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勘破政局乱象，解甲从商

张勋复辟大戏从开锣到谢幕，一共演了十二天。比第一次袁世凯复辟称帝戏的八十三天，短得太多。复辟失败后，张勋躲进荷兰使馆。直到1918年10月，复辟的事淡化了，新上任的总统徐世昌下令赦免了张勋，他才从荷兰使馆出来，买下小德张的旧宅，在永康胡同住了下来。然而，直、皖交恶，皖系指责直系跟张勋合作搞复辟，张勋再一次被卷入纷争。为避免麻烦，张勋于1920年搬往天津，做了寓公，直到1923年七十岁去世。

复辟之事虽为张勋引领，其实各派政治力量都参与进去了，都想得到一些利益，复辟失败后，各派代表人物却见机行事，抽身转舵而去。那些政客们所做出的忧国忧民的姿态，只不过是空吹花信而已，很快就消失了。

张勋入京后，大权独揽，自为内阁总理，与徐世昌、段祺瑞不协。徐世昌本来以为复辟成功后，自任内阁总理，希望以自己的女儿嫁给已经逊位的溥仪，于是会同曹汝霖去日本使馆探询对复辟的态度，日本人表示不支持，徐世昌遂采取退避的态度。段祺瑞在洪宪时倒袁，其羽扇人物徐树铮为日本留学生，已与日本人勾结。这样，在复辟的事情上，日本人对徐世昌表明不支持态度，而暗中又支持段祺瑞。张镇芳对所面临的形势看得很清楚，他认为张勋复辟失败后，徐、段的矛盾会加剧，北洋派的内讧和自己没有关系。

7月12日，张镇芳乘火车回天津，行至丰台，被北京卫戍司令段芝贵下令逮捕，遂解至铁狮子胡同陆军部羁押。张伯驹前往探望，张镇芳立场不改，仍表现出“世受君恩，忠于故主”的态度，认为恢复清朝，是他的责任，这样做是合天理顺人心的。雷震春则义愤填膺，谩骂那些签署赞成复辟的人，反而把自己人逮捕了。

张勋复辟失败后，段芝贵以讨逆军东路总司令兼任京畿卫戍总司令。吴鼎昌这时任天津造币厂厂长，他同段芝贵、段永彬、王郅隆都是赌友，由王建议，段派吴鼎昌接收了盐业银行。

在这里，必须要把张镇芳、张伯驹父子和盐业银行的关系作一交待。

以其职业身份而论，张伯驹是银行家。他的前半生，与银行共兴衰，随着银行之兴而兴，也随着银行之衰而衰。他曾著有《北方四银行》一文，道其张家与银行的关系：

清末，山西大德通票号，自京都到黄河流域各省，皆其经营范围。庆亲王奕劻当国，极贪婪，公然卖官纳贿，而大德通常为过手人。又如各外省候补官，一经挂牌任知州县，票号立即送去折子，可在票号支钱，则到任后所刮地皮之钱，当然存于其号矣。所以，大德通票号声势浩大，手眼通天。至民国后，有中国银行及交通银行，更有外国银行，大德通始渐衰替，后遂收庄。南方商业银行已有浙江兴业银行，后成为浙江财阀，而北方则无商业银行。袁世凯任总统时，先君建议创办官商合办银行，由财政部及私人各出资一百万元，名盐业银行。因袁任直隶总督时，先君任长芦盐运使，对于盐务熟谙，由银行经营盐税，与盐商存放款，有固定来源去路。袁批准办理，时财政总长为周自齐，以盐税为财政部主要收入，如由银行经营，财政部即不能独自掌握，乃拖延其事，仅由盐务署入股八万元以应命。袁殁后，官商合办之议作罢，遂成商业银行，由先君任总理，成立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四分行。北京行由岳乾斋任经理，为北方成立商业银行之创始。

“北四行”为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从张伯驹的文章中可知唯盐业银行和张家休戚相关。

1913年，梁士诒任代理财政总长时，就向国务院建议设立盐务实业银行，总股款为五百万元。当时的国库收入主要靠关务和盐务。张镇芳弃政从商，1915年，经袁世凯批准，盐业银行才正式开张，按照原来的拟议，总股款仍为五百万元，其中官股二百万元，私股三百万元。私股中张镇芳四十万元，倪嗣冲（皖系军阀）十万元，还有袁乃宽、那桐等人，多则八万元，少则二三万元，由于张镇芳占的比重最多，就由他担任盐业银行的经理。成立盐业银行的宗旨在于：经营盐业范围内的设备改良、汇兑、抵押、存放、收付等金融业务，面向各个盐运公司、盐业专卖局，并可发放债券，需要时呈明政府发行公债。张镇芳很有些雄心，开业时他在给财政部写的报告中说：“先行开办北京总行，其天津、上海两处，亦拟设立分行，赓续开幕。至各省繁盛之区，俟京、津、沪三行成立后，节次扩充，酌量添设。”他要使盐业银行在全国各地开花。

盐业银行由张镇芳任总经理，袁乃宽任协理，后来增加张勋为协理。此时，张勋任长江巡阅使、安徽督军。张镇芳与张勋私交甚厚，在忠于清朝的立场上，两人可谓志同道合。为拉张勋出任银行协理，张镇芳亲自起草专函，云：“现经公司议决，以张绍轩将军威信素隆，在行资本极厚，于行中各事尤能随时维持，公推为盐业银行协理，以资提挈而策进。”

在提请张勋任盐业银行协理这件事上，张镇芳和张勋演了一出双簧。股东会接到张镇芳的提议，稍经修改，向张勋发出了邀请函。张勋在复函中故作姿态地说：“公推协理一节，勋以治军在远，不获随诸公后一效微劳，膺此虚名。转无实际，抚衷循省，非所敢任。”笔锋一转又说：“若有须照拂之处，但使力量所及，必不辞也。”盐业银行股东会再致函张勋，说：“且行开幕至今，持恒进渐，稳健经营，匝岁以来，颇著成效，非赖我公遇事维持，曷克臻此！”张勋再复函同意任盐业银行如此再三，既表明了张镇芳与张勋的交易，也是张镇芳有意借重张勋在军政界的威望，为银行今后发展张翼。

盐业银行开业之际，袁世凯正在与日本交涉“二十一条”，之后，紧锣密鼓地上演了洪宪帝制的大戏。他把大量经费用于筹办洪宪帝制，登基大典筹备处就有四百余人，用度极其奢侈。据当时报纸所载，仅登基大典预算竟达五百九十余万银元。结果导致了护国运动的爆发。袁世凯只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就垮台了，是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皇帝。

张伯驹认为，张镇芳被捕，与段芝贵的打击报复有关；而大理院判以重刑，是和吴鼎昌觊觎张镇芳的盐业银行从中作弊有关。

段芝贵和段祺瑞是同乡，都是安徽合肥人，是皖系中的“两段”；段祺瑞被称为“老段”，段芝贵被称为“小段”。两人在政界声名不佳，尤其是段芝贵被视为政界“小人”。段芝贵和张镇芳是有金兰之交的把兄弟。段芝贵任天津南段巡警局总办，此时庆亲王奕劻长子载振到天津，演戏设宴，段芝贵招待特别殷勤。有女伶杨翠喜，载振特别欣赏。段芝贵把女伶买来献上，并附厚重的嫁奁。载振回京，言于其父，段遂由候补道一跃而署理黑龙江巡抚。御史江春霖劾奏，载振不敢纳，后将杨翠喜转嫁于天津某盐商。载振以查无实据免究，段芝贵以其他事被罢官，永不叙用。因之，张镇芳对这位盟弟很有些瞧不起。袁世凯当总统时，授段芝贵镇安将军兼奉天将军，总揽东三省军政。段为人上谄下骄，因而不得军心民意。张作霖为师长，对段芝贵并无好感，但因为是袁世凯委派，故而对他也是无可奈何。最后在张镇芳“可以撵之”、“总统方面由我去说”的建议下，乃派兵在上将军署布置军队，呐喊鸣枪，卫兵报告有兵变，段芝贵于次日狼狈入关。张镇芳遂向袁世凯力保张作霖继任，袁遂命张为奉天将军。后来段知晓此事，即衔恨于张镇芳。

在张镇芳判刑过程中，吴鼎昌、段芝贵到底起多大作用，目前还没有准确的史料依据，看来还是依据法律来判处的。按照由《大清新刑律》修改而成的《暂行新刑律》的规定：凡属“意图颠覆政府、僭窃土地及其他紊乱国宪而起暴动者”，为内乱犯罪，犯者首魁处死刑或无期徒刑，随从处二至四等有期徒刑。据其解释：“颠覆政府者，谓变中央之国权；僭窃土地者，谓占领境内全部或一部；紊乱国宪者，谓变更国家之成法。三者皆关系国家之存立，故为内乱罪。”

按照上述规定，犯“内乱罪”首魁可判死刑或无期徒刑。在本案中，首犯张勋逃到外国使馆，没有归案。张镇芳参加了复辟计划，并授予议政大臣的要职，以首魁之一论处，无不可。

依照《暂行新刑律》规定，经大理院审理，以“颠覆政府”罪判张镇芳死刑。

张镇芳移交大理院审理后，盐业银行北京行经理岳乾斋未经张本人及其家属同意，竟自代请汪有龄为律师。大理院院长是皖系姚震，检察长张孝簃和汪有龄、吴鼎昌、岳乾斋均系酒友，他们串通一气，判处张的死刑，又经汪辩护，改为无期徒刑。值得注意的是，开庭时旁听席上出现了当时司法总长林长民和参议院议长王家襄及议员胡石青等。事后律师出庭费十万元，但不要现款，而要盐业银行股票。

为了营救张镇芳，许多人为之奔走。这时张伯驹已经成年，在军队任职，积极参加了全过程。曹锟、张作霖、倪嗣冲等北洋不同派系的要人，都开展了积极活动，为赦免张镇芳互致电致函。在鲍贵卿复张作霖的电报中，可以看出形势之复杂。电报有言：“阁臣兄与雷、张同意法庭，因南方舆论激昂，故以令布，以免彼党藉口，将来必另有设法。请密汲族长及冯所部，切勿有所举动，转于阁臣不利。”

发电人鲍贵卿，时任陆军总长，之前任吉林督军，为张作霖部下。阁臣即冯德麟，因参与复辟被捕，移交法审判后，其部下不满而企图闹事。雷即雷震春，张即张镇芳，把他们三人交给法庭，是近于南方革命党“舆论激昂”，害怕给革命党留下口实，不得不采取缓兵之计，将来则设法开释。

又有段祺瑞部下的陆军中将徐占风写给徐树铮的一封信，为张镇芳求赦。徐树铮属皖系军阀，当时被认为是段祺瑞的灵魂。信中首先赞颂段芝贵讨伐复辟，说：“幸蒙芝老东山再起，力挽狂澜，共和再造，危而复安，同深庆幸”，接着为张镇芳讲了一大段好话，最后道出实意，说：“镇芳家私百万，如能罚金爰赎，免其一死，化无用为有用。”

倪嗣冲由蚌埠向总理王士珍、陆军总长段芝贵、陆军部次长田中玉发了电报，称：“馨庵（张镇芳字）文人，本在胁从圈治之列，况此毁家助赈至四十万元之多，金活灾黎数以万计，揆请古人赎刑之例，谅可法外施仁。”段芝贵批：“现正设法办理。”

各方营救张镇芳的过程，都有张伯驹在幕后操劳。幕前的营救措施，即是捐出了四十万元赈灾款，无疑对张镇芳获释是一个有利因素。

1917年京、津、直隶发大水，灾民多达五百万人。曾任过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的熊希龄倡议赈灾，国会讨论认为如果熊本人出来主持赈灾一事方可行。熊希龄从此开始了他后半生的慈善事业。熊希龄有意让张镇芳救灾减罪，张家遂以张伯驹的名义捐了巨款。凭借熊希龄的社会威望，和张家捐款赈灾这个正当理由，请求赦免张镇芳，无疑会起很大作用的。

张镇芳在1917年7月9日被捕，大理院于11月5日做出无期徒刑判处，判决后没有入狱，而是以养病为名，住进了医院。张镇芳在医院里住了一年多的时间，到年终又奉到批令发往“军前效力”，他同雷震春起程前往湖北报到。到了汉口，督军王占之在督军府设宴招待，住了三天。于1918年12月28日大总统徐世昌颁发了“暂行开释”令。就在释放张镇芳的同时，徐世昌还发布了对张勋的特赦令。和张镇芳同时被捕的雷震春，虽是安徽宿县人，但和皖系并不亲近，结果也被释放了。到此复辟一幕落下，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捐款营救张镇芳事，张伯驹回忆说：在张镇芳被押期间，他的同年老友王祖同为他奔走。这年秋，直隶省发生大水灾，熊希龄任近畿赈灾督办。熊访王商营救事，希望张拿出一部分捐款。王商之我们家属，就以我的名义，替父亲捐了四十万元。这笔款成为熊希龄创办收容灾区孤儿的香山慈幼院的基金。随后直奉战争爆发，皖系垮台，在黎元洪第二次任总统时，才由熊希龄呈请将捐款案结束，同时发表我（用张家骐名）以简任职存记任用，授予二级大嘉禾章，并在香山慈幼院建筑了一个“镇芳楼”作为纪念。

对雷震春这个人，张伯驹还是很敬佩，在《洪宪纪事诗补注》中记其事：

森严执法少连株，皖系中间是独夫。
有命一条钱没有，小儿还要喝糊涂。

雷震春，洪宪前后任军政执法法处长，人直率，任职时少所株连。籍安徽宿州，但与皖系不接近。张勋复辟之役，任陆军部尚书。复辟失败，与先父同去天津，至丰台被扣，押解陆军部，移军事法庭。裁判长为陆锦。询问时，雷甚倔强，曰：“你是陆军部侍郎，凡事都知道，问我何为？”后与先父同发往前敌效力了事。一日余往候，问在羁押时，段方是否意欲要钱，雷曰：“要命一条，要钱没有，还留着小儿喝糊涂哩！”河南、皖北一带，以面作粥，名曰糊涂。

雷震春的一席话，把宿县人的犟劲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了。

复辟失败，张镇芳被捕，盐业银行一时群龙无首，银行上层经紧急协商，推举没有股权的吴鼎昌为总经理。张伯驹在《北方四银行》一文中，对吴鼎昌作了介绍。

吴鼎昌，浙江人，其父清代在四川为官，又称四川人。日本留学的洋翰林，清末任职大清银行，入民国，依附熊希龄之研究系，后又倒入梁士诒之交通系，任北洋造币厂厂长。张镇芳支持张勋复辟失败后，羁押于陆军部，段芝贵乃派吴鼎昌接收盐业银行，为总经理。张镇芳移交大理院后，没经张家同意，北京行经理岳乾斋即延请律师汪有龄作辩护人，律师费则为盐业银行股票十二万元。张伯驹说：“律师费如此之巨，为前所未有，盖岳、吴上下齐手，乘危下石，为压缩先君之股权之做法也。”大理院检察长张孝簃，坚持判张镇芳死刑。汪辩护，改判无期徒刑。吴鼎昌又通告盐业银行各股东，凡认股尚未交款者，限于年终前交齐，否则由他人认股交款。其目的是在削弱张镇芳盐业银行股权。待张镇芳结案后，经朋友相劝，把款交足，保留股权。盐业银行成立董事会，吴鼎昌提议每年提三万元捐作经济研究费，此即办《大公报》资金。后《大公报》发展为吴鼎昌独资经营，其实是盐业银行之款。张镇芳在押时，张作霖曾事营救。后张镇芳在天津答谢时，谈及盐业银行事，张作霖甚为不平，即电致盐业银行质问。张伯驹去沈阳见张作霖，讲盐业银行经过，张作霖大为愤慨，乃买盐业银行股份五万，致电盐业银行总处，质问吴本非股东，何以任银行总经理，吴鼎昌得到这一消息，托北京行经理岳乾斋、副经理朱虞望求张勋出面调解，结果以张镇芳任盐业银行董事长了事。

张伯驹回忆：当董事长的好处，每年除股金红利外，另有一笔红利，可分到三万多元；监事人可分红利四五千元；董事每月车马费五十元，每年红利要分四五千元；但是总经理是吴鼎昌和北京行经理岳乾斋每年除股东红利外，还可分盈余红利，都在四五万左右，分红利多少当然要看年终结算盈余为定。这次谈判胜利，不但争回了被吴攘夺盐业的面子，出了这口气，而且又多得了红利，吴鼎昌从此对我们也比较客气了。这事父亲并不知道，我回到河南告之，他说我办得很好。直到1933年父亲去世，都是他担任董事长。

1921年，张伯驹仍在军队，任河南暂编第一师参谋。因捐款赈灾事，被授予二级大绶嘉禾勋章，以简任职分发山西，任山西督军署参议兼驻京代表，其职务已相当旅长。

张伯驹也一度向往那铁马金戈、碧血沙场的军旅生涯，颇有一番雄心。然而张伯驹在军界里看不惯彼此钩心斗角、相互倾轧、争权夺利的卑鄙行径，更厌恶上层人物在权贵面前奴颜婢膝，对百姓敲骨吸髓的恶行，不满军阀的腐败生活，不愿同旧军人混在一起。特别是经历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事件，使他看到了官场的险恶。1925年，张伯驹已近而立之年，毅然辞去一切实质的及挂名的差事，解甲归商，到父亲执掌的盐业银行当了一名常务董事兼总管理处总稽核。

张伯驹到盐业银行任职后，开始来往于京、津、沪分行间，视察业务和考核账目。但他不善理财，只是以“甩手掌柜”来应付。每忆及前一阶段军旅生活，多少有一些悔恨，说什么“秦关百二，悔觅封侯”。在另一阕《凄凉犯》词的小叙中说得更坦然：“壮岁入秦从戎，虽滥得勋赏，狗尾羊头，殊不抵画眉妆阁也。”真实地表现了他对往日的愧疚、轻蔑和厌倦之情。

血气方刚的张伯驹，经历了这样的人生第一坎，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走到诗词书画、氍毹歌声的艺术道路上。这既是他的天赋性情使然，更重要的也许是境遇变迁所致。