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身世钩沉，张家旧事

河南项城秣陵镇阎楼是中原大地一个普通的村子，1898年2月12日，张伯驹就出生在这里，此时正是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其父张锦芳，当时只是一个乡间秀才。像有名望的人一样，许多写张伯驹的文章都称他“九岁能诗，人称神童”。这是他童年的事。人生童年的许多事情，有的只能留在记忆里，到了老年聊作谈资，淡淡的甜蜜的回味，有的会在一生中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张伯驹如果只是在一个乡村秀才家中成长，也许会功成名就，步入仕途，但会不会有贵公子的身份，会不会有他那风流倜傥、兴会跌宕的故事，那就很难说了。他以后所发生的一切，都和他的伯父张镇芳有关。张镇芳无子，张伯驹从小就做了他的过房儿。所以，伯父张镇芳就成了张伯驹的父亲，张伯驹对他的生父、生母就只能称叔叔、婶娘了。

在中国近代史上，张镇芳是值得关注的人物。他的父亲张恩周是个有学问的人，学识渊博而有文才，由于科举考试不利，未能入朝做官，在家设馆，亲自教镇芳、锦芳兄弟读书。光绪乙酉（1885年），二十二岁的镇芳与父亲同往参加秋试，到榜文发出，镇芳中了举人。光绪壬辰（1892年），二十九岁的张镇芳赴京会试，一举及第，取得进士。考中了进士，才能放官，初任翰林院编修，后又授职户部之事，在京城得与贤士大夫交游，除了学识的进步，也建立了广泛的社会关系。后因父、母先后去世，镇芳回原籍守丧。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岁在庚子，张镇芳守丧期满，返回京城，却遇上义和拳起事与八国联军大闹北京城，慈禧、光绪两宫仓惶西行逃难。张镇芳衣装破旧，未及更换官服，伴驾西行，听说溃兵受阻在卢沟桥，只好夹杂在难民中间，改道而行，一直走到衡水才有车马可乘，过洛阳，涉潼关，终于到达两宫行在所西安。次年事态平息，张镇芳又随从慈禧、光绪两宫返回京城，论功行赏，张镇芳被赏四品官衔。从此，张镇芳在清朝中树立了“忠君”的形象。

张伯驹在丛碧山房寓所花园留影（20世纪30年代）

以才能而论，张镇芳在户部期间，深得翁同龢、王文韶、鹿传霖的赏识，让他担任捐纳房银库管理的要职。“捐纳”的职务是负责花钱买官的事情，有钱的人家需要有一个官名作为庇护，通过捐资、纳粮，换取花翎，弄一个空头官衔，对他们来说就是花钱买官，而对“捐纳房”这个朝廷的机构来说就是卖官。“捐纳房”是一个肥缺。张镇芳在户部捐纳房管理银库收支，精通会计，善于理财，廉洁奉公，政绩不错，一时声名鹊起。

在管理捐纳银库的职务上，张镇芳虽然得到好评，但并没有请求外任之意。当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认为张镇芳老成而负有名望，专上奏折请准将张镇芳调往天津，任职北洋银元局，为其管理财务。移居天津后，六岁的张伯驹才由项城老家来到天津，和张镇芳生活在一起。张镇芳有父亲张恩周的文化背景，自己又是通过科举一步一步上升，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就可想而知，他那格物致知的处事原则、忠信礼义的道德规范，对张伯驹的成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张伯驹对父亲张镇芳是非常崇敬的。

张镇芳望子成龙心切，任河南总督时，将张伯驹带去开封，入河南陆军小学学习。张伯驹十八岁开始进入袁世凯兼团长的中央陆军混成模范团骑兵科，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活。

这事还是由给袁世凯拜年引起的。洪宪前岁元旦，张镇芳对张伯驹寄予厚望，要给他开辟一条道路来，就让他去给袁世凯拜年。那时袁世凯住在居仁堂，立在案前，张伯驹行跪拜礼。袁世凯把他扶起，问：“你几岁了？”答：“十八岁。”问：“你到府里当差好吧？”答：“正在模范团上学。”袁世凯说：“好好上学，毕了业就到府上来。回去代我问你父亲过年好。”张伯驹拜完年刚回到家，袁世凯赏赐的礼物就已到了，为金丝猴皮褥两副，狐皮、紫羔皮衣各一袭，书籍四部，食物四包。可是那一跪使张伯驹感到非常不是滋味。后来回忆这次给袁世凯拜年，颇有感慨地说：“那时年少，向不服人，经此一事，英气全消，不觉受牢笼之苦。”

陆军混成模范团，内分步、骑、炮、工、辎重及机关枪六科，其目的是为培育将才，训练亲信，实为培养“袁家军”服务。张伯驹为骑兵科学员。第一期学员考取前十名的，皆加卫侍武官衔。叨此隆遇，无不感激图报。第一期模范团，陈光任团副，学员举行毕业典礼，团副照例训话。陈不学无术，又好斯文，训话中有“你们要好好地干，将来你们都不堪设想啊”。把“不可限量”说成“不堪设想”，全团为之哗然。后将模范团编成一师，由陈率领任江西督军。陈极贪，值其寿日，广收贺礼，商会以赤金铸八仙一堂为祝贺，陈连连称好，后又说：“只可惜小一点。”张伯驹不堪忍受，即离开陈。后又在曹锟、吴佩孚、张作霖部下任职，厕身于官场，做到旅长。

张镇芳和袁世凯同为项城人，并有姻亲关系，他的姐姐嫁给袁世凯的哥哥袁世昌。张镇芳在张家男孩中排行居五，故袁世凯的子侄们对他都以“五舅”相称。张镇芳调任银元局会办后，复派永平七属盐务总办，为袁世凯理财，经他“钩稽釽析，经心核查，赢息倍增”，业绩显著。随后又经继袁世凯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兼管长芦盐政、山东巡抚的杨士骧奏请，调张镇芳任长芦盐运司主管。杨士骧在奏折中对张镇芳赞赏有加，称他“在户部供差已久，熟悉度支”，在办理银元局局务时，又能“规画精殚，实心任事，旋改捐道员。派令办理永平府属盐务，著有成效”。奏折中还称永平盐务“自道光年间，商倒引悬，改归官运，因循废弛，百弊丛生”，但自经镇芳管理后，“厘易弊端，杜绝滩私，护充销路，岁得余利十余万。四年统计，已成巨款。洵属苦志经营，有裨国计。数年前，臣在直隶藩司任内与之共事，即已深佩其才”。长芦滩、坨盐，曾先后为俄、法占据，虽设法以巨款赎回，但日本商人欲购滩盐，运往海参崴处销售，以图尝试，经张镇芳严词拒绝，得以保国家权利。杨士骧在奏折中还说：“当举行新政，百废待兴，款绌用繁，理财是亟，人才难得。”

看来，杨士骧在奏折中对张镇芳的赞扬，并非虚言，而且表明以下三点：一是张镇芳的确有才干，整顿有方，成绩斐然。二是他能毅然抵制俄、法、日等外国侵占我国资源，维护国家经济权益，爱国之心可见。三是他的整顿是顺应光绪皇帝革新的形势，有着积极意义。

张镇芳被委任长芦盐运使到任之后，给光绪皇帝写了一份感恩奏折，说：“查长芦为滨海要区，运司为鹾纲总汇，必须严除积弊，裕岁课以济时艰；更期广滩利源，通商情以培元气。镇芳才辁责重，深惧弗胜，惟有矢慎矢勤，悉心筹画，随时随事，竭力经营。因不敢操劳图功，亦不敢因循废事，以冀仰圣主高厚鸿慈于万一。”这份奏折类似今日官员的述职报告，写得不卑不亢，有理有节，表明了他的一腔正气和“心存君国”的责任感。诸种史料都表明，张镇芳的确是个理财有方的人物，清帝逊位前还曾经任命他为“度支部尚书”，掌管财政部。

不管怎么说，张镇芳节节上升，除了依靠自己的才干外，和袁世凯那一层姻亲关系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的起步是袁世凯直接推荐的。张镇芳任长芦盐运使时，袁世凯的政敌戴泽为管务大臣，是张镇芳的顶头上司，见张镇芳称之为“袁党”。张镇芳对曰：“不惟袁党，且是戚谊。”张镇芳《纪事诗》有“抗言直认层层党”句，就是写这件事的。

世人多以为袁世凯是一介武夫，不通文墨。对袁世凯颇有些了解的张伯驹则认为：“其实不然，项城能诗，大有曹阿瞒横槊之慨。”阿瞒即是曹操，横槊赋“月明星稀，乌鹊南飞”颇有英雄气概的诗句，张伯驹把袁世凯比做曹操，可见袁世凯在他心中的地位。戊戌变法，光绪任袁世凯为直隶按察史，特命以侍郎候补。这是谭嗣同为光绪皇帝出的主意，先赏后用。袁世凯接受任用之后，在《戊戌记略》中说，“无寸功受赏者，决不为福”。张伯驹评论曰：“项城早已知之，诚奸雄也。”在这里，张伯驹又一次把袁世凯和曹操相提并论，说明袁和曹有着同样的谋略。虽然如此，谭嗣同密见袁世凯，告知光绪要他率兵围颐和园，杀荣禄，并向他颁发了密诏。张伯驹说：“此事关系到项城一身之生死祸福！”他分析，袁世凯只有三条路可走，一将密诏搁置。但时间长了必然会泄露，对光绪则有不奉诏之罪，对那拉氏则有不告密之罪。二是依诏行事。但汉军及北京满军旗营是否听袁世凯的调动指挥？即使杀荣禄，封电报和铁路，如此大事，倘有外国使团得到消息，光绪是否会事先被害？三是告密。张伯驹认为袁世凯不管走哪一条路，“皆不能免罪”。袁世凯深思熟虑，并与所部将领密商，走上了第三条路：告密。卖帝卖友，举国同愤，袁世凯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

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把三岁的溥仪捧上皇帝的宝座，由醇亲王载沣摄政。袁世凯是载沣的政敌，所有职务都被免去了，遂于革职的当晚头戴红风帽，独坐包车，暗去天津，住英租界利顺德饭店。袁的属僚、时任直隶总督的杨士骧不敢去饭店和袁见面，命其儿子去见袁世凯，并赠银六万。张镇芳并不避嫌，前往饭店看望，劝袁世凯次日回京城，收拾残局后，速回老家彰德避避风头。张镇芳此时兼任粮饷局总办，有结余银三十万两未动，即将此钱赠予袁世凯，以为日后生活所用。对张镇芳的援助，袁世凯及其子、弟都铭记不忘。后来袁世凯第五个儿子克权说：“五舅极为可感，但洪宪时却不甚卖力。”

袁世凯军机大臣开缺后，先到辉县住了一阵子，然后才到彰德，居洹水之北、漳水之南，与曹操的铜雀台相邻。祸福莫测，遂静观时变，以诗抒怀，记其《冬日即目》有句云：“数点征鸿迷处所，一行猎马急归来。”张伯驹赞其诗“气象开阔”。

袁世凯到彰德安定之后，其长子克定也去了彰德。起程时，亲朋故旧无人敢给他送行，唯京剧演员姜妙香亲送克定至洹上村，住了几天才回北京。张伯驹敬佩姜妙香的义气，曾作诗以赞，曰：“离亭谁与送征鞍，胆怯心惊独去洹。惜别亲朋无一个，却教风义出伶官。”对姜妙香的戏品及人品，张伯驹都深为赞许。《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以下简称《补注》）中有一首诗曰：“演出红楼饰雪芹，将钗作弁亦风神。一生忠厚兼谦抑，赢得梨园号圣人。”该诗后注说：姜妙香早岁为青衣，后改小生，陪梅兰芳演戏，兰芳排演红楼剧，妙香饰宝玉，亦能表现其娇憨之气。妙香人极忠厚，且谦虚，不多言，梨园中称为“姜圣人”。张伯驹曾问其《雅观楼》，姜妙香回答说：“我此戏远不如程先生”，足见其谦抑风度。

张伯驹成长于风云激荡、诡谲多端的时代，英雄造时势，时局的发展随着袁世凯的升沉在变化。以张镇芳和袁世凯的关系，少年张伯驹即受到袁世凯的欣赏，和袁家子弟亦多有往来，所以对袁世凯的政治策略及作为，张伯驹亦多有了解。他此时虽然还没有直接陷身于政治漩涡，但也受到一些影响和磨炼。

1911年10月10日，清政府新军陆军第八旗兵变，引爆出武昌起义。北洋军是清政府唯一可以镇压起义的力量。但是北洋军和袁世凯的盘根错节的关系，使奕劻、那相、徐世昌都一致认为“非袁不能收拾局面”，要求起用袁世凯。

袁世凯虽东山再起，但迟迟不肯进京，指挥中心就设在彰德，袁世凯留张镇芳在彰德相助，总办后路粮台。袁世凯在彰德下令，命令冯国璋、段祺瑞率兵攻打武昌，镇压起义军。冯国璋一举攻下汉阳，清廷封冯国璋为一等男爵。此事引起袁克定的不满，破口大骂。袁世凯也看到了若冯军继续前进，对自己的处境不妙，随即电令冯国璋勒兵不动，不要过江，这就出现了南北议和的局面。

平定武昌起义，袁世凯功不可没，张伯驹所记：梁士诒向袁世凯建议，将来功高震主，祸福且不可测，不如乘此时机，改变国体，袁世凯决意敦促清帝逊位。

11月12日，袁世凯回到北京，任大总统，张伯驹见袁世凯诸子，乘双驾马车，着金色燕尾服，在新华门前摄影。新华门前临大街，往来行人车马较多，即筑一短墙以铁栏杆围着。诗人王闿运写了一副门联贴上，联语曰：“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上额为“新莽门”。讽刺袁世凯此举有点像汉末的王莽篡位。

辛亥革命发生，袁世凯又东山再起，开始以内阁总理大臣奏请张镇芳接替陈夔龙，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随后又改任河南督察。本想利用河南是袁世凯、张镇芳故乡的优势，按理说张镇芳到河南任职，效力家乡，应该受到家乡贤达名士的欢迎。可是事情恰恰相反，张镇芳赴任之初，曾遭到河南诸多团体抵制。省谘议局致电袁世凯，拒绝张镇芳赴豫。由于张镇芳的政治立场是忠于大清王朝，所以他走马上任后，果断起用了地方上有影响力的前清翰林、进士等保守势力，暂时稳定了局势。在孙中山“二次革命”时，开封发生了火药库爆炸事件，张镇芳为镇压肇事者，曾向参谋部、陆军总部致电要求派军增援，出动军警包围了革命派的报纸，捕杀该报社青年，引起舆论抨击。有的报道指责他“杀害无辜，不可计数”。开封《大中民报》刊发一组《哀江南》诗，其中一首写道：“堂堂贵戚临中州，亡国余威使人愁。大陆依然崇专制，共和若付水东流。”

大清已经灭亡，身为“贵戚”的张镇芳身上留着“亡国余威”即封建专制的威风，严厉打击革命派，稳定中州政局，人们自然会把他的行为和维护已经逊位的清室联系起来。本来是衣锦还乡，却落得如此声名狼藉，这是张镇芳没有想到的，也不能不使他感慨万千。所以在随后镇压白狼起义中，他实际采取了后退的态度。

白狼（真名白朗斋）是河南宝丰县大刘村人，在豫西一带以“杀富济贫”为号召聚众起义，遇上连年荒旱，“丐与盗满河南”，饥民纷纷聚集到白狼的旗帜下。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后，白狼起义军成为反袁的一支最强力量，提出“逐走袁世凯”、“建立完美政府”的口号。自1913年起，袁世凯调集二十万大军镇压白狼起义军，将围剿起义军的任务交给河南护军使雷震春，后以雷震春镇压不力为由，将其调离，张镇芳即呈请调赵倜为河南护军使。赵倜一到任，张镇芳就向袁世凯提出了辞职。张镇芳在致袁世凯的辞呈中写道：“镇芳素不知兵，致使到处伏莽，酿成流寇。军队疲于奔命，闾阎痛不聊生。即局外无言，早生愧赧。况教堂屡求保护，车站迭请维持，报纸之讥评，又不能事外逍遥。务乞简贤能，克期扫荡，借供驰驱。丰沛从龙，安能与萧、曹并论！”

张镇芳毕竟是个读书的人，让他管理财政，可以做得不错，要他用兵去镇压农民起义，就有些力不从心了。再说，在处理开封火药库纵火案时，已经承担了“滥杀青年”的不好名声，如今再去镇压农民起义，他就知难而退，采取退一步的办法，给袁世凯写了辞呈。当然，由于他和袁世凯有“渥荷之遇”的关系，这件辞呈写得很忠恳，用刘邦与萧何、曹参的典故，把袁世凯比作刘邦，把自己说成萧、曹，也算是给了袁世凯面子。此中还有更深一层的隐喻，袁世凯背叛了大清王朝，作为忠于清室的张镇芳感到不能再以自己的才智与忠心支持袁世凯了，不如辞去官职，一走了之。

袁世凯急于扑灭起义烈火，知道张镇芳辞职深层次的意思，也认为张镇芳不能再依靠了，于是顺水推舟，以张镇芳“近为中外攻击甚力”为由，撤去张镇芳的职务，另派陆军总长段祺瑞前往开封坐镇督战。而到达开封指挥“剿围”的段祺瑞，知道这次围剿起义军是烫手山芋，他想拉着张镇芳作个臂膀，因而致电袁世凯，要求留下张镇芳“会办剿抚事宜”，“以期和衷商议，共济时艰”。但张镇芳不干，以“面见大总统禀陈要事”为由，回北京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