工的情况，这也难怪，因为就我所听到或注意到的情况而言，公司的主要目标不是为了使人类穿得更好更实在，而毫无疑问的是为了公司自身赚钱。从长远来看，人们只能击中自己所瞄准的目标。因此，尽管一时难免会遭到失败，他们最好还是瞄准更高的目标。

至于住所，我不否认，现在这是一种生活必需品，尽管有很多实例说明，人们在比这儿更寒冷的国度里可以长期无需住所而照样生活。塞缪尔·莱恩说：“拉普兰人穿着皮衣，头上和肩上罩着个皮袋，一夜接一夜睡在雪地上——那种寒气凛冽的程度足使一个穿着任何毛衣露宿在外的人丧命。”他曾见到他们这样睡着。不过，他接着又说：“他们并不比其他的人更结实。”但也许人类生活在地球上不久便发现住在一幢屋子里的方便，家的舒适，这话最初可能更多指房屋令人称心满意，而不是指家庭；然而在有些地方，房屋一词在我们的脑子里主要和冬天或雨季联系在一起，而一年有2／3的时间只靠一把遮阳伞也就够了，所以，房屋令人称心满意的说法在那里是片面的，并非经常如此。夏天，在我们这种气候带，以前几乎就只要夜里有块遮身之物。在印第安人的记录里面，一间棚屋也就是一日路程的象征，而在一棵树的树皮上刻下或画上一排棚屋，则意味着他们曾宿营那么多次。人类没有与生俱来的巨大而强健的四肢，所以他必须设法缩小他的世界，找一个适合于他的空间用墙给围起来。人类起初全都赤身裸体，生活在户外；但是，尽管在白天天气晴朗暖和时都很愉快，可是一到雨季和冬天（更不必说在炎炎烈日之下），人类要不是赶紧让自己有个栖身之所，说不定他的种族在萌芽阶段就给消灭掉了。根据传说，亚当和夏娃在穿上衣服之前就先用树荫为亭了。人类需要有个家，也就是一块温暖或舒适的地方，首先是身体上的温暖，随之而来的是感情上的温暖。

我们可以想象，当人类正处于摇篮时期，有些富有进取心的人爬进一个岩洞去寻求掩蔽。每个小孩都在某种程度上重演人类对世界的体验，他喜欢呆在户外，甚至在湿雨和寒冷的天气里也如此。小孩出于本能，扮着过家家的游戏，还有骑竹马的游戏。谁不想起自己年轻时看着倾斜的岩石或任何通往洞穴之路而兴致盎然的情景？这是我们原始时代的祖先心中那份天然情怀至今留在我们身上。我们从住洞穴进展到用棕榈叶、用树皮树枝、用亚麻织物、用草皮和稻草、用木板和木瓦、用石头和瓦片做屋顶的房子。最后，我们终于不知道生活在露天是个什么样子，生活家居化的程度比我们想得更大。从壁炉边到旷野是一段很大的距离。要是我们更多的白昼的黑夜都与天体之间毫无障碍，要是诗人不是在屋脊下滔滔说那么多，要是圣人不在屋子里住那么久，那也许就好了。鸟儿不在山洞里唱歌，鸽子也不在鸽棚里爱护它们的纯真。

然而，要是一个人打算建造一所住宅，他就应该发挥点新英格兰人的机智，免得到头来发现自己住的是一座劳教所，一个没有路标的迷宫，一座博物馆，一个救济院，一所监狱，或一座壮丽的陵墓。首先请想想看：怎样微小的遮身之所是绝对必要的？我曾见到过佩诺布斯科特河流域的印第安人，就在这个城镇里，住在用薄棉布制成的帐篷里，周围的雪差不多有一英尺深，我那时在想，要是雪积得更深能挡住风，他们一定会很高兴。怎样去正直地谋生，而又给自己留下追求正当目标的自由？在以前这是一个比现在还要令我苦恼的问题，因为不幸的是我现在变得有点麻木了。那时我时常在铁路旁见到一个大箱，6英尺长3英尺宽，工人夜里便把工具锁在里面，这件事给我一个启示：每个度日维艰的人都可以用一元钱买到一个箱子，接着他可以给箱子钻几个孔，至少让空气能够进去，这一来，下雨天和夜晚他可以躲进里面，把盖子盖上，这样他便可以自由地爱他之所爱，他的心灵也得到了自由。这并不是什么特坏的事，同时无论如何也不是一种可鄙的选择。你喜欢不睡觉坐到多晚就坐到多晚，而当你起身往外走时，也不会有个大房东或二房东盯住你要租金。多少人为了给一个更大更豪华的箱子付租金而被折磨到死，可他要是住在像这样的一个箱子里是不会冻死的。我绝不是在说笑话。经济学是一门可视之如鸿毛、却不容置之不理的学科。以前在这里造过一幢舒适的房子，里面住着一些粗鲁强壮、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户外的人，这幢房子几乎全是用自然界提供的那种随手可得的原料盖成的。马萨诸塞殖民地印第安人的总管古金于1674年写道：“他们最好的屋子遮盖得十分整齐，既牢固又温暖，用的是汁液旺盛季节从树干上脱落下来的树皮，并在树皮还呈绿色时，用沉重的木料把它们压成大块的薄片。较简陋的房屋则用灯心草之类编成的席子遮盖，也还算紧密、温暖，不过没有前面所说的房屋那么好……我见过一些房屋，计有60或100英尺长，30英尺宽……我常在他们的棚屋里寄宿，觉得跟英国最好的房屋一样暖和。”他又说，这些房屋通常都铺着或在墙上挂着精制的绣花席，并备有各种用具。印第安人已经进展到这样的程度：在屋顶的通风口悬挂着一张席子，用一根绳子来拉动，便可调节通风效果。这样的棚屋当初最多花上一两天的功夫即可盖成，用上几小时便可拆掉再重新搭起来；每个家族都拥有一幢棚屋或其中的一个隔间。

在野蛮原始时期，每个家族都拥有一幢相当于最佳的蔽身之所，这个处所足以满足其粗犷而单纯的需要；但我认为，我一点也不过分地说：尽管空中的飞鸟有自己的巢，狐狸有自己的洞，野蛮人有自己的棚屋，可是在现代的文明社会里拥有房屋的家庭不过半数。在一些文明特别发达的大城镇里面，拥有房屋的人数只占一小部分。其余的人每年都得付出一笔税金，使自己有这么一件在夏日与冬天都已必不可少的外衣，这笔税金本来足以买下一整片印第安人的棚屋，可现在却造成他们一世贫穷。我无意硬说租屋较之买屋不利，不过显而易见的是，野蛮人之所以拥有自己的住所，是因为花钱极少，而文明人之所以租屋，通常则因为他买不起房；而从长远看来，他付了租金也未必就轻松些。可是，有人出来说，那个贫穷的文明人只靠着付出这笔租金，便可获得一幢住所，而这住所和野蛮人的棚屋比起来简直就是宫殿。他每年只需付出一笔25元到100元的租金（这是乡间价格），便可得到那些经过世代不断改进才得来的实惠，宽敞的套房、干净的涂料和墙纸、拉姆福德壁炉、内抹灰泥的墙面、软百叶窗、铜质抽水机、弹簧锁、宽敞的地窖以及其他很多东西。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被认为享有这些东西的人，通常总是文明而“贫”，而不拥有这些东西的野蛮人却野蛮而富？如果确认文明是人类的状况的真正进步（我也作如是观，尽管只有智者才能用好有利的条件），那么就必须证明：文明造出了更好的住所而又没有提高其价格；而一件物品的价格，我拟称之为需要为它付出的“生命”，不论是立即付出还是最终付出。这个地区的普通房屋大概价钱为800元一幢，要积蓄这么一笔钱，需要花上一个劳动者10年到15年的生命，即使他并没有家庭的拖累。——这是根据一个人劳动的货币价值一天一元钱来计算的，因为有的人收入虽多于此数，另一些人却少于此数。因此，通常他必须花掉半辈子的生命才能获得他那间棚屋。假定他是租屋住的，那也无非是从两害之间作了个可疑的选择。难道野蛮人会根据这样的条件，拿他的棚屋去换一座皇宫？

人们会猜测我把拥有这种多余的房地产的全部好处，就个人而论，主要归之于可支付办丧事所需的费用。不过，一个人也许不必埋葬自己。可是，这件事却表明了文明人与野蛮人的重大区别所在；毫无疑问，他们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而花费这个心机的，他们把文明人的生活变成了一套制度，个人的生活在很大的程度上被其吸纳，目的是要维护种族的生活并使之更加完善。但我要指出，现在获得这种好处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与此同时，我还要指出，我们本来完全可以一无所失而得到所有这种好处。你说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或者父亲吃了酸葡萄，孩子的牙也酸倒了，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们在以色列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因由。”

“看哪，世人都是属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

我想到我的邻居，康科德的农夫，他们至少也和别的阶级一样富裕，我发现他们中大部分人辛苦劳作长达20年、30年或40年之久，为了成为其农场的真正主人，这些农场通常是他们带有抵押权而继承下来的，或者是用借来的钱买下的——所以我们可以把1／3的这种苦活视为他们房屋的代价。通常他们还没有付清购房屋的款项。的确，那种抵押权有时超过了农场的价值，结果农场本身变成了一个大累赘，可是依然发现有那么一个人继承它，据他说是因为对它十分熟悉。我在向估税员询问情况时，惊异地发现：他们竟然无法一下说出十来个在这城里清清爽爽完全拥有自己农场的人来。若想要了解这些家宅的历史，你可以到银行询问房产被抵押的情况。那种确实用劳动还清了自己的农场债务的人，为数微乎其微，每个邻居都能把他指出来。我看康科德里面未必能找出三个这样的人。据说商人中大多数人，几乎100人之中有97人都肯定要失败，对农民来说也如此。不过，关于商人，有一个倒说得很中肯：商人大部分的失败都不是真正金钱方面的失败，而只是没有履行诺言，因为不方便；也就是说，信用道德垮掉了。但这使问题更加糟糕透顶，此外，还令人想到说不定百人中的那3个人也无法拯救自己的灵魂，比起那些失败得堂堂正正的人来，可能是一种更糟糕意义上的破产。破产和拒付债务是一条条跳板，我们的文明大多就从这里一次一次跳起来翻筋斗表演的，可是野蛮人却一直站在饥饿这块没有弹性的厚木板上。然而米德尔塞克斯耕牛展览会却每年在这里辉煌举行，好像农业机器的所有联结都很顺畅。

农夫一直在努力解决生活问题，可是用的办法却比问题本身更加复杂。为了获得他的小额资本，农夫做起牲畜投机买卖来。他用十分完善的技艺安设细弹簧陷阱，企图借此捕捉到舒适和独立自由，当他要走开时，自己的一条腿却掉进了陷阱。这就是他过穷日子的原因；由于相类似的原因，我们全都是贫困的，比不上野蛮人有上千种安逸的乐趣，尽管我们四周到处都是奢侈品。查普曼唱得好：

“这虚伪的人类社会——

为了尘世的伟大

把天上的欢乐淡化得无影无踪”。

农夫占有了他的房屋，并不因此更富，反而是更穷了，因为房屋占有了他。据我理解，这正是莫摩斯针对密涅瓦建造的那幢房屋而提出来的精辟意见。莫摩斯说：她“没有建造出一幢可以移动的房屋，可移动才能避免和坏邻居凑在一起”；这个意见如今仍然可以提出来，因为我们的房屋是如此笨重的财产，我们不是住进去而是被关进去；至于那个应该避开的坏邻居则是我们卑鄙的自我。在这个城市里，我认识至少一两个家庭，他们在几乎一代人的时间里，曾一直想要把城郊的房屋卖掉，搬到乡村去，可始终未能实行，要获得彻底解放，只能是死而后已了。

即使多数人最后终于能拥有或租赁一幢现代的房屋，里面有更臻于完美的装修，可是，文明虽使我们的住房得到改进，却未曾使居住者也同样得到改进。文明创造了宫殿，可要创造出贵族和国王就不那么容易。要是文明人所追求的不比野蛮人更有价值，要是他把一生的大半时间仅用于求得粗俗的必需品和享受，那他为什么非得比野蛮人住得更好呢？

另一方面，那贫穷的少数人又过得怎样呢？大概你会发现这样的情况：一些人的外部境况被置于野蛮人之上越高，另一些人也就与此成比例地被贬得越低。一个阶级的奢侈是由另一个阶级的贫困来维持平衡的。一边是宫殿，另一边就是贫民所和“默默无言的穷人”。千千万万建造法老陵墓金字塔的人，吃的是大蒜头，死的时候很可能都没有像样埋葬。做完了皇宫飞檐的石工，夜晚可能回到一间比棚屋还不如的小屋子里去过夜。如果认为在一个随处存在着文明迹象的国家里，相当大一部分居民的境况不会像野蛮人那样卑微，那可就错了。我指的是那些变得卑微的穷人，现在没说那些变得卑微的富人。要了解这件事，我不必往更远处看，只需看一下铁路附近到处可见的那些简陋小屋就行，铁路，这是文明改进的最新成果。我每天散步时在那里见到一些人住在肮脏的房子里，整个冬天不关门，好让光线照进去，也没有见到任何供取暖用的木材堆，经常连想象都想象不出。老人和青年人由于怕冷加上疼痛而习惯于缩成一团，体态变成了老是蜷缩起来的样子，四肢及其官能的发展也因而受阻。自然应该看看这个阶级的生活状况，正是由于他们的辛勤劳动，那些显现出这一代人特色的工程才得以完成。在英国这个世界大作坊里，各种类型的技工的情况多少也是这样。我也可以跟你说说爱尔兰的情况，这个地方在地图上标明是白种人地区或开明地区。让我们把爱尔兰民族的身体状况跟北美洲印第安人或南太平洋上的岛民或尚未因接触文明人而衰退的野蛮人种族作一对比。我不怀疑该民族的统治者和一般文明人的统治者一样聪明，他们的状况只是证明：卑劣可能与文明并存。现在我无需去提及那些生产出本国主要出口品的南方各州的劳动者，他们本身就是南方的主要产品。我要谈的只限于那些据认为是处于中等境况的人。

大多数人似乎不曾考虑过一幢房屋意味着什么，他们确实是穷了一辈子（尽管并不必如此），因为他们认为必须像邻居那样拥有一幢房屋。好像一个人必须穿上裁缝给他剪裁的衣服，或者，慢慢不再戴棕榈叶帽或土拨鼠皮帽，便埋怨起度日维艰，因为他买不起一顶王冠！人们完全有可能创造出比现在更加舒适、更加豪华的房屋，不过大家都承认付不起这笔钱。我们是否要不断求得更多这类东西，而不是有时满足于少一点？我们尊敬的公民是否要用言传身教来严肃地教导青年人，要在死之前备好一些多余的亮胶鞋、雨伞，并为不存在的客人准备好一些空客房？为什么我们的家具不应像阿拉伯人或印第安人那样简单？当我想到那些我们奉为天上的使者，把天神的礼物带给人类的民族恩人时，我想不起有任何随从人员跟在他们后面，也想不起有整车时兴家具。如果要我认可说，我们的家具应该比阿拉伯人的家具更加复杂，使之与我们在道德上和智慧上的优越性更相配，那又会怎样呢？——那不是一种奇怪的认可吗？现在我们的房子堆满家具，弄得很脏，一个好的主妇宁愿把大部分时间扫进垃圾坑，而不愿让她的晨活摆着不做。晨活！在曙光女神的红霞和门农〗的音乐声中，人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晨活该是什么呢？我的桌子上本来有三块石灰石，但使我吓了一跳的是，我发现它们每天都要掸灰，可我脑子里家具上的灰尘还没有打扫干净呢，于是我带着厌恶的情感把它们丢出窗外。那么，我怎能拥有一间摆设着家具的房子呢？我宁愿坐在露天的地方，因为草地上没有积聚灰尘，除非人们已经在那里破土动工。

正是那些奢侈纵乐、放荡挥霍的人搞出了新花样，芸芸众生便亦步亦趋地紧跟其后。那些在所谓最豪华的旅馆过夜的旅游者很快就觉察到这一点，因为旅馆的老板们把他当成萨丹纳帕路斯，要是他听凭他们去奉承摆布，无须多久便会弄得男子汉气概荡然无存。我想起在火车车厢里，我们往往更多地把钱花在享受奢侈而不那么关注安全与方便，车厢还没有达到安全与方便，恐怕就变成了一个现代客厅，里面有长沙发、土耳其垫脚凳、百叶窗，还有其他上百种东方的物品，我们把这些东西带到西方，它们原是为天朝的六宫粉黛和弱不禁风者而创造的，约拿单要是听到这些东西的名称都会觉得羞耻。我宁愿坐在一个南瓜上，一人独占，而不愿坐在天鹅绒的垫子上，你挤我，我挤你。我宁愿坐上一辆牛车，在人间世上随意漫游，而不愿坐游览火车的高级车厢上天堂，一路上呼吸着乌烟瘴气。

原始时代人类生活那种简单朴素和不加掩饰至少具有这种好处：它让人类依然是大自然中的一个过客。当他吃饱睡足，精神抖擞起来时，就又打算重新上路了。可以说，他住在天地之间的帐篷下，不是穿过山谷，便是越过平原，或登上山巅。可是，你瞧！人类已经变成他们工具的工具。往日饥饿时便自己去采摘果实的人，如今变成了农民；而以前待在树荫下寻求遮蔽的人如今变成了管家。我们现在再也不宿营过夜，而是结庐在人境，再不念穹苍。我们接受了基督教，仅仅把它当成是一种农业的改良方法。我们已经为这个世界建造了家庭宅第，为来世建造了家庭坟墓。最好的艺术品是表现人类力图从这种状况下解放出来但是我们的艺术效果只不过使这种卑微的状况变得舒适些，而更高一层的境界却被置诸脑后。在这个村子里，美术作品的确无立足之地——就算有美术作品传到我们这里的话。因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房屋和街道，都不能为美术品提供适当的垫座。你找不到一根可以用来挂画的钉子，也找不到一个陈列架可以承受一位英雄或圣者的半身像。当我在思考我们的房屋是如何建造，如何花钱或不花钱，以及房屋的内部经济是如何安排和保持时，我感到奇怪的是，当一位来宾在赞美壁炉台上那些华而不实的装饰品时，地板并没有塌下去，让他掉进地窖里，掉到那块虽是泥土但却坚固可靠的地基上去。我不能不看到，这种所谓富裕和高雅的生活，无非是一种跳上去攫取的东西，我无法欣赏那些装饰生活的美术品，我的注意力全部在这个跳跃上面；因为我记得，人类肌肉所能达到的真正最高的跳高纪录，是由某些流浪的阿拉伯人创造的，据说他们从平地上跳过了25英尺。要是没有人造的东西支撑，一个人跳上那个高度之后，肯定还得再回到地面上来。我很想要向这种不适当产业的业主提出来的第一个问题是：是谁在支撑着你？你是不是97个失败者当中之一？还是那3个成功者之一？你得先回答我这两个问题，接着，也许我会来看看你那些花哨的小玩意，发现它们有装饰价值。马匹前头挂车子，既不美又无用。在我们能给房屋装配上美丽的物品之前，必须把墙壁剥干净，我们的生活也同样必须剥干净，而美好的家务管理和美好的生活必须作为基础。但须知，对美的品味大多是在户外培养起来的，而户外却没有房屋，也没有管家。

老约翰逊在他的《神奇的造化》中谈及本镇与他同时代的首批移民：“他们在山坡下面打地洞作为最初的栖息处所，把泥土高高地盖在木材上面，在最高的一边生起冒着浓烟的火来烘烤泥土。”他说他们“自己不营房造屋，直至老天爷赐福，让土地长出庄稼来养活他们时为止”。头一年的庄稼收成寥寥无几，使得“他们迫不得已在漫长的一季里吃很薄的面包。”1650年，新尼德兰秘书长用荷兰文给想要在那里经营土地的人传递信息时阐述得格外详细，他说：“那些在新尼德兰，尤其是在新英格兰的人，初时是无法按照自己的愿望去建造农舍的，他们在地里挖一个四四方方的坑，样子像个地窖，六七英尺深，长度和宽度酌情而定，然后用木板把土坑的四壁围起来，再用树皮或别的东西把木板蒙住，以防泥土坍陷；他们给这个地窖铺上厚木板，顶部盖上天花板，搭起一个用圆木做成的屋顶，再用树皮或绿草皮盖在上面，这一来，他们全家便可在这些干燥而暖和的屋子里住上两年、三年、四年；不言而喻，屋子里有一些隔间，视家庭的大小而定。新英格兰在殖民初期，那些富裕的显贵开头盖的正是这种样式的住房，原因有二：首先是为了不在建筑上浪费时间，并使下一个季节不至于缺少粮食；其次是为了使他们从祖国大批招来的贫困劳工不至于气馁。在三四年的期间里，农村已适于经营农业，于是他们便给自己建造漂亮的房屋，花上几千元钱。”

我们的祖先在那儿所采取的办法，至少显示出一种审慎态度，仿佛他们的原则是首先要满足那些更迫切的需求。可是，那些更迫切的需求现在是否得到满足了呢？当我想到要为自己求得一幢当今那种豪华的住宅时，我便感到心灰意冷，因为可以说，这片国土尚适应不了人类文化的种植，我们仍然不得不把精神面包削薄，削得比我们祖先做的全麦粉面包还要薄得多。这不是说所有的建筑物的装饰都可被忽视，哪怕是在最原始的时代。我的意思是让我们的房屋从一开始就从内部美丽起来，从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地方开始，就像贝壳的内壁那样，而不是外在堆砌的美。可是，哎呀呀！我曾经走进一两幢房屋，知道它们内部是个什么样子。

尽管今天我们还没有退化到住在山洞或棚屋里，或穿上兽皮就绝对活不了，但是，对人类的发明和工业所提供的种种好处，虽然要用高昂的代价才能得到，仍以接受为佳。在这样的地区里，木板和木瓦、石灰和砖头都较便宜，而且与适于居住的山洞、整块圆木、大量的树皮甚至回火黏土或平整石板比起来，也更易得到。我对这件事言之成理，因为我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熟识此事。只须略增智慧，我们便能应用这些材料使我们比当今最富有的人更加富裕，并使我们的文明成为一种祝福。文明人也就是一种更有经验、更加聪明的野蛮人。不过，还是让我赶快来进行我自己的试验吧。

1845年临近3月底，我借来一把斧头，走进瓦尔登湖旁的森林，到最靠近我打算造房子的地点，开始把一些笔直高耸的年轻白松砍倒当木材用。着手做事时不借用点东西是很困难的，不过这也许是一种最慷慨的做法，可以让你的伙伴对你的事业感兴趣。斧头的主人把斧借给我时说：这是他最珍爱的东西；但我还给他时，斧头比我借用时更加锋利。我劳动的地方是一片令人愉快的山坡，处处松木，透过松树我望见湖水和林中一小片开阔地，上面生长着细嫩的松木和山胡桃木。湖中的冰还没有消，尽管已出现几处化冰的地方，呈暗黑色，水面溶溶。我在那里劳动的那几天，还下过几场小雪；但大部分时间当我出来爬上铁路线往家走时，路边的黄沙堆一直向前伸展，在一片雾蒙蒙的气氛中闪烁，而铁轨则在春天的阳光下闪闪发光，我听见云雀和小鹟！还有其他的鸟儿已经来和我们一起迎接新的一年了。这是愉快的春日，在这些日子里，人们心情的冬天正和冻土一起解冻，而处于蛰伏状态的生命也开始舒展身躯。有一天，我的斧头柄掉落了，于是我砍下了一段青绿色的山胡桃木做楔子，用石头把它打进去，然后把整根斧头浸在湖水的深凹处，好让木头膨胀。我看见一条有条纹的蛇钻进水里，躺在湖底，显然没有什么不适之感，我在那边时它一直躺在那儿，也就是说有一刻多钟；也许这是因为它还没有完全从蛰伏状态中苏醒过来。据我看来，似乎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人类才停留在今天这种低级、原始的状态之中；但要是能感受到令万物复苏的春天力量的召唤，他们必然会上升到一种更高级、更加升华的生活中去。我曾经在霜晨的小径上见到一些蛇，它们的躯体有的部分还处于麻木僵硬的状态，等着太阳出来晒暖它们。4月1日下雨，冰融化了，这天一大清早，浓雾迷漫，我听见一只失群的孤雁在湖上徘徊，好像因迷途而哀鸣，也像是雾里的精灵。

我这样好几天继续伐木，砍削木料、还有门柱和椽木，全都用的是我这把窄斧头，我并没有那么多可宣告的或学者般的思想，我只是兴之所至，信口吟成——

人人都自称知道很多的事；

可你瞧！个个都已青云展翅，——

艺术和科学，

还有千般工具；

只有吹着的风

才是全部所知。

我把主要的木料劈成6英寸见方，大部分门柱只劈两侧，而椽木和地板用材则只劈一边，其余地方都留下树皮不动，这一来，它们同锯出来的木料一样直而且更加坚固。每根木头都小心地依据截口开了榫眼或劈出榫头，因为这时我已经借到了一些别的工具。我在林中待的时辰并不很长，但常常把牛油面包带去当午餐，中午阅读着包午餐的报纸，坐在我砍下来的青绿松树枝上，这给我的面包增添上一些香味，因为我的手上粘了一层厚厚的松脂。在我收工之前，我成了松树的朋友而不是敌人，尽管我砍倒了几棵松树，毕竟我对松树更加熟悉了。有时在林中漫步的人被我丁丁伐木斧声吸引过来，于是我们便隔着劈下来的木屑愉快地聊起天来。

因为我干活并不急于求成，而是讲究淋漓尽致，所以到了4月中旬，我的房屋的框架才做好，准备竖立起来了。我买下了在费奇伯格铁路上工作的爱尔兰人詹姆斯·柯林斯的棚屋，用来提供木板。柯林斯的棚屋据认为是很难得的好房子。我去看房子时他不在家。我在屋外附近走走，起先屋子里的人并没有觉察到，因为窗户又高又深。屋子的面积很小，尖屋顶，没有多少东西可看，污泥沙土在四周堆了5英尺高，像是一堆肥料。屋顶算是最完好的部分，虽说相当一部分被太阳晒得翘起来，变脆了。没有门槛，门板下面有一条可供家鸡随时进出的通道。柯林斯夫人走到门口，请我到里面去看看。鸡群因为我走近了纷纷跑进屋里。屋子里很黑，地板大部分都很脏，阴寒潮湿，摇摇颤颤，只有东一块木板，西一块木板，都经不起搬动。她点了一盏灯让我看屋顶和墙壁，看那片延伸到床下的地板，又提醒我不要走进地窖，那无非就是一个两英尺深的尘土洞。用她自己的话说，“顶上是好木板，四周也是好木板，还有一个好窗户”——原先是两个齐整的方块，只是近来猫儿从那里钻出来了。还有个火炉、一张床、一块可以坐的地方，一个在屋子里出生的婴孩，一把丝绸的女式遮阳伞，一面镀金框的镜子，一个簇新的咖啡豆研磨机，固是在一根小橡木上，这就是全部了。这笔买卖很快就成交，因为詹姆斯这时已经回来了。今天晚上我得付4元2角5分，而他则应于明早5时搬出去，不得在此期间把东西卖给任何人。6点钟时我就取得所有权了。他说，最好是抢在前头到这里，免得有人就地租和燃料提出某种不确定的完全无理的要求。他向我保证说，这是唯一的额外负担。6点钟时，我在路上和他一家擦肩而过。一个大包裹装着他们的全部家产——床、咖啡豆研磨机、镜子、母鸡，只少了一只猫，它逃进林子里变成了野猫，后来我听说它踩上了诱捕土拨鼠的夹子，到头来成了一只死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